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符号介入哲学研究已成趋势。卡西尔认为“我们应当把人定义为符号的动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指明人的独特之处，才能理解人开放的新路——通向文化之路”。卡西尔将人置于文化视角上的这一思考，虽使人的本质在理论上获得新内涵，但也存在一定局限，因为在《人论》一书中所指的符号，主要是文字类的书写符号。符号学家约翰·迪利认为“万物都是某种方式的符号”，即人类的文化成果应体现在各种各样的符号中。这就是说，无物不是符号，茶也是符号的一种，茶符号是茶文化的焦点。
茶成为文化符号何以可能
目前，中外学界对符号的定义莫衷一是，但符号作为一种对普遍思维规律的文化思索，目的是理清人表达与认识意义的方式。我国学者赵毅衡指出：“符号是携带着意义而接收的感知。”
换言之，符号与意义具有锁合关系。我们以中国文化符号为例，如夸父意味着顽强进取精神；长明灯意味着灵魂不灭；孔子意味着万世师表；道教意味着长生久视。有趣的是，在中国绘画中，某些动物与植物也被符号化赋予了情感寄托。松鹤寓意延年益寿；蝙蝠寓意福气迎门；猴马寓意马上封侯；锦鲤寓意年年有余；兰竹寓意君子风骨。
可见，意义必须用符号才能被表达，符号的用途也是为了表达意义。在诸符号系统中的自然符号（如风雨雷电、花草树木等物，茶包括其中）原本并非是为了携带意义而出现，它的产生是有特定的依赖条件。主要依赖于“思维场、文化场、心理场”，其中“符号的文化生成部分，脱离不了文化场的土壤”。
如“月晕础润”：一方面，古人通过观察与实践，发现月晕（月亮泛起光晕）起风，础润（宫殿基台湿润）落雨，此现象虽是自然界发生之事，与人无关，但这些自然符号间的关系，却是通过人们的意识加工而得来的。另一方面，苏洵《辩奸论》言：“事有必至，理有固然。惟天下至静者，乃能见微而知著。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人人知之。”“月晕础润”这一自然现象反映在人的意识里，被人的意识加以符号化，携带了特定意义。
那么，茶何以能成为中国文化符号的呢？
其次，近年来科学研究表明，我国茶学科研人员对茶叶的“染色体核型”和化学成分“儿茶素”进行了分类比较研究，确定了野生茶树进化等级，证明四川金佛山野生大叶种茶树最为原始，这为中国是茶的故乡提供了确凿证据，在“能指”的意义上为茶符号找到了依据。
另一方面，在“所指”的文化性上讲，首先，其“指示义”为“茶者，南方之嘉木也”，茶生于林野，受水泉涤洗，气韵高洁。这与佛养心、道修身、儒治世的理想性格和人生追求相互契合。佛家以茶参禅礼佛、儒家以茶自省明志、道家以茶养生敬奉，均期以由茶观道、悟道，觉解人生。其次，在“含义”上，古人认为“茶”字可解释为，人在草木之中。
儒士僧侣将儒释道之智慧注入茶理，表意人生。如佛家讲“吃茶去”，意在喝茶吃饭间识得自性，觉成正果,点亮菩提灯心；道教认为茶乃养生之仙草，以茶养形辟谷，渗透长生久视之思想；儒家发皇“仁爱”本心，自唐以来，如春秋大祭、殿选御试等均有茶仪茶礼，再将茶引入家礼，行于婚丧嫁娶，后世更有“无茶不礼”之说。
我们如何看待茶符号在人们生活中的作用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须回归到生活本身。因为生活的存有,需借助文化的完成才能成型，否则，生活只会停留在茹毛饮血的野蛮状态。我们大体上可以把生活分为两类：理性活动和情感寄托。茶符号是茶文化的典型体现。也就是说，茶符号既是茶文化的焦点，通过茶符号建立起来的茶文化，在本质上也是符号，是以符号构造的茶文化体系。同时，茶符号也是展现人们生活（理性活动与情感寄托）方式之一。从理性活动看，符号强调自身的理性特征。茶符号在我们理性活动中，所承担的基本角色是帮助人们思辨地、客观地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首先，茶的安顿性很好地落实了中国文化的现实主义人文关怀，秉持中道，排斥极端激进主义。茶文化受此影响，精行俭德，从容自在。其次，茶的反身性再现了中国文化的比附思维。
中国传统思想中将茶比作人的伴侣、将品茶视为人生历程，从中两相观照，读出人生、生活、生命等多重意味。这表明，茶符号传递着人们的价值观念并影响着人们的理性活动，而人们理性活动的完成，须借助符号的文化力量。茶符号之中有理性的成分，或者说，茶符号就是理性活动的结晶。
另一方面，符号又将人置于情感寄托中，茶符号在我们感性活动中，作为一种情感寄托,主要注重人的文化属性，即“精神现象”的存在意义。中国文化只是中国人的一个影子，中国人也只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影子。“茶作为基础的情感寄托，已成为集体意识或者文化基因”。
赖功欧先生也以为“没有儒释道，茶无以形成文化，儒释道三家在历史上曾分别地作用”又“综合贯通地共同作用”于茶文化。这种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无意识文化基因，在生活劳作与文化传递的有意无意之间，或多或少地渗透进中国人的生命中，茶符号给中国人带来获取情感寄托与体验的一种可能。也就是说，符号作为文化的焦点，以文化来调节、运转、安顿我们的生活、生命，给人们决定了一个文化的人生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