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教了一辈子书，做了一辈子学问研究，都是为了更好的在这三存讲台上教书。”著名教育学者季羡林先生，为我们讲述了一生的求学经历，用最质朴的言语和信念阐述他的教育初心。
其实，在我看来，我只是一名教师而已。
如果一定要在这教师前面加个称谓，那么我想我在讲台和研究室的案台上工作了一辈子，要说一点经验没有，也是说不过去的，那就姑且是一个稍微有点经验的人民教师吧。
那些学问，学术，在我看来也只是为了更好地在这三寸讲台上教书育人吧。
——季羡林
碾转多个讲台
老师学的越多，学生走得更长远。
我这一生辗转于多个讲台。1934年，我从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我应母校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到省立济南高中任国文教员。
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报名应考被录取。不为别的，总觉得作为一名教师应多出去看看，把外面的知识多带一些回来。
同年9月，我赴德国入哥廷根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教授、西克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
我不得不承认我确实喜爱语言，在这方面可能也有些许的天分，既然喜欢，就多学一些，第一是因为这些是我发自内心由衷热爱的，第二也是为了今后在讲台上不至于无话可说。
既然当了教师，那就甘为人梯吧，我学的越多，为学生们铺的台阶就能越长，他们的路也能走得更长远。
教育者的情怀
教师的职责就是为学生栽出更好的“花”。
四五十年以前我在德国留学的时候，曾多次对德国人爱花之真切感到吃惊。家家户户都在养花。他们的花不像在中国那样，养在屋子里，他们是把花都栽种在临街窗户的外面。花朵都朝外开，在屋子里只能看到花的脊梁。
1935年，季羡林赴德国留学时照片
我曾问过我的女房东:“你这样养花是给别人看的吧！”她莞儿一笑，说:“正是这样！”。我想，我毕生研究语言，国学，不敢说有什么成就，如果把这些学问比喻成“花”，那么我毕生所学都只是想让我的学生们更好的看到罢了。
作为教师，我们的职责就是为这些后起之秀们栽出更好的“花”。
干我们这一行，社会责任感很重要，用实际行动为大众着想，为学生着想，为社会尽到自己的义务，也就不愧学生叫我一声老师，不愧祖国和人民给我的这些信任了吧。
我眼中的好老师
难忘西克教授，一想到就泪流满面。
留学期间，西克教授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是我这一生中都难以忘怀的一位好老师，西克教授的家世，我并不清楚。到他家里，只见到老伴一人，是一个又瘦又小的慈祥的老人。子女或什么亲眷，从来没有见过。看来是一个非常孤寂清冷的家庭，尽管老夫妇情好极笃，相依为命。
我见到他时，他已经早越过了古稀之年。他是我平生所遇到的中外各国的老师中对我最爱护、感情最深、期望最大的老师。
一直到今天，只要一想到他，我的心立即剧烈地跳动，老泪立刻就流满全脸。他不仅对我传授知识，还在我在德国期间，如父亲或者祖父一般慈祥地照顾我。
季羡林和姐弟、母亲的合影，后排左一是季羡林
那时，直到今天，我一看到他的相片，心里依然生出无穷的勇气，觉得自己对梵文应该拼命研究下去，不然简直对不住他。他对我好得真是无微不至，我永远不会忘记！受他影响，在我的从教生涯中，我对待学生也是尽自己最大的能力去帮助。
我想身为人师，本身就应如此。
此心安处
回来，是为了传承美好的知识。
1946年，回国后我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我终于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我就是要回来，当年出去就是为了能够更好地回来。
季羡林和夫人彭德华在北大
经陈寅恪推荐，我被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我很欣慰，我觉得我在国外飘荡中研究的这些学问终于可以有机会传承下去了，但在北大教书的这期间，我经历了我人生中最灰暗的时期，说是灰暗，倒不如是一次磨练。
现在闲来无事时也经常看着我在“十年动荡”期间写的各种文字，以《牛棚杂记》为例，总觉得那时候的我写的文字，有种我现在怎么揣摩都一去不返的特殊味道。
牛棚中的十年浩劫
我忘不掉自己是个老师，是个做学问的人。
记得一九六七年十一月三十日深夜。我服了安眠药正在沉睡，忽然听到门外有汽车声，接着是一阵异常激烈的打门声。连忙披衣起来，门开处闯进来大汉六七条，都是东语系的学生，都是女头领的铁杆信徒，人人手持大木棒，威风凛凛，面如寒霜。
我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我早有思想准备，因此我并不吃惊。我毫无抵抗之意，他们的大棒可惜无用武之地了。我没有来得及穿衣服，就被赶到厨房里去。
我并没有想到什么人道主义，因为人道主义早已批倒批臭，我被带上“走资派”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帽子，分到艰苦地区参加劳动改造。我和几个一起被发配到这里的“罪人”亲手搭建起牛棚，在这牛棚中，我们经常会以各种名义被打得遍体鳞伤。
北京301医院养病期间仍在做研究
就这样，我白天成了一个在牛棚中忍受苦痛的人，夜晚，则用笔将这一天的心灵也好，肉体也好的伤痛记录下来，我本性木讷，文字在那时是我唯一的精神支柱。
晚年难得的春天
我作为一个“不可接触者”，枯坐门房中，有时候忙，有时候又闲得无聊。我实不甘心，挖空心思，想找一点事干。想来想去，最后想出了一个好主意：翻译印度古代两大史诗之一的《罗摩衍那》。
我只能偷偷摸摸地从口袋里把小纸条拿出来，仔细推敲，反复考虑，把散文改成诗体，这就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最后几年所做的唯一的一件当时并没有认清它的重大意义，后来才慢慢认识到的工作。
我只是认为在任何时候，作为一名搞学术的人，都不应该放弃自己的研究，对得起自己，更得对得起自己的教师身份。我这几十年的从教和学术经历如果算是成功的话，那也一定是源于坚持和专心致志。
我教了一辈子书，做了一辈子学问研究，以上的这些，是我对学问，对身为人师认识的浅谈，如果硬要让我来个总结，我想我这一生坚持的无疑是四个词，敬业、博学、求实、创新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