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运用信任演化理论分析社区公共服务主体变更后的水源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研究发现以下结论。一方面，“社区能人基于声誉的信任—谋算和了解型信任培育社区共同体—网络结构信任与社区公共性形成”是水源社区公共性的生成和演化路径：首先，提供集体行动初始成本的社区能人在社区内建立起基于声誉的信任，触发公共性生长；其次，社区商业的谋算型信任和居民在社区公共空间中发展的了解型信任促进了社区共同体的发育和成长；最后，社区网络密度提升促进业主会议成型，封闭网络结构信任标志着社区公共性形成。另一方面，社区公共性的建构和生成有赖于网络结构信任的形成和延续，社区公共性的建构和生成过程即为社区内人际信任向网络结构信任的转化过程，是机会空间、产权激励、能人领导、成员互信、持续性社区公共事务参与五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从人际信任到网络结构信任的社区公共性动态演化过程的研究可与既有的社区公共性建构和发展研究对话，是对信任演化理论的具体化运用，支持了关键群体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对社区治理等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公共性/信任/人际信任/网络结构信任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16YJC840019）；陕西省博士后科研资助项目（2017BSHYDZZ59）。
作者简介：帅满，西安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实证社会科学研究所本校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信任研究、社区研究、社会网络研究、劳工研究。
伴随着单位制的解体，从街居制到社区制的转变使中国城市形成了有别于行政自上而下管理的合作共治格局，行政组织和NGO、居民兴趣团体等社区组织等成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夏建中，2008；闫臻，2018），村民自治的实施也使农村社区的公社制退出历史舞台，社区成为国家治理的单元（杨敏，2007）。社区是居民赖以生活和工作的载体，中共中央、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发【2017】13号）强调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位，社区治理体系创新是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重点，社区公共性的高低不仅影响公共服务供给、个体和家户的工作与生活，也影响社区整合和社会稳定（冯钢，2012）。那么，社区公共性如何生成，背后存在何种作用机制？
一、文献综述与研究方法
（一）文献综述：社区公共性的建构和演化
按照研究视角不同，社区公共性的建构和演化研究可分为结构分析、社区要素分析、国家与社区关系研究三大类。结构分析以都市运动理论为思想资源，强调机会空间对社区行动产生、发展和维持的影响。城市业主围绕产权的维权抗争表现出法律意识、权利意识和行动能力，但行动力和制度限制往往使维权抗争陷入瓶颈（陈映芳，2006）。市民通过争取公民权利、积累生活智慧、以法维权、立法维权等策略营造社区集体维权行动的机会空间（施芸卿，2007；陈鹏，2010）。业主通过拆分国家的治理层级、拆分抽象国家的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双重身份、拆分具体国家的行政和经济职能等自我边界的选择性固化机制来表达诉求、维护权益（施芸卿，2013）。业主维权行动在组织、制度和身份向度的扩展使之成为培育公共性的力量，改变了个体和国家的关系（刘子曦，2010；郭于华、沈原，2012；施芸卿，2015）。对广州解困房社区南新花苑居民运动的研究发现，市级政府单位直接管理架空了基层街道组织的控制力度，组织结构上的衔接缝隙成为居民自组织行动的机会空间，使居民的利益诉求得到表达和维护（黄晓星，2011）。
结构分析、社区要素分析、国家与社区关系研究三者结合不仅可以实现结构分析和机制分析的有效互补，也有助于丰富对不同国家与社区关系背景下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的认识。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水源社区①为例，探讨个人—共同体—公共性的生成过程和作用机制：一方面，将因社区公共服务主体变更而产生集体行动机会空间的社区作为案例，研究“权力真空”状态下的社区公共性建构为何种类型、有何特点，既限定了社区公共性建构的制度背景，也可以拓展国家与社区关系研究的类型；另一方面，对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的分析有助于拓展既有静态分析的不足。具体而言，本文选择社会结构分析（福山，2001；卢曼，2005；郑也夫，2001）、社区治理（帕特南，2001；胡荣、李静雅，2006；罗家德、帅满、杨鲲昊，2017）和主体间互动研究（格兰诺维特，2007：7-11；胡荣、胡康、温莹莹，2011；翟学伟，2014）共同强调的信任作为分析着眼点，探讨水源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中的信任作用机制，即将社区内的信任演化阶段置于公共性生成的个体—共同体—公共性分析框架内，从信任视角探讨社区公共性的建构过程和演化路径。
（二）分析框架：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中的信任演化机制
其三，不同维度信任转变与演化研究提出了不同维度信任演化的概念工具，并提出了社会信任的发展和提升路径。吸收社会网络理论，依据网络结构，既有研究对信任形态进行了划分，包括以封闭网络结构为基础的信任、以认同为基础的信任、以口碑为基础的信任、关系网动员而产生的小团体等类型（罗家德、李智超，2012）。在此基础上，有研究将网络结构信任作为人际信任和制度信任之间转化与演变研究的概念工具和分析框架，认为网络封闭程度、圈层结构完整度、结构洞多少、网络互联性和可达性高低、网络密度和网络规模大小等是判断网络结构信任强弱的指标；在自组织过程中，操作规则、集体选择规则和宪法规则的确立会推动网络结构信任向制度信任转化（帅满，2016）。中国是低信任度社会，人际信任建立在血缘、地缘等基础上（韦伯，2010；福山，2001），建立一种普遍主义的信任结构是提升社会信任、完成转型时期社会信任重建的必由之路（张静，1997；翟学伟，2003；周怡，2013）。
综上所述，中外学者都将人际信任演化分为陌生人/谋算型、熟人/了解型、家人或拟似家人/认同型等阶段，呈现了人际信任的动态演化过程；制度信任受个体信任倾向和信任经验、成本收益率、触发机制、制度环境等诸多要素影响；人际信任、网络结构信任、制度信任是不同维度的信任转变和演化路径，提升社会信任有赖于信任结构实现从特殊信任到普遍信任的转变。因此，从横向类型划分的角度而言，微观到宏观的信任演化顺序依次是：特殊信任（陌生人/谋算型信任、熟人/了解型信任、家人或拟似家人/认同型信任）、网络结构信任、制度或系统信任；从纵向升级演化阶段而言，信任发展次序是：谋算型信任（互相为利型信任、陌生人信任）、了解型信任（人际信任、特殊信任）、认同型信任（网络结构信任、制度信任）。本文拟将横向信任类型划分整合进信任纵向升级演化分析，运用个体（基于声誉的信任）—共同体（从谋算型信任到了解型信任）—公共性（认同型信任，网络结构信任）的分析框架，探讨水源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中的信任演化逻辑。
（三）研究方法与案例简介
二、社区公共性生成过程中的信任演化机制
国家和市场治理机制暂时退场后，社区能人因秉公协调社区养狗纠纷、承担公共服务成本而具有较高的可信赖性，在水源社区建立了基于声誉的信任，成为公共性的触发机制，社区功能得以运转，社区秩序得以维持。基于谋算型信任入驻水源社区的社区商业、基于社区商业平台互动形成的了解型信任发育出横向联结社区网络，社区共同体培育成型。在社区能人出现触发社区公共性萌生、社区网络联结培育出社区共同体的基础上，随着社区居民信任程度和社区网络密度的提升，以社区能人为中心的业主会议开始主导社区公共事务，形成了封闭的社区自治网络，水源社区的人际信任拓展为认同阶段的网络结构信任，社区公共性形成。能人承担初始成本维持的社区秩序使居民因被盗造成的本体性安全缺失得到缓解，是社区商业入驻、居民网络经营和共同体培育的社区背景和必要条件，与此同时，核心能人、依托社区商业形成的居民网络为全体业主承担物业费、业主会议召开奠定了组织和心理基础。
（一）公共性的触发机制：社区能人基于声誉的信任
可信赖性（trustworthiness）包括能力、诚实、互惠、一致性四个构面，一个或多个构面遭到破坏，个体的可信赖性会受到减损，他人对个体的信任程度会降低（Mishra，1996）。巩先生是水源社区的第一批居民，曾在水利局担任干部，在政府系统人脉较广，后辞职在家养病，他为人正直、热情大方，关系网规模较大。由于热心公共事务、政府人脉多，居委会和物业服务退出水源社区之前，巩先生便与街道、居委会接触颇多，熟悉社区事务办理流程，他的能力和为人使之在亲友和邻居圈中具有较高的可信赖性。
关键群体理论（criticalmasstheory）认为，作为集体行动先行者的关键群体具有较大的动员能力，可以起到表率作用，关键群体承担了集体行动发起的初始成本，是推动集体行动形成和发展的核心和灵魂，关键群体可以在群体中获得较高的声誉回报（OliverandMarwell，1988）。居委会和物业服务退出水源社区后，社区秩序维持成为难题。为了维持正常的社区居住生活，同时避免房产因管理不善而贬值，热心公益的巩先生主动承担起社区公共服务责任，扮演社区能人角色：“去找保洁公司每天派人清理我们小区的垃圾，确实是我去的，还有每栋楼的维修楼道的灯，小区里修剪草坪，也是我找了个物业公司，付钱给它，定期来给我们看一下。”（巩先生访谈）社区公共服务提供证实了巩先生的可信赖性，提升了巩先生的知名度，增进了社区居民对巩先生的信任。
社区能人购买的社区公共服务使社区基本功能得以正常运转，但保安和安保装置缺失使社区安全面临威胁。继一户一楼住户家里被偷空后，偷盗事件在水源社区屡次发生。信任缺失会出现信任的外部化等不同形式的适应性反应，并寻找信任功能替代品，即“作为个体的、个人的计谋设计出来用以应对在所有与他人的交易中因缺乏信任带来的持久的不确定性和连续的风险”（什托姆普卡，2005：155-158）。社区安保服务和设施缺乏，导致居民对社区治安和安全的信任缺失，作为一种适应性反应和信任功能替代品，居民开始饲养凶犬看家。
然而，养狗带来的安全隐患引发了激烈的社区冲突。一户居民的藏獒连续咬伤清晨去上班的女士和傍晚放学回家的小学生后，社区内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声音：一派坚决反对社区内养狗，另一派支持养狗。在两派僵持不下的情况下，为人热情、可信赖性高的巩先生被邻居找来调解纠纷：“有人说，我们都很相信你，你办事靠谱，就说要我帮忙协商。我觉得这件事确实很麻烦，如果不解决，说不定谁一激动做出什么偏激的事儿呢？我就答应了，叫他们来我家，让他们好好讨论出个结果，然后我听他们各自的说法，找个两边都能接受的方法，毕竟大家都是邻居，抬头不见低头见的，如果有什么矛盾不解决，见面就太难受了。幸好大家还是信得过我，我也挺荣幸的，他们相信我。”（巩先生访谈）巩先生给出三个解决问题的办法：藏獒户主赔偿被咬伤者医疗费；打死藏獒平息被咬伤家庭的愤怒；水源社区不允许养大型犬，只能养性格温和的小型宠物犬。与此同时，巩先生个人出资加强水源社区的安保设施，在各要道与楼道安装监控摄像头，在墙上铺设尖碎玻璃和栅栏。
信任的原始基础是熟悉的特征和过去的记录，信任以过去推论未来，以熟悉推论不熟悉，声誉简化了“过去”，成为过去与信任之间的媒介（郑也夫，2001：103-108）。巩先生秉公处理社区养狗纠纷、慷慨的社区公共投入为他赢得了极高的声誉，获得了越来越多居民的认可和信任。此后，有朋友主动提出分摊社区公共服务费用，用实际行动表达对巩先生的信任和支持：“小区里的朋友看我一个人出钱（觉得）对不起我，就跟我一起凑钱。”（巩先生访谈）社区能人基于声誉的信任成为水源社区公共性的触发机制。
（二）共同体的发育机制：社区商业的谋算型信任和社区居民的了解型信任
为了覆盖更广泛的消费者群体，烟酒行开在水源社区的马路路口。由于水源社区和水利局的福利房社区同名，但入口不同，导致快递员送件往往送错地方。为了方便社区居民，同时增加烟酒行的客流量，烟酒行店主主动提出帮水源社区居民存放大件快递。因此，烟酒行成为购买烟酒顾客、取快递居民见面的场所。嗜好烟酒的居民卢先生与频繁收取儿子从英国寄来快递的张奶奶常在烟酒行相遇，由陌生人变成彼此认识、偶尔交流的邻居。
为了给女儿提供更好的受教育机会，2011年，在老家以做生意为生的王先生夫妇开始在水源社区门口经营自助餐馆。荤素搭配、品种多样、方便快捷的中餐迎合了社区居民及周边公务员、白领、教师的需求，15元“管饱”的经营策略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建筑工人，送水工人于先生也是王先生餐馆的常客。餐馆不仅仅成为居民和市民就餐的地方，也为络绎不绝的客人提供了见面和认识的机会，成为促进社区和社会融合的社会空间：“有一次，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叔叔和我聊天，问我这餐馆是不是我爸妈开的，还说老板的女儿都在和他吃一样的饭，他觉得我爸妈的菜肯定很良心。”（王同学访谈）居民李女士和孙女士分别在附近写字楼和小学工作，由于常在餐馆见面，彼此打招呼认识；社区居民与公务员同事、朋友常在餐馆碰面；通过与餐馆客人交谈，王同学认识到了劳动的价值，消除了对建筑工人、送水工人等异质性群体的歧视和排斥。
麻将馆的胡先生夫妇与社区居民日渐熟悉，不仅给自己和朋友带来方便，也给社区带来便利：彭先生常主动帮忙照看胡先生的孩子，胡先生夫妇便经常邀请彭先生在麻将馆吃饭；在胡先生不知如何缴营业税时，常客肖先生亲自带胡先生去肖先生儿子工作的地税局个体经营户经营税柜台办理业务；胡先生的老乡蒋大爷流动于社区间，以磨菜刀为生，常被当成骗子，因此生意惨淡，居民也不得不坐车过桥到河东旧城区磨刀，费时费力。随着胡先生与麻将馆本社区客人熟悉程度加深，胡先生开始充当信任系统中介入（科尔曼，2008：169），将蒋大爷介绍给麻将馆客人认识，使蒋大爷逐渐得到水源社区居民的认可，生意越来越好，居民的生活也更加便利，实现了双赢。
与此同时，在麻将馆相识的居民也在频繁交往的基础上形成了解型信任：郭女士去赵先生工作的银行办理业务时，获得了热情的接待和体贴的服务，两人由“麻友”成为朋友，联系日益紧密；在麻将馆和彭先生相遇多次后，赵先生给彭先生家送了地菜子煮鸡蛋，拉近了彼此的距离，经常相约一起打麻将。有一次，赵先生的妻子和儿子一家外出有事，家中无人做饭，彭先生的妻子也在单位食堂吃午饭，他自己不想做饭，胡先生便邀请彭先生和赵先生在麻将馆吃饭，使彭先生和赵先生的关系更进一步。此后，两家联系逐渐增多，彭先生的妻子与赵先生的妻子、儿子和儿媳妇见面都会打招呼，并互送自家做的蒿子糍粑、水果，节假日时互相串门、送礼品，给对方家庭贴对联和福字等，成为彼此信任的邻居和朋友关系。
（三）公共性的形成机制：业主会议与网络结构信任
社区能人巩先生提供的公共服务令其在水源社区赢得了极高的声誉，收获了居民对他的信任，触发社区公共性的生长。基于谋算型信任入驻社区的烟酒行、餐馆和麻将馆等社区商业，以及居民在社区商业建构的公共空间基础上形成的了解型信任，共同培育出社区内紧密的联系网，社区共同体开始发育和成长。随着居民间的互信程度不断提高，社区内的结构洞日益减少，网络密度不断提高，水源社区的关系型和结构型社区社会资本日渐丰富（罗家德、方震平，2014），给水源社区治理带来两个方面的影响。
一方面，由于社区公共事务层出不穷，随着社区居民的互信程度不断提升，巩先生决定在自己家中不定期召开业主会议，标志着以巩先生为中心的社区自治网络形成。业主会议的目的是促进社区居民参与，通过讨论和协商来解决社区矛盾和难题。会议召集人巩先生并非民主选举产生，参会实行自愿原则，参会业主也不固定，但业主会议的参会人员越来越多，每次都有几十人。业主会议为社区居民提供了公共空间，起到增进社区成员交流和沟通、协调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作用。社区停车问题得以解决，显示了业主会议治理社区的有效性，冯奶奶住院照顾事件再次验证了社区自治模式的成功。
由于建成较早，水源社区没有设计停车场，且车库配比较低。随着越来越多的居民买车，停车空间日益紧张，很多居民便将车停在社区内的花坛旁边，不仅压缩了社区公共活动空间，也滋生了安全隐患和社区纠纷：“小孩子在楼底下玩，很容易就给车子碰了或者撞了……半夜估计都要3点多了，那次对面小陈就要开车回自己车库，结果有车堵在自己家里车库门口，他开不进去，在小区里转了好几圈硬是没找到停车的地方，他晚上喝了点酒脑子不清白，一生气就用钥匙把挡在车库前面那辆车给划了一道。”（巩先生访谈）安全隐患和车辆刮擦事件使巩先生下决心在自己家中召开“业主会议”，经过口口相传，有几十位业主出席会议，将巩先生家挤得水泄不通，大家畅所欲言，协商出解决停车问题的方法：业主尽量将车靠着花坛停整齐，如果挡住了其他人的车，就在车窗贴上手机号码，方便别人联系车主挪车让道。业主会议之后，水源社区的停车纠纷几乎绝迹，显示了社区自治的治理绩效。
另一方面，随着社区居民互信程度提高，社区公共服务成本从社区能人承担转变为社区居民分摊。社区能人巩先生承担了水源社区的公共服务费用，包括安装安保装置和设备，联系物业公司清理垃圾、维修楼道的灯、修剪草坪等。养狗纠纷平息后，巩先生在水源社区建立起基于声誉的信任，巩先生的朋友主动提出分担社区公共服务费用。随着社区居民互信程度的提高，居民的主人翁意识增强，将社区视为大家庭，认知型社区社会资本不断提升（罗家德、方震平，2014），认为社区是“我们的”，社区公共服务费用不应该由少数人承担，也应算自己一份：“后来，来分摊钱的人越来越多，基本就是整个小区一起出钱了。我每次交了钱都会把账单贴在下面的宣传板上，不想别人觉得我是不是贪了他们的钱。”（巩先生访谈）因此，水源社区形成了以巩先生为中心的社区网络，建立了基于封闭性的网络结构信任（Coleman，1990），随着人际信任转化为网络结构信任，水源社区内的信任由谋算、了解阶段演化为认同阶段，水源社区的公共性得以形成。
水源社区公共性生成三阶段对应着不同类型的信任，那么，公共性生成的关键要素是什么？其背后有着什么样的信任演化逻辑？本文认为，这个过程有赖于如下几个关键要素的共同作用：其一，较大的自组织行动机会空间是社区公共性生成的结构背景，市场治理机制的暂时退场为居民自组织治理提供了契机，“权力真空”则避免了行政权力对社区的过度监管和控制；其二，产权在社区参与中具有隐形激励和推动作用，能人自发提供社区公共物品、居民积极参与社区建设均与房产保值、增值的动机密不可分；其三，社区能人的领导角色及其可信赖性是公共性建构的推动力；其四，公共空间内的交往及其互信程度提升为社区公共性建构和发展提供了组织与心理基础；其五，持续性的社区公共事务诱发的社区参与明晰了以业主会议为载体网络结构信任的构成和边界，社区公共性得以成型。
三、总结和讨论
一方面，“社区能人基于声誉的信任—谋算和了解型信任培育社区共同体—网络结构信任与社区公共性形成”是水源社区公共性的演化路径：首先，承担集体行动初始成本、主动提供社区公共服务的社区能人因具有较高的可信赖性而在社区内建立起基于声誉的信任，成为公共性的触发机制；其次，社区商业的谋算型信任培育出社区公共空间，居民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解型信任，横向联结增多、社区网络密度提升促进了社区共同体的发育和成长；最后，在社区能人触发公共性生长、社区共同体培育和成长基础上，以社区能人为中心的业主会议形成封闭网络结构信任，主导社区公共事务，社区公共性形成。
另一方面，社区公共性的建构和生成有赖于网络结构信任的形成和延续，社区公共性的建构和生成过程即为社区内人际信任向网络结构信任的转化过程，是机会空间、产权激励、能人领导、成员互信、持续性社区公共事务参与五要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机会空间、产权为公共性生成提供结构背景和内在动力，能人和成员的持续参与、互相信任是公共性生成的组织和心理基础，网络结构信任的出现和延续标志着公共性的生成和可持续性。没有信任，社区公共性将成无源之水，但仅有信任而无机会空间、产权激励、能人领导、持续性的社区公共事务中的一个或多个要素，社区公共性也将无法生成，或生成后但不可持续。
最后，支持了关键群体理论和结构洞理论，对社区治理等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社区能人在水源社区不仅承担了社区公共服务成本，也是业主会议这一社区自治网络的中心人物，显示了社区能人在社区自治中的重要性，证实了关键群体理论的解释力；社区商业扮演“桥”和信任中介角色，不仅支持了伯特的结构洞理论，也强调了社区公共空间在社区社会资本建构中的角色和地位；水源社区自主治理实践及其绩效对其他社区治理、对社会管理创新和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具有参考和借鉴意义。
注释：
①按照学术惯例，本文出现的地名、人名均经过技术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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