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教授，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初晓波接受《国际政治研究》特约记者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博士生李尧星专访。初晓波教授回顾了中国研究日本的历史，深入探讨当代日本研究发展现状与前景，鼓励中国学者继承前贤的传统，在时代大潮激荡之中放眼世界，更加全面、更加冷静地剖析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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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晓波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党委书记、教授
北京大学中外人文交流研究基地学术委员
01
不同历史阶段中国的日本研究
李尧星（以下简称“李”）：在中国现存历史资料中，最早关于日本的记述始于什么时候？
李：您认为，古代中国超越简单描述而带有研究性质的日本认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如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分水岭，在此之前，中国的日本研究可以分为几个阶段，又各有什么特点？
当然，如果以一个更广阔的国际视野来审视的话，也正是在这一时期，欧洲的日本研究也开始起步。有一个很好的比较视角：《日本考略》中有“寄语略”，也就是中日对译单词集锦，按照天文、地理、人物、花草等分为15类，合计大约350多个单词。万历年间的李言恭和郝杰编纂的《日本考》，介绍了日语中字母伊吕波（书中称作“以路法”）草书写法和读音，日语语汇56类，收录语数达到1186个。《日本一鉴》中“寄语”一栏中仅草木一栏就有360多种，包括“职员”“室宇”“鬼神”等日语词汇有3400多个，这在当时是相当于非常了不起的汉日词典。而在庆长８年（1603），日本耶稣会也刊行了日语、葡萄牙语的《日葡辞书》，次年又进行了补遗，收录项目达到3.279万个；几乎在同一时期，传教士陆若汉(JoaoRodrigues)仿照欧洲拉丁语文典体例编著了《日本大文典》，里面包含大量当时日本的政治、经济情况；1620年，他编著了澳门版的《日本小文典》，系统阐述了日语主要的语法规则和句法结构。冷静地分析一下可以发现，中国认识日本起步很早，但把日本作为一个客观对象来研究，从一开始与欧洲相比并不占优势。
第二个阶段是从明治维新到戊戌变法前后。
明清鼎革与江户幕府建立，锁国政策背景下两国之间只剩下长崎一个相互交流的港口，日本明治维新之前，国人值得提及的日本研究成果不多，嘉庆道光年间江苏吴江人、姚鼐弟子翁广平在无意中看到镰仓幕府官员编著的《吾妻镜》之后，根据中国编年史体例，为日本作通鉴，名之为《吾妻镜补》，并另起了一名为《日本国志》。书中分为世系表、地理志、风土志、食货志等部分，搜集了大量资料进行对勘校补，除中国古书里的国史、全唐诗等资料外，还包括搜集到的日本和朝鲜刻书，共计180多种，称得上是旁征博引。但必须承认，作者没有实地考察和访谈的机会，仅仅靠既有文献的梳理，很难谈得上做出了有创造性的成果。
当然，这一时期最重要的代表作还应该是黄遵宪的《日本国志》。用黄遵宪本人的说法，作为外交官，本“不暇于文字”，但不研究日本，不去采风问俗，“何以副朝廷咨诹询谋之意？”黄遵宪在日本的经历，尤其是看到日本知识阶层，对中国非常熟悉，“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对于日本这个“一衣带水，击柝相闻，朝发可以夕至”的邻邦，国人仍然沉醉在海外三神山，邹衍谈九州这样荒诞不经的认识，“可不谓狭隘欤？”用著名外交家、洋务大员薛福成的评价来看，黄遵宪的著作“采书至二百余种，费力至八九年”，加上在日本长期的考察和广泛访谈，黄遵宪的著作达到了中国古代日本研究的一个巅峰。黄遵宪不是简单地做资料上的编排和事实罗列，而是寓论于史、史论结合，尤其体现在关于明治维新的研究之上。他高度概括了明治维新发生的原因，认为德川幕府的腐败统治导致“民心积厌，外侮纷乘，内讧交作”，其本质是“卒以成王政复古之功，国家维新之治，蒙泉剥果，勃然复兴”。
他敏锐意识到，“尊王攘夷”仅仅是推翻幕府策略上的需要，成功之后便“决然变计，大开外交”。而黄遵宪思考日本明治维新的目的，还是试图劝说国人，在弱肉强食的时代，如不变法自强，必遭亡国灭种之祸。这些思想极大影响了康有为、梁启超等一大批仁人志士，为甲午战争之后百日维新的出现，以及随后学习日本高潮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三阶段是民国肇始到抗战胜利这一时期。清末中国掀起了学习日本的热潮，张之洞在《劝学篇》里就曾经列举了四条理由强调，“游学之国，西洋不如东洋”。于是，大批仁人志士踏足东瀛，如饥似渴地学习和研究日本，他们中的很多人直接改变了中国历史发展的轨迹。孙中山先生自不必说，国共两党的领导人，如国民党中的蒋介石、汪精卫等；共产党中的李大钊、周恩来等都与日本有不解之缘。这一时期，中国人翻译出版了大量的日本书籍，根据南京大学出版社田雁的研究，从1912年民国肇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一共翻译出版了4050种日文图书，其中尤其以1928-1937年为高潮期。按照学科板块的排序，前五位依次为文学语言、政治法律、经济、自然科学总论和史地。
民国时期另外一部日本研究的重要著作是蒋百里的《日本人》，作为杰出的军事家，蒋百里在书中掷地有声的名言激励了无数的中华儿女———“胜也罢，败也罢，就是不同他讲和！”蒋百里能够准确把握中日两国发展阶段和国家特点，才准确预测中日两国之间的战争结局，要以国民为本，坚持全面抗战，利用国土优势形成长期对峙的持久战。同样是日本通的胡汉民，在为戴季陶的《日本论》作序的时候说，批评一个国家的政治得失易，了解一个民族特性难，探寻一个民族的本真，纵的是历史，横的是社会，既要有充分研究古籍的力量，还要切实钻到它社会里面去，用心体察。研究一个国家，不在乎说他的好坏，而只要还他一个究竟是什么以及为什么这样？用形象的说法是，做了日本人的律师，又做了审判官，只有这样才能全面、详细又不失偏颇地论述日本人。民国时期的这些探索和努力，至今对我们的日本研究还是非常有启发的。
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日关系经历了一段曲折复杂的历史进程。改革开放之前，中国的日本研究有哪些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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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百废待兴，随后旷日持久的抗美援朝等重大事件层出不穷，但国家层面曾经很早就意识到推动日本研究的迫切性和重要意义。陈翰笙曾经提及，1950年代中期廖承志曾经谈及筹建亚洲研究所的事情，并且给出了他本人推荐的日本研究人选建议：政治可请谢南光，经济可请刘明雷，宪法可请刘思敬，另外还希望能寻找日本宗教研究、日本文化教育，尤其要找日本科学进步研究方面的优秀人选。
看得出来，这其中很好地兼顾了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之间的平衡。但因为国家面临的内外形势制约与变化，很多想法并没有能够实现。当时的一些日本研究著作，如刘思慕的《战后日本问题》、郑森禹的《日本和平运动》、张香山的《日本》、李纯青的《日本问题概论》等等，作者大都是国家不同领域从事具体对日工作负责人中的“日本通”，其主要内容是反映战后日本的新变化，反对美国重新武装日本，以及支持日本人民争取和平民主斗争。当然基础研究的成果也不少，如孙楷第编写的《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朱谦之的《日本的朱子学》《日本的古学及阳明学》《日本哲学史》等是其中的代表作。
从统计数字上看，1964年出现第一个高潮的原因是因为1963年12月25日，中央外事小组和中宣部向中央提出关于加强研究外国工作的报告，希望新建一批研究机构，30日毛泽东做出同意批示。到1964年，中央国际研究指导小组和国务院外事办公室批准在外交部、中联部、中调部、教育部之下设立若干外国问题研究机构。拥有得天独厚外国研究优势的教育部迅速行动起来，发布了《关于高等院校建立研究外国问题机构有关事项的通知》，决定在全国18所高校建立研究外国问题的机构，其中涉及日本研究的学术机构开始大批出现，第二年河北大学的《日本问题研究》、东北师范大学的《日本问题》新中国最早的两本日本研究刊物应运而生。
李：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日本研究有什么特点？影响因素有哪些？初：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李薇将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日本研究分为三个阶段：
在对中国日本研究进行总结的努力中，从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视角来进行归纳并出版了系列著作，如辽宁大学马兴国、崔新京主编的《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历史回顾与展望》、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林昶主编的《中国的日本研究杂志史》《杂志视点：中国日本研究的深化及其与世界的链接》。在中国日本研究具体领域的总结反思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日本史研究领域中，如李玉主编《中国的日本史研究》《中国的中日关系史研究》《新中国日本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等。
在上述大量综述的基础上，可以看到改革开放后中国日本研究的三个特点：
图2
第二，中国的日本研究成果数量变化比较剧烈。由于在中国涉外研究图书出版的周期比较长，不同时期出版社的总体数量、严重的地区不均衡及出版经费的差异等因素，出版图书数量的变化不如以学术杂志论文的数量变化更迅速、也更能准确地体现出中国日本研究数量的趋势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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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
李：您如何评价中国的日本研究的权威性和影响，中国的日本研究在国际学术界是否有话语权？
初：当我们为中国的日本研究机构遍地开花、研究人员队伍日益壮大、学术研究硕果累累而欢欣鼓舞的同时，必须有一些危机感。按照日本政府观光局的统计，2019年，中国赴日旅游总人数达到1677.56万人次（其中，中国大陆959.43万人次、台湾地区489.06万人次、香港地区229.07万人次）。日本方面特意提及，目前，中国大陆赴日旅行已经出现“FIT化”（“散客直销”即通俗所说的自由行）特点，追求自主、深度和个性成为普遍趋势。
中国有对日本如此感兴趣的庞大群体，他们迫切需要得到更全面、更精细、更准确的关于日本各方面的信息，按理说这时候应该成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但恰恰相反，中国的日本研究成果总量出现大幅度下滑。即便在2000-2010年间，中国的日本研究成果大发展的时候，中国学界是否拿出让世界日本研究学术界公认的成果呢？是否通过研究，帮助民众更客观地认识这个“遥远的邻国”呢？在《菊与刀》诞生一甲子后的2005年，该书突然出现在中国大陆畅销书排行榜上，当时在市场上的翻译版本达10多个，一年之内各种版本的销量达到七万册。
一部半个世纪前的学术著作引发如此的热潮，固然与中日关系出现了问题吸引人们去尝试理解日本有关，但不能否认，这与中国大陆学者没有提出令民众信服的有代表性的日本研究成果也有一定关系，需要从以下四个方面进行思考。
第一，中国的日本研究本质上属于区域国别研究。当前，国内对区域国别研究有巨大而迫切的战略需求，有非常好的学术积累和发展基础，但区域国别研究本身面临着很多问题。虽然研究的区域和国家各异，但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区域国别研究有没有自己的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区域国别政治研究、区域国别历史研究、区域国别经济研究、区域国别社会研究等分野与现有学科体系中的政治学研究、历史学研究、经济学研究、社会学研究是什么样的关系？
以日本研究为例，判断中国的日本政治研究质量优劣的标准是不是与政治学研究的判断标准一致？还是说拥有自己独立的、不同于政治学研究的判断标准？可以通过两种途径去检验当下中国的日本研究在不同学科体系中的地位。
在这些作者中，只有季卫东被视为日本研究学者，虽然其身份首先是法学家，他的主要研究领域和发表作品集中在法社会学、比较法学、亚洲宪法和审判制度等方面。由此可见，在中国的日本研究成果中，专业学科研究学者的影响力更大。
第三，当代中国的日本研究质量尚待提高。中国每年有大量与日本有关的著作和论文出现，在这些作品里有多少是真正在研究日本，找到新的资料，提出新的问题，总结出新的规律？还是仅仅在描述日本、想象日本？有多少是跟风急就、拾人牙慧？研究中国的老一辈日本学者早稻田大学教授安藤彦太郎曾经提及，中国很多人具有丰富的日本知识，甚至让日本人都很吃惊，同时他也非常坦率地指出：“这些从经验中积累起来的知识并没有体系化，并没有在日本研究中加以运用。我真实的感想是，在认识日本与研究日本之间存在着矛盾，这种矛盾还没有彻底克服。”
在21世纪以前，由于中国综合国力、中日两国发展阶段的差异、中国总体的开放程度等因素的制约，中国学术界能够熟练使用日语、有机会长期去日本搜集资料的人数还是比较少，那些观风问俗的游记、日本很多领域新知识新现象的翻译介绍、中日学者之间交流记录整理等等，对当时中国人开阔视野、为培养年轻一代学者、为此后的学术研究发展打下了重要基础，这应该得到承认和赞赏。但是，伴随着时代的发展变迁、全球化的大发展和资料电子化及知识传播、检索手段等的日新月异，此前那种知识获取上的不对称现象已经发生根本改变。面对着方兴未艾的跨学科、跨领域、多语言学术研究的蓬勃发展，仍然坚持着泾渭分明的“圣域”存在，很难拿出让世界日本学界和中国民众满意的作品。
2015年，南京大学教授张生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钓鱼岛问题文献集及钓鱼岛问题研究”，到2017年4月，该项目陆续结集出版了10卷本的《钓鱼岛问题文献集》，字数达433万字，其中，包括中文之部、日文之部，同时还有西文之部，具体有《美国外交关系文件》《英国外交档案与日藏美国文件》《美国安全档案》三册。
在英文档案的基础上，张生指导的学生仇梦影在2018年撰写了《钓鱼岛问题的英国视角》毕业论文，陈海懿发表《二战后的琉球群岛处置及其“归还”：基于英国视角的考察》，这些新领域、新材料的开拓是对钓鱼岛研究非常好的推动。
第四，中国的日本研究的研究心态问题。站在当下去回顾中国的日本研究历史的时候，可以发现上文引用过明朝的郑舜功、清朝的黄遵宪、民国时候的戴季陶，都曾经言及中国在面对日本时候存在某些特殊心态不利于我们冷静客观地研究。那么，现在我们是否存在类似的问题呢？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虽然不是日本问题专家，但她父亲是留日十年受教于京都大学泰斗河上肇的资耀华。结合父亲的经历，资中筠提出日本对中国研究之深、之细，由来已久，而且是一贯的。但相比较而言，中国对日研究始终不甚发达，总是停留在大而化之的浅层次。究其原因，她提出了三条：“其一，情绪化。对某一外国的研究和认识往往与国家关系混为一谈。关系好时为‘友邦＇，多看优点，否则反之……其二，把日本作为‘二传手＇……其三，泛政治化和高度实用主义。从深层次讲，国人对日本在文化上无法摆脱以文化源头自居的心态。”
对中国的日本研究学者来说，这些批评是非常尖锐的，客观地说，这不适合中国对日本研究的所有学者，也不适合所有领域，但在某些领域的某些学者身上，的确有鲜明的体现。我们应该认真倾听资中筠的逆耳忠言，冷静客观、扎扎实实地推动中国的日本研究。实事求是地说，本民族文化中心，或者用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的话说是人类思维中的“先有、先见、先知”，在任何一个国家、每一位学者的潜意识里多少都存在。中国和日本漫长的历史往来、彼此之间有类似的文化要素、很多共同的精神追求，因此，在研究日本的时候，更容易产生“以己度人”的思维倾向。日本学者沟口雄三在探讨日本的中国学研究方法的时候，指出日本的中国研究学界存在着一种倾向，“在理解作为异民族文化的中国文化时，一方面产生了一种亲近感，同时又造成了一种妨碍差异性认识的反面结果”。
应该说这个总结是非常精辟的，同样情况也发生在中国的日本研究界。因此，在研究日本尤其是近距离观察日本时，应该形成一种本能的反应，尽可能避免因为个人偏好、情感因素，甚至是社会舆论动向左右自己的客观判断。
当然，中国的日本研究领域还存在着另外一种相反的心态。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初，因为日本是中国学习和赶超的目标，一部分学者把日本的各种研究成果译介过来，直接就变成了开给中国的药方。针对这种现象，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原所长骆为龙在1990年曾经指出过，“在研究工作中，认识片面，形而上学的倾向时有表现。战后日本在经济管理、发展教育、发扬民族文化和促进科学技术发展乃至行政管理等方面，确有不少值得借鉴之处。但是在研究这些问题时，不能仅根据方针、政策等书本材料进行研究，而且还要实际考察它在付诸实施的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免把这些经验‘理想化＇”。
随着中国的发展和中日两国交往的不断增加，彼此之间的误读正在减少，但又出来了新的“食日不化”。一部分中国学者以日本既有研究方法为范本，不断引入新的理论和研究术语，在没有合适的中文表达之前，某些中文专业词汇直接使用日语汉字，以至于到了让读者不知所云的程度。杨栋梁针对这种情况，非常客观地指出，“研究方法的多元化开阔了研究者的认知视野，丰富了解决问题的手段，但也增加了价值判断认定标准的难度。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是如何避免表面上引入新理论新方法，实际上生搬硬套的拿来主义和虚饰空谈”。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宋成有的批评则更为直接，中国学者应该“以外国的历史经验教训为他山之石，为我所用，有所区分、有所选择、有所梳理、有所发掘，而非囫囵吞枣，自我矮化或者不分青红皂白地顶礼膜拜”。上述所有这些问题并不是中国日本研究特有的问题，看看我国台湾学者徐兴庆对台湾地区日本研究现状的分析，高丽大学日本研究所所长金春美对韩国日本研究现状的总结，可以发现，如何克服学者个人的情感偏好，客观研究日本是对东亚各个地区和国家学者的考验。
03
中国日本研究的前景
李：如您所分析，中国的日本研究成果很多，但问题也不容忽视。您认为中国的日本研究前景如何，应该去做哪些努力？
第一，要进一步梳理中国的日本研究传统，总结中国日本研究的优势和特色。
邹有恒先生是1932年赴日留学，1936年进入现在东京大学文学部主修西洋史科，师从今井登志喜、平田澄与羽仁五郎，远山茂树是邹先生的师兄，而井上清则是先生的同窗。回国后先后任教于东北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邹先生认为，中国的外国研究当然包括日本研究，“一直存在着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的问题。过去是不能讲资本主义国家有什么好的东西，而近几年来对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又出现多讲优点，不顾消极面的倾向，这里虽然有研究者的问题，但最主要的是过去的方针、路线上的和人为的禁忌还在起作用”。邹先生结合自己的研究体会，针对当时日本史学研究领域受到苏联史观和日本史观影响比较大的状况发出呼吁，“我们要搞中国特点的日本史研究，要走自己的路子，其前提是实事求是。不管是谁的主张，只要是合理的，有根据的就应当肯定，而不是盲目地跟着什么人，什么学派跑。要有自己的研究和总结出自己的看法，夸张一点说，要建立自己的体系，创中国的日本史学派，这些都应当是长远目标”。
从这些日本研究前辈的经历和思考中可以看到，中国日本研究的渊源和一路走来的艰辛，他们都强调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和对研究方法的宽容态度。要建立自己的研究体系和方法，前提是要清楚知道别人做了什么，并且知道各种体系和方法的利弊得失。引入或者使用一种研究方法或者分析工具，需要对其有全面系统的准确把握，需要从逻辑上去梳理，需要用不同时代的大量个案去验证，需要通过异质对象之间差异去比较。一个新概念提出、一种新分析方法的确立非常艰辛，希望中国能在短期内建立在世界日本学研究领域的话语权谈何容易？正如李薇所言，我们“距离构建中国的日本研究范式还有相当长的路程要走”。
如果仅仅通过传统的原典分析，单个学者是无法处理如此庞大的资料，更难找到长期性的规律特征。类似这种努力还可以从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张建立关于日本大国意识的研究中得到了体现。他选择的一手史料是日本内阁府发布的“外交舆论调查”数据库和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田中明彦研究室的《日本政治与国际关系数据库》，研究方法则借鉴了心理文化学中“情感性地位”需求，结论同样让人耳目一新。
另一方面，中国日本研究的国际化意味着要把日本研究放在东亚、放在亚洲、放在世界来思考，打破简单的区域研究隔阂、学科分野的隔阂，不断壮大比较研究和跨学科研究的学者队伍；同时，要充分利用目前我们综合国力提高后带来的诸多便利条件，扎扎实实地长期俯下身去做好田野调查。也真诚希望国内各个日本研究机构能够精诚合作，群策群力来推动中国的日本研究高质量地发展。
显然只有扎根日本，然后再跳出日本、放在东亚乃至全球的视野下，才能更好理解日本。中国学者也有类似这种努力。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尚会鹏的日本人论研究就比较典型。他先后涉猎了本尼迪克特的文化与人格学派、土居健郎的娇宠理论、中根千枝的纵式社会论，许烺光的心理人类学研究，在反复研判的基础上提出了心理文化学的研究视角，将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称为“缘人”，相对应地把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称为“伦人”，进而从自我认知模式、情感模式、交换模式、人与集团的关系等层面，勾勒出日本的“文化基因”。与此同时，他还是印度社会文化研究专家，用心理文化学的分析框架将包括中国在内亚洲三个国家共同纳入自己的研究视野。
这时候的日本不再是一个孤立的研究对象，在三种不同社会文化的比较之中，更明确地凸显出了日本的特性。与此同时，尚会鹏提出新的研究方法不是简单地坐在书斋里进行逻辑推演，而是坚持在日本、印度和中国长期做有连续性的田野调查，并且将调查结果与大量文本资料进行比对和验证。经过几十年的努力，尚会鹏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得到中日两国学界的承认，已经有多册日文版著作在日本出版，引起热烈讨论。2016年7月20日的《朝日新闻》的“东亚之窗”栏目专门刊登了对尚会鹏的专访。
本文转载于《国际政治研究》（双月刊）2020年第2期。
原标题：《【深度专访】初晓波教授访谈——中国的日本研究：历史、现状与展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