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研究现状及其趋向
岳爱武朱雪莲
一、引言
意识形态属于上层建筑，涵盖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宗教等多种意识形式，是一整套哲学世界观的逻辑体系，从理性层面支撑人们对于社会理想的感性追求。拿破仑·波拿巴曾经直言不讳地指出：“世界上只有两种强大的力量，即刀枪和思想；从长远看，刀枪总是被思想战胜的。”马克思也曾指出：“如果从观念上来考察，那么一定的意识形式的解体足以使整个时代覆灭。”习近平则强调指出：“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一旦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很难守住。”由此可见，意识形态虽然无形却能够慑服人心，虽然无界却能够统揽全局，它对于维护一个国家的长治久安、一个民族的持久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关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立什么制度等重大政治方向问题。在当今世界战略格局深刻变动和思想文化汹涌激荡的格局下，意识形态的主导权和话语权成为东西方角逐的对象，成为国家文化软实力较量的重要内容。
二、关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研究的主要内容
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7·26”讲话中，习近平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四个伟大”。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斗争”和“伟大斗争”共出现23次，强调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全党要充分认识这场伟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发扬斗争精神，提高斗争本领，不断夺取伟大斗争新胜利”。这意味着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正在思考和解决具有重大方向性、战略性和艰巨性的问题。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属于新时期伟大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关键领域，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针对这一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学者从不同侧面进行了研究。
（一）加强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1.从党的百年奋斗征程来看，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意识形态领域斗争。
一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是一部跌宕起伏的革命史，是一部艰苦卓绝的奋斗史，也是一部马克思主义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不断进行惊心动魄斗争的历史。赵正兰指出：“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还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曾经说过：“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进一步指出：“对于来自‘左’的和‘右’的，总想用各种形式搞动乱，破坏安定团结局面，违背绝大多数人利益和意愿的错误倾向，要保持清醒的头脑，要运用文艺创作，同意识形态领域的其他工作紧密配合，造成全社会范围的强大舆论，引导人民提高觉悟，认识这些倾向的危害性，团结起来，抵制、谴责和反对这些错误倾向。”在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针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特别强调：“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当战士、不当绅士，不做‘骑墙派’和‘看风派’，不能搞爱惜羽毛那一套。宣传思想战线的同志要履行好自己的神圣职责和光荣使命，以战斗的姿态、战士的担当，积极投身宣传思想领域斗争一线。”
2.从国际共运史的经验教训来看，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关乎国家生死存亡。
3.从当前我国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的复杂严峻形势来看，必须增强斗争本领。
（二）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表现新形式
由于受到我国社会转型加剧，市场经济向纵深发展，互联网时代媒体格局发生深刻变化，以及国外敌对势力持续渗透侵扰等多重因素的影响，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表现形式也出现了新的变化。
1.文化渗透成为西方推行资本主义价值观的主要方式
苏联解体前后，西方大国就开始以国际贸易和文化交流为掩护，加紧对中国实施“西化”“分化”“弱化”的战略，向我国输入西方价值观，着力培养西方价值观的传播者和代言人，而“在中国崛起的摩擦期，西方大国也会不断加大贸易摩擦的力度和文化渗透的力度，不断推动所谓‘亚太再平衡’‘印太战略’，制造周边国家与我国的矛盾，从而达到遏制中国发展的战略目标”。李萍认为，西方国家因制度输出屡屡受挫，逐渐由推销“社会制度”向宣扬“普世价值”转变。李俊卿等认为，西方社会思潮削弱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在全社会的影响力，对人们的信仰形成了很大的误导，导致价值观的模糊。金民卿认为，西方一些国家不断向我国输入各种危害社会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思想，故意混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概念，想要冲击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破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
2.网络殖民主义盛行致使网络成和平演变的新平台
一直以来，美国等西方国家掌握着对互联网的绝对控制权，并且利用网络技术形成强大的宣传攻势，向世界各国传播自己的价值观。谢亚洪指出，西方国家利用网络霸权地位对华进行意识形态宣传，通过培植和引导一些网络意见领袖，恶意炒作涉党涉政涉军舆情，炮制大量流言、谣言和虚假信息，诋毁党和政府形象。西方意识形态多借助电影、游戏等载体，向人们灌输其价值观，从而培养其拥护者。宋海龙着重指出，好莱坞电影是西方文化殖民主义的代表，用它的英雄主义宣扬美国式信仰，促使人们热爱西方的生活方式。之前的殖民是以国家为单位组织国内各群体成员去进行殖民，现在已经是以公司为基本单位去进行殖民。网络时代，网站成为日常用品，这些产品的使用习惯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所以像“脸书”“谷歌”这样的公司自身就是一个个文化传播的中心点。
3.网络意识形态繁杂使得舆情管控难度不断加大
西方反华势力一直妄图利用网络扳倒中国，甚至有西方国家的政要声称，有了互联网，对付中国就有了办法。夏云指出，在自媒体出现后，意识形态舆情发生了新变化：一是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边界愈加模糊；二是传播渠道以网络自媒体为主，途径更为隐蔽；三是境外资本加紧在新媒体领域“圈地”。洪明星认为，互联网不仅有不少灰色空间，甚至还有一些黑色空间，一些敌对势力经常利用互联网制造各种谣言和烟幕弹，令人防不胜防。宋海龙认为西方敌对势力借助互联网优势，炒作热点事件、敏感事件，制造虚假言论，引起公众的讨论和恐慌，自己却躲在网络背后难以被发现。例如，一些西方反共势力鼓动的网络黑手在发表攻击主流意识形态的不当言论时，如果被网络监管部门查封账号，另一些又会利用网络遥相呼应，围攻网络监管部门，刻意危言耸听，鼓动不明真相的群众集体质疑。
4.宗教成为敌对势力行邪教传播、分裂国家之事的名号
我国宪法规定公民宗教信仰自由，这是宪法赋予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但这有时却被敌对势力借机利用。近年来，西方一些国家一直对我国边疆民族地区进行宗教和文化的“软性”和“隐性”渗透，借助宗教和文化活动来宣扬西方的价值观，以宗教认同和文化认同来弱化国家认同的影响，甚至借机大肆散布民族分裂言论，给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以及中华民族精神家园建设造成了很大影响。洪明星认为，邪教组织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形成极大危害，它不仅隐蔽，反侦查意识很强，而且还与分裂势力、恐怖势力、境外势力有所勾结，要清除邪教组织并非易事。古丽巴哈·苏来曼指出，意识形态问题与民族问题、宗教问题相互交织，此前的“东突”恐怖分裂势力就打着民族、宗教的旗号，歪曲国家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妄图在意识形态领域制造民族矛盾和混乱，其目的是割断新疆各民族与中华民族血脉相连的关系。
（三）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呈现新特点
近年来，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出现新的趋向，因而产生与传统意识形态领域斗争不同的新特点。准确把握和研判这些新特点，将有助于我们掌握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最新情况。
1.手段更多样：意识形态斗争的途径更加丰富
2.方法更隐蔽：西方国家不断加大思想文化渗透力度
侯惠勤指出，意识形态斗争经历了三次转型，其中第三次转型是由理论形态之争向以价值观为内核的生活和消费方式的建构转化，主要表现聚焦在文化商品的消费、生活方式的构建、学术话语权的争夺和学术话语的构建上。同样，谢亚洪也认为，目前美国的霸权行径侧重于文化渗透、价值观输出、意识形态控制。张瑾怡认为，西方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的渗透力度加大了，重点是文化产品输入和文化消费。李萍认为，上述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西方国家制度输出屡屡受挫，所以斗争内容逐渐转向隐蔽”。江涌指出，西方认为上乘的宣传是“看不见的宣传”，即看起来要像从未进行过一样，让被宣传对象沿着你所希望的方向走，却认为是自己在选择方向。美国一些部门通过所谓的文化合作项目，一直在积极从事舆论宣传的“隐蔽行动”。
3.工具聚焦化：网络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战场
4.受众低龄化：意识形态斗争对象更趋年轻化
查龙飞等认为，青年学生对意识形态斗争的认知比较模糊，容易轻信诋毁马克思主义的言论；受新媒体传播的影响，更容易误入歧途。胡安徽则认为，中小学生、大学生是因为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近现代史、党史、国史知识的系统了解、系统学习，因而对敌对势力鼓吹传播的各种错误思想观点缺乏政治鉴别力和政治免疫力。李萍认为，绝大部分年轻人思想根基不牢、价值观可塑性大、鉴别判断能力差，容易受到网络上封建迷信、色情暴力、拜金主义、低俗恶搞等腐朽观念的影响。周利生等认为，借助网络信息技术的整合和创新，西方消费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价值观随同互联网迅速在广大青少年中传播和蔓延。
5.目的更一致：中国成为西方国家重点攻击对象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中国的发展水平长期与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有着较大差异，而面对中国的快速崛起，西方国家对中国表现出极度的不信任。李晓曈指出，基于这种不信任，西方国家不断通过各种手段向社会主义国家输出其资产阶级价值观，试图颠覆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与政权。周太山指出，美国历史文化传统中的“天定命运”“美国例外论”，以及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的对立，决定了反共主义是美国意识形态外交的核心内容之一。除此之外，西方制度和文化的持续颓势也是西方国家攻击中国的重要原因。胡安徽认为，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逐渐向制度危机和价值观危机延伸，西方制度和文化的颓势已经彰显，同时，中国的综合实力快速提升，国际地位日益提高，国外敌对势力感受到了威胁，加强了对我国实施西化和分化的战略图谋。
（四）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应对新策略
综上可见，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表现出许多新形式，呈现出许多新特点。同时，学者们有针对性地提出了一系列新的解决策略。
1.坚持“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
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首先必须坚持“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对于如何坚持“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进行了阐释。佘双好认为，必须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不断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广大人民群众最广泛的思想共识。何雯雯认为，除了要坚定不移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还要面向新的时代特点和实践要求，推动马克思主义进一步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学者们还通过厘清“两个巩固”与其他思想的关系，从不同角度强调坚持“两个巩固”的根本任务。王明生认为，坚定“四个自信”是坚持“两个巩固”根本任务的本质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基本要求，是应对各种敌对意识形态挑战、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选择。叶燊认为，解放思想是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的思想武器，是巩固党和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的伟大力量，要以学习增进解放思想的自觉，增强坚持“两个巩固”的自信。
2.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
习近平指出：“新时代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必须坚持和加强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把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牢牢抓在手里。”所谓意识形态领导权，葛兰西认为是“统治集团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掌控力,即运用意识形态领导社会主流价值观，控制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权力”。郭燕来认为：“意识形态领导权是由若干要素相互配合的实施过程，可以划分为意识形态领导权力、意识形态领导权能、意识形态领导权责、意识形态领导权利、意识形态领导权威和意识形态领导权变。”在深刻理解何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基础上，怎样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成为当前学界研究的重中之重，学者们普遍认为：一要加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理论研究；二要在坚定文化自信中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三要坚持意识形态一元主导与多样共存；四要在遵循规律中掌握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导权。
3.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
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首先要提升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解释力。江家城等认为，我们要客观审视社会思潮多样化、宣传思想工作滞后、党建存在薄弱环节等现实问题，在处理好与多样化社会思潮的关系中提升理论体系的解释力。其次要学会处理各种关系。田鹏颖认为，要正确把握科学与技术的关系、经济与政治的关系、思想生产和思想分配的关系、民族主体与人类主体的关系。最后，要在具体的操作中提升社会主义的凝聚力和引领力。郑嘉禹、粟迎春认为，可以从三个层面出发：一是从理论层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二是从制度层面建立健全长效机制，三是从社会心理层面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4.加快构建舆论引导新格局
伴随着信息生产与传播形态的革新，互联网已成为多元思想的交汇地和社会舆论的生成地，我们面临着舆论引导对象社交化、隐匿化、情绪化，舆论观点意见分布场域分散、独立、割裂，境外势力文化渗透、信息倒灌、舆论串联等挑战，因此，必须把各种舆论工具牢牢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里。胡敏认为，在网络信息交流过程中，要注重榜样力量，善于利用网络意见领袖正确引导舆论方向。安理等认为，要重视发挥公众人物等“关键少数”的积极影响。雷森认为，可以依靠技术加持破除平台圈层、精准信息核查、完备舆情体系使网络舆论引导趋向智能化。在新的舆论环境下，主流媒体担负着守正创新、匡正视听的重要责任；在多元复杂的利益角逐下，主流媒体要及时、准确地把脉社会热点、监测社会问题，积极推动问题的解决与反馈，强化自身权威。
5.打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
6.全面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面对世界经济的复杂形势和全球性问题，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善其身，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国际社会共生关系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首先由我党提出并倡导的国际政治观念，体现了中国主流意识形态创新、开放、包容的品质，具有独特的国际视野和鲜明的时代特征。于瑮、张俊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文化自信的生动彰显，是中国“和文化”中的辩证统一思想的体现，具有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特性。新时代中国积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亚洲博鳌论坛等国际活动深化国际合作，为世界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在实践中传播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从而为提升中国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提供了契机”。李捷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需要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需要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需要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需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
三、关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研究的评述及展望
综上分析可见，党的十八大以来，学者们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的重大意义、表现形式、呈现特点、应对策略等不同角度对意识形态领域斗争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思考和较为周全的探讨，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和进展，为后续推进该命题的研究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积累了丰厚的资料储备，但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商榷的地方和今后需要着力研究的方面。
（一）关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研究现状评述
1.取得了一系列较为重要的研究成果
2.存在一些薄弱和不足之处
（二）关于意识形态领域斗争研究的展望
（作者：岳爱武，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朱雪莲，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