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时健的亲属对界面新闻表示不方便回应此事。
褚时健是中国商业历史上富有争议的人物之一。1980年代，褚时健曾将“红塔山”运营成为中国名牌香烟，玉溪卷烟厂也是亚洲位列第一的现代化卷烟生产工厂。2012年11月，85岁的褚时健创立冰糖橙品牌“褚橙”，也被外界誉为“中国橙王”。
他的一生数度起落，跌宕起伏——1990年，他被授予全国优秀企业家；1994年，评为十大改革风云人物；一年之后，1995年，褚时健被匿名检举贪污受贿，家人也一同入狱；1995年12月1日，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在狱中自杀；直至2001年，他获减刑至有期徒刑17年；2002年，70多岁保外就医的褚时健承包了一片900亩的荒山种橙子，开启二次创业。
褚时健91年的生平历练凝聚了荣耀、耻辱、失女之痛与冷静判断卷土重来的果敢。在时代与命运中的颠沛流离与铤而走险，让褚时健这一段已经落幕的人生成为中国企业发展史上无人忽视的部分。
成长
1928年，褚时健出生于云南省黎县青龙区禄丰乡矣则村（今华宁县青龙镇），9岁那年，上小学的他才有了正式的名字“褚时俄”——“俄”字是老师选的，意在“亲俄亲共”。直到上中学时，才改为了“褚时健”，取自“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成长于动荡年代，褚时健的少年时代历经坎坷。1942年正值抗战最艰苦的时期，14岁的褚时健家中连遭变故，爷爷和叔叔相继去世，父亲也在一次做生意的途中遭遇日军飞机轰炸，不但受到重伤，生意也血本无归。
家庭的重担落在了母亲和长子褚时健的身上，而他也第一次展露出了做生意的天分。褚时健开始帮助母亲做家务，并接手了家里的酒坊生意。
可以说，少年褚时健在家庭酒坊中的生意操作，展现了他爱思考、懂得总结经验的个人品质。他也明白了好的产品才能卖出好的价格，好产品离不开技术的突破，在他后来掌管企业之后，这也成为他的信仰和坚持。
命运对褚时健来说是残酷的。1958年，褚时健被打成“右派”，此后几年辗转于云南山区里的农场进行劳动改造。但他并没有消极悲观，而是努力地种菜、开荒、养猪，终于在1961年摘掉了右派的帽子。
1963年，褚时健被任命为新平县曼蚌糖厂的副厂长。这家糖厂有100多名职工，但经济效益却很差。褚时健发现，糖厂亏损的一大问题是燃料成本太高，他大胆地使用甘蔗渣替换煤，直接让燃料成本降低了85%。改进了生产技术之后，甘蔗出糖率也增加了三分之一。这下，曼蚌糖厂在当年不仅还清了债务，还有了8万元的利润。
年轻时的褚时健
后来，新平县委把曼蚌厂迁到嘎洒镇，与当地一家造纸厂合并，成立了嘎洒糖厂。新厂成立后，褚时健仍然着手于技术改造，戛洒糖厂利润连年翻番。正值全国经济凋敝的文革时期，褚时健在戛洒糖厂的事业却风生水起，他在这里一干就是16年，把一个挣扎在生死边缘的小厂，发展成了玉溪地区效益最好的企业。
回忆起这段岁月，褚时健说：“不是我有什么神奇的地方，而是我善于学习，从小就这样。我一直有一种意识，那就是人活着就要干事情，干事情就要干好。”
烟王
这些糖厂积累的经验，在日后帮他成就了“一代中国烟王”的传奇。
1979年，52岁的褚时健被调职到玉溪卷烟厂（红塔集团前身）出任厂长一职。
当时的玉溪卷烟厂表面风光，背后却是隐忧重重。从财务数字看，玉溪卷烟厂1978年年产量27.5万箱，利润9000万元。但褚时健对它的总结是：员工懒散，原材料缺失，到处漏水。多年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依旧记得当时的工厂里：原料没有认真分等级，设备破破烂烂，一只卷出来的烟切下来头是空的，一包烟有装了18只的也有装了17只的，一条烟有9包的，一箱烟能少两条，原料煤灰都能装进去……
禇时健重新整顿工厂，落实了责任制，为保证原料品质，直接从烟农手上进货。到1986年，玉溪卷烟厂推行了“三合一制度”——将烟厂和烟草专卖局、烟草公司合为一体，实现了整个产业链的打通。
要知道，中国一直实行烟草专卖制度，种烟叶的不管烟草的生产，生产烟草的不直接做销售，但褚时健凭借他善于跟政府打交道的长处，做到了产供销一条龙。尽管多年后，这种资源的过度集中，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的褚时健的锒铛入狱，但在当时确实拯救了玉溪卷烟厂。
在此后的17年中，褚时健领导玉溪卷烟厂为国家创造利税991亿，加上红塔山的品牌价值400多亿（其他品牌价值没有评估），为国家贡献的利税至少有1400亿。
褚时健在烟厂
“那时候玉溪烟厂的税利上百亿，万科的规模是30亿，人家一年的税都比万科大得多，但是真正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管烟厂的质量概念。烟农、烟田是第一生产车间，一般都是烟叶符合标准才进场。从引进种子，怎么耕种、收获、怎么烤、怎么分级，环环相扣，给我印象非常深刻。”王石说。
获罪
将云南小卷烟厂打造成亚洲第一、世界第四的烟草帝国的褚时健，人生在1995年迎来了一次意想不到的崩塌——源于一封来自河南三门峡对褚时健的贪污举报信——1995年被人举报贪污，1996年褚时健的女儿褚映群和老伴马静芬已经被关在洛阳监狱。也是这一年，褚映群在狱中自杀。
一代烟草大王，就此谢幕。
最高人民法院网当年对褚时健案的起诉书罗列了其被捕原因：“被告人褚时健以及乔发科利用职务之便侵吞公款，数额特别巨大，属情节特别严重，这是被告人承担刑事责任的基础，确定刑罚必须与所犯的罪行相适应。本院认为，被告人褚时健、罗以军、乔发科利用职务之便，私分公款3551061美元，折合人民币2870万元，其行为均已构成贪污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情节特别严重。被告人褚时健在共同犯罪中起决定、组织的作用，系主犯，应对组织、参与的全部犯罪负责，论罪应依法判处死刑。但鉴于其有自首和重大立功表现，以及赃款全部追回，经济损失已被挽回和其他情节，依法应当减轻处罚。”
褚时健在供述中也证实了上述说法：“当时新的总裁要来接任我。我想，新的总裁来接任我之后，我就得把签字权交出去了，我也苦了一辈子，不能就这样交签字权。我得为自己的将来想想，不能白苦。所以我决定私分了300多万美元，还对罗以军（褚时代的红塔集团总会计师）说，够了，这辈子都吃不完了。”
褚时健在企业界拥有极大的名望，是改革的功臣，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他的工资与他创造的经济价值不相称。他的获罪在企业界引起轩然大波。
凤凰卫视2016年电视栏目《我们一起走过》中，褚时健说起此事老泪纵横，他说姑娘早就跟我说叫我退休，我一直想着多做点贡献，把我们厂再做大一点，我要是早一点听了姑娘的话退休，姑娘就不会有今天。
2001年，71岁的褚时健因为严重的糖尿病，褚时健被批保外就医，只可在有限范围内一带活动。但他没有被所有罪名与女儿的离开而击垮，褚时健仍然在寻找着东山再起的机会。
东山再起
“出来”的褚时健与弟弟褚时佐共同开始承包山林种植橙子。在《中国企业家》2005年发表的一篇《寻找褚时健》一文中，褚时健说自己不信命，“我从来不信那个东西。原来我想能活到九十岁，出了那个事（昏迷）就难说了。
在这期间，王石曾去云南看过他。王石曾在不少场合表示过对褚时健的敬意，当时他说“虽然我认为他确实犯了罪，但这并不妨碍我对他作为一个企业家的尊敬”。
2002年，已是耄耋之年的褚时健开始了二次创业。
这并非褚时健的突发奇想。他的二次创业也经历了长久的前期调查：市面上的橙子他都买回来品尝过，无论是美国的“新奇士”橙还是湖南、广西产的本土橙，都没有哀牢山的冰糖橙好吃。
爱较真的褚时健在庄园里被农户叫做“褚大爹”。他会蹲在养鸡场的地上把鸡粪抓在手里捻开挑肥料，他眼睛不好，脸几乎贴到了鸡粪上。他的口袋里装着糖果，给果园里的工人和孩子吃，每一棵果苗都要紧紧盯着，也会在生气时骂“杂种”。
王石2003年去看他的时候，这个已经76岁的曾经的烟草大王穿着汗衫，蹲在果园里为了80块钱的果苗跟老农讨价还价，皮肤晒得黝黑。
褚时健和儿子褚一斌
去年1月褚时健正式把儿子褚一斌推到台前——将褚橙事业交棒给了褚一斌。褚一斌成为褚橙的主要操盘手，褚时健则担任云南褚氏农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
人们都知道褚橙的走红与褚时健本人的光环密不可分，也有人质疑，没了褚时健的褚橙还能否受到如此追捧去年新一季褚橙的销售启动仪式上，交棒后的褚时健仍然出现在了大会上——尽管他行走已需要人搀扶，还是从头坐到了尾。
在褚橙销售启动仪式上，褚时健直接抛出了一个问题：褚橙卖得好，到底是褚时健的名气高，还是果子好？
褚时健的妻子、当年86岁的马静芬替褚时健回答了问题。“没有褚时健的名字开始时不会卖得那么快，但是品质不好的话，最多骗3年，第4年就不会有人来买了，”马静芬说。
直到过世前，褚时健依然会每个月两次从玉溪家中，乘车3个多小时查看哀牢山的褚橙基地。如今褚橙年产值已经达到2亿多元，褚时健提出的问题也许早就有了答案。
但褚时健的身体状况一直受到糖尿病的困扰。他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出现是2018年9月26日，出席“玉溪”品牌创牌45周年的活动。当时身体已经显得消瘦不已。2019年2月19日是马静芬的86岁生日，在一张大合影中，坐在最中心的马静芬身旁，并没有褚时健的身影。2017年的时候有媒体曾传出其离世的消息，但随后很快被辟谣，褚时健后来笑称媒体发布信息时自己正在家里做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