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达摩;茶叶起源;学术话语权;茶叶贸易;
一、中国典籍中的达摩以及茶禅的结缘
为了避免类似事件再次发生，他就把他那作为犯罪工具和仆从的两道眉毛切掉，扔在了地上。第二天，他又回到那个地方，在那里看到发生了奇妙变化，每条眉毛都变成了一丛灌木，而这一灌木现在叫作“茶”。它的优点和用途在当时还不为世人所知，就像植物本身一样。达摩吃了这种植物的叶子(是新鲜的，还是煮过的，未可知),惊讶地发现，一种不同寻常的喜悦和快乐充盈了他的胸膛，他的头脑有了追求神圣冥想的新的力量和活力。他立即向众多弟子宣告这一不寻常的事件和茶叶的独特功能，并教授茶叶的使用方法。人们就这样开始使用茶叶，正如日本人所声称的那样，这种独特的植物，其无与伦比的美德怎样颂扬都不为过。因此同样地，既然广博的语言中还没有赋予其指称，所以有人认为可以用“达摩的眉毛”来恰当表达它。(29)
日本最早记载达摩事迹的是日本僧人最澄(804—805年入唐),他从中国带回了众多佛教典籍，也带回了中国的茶种，致力于茶叶和茶文化在日本贵族和僧侣阶层的传播。(30)最澄作《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引用了成书于8世纪、在中国现已失传的《传法记》中一段记载：
谨案《传法记》云：……达磨[摩]大师……渡来此土，初至梁国。武帝迎就殿内，问云：“朕广造寺度人，写经铸像，有何功德”达磨[摩]大师答云：“无功德。”武帝问曰：“以何无功德”达磨[摩]大师云：“此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功德。”不称帝情，遂发遣劳过。大师杖锡，行至嵩山，逢见慧可，志求胜法，遂乃付嘱佛法矣。(31)
《内证佛法相承血脉谱》所记载的达摩事迹转录自中国典籍，并非日本的文献所出。日本另一记载达摩事迹的早期典籍是《今昔物语集》,该书是日本最具有代表性的传说故事集，成书于平安时代后期的1120年左右。与达摩有关的传说见于该书卷4天竺部第9话“天竺陀楼摩和尚路遇修行僧的故事”,“陀楼摩”即达摩。这一话由两个故事构成，前四段出自《法苑珠林》,五段以后出处不详，其中记录一个比丘终年不寝，却因睡魔夺走了他修菩提涅槃之果的七行。(32)卷6震旦部第3话“震旦梁武帝时达摩渡来的故事”,是根据《景德传灯录》所记载的梁武帝与达摩对话而来。(33)《今昔物语集》所记载的达摩传说，没有达摩与茶的有关传说，倒是睡眠影响证佛果的记载或许为后来的进一步加工创作提供了素材。
最早将达摩与日本本土联系在一起的典籍，应是日本临济宗(禅宗的五个主要流派之一)东福寺僧人虎关师炼1322年撰写成书的《元亨释书》。该书收录了552年佛教从百济传入日本到镰仓后期700余年的日本佛学文献资料，在该书的僧俗传记中有《南天竺菩提达摩》一文，说的是达摩圆寂后，东渡日本与圣德太子相遇的传说：推古天皇二十一年(613),圣德太子前往大和国的片冈，遇到了一位饥民。圣德太子施以饮食，并脱衣馈赠。但这位饥民最终还是死去，太子就埋葬了他：“居数日，太子语侍臣曰：‘乡葬饿者非凡，必真人也。’使使开圹，而所赐之衣在棺上，余无所有。太子便取其衣且自服之。时人曰：‘惟圣知圣信之矣哉。’其太子之所筑墓，今尚在焉。俗呼其地号‘达磨[摩]坟’。”(34)
其实，这个故事并不是虎关师炼凭空杜撰，而是有所凭依。杜朏所撰《传法宝纪》(成书于716—732)较早记载了这个故事的原型：“其日东魏史宋云，自西来于葱岭，逢大师西还，谓汝国君今日死。云因问法师门所归，对曰：‘后四十年，当有汉道人流传耳。’门人闻之发视，乃见空棺焉。”(35)其后，唐代刘澄所集录的《南阳和尚问答杂征义》收入了神会的《达摩传》,并对故事进行了改造，增加了鞋子的元素：宋云所见达摩“一脚着履，一脚跣足”,打开定林寺达摩灵柩发现没有尸骨，惟有一只鞋。(36)这个故事在唐代《历代法宝记》《宝林传》等文献中已有记载，诗僧齐己《荆门寄题禅月大师影堂》云：“不堪只履还西去，葱岭如今无使回。”(37)经宋代契嵩《传法正宗记》、释普济《五灯会元》、圆悟克勤《碧岩录》等进一步阐扬，该故事在佛教中影响很大。最澄的《传教大师全集》也收录了“只履西归”的故事(38),很显然《元亭释书》对这个故事原型做了改编，将鞋子变为衣服。在民间故事形态学的理论视野中，这是十分常见的改编模式。(39)
三、达摩眼皮的故事在欧洲的早期传播
18世纪，中日两个核心茶叶产茶国都处于相对封闭状态。外国人士进入茶叶原产地调查困难重重，故他们对茶叶的知识和技术了解尚不深入。即便是阿尔斯通·查理斯已经了解到红茶(boheatea)和绿茶的区别只是土壤、采摘时节、揉捻等方面的不同，但他尚不能确信而称：“最近我听说，出产绿茶的植物与制作红茶的植物并不相同。”(51)直到19世纪初，法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花园中培育出茶叶，植物学家勒内·德斯封丹(RenéLouicheDesfontaines)根据观察，认为林奈(CarlLinnaeus)、希尔(JohnHill)等人的判断有误，而历史学家卡姆弗、植物学家图恩伯格(CarlPeterThunberg)、医生莱特逊(JohnCoakleyLettsom)等人的观察是正确的。(52)另一方面，在17—18世纪荷兰、英国等西方国家对茶叶是否有益健康出现激烈争论，不同立场的植物学家、医学家等各执一词、争论不断。(53)而饮茶风习的流行则成为茶叶有益健康的最有力证明。18世纪，英国掀起了一场“茶叶消费革命”,各个阶层饮茶之风浓烈，诞生了英式下午茶，茶叶在英国确立了国饮(NationalDrink)的地位。(54)不仅如此，饮茶风俗还向北美、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英国的殖民地广泛传播。
茶叶消费的增长带动了贸易的发展。斯当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提供了英国东印度公司职员理查德森(Richardson)的一份关于英国茶叶消费人口、消费量、茶税和贸易等方面的统计和推算材料。据他统计，1772—1780年所有船只每年从中国运回欧洲的茶叶数量在1600万磅到2200万磅之间波动，9年间平均占英国贸易量的42%左右。(55)经过分析发现，英国及其属地每年消费的茶叶只有1330万磅是“真正茶叶”,其他大量茶叶是在英国本土制造的，即用各种非法手段假冒的。1784年，英国出台《抵代税法案》(CommutationAct),茶叶进口税率大幅削减，英国通过东印度公司和私商等途径从中国进口的茶叶猛增，到1788年运抵英国的茶叶数量已达3643万磅。茶叶贸易规模持续扩大，伦敦取代阿姆斯特丹成为世界茶叶贸易中心。勒内·德斯封丹注意到这一贸易动向，在《茶叶观察》一文中惊呼：“这是一种巨大的消费，欧洲每年都要为此支付一大笔钱，而这笔钱无疑可以省下来。”(56)茶叶是一种成瘾性消费品(57),一旦成为日常的生活惯习后，消费和进口的需求会越来越强劲。怎样确保充足、稳定的茶叶供应，抵消茶叶进口造成的外汇流失，成为西方新兴的饮茶国迫切需要解决的课题。
中国茶叶经由荷兰、英国等传入欧洲，在19世纪以前西方普遍认为茶叶起源于中国。影响最大的观点出自植物学家林奈于1753年出版的《植物种志》,该书将茶叶的拉丁文命名为Theasinensis(山茶属中国种),并说茶树有六片花瓣、九片花瓣两类。(64)受约翰·希尔同年出版的《茶论》(TreatiseonTea)影响，林奈在之后修订的《植物种志》中，将六片花瓣茶树命名为Theabohea(武夷茶树),将九片花瓣茶树命名为Theaviridis(绿茶树)。(65)欧洲早期的植物学家将红茶和绿茶视为茶叶的两个不同种属，说明他们大多尚不清楚两者的区别在于制作工艺而不是植物品种，但从林奈所使用的命名词汇可以看出，当时尚持茶叶起源于中国的观点。1794年，英国政治学家、历史学家拜伦·爱德华亦称，武夷茶树和绿茶树都是原产于中国。(66)自17世纪茶叶传入欧洲后，英国等西方国家均将中国视为“茶之国”(teacountry),由此不难理解，鸦片战争后英国著名“植物猎人”罗伯特·福琼在深入中国内地调查茶业生产情况后，所写的两部著作的书名都使用的是“茶之国”这个名称。(67)
其二，改变重要信息和细节，即通过一些局部内容的改变来掩盖故事的本初样貌。
艾丽莎·里德说：“达摩有一根神奇的芦苇，带着它横渡大海。”(76)在这里，将达摩“一苇渡江”的故事改造为“渡海”。既然已将达摩发现茶叶的故事改为发生在印度，那么“渡海”暗含的意思是，茶叶由达摩从印度携带至中国，进一步证明中国的茶叶起源于印度。1854年，约翰·多兰在著作中云：“印度王子达摩去中国传法，他发誓绝不会在途中休息。可是有一次他睡着了，一醒来就生自己的气，把眼皮割下来，扔在地上。眼皮以茶灌木的形式出现了，喝了这种药水的人，就是喝了达摩眼皮的汁液。”(77)此处文献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动细节是，“达摩眼皮变茶树”故事是在他前往中国传法途中发生的，这就模糊了卡姆弗记载中明确指出的达摩与茶树故事发生在中国这一明确的空间信息。既然是在前往中国路途中，那么茶树自然应是在印度而不是中国起源的。与艾丽莎·里德的改造相比，这种话语切换的目的十分明显。约翰·多兰的著作在19世纪下半叶曾多次再版，他这段关于达摩的论述被1861年英国的《伦敦杂志》、1906年约翰·威廉·塞弗林·古利(JohnWilliamSeverinGouley)出版的《餐饮及其设施》多次转录，在错误信息传播和谬误知识扩散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其三，利用多重手法，声称茶叶起源于印度。
拜尔顿的观点看似荒诞不经，实际上是19世纪30年代起西方植物学家学术话语塑造的结果，正如约翰·福布斯·罗伊尔说：“在喜马拉雅山麓栽培茶树的实用性的观点不是偶然的，而是深思熟虑的信念的结果。”(87)19世纪50年代印度本土茶叶产业快速膨胀和扩张后，茶叶从业者又进一步利用和改造“达摩眼皮变茶树”的故事以及植物学家关于印度野生茶和中国茶品种的讨论，对于“茶叶印度起源说”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自此之后，西方科学界一度盛行茶的三分法，即最为优等的是阿萨姆茶(T.assamica),次之是绿茶(T.viridis),最劣等的是武夷茶(T.bohea)。曾被英国人推崇一时但此时已为印度红茶所取代的武夷红茶，在西方科学话语中被价值重构和污名化。他们反对用中国茶树与印度茶树杂交，认为这玷污了印度茶的纯正性，不肯承认茶树杂交可以充分吸收两个品种优点这一基本常识。拜尔顿甚至不屑于用拉丁文表达这种中印杂交品种，他创造了一个新的英文词组Boheaassamica(武夷阿萨姆),“用英语来称呼它，而不是用它可疑的拉丁名称来折磨它”。(88)他将中国茶叶视为印度茶叶的流浪儿，而中国茶叶回到印度则实现了家庭和睦，双方结合所孕育的新品种，寄予了英国在印度发展茶叶产业的希望。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一带一路’视野下的西南茶马古道文献资料整理与遗产保护研究”(20＆ZD229)的中期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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