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走晋察冀这片红色热土，重温那红色热土上火红的税月。
纵观晋察冀边区数年的历史，税收工作为保卫战时经济、充裕后方补给、保障前线需求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锻炼和培养了一大批税务人才、完善了各项税收制度、建立了完善的税收收、存、运、销体系，使边区政权得到了巩固和发展。
1那时的税制——战乱中创建
由于日军的疯狂扫荡，边区政府1938年3月初向西转移到了距离阜平县城约50公里的山西省五台县射虎川村。在这里，边区政府颁布了《晋察冀边区村合理负担实施办法》。5月初，边区税务局成立，同时各县组织稽征所，整顿税收，控制对外贸易。5月中旬，边委会主任宋邵文组织召开晋东北政治主任公署会议，决定征集公粮2万石，并决定发行公债，边区的第一套印花税票同时发行。
1938年9月~1939年3月，边区政府转移到平山县上马串村。在上马串村期间，边区政府发布公告，号召边区各地群众，缴纳16万石救国公粮。边区政府还颁布了《征收救国公粮暂行条例》和《边区军用粮票》。
1939年1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决定恢复征收田房契税。1939年2月，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发布禁止粮食出境的通令。
1939年3月，边区政府和军区司令部、中共中央北方局一起，由平山经阜平招提寺、顾家台迁回阜平花山。边区政府在顾家台期间，颁布了《关于严禁仇货及稽查偷漏税收的通令》、《晋察冀税务稽征局办事细则》、《晋察冀边区各县税务稽征会计规则》、《晋察冀边区稽征人员舞弊惩处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税务征收暂行办法》、《晋察冀边区征收烟酒税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烟酒牌照税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征收营业税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征收营业税暂行条例实行细则》、《晋察冀边区营业税罚则》、《晋察冀边区征收所得税暂行条例》等法令。
1939年10月，边区行政委员会又发出《严禁走私偷漏税的通知》。今天，还能看到村民王柱国家的墙外依稀还有“战时不逃跑、服从上级命令、听号令要集合、出外要请假、盘查要认真”，“进行群众游击战、配合抗日”、“六大纪律、三大任务”的字样。
在这里，边区政府颁布了《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1940年11月，边区行政委员会在这里发布了著名的《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办法》。统一累进税的施行，使边区财政走上了健康的道路，为粉碎敌寇进攻、坚持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坚强的财政保障。
1940年秋，边区政府转移至河北灵寿县麒麟院，在这里，先后颁布了《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暂行办法实施细则》、《晋察冀边区出入口税局组织大纲》、《晋察冀边区买典田房契税暂行章程》、《统一累进税审查委员会章程》、《关于正式建立各级贸易局的通知》。
1943年春，边区政府连同晋察冀军区和中共北方局一道又迁回阜平县史家寨乡凹里、家北、雷堡一带东西长8里，南北宽6里的17道山沟里，开挖窑洞500余个。
1945年8月，抗战胜利后，晋察冀军区发出《关于领导机关移驻张家口的命令》。在张家口，边区行政委员会先后制定并公布了《晋察冀边区营业税暂行办法》、《晋察冀边区营业税暂行办法实施细则》、《晋察冀边区所得税暂行办法》、《晋察冀边区货物税暂行条例》、《晋察冀边区货物税暂暂行条例施行细则》。
2那时的护税——刀枪下的英雄
当时边区税务局、所，分布于晋察冀边缘，有的仅仅距敌人据点三四里，形成对敌占城市及其点、线严密的封锁圈，成为对敌经济斗争的前哨。
绝大部分时候边区税务干部过着游击生活，“白天摆下摊，晚上转移隐蔽”，缺乏后勤和安全保障，常常遭到顽伪的骚扰和袭击。
贾健夫，望都固现村人。1938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8月任县政府民政科科长。在推行边区制定的统一累进税工作中，他工作认真细致，善于根据工作实际贯彻党的方针政策，既有效地避免了“吃大户”的偏差，又减轻了贫苦农民的负担，深得各阶层人士欢迎，人们编了歌曲赞扬他“民政科长贾健夫，来到路东打基础……人人都拥护。”1940年，贾健夫调任县政府秘书。当时上级布置了由冀中向山区输送公粮任务，突破日军严密封锁的平汉铁路线是运粮的关键，贾健夫来到铁路沿线的村庄进行调查，发动当地村干部、党员出主意，想办法，最后确定在崔庄、黄庄间突破封锁线。在贾健夫的现场指挥下，经过3个夜晚的突击，圆满地完成了运粮任务。1941年3月26日，由于汉奸告密，贾健夫等人在连颐下乡时被敌人包围。贾健夫在帮助同志们脱险后，自己撤离时中弹受伤，老乡们把他藏在谷囤里躲过了敌人的搜查，终因失血过多，不幸在转送途中牺牲。
“山怒河号，家国破，鼓鼙激切。晨霜径，送儿入伍，自留虎穴。命系游丝侦寇讯，头掖腰间反敌掠。血一腔，和公粮万斛，奠北岳!梦魂返。清风夜。儿偎父，望明月。蓦回眸，刑场旋飙卷雪。慈颜缁衣信步来，霎时凝作一尊铁。沐霞光，伫望后来，雄狮跃!”这是李成瑞先生的《痛悼先父，并示儿孙》。李成瑞，16岁参加革命，动员新兵，征收公粮组织农会。后来他到边区政府工作，亲自参与设计了晋察冀边区统一累进税，任边区税务科长，新中国建立后任财政部农业税司司长，后任国家统计局局长。其父李登魁(1902~1942)，河北省唐县淑闾村村长。1942年秋后，他完成了征收30万斤公粮的任务并运往山区根据地，被日伪军发现，于1942年12月3日被杀害于唐县西关，年仅40岁。该词如泣如诉，既控诉了日寇的野蛮暴行，又说明了敌后税收工作的艰苦和危险。体现了两代税务人精忠报国，不畏艰险的革命豪情。
税务干部誓死护税，普通百姓也不输风采。1943年农历九月十日清晨，日寇驻曲阳党城的荒井混合大队，包围了晋察冀边区人民政府所在地附近的阜平县西板峪店村。村粮秣主任王振斌和共产党员王中范到村子附近的山洞里坚壁统一累进税底册和钱款，不幸被鬼子抓住，日寇从王振斌身上搜出统一累进税底册，认定他俩是抗日干部，在王振斌胸前猛刺三刀，王振斌当场牺牲，王中范也被折磨致死。
3那时的税宣——朴素的十句税宣词语
晋察冀边区税收制度总的原则是：服务于对敌战争需要，加强对敌占区的封锁，鼓励边区手工业发展，繁荣边区经济，维持边币和物价稳定，为解放战争筹集资金。
当年边区政府为了筹集抗战资金、增加财政收入、满足部队和群众的需要，在阜平县王快村建立烟厂，生产“九龙枝”牌香烟。同时，边区政府还在阜平县台峪乡齐家庄户村建立化工厂，用火硝、硫磺、木炭等生产枪药和炸药，在龙泉关印钞石村建立币纸厂，在南峪村建立印钞厂，在马兰、上堡村建立《晋察冀日报》印刷厂，还创办了修械所，制造和修理武器。全县缸坊(酒厂)、油坊、染坊、药房、砖厂等手工业户100余家，边区经济空前繁荣。
2011年6月，记者曾探访过一位居住在远离阜平县城100余里的一个叫黑崖沟小村里的前辈。1926年出生的他，1944年参加工作，先后从事税政、会计工作。85岁高龄的老人，虽然有些耳背眼花，但提起当年他创作的那些通俗易懂的宣传词时，仍然情绪高涨、噪音洪亮——“国家建设需要钱，全靠税收来支援”、“目前正是数九天，杀猪宰羊要过年。每口猪缴两块钱，每只羊缴五角款。积极缴税莫迟延，抗税不缴要罚款。简简单单就算完，详详细细再出板”。记者今年再要去拜访白洁老人时，却传来他已经过世的消息……
现在村子里的小孩儿们都能唱上几句：好会员，交好粮，保证军队有给养。子弟兵，吃得强，打击敌军有力量。又比如：我们今年负担重，我们要认清，日本鬼子来进攻，我们不得不战争。个别灾情要照顾，发扬我们友爱和互助。迅速完成征收粮，民族才能有保障。党政军民齐动员，保证按时征收完。
相比较起现在的鼠标点一点，手机摇一摇，二维码扫一扫，那时的税宣是朴实的，是直观的，是从群众心底迸出的对党和军队的绝对信任和支持，那浓浓乡音正是“为什么我的眼里长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的最好诠释。
4那时的遵从——百姓节衣缩食保抗战
抗战期间，由于华北大范围沦陷，后方经济陷入最困难时期，再有1938年~1939年天灾农作物歉收，许多家庭只能以树皮草根充饥，粮食严重短缺。
晋察冀边区建立后，实行县、村“合理负担”，即统计各户的资产、收入，然后按规定纳税。冀东规定：“每人平均1亩100亩以上划分为十三个等级，每人平均收入不足100斤红粮的不计算征收，超过100斤红粮(折合0.5个标准亩)的累进征收。最低一级每标准亩征3.6分，各级累进率从0.1增到0.4。”
1938年11月，晋察冀边区开征救国公粮：“各家全部收入，折米计算，以其人口平均，每人平均小米1.4石以下者不收。1.5石至2石者收3%，2.1石至3石者收5%，以后每加1石递增1%，增至20%为止。”开始时免征点较高，负担面在40%~50%，后来降低了免征点，负担面扩大到60%。边区的救国公粮不统一征收上去，而是留在各村各户，各部队凭借军用粮票就能随时随地获得粮食补给。
从1939年到1941年，晋察冀边区老百姓的负担不断加重。1941年边区每人平均负担正税43.2斤米，比1940年的36斤增加20%。1942年的百姓收入比前一年明显下降，需要交纳的粮食则进一步增多。贫农人均收入仅2.18斤谷子，却要拿出7.34%的0.18斤上缴;地主的收入虽然较多，人均有8.93斤，但要上缴其中的64.38%。1943年、1944年负担刚刚下降了一些，到1945年又再度回升。
就是在这种煎熬中，广大的晋察冀百姓节衣缩食，年年都完成了军粮任务。
1941年~1943年，日本人的扫荡非常残酷，实行“三光”政策，企图制造无人区。雪上加霜的是，1942年春天又发生了大旱，在扫荡和大旱的双重压力下，树叶便成了军民最主要的口粮。
当时，低处的树叶已所剩无几，大家不得已就要冒着危险爬到高处去砍树枝，树叶基本上成为当地老百姓全年的粮食，因此他们把树叶看得很重。
军队自己的给养也成问题，也需要采树叶，一棵大树上的树叶够一个排39人吃上一天。要是双方抢着摘树叶，老百姓肯定抢不过。如果不采取点措施，很可能就要影响军民关系。
在这种情况下，聂荣臻便下了禁止部队采摘村庄附近树叶的训令。在后来聂荣臻自己撰写的回忆录里，关于这一段历史是这样记述的：“1942年春天，青黄不接，群众和部队都发生了粮荒，入春后，老百姓就把树叶当成了主要粮食。我们部队有的伙食单位，请示能不能采集树叶，我曾要求军区政治部为此发了训令，部队所有伙食单位都不能在村庄附近采摘杨树叶、榆树叶，要把它留给群众吃。宁可饿着肚子，也不与民争食”。
训令以布告的形式贴到了村庄周围。村民发现和他们一起摘树叶子的八路军不见了，很感动。一些老百姓甚至表示，军队也不容易，大家应该共渡难关，所以要求收回训令。不过，这条训令还是落实了下去，得到了很好的执行。
在当时太行深处随处传唱着这样的歌谣：“二月里寒食柳树芽儿黄，三月里谷雨杨树叶儿长，家家户户采树叶，一春树叶半年粮，精打细算度时光，节约粮食交公粮，子弟兵吃饱好打仗，支援前线第一桩。”
责任编辑：杨晴最后更新：2017-06-2409:29: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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