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姐姐像极了电影里那个身患疾病的曹贵英。出嫁后第一年，姐姐患上系统性红斑狼疮，在1986年前后，这是一个看不起的病，也是要命的病，大夫说，这个病还有一个名字，叫血癌。但是，我生活过的农村有着人世间所有的温情和美好，姐姐遇上了一个倔强的好人，我的姐夫。那时候，出力气打工找不着地方，姐姐在兰州住院，姐夫在兰州火车站干很下贱的力气活，往火车上塞人、塞行李。那也是一个欺行霸市的活，姐夫很多次被地头蛇打，也很多次被派出所抓，挣到的零钱必须得塞到鞋里面。每天晚上赶到医院，姐夫给姐姐打包一碗牛肉面，姐姐问姐夫，你吃了嘛？姐夫都说，吃了，我在馆子里吃了一大碗，还加了一个鸡蛋。其实他什么也没吃，从医院出来，裹着大衣在路边上啃干馍馍，然后裹紧衣服，在别人的屋檐下悄悄睡到天亮。
姐姐最后是被医院劝离的，说，这是个病看不好的病，农村穷，再住下去也是白花钱。临走的时候，大夫护士给姐姐捐了一些衣物，叮嘱，不能感冒，不能有夫妻生活。这也就意味着，姐姐和姐夫这辈子不会有孩子了。在农村，只要人还在，中药西药总还要吃一把，哪怕求个心理安慰，吃着药，人还有活下去的希望。舅舅是个自学成材的乡村中医，每天看病的人散了，他都蹙着眉头翻中医书籍，说，我不相信这个丫头年经轻轻就这么给造掉。中药罐子天天熬，大概一年多，姐姐病好了，但留下后遗症，左骨神经疼痛，走出一崴一崴的，跟电影上的曹贵英一模一样。
姐姐病着的时候，村子上有人骂过姐夫“断后”，这在农村是很恶毒的揭短。姐姐病好以后，嗵嗵嗵生下三个孩子。我的大外甥读研期间从大学入伍，先到海军陆战队，半年后被选拨到南海的一支特战部队，就是电影《红海行动》中赫赫有名的的“蛟龙突击队”。
那是八十年代的农村，那个时代农村才是电影《隐入尘烟》所呈现的农村。我的姐夫，从相貌到言行举止，都像极了那个马有铁，从来不知穷，从来不知苦。但不一样的是，姐夫在二十年前就盖起一座一砖起的高头大院，里外贴着墙砖，城里有的家具电器，房子盖好的那一年都有了。
我二十二岁离开老家。电影上，马有铁干的那些活，我在农村全都干过。马有铁盖房子，打的那个土块，不叫“土砖”，叫“土基”。我们家91年盖的新房，父亲活泥，我端着土匣子拓，那幢房子的每一块土基都是我拓的。我割过麦，扬过场，打过炕面子。打炕面子是比拓土基更有技术含量的活，泥里面活上麦草，光着脚一块一块踩。我栽过芨芨草扫帚，我编过芨芨草席子。电影里面，马有铁和曹贵英拗着驴车从麦田里往回拉麦捆的那个情景，即使回到八十年代，也不真实。麦杆很滑，装车是个技术活，既要拉得多，还要装的稳。麦捆在半路上东倒西歪的时候，人可以左右趁劲，牲口趁不上劲，只能用人力。我们家养着一头老骡子，平时用，打场也用，但拉麦子的时候不用，我在前面扛车架子车，父亲在后面推。从我下地干活，到离开农村，十几年的麦子都是这么收上场的，我没见过谁家用单牲口从地头往回拉麦子。
这些年，新农村建设在全国普及，这件事不能说好坏，农民多数是不情愿的。修桥修路，大家都高兴。但非要搞集中居民点，让农民搬进楼房，大家意见很多。农民有农民的生存法则，养鸡养猪是千百年来形成的自然生态。人住进楼房了，鸡可以不养，家具怎么办？粮食麦草往哪堆放？问题归问题，但农村的变化是眼睛看得见的，至少现在，家家户户都有了一台电三轮，这东西在农村太实用了，拉着农具上地，拉着麦草回家，串亲戚走朋友，踩一脚油门呼呼呼就到了。
这一切变化，我在农村都亲历了，见证了。但我在《隐入尘烟》里连一辆电三轮都看不见，这到底是哪个年代的农村？
电影里的所有场景，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而电影里的一些物品，却是最近十几年才有的东西。比如，电影里的那辆宝马车。比如，婚纱影楼里那台弧形大屏的苹果电脑。比如，电影里三哥欺骗马有铁去城里看的那套拆迁置换房。甚至，输熊猫血才能活命的张老板，他们全家做的那门粮食统购生意。这都是最近十几年才有的事，但它的背景，却是一个破败的、落后的、遮蔽在黄土和风沙中的，八十年代的农村。
看第一遍的时候，我真得睡着了。最近这部剧在网上越来越火，铺天盖地的赞美，于是强迫自己又看了一遍，终于看懂了：三哥嫌马有铁是个累赘，找了个有病的婆娘把他打发出家门。村上的张老板得了一种怪病，村民们为了从张老板手上要到血汗钱，一起鼓动马有铁去给张老板输血。马有铁和曹贵英住进别人废弃掉的一个破旧院落里，村民为了一万多块钱的老屋拆迁费，把他们从破房子里面赶出来。三哥儿子要娶媳妇了，打发马有铁去城里面拉家具，回来晚了，没落一句好话，还挨了三哥一顿骂。张老板儿子给曹贵英买了一件八十块钱的衣服，是为了让马有铁再给他要死的老爹输血。三哥哄骗马有铁，给他儿子在城里买了一套拆迁置换房。然后，曹贵英落水死了，马有铁喝农药自杀了。
贫穷落后也罢了，偏偏村上没一个好人。两个相依为命的人，吃尽了人世间所有的苦，却没有落下人世间一点点好。马有铁善良和苦难的背后，是一个乡村冷冰冰的邪恶。有人说，马有铁和曹贵英的命运，就像风雨中两根点亮的蜡烛，他们相互映照，这是卑微生活中传递出的一丝光亮。我在这部电影里没看见光亮，只看见一种深不见底的黑暗。
电影出现以后，兴奋的，尖叫的，赞美的，都不是我们这些从农村走出来的人，而是那些根本就不了解农村的城市文艺青年，还有戛纳电影节，还有豆瓣，还有抖音和微博。那些吃饱喝足的人们，在城市的高楼大厦里，厌倦了外面的万家灯火，才会把苦难当成一种有声有色的文艺，才会把贫穷看成一种居高临下的情怀。你们真得没这种资格。我扛过架子车，你们没有。我拓过土基，你们也没有。你们不能从贫穷、落后、艰难、困苦中寻找快感，然后认为你们是文艺的、你们是有情怀的。
这恰恰是你们对世界的恶意。
我的老家，是一个十七户人家的小村庄。土地承包的时候十七户，分分合合，离离散散，到今天还是十七户。村上有一户李姓人家，地主成份，1968年疏散人口，被迁到我们村子上，是村里唯一的一户外来人口。因为说不清辈份，我父亲那一辈称呼老地主李哥，我们这一辈称呼老地主李爸爸（我的老家，父亲叫爹爹，叔叔伯伯叫爸爸），没人要求，就这么习惯下来，不排外，不欺生，他们家两个儿子的媳妇都是我妈妈给介绍来的。
我堂哥有个傻儿子，上小学的时候经常挨老师和同学打。我弟弟知道了，到学校把打人的学生揪出来，列队，一顿皮带抽，把老师也打了。傻儿子没人敢欺负了，但派出所的三轮摩托来了，找大队支书，要抓我弟弟。支书说，先吃饭，先吃饭。一边他儿子使个眼色，他儿子蹬着自行车飞奔我们家，让我弟弟跑。这一跑出来，就再没回去过。傻儿子后来失踪多年，被公安局送回来，冻掉了两只脚，一躺就是二十多年。堂哥过世后，村上你家一口我家一口喂着，一直喂到死。
我实在不知道我们村上哪个是坏人。我们村上没有三哥，也没有乡老板和他儿子。前几年鼓励土地流转，全村土地都承包给一户姓党的人家，他不但没挣着钱，反而连亏两年，几户条件好的人家放弃讨要承包款。第三年种苗圃挣了点钱，党老板挨门挨户去给人家补前面两年的款。在农村，一家有事，大家帮忙。《隐入尘烟》中，三哥家娶媳妇都没请马有铁去吃个酒席。而我们村，过去贫穷的时候，有个规矩，无论红白事，席上撤下来的盘子倒在一起，没上桌的剩肉切成小块，客人散了以后，挨家挨户去送。
村上发生过一件丑事，一个叔叔辈，是煤矿工人。他的媳妇，我们喊婶娘，和小叔子偷情。村上没觉得这事有多丑，那个当煤矿工人的叔叔死于矿难，村上开个会，要求他嫁给小叔子。俩人过了两三年，这个叔叔娶了个年轻媳妇，不要婶娘了。村上又开了个会，要求她嫁给村上还在打光棍的另一个叔叔。不管怎么说，就是不让走，结果也很好，两个人最终过到老。有没有幸福，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隐入尘烟》让我最耿耿于怀的地方，不是穷，不是时光错乱，而是村子里面没好人。你可以迎合城市，你可以迎合戛纳，你可以把农村描写的再落后一点、再贫穷一点，但你不能把农民表现的那么坏，他们是我们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兄弟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