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超过700亿元的酒类消费税，该怎么收？
近期消费税改革再次成为酒业热议的话题。在最近一些上市酒企的股东大会、业绩说明会上，也有投资者问到了消费税的话题。
1994年至今，酒类消费税已经征收了30年。其间虽然多次调整，但整体上酒类消费税随着销售体量膨胀持续上升。
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的行业分析人士普遍认为，白酒的消费税从生产端调整到批发、销售端征收的难度较大，这与酒水销售渠道庞杂、价格体系复杂有关；啤酒、黄酒、葡萄酒等征收调整难度较小，但同时对消费税的贡献也有限。
与此同时，随着不同品类、不同体量酒企加速分化，酒业对现行的白酒从量消费税、葡萄酒消费税等也一直有反馈意见。
白酒：消费税征收后移难度大
酒业是消费税的重要贡献者。中国税务年鉴显示，2022年的消费税收入中，烟草、石油燃料、汽车、酒四大行业的消费税分别占到53.4%、33%、7%、4.6%。
2023年，消费税收入规模约1.61万亿元。按比例推算，去年酒业贡献的消费税应该在740亿元以上。
这当中，每年含税销售额超过7000亿元的白酒贡献了大头。
目前白酒产品同时面临从价消费税、从量消费税，前者以最后一级销售单位销售价的60%作为最低计税价格，税率20%，后者统一按照0.5元/斤或0.5元/500毫升征收，不分产品价格。
以52度飞天茅台酒为例，每瓶除了5毛钱的从量税外，在批发代理渠道，按照1169元的出厂价扣掉价外的增值税后推算，还有124元的从价税，而在直销渠道，由于官方指导价更高，从价税还要再高二三十元。
在多次税务政策打补丁后，白酒的消费税征收已经相当清晰。平安证券研究就发现，2018年以后，白酒上市公司的整体消费税率稳定在13%以上。
白酒消费税后移，会面临哪些变化？
在行业观察人士看来，由于纳税主体和征税依据都显著增加，消费税征收后移不仅会带来税基的复杂、波动，也会面临较大征收管理难度。
目前白酒的消费税都是向生产方征收，由酒企缴纳至所在地税务机关，纳税主体、量价依据清晰。如果后移到批发、零售环节，越往后征税主体越多，价格依据越复杂。
一方面，征收后移后，如征收依据调整为市场零售价，理论上会提高税基，但实际情况并不能一概而论。
以茅台为例，如果调整到零售环节征收，税基将从1169元至1499元提升至1499元、2500元、2600元甚至更高，如果调整到批发环节，税基也将提高到2300元以上。这当然会带来消费税的提高，但其征税依据将随着实际零售价、批发价波动而持续变动，并且波动会非常频繁。
而面对市面上价格倒挂的产品，则可能出现税基不升反降的情况。近年不少白酒产品都存在实际零售价持续低于出厂价的情况，包括不少名酒的大单品。
另一方面，白酒产品的渠道环节众多，终端规模庞大，征收难度大，渠道各个环节也价格不一，征收依据也更为复杂。
“酒类拥有庞大复杂的分销体系，小、杂、乱是销售商的主要特征，无论是消费端还是经销端，都会给征收带来一定困难。”知趣咨询总经理、酒业观察人士蔡学飞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白酒消费税调整到零售端征收，几无可能。”山东省个体私营企业协会酒业分会秘书长、千里智库创始人欧阳千里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终端很难承担消费税，个体户、小规模纳税人、一般纳税人的纳税税率都不同，很多终端门店甚至都没有上游进货凭证，征收起来会有困难。”
夫妻店形式的烟酒店，在白酒销售端广泛存在。以山西汾酒为例，其全国可控终端上百万家。
调整至批发环节也有难度。对比消费税贡献更大的烟草、石油，白酒渠道体系要庞杂得多，经销商之间体量差距大，不同地区经销商的库存还会互相流通，而且普遍存在提前大量进货的情况，赊销、退货也时常发生。
如果调整至批发环节，一方面可能因为影响经销商的现金流和利润，抑制渠道的进货意愿进而影响白酒企业的销售，另一方面也会带来较大的征税工作量。
前五大白酒上市公司，均有上千家经销商。方正证券的研究就认为，从征收条件的成熟来看，白酒批发商数量也超过100万家，跟当前生产商数量相比，明显更难纳入征管范围。
消费税“下放”对酒企、地方影响不一
消费税征收后移，对税务体系的监管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
根据国泰君安的研究，英国、日本、韩国等绝大多数国家，酒类征税主要是生产环节征收，仅有少数国家如美国、澳大利亚等会在批发零售环节征收。
当然，随着酒企加码数字化建设，地方征收管理体系水平也在提高，国内后端征税的可行性依然是提升的。
如果最终调整，对于酒企和地方政府又会带来哪些影响？
即便是消费税征收后移，也不代表酒企就能减轻税负。为确保市场竞争力，当前白酒生产企业普遍向渠道、终端提供政策性费用支持。一旦征收后移，渠道、终端自然会向酒企要求更多补贴，减少甚至抵消这部分税费开支。只有少数品牌力强、渠道议价力强的高端白酒可以拒绝补贴，而渠道、终端则会进一步向下游消费者转嫁这部分成本。
有研究就认为，头部优势酒企与中后端酒企会进一步分化。
而在不同环节征收，会对不同省市产生不同影响。
白酒消费大省多在中东部，且一二线城市白酒消费能力更强，但头部酒企多在中西部且集中在中小城市，消费地与生产地明显不对等。
“牵一发动全身。”有券商分析师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评价。
但无论征收是否调整，如地方政府能消费税，将有动力鼓励消费、改善消费环境，抑制地方保护主义，也可逐步改变以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发展模式。
相比之下，业内对于白酒的从量税反馈意见要更大。
由于从量税不分价格统一征收，越是高端白酒，越是提价，消费税率反而相对越低。
平安证券研究发现，2007年到2020年十四年间，高端白酒（茅台、五粮液、泸州老窖）消费税率平均为7.5%，而低端白酒（顺鑫农业、金种子酒、老白干酒）平均则达到14.6%。
这也导致了中小酒企客观上面临更大的消费税负。不少行业人士就认为，有失公平，影响中小酒企的生存，一直呼吁减免。21世纪经济报道此前就了解到，即便是今年“两会”期间，也有酒业人大代表建议取消白酒的从量税。
其他酒类消费税贡献少
白酒之外，啤酒、葡萄酒、黄酒也都面临消费税，已经多年未变。
其中，黄酒和啤酒都是从量税。黄酒是按照240元/吨征收，1994年至今未变；啤酒在2001年调整后，目前根据出厂价有两级税率：每吨出厂价格在3000元及以上的（不含增值税），250元/吨；每吨3000元以下的，单位税额为220元/吨。
相较于白酒，啤酒的价格更透明，渠道相对简单，更接近于快消品以销定产的模式，消费税征收后移的难度理论上要小于白酒。但由于均价低、消费频次高，啤酒的价格敏感度也是各类酒类产品中最高的。如果征收后移，会否影响啤酒的销售？
“如果征收后移，对啤酒价格我认为影响不大，依然可以消化。一方面企业少了这部分税后，出厂价可能会调整，另一方面企业可能会拿出一定补贴，渠道也会有一定弹性。”啤酒行业专家方刚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
啤酒产量占到所有酒类产品产量的六成以上，但其贡献的消费税远不能与白酒相提并论。2023年全国啤酒总产量3789万千升，不考虑体积质量换算，其贡献的消费税最多不到95亿元。
黄酒对消费税的贡献更小。2023年，全国黄酒企业完成总产量190万千升，按此推算去年黄酒的消费税不到5亿元。
葡萄酒则是被归类为其他酒，按照应税销售额10%的税率征收消费税，从1994年持续至今未变。此外进口葡萄酒还另有关税，其中部分与中国有贸易协定的国家如智利、新西兰等可享受零关税。
但由于国外葡萄酒普遍被视为农产品，税负显著低于国内葡萄酒企，近年国产葡萄酒受冲击规模和盈利都持续萎缩。2023年葡萄酒行业累计完成销售收入90.9亿元，对比五年前的2018年下滑了一半以上。
在葡萄酒行业看来，沿用原来的消费税率，已经不能对葡萄酒消费产生正确引导，反而影响国产葡萄酒的竞争力。包括张裕股份前董事长周洪江在内的葡萄酒企人士，都曾多次呼吁取消或调整葡萄酒的消费税，实现国内葡萄酒企与国外同行公平竞争。这一呼吁也得到过协会的支持。
而对于啤酒、黄酒，方正证券认为，由于其零售商相对较为分散，最终端可能触及餐厅、小卖部等相对税务征管不太严格的环节，到最终端征收消费税的可控性偏弱，可能造成一定的税收损失。
“针对更加面向大众的消费品，征收环节的下放可能逐级调节，即先后移至批发环节征收，再缓慢过渡到在零售环节征收的模式。”研究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