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民国时期的大小军阀们，我们知道的大多是一些负面的印象，比如荒淫好色，迎娶大批的姨太太；比如残暴冷血，无情镇压劳工大众，扼杀新闻自由；比如骄奢无度，横征暴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比如吃喝嫖赌，五毒俱全，等等。可就有这样一个人物，一身糅合了以上所有的丑恶之处，堪称是无耻军阀最典型的代表，他就是曾经出任直鲁联军总司令，在山东担任过数年太上皇的军阀张宗昌。
混迹东北
B
1881年，张宗昌出生于山东掖县的一个农民家庭。在他七八岁时，父亲因饮酒过量去世，张母一个人无法养活一家老小，只得改嫁同村的光棍汉贾某。贾某虽然是后爹，但对继子张宗昌很不错，几乎当作亲生儿子一样看待，张宗昌后来发达之后也很感激这个继父。不过贾某也是赤贫一族，两人结婚以后家里生活更是捉襟见肘，全家几乎活不下去。为了生存，年幼的张宗昌被迫出门打工，先后给地主放过牛，做过酒店的小伙计，在街头卖过瓜子花生。少年时期的贫困生活，让张宗昌产生了一定要出人头地的想法，也让他养成了能说会道的口才。可惜在当时的社会，光靠嘴巴厉害不可能养活自己，还是一样会饿死。
C
1900年，“庚子事变”爆发，八国联军在中国北方烧杀抢掠，山东作为义和团运动的中心地区更是战火不断，年仅19岁的张宗昌眼见在家乡活不下去，一咬牙走了山东穷苦百姓常走的老路——闯关东。当时俄国人正利用和清政府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修建横穿东北的东清铁路，急需大量的劳工，张宗昌被俄国人雇佣，在铁路沿线打工，干一些重体力的粗活。虽然从小没受过规范的教育，但张宗昌却是个“不学有术”、野心勃勃的家伙，他认为干苦力一辈子也没有出头之日，必须找到一个往上爬的办法。不久，张宗昌开始和俄国的工程人员学习俄语，短短几个月内就掌握了口语对话的能力，很快被晋升为工头，有了份稳定的收入。可张宗昌的生活并没有多少改变，反而染上了赌博的恶习，辛苦一个月赚到的工钱，他常常一天就输了出去。
D
三姓家奴
E
F
可惜好景不长，两年之后冯国璋病死，失去了靠山的张宗昌又在直皖战争中打了大败仗，彻底失去了在直系军阀中飞黄腾达的机会。有奶便是娘的张宗昌一点儿也没犹豫，又改投了奉系军阀张作霖。一开始，张作霖对“三姓家奴”性质十足的张宗昌并不信任，仅仅给了他一个营长的职务。可张宗昌的运气很好，很快就找到了发迹的机会。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疏于训练的奉军被打得大败，依靠列强的调停才勉强逃回关外。眼见张作霖摔了大跟头，驻扎在吉林的奉军旅长高士傧乘机联合土匪卢永贵公开反奉。
当时张作霖刚刚战败，根本无力剿匪，张宗昌就自告奋勇地求见张作霖，表示自己不用一兵一卒就能说服土匪投降。张作霖半信半疑，就让张宗昌带着几个手下前往匪巢。其实张宗昌敢夸下海口是有原因的，匪首卢永贵是他早年混东北时认识的一个酒肉朋友，其部下大小头目和张宗昌都是熟人，张宗昌自信可以用自己的三寸不烂之舌将其拿下。果然，双方见面后一番黑话交谈，张宗昌就用高官厚禄和老乡交情说动了土匪，不但兵不血刃地解决了匪患，还为奉军收编了三个团。眼见到张宗昌办事如此得力，张作霖非常高兴，他大笔一挥，任命张宗昌为吉林省防军第3混成旅旅长兼吉林省绥宁镇守使。就这样，张宗昌从一个营长一跃成为旅长，还有了一块自己的地盘。
招兵买马
官升三级并没让张宗昌飘飘然，当时奉军有四十多万大军，各地的混成旅就有近三十个，一个旅长远远不能满足张宗昌的胃口，他心里渴望着更大的权柄。很快，张宗昌又得到了一个扩充实力的好机会。当时苏联国内战争即将结束，高尔察克等白匪军被红军打得大败，纷纷沿着西伯利亚逃入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大批军火也被他们丢弃在中俄边境。张宗昌懂得俄语，在西伯利亚又混迹过数年，对俄军的战斗力也很认同，他趁机派人到逃亡的白俄士兵中大力宣传，宣称自己愿意将白俄士兵收归为自己的雇佣军，还许诺给予很好的待遇。这些白俄军人除了打仗什么也不会，进入中国以后就是一帮普通的难民，连养活自己都困难，此时见张宗昌愿意收留自己，而且还有丰厚的军饷领取，立刻就有数千名白俄士兵投入张宗昌麾下，包括数百名哥萨克骑兵。
这还不算，一个名叫葛斯特劳夫的白军炮兵军官还向张宗昌透露了一个消息——一列满载白军军火的火车就被丢弃在中俄边境的铁路线上。喜出望外的张宗昌带着手下赶到边境，还真找到了一列车的军火，其中包括数千支步枪和几十门野炮。此后，贪心不足的张宗昌在边境上屡次出手，前后搜刮到数万支步枪、数十门火炮、大批的弹药和两列装甲列车。这样一来，张宗昌的实力迅速发展，部队很快就达到近两万人，其中有一个满编的白俄步兵旅和一个骑兵队。按照当时美国驻东北武官的说法，张宗昌麾下的白俄骑兵经常在长春大街上奔驰而过，他们脚穿没膝的马靴，携带着各种枪械，背后的刀鞘中插着大刀，都是些亡命之徒。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张宗昌招募白俄军人的事情很快就传开了。对于这个实力飞涨的外来户，张作霖有了防范之心，开始克扣张宗昌部的军饷。张宗昌本就胆大包天，现在看张大帅在军饷上和自己玩花样，更加不管不顾，他公然在自己的辖区内大量种植鸦片，玩起了玩起了以毒养军的招数。此举让东北舆论界一片哗然，报纸纷纷把张宗昌称为“贩毒将军”。可皮厚心黑的张宗昌满不在乎，一副笑骂由人、权财我自得之的无耻嘴脸。
独霸山东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次准备充分的奉系大获全胜，占领了关内的大片地盘。这次大战中张作霖起用了张宗昌，将其任命为第1军的副军长。张宗昌知道这是个扩充实力、抢占地盘的好机会，也相当卖力，以白俄雇佣军为先头部队，用装甲列车开道，一路从冷口长城杀入天津城，将直军杀得大败。可没等张宗昌在天津享福，张作霖又命令其继续南下，后者也知道天津这样的好地方肯定是奉系大佬的禁脔，索性继续南下，等远离了奉系的势力范围，再找机会自立为王。不久，张宗昌的部队和江苏督军齐燮元（后来著名的大汉奸）的部队在江苏、山东一带展开激战。两支军阀部队打得旗鼓相当，不分胜负，关键时候，张宗昌再次派出白俄雇佣军出战，一千多名白俄士兵以刺刀冲锋击溃了齐燮元部，一举占领了无锡、南京等地。眼见自己打下了中国最有油水的地盘，张宗昌对白俄雇佣军非常满意，不但开出了丰厚的军饷，还花重金包下上海的白俄舞女送到前线，以此犒赏自己的心腹手下。
得知张宗昌拿下江苏，张作霖就又命令其继续南下，击败占据浙江的直系军阀孙传芳。可此时张宗昌已经有了自己的地盘和军队，成为一个中级军阀，准备自成体系了。鉴于张宗昌有脱离奉系的迹象，各派反奉的军阀纷纷前来拉拢他，其中最卖力的当属孙传芳。时任浙江都督的孙传芳和张宗昌的地盘接壤，为了笼络张宗昌，孙传芳派心腹赶往上海，把所有妓院、赌场、酒店都包下来，供张宗昌花天酒地，夜夜笙歌。张宗昌一辈子也没享过这样的“福”，很快就在灯火酒绿中把张大帅的命令扔到脑后，不但没有和浙军刀兵相见，反而和孙传芳结为异姓兄弟，完全放弃了对浙江的进攻。
正当张宗昌在上海寻欢作乐的时候，段祺瑞政府（奉系和皖系联合反直系的产物，张作霖推举）任命皖系干将卢永祥为江苏军务督办，张宗昌想夺取江苏地盘的愿望落空，一怒之下，率部出走徐州。眼见半个自己人受到排挤，扶植段祺瑞出山的张作霖不干了，在他的强烈要求下，皖系被迫让出山东军务督办的位置。就这样，张宗昌成了山东省主席兼任山东省军务督办，开始了他荼毒山东的历史。
三多将军
张宗昌深知乱世之中有枪就是草头王，要想维持他的地位，就得扩充自己的武力。为了壮大实力，张宗昌不惜一切代价征兵。当时山东匪患极为猖獗，全省土匪不下十万人，在张宗昌的招安政策下，大批土匪摇身一变，成了张宗昌麾下的正规军。由于求兵心切，只要来投奔的土匪和民团武装，张宗昌一律照单全收，并且按人头给予奖励。土匪们为了多拿钱，纷纷谎称自己部下的人数，几百人夸大为上千人、一千人夸大为几千人的事情时有发生，所以张宗昌麾下到底有多少士兵他自己也不知道，有的部队里面一个团只有一个营，一个营只有一个连，而这个连也只有几十人。
这还不算，张宗昌部队军纪极差，就算在山东境内作战也四处抢劫，强买强卖，简直是一帮穿着军装的土匪。抗日战争中曾经担任过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史迪威当时是美国驻华武官，他曾经近距离观察过张宗昌的军队，按照他的说法，张部士兵只有30%的士兵有步枪，其他70%的士兵要么拿着冷兵器，要么干脆赤手空拳。对此，当时山东的舆论界讥笑张宗昌的军队是官比兵多，兵比枪多，枪比子弹多。除了花钱养兵上不遗余力外，张宗昌在女色上也相当荒淫无耻，按照时人的统计，他先后娶过数十个老婆，其中有的是中国人，有的是外国人，有的是戏子，有的是青楼女子，三教九流，无所不包，光加入张家族谱的就有二十多个。张宗昌的妻妾同他本人一样，生活极其奢侈糜烂，每人均配备副官一人，护卫两人，汽车两辆，杂役无数。
民不聊生
张宗昌如此胡乱扩充兵力，生活又如此淫逸奢侈，自然需要大笔资金的支持，这批钱款的压力自然转移到山东老百姓头上。张宗昌统治山东的三年内，在当地横征暴敛，无所不用其极，比土匪还要凶狠。他执政期间，光有名目的税收即达六七十种之多。除田赋外，还开征了契税、牙税（对经纪人所征之税）、当税、牲畜屠宰税、烟酒税、矿税、盐税、奢侈税、宴席税、货物落地税、印花税、邮局包裹税、牌照税、禁烟税、渔船税、青菜税，等等。还有名目繁多的“捐款”，如盐税讨赤捐、房铺捐、烟酒特捐、茶叶特捐、富绅捐、驻军给养费、营房捐、军鞋捐、军械捐、集市摊捐、货车特捐、食盐加价、车票加价、娼妓捐、戏捐、人头捐、锅头捐、狗捐、鸡捐，等等。基本上能想到的税收，张宗昌都征收了，老百姓连养条狗都要交钱。
最为荒唐的是，张宗昌还开征了大粪捐和祝寿捐。所谓大粪捐，就是对进城来挑大粪的农民要钱，亏张宗昌能想得出来！还有更狠的祝寿捐。1927年2月10日，农历正月初九，张宗昌为其继父贾某操办76岁生日时，强令山东军政各界人员缴纳当年薪水的五成作为贺礼。当时山东公务员收入极低，也是勉强糊口。这一下扣了一半薪水，全家只能喝西北风去，公务员对张宗昌恨之入骨。当时济南老百姓就有歌谣流传：“也有葱，也有蒜，锅里煮着张督办；也有蒜，也有姜，锅里煮着张宗昌。”由于张宗昌的横征暴敛，仅1927年一年济南就有七百余家商号倒闭。到1928年冬天，有一百万人从山东省移民东北。此时的山东，真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
仓皇下台
1926年，广东革命政府誓师北伐，这回张宗昌“山东王”的日子算是混到头了。1927年5月，张宗昌和李景林组建的直鲁联军连战连败，陆续丢失了蚌埠、徐州等地，张宗昌率残部逃回了济南。1928年，蒋介石进行了第二次北伐，张作霖的奉军节节溃败，张宗昌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张宗昌将日军第6师团放进了济南城，他自己则率领直鲁联军残部离开山东，撤到了河北的滦州地界。
5月3日，妄图阻止中国统一的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惊中外的“济南惨案”，大肆虐杀济南军民，前后有一万多名无辜平民遇难，这其中张宗昌也间接地充当了帮凶的角色。当年6月，张作霖在皇姑屯被日军炸死，失去靠山的张宗昌向少帅张学良恳请出关，张学良知道他为人两面三刀，予以断然拒绝。当年9月，北伐军白崇禧部进抵河北，对张宗昌的残军形成了包围态势。张宗昌感到大势已去，扔下部队只身逃亡日本，曾经嚣张一时的直鲁联军彻底覆灭。
遇刺身亡
流亡日本的张宗昌虽然带走了巨款，可由于他好赌好色，每天过着挥金如土的生活，很快就坐吃山空。眼见身上的盘缠越来越少，不甘寂寞的张宗昌又准备东山再起，再过一把军阀的享乐生活。1932年，他找上了驻军北平的张学良，希望能谋个一官半职。张学良知道他有奶便是娘的本性，怕他再次和日本人勾结起来，就给了他一个虚衔，每个月拨给他三万大洋的生活费。可张宗昌本人却觉得日子不太风光，打算返回山东召集旧部。可当时的山东省主席已经是国民党第三路军总指挥、西北军叛将韩复榘，这也是一位性格乖张、心狠手辣的军阀，焉能容许别人到自己的地盘上搞风搞雨？一场较量在所难免。
1932年8月，韩复榘到北平参加军事会议，经人介绍和张宗昌进行了会面。一番虚与委蛇之下，韩、张二人结为异姓兄弟。张宗昌比韩复榘大9岁，就大大咧咧地以兄长自居，时不时向韩炫耀自己有多少老部下还在山东各地，自己一声招呼又能拉起多少人的队伍。韩复榘表面上哈哈一笑，当作没事一般，实际心中非常忌惮，产生了除掉张宗昌的想法。军事会议结束后，韩复榘返回了济南。数天后，他给张宗昌去信一封，邀请其前往济南共商大事。鉴于韩复榘以往的名声，张宗昌的旧部和老友吴佩孚、孙传芳等人反对其前往山东，认为韩复榘明显是不怀好意。可张宗昌已经过够了无权无钱的寓公生活，一门心思想重温昔日呼风唤雨的军阀旧梦，他没有理会众人的劝阻，于8月底返回了济南。
9月3日，张宗昌在同韩复榘会晤完以后，前往济南火车站，准备返回北平。就在他正准备上车的时候，两个男子突然冲出人群，举起手枪向他开枪。其中年轻的男人一边开枪还一边大骂：“我打死你这个王八蛋！”张宗昌从军多年，枪法又准，本来也是不怕的。但此时他刚刚从韩复榘的府邸中喝完酒，随身携带的配枪也被韩复榘借机要走，根本没有反抗之力，只好跳上一列停在站台上的火车躲避。两名杀手紧追不舍，一路上乱枪向张宗昌射击。眼见张宗昌就要成功逃脱，韩复榘手下的士兵突然出现，他们纷纷向着刺客开枪射击，可刺客毫发无伤，张宗昌却被几发诡异的步枪子弹当场击中，很快就一命呜呼。
两名刺客随后束手就擒，其中一人自称为父报仇，情愿以命相抵。原来这又是一段公案，1927年，冯玉祥部北伐河南，张宗昌屡战屡败，就想出了一条毒计，诱降了冯部旅长姜明玉。这个姜明玉也是个小人，不但自己倒戈，还顺手将自己的上司、冯部第8方面军副总指挥郑金声出卖给了张宗昌。“狗肉将军”正被冯军打得恼羞成怒，也就顾不得不杀高级俘虏的民国惯例，下令将郑金声枪决示众。而现在的刺客正是郑金声的儿子郑继成，算是名正言顺地为父报仇。
张宗昌遇刺后，舆论一片哗然。因为张宗昌恶贯满盈，坏事做得太多，所以山东乃至全国的舆论一边倒向郑继成，认为张宗昌死有余辜，郑继成为父报仇属于情有可原。山东各界人士也纷纷电请南京政府赦免郑继成的杀人罪。第二年1月，郑继成被赦免，后被送进陆军大学将校班学习。而张宗昌被打死后，由于名声太臭，无人愿意为其收尸。在他暴尸车站一天以后，才被韩复榘下令安置在安徽乡祠。1932年9月11日，张宗昌的棺木由一列铁皮闷罐车运至北平，经张学良等人会商，将其葬于北平西郊香山，这个民国历史上最荒诞无耻的军阀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走出了世人的视线。
狗肉将军
张宗昌有个外号叫做“狗肉将军”，这里的狗肉将军并非是指张宗昌爱吃狗肉，而是暗指他喜推牌九、好赌博（旧社会牌九也称为“狗肉”）。不过，在当时也有另一种说法。据说张宗昌某次阅操时，一条野狗突然闯入阵中，吓得他的战马狂跳，差点将其扔下马来。张宗昌被惊出了一身大汗，不但将卫兵们每人鞭笞数十下，而且还下令在济南城内打狗。此令一下，济南的大街小巷里到处都是手持大棒的警察士兵，他们见狗就打。数天之后，狗尸遍地，狗踪全无。当时老百姓不知道张宗昌为什么打狗，就传说是因为他喜欢吃狗肉，这也成了张宗昌被称为“狗肉将军”的原因的另一个版本。
留作今日羞
——“逃跑将军”韩复榘
1938年1月24日晚7时，武汉一栋戒备森严的大楼中，一个佩戴上将军衔的中年男子无聊地躺在床上发呆。就在男子半睡半醒的时候，突然闯入两名警卫对他说：“韩主席，何部长请您去谈话，请跟我们走。如果您想给家里写信，我们可以负责送到。”男子对这句意味深长的话没有任何反应，他淡淡地回答：“我没有家！”随后起床下楼，哪知刚刚走到门口，男子发现满院子都是荷枪实弹的军警，同往常大不一样，这才知道自己死期将至。他回身对警卫说：“我脚上的鞋小，有些挤脚，我回去换双鞋。”可就在他回头迈步的时候，警卫向他头部开了枪。他回头说了一句：“打我……”话音未了，头部又中两弹，身上中了五弹，当场毙命，时年48岁。这是蒋介石在抗战中处决的军衔最高的将领，这个中年人就是大名鼎鼎的山东省主席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上将。
投身军伍
韩复榘，字向方，1890年出生于河北霸县的东台山村。后世流传着一些关于韩复榘的笑话和相声，比如“走路都靠右走，谁来走左边”“给足球队一人发一个足球踢”、《关公战秦琼》中韩复榘及其父非要让秦琼和关羽分个高下等等。其实被讥笑为大老粗的韩复榘出生于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他的父亲韩世泽是清末的一个秀才，以在村里的私塾教书为生。韩复榘幼年时期聪明好学，曾经在私塾学习七八年，完成了旧式的启蒙教育。
在父亲的督促下，韩复榘还写得一手好书法，曾经到县衙门中担任过书记员的职务。不过好景不长，韩复榘很快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只要手中有钱就去赌，一直要赌到输光为止。韩父为此气得卧床不起，韩母见管不住儿子，就为他迎娶了一位名叫高艺珍的姑娘，希望家庭的牵绊能让韩复榘变得老实本分一些。可韩复榘性子太野，还是流连于赌场之中，最终欠下了一大笔赌债。债主天天上门要债，搞得全家鸡犬不宁。韩复榘眼见在老家待不住了，就带着妻子闯了关东。
当时的东北也不是伊甸园！正值清王朝灭亡之际，中央政府对东北地区的控制力已经微乎其微，反倒是日本和俄国这两个贪婪的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中国老百姓过着水深火热的日子。韩复榘带着妻子来到了东北的辽阳，他靠打零工为生，当过伐木工、苦力，贩卖过小商品，收入不高，勉强糊口而已。眼见生活同样艰难，迷信的韩复榘就找到一位算命先生，为自己算一下前程何在。
惯于察言观色的算命先生见韩复榘身高马大，眉宇间隐现刚烈之气，就建议韩复榘投身军伍，在厮杀阵中找前程。韩复榘大喜过望，将口袋里面最后几个铜板给了算命先生，下定决心去当兵。韩复榘带着妻子离开辽阳，去新民府投奔了清军第二十镇四十协八十标第三营，这个第三营的管带（营长）就是后来西北军的领袖冯玉祥。当时军队中的士兵大多是文盲，而韩复榘文字功底不错，又写得一手好字，冯玉祥就任命他为营中的“司书”（相当于今天的文书）。
倒戈将军
1912年1月，韩复榘跟随冯玉祥参加了滦州起义，从此开始了他复杂的军旅生涯。此后的十多年中他作为西北军中的一员，历经数十场大战，因为骁勇善战，战功卓越，从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一路升任第20师师长，成了西北军中的骨干人物，冯玉祥麾下的“十三太保”之首。928年，韩复榘再次得到提升，被任命为西北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兼河南省省长。不过这个任命却并不让韩复榘满意，因为他嫡系的第20师被冯玉祥交给了西北军将领石敬亭，这让韩复榘牢骚满腹，认为冯玉祥是在变相夺取自己的兵权。
除了兵权之外，西北军的清苦和严苛军纪也让身为一方诸侯的韩复榘无法忍受。由于辖区大多为贫寒之地，所以西北军粮饷奇缺，师长一个月的军饷也不过60块大洋，还不如中央军的一个营长。而韩复榘担任省主席后迅速腐化堕落，吃喝嫖赌样样不落，整个人的习惯已经和冯玉祥对西北军的要求格格不入。此外，冯玉祥治军严厉，颇有封建家长制的一些特点，哪怕是韩复榘这样的高级将领，一旦犯错也是毫不留情地处罚，罚站岗、打军棍是家常便饭，这让好面子的韩复榘非常难看，双方的裂痕也就越来越大。
1929年，冯玉祥和蒋介石因为编遣军队的问题矛盾日深。当年5月，蒋桂战争刚一结束，冯玉祥就准备发动进攻，武力倒蒋。早有防备的蒋介石已经察觉到了冯玉祥和韩复榘、石友三之间嫌隙不小，就派人收买韩复榘、石友三两人，每人送出大洋一百万元，还许诺将河南这块地盘交给韩复榘，今后每个月还将划拨给韩部军费60万元。穷了半辈子的韩、石二人哪里见过这么多的好处，当即发出通电，宣布拥蒋讨冯。
这下冯老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军心大乱的西北军很快就输掉了战争，冯玉祥被迫通电下野。1930年，蒋介石集团和冯、阎、桂三派军阀又展开了中原大战。出于自保的目的，韩复榘率领他的第20师继续为蒋介石助阵，与阎锡山的晋军激战于山东、河南一线，以巨大的伤亡挡住了晋军的进攻。战后蒋介石论功行赏，任命韩复榘为山东省主席，次年又任命韩为山东省保安司令，从此揭开了韩复榘独掌山东军政、财经、司法大权，统治山东七年多的“土皇帝”生涯。
治理山东
公平地说，韩复榘治理山东时的表现比前任省主席张宗昌要强得多。和后者纯掠夺式的统治不同，韩复榘比较重视建设，先后提出了“澄清吏治”“严禁毒品”“普及教育”等施政方案，也聚集了包括民国著名的教育家何思源在内的一批人才。当时山东匪患横行，著名的土匪头子刘黑七就在山东流窜作案，其他大小土匪数百股，人数比山东的军队还多。为了稳定地方，韩复榘亲自率军剿匪，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山东的土匪问题。接着，他又整顿吏治，对山东的省府公务人员实行考勤制度，提高了政府的工作效率。2002年央视热播的电视剧《大染坊》中，民族资本家陈寿亭生意越做越红火，其实就发生在韩复榘治理山东期间，要是放在张宗昌时代，这样的工商业发展是不可想象的。
此外，韩复榘还非常重视教育，他在山东建设学校，对山东大学的建立和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作为一个旧时代的军阀，韩复榘身上还有很多恶习，比如他肆意干涉司法，草菅人命，这都是不可否认的。据说韩复榘审案时经常带着执法队，他一不问话，二不查阅卷宗，只是用眼神给犯人“相面”，有罪无罪全在他的一念之间。常常一场审理下来，几十或上百的嫌疑犯要么无罪释放，要么立刻枪决，很少有判刑和复审的情况，冤假错案也就没少发生。
一次，省政府一位议员派了一个小青年送信给韩复榘，恰好后者正在审案，小青年就在一旁看起了热闹。案件审理完毕后，执法的士兵糊里糊涂地将青年押上了汽车，送往刑场。这个青年吓得大叫说：“我叫小道，是来送信的。”韩复榘听到后说：“小盗？这次不杀了你，下次就变成大盗了！拉出去毙了。”事后，那名议员带着青年的母亲找来诉苦，韩复榘就以500大洋了结了此事，而类似这样的事情，在韩复榘的治下时有发生。
眼见山东被自己经营得如同一个独立王国，韩复榘越发自得，和蒋介石的矛盾也日渐增加。为了拥兵自保，韩复榘将自己手下的部队从一个师扩编为五个师又一个旅，兵力增加到十余万人。此外，他还玩起了藏军于民的招数，建立了四支民团武装，其装备、人员编制和正规军一般无二。蒋介石一看韩复榘这架势是要当“山东王”啊，开始从经济上钳制韩复榘，原本每月拨给山东的60万元军费再也不见踪迹，打算饿垮韩复榘的武装。
韩复榘也是暴脾气的军阀，心想你老蒋不仁就别怪我老韩不义，他派出部队强行接管了山东的国民党税务机关，将盐税、印花税等等财源全部揽入自己手中。当时山东除了韩复榘的第3路军外，还有蒋介石安插进去的刘珍年的第17军，该部占据着烟台、平度等二十多个县城，自行收取田赋，还有蒋介石的中央拨款，一直是韩复榘的眼中钉、肉中刺。现在和蒋介石撕破了脸，韩复榘也再无顾忌，就以刘珍年策划韩部官兵叛逃为理由，出动数万人马进攻第17军。蒋介石一看这还了得，急忙调集中央军准备救援刘部。
一不做，二不休的韩复榘立刻实行总动员，准备来一场大决战。最终，在多方斡旋之下，蒋介石退让一步，第17军被调往浙江，韩复榘得以独霸山东。可这并不是双方仇恨的终结。1936年，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将军发动了“西安事变”，他们扣押了蒋介石，要求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回韩复榘又是第一个通电响应，还暗示张、杨考虑武力解决蒋介石。这个举动让蒋介石终于动了杀机，在日后为韩复榘带来了一场杀身之祸。
与日周旋
一次，日本驻济南武官花谷正借请客为名设下美人计，企图引诱韩复榘上钩。韩复榘是酒照喝，菜照吃，女人照抱，可当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之后，花谷正刚拿出一份允许日本人在胶济铁路两侧开采矿藏的文件，韩复榘的部下就冲进房间，谎称南京来了重要电报，请韩复榘立即回府。韩复榘随即推开日本女伎，说了声：“告辞！”然后拍拍屁股扬长而去，把花谷正气得七窍生烟。可惜日本既然有意吃掉山东，自然不会就这样放过韩复榘。1935年11月，日本天津驻军司令多田骏飞往济南面见韩复榘，威逼利诱让韩参加所谓的冀察鲁自治，韩复榘好不容易才糊弄过去。眼见政治诱降不见效果，日本人着急了，日本军部派特使将驻济南的领事和武官花谷正臭骂一顿，要求他们必须迅速迫使韩复榘就范。
花谷正经过一番精心准备，再次邀请韩复榘前往日本领事馆赴宴。韩复榘知道日本人的耐心快到头了，很有可能来个图穷匕见，就精心准备了应对措施，然后才去赴宴。酒宴上，双方觥筹交错，眼见韩复榘已经有了几分醉意，花谷正赶紧拿出一份文件对韩复榘说：“‘华北自治政府’即将组成，希望山东也能加入其中，这份是山东同意加入‘华北自治政府’的公告书，请韩主席签署。”醉眼蒙眬的韩复榘听到这句话，当即把手中的酒杯摔在地上，大骂花谷正瞎了狗眼，居然想拉他堂堂的省主席当汉奸。骂完后，韩复榘起身就要离开。
花谷正一看软的不行，决定来硬的，他一声令下，领事馆里埋伏的日本兵蜂拥而出，将韩复榘和他的卫兵团团包围，三八大盖的子弹哗哗上膛，随时准备开火。谁知韩复榘根本不在乎，冷笑着说道：“这里是山东，是我韩复榘的地盘，不是华北，也不是满洲。谁敢和我动手，别怪老子不客气！”就在双方紧张对峙的时候，外围的日军士兵跑来向花谷正说领事馆已经被中国军队包围，还架起了重炮准备开火。花谷正这才知道自己踢到了铁板，韩复榘是软硬不吃，武力胁迫是不可能解决问题了。最终，韩复榘扬长而去，花谷正没能完成他的任务。
虽然没有让日本人称心如意，但韩复榘心中明白山东是日军的必攻之地，仅凭他的十几万军队很难保住这块地盘，必须寻找外援。南京的蒋介石也听说韩复榘和日本人眉来眼去，生怕在卧榻之侧再出现一个汉奸政府，于是赶紧给韩复榘升官，将韩复榘的第3路军、东北军大将于学忠的第51军和海军沈鸿烈的部队编为第三集团军，由韩复榘任总司令，于学忠、沈鸿烈任副总司令，负责指挥山东军事，承担黄河防务。同时蒋介石还下令成立第五战区（辖区包括山东和江苏一部），由韩复榘担任第五战区副司令，司令由蒋介石兼任，这些举动让“山东王”暂时放下了猜疑之心，开始准备抗日。
丢失山东
1937年7月7日，日本侵略者制造了卢沟桥事变，全面抗战正式爆发。当年10月，日军侵入山东，韩部曹福林的第29师、展书堂的第81师奉命支援第六战区宋哲元的29军。由于都是西北军出身，香火还在，所以尽管韩复榘命令曹、展二人不得主动出击，但韩部的官兵们还是猛冲猛打，连续收复了德州、桑园等地。正当曹、展两位师长要乘胜追击之时，却接到韩复榘的命令，要求他们停止进攻，撤回出发地禹城。原来，就在几个小时之前，蒋介石以加强淞沪战场为名，将新任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划拨给韩复榘的一个重炮旅调走。韩复榘得知后气得拍案大骂，他认定蒋介石是借日本人之手铲除他这个地方势力，因此决定全军后撤，绝不当老蒋的挡箭牌。
韩复榘的撤退令一下，韩部官兵骂声一片，士兵们群情激愤到了极点，纷纷表示军官要是再撤，他们就自己留下来和日本人决一死战。鉴于这种情况，韩复榘的心腹将领、第12军军长孙桐萱就劝韩复榘先和日军打一仗，韩复榘只好答应。11月初，韩部在临邑、惠民、济阳等地与日军展开激战，由于火力、指挥和战术素质处于下风，韩部伤亡不小，韩复榘本人在济阳突围时险些为日军装甲部队活捉，他扔下自己的手枪旅，骑着摩托车才逃回济南。脱险之后，韩复榘对孙桐萱等主战将领大发脾气，声称兵都打光了，本钱拼没了，还怎么在山东立足？
此战以后，韩复榘下定决心保存实力，绝对不再与日军死拼。12月23日，日军开始强渡黄河，面对日军一千多人的先头部队，韩复榘却命令自己的数万大军不战而退，放弃黄河防线，将济南这个战略要地就拱手送给了日本人。李宗仁得知济南失守，非常焦急，他命令韩复榘立即反攻济南，如果反攻不成，就要坚守战略要地泰安。可韩复榘根本不听命令，连续撤出泰安、曲阜、兖州、济宁等广大地区，一路撤退到距离河南边境仅仅几千米的曹县，准备随时放弃山东逃往河南。在短短二十天内，由于韩复榘的大撤退，日军连接攻占山东将近一半的地区，行军距离超过200千米，基本没遭遇有组织的抵抗。
当时全国舆论一片倒韩之声，李宗仁、冯玉祥等高级将领也纷纷致电蒋介石，要求严惩韩复榘。蒋介石本就欲除韩而后快，这下算找到了正大光明的理由。只是韩复榘仍然手握数万重兵，并不好对付。一旦风声泄露，万一韩复榘带兵投靠日本人了，那徐州战局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最终，蒋介石决定以召开军事会议为名，将韩复榘骗到开封，然后再加以处置。
死于非命
1月11日，韩复榘带着他的卫队赶到了开封南关袁家花园礼堂，参加这个北方高级将领会议。其实从韩复榘下车开始，情节就按照蒋介石的布置发展。韩复榘下车后走到礼堂大门口，几个宪兵就拦住了陪同的孙桐萱和韩复榘的卫兵，以蒋介石有令为由将这些人安置在礼堂外的休息室。韩复榘略有怀疑，可他看到休息室里非常热闹，各位将领的卫兵上百人都在其中聊天攀谈，就打消了疑惑，让部下也前去休息。走到礼堂门口时，几名副官又以安全为由请他交出配枪，韩复榘再次上当，将自己的两把手枪交出.
韩复榘刚进去以后没多久，蒋介石就走入会场，还跟韩复榘客套了几句说：“向方啊，我看你发福了，是不是山东的鱼虾把你养胖了？”韩复榘见蒋介石开玩笑，心情顿时放松下来。不久，会议正式开始，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们在电影《血战台儿庄》中都曾经看到。蒋介石严厉地说道：“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座大城市，使日寇顺利进入山东，影响极大，危害极大。”韩复榘在座位上听到这段话，如坐针毡一样。
接着，蒋介石又怒喝道：“今天我想问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由谁承担？”韩复榘也是个臭脾气，立刻从位子上站起来，毫不客气地顶撞说：“山东丢失，我有责任，那南京丢失该谁负责任？”蒋介石一向以丢失南京为奇耻大辱，被韩复榘这样一顶撞，顿时气得全身哆嗦，大声说道：“我问的是山东，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复榘还要争辩，旁边的将领刘峙用力拉他坐下，小声地劝说：“向方啊，委座正在冒火的时候，你这是何必呢！”这时蒋介石话锋一转，没再提山东问题，转而说起下一阶段在河南省的作战计划。
韩复榘被处决后，国民党《中央日报》向全国发布消息，宣布了他的十大罪状。韩复榘的遗体被送往河南、湖北交界的鸡公山安葬。这位显赫一时的省主席就此消失在了民国的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