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旭华，男，汉族，1926年3月出生，中共党员，广东揭阳人。1949年毕业于国立交通大学船舶制造专业，毕业后一直从事舰船研制工作，于1994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是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中船重工）第719研究所名誉所长、中国第一代核潜艇总设计师。他带头研制出我国第一代核潜艇，并随艇深潜，创下一段佳话。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防科工委二等奖、全国先进工作者、“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2017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敬业奉献类奖、最美奋斗者、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等奖项和荣誉称号。2019年9月17日，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荣誉勋章——共和国勋章。
20世纪50年代，西方国家在核领域纷纷发力。内忧外患之下，中央下定决心，全面上马核潜艇研制工作。当时，一位风华正茂的男子成功入选我国核潜艇的自主研制项目，自此隐“功”埋名30载，向深海进发，在研发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过程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后又以总设计师的身份随艇深潜，成为中国军事装备发展史上的一段佳话。他的人生，就像深海中的核潜艇一样无声，却有着无尽的力量。他说：“研制核潜艇是我的梦想，一辈子从事自己热爱的事业，我很幸福。”
2017年11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与全国精神文明建设表彰大会代表合影时，拉着全国道德模范黄旭华的手，邀请这位站在人群中的91岁老人坐在自己身边。当时91岁的黄旭华，依然不愿退休。“从1958年开始到现在，我没有离开过核潜艇研制领域，我的一生没有虚度。”黄旭华如是说。
“一条道，走到亮”
“父亲这辈子，就是一条道，走到亮。”小女儿黄峻一语中的。
黄旭华出生于广东海丰的一个医者家庭，从医是他幼时的梦想。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苦难，面对当时落后贫穷的祖国，少年黄旭华开始重新思考：“我不学医了，我要学航空，学造船，将来造飞机保护祖国蓝天，制造军舰抵御海上侵略。”1949年，海边出生的黄旭华从国立交通大学造船系船舶制造专业学成毕业。
1954年，美国“鹦鹉螺”号核潜艇首次试航；1957年，苏联第一艘核潜艇下水。这种新武器的巨大能量，一度超出了人们的想象。当时有一个说法：一个高尔夫球大小的铀块燃料可以让潜艇航行6万海里，如果用柴油作燃料，则需要近百节火车皮的柴油。对于大国而言，核潜艇是至关重要的国防利器。
1958年，出于国防安全形势需要，中国启动了研制导弹核潜艇工程，选拔了29名平均年龄不到30岁的骨干人才组建研究所开始研制。曾参与仿制苏式常规潜艇的黄旭华被选中，成为二十九分之一。
“从一开始参与研制核潜艇，我就知道这将是一辈子的事业。”黄旭华说。
专司核潜艇研制的中国核潜艇总体研究设计所位于渤海湾的一个荒岛，新婚不久的黄旭华告别妻子来到试验基地，开始了他的荒岛人生。
“那个地方一年刮两次七级大风，一次刮半年。”据黄旭华回忆，恶劣的自然条件还不算什么，更大的困难是没人、没钱、没资料、没技术，关键是大家不知道核潜艇长什么样，“当时，我们只搞过几年苏式仿制潜艇，核潜艇和潜艇有着根本区别，核潜艇什么模样，大家都没见过，对内部结构更是一无所知”。
因为摩擦阻力小，水下机动性和稳定性好，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核潜艇外形是水滴线型。美国在核潜艇研制中谨慎地选择了三步走，先采用适合水面航行为主的普通流线型，再建造一艘常规动力水滴线型潜艇，最后结合研制成水滴线型核潜艇。
黄旭华和同事们只能“大海捞针”——从国外报刊中搜罗有关核潜艇的只言片语，拼凑出一个核潜艇的轮廓，但准不准确，谁也不知道。恰好，有研究人员从国外带回了两个美国“华盛顿”号核潜艇儿童模型玩具。大家把玩具反复拆装，发现模型和他们一半靠零散资料、一半靠想象构思出的图纸基本一样。“我当时就想，核潜艇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嘛！再尖端的东西，都是在常规技术的基础上综合创新出来的，并不神秘。”黄旭华说。
资料难找，数据计算也是难题。他们只能用算盘和计算尺计算核潜艇上的大量数据。那些必须精确到小数点后两位的部件配重，他们只能靠一台磅秤，一个个零件称。为保证计算准确，科研人员分为两三组分别计算，结果不同就重来，直到得出一致数据。
最终，在1970年，黄旭华带领设计人员不仅设计出了水滴线型核潜艇，同时还解决了核潜艇的操纵性问题。国外的技术封锁加大了研发的困难程度。当时传闻某国为加强导弹发射时艇身的稳定性，专门设计了一节舱室来安放一个重达65吨的大陀螺，水下空间异常珍贵，大陀螺占用了潜艇的黄金空间。经过反复计算、分析、研究，通过不断调整核潜艇内设备布局，黄旭华团队解决了65吨大陀螺的安放问题，为潜艇节省了空间，而且摇摆角、纵倾角、偏航角、升沉都接近于零。
至今，黄旭华还珍藏着一把北京生产的“前进”牌算盘，“毫不夸张地说，我国第一代核潜艇的许多关键数据都出自这把算盘”。曾于1988年跟随黄旭华参与核潜艇深潜试验的中船重工首席技术专家张锦岚，对用算盘计算核潜艇数据感到不可思议：“这可不是简单的加减乘除，而是要运用到三角函数、对数等各种复杂和高难度的运算公式和模型。”
在“一穷二白”的年代，黄旭华和同事们正是用这种土办法，设计出了核潜艇中最为关键、最为重大的核动力装置，突破了水滴线型艇体、艇体结构、人工大气环境、水下通信、惯性导航系统、发射装置等一系列关键技术。
从1970年到1981年，中国陆续实现第一艘核潜艇下水、第一艘核动力潜艇交付海军使用、第一艘导弹核潜艇顺利下水，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世界上第五个拥有核潜艇的国家。
1988年，中国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试验成功，中国又成为世界上第五个拥有第二次核报复力量的国家。
“我们的核潜艇没有一件设备、仪表、原料来自国外，艇体的每一部分都是国产。”黄旭华自豪地说。
“花甲痴翁，志探龙宫”
1988年年初，我国完全自主研发的核潜艇迎来了第一场“大考”——进行首次极限深潜试验，这是中国核潜艇发展历程上的“史诗级时刻”。由于北方水浅，中国核潜艇在问世18年后，才到南海开始这项试验。只有通过极限深潜试验，中国核潜艇才算走完它研制的全过程，才能形成战斗力和威慑性。
极限深潜试验本身风险很大。20世纪60年代，美国“长尾鲨”号核潜艇在深潜试验时沉没，艇上100多人全部丧生。“一个扑克牌大小的钢板，承受的水压是1吨多。100多米长的艇体，任何一条焊缝、任何一条管道、任何一个阀门，承受不起海水压力，都会造成艇废人亡的后果。”黄旭华这样形容深潜试验的危险性。
紧张的气氛在参试人员之间蔓延，有人甚至开始写近似遗嘱的家书。为了给参试人员鼓劲，核潜艇总设计师黄旭华当场宣布将上艇与大家一起下潜。这在世界上尚无先例，总设计师的职责里也没有这一项，黄旭华却坚持参加。他说：“首先我对它很有信心，但是，我担心深潜时出现超出了我现在认知水平的问题。而且，万一还有哪个环节疏漏了，我在下面可以及时协助艇长判断和处置。我是总师，我要对潜艇负责，对艇上的战士负责。”
黄旭华当年在入党志愿书中这样写道：“党需要我把血一次流光，我做到。党如果不是要求一次流光，而是一滴一滴慢慢流，一直流尽为止，我也坚决做到。”关键时候，他也是这样做的。
其实，黄旭华心里比谁绷得都紧。试验之前，他带着妻子李世英回了趟广东老家，并把要进行极限深潜试验的事告诉了她。妻子和他是同事，在工作中相知相爱。她知道试验的危险性，说的却是：“你是总师，必须下去，艇上100多个人的生命安全你要负责到底，否则这个队伍就不能带了。”黄旭华明白，妻子比他更紧张，她的平静，只是为了不动摇他的决心。
深潜试验当天，南海浪高1米多。潜艇慢慢下潜，先是10米一停，再是5米一停，接近极限深度时1米一停。钢板承受着巨大的水压，发出“咔嗒”的响声。在极度紧张的气氛中，黄旭华依然全神贯注地记录和测量各种数据。当深度仪的指针指向极限深度时，潜艇经受住了考验，完成了四个小时的深潜试验，潜艇里的官兵都沸腾起来。试潜成功，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代鱼雷攻击型核潜艇达到了设计目标，符合实战需要。
中国人民海军潜艇史上首个深潜纪录由此诞生，中国核潜艇的总设计师随同首艇一起深潜也成了一段佳话，成为后续深潜试验约定俗成的规矩。
后来，黄旭华挥笔写下了四句打油诗：“花甲痴翁，志探龙宫。惊涛骇浪，乐在其中。”“一个‘痴’字，一个‘乐’字，我痴迷核潜艇工作一生，乐在其中，这两个字就是我一生的写照。”黄旭华说。
从而立到花甲，黄旭华为中国第一代核潜艇的从无到有、第二代核潜艇的跨越发展和第三代核潜艇的探索赶超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主持制定了第一代核潜艇与核动力协调总体方案，完成了第一代艇现代化改装，开展了第二代艇预研工作。作为战略科学家，他为中国未来核潜艇发展战略目标的制定、装备的持续创新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和建议。
“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世界各国的高新尖端技术，尤其是核潜艇技术，是最高级别的机密。黄旭华走上研制核潜艇的道路，就已经做好了无法“赢得生前身后名”的准备。
“时时刻刻严守国家机密，不能泄露工作单位和任务；一辈子当无名英雄，隐姓埋名；进入这个领域就准备干一辈子，就算犯错误了，也只能留在单位里打扫卫生。”这份事业在黄旭华刚加入时就向他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从此，黄旭华坚守组织的规定，从不透露工作单位、工作性质，消失于公众的视野。从1958年到1987年，他隐姓埋名30年，远在老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都不知道他从事什么工作，家人遭难他未能照顾，父兄逝世他没有送行，母亲等了30年才见到他一面。1986年底，两鬓斑白的黄旭华再次回到广东老家，见到93岁的老母亲。他眼含泪花说：“人们常说忠孝不能双全，我说对国家的忠，就是对父母最大的孝。”
夫人李世英更是给了他极大的精神支撑，被黄旭华传记作者尊称为“三品夫人”——品德高尚、品质优秀、品位雅致。她用她那柔弱的肩膀扛起了一个家，让黄旭华专心致志于核潜艇事业。黄旭华虽然从未当着夫人的面说过一句感谢的话，可是当着媒体、当着子女、当着他人时，他总是噙满泪水地说欠了她一辈子，感谢她一辈子无怨无悔的付出。
“试问大海碧波，何谓以身许国。青丝化作白发，依旧铁马冰河。磊落平生无限爱，尽付无言高歌。”这是2014年词作家阎肃为黄旭华写的词。黄旭华从不讳言“爱”字：“我爱我的妻子、母亲和女儿，我很爱她们。”他顿了顿，“但我更爱核潜艇，更爱国家。我此生没有虚度，无怨无悔。”
黄旭华的办公桌上有张照片，照片上的他身穿衬衣、领带、西裤，正在指挥一场大合唱。自从2006年开始，研究所每年文艺晚会的最后一个节目，都是他指挥全体职工合唱《歌唱祖国》。
在为国打造重器而隐姓埋名的日子里，黄旭华需要承受很多不能言说的孤寂和痛苦。随着解密期的到来，他终于能和家人团聚，也一步步走进了公众的视线。
1994年，黄旭华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曾获全国科学大会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感动中国”2013年度人物、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全国道德模范等荣誉。
尽管在核潜艇研制中厥功至伟，但对于别人奉上的“中国核潜艇之父”的称呼，黄旭华并不接受，他认为这是集体的功劳、团队的贡献。“我仅仅是核潜艇研究战线中的一个成员，站在我的岗位上，完成交付给我的任务而已。而且核潜艇牵扯的面很广，是全国26个省、区、市和2000多个科研院所和高校大协作搞出来的。”黄旭华说。
2016年10月15日，中国首艘核潜艇游弋深海40多年后退役，进驻青岛海军博物馆码头。而黄旭华仍在“服役”，退休不退工。
“作为我国核潜艇战线的一名老兵，近60年来与同志们一起奋斗的日日夜夜，我永世不忘。”在2017年度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颁奖典礼上，黄旭华声音洪亮，“我愿继续为核潜艇事业发挥余热，贡献力量。”
除了上班，黄旭华还经常到校园、科研院所做讲座。他说，自己要做年轻人的“啦啦队”，为他们加油鼓劲，必要时出个点子。“什么时候退休不知道，身体还可以干几年。”
2017年9月29日，黄旭华深情地为母校聿怀中学师生作报告
黄旭华也深深影响了大女儿黄燕妮——这位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9所前工程师，她年轻时便投身中国核潜艇研制事业，循着父亲的人生轨迹一直工作到退休。
2021年10月28日，黄旭华将他获得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1100万元奖金捐赠给中国船舶重工集团公司第719所，作为科技创新奖励基金，以激励更多优秀人才脱颖而出。目前，黄旭华已将个人获得的逾2000万元各级各类奖项奖金，几乎全部捐献出来，用于国家的教育、科研及科普事业。
现在，黄旭华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能早日建成科技强国，从“跟随者”变成“领跑者”。从1945年“弃医从工”选定奋斗方向，到30年的隐姓埋名致力深海国防，再到今天以近百岁高龄“退休不退工”，黄旭华舍小家顾大家，不图名不图利，终以国之重器挺起民族脊梁，为中国科技领跑贡献了毕生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