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最困难的1940年至1942年期间,我先后担任山东纵队第一旅锄奸科长兼敌工科长、鲁中军区政治部敌工科长兼鲁中三地委敌工部副部长。从这时起,长期从事敌工工作和公安保卫工作。由于斗争形势和环境决定,那时各级领导对锄奸反特、敌工工作极其重视。党中央、毛主席指示山东的对敌斗争要以政治攻势为主,注重从政治上思想上分化、瓦解、打击敌人。罗荣桓同志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时,他亲自兼任锄奸委员会书记。各级领导对锄奸反特工作的要求很高。山东军区政治部主任肖华同志强调:锄奸反特工作既要大胆,又要谨慎,要有顽强性、坚持性、创造性要有高度的原则性和策略灵活性的一致结合;要对敌人做到知己知彼,要动员全党全军的力量;要善于掌握党的锄奸反特政策,要善于发挥自己政治上的优势,抓住敌人的弱点、要害打击敌人。
根据中共中央山东分局指示,从194年初起,鲁中地区各级党委相继建立了对敌斗争委员会,不久又设立敌工部,基层设敌工站,抽调得力干部,开展敌工工作。武工队活动也很活跃。山纵一旅、四旅,各军分区,公安局都纷纷组织武工队,深入敌占区,打击汉奸及日伪军,振奋群众的抗战情绪。我作为敌工战线的一名领导干部,按照敌工工作的要求,坚决执行党委的决定,采取特殊的工作和活动方法,周旋于敌人内部的各个派别之间,坚决打击罪大恶极的敌人,同时分化瓦解敌人,努力化敌为友,物色可靠人员,建立情报站。首先在新泰大峪、祝福庄、平岭、北鲍和东都建立地下情报站,接着又在泰安、济南、莱芜、蒙阴等地建立情报站20余个。仅大峪情报站1940年至1944年就传送各类信件、情报800余次,护送干部20多名,未出过一次差错。1942年一个隆冬夜,情报员李美先同志护送杨勇同志(后来成为我军上将)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安全到达了根据地。
在我影响和带动下,老家东都许多同志投身抗日和锄奸斗争。有在蒙阴岱崮战斗中牺牲的八路军班长王英进,有新婚不久就毅然参军参战的王安东、王步安,还有王开祥、王孝三、王春平、王步和、王步伦、王传录、王传春、王朝、王永三等革命烈士,还有王澄、王正祥、王生根、王安元、王安振,他们都是我的宗亲。我五哥王春风是一位充满民族正义感的朴实农民,在党组织的安排下担任了村里的“两面保长”，明里为日本人服务,暗地里为我抗日军民搜集传递情报、掩护革命同志。他们为了抗日救国,为了新中国的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
1941年,敌工科的正式于部有50多人,罗国范、张世祥、秦元庆、于晓亭当时都是营级于部。还有刘丁浦、马法尊、李庆亭、侯殿胜、宋道顺、黄志平、辛光、曲守林、牛福地等,都是敌工战线骨干力量。
当年许多参加敌工工作的人员,是我和其他敌工干部直接物色,单线联系,建立情报点的。这些人员当时没有名分,没有任何报酬,是自己出钱出粮,冒着生命危险参加革命的。由于战争年代部队调动、人事变化十分频繁,和这些敌工人员很容易失去联系。这些敌工人员好多当时都是“两面人员”,明里为日伪汉奸服务,暗中为我收集情报,掩护革命同志。那时也没有什么档案和文字记载,尤其敌工工作,什么事情都在个人脑子里。这些同志,不管他们后来从事什么工作,过去的特殊经历,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肯定会给他们带来许多麻烦。我心中怀着深深的不安,无论过去还是现在,我都尽最大努力为他们解决困难。
我记得在日军反战同盟工作过的一个朝鲜人,叫金明,抗战胜利后回朝鲜。还有个朝鲜人叫崔春生,通汉语、日语,主要跟我做翻译工作,抗战胜利后也回朝鲜。有个日本人,叫小林,回国后一直热心于民间中日友好活动。1983年我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时,他随访问团来中国,到杭州时,我在刘庄国宾馆宴请他一行。40多年前结下的友谊,今天仍能继续为增进中日两国人民的友好做些有益的工作,我们感到十分高兴。
由于年事太远,在当时我领导下的敌工战线工作过的很多同志,我已记不清他们的名字了。但是,无论我记得的,还有记不得的,如今健在的,还是过去牺牲的,或者后来去世的,在战争年代生死考验中结下的革命情谊,是永远不会淡忘的,我至今一直在深深地怀念他们。
他们都是无名英雄
1945年初,抗日战争已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山东八路军和日伪之间展开了异常激烈的争夺战。在中央军委的正确领导下,我鲁中区八路军在全国未反攻以前就攻占了蒙阴、沂水、菖州、泗水……,特别是在解放蒙阴城的战斗中,敌工工作发挥了出色的作用。
蒙阴城位于鲁中西南部,是日伪“扫荡”、“蚕食”我根据地的桥头堡,驻日军个小队和伪军唐云山部12个中队一千数百人。蒙阴城成为日寇对沂蒙山区人民实行“烧光、杀光抢光”三光政策的重要据点。蒙阴城系古城,城高墙厚,加上日寇多年经营,易守难攻。为此,军区党委决定,利用内线,里应外合,攻克蒙阴城,拔掉日伪多年安插在我沂蒙山区的顽固据点。
在攻克蒙阴城之前,鲁中军区各部队在袭击蒙阴地区各敌伪据点时,按照军区党委指示,敌工工作在建立内线、搜集情报、瓦解敌军、配合主力部队行动中,作出了很大努力。敌工干部张世祥、秦元庆当时都是营级干部。秦元庆同志祖辈在当地人缘很好,和当时敌伪中的一些人有亲戚关系。在秦元庆的积极工作和影响下,他的不少亲戚都为革命做过很多工作。我就利用秦元庆的这些关系把张世祥安插到敌伪蒙阴“新四团”(蒙阴四区自卫团)的一个连队,后来张世祥控制了这个连,还把两个排长发展为中共党员。他通过各种关系,了解到当时驻桃墟沟的敌伪二团(王立庆团)人数最多,势力最强,便将情况报告军区,决定集中力量先歼灭二团。
当时在敌伪二团任蒙阴城中队长的仇士经,已被我发展为地下党员。他及时向我提供敌伪二团的兵力部署情况。王立庆一举一动在我掌握之中。战斗一打响,在仇士经的配合下,敌伪二团很快被歼灭了。解放后,仇士经在地方当干部。1985年当地个干部给我写信,说仇士经去世,要我给他写墓碑。我当即写了“仇士经同志之墓”的碑文寄去。据说,立碑时盘车沟不少老百姓都去了敌伪主力部队二团被歼灭后,我立即安排了对敌伪一团的瓦解工作。张世祥多次
到该团团长曹鹤云家中做工作,在时机成熟的一天,他对曹直截了当地说:“我是王芳派来的。”接着对曹提出了三点要求:一、不能伤害我方工作人员;二、教育队伍不要欺压老百姓;三、不能进行武装骚扰,损害我抗日军民利益。
曹鹤云与我此前虽无见面,但互相早已熟知。他一听张世祥是我派去的,立即表示:“按王芳部长的要求执行。”敌伪二团消灭后,对他震动很大。经我内线反复教育,思想渐渐向我靠拢。
3月9日攻占蒙阴城,全歼日军12个中队、1200余人,活捉伪县长唐云山,我阻击部队还全歼日寇从新泰派出的增援部队100多人。
蒙阴城的解放,摧毁了敌人历年来对沂蒙山区“扫荡”的重要屯兵基地,使沂蒙与泰南完全连接起来,并极大地鼓舞了山东抗日军民大反攻的信心。抗日宣传队编写的《打蒙城小调》在临沂、泰安一带传唱至今,表达了根据地军民对这次战斗胜利的喜悦心情。
打蒙城小调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二曹大闹蒙阴城》,“沂蒙山下整兵马,大军攻打蒙阴城。血战一天加两夜,汉奸鬼子一扫清。众位英雄咱不讲,单说进城的头两名。您要问这两位英雄汉,出在鲁中老一团,一个叫曹风州,一个叫曹世范……”说的是他俩乔装打扮成乡下农民,给城里亲戚送粮,箩筐里藏着100余斤炸药。在我蒙阴城里内线的接应帮助下,闯过数道守敌岗哨和巡逻兵的盘问,进入城内,在深夜炸开了西城城墙,为部队发起总攻创造条件,立了大功。
蒙阴城解放后,山东军区通令嘉奖了我参战部队。鲁中军区召开了授奖大会,各师、团、营分别召开了祝捷会。乔贞言受到军区表彰,立了一等功。但是敌工干部和参加这次战斗的内线人员,没有受到公开表彰。他们在这次战斗中干过什么事情,起过什么作用,除了一些领导知道,部队多数同志是不知情的。但他们不会有任何怨言,从参加敌工工作的第一天开始,他们就懂得,当敌工干部就要做无名英雄。
深入虎穴
20世纪40年代初,山东有个远近闻名的“日本大特务”,名叫林洪洲,20多岁,莱芜人。他深得日军驻山东部队参谋长山田的赏识,日军在山东的四家特务机关争相拉拢聘用他。他可以撒泼狠揍伪军军官,可以顶撞冒犯日军普通军官。他经常活动在济南、泰安和沂蒙一带,当地的老百姓几乎老少皆知。
大家痛恨这个在日本人面前红得发紫的大特务、大汉奸,不少人想寻机杀掉他根据地泰西公安分局设下圈套要除掉他,但他沉着应对,几次死里逃生。这个“日本大特务”却是我党忠诚的情报人员。是由我精心策划,亲自指挥,秘密派遣,打入日军驻山东部队最高领导机关,成功地收集了大量日军政治和军事重要情报,为我八路军山东部队顺利开展抗日斗争发挥了重要作用。他的真名叫郭善堂,现名叫罗国范。
当时抗日战争处在最困难时期,斗争异常艰苦和复杂,日军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使用更加狡猾和残忍的手段,对根据地进行严密的控制和封锁,残酷地“扫荡”和“蚕食”。我们根据中央军委的指示,采取针锋相对的政治攻势与武装斗争相结合公开斗争和隐蔽斗争相结合的方针,坚决粉碎敌人的侵略阴谋。
1941年底的一天,军区司令兼政委罗舜初、政治部主任周赤萍告诉我,军区党委已经批准我们的工作计划,抽一批得力干部和优秀战士组成特工队,深入到游击区和敌古区,成为我军在这些地区的耳目。特工人员要利用各种社会关系,打入敌人内部,以合法的职业作掩护,建立立足点,然后开展秘密活动,惩办汉奸、特务和叛徒,搜集敌人政治军事情报,为部队开展反“扫荡”、反“蚕食”、巩固抗日根据地创造条件,提供服务。
根据这个计划,我立即开始着手物色人员。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善堂。他原是八路军山东游击队四支队募集队的队员,募集队的任务就是向老百姓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动员大家捐款捐粮,支援八路军抗日救国。开始,募集队的工作主要在根据地进行,后来为了减少当地群众的负担,募集队的活动地区扩大到根据地边沿,直至敌人占领的地区。募集队的工作本来不属于敌工部领导,但由于它的工作特点,我也经常向他们额外分派一些任务,如在敌占区探听搜集敌人的活动情况,暗中携带、散发我军的宣传用品。不少募集队员实际上就是敌工部的编外人员。郭善堂表现机智勇敢为人忠诚,不怕吃苦,又是本地人,情况熟悉,任务总是完成得很出色。根据他过去的经历和表现,作为一个特工干部,应该是一个比较合适的人选。
我找郭善堂谈话,说明组织的决定和要去完成的任务。他只谦虚了几句,没有提什么要求,就愉快地接受了任务,还显得有些兴奋。我知道对一个革命的青年来说,没有比组织对他的信任更让他高兴的了。敌工部的工作不仅受到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而且在于部和战士眼里还充满了神秘色彩。毫无疑问,郭善堂是热爱这项工作的。但是,他向我表示有一个担心。当然不是害怕牺牲,对一个打入敌占区的特工人员来说,稍有不慎,牺牲生命的事情随时都可能发生,就是过去他在募集队工作时,也经常会碰到敌人,遇到牺牲生命的危险。这些对当时参加革命的同志来说,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了。郭善堂说了心里话,他最担心的是,以伪装的身份打入敌占区,一下子变成了“汉奸”和“特务”,肯定会造成同志们、乡亲们对他的误解,亲戚朋友对他的蔑视,特别是年老在家的父母亲、老实本分的妻子,一下子成为汉奸、特务的家属,他们有何面目对人人们又会以什么态度对待自己的家人郭善堂是个孝子妻子是个童养媳,感情很好。
郭善堂没有把话说得这么明白,但我完全理解他的心情。我说,你要去完成这项任务,不仅非常艰苦和危险,而且肯定要受委屈。你的父母和妻子,我们会暗中时常派人去关心他们的生活,并尽量不使他们遭受意外的伤害。至于你本人只要能活着回来,就有说清楚的机会,如果牺牲了,军区司令王建安、政委罗舜初、政治部周赤萍、我,还有组织部部长,不大可能同时都牺性,只要有一个人活着,就可以代表组织给你作证,证明你这一段特殊经历是党组织派你去的。
当时我五哥的公开身份是东都镇伪保长,开了一家酒店,生意尚好,日本人和伪军也经常去那里吃饭喝酒。他暗中却是我们敌工部的特工干部,利用他公开身份和时常接触日伪人员的有利条件,为我搜集大量重要情报;同时,收购炸药、军用药品还担负八路军游击队过往人员秘密联络和接待任务。
20多天后的一个深夜,经我五哥的联络,在东都镇不远的吴家楼子,与郭善堂见了面。
我紧紧握住郭善堂的手。他像久别回家的小孩,瘦黑的脸上露出十分高兴的笑容。他已找到了三个联络人,领到了“良民证”,改名林洪洲,此行达到了预期的目的。那天夜里,就在我家和郭善堂一边喝酒,一边小声交谈着。至于这20多天里,他如何穿过几道敌人封锁线,遭到日伪军的多次搜查和盘问;如何在夜间露天挨冻受饿,几乎饿死在躲避敌人的山洞里;如何几经周折,终于找到联络员,这里就不赘述了。我对他的工作表示满意。我对他说:“下一步的任务更艰巨。你要想办法打入敌人内部,最好是敌人的特务机关,长期隐蔽下来,取得他们的信任,这是最重要的。你要同魔鬼打交道,自己就得装扮成魔鬼,学会在生活中演戏,而且天天演,月月演,不许卸装,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我知道,时时刻刻都有危险。”郭善堂说。
这危险,不仅来自敌人方面,甚至可能来自咱们自己人。”我说,“你想想,要是你装得不像,露了马脚,马上会引起敌人的怀疑;你装得很像,必定会引起群众误会,轻则在背后骂你,甚至会对你采取敌对行动。”“我是猪八戒照镜子一里外不是人啊!”郭善堂笑道。
“可不是嘛!不过党组织信任你,你一定要以极大的毅力克服困难,克服一切想象不到的困难,坚持下去,坚持到战争胜利!”我还嘱咐小郭,“你休息几天以后,就回泰安去。以后你就不要回咱们这边来了,有事情要联系,就到东都镇找我哥王春风,我也可以去那里会你。”
取得日军信任
离东都镇不远的张庄煤矿上虽然驻扎了日军一个中队,镇里设有警察所,还办了防共指挥团”,队员日夜巡逻放哨,但这都挡不住我想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回到东都镇来。我回来时,若遇上巡逻的“防共指挥团”队员,熟悉我的都主动打招呼:“六爷回来啦!”镇上的乡亲大都这样尊称我。不熟悉的也不敢惹我,他们都知道,谁要是死心塌地当汉奸,决不会有好下场。
来到安庆饭庄,未等郭善堂穿衣下床,我就径直走进他住的房间。3个多月不见,郭善堂样子变了不少。他见我打量他留着分头、抹过发油的脑袋,还穿着半新旧的长袍、衣裤,有点不好意思起来。我却望着他会心地笑了。
“王部长,我给你带战利品来了。”小郭神情颇为得意地从床底下搬出一只纸箱来。纸箱上印着一行汉字“大日本军山东部队参谋部山田参谋长”,还有几行日文,“今派特高人员林洪洲前往各地了解情况,希望大日本皇军予以关照,对所携带物资免予检查,如要检查,应事先报告山东部队参谋部批准”。打开纸箱,里面装的是些衬衣、牙膏、牙刷、刮胡刀等日用品,满满装了一箱。
原来,郭善堂回到泰安后,住在侯希机家里,一时找不到工作。侯希机虽在日本浅石洋行工作,但家境并不宽裕,郭善堂就坚持在街头擦皮鞋赚钱补贴家用。不久经侯希机介绍在日本浅石洋行找到了一份工作,分配给他的业务是负责收购民间的铜钱、铜元等废旧钱币。由于他早出晚归,积极活动,收购钱币成倍增长,一麻袋一麻袋地扛进了洋行的货栈。浅石对这个新来的年轻人也另眼相看,并不止一次地在全体员工会上表扬了他,并让他加入了青年会,那是年轻人搞各种活动的地方。浅石的目的不仅要郭善堂为他多赚钱,还要为他搜集八路军的活动情况。原来浅石洋行也不是只吃素的。为了尽快取得浅石的信任,通过关系,我给郭善堂几次送去解放区的《经济日报》,浅石如获至宝,夸奖郭善堂有办法。
不久,浅石又把郭善堂引荐给他的上司山田,山田是日本军山东部队参谋长。经过严格的盘问,郭善堂总算过了关。分配给他的任务也是了解八路军的活动情况,并要他多交几个八路军的朋友,这样才能了解更多的情况。纸箱里带回来的东西,就是山田让他交朋友用的。
听了郭善堂的汇报,我千分高兴。看来打入敌人内部不像原先想象的那样困难。敌人缺少心甘情愿为其效力的中国人,又急需这样的中国人,这就是我们能够打进他们内部的条件。郭善堂今后要投其所好,伪装忠诚,长期隐蔽潜伏下来。至于如何告诉山田在根据地找朋友的事,我告诉小郭,回去以后可以这样说,朋友正在找,不一定马上能找到,得慢慢来。等过一两个月,你再告诉他,朋友已经找到。这个人原是国民党军队的一个军需官,因贪污公款逃到八路军这一边,现在参加了沂蒙专署的“三制”政权。你说他收到山田的礼物以后,非常高兴,表示愿意为皇军效劳。但是你不要马上为他提供情报,情报等下一步再说。总之,一步一步来,不急不忙,吊吊山田的胃口,让他吃呢吃不着,放又放不下,欲罢不能。接着我们又研究了今后工作和互相联系的一些事,不觉已到半夜。我从纸箱里抽出了一包香烟,第一个享用了郭善堂带回来的战利品。
一路通,路路通
真是人们常说的,一路通,路路通。
郭善堂自从经浅石推荐,成了日军山东部队参谋长的特工人员后,济南其他特务机关,似乎一天之内全部向他敞开了大门。
首先是济南宪兵队队长山本,自认身居要职,高人一等,听说山田接纳了国特务,就想把他置于宪兵队领导之下,亲自找郭善堂谈话,给他颁发了正式证2接着济南四家有名的特务机关:泺源公馆、梅花公馆、鲁仁公馆、南新公馆,也争相拉拢,聘用他为本馆特工人员。这四家特务机关是日军搞“治安强化运动”的产物,既分工合作,又互相竞争,共同任务是离间抗日军民鱼水关系,削弱并瓦解坚决抗日的八路军。
此时的郭善堂活动范围更广,也更自由了。他那边的各种消息已能及时汇报到我这里来,我对他的工作要求,也能很快地传达到他那里去。郭善堂在不断向我提供日军各种情报的同时,又必须不间断地向日军特务机关提供各种“情报”。当然这些情报都是真真假假、虚虛实实,最重要一条是不能对根据地造成什么危害。有些是本来就要公布于众的事情,我让郭善堂事先作了透露,如1942年,根据地军民为了战胜日寇“扫荡”造成的困难,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我叫郭善堂把这一情况作为战略情报报告了山田参谋长和南新公馆,他们非常重视。过了几天,关于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正式公布在《大众日报》上,郭善堂又把报纸送给他们看,他们越发相信他所提供的情报是多么及时而准确了。
为了增加力量,我派敌工干事马法遵去帮助郭善堂开展工作,公开身份是大汶口布店的职员。还吸收李庆亭、韩日生,包括侯希机等人,成为活动小组成员,这些人都是过去四支队精简回家、经审查靠得住的人员。可是,不久郭善堂负责的特工小组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一天,李庆亭跟随日军到莱芜地区活动,发现鬼子携带大批假北海币企图在边缘地区使用,以破坏根据地的经济。李庆亭来不及回来报告,就决定只身进入根据地向党政机关通报情况。他找了个借口,离开日军队伍,过了莱芜城,向根据地走去。谁知在途中遭到鲁中泰山专区的公安队伏击,当即中弹牺牲。公安队欢呼胜利,以为为民除了一害,可是他们哪里知道,打死的是自己的革命同志。是鉴于这种血的教训,为了保护潜伏敌人内部的人员,军区根据我的建议,正式下发通知,规定:对重要的汉奸特务,今后不要随便捕杀,如需要处置的,应上报军区批准。通知发下去后,许多人感到不可理解,这不是公开保护汉奸特务他们怎能理解我既不便解释又必须这样规定的苦衷!
鲁中军区首长根据各方面的情报,及时作出反“扫荡”的准备。
当敌人从大汶口、蒙阴两个集结地,气势汹汹地向着他们认定的驻李家楼子泰宁军分区机关扑来时,遭到了八路军的伏击,死伤数百人。日军继续往前闯,可是,他们进到李家楼子,根本没有见到泰宁军分区机关的影子,老百姓早已坚壁清野,李家楼子成了一座空村,日军无奈,只得放火烧了房子,然后退了回去。中反“扫荡”战斗取得了重大胜利,根据地军民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之中。军区首长和我当然不会忘记郭善堂他们作出的贡献。由于他们的情报非常及时准确,为反“扫荡”战斗的胜利立了头功。
日军悬赏“生擒小白龙”
这次反“扫荡”取得胜利不久,就传来一个坏消息:郭善堂被济南宪兵队抓起来了。我怀疑他是否暴霹了真实身份。如果是这样,他牺牲是不可避免了,而且对我精心策划的打入敌人内部的整个计划将会造成严重损失。可一时又得不到具体情况。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郭善堂在敌人面前是不会泄露机密、出卖同志的。过了几天才得知,宪兵队逮捕他的原因是,有人告发他,说他作风和别人不样,不打麻将,不抽大烟,不嫖女人,像这样的人,在特务中太少了,因此政治背景值得怀疑。还有是他多次到东都镇活动,同共产党鲁中军区敌工部长王芳哥哥王春接触较多,郭善堂有私通八路军的嫌疑。
敌人非常凶残,日本宪兵对郭善堂先是拳打脚踢,继而冷水灌肚,直到昏死过去。郭善堂一口咬定和八路军没有任何联系。他知道,自己是八路军派进来的,宪兵队说他私通八路,恰恰证明敌人并没掌握他的底细,自己被抓,仅仅是敌人的怀疑。一个星期后,郭善堂被放了出来。宪兵队长山本请他喝酒,为他压惊,表示道歉,说是一场误会,希望郭善堂继续为皇军效力。
我想尽量减少去东都的次数,和哥哥及郭善堂碰头的地点也尽可能离东都远一点。但是由于我哥哥这里是鲁中军区的地下联络站,它从抗战初期开始,一直担负这个重要任务。许多革命同志要到他这里联系工作,重要情报不断通过他集中到我这里来。而我的工作任务和性质也决定了我必须不断地和我哥保持密切的联系。我们之间的特殊关系和密切接触,对政治嗅觉敏感的敌人来说,不可能没有警觉。他们对我哥哥的怀疑理由也不能说不充分了。
可是,我哥哥非常担心我的安全问题,每次碰面他都千叮咛万嘱咐,要我千万注意安全。由于我的行动不同于大部队集体行动,经常需要单独进行,有时去敌占区有时混进敌营,人多了容易暴露目标。当然,一旦出事危险性也更大。但我多年的敌工工作养成了一些习惯,形成了一套适应性较强的活动方式,从来没有出过事。
然而,我哥总是不放心。他还得到可靠消息,济南特务机关泺源公馆和1480部队有一个“生擒小白龙计划”。小白宽,指的就是我,是日伪军送给我的绰号。谁提到小白龙,送到日本人手里,赏银5000大洋,谁及时报告消息让日伪军捉到我,赏银2000大洋。
我哥叫我以后最好不要单独外出,最好不要亲自来东都联系工作,改由联络员和他直接联系。但我的工作任务决定我不能不单独外出,而且当时正是敌工任务非常繁重,敌工部的特殊工作发挥重大作用的时候。我不到一线,不冒风险,单靠联络员传递的情报是不行的,准确性要打折扣,因为联络员不能携带文字材料,靠心记口述,如果遗漏重要情节,不就误了大事更何况我不能面对面和当事人交谈分析,获取更多更重要的东西,对我来说无疑是工作上的失职。因此,不管敌人有什么“生擒小白龙计划”,我始终没有改变我的行动习惯和方式。
不过有一天,我真的差一点出事了。
就在这时,枪声响了,一梭子弹打在房子的土墙上,发出噗噗的声音,接着在月光下10来个日本鬼子提着机关枪向我这边冲过来。就在我准备扣动盒子枪向敌人回击时,房子右侧沟里突然响起了枪声。
那天我和日本鬼子的突然遭遇,是不是敌人发现了我的行踪,有目的地追捕我,还是偶然碰上了事后一直不得而知。然而,这次行动使我感到心痛的是,我的那匹心爱的大青马被丢了,通信员小宋还因此哭过好几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