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叶之路”是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万里商道，距今有300多年历史了。同有2000多年历史，尽人皆知的“丝绸之路”相比，“茶叶之路”较少人知道。“茶叶之路”绵延1.3万公里，途经中、蒙、俄的200多座城市。当年，“旅蒙俄商”从南方福建、两湖等地采购茶叶汇集到归化（今呼和浩特）、多伦，然后以骆驼为运输工具，途经乌兰巴托、恰克图、科布多，或经包头、经棚、赤峰等地，最终到达莫斯科、圣彼得堡及东欧各国。这条活跃了300多年的国际商道，在地球的北部镌刻了一条条深深的商贾文脉。然而，在当代人的记忆里，“茶叶之路”却消失得无影无踪，以至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中都找不到它的痕迹。查阅新出版的《新全球史》，此书洋洋洒洒上千页，突出强调不同文明之间在文化和经济方面的相互交流和相互作用，却只字未提横跨欧亚大陆的“茶叶之路”。“茶叶之路”似乎已被历史的尘埃掩埋。
“茶叶之路”的文化意义
拂去历史的尘埃，探寻300多年前的真相，当我们以文化探索的姿态走进“茶叶之路”时，首先的疑问是：茶叶的力量真的能开通一条横跨欧亚万里商道吗？在这条道路上曾经发生了怎样的故事呢？
中国是茶叶的故乡。茶叶是中华农耕文明的精品。茶树经过“叶绿素”转换，将太阳能直接转化为人类生命的绿色能源。欧洲人的祖先与蒙古人一样，都是“牧羊人”，都以食肉为主，都有饮茶的传统。食肉为主的人群通过大量饮茶才能得到维持生命的绿色能量。所以，茶叶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是须臾不可或缺的饮品。至今欧洲人依然保留了喝“下午茶”的习惯。邓久刚先生的《茶叶之路——欧亚商道兴衰三百年》一书所说“宁可三日无食，不可一日无茶”的生活习惯，美国作家艾梅霞的著作也提到“我的蒙古朋友有父母去世，下葬的时候总是在头下枕一块茶叶”的丧葬习俗，都源于这种生命的渴求。
茶叶代表着绿色，代表着阳光，代表着文明，代表着生命。茶叶占有人类“饮料之王”的地位，如同围棋是“游戏之王”、太极拳是“竞技之王”一样，都经过了几千年以来人类文明的“自然选择”。
在“茶叶之路”的古道上，与茶叶一起输出的还有用蚕丝织成的绸缎、用棉花纺成的布匹，它们都是纯天然的绿色产品，而且携带着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文化气息。通过“茶叶之路”，中国人把绿色文明输往俄国，然后扩展到整个欧洲乃至世界。在人类文明史上，古老的中华民族总是以和平方式输出文明，“丝绸之路”如此，“郑和下西洋”如此，“茶叶之路”又一次印证了这一点。“茶叶之路”是中华文明史、东西方文化交流史、国际贸易史的一段佳话。深入研究“茶叶之路”会发掘它的考古学、历史学等文化意义。这条古老的“茶叶之路”也称草原丝绸之路，是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一大创举，是连接贯通东西文化交流的“动脉”，是不同国家地区、不同民族文化风格的汇合地，承载着东西文化相互传播的伟大使命。
“茶叶之路”的政治意义
茶叶之路开通在《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前后。这一条约是沙皇俄国与清王朝签订的，其重要意义在于从此顺利展开了中俄两国的边境贸易。
《晋中地区志》记：“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太谷、祁县、榆次的旅蒙及旅俄商人中以骆驼和车辆作运输工具的‘驼帮’和‘车帮’开始出现。穿越蒙古高原，将福建、两湖的茶叶、丝绸运往俄国及东欧各国。”
“旅蒙俄商”驼队在蒙古高原广袤的荒野上，在西伯利亚寒冷的大地上，踏出了一条条道路，载着中国的茶叶、瓷器和丝绸、布匹的庞大驼队从草原走过，运银锭的牛车和官方派出的外交使团的身影从草原经过，强盗们的暗影像幽灵似的闪过……俄罗斯商人、中国商人、阿拉伯商人，官方的、私家的商行，各种各样的角色竞相登场亮相，在欧亚草原戈壁广袤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生动的历史悲喜剧。
关于草原民族对东西方经济贸易的作用，艾梅霞在她的《茶叶之路》一书里写道：“要理解联结满清帝国和俄罗斯帝国的茶叶之路以及它们之间的贸易，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清俄之间的草原民族的贡献至关重要。是这些草原民族使得东西方成为一个统一的经济实体。”踏上历史的“茶叶之路”并非浪漫之旅，这是一条洒满了血泪、堆满了白骨、充满了荆棘的探险之路。旅蒙商、旅俄商们有着儒家诚信厚道的传统精神，也有商人的精明强干与开拓精神，但凭此闯过大草原、大荒漠是不够的，还需要蒙古族、回族等兄弟民族的支持与帮助；有这样一个多民族组成的团队，才能在人迹罕至的蛮荒中冲出一条血路。在茶叶之路的万里征途中，众多民族兄弟生死相依、团结一心，战胜荒野中的风沙雨雪，击退草莽中的盗匪猛兽，披荆斩棘，勇往直前，充分表现出中华民族开放包容的博大胸怀和开拓进取的英雄气概；在长达300多年中，在地球的北部、大漠荒野，在异国他乡奏响了中华民族团结的凯歌，为中华文化增添了全新的内涵，为世界贸易史谱写了宏伟的篇章。
通过“茶叶之路”，中俄之间进行贸易交往300多年，极大地促进了两国的经济发展，增进了彼此的互相了解；旅蒙俄商们在俄蒙地区经济建设方面的历史意义，也早已被所在地方的人民所认识。
“茶叶之路”和旅蒙俄商现象的经济意义
横跨欧亚的“茶叶之路”所经历的漫长历史，几乎可以与大清王朝的兴衰史叠印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这个经济现象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股份制”是西方人的专利，而事实上300多年前以大盛魁为代表的国际商贸集团是我国最早出现的外向型民营股份合作制企业，而且旅蒙俄商们的企业制度不是向西方学来的，是土生土长的。其中“人合性”与“资合性”的结合是极为巧妙的，而且是以“人合性”为主，“资合性”为附，因而更具凝聚力。其中最能体现中国特色的是他们对“商誉”和“信用”的珍惜达到了甚于生命的程度。例如，由大盛魁出资设立的小企业绝不允许用“大盛魁”的商号，而须另起一名，因为这些小企业有上百家，一旦某家小号亏损甚至倒闭，并不影响总号的商誉。其内部管理极为严格，企业规章十分健全，透视出可贵的现代性、科学性。还有，对人才的重视和严格用人制度也是其成功制胜的法宝。旅蒙俄商们创造了最早的“期权制”（身股），即员工在企业的股份随着其工龄和贡献在增长，都记在“公积金”里，一旦辞职或跳槽，身股便化为乌有，期权制把员工的命运与企业绑在了一起。现代企业家们至今还在苦苦探索的制度建设和管理方式，旅蒙俄商们在300多年前已经应用自如了。
旅蒙俄商们能够积累起巨额资本，靠的是庞大的“公积金”——依托“公积金”他们建立起自己的金融体系，即钱庄、票号和典当等，保证了金融资本的周转、调拨和汇兑等资本运作可以做到“如鱼得水”；有了庞大的资金支持，其所从事的行业除茶叶和金融外还包括毛皮、牲畜、服务业、运输业、绸缎庄、瓷器等等，无所不包。
“商业造就城邦。”“茶叶之路”的繁荣，极大地刺激了我国北方经济的发展，大批城镇在它的影响下萌芽、发育、成长。这批城镇以呼和浩特和包头为中心，在其两翼铺展开的有：科布多、乌里雅苏台、定远营、河口镇、集宁、丰镇、隆盛庄、多伦、张家口、小库伦、海拉尔和牙克石、满洲里。比如“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这是迄今为止仍然在包头广泛流传的民谚。在“茶叶之路”催生下，由旅蒙俄商与各民族共同培育起来的一批商城，在当时几乎是“平地冒出的城市”。（作者：董恒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