解放前，卷烟市场份额大部分被颐中(英美)占领，高级卷烟就是“白锡包”。新中国诞生后，生产自己最好的卷烟品牌这件事也就提到了议事日程。上海作为卷烟工业的发祥地，自然要担当起这一责任。
“中华”牌上市后一炮打响，从而使“白锡包”不再名列第一，而中华牌卷烟从此名居首位。
“中华”烟的研制
1951年，“中华牌”卷烟在中华二厂投入生产，1952年中华烟草公司并入上海烟草公司后，生产“中华牌”卷烟的任务就转给设备较先进的上烟二厂(即现在的上海卷烟厂)，掌握配方任务就由乐宗韶和朱尊权承担。以后朱尊权调入部属烟草工业研究室，则负责“中华牌”卷烟质量的任务又落在乐宗韶和刘崇阳身上。
“中华牌”卷烟原配方中所用美国烟叶比重较大，这些都是过去进口库存的陈烟，当时的情况(新中国成立)不可能继续进口美国烟叶，因而库存浙少，如何继续生产成为最主要和紧迫的问题。显然，以国产烟叶代替进口烟叶是唯一的出路。
为此，我们进一步研究各种进口烟叶的香味特征，并与国产各地方等级烟叶的香味品质作比较。研究认为，进口烟叶中部分香味属浓香型，这种烟叶基本可以用当时的上等许昌陈烟腰叶代替，供应量较充足，问题不大；另一类香味属清香型，部分云南烟叶与之较近似，可部分代替。此外，福建永定新发展的烤烟具有另一特征的清香，河南邓县的烤烟(当时称邓炕)也具有较独特的清香，问题是数量有限，只能少量使用。当时数量较足的山东和贵州的部分烤烟虽然清香烟味不甚突出，但可以起到协调烟香的作用。
利用这些烟叶的适当调配，结合选叶、退梗、人工发酵处理等技术措施，逐步减少了美国烟叶的用量，并一度实现了完全用国产烟叶生产“中华牌”卷烟，解决了原料的供应问题。
应当说明，当时“中华牌”卷烟的生产是作为一项政治任务的，公司领导对此十分重视。1954年食品工业部曾派工作组专门赴上海检查“中华牌”卷烟质量，规定“中华牌”卷烟配方如有较大的变动，必须经部里批准，并在原料供应等方面给予了政策上的大力支持。“中华牌”卷烟的产量虽然不大，但上烟公司和生产厂一直在不断努力改进质量，把它当作政治任务来完成，其政治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早期中华烟原料的采购
从上等烟叶中去挑选中华原料比例不大，当年一般仅10%左右，需要提供的数量很大。记得1980年烟叶减产，上等烟紧张，山东临沂地区有7包上等烟调到开封烟厂，省公司知道后，责成必须追回，调给上海，否则停止对开封一切调运，开封烟厂只得把7包烟叶用零担运往上海，说明了对上海调拨上等烟保证中华烟生产的严肃性。
生产“中华”烟最大的问题是原料，刚开始生产时，用的原料全是进口烟叶，后用国产烟叶替代，质量不够上乘。1954年，轻工业部食品工业管理局派出工作组到烟厂，就“中华”烟质量问题开展调研。在研究试制国产烟叶替代中，使用了许昌、山东、福建、贵州等烟叶(从一、二级烟叶中选把)。在计划经济的年代，中央规定，上述地区的一、二级烟叶全部调拨到上海，以确保“中华”烟的生产量。同时规定，“中华”烟配方由食品工业管理局管理，调整配方结构须得到批准。
由于“中华”烟原料数量较少，至八十年代每年产量一般在几千箱，不超过一万箱(根据原料数量而定)。大跃进年代，原料更是匮乏，国产陈烟叶供不应求，于是采用了人工发酵烟叶工艺技术，同时，开始人工挑叶(解把挑叶)。“文化大革命”前，烟叶由中央统一调拨，“文化大革命”中，原料供应发生困难，“中华”烟每年生产一些，但数量甚少。“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开始少量使用一些进口烟叶(美国、泰国、津巴布韦等)，但须每年向中央申请外汇额度。
在制丝工艺上，“中华”烟叶原料不在真空回潮机上加湿还潮，而打开烟包后在蒸叶车上加湿还潮，提高烟叶的还软性；在抽梗机上人工抽去烟梗后，烟梗降级使用于其他卷烟产品(在“中华”烟中不使用烟梗)。在卷烟工艺上，指定专用卷烟机，卷烟车速减慢(600～700支／分)，卷烟纸采用杭州华丰造纸厂生产的全麻卷烟纸，同时指定生产企业必须使用浙江剑桥麻。在包装工艺上，原先全部采用手工包装，后采用联合包装机包装卷烟，特殊规格仍采用手工包装(扁盒、听装等)。在当时设备、工艺等条件相对较差的情况下，靠“质量第一”的思想，道道工序严格把关，“中华”烟无论是内在质量还是外观质量，在全国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中华烟配方精益求精
“中华”牌始创于50年代初，它一问世就以优良的品质蜚声烟草界，由于当时全国保上海，上海保“中华”烟的形势和“中华”产量较少的事实，使得“中华”烟起初有充足的原料供应作保证，难度不在配方，而在于落后的生产设备和落后的生产工艺上。当时制丝车间对加工工艺参数的控制和掺和的均匀性成为了“中华”烟进一步发展的障碍。在当时的情况下，烟厂职工凭着高度的责任心和丰富的经验，确保了“中华”烟的内在质量。
“中华”牌卷烟的特殊性
中华烟价格是最高的
“中华”牌卷烟之所以享誉神州，是因为曾作为“国烟”被周总理在国宴上招待来自五大洲的贵宾。尤其是从50年代到80年代年期间，“中华”牌卷烟一直作为特供烟，主要供应对象是驻外使领馆和来华外宾，当时产量一直偏低，无法在市场上销售，这就使“中华”牌卷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文革期间，“中华”烟的产量甚至低于50年代，商业部按照“照顾特需、照顾边远、兼顾一般”的原则对全国进行分配。上海卷烟厂开始生产滤嘴“中华”烟后，第一次样品烟是由市烟糖公司派专人送到中央。1984年上海烟草公司成立时，“中华”还是作为特供烟，消费者仍不能在市场上买到。1988年全国13种名烟放开价格上市供应，“中华”烟终于和消费者见面了。上市第一天，1条“中华”烟从40元涨到65元，上市不久就被抢购一空。为保证“中华”烟的市场供应，使消费者能真正买到自己需要的商品，于是在上市的第二天，价格定在72元／条，市场开始平静。当时国家烟草专卖局领导在一次会议上自豪地说，13种名烟价格放开后，有的国烟价格已超过名牌洋烟万宝路、健牌，其中“中华”牌卷烟价格是最高的。
从1965至1967年，“中华”牌卷烟就出口香港市场。1985年，上海烟草进出口公司成立后的第一年出口820件“中华”牌等沪产卷烟，创汇11万美元，以后逐年上升，1992年出口295520件，创汇3991万美元，出口地区扩大到新加坡等东南亚市场，为国家赚取了不少外汇，同时也为上海卷烟厂引进国际先进卷烟设备提供了充足的外汇储备。
精心打造民族品牌
“文革”期间，港商在广交会期间，身上往往要放两包烟，一包“中华”牌，一包“三五”牌，自己抽“三五”牌，招待客人时才抽“中华”牌。台湾同胞当时购买中华牌主要是回台送人，或许是中华牌具有浓郁的民族气息吧，为了解除思乡之情，台胞对中华牌卷烟自然有一种偏爱。
“中华”烟是从五十年代开始走出国门的，当时的卷烟出口业务主要依靠土产进出口公司，仅限于销往港澳地区。1985年成立中国烟草上海进出口公司后，“中华”烟的出口业务逐渐步入了持续、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特别是近三年来，每年以开拓十多个市场的速度递增，海外市场不断得到拓展。目前已销往亚洲、欧洲、非洲、大洋洲、北美洲、南美洲等各大洲，遍布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多个免税和有税市场以及国内100多个免税销售网点。“中华”烟在海外市场地位日渐稳固，深受华人、华侨的信赖和销售网点的青睐。1993年，我国政府指定驻外使馆将“中华”烟作为招待外宾用烟，“中华”烟是第一个进入国际免税品商店的国产品。目前，“中华”烟位居全国单牌号卷烟出口数量第一；在海外免税品商店卷烟零售价格第一；中国商品在国际上有影响的免税品商店中市场占有率第一，充分显示了“中华”牌卷烟在海外市场的影响和实力。
历史上，中华牌卷烟为适应各种不同的需要，从内在配方到外形包装，曾开发生产了多种多样的新品。首先在内在配方上就有：为国家领导人所需的特制#54中华烟(质量等同于熊猫)；为供应有关国外领导人所需的特供#35中华烟；为出口外销市场所需的#15中华烟；以及供应内销市场的#25中华牌卷烟。
在中华牌卷烟包装形式上就有光嘴粗支的软包20支装；硬盒(抽屉式)10支、20支、24支等包装；铁听50支装，铁听形式也分有低听及卷边听二种；以及现有生产的硬盒翻盖式20支装(也曾生产过5支、10支装)等多种形式。
在烟支的规格上也由粗支(光嘴)发展为81毫米长过滤嘴烟以及现有生产的84毫米长过滤嘴卷烟。并在烟支品牌和包装商标装潢上也按不同的产品要求，有华表图案加中文字、华表图案加中文拼音字样以及华表图案加中英文字样等。目前使用的商标及钢印就是延用了历史上设计的华表中英文(拼音)。
我们生产的中华牌卷烟主要是传统的烤烟型卷烟，在八十年代，随着国家的改革开放，国家烟草专卖局提出要发展混合型卷烟。当时就研制开发了中华牌混合型卷烟，使中华品牌的卷烟又增加了新的内容。
为贯彻国家烟草专卖局提出的对降低卷烟焦油含量要逐年降焦的工作要求，在技术中心的领导和同志们经过努力研究，中华牌卷烟在原有的基础上，研制开发并生产了15毫克／支和11毫克／支的中低焦油产品。随着进一步的研究，将来一定会开发出8毫克／支的低焦油中华牌卷烟。
为中华卷烟生产技术革新
七十年代时，上海卷烟厂主要生产设备还比较落后，当时为了满足海外市场需求，曾对包装机进行了改革，通过技术革新，首次将直式“中华”包装改为横式包装。
尽管设备台时生产量不高，但却顺利地完成了“中华”横式包装任务，满足了海外市场需求。
另外，七十年代时，在中国民航上，曾将5支装的“中华”卷烟作为小礼品分发给乘客，为了生产5支装的民航烟，我们也花了很大精力。
“中华”烟标图案的变迁
有收藏烟标嗜好的人都知道早期的“中华”烟标和现在的烟标主图案内容大致相同，却又有质的区别。早期的“中华”烟标中，华表和天安门城楼图案均为徒手画成，因此与实物有较大差异，并略显矮胖，而烟标自然也是显得有些粗糙，为此，当时烟厂于1966年8月4日派专人赶赴北京在天安门城楼处用当时十分笨重的照相机拍下了实物，以照片上的实物作为设计的参照蓝本。
关于“中华”烟标的几次重大变化，主要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就是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华”烟标上的印金商标改为烫金商标，这一烟标的变化无疑利用了图案的烫金效果，令整个烟标焕然一新，使“中华”的品牌形象骤然提升。
第二，就是在1994年时，烫金印刷改为较为先进的凹版印刷，而烟标的材质也由白卡
纸改为裱铝纸。原来的烫金印刷工艺复杂，均为手工操作，印刷效率低，质量也不稳定，显然不符合产量日益增长的需要。而改为凹版印刷之后，效率得到很大程度的提高，印刷质量也不断提高，因此，在当时来讲，这一转变的影响是空前的。以上两次烟标的改变也从侧面反映了烟草印刷行业的发展历程。
第三，烟厂于1998年在原有花式烟品种单调的基础上，逐步发展了多种花样品种，包括一些“中华”大礼盒、各种抽屉式包装等近10个品种，使消费者有了更多的选择，也推动了“中华”牌卷烟市场的进一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