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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化意义上看，中日之间关系源远流长，其中，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对日本的影响尤为明显。本文以日本的企业文化为视角，试图探讨儒家文化在日本滥觞后，其基本精神对日本企业的影响突显了哪些特点。
一、儒家文化在日本的滥觞及其基本精神
二、儒家文化语境下日本企业文化的主要特点
儒家文化在日本萌芽并传播后，其很大程度上对日本的企业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中，最为有效的例证是日本企业文化所突显的基本特点。具体而言，主要体现为以下几方面：
1、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
儒家文化特别强调“人”的主体地位，把“人”作为宇宙的核心。正如《大学》中说：“是故君子先慎乎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从中可以看出，儒家对人的生命、权利、意志、尊严和价值的尊重。因此，这在日本企业文化中则反映出，一切经济活动动均应该以“人”的正当利益及其全面实现为根本。例如，日本的丰田公司在进行企业经营时就主张以人为核心，重视人、关心人，其口号是：“既要造车，也要造人。”再如，丰田公司的第三任总经理不田退三说：“谋事在人，任何事业要想获得较大的发展，必须以造就人为根本”、“人事管理的真谛就是通过由教育得来的认识，去调动每一个职工的干劲。”[1]其实，在日本企业界，企业家们都深知，只有培养出优秀的人才才能造就更高的利润，只有对对“人”进行企业文化、进行价值观的培养与教育才能塑造一个具有文化层次的现代企业。
2、以“和”为“贵”的关系原则
3、以“义”为“先”的利益标准
儒家文化反映在“义利”观上，即为重义轻利。如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处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不易其道去之，不去也。”《论语》又如，彭更曾问孔子：“后车数十乘，从者数百人，以传食于诸侯，不以泰乎？”孟子回答：“非其道，则一箪食不可受于人；如其道，则舜受尧之天下。”《孟子》再如，董仲舒要求以利导义：“圣人之制民，使之有欲不得过节；使之敦朴不得无欲。无欲有欲，各得以足，而君道得矣。”《春秋繁露》可见，在儒家文化视域中，利可求，但是应该以义导利，通过“义”的引导求的正当的利益。在日本企业界，基于儒家“义利”文化的影响，大部分企业家们都是用“义”来谋取企业利益。例如，从表面上看，《论语》是一部阐述“应该如何做人和做事道理的书，与讲究经济效益的‘算盘’相背离，但是，日本明治时代实业界巨头、被日本称为是日本‘空前绝后’的创业家涩泽荣一却认为，如果运用得当，两者可以相辅相成。”[2]可见，从涩泽荣一的观点中可以发现，日本企业文化中蕴含着经济获利与道德自律的“义利”标准。
4、以“集体”为“重”的价值取向
儒家文化以“家-国-天下”为集体行动逻辑，如《大学》里面阐述到：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是儒家宗法集体主义精神的逻辑展现，它直接影响到了日本的企业文化，体现了其较强的集团意识。在企业政策的执行过程别强调相互与合作，每个人都把集体看得高于一切，每个人都以集体主义责任感为自己的企业奋斗。有学者曾指出，“在生产方面，日本企业不是只鼓励某个员工提高效率，而是注重整个集体提高效率。这种集体主义成了日本企业中个人与团体、个人与个人之间行为的基本规范。它要求员工把个人利益置于团体利益之下，做到团体利益第一，团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同时要求把个人利益置于他人利益之后，做到先人后己。当然，日本企业的集体主义并不完全排斥个人主义，只不过要求个人从属于集体而己。”[3]因此，日本企业文化中体现了极强的集体主义价值取向。
参考文献：
[1]裴毅强：中国儒家思想与日本企业文化[J]学习与探索，1995（1）81-85
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著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著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著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著《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著《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著《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著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著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著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著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著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著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著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著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著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著的天文历法方面的著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著作以及其它著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氾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著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著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著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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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高职院校儒家道家经典阅读课意义
［作者简介］苗富强（1973-），男，河北魏县人，邯郸职业技术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为中国古代文学。（河北邯郸056001）
一、引言
出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原因有多方面，但我们的应试教育阶段和大学阶段忽视对学生进行民族传统思想文化和人文知识的教育难辞其咎。高职院校片面强调专业技能学习，课程设置上只重视专业课，有的学校甚至连大学语文课程也没有开设，这和不分专业开设公共英语课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教育主管部门和学校管理者教育理念的偏差和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重视不够，造成高职生民族传统思想文化知识的极度贫乏和人文精神的严重缺失。
1.传承民族传统优秀思想文化。儒家和道家是“诸子百家”中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影响最大的两个流派，以这两个流派思想发轫形成的儒教和道教是“三教九流”中中国本土的宗教。千百年来，这两个流派的学术思想对中华民族精神面貌的形成和民族心理的构建及民族性格的塑造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至今仍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诸多国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是中国传统优秀思想文化的代表。
3.提高高职生的文学修养、审美素质和汉语应用水平。教育培养的人要具有合理的素质结构，一个不看原典和经典的民族，整体文化素质很难得到提高。许多高职院校重视学生实践技能的培养，一味强调实用性和动手能力，培养出来的学生多是技能有余而文采不足，表现不出当代大学生应有的风采。孔子说：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认为一个人质朴和文饰比例恰当，然后才可以成为内在和外在相统一的比较完美的人。
儒家和道家经典中很多都是富有文采的文学作品，可以唤起人的美感，给人以艺术享受。如《诗经》的美轮美奂，《庄子》的恣肆，《孟子》的雄辩滔滔。其中的名言警句比比皆是，优美的、诗化的语言辅以深刻的思想，达到了形式和内容的完美统一。“腹有诗书气自华”，阅读经典的过程也是欣赏与认识的过程，可以陶冶情操，使情感得到升华；丰富语汇，提高文学修养和审美素质；改善精神气质，达到内在和外在的统一，做文质彬彬的高素质大学生。
另外，现在的许多高职生语文功底奇差，小到一封求职信，大到毕业论文，错别字频出、用词不当、语句不通顺等毛病普遍存在。调查显示，为提高国人汉语应用水平，69.1%的人希望推广传统文化和经典文学。开设经典阅读课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高职院校没有大学语文课的缺陷，使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和写作等能力得到提高。
1.学生主体方面。高职生到这一年龄阶段，心理日益成熟，也日益理性。随着阅历的增多和见识的增长，逻辑思维和判断能力逐渐增强，对比较抽象的思想文化问题的理解力也大为增强；许多学生对传统思想文化还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课上课下愿意听老师介绍这方面的知识，有的还主动通过《百家讲坛》等平台了解了许多东西。
四、应注意的几个问题
2.重在学习领会思想要义，不落言诠。对有些学生来说，学习领会经典著作过程中会存在着文言的障碍。教学中注意不要在古奥难懂的语言上下过多工夫，不因文害义，重在心领神会，把握其中的人文精神精髓；不是死背教条、脱离实际的感性生活，要力避简单的说教，注重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通过大量的实例让学生明白为学、为人之道。
3.正确处理精华和糟粕。儒家和道家等学派思想中，既有精华也有糟粕，要本着扬弃的观点加以学习利用。教学中不是简单地剔除不合时宜的东西，而是放在特定的时代背景中去分析判断，以古鉴今，帮助学生掌握其思想精髓，为我所用。
5.要注意和“三教九流”中法家、墨家等其他学术流派的结合问题。不能独尊两家，罢黜百家。各种流派的思想文化同属于民族思想文化遗产，不同学派的思想文化具有互补性。教学中要以开放的心态注意旁征博引，互相比较，有助于学生全面认识和理解中国传统思想文化。
［注释］
①成复旺.神与物游——论中国传统审美方式［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91.
［参考文献］
［1］刘梦溪.今天为什么还要读经典［J］.中国大学教学，2004（3）.
［2］刘晓明.人文教育与高职培养目标［J］.常州工学院学报，2003（2）.
论文摘要：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是民族文化智慧的体现，“四书”中蕴涵着有益于中学生素质养成的深刻全面的教育思想：重视伦理教育、重视高雅音乐教育、推行“知行教育论”。当前的中学语文教育中对“四书”的学习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对上述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我们从师资配备、教材选编和教学方式等方面对此进行了探讨。
一、“四书”中有益于中学生素质养成的教育思想
《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仅对当时的社会有着重要影响，对今天的教育也有诸多启示。“四书”蕴含的有益于中小学生素质养成的教育思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重视伦理观念的养成
“至圣先师”孔子，作为中华承前启后的伟大师者，特别强调教育的伦理意义。这个“伦理”它包含丰富的理念。在此，仅列述一条：
《论语·子路》记载：“子适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孔子认为，一个国家在人口富庶之后，还必须“教之”，而使百姓有良好的文化素质修养和高尚的品格。“教之”是“庶富”之后，必须首先进行的大事。如何去教呢？有一条纲目性的文字出现在《论语》中：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清代秀才李毓秀按次第先后把这几条编成家教经典《弟子规》。分别按照“入则孝”、“出则悌”等写成六章，推演为1000多字，讲的全是孔子这句话。这句话涵盖了一个人为人的基本伦理要求。今天，《弟子规》风行于世，伴随着国学热得兴起，《弟子规》在青岛的民间、企业、学校、幼儿园全面开花。事实上，这是对孔子伦理教育思想的很好阐释与实践。在2500年后的今天，中国人仿佛又重新发现了孔子教育思想中的伦理价值。以此看出，孔子伦理教育思想的深刻性和适用价值。只有发挥教育的伦理教育功用，使每个人成为合格的公民，才有家庭和谐，才会有一个安定和谐的社会。
《孟子》进一步发展孔子的思想，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要人们遵守和维护封建伦理道德。尽人皆知的“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就是孟子在《齐桓晋文之事》章中提出的。由自己一颗爱人的心延伸开来，而去关心更多的人。并且，孟子认为这样甚至可以达到治理天下的目的，即所谓的“天下可运用于掌”。而这种想法的实现，须有赖于教育使人们达到“明人伦”的目的。这种教育目的形成了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念，也使得中国以“礼仪之邦”著称于世。
《大学》提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目标。《中庸》进一步提出由“诚”至“道”的教育目的，也是由伦理而教育的主张。可见，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教育思想始终是和人的发展完善、和社会的安宁和谐联系起来的。
（二）重视音乐的教育意义
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认为：要达到明人伦的目标，就要礼乐相成，即思想认识的提高与艺术熏陶相结合，认知和情感教育相辅相成。《论语》说：“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这里，“道、德、仁”与“艺”构成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而“六艺”中的“乐”与“礼”构成了极其重要的两个方面，古人特别重视音乐教化的价值。《论语》说：君子“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只有在音乐方面有极高造诣，才能算是“成人”。孔子曾经“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韶”乐代表的是古代音乐中的雅乐，是雅正严肃的高雅乐曲。这种思想与今天所谓的“寓教于乐”是一致的。今天的学校音乐教育非常薄弱，基本上已经放弃了用音乐来教化学生的古老原则，因为音乐课不被认为是核心课程。
无论古今，教育的最终目的都应该是培育人发展人，皆宜提倡礼乐结合的教育理念。当前中小学生喜欢追逐流行音乐，对于不利身心健康的内容缺乏分辨能力，难以形成高雅的音乐素养，从而不利于学生的全面发展。礼乐相成的教育思想更有利于其思想情感和价值观的熏陶，使他们在学习过程中更好地回归到传统经典文化上来。
（三）推行“知行教育论”
陶行知的名字很有意思，代表了中国人对儒家“知行”理念的深沉思考。《尚书》说：“非知之艰，行之惟艰”，意思是：不是认识艰难，付诸行动才是艰难。《周易》有：“精义入神，以致用也”意思是：深刻领会，才能学以致用。《中庸》强调：“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而《大学》则提倡以“修身”为本，所有这些，对今天的教育学习依然有着深远的影响。
综上，以“四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包含深厚的人生哲理，对中学生的素质成长将会起到巨大影响。研究和推广“四书”中的教育思想，在中学语文教育中学习“四书”，让中小学生直接接触儒家经典，耳濡目染，能够给当前的素质教育和中学的语文教育提供新的思路。
二、中学语文教学中“四书”教育学习现状
（一）台湾中学开设“四书”课程情况
（二）国内中学语文教学中“四书”学习的基本情况
1.师生对“四书”学习的认识
在百家讲坛中于丹老师讲的“论语”，受到了全国观众的喜爱，其中也不乏大量的中学生，从中可以看出，中学生有兴趣和能力学习中国古典文化，在实际的学校教学中，学生对“四书”的了解和学习又是怎样的呢？
2.教材选编情况
在语文课程中，以人教版和鲁教版初中语文教材为例，涉及到“四书”在语文教材中的选编情况如下：
人教版3篇：①《论语》十则；②《孟子》两章：《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生于忧患，死于安乐》；③《孟子》（鱼我所欲也）
鲁教版2篇：活动性学习专题——《走进孔子》、《孟子》（齐桓晋文之事）
从结果来看，在整个初中语文教材中，“四书”选编的篇数极为有限，并且篇数多集中在《论语》、《孟子》，而《大学》和《中庸》的内容没有涉及。在选择的篇目中，内容主要涉及名言警句，论说哲理类，带有哲理教育的意味。
与初中语文教材相比，高中语文教材中对“四书”的学习情况要更好一些。尤其是各种版本的高中选修课程教材大量增加了“四书”的内容。如人教版高中语文选修之《先秦诸子选读》：第一单元“《论语》选读”包括：“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当仁，不让于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有教无类”、“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共七章。涉及到了《论语》中的几条有名的人生格言。第二单元《孟子》选读包括：“王好战，请以战喻”、“王何必曰利”、“民为贵”、“乐民之乐，忧民之忧”、“人和”、“我善养吾浩然之气”、“仁义礼智，我固有之”，共七章。
山东版高中语文选修课本也包括《论语孟子选读》，选择篇目较多，扩充了必修课教材中的“《论语》十则”及《孟子》选文，并搭配以译注资料，以供学习。
三、学习“四书”为代表的儒家经典的建议
(一)各省市教育主管部门要成立专门国学研究小组
教育部门要成立国学研究小组，依托丰富的课程资源，如当地大学的中文系教师、地方图书馆的古典文献资料，如山东省的齐鲁文化研究中心等，审慎选择经典素材，正确选择、编制材。选教材要选择对学生人格培养和素质教育有作用的优秀篇目。根据中学生的水平，“四书”众多经典篇目完全可以选入教材。例如像青岛出版社曾经专门为小学生编选的注音版《国学启蒙经典》读物就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这会很好地引领中学生学习“四书”等儒家经典的正确方向。
（二）加强“四书”学习师资力量的建设
（三）制定相应的教学评价
教师在讲解“四书”以及其他国学经典的时候，要多注重一些教学方法，不能采用一味课堂灌输或者让学生死记硬背的方式，要从学生的兴趣出发，探求新途径。在课程改革背景下，结合新时期的内在要求，以中学生喜闻乐见的生活为基础，进行学习和研讨是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课题。
总之，儒家经典的精髓就在于教人如何做人。因此，中学语文教育应该明确以“四书”为代表的经典国学内容，并将诵读和学习发展成习惯，从而潜移默化地来规正自身的行为和思维习惯，通过国学经典来促使青少年高雅素质的养成。
[1]陈杰思.中华十大义理[M].北京：中华书局，2008.
[2]李鎏.国学基本教材[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8.
[3]张为才.国学启蒙经典——大学、中庸、论语、孟子[M].青岛出版社，2005.
第一，经学的存在是以对作为“经”的原初文本的不断诠释为前提的，离开了对原初文本的不断诠释，所谓经学就无从谈起。
第二，尽管不能说在经学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新的范畴与出现，但就其基本范畴如理、气、心、性、有、无、动、静、名、实、知、行等和讨论的基本问题如天人关系、心性之学、人性善恶、希圣希贤等而言，则堪称几千年来保持了显明的一致性，从轴心时代这些范畴和问题开始出现，到19世纪中叶西方近代文化传入中国之前，经学一直在围绕这些范畴和问题展开自己的学理系统①
第三，“述”成为儒家经学的基本叙事方式。不仅经籍成为经学阐释的先在文本、经学的基本范畴与问题一直与轴心时代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而且“述”而非“作”构成了儒家经学一以贯之的基本叙事方式。儒者在进行经典诠释时，往往是在经过“小学”功夫即对原典字词的训诂、考据之后，才进入义理的阐释。而在义理的阐释中，又往往要先溯其原始、再明其流变，并蒐集前此的各家注疏，最后才有所谓“断以己意”。这就形成了儒者皓首穷经，为一字而释数十万言，但其中绝大部分篇幅都只是“述”，而“作”者即阐述释经者自己意见的内容却只有数千言、数百言乃至数十言的情状。
摘要：朱熹通过对儒家经典的诠释，积极地进行理论创新。他既注重以训诂注疏的方式去探寻经典文本的“本意”，也重视在经世致用的基础上，沿着“本意所向”阐发出经典文本蕴涵的“微言大义”，力图在章句训诂与义理阐发之间寻找一个妥恰的支点，形成了章句训诂与义理阐发相互发明的经典诠释理念，以及唤醒·体验·浃洽·兴起相互贯通的经典诠释方法，为新儒学的兴起勃发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宋学家朱熹的学术活动，主要围绕探求诸经本意和以义理诠释儒家经典展开。他通过对儒家经典的注释和阐释，积极地进行理论创新，既注重以训诂注疏的方式去探寻经典文本的“本意”，也十分重视在经世致用的基础上，沿着“本意所向”阐发出经典文本蕴涵的“微言大义”，力图在章句训诂与义理阐发之间寻找一个妥恰的支点，形成了章句训诂与义理阐发相互发明的经典诠释理念，以及唤醒·体验·浃洽·兴起相互贯通的经典诠释方法，为新儒学的兴起勃发奠定了方法论基础。
一、章句训诂与义理阐发相互发明
作为宋代新儒学的重要代表，朱熹在继承和发展儒家思想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经典诠释经验，形成了章句训诂与义理阐发相互发明的经典诠释理念。
儒家经典既具浓郁的历史意识，更具鲜明的现实关怀。对此特质，朱熹予以明确揭示：“诗，以理情性；书，以道政事；礼，以谨节文；皆切于日用之实，故常言之。”[1]124正因为儒家经典饱含经世致用、救世济民的价值内涵，所以儒家学者注经解经自然以认知活动为手段，而以实践活动为目的。一方面，经典诠释者常常以注经的形式表露其个人的生存体验和精神境界，使经典注疏在一定意义上成为一种“为己之学”；另一方面，经典诠释者又极力主张将其生命体验或理想信念，落实于外在的现实世界之中，内圣外王成为儒家学者的终极追求。
“经世致用”作为儒家经典诠释的立足点，决定了其经典诠释的路向主要表现为追求义理阐发——新义的开拓。通过对经典的阐发，发掘其现实关照。然而，为了避免在对经典的诠解过程中妄下断语，以今释古，扭曲经典本意，亦必须在探寻经典本意与蕴涵的微言大义之间寻求一个支点。朱熹即是一位始终在寻找着、并力图围绕着这一支点进行经典诠释的哲学家。
陆九渊曾批评朱熹的学问只是“解字”，而不注重“血脉”。清人皮锡瑞则抱怨：“宋人不信注疏，驯至疑经。疑经不已，遂至改经、删经、移易经文以就己说，此不可为训者也……朱子……于《大学》，移其文，又补其传……未免宋人习气。”[2]189-190这种来自不同方面的对朱熹的批评，在一定意义上恰恰说明，朱熹不仅注重“解字”，而且注重“义理”阐发。对此，蒙培元指出：“在朱熹看来，学问虽然不能停止于‘解字’，却要从‘解字’开始；如果没有‘解字’，一切学问就无从谈起”。[3]1并认为，在《四书集注》中，朱熹通过“解字”，将经典文本中一些隐而不显或不便明言的意义及其联系揭示出来。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将章句训诂与义理阐发融通勾连起来，否则是不可能做到的。
在朱熹那里，解读经典与体悟圣人之心、认识天地之理是相辅相成的。原因在于，“圣人之言，即圣人之心；圣人之心，即天下之理”[5]2913。所以，“读书之法，要当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而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然后心静理明、渐见意味。不然，则虽广求博取，日诵五车，亦奚益于学哉！”[4]卷56
“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体现了朱熹对文本的语言文字及其作者“本意”的尊重，凸显了对经典文本进行章句训诂的必要性：“学者观书，先须读得正文，记得注解，成诵精熟。注中训释文意、事物、名义，发明经指，相穿纽处，一一认得，如自己做出来底一般，方能玩味反复，向上有透处。若不如此，只是虚设议论，如举业一般，非为己之学也。”[6]349
二、唤醒·体验·浃洽·兴起贯通
朱熹在其经典诠释理念的影响下，创立了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唤醒·体验·浃洽·兴起”的方法是其集中体现。
据《朱子语类》记载，朱熹的一位学生因读书时不能理解经典之意而前来请教，朱熹便有针对性地指出：“如今学者大要在唤醒上。”[5]2745
所谓“唤醒”，即读者在阅读经典文本时，必须激活自己“万理具足”的心灵，亦即“前理解”，充分发挥“心灵”的情感趋向与认知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形成思想观念。正如朱熹所言：“道理固是自家本有，但如今隔一隔了，须逐旋揩磨呼唤得归。然无一唤便见之理……不若且虚心读书。”[5]2913至于“唤醒”之后的情感状态与认知效果则是：“先教自家心里分明历落，如与古人对面说话，彼此对答，无一言一字不相肯可，此外都无闲杂话说，方是得个入处。”[4]卷62朱熹将解经过程视为是与“古人”（经典作家）围绕主题进行“彼此对答”的“对话”过程。在朱熹看来，读书之所以要“唤醒”，其目的就在于要对作者的生命体验进行再体验。朱熹特别强调“读书须要切己体验，不可只作文字看”[5]181，“读书须是以自家之心体验圣人之心。少间体验得熟，自家之心便是圣人之心。”[5]2887
所谓“体验”，主要是指读者从“自足”的心灵出发，主动地对作者的生命经历，进行亲身感受。亦即读者怀着已被“唤醒”的心灵，以“设身处地”的方式，在两心相映、视域融合的过程中形成认知。在“体验”状态中，读者与作者、读者与文本之间相互融通，“体之于心而识之，犹所谓默会也。”[5]2773因为“入门之道，是将自家身已入那道理中去，渐渐相亲，久之与己为一”[5]446。
经典诠释者怀着已被“唤醒”的心灵，设身处地地对经典作家之心进行反复“体验”，以至于“渐渐相亲”，最终达至融会“浃洽”，这即是朱熹极力追求的经典诠释境界。“大概读书，且因先儒之说，通其文义而玩味之，使之浃洽于心，自见意味可也。”[4]卷39此种“浃洽于心”，即是读者在诠释实践中体认的义理与作者文本中的义理之间的融通。与此同时，“读书更须从浅易处理会，应用切身处体察，渐次接续，勿令间断，久之自然意味浃洽，伦类贯通。”[4]卷52也就是说“看文字……须是时复玩味，庶几忽然感悟。到得义理与践履处融会，方是自得。这个意思，与寻常思索而得，意思不同”[5]2631。
可见，“浃洽”是读者对作者的心灵进行反复体验之后达到的状态，是读者与作者心灵的自然融合后产生的认识飞跃。其显著特征是“忽然感悟”，“与寻常思索而得，意思不同”。
在朱熹看来，读者经过唤醒、体验，达到与作者的视阈融合后的“浃洽”状态，并非经典诠释的最终目的，经典诠释的理想境域是“兴起”。为了说明“兴起”的内涵与意义，他以读《诗经》为例加以论述：“读诗正在于吟咏讽诵，观其委曲折旋之意，如吾自作此诗，自然足以感发善心。”“须是读了有兴起处，方是读《诗》。若不能兴起，便不是读《诗》。”[5]2086朱熹还将此意推廓开去并加以引申：“如今读书，须是加沉潜之功，将义理去浇灌胸腹，渐渐荡涤去那许多浅近鄙陋之见”，“使吾方寸之间，虚明洞彻，无毫发之不尽。然后意诚心正身修，而推以治人，无往而不得其正者”。[4]卷61只有“兴起”，读者方能感发志意，从而将经典的精神化作行为的指南和动力，躬身践履，以达至至诚至善的理想人格。可见，“唤醒”、“体验”、“浃洽”的鹄的皆在于“兴起”。追求“兴起”，意味着追求经典诠释的富有创造性的新意。
朱熹的经典诠释方法，既是在经典诠释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同时亦为其进一步深入诠释经典提供了方法论指导。朱熹在《四书集注》中，既重视字义的训诂又注重新意的拓展，并将唤醒·体验·浃洽·兴起的方法运用于对“四书”的解读。其经典诠释的理论与实践，对于时人与后人解读经典无疑具有典范意义。
三、朱熹经典诠释思想检视
朱熹的经典诠释思想，对新儒学的兴起勃发，对时人、今人研究传统、解读经典、发掘经典的现实关照，具有不容低估的价值。
朱熹的经典诠释思想有其形上依据。北宋中后期，儒学不仅开启了新的义理之学，而且在思孟学派的心性论以及中国化了的佛学心性论的影响下，也逐渐向心性之学演进。在朱熹看来，当读者诠释经典时，其“心”包含万理，随事而发。“心与理一，不是理在前面为一物，理便在心之中，心包蓄不住，随事而发。”读者先在的“统摄性情”的“心”，具有“藏往知来”的功能。[5]85“心”的这种功能，是通过诠释经典，认识往古的文化规律、推知未来的文化前景的前提和基础。因此，朱熹强调，为了充分发挥“心”的功能，读者必须认识到：“为学之道，莫先于穷理；穷理之要，必在于读书。”[4]卷14“读书须将心贴在书册上。”[5]177
朱熹的经典诠释思想有其理论旨归和实践目的。其理论旨归在于重新诠释儒家经典、完善儒学理论，以弘扬儒家道统。在宋学家们看来，儒家道统体现了中华文化的基本要义和根本精神，是历代圣王“治统”的原则依据和理论基础。然而，当时却是异端间作，佛老之书与六经并行。这就急需重新倡扬并极力补充完善儒家的心性论，使儒门不至空薄；其实践目的则是为了能够将儒家的理想人格付诸实践，以收拾人心。因此，追求理想人格，领略圣贤气象，成为朱熹诠释经典的主要目的之一。“人之所以为学者，以吾心未若圣人之心故也……故学者必因先达之言以求圣人之意……驯致其极，然后吾心得正，天地圣人之心不外是焉。”[4]卷42意即读书解经，须体察圣人之心，只有体察圣人之心，方能使“吾心得正”。
综上所述，如果没有自先秦以来就逐渐形成并为朱熹（当然也包括其他学者）所系统阐发的既要努力探求经典本意，又要极力沿着本意之所向去发掘蕴涵在经典中的微言大义以适应时代需要的诠释理念，传统儒学向新儒学（宋明理学）的演进是难以想象的；宋代以及以后各种适应社会需求的思想和经典的应时而兴也是难以理解的；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以及对文化典籍的诠释传统亦是难以形成的。由此可见，南宋之后的儒学对传统儒学的革新、发挥，无疑与朱熹创立的经典诠释思想密不可分。朱熹倡导从解字入手，进而“感发志意”，从“切己”之处，去体验、自证义理的经典诠释思想无疑具有理论的必要性和时代的合理性。
清儒戴震在一定意义上意识到：如果将宋儒包括朱熹解经注经的理念和方法推向极致，并加以普遍化后可能造成的某些弊端，因而一针见血（但也难免有以偏概全之嫌）地指出：“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7]2590意即宋儒大都以经世致用作为经典诠释的鹄的，因此将己意说成是经典的原意就将成为经典诠释过程中难以避免的一大难题。
在儒家的经典诠释传统中，虽然存在着东汉古文经学对经典原意的追逐（亦是对今文经学过分发掘微言大义的纠偏），但经典诠释的主流无疑是追求经世致用基础上的新义阐发。从先秦子学的以述为作，到西汉今文经学追求微言大义；从魏晋玄学的清谈玄理，到宋明理学对天理的切己“体贴”，无不是在不同时代背景下对经典的基于“经世”目的的诠解。这些理论劳作，虽然使得儒家经典体系随着时代的演进不断丰富发展，并因此而获得了持久的生命力，但也因此造成了某种程度上的夸大读者“己意”作用的后果。所有这些既充分表明朱熹力主的既“从容乎句读文义之间”，又“体验乎操存践履之实”的诠释理念的合理性，也凸显了在章句训诂与义理阐发之间寻找平衡支点的必要性。
毋庸讳言，朱熹虽然在极力寻找着章句训诂与义理阐发之间的平衡支点，但自己有时也难免游离于这一支点。正由于此，才有了以上文中所述陆九渊和皮锡瑞的来自相反方向的批评。由此可见，今人对经典诠释问题的研究，还需在朱熹探究的基础上，进行更为深入的理论探索和行之有效的诠释实践，从而使经典诠释在既探寻本意，又沿着本意之所向发掘出其有益于当代社会发展的新意的过程中，真正找到妥恰的支点。
[1]朱熹.四书集注[M].长沙：岳麓书社，1985.
[2]皮锡瑞.经学历史[M].北京：中华书局，2004.
[3]蒙培元.朱熹哲学十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
[4]朱熹.朱子文集[M].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
[5]黎靖德.朱子语类[M].北京：中华书局，1999.
【关键词】文化经典生命教育
近年来,国学蓬勃兴起,传统文化经典的阅读在大学校园里方兴未艾。与此同时,大学生人文素养的缺失已是不争的事实。大学生信仰的缺乏,价值观的迷离,使他们的生命迷茫而困顿:沉溺于网络,漠视生命,斗殴自残等现象在大学校园里屡见不鲜,“大学”已经不是一个让人充满无限美好遐想的一方净土,一桩桩自杀事件叩击着我们的心灵,从中国传媒大学的情侣的殒命到武汉大学的博士的自杀,乃至中国政法大学弑师案,一个个生命的凋零似乎用鲜血在向我们提出一个问题:我们的大学教育怎么了
由此,有识之士试图通过传播文化经典来挽救大学生失落的精神家园。大声疾呼大学生生命教育必然要进行文化传统教育。而且一些院校开始了身体力行的实践:从江西师范大学“生命教育课”(以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开设,到南阳理工学院在学生中推行中华文化经典的诵读,可以说,他们的努力使我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同时也为我们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
生命教育本质上是培养人格完善、心智健全的人。人的生命在教育中不断成长,人通过受教育而成为人,夸美纽斯说:“有人说:学校是人性的工场。这是明智的说法。因为毫无疑问,通过学校的作用,人真正地成为人。”[1]郑晓江先生把人的生命分为“血缘性生理生命、社会性的人际生命和超越性的精神生命”。[2]前者是生理生命,后两者是人文生命。人文生命体现出人之为人的本质。人之所以位列三才之一,可以顶天立地,在于人有情有义有灵,即人的精神性生命。
不可否认,传统文化经典是千百年来流传下来的文化遗产与精神财富,塑造了中国的文化精神及中国人的思想品格,生命教育中社会性的人际生命与超越性的精神生命都是文化传统所赋予的。传统文化经典是塑造人生命的基本力量,利用传统文化经典对大学生进行生命教育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其一,传统文化经典尤其是思想类经典,具有丰富博大的生命意蕴,可以丰富人的精神生命。传统文化经典浩如烟海,学者徐春林把传统文化经典分为四类:即思想类经典、文学艺术类经典、生活类经典、科技类经典。思想类经典可分为儒释道三类经典。儒家经典主要有四书五经,讲求正心、诚意、格物、致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成己而成人,着重建构人的社会性生命。道家经典以《道德经》、《庄子》为代表,以得道成仙、自然无为为旨归;侧重生命的超越性精神生命。佛教禅宗经典以《坛经》为代表,以明心见性,顿悟成佛为核要,直指人的灵性存在,侧重生命的超越性。儒释道经典中所探讨的生命问题虽然各有侧重,但万论归一,讨论的是“有心灵生命的存在”。
其二,传统文化经典中蕴含丰富的生命智慧,有利于提升人格,涵养心灵。中国大学生生命教育无法离开传统文化而自成一格。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丰富的人生智慧,如道家的重生养生、少私寡欲;儒家的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佛家智悲双运,自利利他等思想,对于引导大学生确立生命的价值与信念,保持良好心境,处理人际关系,提升大学生的生命智慧与修养,不无裨益。
原因似乎显而易见:
其一,西方的工具理性与实用主义的价值观的影响。近些年来,西方的实用主义的思潮,伴随着市场经济,席卷中华大地。人对物表现出无限的贪恋,金钱曾一度成为生命价值的标尺。大学校园亦非净土,实用主义成为大学生的主要价值观,“学ⅹⅹ有什么用”成为大学生思考问题的主要方式。所谓“有用”即是否有利于考证、就业、赚钱等等,以此为标准来衡量所学知识与教育的价值。“教育即成长”的内在生命价值消失,“大学生”的生命开始物化,实用功利成为生命的全部价值,精神价值与智慧价值一片荒芜。美国教育家艾略特不无讽刺地说:“要不是教育意味着更多的金钱,或更大的支配人的权利或更多的社会地位,或至少一份相当体面的工作,那么费心获得教育的人便会寥寥无几。”[3]所以阅读经典在一些学生看来,费时费力,又不能获利,没什么大用。自然不会去阅读,更谈不上以经典涵养生命。
而大学教师的理论素养,人文素质,道德水准不尽人意。无法承担起生命教育的责任。院校中真正懂得传统文化的教师,数量并不多,难以满足学生对传统文化的需求。而更让人忧虑的是,高校教师的人文素养让人堪忧,君不见高校教师抄袭事件屡屡见诸于报端,其中不乏名校;一些“专家学者”因为缺乏社会责任,正在使这一称号失去光环,“高校教师”这个神圣的称号不再神圣。韩愈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而现在的大学教师更多是在“授业”而非“传道”。大多在“谋食”,而非“谋道”。“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4],一语道破高校教育现状。很多教师成为教书的机器和工具,而非教育者。人文教育与素养,绝非几节人文课就可以解决问题,教师的言传身教仍然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中庸》有言:“修道之谓教”[5],讲授传统文化经典的教师,应是“经师”与“人师”的合一。
古人“自天子以至于庶民,壹是皆以修身为本”[6],庄子认为教诲之人,“语仁义忠信,恭俭推让”[7]反躬自身,仁义忠信,恭俭推让这种素养,我们多数为人师者并不具备,而大学生命教育的主要承载者是教师,教育的本质是人对人的启迪!笔者以为,要让学生的生命通过传统文化经典得以涵养,必须塑造教师自己良好的人格与心灵,否则无法涵养学生的生命。夸美纽斯说:“我们真正的工作是什么它就是学习能提升我们、使我们思想高尚的智慧——我们把这种学习称之为道德和虔诚。”[8]一个拥有美好心灵的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启迪与教育将是最为直接而有效的,胜过任何教学技巧。老子言:“圣人处无为之事,行不言之教”。[9]
其二,课外组织《论语》读书会,以经典滋养生命。在教学中发现,少部分学生对经典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但缺乏教师的指导!因势利导,组织了《论语》读书会。之所以选择《论语》这本经典,原因有三:首先学生之兴趣与需要。近几年,随着于丹百家讲坛《论语心得》的热播,《论语》几乎家喻户晓。大学生渴望接近《论语》又缺乏指导,尤其是人文知识比较薄弱的理工院校学生。其次从《论语》这本经典的文体来看,是格言语录式的对话,又比较贴近生活,很少有抽象思辩与论理,大学生读起来不会有太多的陌生感,读来会有亲近感。再次,《论语》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心魂”之所在,其所体现的实用理性有助于学生在行动中践覆。正如李泽厚所说:“这里很少有‘什么是’的问题,所问特别是所答(孔子的回答)总是‘如何做’的问题。但这些非常实用的回答和讲述,却仍然是一种深沉的理性思索。[11]所以这些处事格言关乎人作为本体存在的价值体认,从而成为准宗教性能的教诫与体会。因此容易得到学生的情感认同。
诗人泰戈尔曾说过:“播种一个信念,收获一个行动;播种一个行动,收获一个习惯;播种一个习惯,收获一个性格;播种一个性格,收获一个命运。”生命教育本身是“以心传心”的。没有经过实践与思索的理论是苍白与肤浅的,生活与教学中的生命教育是鲜活与丰富的。“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与其坐而论道,不如躬身而行!相信经过同仁的共同努力,生命教育的星星之火终有一天会成为成燎原之势!
[1][8][捷]夸美纽斯著:任钟泉译,《大教学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70页,第191页.
[2]郑晓江:《生命教育演讲录》江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12月版,第96—105页.
[3][英]艾略特:《艾略特诗学文集》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204页.
[4]刘宝楠:《论语正义》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318页.
[5][6]陈绍敏主编:《大学·中庸》中国致公出版社,2003年版,第75页,第10页.
[7]王先谦:《庄子集解》中华书局,1954年版,第237页.
[9]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0页.
[10]朱光潜:《谈修养》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南宁,2008年版第92页.
[11]李泽厚:《论语今读》天津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3月版第3页.
【关键词】儒家文化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
一个人智育不过关是次品，体育不过关是废品，德育不管过则是危险品。大学生担负着促进我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重要任务，因此，对大学生进行健康、全面的教育是提高大学生素质的重要途径。全面教育不仅意味着知识的传授，更重要的是培养大学生良好的思想品德。儒家文化在中华文化中占据重要位置。高校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教育时，如果能将儒家文化融入其中，不仅能够加深大学生对我国传统文化的理解，更能帮助学生提高自己的思想境界。
一、当代大学生思想道德意识的缺陷
近年来，我国大学生的思想道德意识逐渐滑坡，暴露出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诚信的缺失。大学生不诚信的行为到处可见：考试作弊、迟到早退、欺骗师友、伪造证书等等现象愈演愈烈，甚至成为了大学生学习、生活和工作中的常态。
二是价值观出现偏差。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部分大学生出现拜金主义、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倾向，对缺乏国家意识、民族自豪感和社会责任心，而是热衷于追逐金钱和名利，价值观物质化、庸俗化现象严重。
三是心理素质薄弱。部分大学生心理素质差，遇到一些坎坷和挫折便容易想不开，甚至轻生。这种对生命的否定感是大学生思想意识中的大蛀虫。
二、将儒家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
将儒家文化融入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义主要体现在：
第一，丰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儒家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其十分注重人的道德修养，可以帮助学生重塑道德意识，提高其人文素质。
第二，有教无类的教学方式可以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一种新的教学思维。在与学生建立平等关系的基础上，对学生进行循序渐进、潜移默化的熏陶和感染，达到一种润物细无声的教学效果。
第三，因材施教、温故知新等教学思维能够增强大学生思想政教育的实效性。儒家文化重视学生的个体性，强调根据不同学生的不同特点进行针对性教育，擅长启发学生、引导学生，通过学与思的辩证教学方式提高学生的学习效率。所谓“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儒家文化强调在向学生灌输知识的同时提高学生的思考能力，在学与思的循回往复中实现知识的渗透和精神的领悟。
三、探索儒家文化融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路径
儒家文化强调以人为本，而现代教育理念也强调以学生为中心，二者不谋而合。大学生思想政教育应该吸取儒家文化的精髓，有的放矢、全面系统地对学生展开教育，才能真正做到继承传统、把握现代。
（一）引进儒家经典，完善思想政治教育课程体系。
目前，我国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依然采用传统的课堂式教学，将中国传统文化植入思想政治教育课堂是针对学生特点进行的一次课堂完善，能够在提高课堂吸引力的同时加深学生对思想政治教育的认识，这不仅是课堂和教学方法上的完善，同时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创新过程。因此，我们要将儒家经典融入思想政教育内容中，让学生领悟儒家文化价值，将儒家文化精髓内化在学生的思想意识中。
（二）注重知行合一，促进儒家文化从理论走向实践。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儒家文化追求知行合一的教学效果，要求学生不仅能领悟某一真理，更要在实际生活中践行。具体到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中，我们可以通过举办经典文化讲座、知识竞赛等方式促进儒家经典文化的传播，学以致用，将内化于心的文化修养外化到行动中。
（三）营造校园文化，形成浓厚广泛的儒家文化氛围。
儒家文化是我国优秀传统文化，其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着共同的价值目标。我们应该充分地吸收儒家文化中的精华，将其与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有机地结合起来，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陶冶学生情操，提高学生素质，促进大学生的全面发展。
[1]周春晖.中国传统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实现[J].中州大学学报.2014（4）：102-105
[2]周捷.将儒家文化精髓融入大学生思想道德教育[J].黑龙江科技信息.2009（24）
[3]王晔华.中国传统文化对当代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积极作用[J].黑龙江史志.2009（24）
2儒家文化的传承方式较为单一
3讨论
3.1加强“仁爱”教育
“医乃仁术”是千百年来我国医学界所崇尚的行医信念[4]，也是医者通过行医施药实现仁者爱人、济世救人的高尚理想。“仁”是儒家伦理思想的根本，其中最突出一个内容就是“爱人”的思想。高职护理学生人文素质的核心即是‘仁爱’，护士如果缺乏爱心，就不会全心全意地满足患者的需求，更加不能成为一名合格的医务工作者。当今社会中因为重疾病、轻情感；重科技、轻沟通；重效益、轻人文而导致医患关系紧张，这些都足以说明，爱心教育在医学教育中何等重要[5]。目前，在高职护理专业学生的专业思想教育工作中，要大力加强“仁爱”教育，把“仁者爱人”的思想植根于学生的心灵深处。
3.2深化“礼仪”教育
礼仪是中华儿女世代相传的美德，是一种敬人、律己的行为规范。孔子提出“不学礼，无以立”的观点，礼仪教育的重点是意识和品格的培养，具体体现在儒家的“内仁外礼”和“仁者爱人”的观点上。“礼”在医德规范上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尊重病人、尊重同行上。医学教育中，应努力构造医院情境，使学生身临其境，实际感受医疗环境的严谨氛围，自觉运用适宜的言语行为来为患者服务。护患沟通时我们应认真倾听，充分了解患者需求，让患者有被接纳、被理解、被关怀的感觉，从而自觉接受医护帮助，取得更好的治疗效果。护士礼仪的学习不仅要使高职护生具有独立完善的人格、全面发展的优良个性，又须具有气质优雅、仪表得体的外在表现。
3.3强化“诚信”教育
3.4活跃“文明”课堂
关键字传统文化语文教育内涵教育实践
一、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
1、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中华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而精深，要把握传统文化的基本内涵，就应该把握传统文化总线，而中华传统文化最鲜明的特征就是人文精神。对于人文这个词，最早在《周易》中有记载"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在传统文化中，人文就是不以武力，而是以一种文明的方式，讲究教化，以诗书礼仪乐来教化人，以此来建立一个人伦有序的理想社会。
2、理性看待儒家文化。从打倒孔家店开始，儒家的思想被认为是封建的，都是糟粕，应该统统抛弃。"从历代治国的理念、政治制度的构建，以及人身修养、安身立命的最核心的价值观这些方面来看儒家确实是中国文化的主干。"从先秦原始儒学的克己复礼，到汉代儒学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再到理一分殊的宋明理学，直到近代儒学，儒家文化走过了漫长的中华文明史，要想把它从传统文化中完全剔除那是不现实，也不可能的。
3、道家思想的内涵。道家思想里，最核心的是"自然无为"的思想，这包含了古人对天地万物本源的认识。所谓"自然无为"包含两层意思：其一，"道法自然"出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这个"自然"就是"自然而然"，是天地万物的一个根本特性，指它的本来面貌。其二，"道常无为"，这个"为"是以自己的意愿改变它的意思。"道常无为"就是要随万物之本性而因势利导，要辅佐万物生长。只有准确理解了"自然无为"的思想，才能正确把握道家思想的内涵。
4、佛教思想。佛教经历了本土化以后，就在中国站住了脚，生了根，开了花，成为传统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隋唐以后，佛教在民众的信仰层面，在民众的精神领域里，应该说超过了儒家和道家，占据了主导地位。
二、语文教育中传统文化主体地位的具体方式
2、与时俱进更新教学理念和教学方法。作为一门传统的基础学科，语文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语文教学工具由一开始的，一块黑板加一支粉笔，发展到投影、电脑、音响等各种媒体的工具，为语文教学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教学方法。
我们可以在语文教学中尝试采用各种媒体丰富语文教学过程，课本中选取的词大部分大家都很熟，比如李清照的《一剪梅》，秦观的《鹊桥仙》等，这些歌曲还比较好找。所以，我们就可以用音乐来带动语文教学，只有这样，学生才可以在语文学习中，体会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继承传统文化的精髓。
三、传承传统文化的语文教育实践
1、利用传统节日对学生进行传统文化熏陶。我们应该充分利用好传统节日，大力弘扬和传递传统文化的精髓，将传统节日的文化内涵在语文教育中传递下去。在语文教育过程中，教师应将传承传统文化渗透到语文教学中，把文化传统传承下去，这也是保持中华民族独立性的要求。
2、让学生在经典阅读中接受传统文化熏陶。中国古代一直很重视诵读，启蒙教育业是从诵读和记忆开始的。教师可以定期举办了经典阅读交流活动，根据教学大纲的要求和学生的学习实际，列出一些传统文化经典著作，供学生课下阅读，也可以发动家长与学生陪读，及时解决学生阅读中的问题。学生也可以更多的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更好的培养学生的民族独立性和民族归属感。
四、总结
在这个文化全球化的时代，强势文化的侵入是不可避免的。中华民族文化要想传承下去，就必须从语文教育做起，让孩子们学习传统文化的经典，汲取民族文化的精华，树立民族的独立性，这样才能找到民族认同感，中华民族才可以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因此，在语文教育中加入当代文化的同时，必须确立传统文化的主导地位，因为民族意识的根据就是民族文化传统。我们可以将传统文化的精髓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中华民族也一定可以在文化多样化的新世纪里强盛不衰。
[1]张英楠.儒家文化在语文教育中的价值及实现-从精神之维去涵育人的生命情怀[D]
[2]高中语文教学中的国学研究-基于人教社高中语文必修实验教材的教学实践[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