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朝以前生产和利用茶叶仅局限于巴蜀。陆羽《茶经》中说的“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正属于中国原始社会时期。而记载周朝典章制度的《周礼》中的《掌荼》篇所说的“掌荼，掌以时聚荼以供丧事”，说明“掌荼”已是周朝朝廷中的一个部门了，其职责是及时收集茶叶以供朝廷祭祀之用。
自秦统一中国之后，巴蜀一带，尤其是成都地区，很快成了殷富地区，也使这里成为中国早期茶叶发展的重要地区，并影响了以后中国茶叶传播的线路和速度。据《路史》等书记载，秦朝茶叶首先向东部和南部渐次传播开来，如湖南茶陵的命名是一个明证。茶陵是西汉时设置的县份，唐以前写作“荼陵”，正说明它是一个较早发展的产茶区，也说明秦时茶叶确实已向东南地区传播并有了一定的发展。
秦汉之时，既是巴蜀茶业继续繁盛时期，也是中国茶业走向全国和茶业重心开始东移的重要阶段。
三国时期，在中原人看来，荆楚一带的茶类生产和制茶技术已达到和巴蜀相同的水平或程度。而且又进一步从荆楚传播到了长江下游的今安徽、浙江、江苏等地，并出现了有关制茶和茶的药理功能的记载。据《三国志·吴志》载，孙皓常常“以茶代酒”，正可说明皇宫喝茶也已习以为常了。中国西南地区有许多关于诸葛亮与茶的传说。滇南六大茶山及西双版纳南糯山有许多大茶树，被称为“孔明树”，相传为诸葛亮南征时所栽。
二、两晋南北朝时期
关于西晋时长江中下游茶业发展的情况，西晋将领和诗人刘琨《与兄子南兖州刺史演书》中载，不仅在山东、江苏茶叶贸易很盛，就是在北方边疆也已存在一定的茶叶贸易。另外，《齐民要术》引《荆州土地记》，称“浮陵（当为‘武陵’之误）茶最好”。《北堂书钞》亦有“武陵七县通出茶，最好”的记载，可见荆汉地区的茶叶质量已超越巴蜀。
东晋时期，一些王室贵族、达官贵人为了所谓的吸取统治集团的荒淫无耻而导致亡国的教训，大力提倡喝茶，以此来标榜他们的节俭和朴素，客观上促使喝茶成为一种时尚，使茶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使中国茶文化也初步出现。
因此，由于东晋、南朝统治阶级“借重茶叶”的需要，使得我国南方尤其是江东饮茶和茶叶文化有了较大的发展，也进一步促进了我国茶业的向东南推进。
三、隋唐五代时期
隋的历史不长，茶的记载也不多，但由于隋统一了全国并修凿了一条贯通南北的运河，这在客观上对于促进唐代的经济、文化以及茶业的发展，还是有着不可忽略的积极意义的。另外，据史料记载，隋文帝得过脑病，是饮茶治好的，因此，茶在隋朝时名声大震，饮茶在北方得以逐渐普及，江浙已成为茶叶中心。所以，唐代尤其是唐代中期，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中国茶业迎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期。所以，我国史籍有了茶“兴于唐”或“盛于唐”的说法。唐代人封演在其《封氏闻见录》中说：“古人亦饮茶耳，但不如今人溺之甚，穷日尽夜，殆成风俗，始自中地，流于塞外”，茶叶一下成了中国的举国之饮。正是在唐代，茶始有字，茶始作书，茶始销边，茶始收税。故唐代才真正形成为一种独立和全国性的文化和行业。
1、唐代的茶叶产地。茶圣陆羽在其《茶经》中列举了唐代的茶叶产地。根据他的记载，唐代茶叶产地主要由山南、淮南、浙西、剑南、浙东、黔忠、江南、岭南这八大茶区，史称“八道四十三州”，由此可知，当时茶叶产区已遍及今四川、陕西、湖北、云南、广西、贵州、湖南、广东、福建、江西、浙江、江苏、安徽、河南等十四个省区，已达到我国近代茶区约略相当的面积。而产销中心在浙江、江苏，茶叶生产已渐趋专业经营。唐朝政府还在浙江湖州设立了历史上第一个专门采制宫廷用茶的贡焙院。
2、茶学与茶叶文化。在唐代以前，我国南方一些地方饮茶、种茶的历史虽然已很久远，但还没有撰刊过一本茶的著作，也就是说，其时茶还没有形成为一门独立的正式学问。至唐代中叶，陆羽《茶经》等一批茶叶专著的出现，标志着茶学已成为一门独立的、崭新的学科和文化展示于世。
陆羽的《茶经》是我国也是世界上最早的一部茶书。其后唐人续写了一本本《茶经》新篇，使这门新兴的茶学得以不断发扬光大，如裴汶的《茶述》、皎然的《茶诀》、张又新的《煎茶水记》、温庭筠的《采茶录》等，建立了我国最早的传统茶学比较全面、客观地反映了唐代茶学的实际和知识。
与此同时，在《茶经》问世后，人们对茶叶文化、茶叶生产、茶具和品饮艺术，开始重视和日益讲究起来。也就是说，在唐代中期，随着我国茶业和茶学的发展，茶叶文化本身也有了一个很大的发展。如茶具在陆羽的《茶经》中就列举了28种，并对每一种器具和设备的尺寸、工艺和用途都作了详细的说明，它不仅奠定了我国古代茶具的基础，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我国茶具生产的发展。
唐代茶叶文化的发展，还突出反映了在社会上享用茶叶的人越来越多，也越来越会享用，这说明茶叶的价值观得到了空前的提高。故自唐朝开始，文人们用诗、词、赋、文等颂扬饮茶之乐，已蔚然成风。如唐代著名的诗人李白、刘禹锡、白居易、孟浩然等无不嗜茶，也无不留下了众多美妙的吟哦茶叶的诗句。这些诗文一方面把茶叶宣传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好的日常生活用品，另一方面也极大地开拓和提高了茶叶文化的精神意义。
在唐代，茶叶还向塞外传播。唐代的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时，也带去了饮茶之风，。茶传播到西藏，并与佛教进一步融合。西北少数民族在形成饮茶习俗后，还出现了与中原进行以茶换马的交易。
3、唐代茶业发展的主要原因。
其一，是盛唐经济、文化的影响。唐至开元、天宝时期，进入全盛时期，社会经济繁荣，文化氛围较好，诗人、文人大量涌现，由此而带来喝茶、品茶风尚的普及。加之国家的统一、交通的发达，南北经济、文化交流的密切，佛教等宗教修性理论的影响，茶业的风行已成不可阻挡之势。
其二，陆羽的提倡。北宋梅尧臣在《次韵和永叔尝新茶杂言》中吟：“自从陆羽生人间，人间相学事春茶”，正是陆羽之功。“茶圣陆羽”及其《茶经》，是唐代茶业大发展中产生的，但又反过来推动和促进了唐代茶业的更大发展。这一点，《新唐书·陆羽传》说得很贴切：“羽嗜茶，著经三篇，言茶之源、之法、之具尤备，天下益知饮茶矣。”《茶经》中关于茶的历史、制茶饮茶的方法、器具，不是从陆羽时才有的，而是他把它们总结、提高的更加完备，“天下益知饮茶”，正是他的《茶经》的作用。可见，《茶经》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其三、僧道生活和茶为教事之吸收的影响。唐代佛道二教由于武则天等统治者的提倡均十分兴盛，寺院经济发达，僧道人员庞大。他们不仅是茶叶的重要消费者，也是茶道、茶艺的重要倡导者。据统计，在《全唐诗》中，凡提及茶事的诗词，僧道写作或在寺院与僧道一起饮茶的诗词，竟占到总数的十分之二。唐代寺院僧道吟诵茶叶的诗词不仅数量特别多，而且寺院也往往就是种茶较多、制茶较精的制茶技术中心。因此，它对社会风尚的形成自然有一定的影响，尤其对唐代文人的影响更大。
其四、唐代的气候条件，也有利于茶业的发展。据竺可桢先生对五千年来气候变化的研究，认为隋唐时期正处于第三个温暖期（第一温暖期为公元前3000-1000年；第一寒冷期为公元前1000-850年；第二温暖期为公元前770-公元初年；第二寒冷期为公元初年-600年；第三温暖期为公元600-1000年；第三寒冷期为公元1000-1200年），因此，它是五千年来最为温暖的一个时期，特别有利于茶叶的生长。可见，唐代茶业的大发展，除众多的社会原因之外，与当时的“天时”条件也有一定的关系。
四、两宋元代茶业的发展
两宋茶业的发展，突出反映在建（福建）茶的崛起、茶类生产的转制和城镇茶馆的风靡各地这三个方面。其中，关于茶类生产的转制，即从传统的紧压茶类，逐步改为生产末茶，散茶，对我国后世茶业的发展，尤其有着深远的影响。
1、茶业重心向东南转移。宋代茶业的发展，突出表现在福建和岭南茶叶的兴起。宋代由于气候转冷，故较南部的闽粤茶叶异军突起，一跃而成为全国产茶最著名的地区。故欧阳修有“建安三千里，京师三月尝新茶”的诗句，使建茶名冠全国，其生产的发展和制茶技术的卓越，开始影响全国。建安无疑是福建的产茶中心，其生产的贡茶——龙凤茶（即“龙团风饼”），已闻名全国。贡焙基地已从唐代的顾渚转移到了建安、建瓯一带的北苑，设立了北苑贡焙。消费层次也扩大到了街头巷尾，庶民百姓。
宋代建安在全国茶叶生产技术上的重要地位，还可以从茶书上得到反映。据统计，从现存的文献中，可查到的宋代的茶书目录共25种，其中属于建安地方性的茶书，就有14种之多，这就不难看出建安在当时茶叶生产技术上所享有的突出地位。
在宋代，茶不仅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之一，而且进入了“琴棋书画烟酒茶”的行列。社会上“汁茶”、“茗论”及茶馆文化纷纷崛起，被誉为“盛世之消尚”。
2、茶类的演变。宋元茶叶生产发展的另一特点，是这一时期茶类生产由团饼为主趋向以散茶为主的转变。唐代以生产团茶、饼茶为主，少有散茶生产。但在北宋中叶开始，适应社会的需要，散茶生产已渐渐成为茶叶生产的主要生产方式（散茶价格低廉、煮饮方便、茶味浓香）。
在宋代的一些文献中，团、饼一类的紧压茶称之为“片茶”，而对蒸而不碎、碎而不拍的蒸茶和末茶，则称之为“散茶”。
宋元由过去传统的生产团饼为主，改变为以生产散茶为主，这还可以从我国茶书和有关农书的内容中得到证明，例如在《王祯农书》和《农桑撮要》一类农书中，谈到制茶。就主要介绍蒸茶、青茶和末茶了，很少介绍或根本不提团茶、饼茶的采制方法了。非常明显，茶书或农书中对制茶工艺的介绍，在一定程度上，是当时社会茶类生产的反映。
宋代是茶文化由中间阶层向上下两头扩展的时期，在推动茶文化向各地区、各层面扩展方面有重要贡献，它使茶文化逐渐成为全民族的礼仪和风尚。
元代的茶业基本沿袭宋代，惟不重茶马交易。团、饼茶进一步没落，散茶已成为主要茶类。元初，汉族的传统文化遭到冲击，茶文化也面临危机。然大多数蒙古人在汉文化的影响下，喜欢饮茶，更喜欢直接泡饮茶叶，故使散茶比以前更为流行。随着饮茶方法的简易化，元代茶文化出现了两种趋势：一是俗饮增多，二是重返自然。
适应俗饮之需，宋元茶馆文化逐渐兴起，是这一时期茶事的一个特色。
五、明清茶业的发展
从茶业和茶学的发展来说，明清时期是我国古代茶业和传统茶学由鼎盛走向终极的一个阶段，但这一时期的茶业仍取得了一些实质性的进展，并在民间的茶文化有了一个长足的发展。
明清茶业的发展主要表现在散茶的兴起和制茶的革新上。从文献记载来看，中国茶类生产在两晋、南北朝和隋唐，以采造团茶、饼茶为主，但也有旋摘旋炒的炒青一类茶叶。至宋朝特别是南宋以后，随着散茶生产的发展，史籍中正式出现“片、散”两种茶叶花色。散茶，包括蒸青、末茶或炒青一类的茶叶。有的地方把蒸青、炒青也称为草茶。明代所称的“芽茶”和“叶茶”，实际上就是宋元所说的“草茶”。所以，明清芽茶、叶茶的独兴，就是宋元草茶、散茶的盛起。
元朝时的团茶、饼茶（现在称之为紧压茶）主要用作贡茶，民间一般只饮散茶和末茶。明初，承袭元代风尚，仍以团、饼茶为贡茶。但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团、饼茶“重劳民力”，改为“芽茶”贡朝，这在客观上促进了芽茶和叶茶的蓬勃发展。
明朝叶茶的全面发展，首先表现在各地名茶的繁多上。据明代黄一正《事物绀珠》载，今名茶就有仙人掌茶、虎丘茶、天池茶、阳羡茶、六安茶等97种之多，几乎各产茶区都有代表名茶，从而大致奠定了我国近代茶业和茶文化的格局与风貌。与此同时，明代叶茶的突出发展，还表现在制茶技术的革新上。在制茶上，普遍改蒸青为炒青，这对芽茶和叶茶的普及适逢有利，同时，也使炒青等一类制茶工艺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如杀青、摊凉、揉捻和焙干等工序日益成熟，使制好的茶叶色泽绿如翡翠，香溢四方。这种工艺至今仍是高档绿茶的制作技术。此外，明代及其清代的其他茶类也有很大的发展，黑茶、花茶、青茶、红茶等都得到了全面的发展。尤其是青茶（乌龙茶）更是明清时首先创制于福建的一种半发酵茶，并且很快进入了大茶种的行列。值得注意的是，在明清时，台湾茶区得到较大的发展，栽培面积、生产数量曾一度达到历史最高水平。
总之，明清芽茶、叶茶的发展，取决于社会内部商品经济的发展。在清朝，茶业的发展还得益于对外贸易的刺激和促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