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抨击当时“士大夫之族”耻于从师的错误观念，倡导从师而学的风气，同时，也是对那些诽谤者的一个公开答复和严正的驳斥。作者表明任何人都可以作自己的老师，不应因地位贵贱或年龄差别，就不肯虚心学习。文末以孔子言行作证，申明求师重道是自古已然的做法，时人实不应背弃古道。
第一段，提出中心论点：古之学者必有师。从正面论述从师学习的重要性和择师标准。
“古之学者必有师。”提笔点题，单刀直入。“古”字指出从师的历史传统，“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强调从师的必要。一开头就揭示出学者和教师的关系，作为全篇纲领，肯定坚决，不容辩驳。“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全面规定老师的职责范围，指出老师的作用，说明从师的必要性。“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指出认识事物的一种客观规律性，连用两个“惑”字，突出说明不从师的害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列举两种情况，旨在说明“闻道”是从师的标准。“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既诠释前文，又强调从师是为学道，凡有道者皆可为师。“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进一步论述择师的原则。这是作者所说师道的基本精神。这种有道为师（包括“能者为师”）的原则，正中当时积弊。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段首以感慨的语句开头，笔锋突转，引起读者注意。承上文“解惑”，从反面指斥当时不重视从师的不良风气。“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以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相比，旨在说明士大夫的无知。“是故圣益圣，愚益愚。”连用两个表程度的副词“益”来说明，从师的态度不同，因而所造成的结果也截然不同。“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补充上文，进一步点出结果，以反问的口气启发读者深思。以上为分论的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焉”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以对比的方式，指出众人的糊涂。“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解释童子之师的作用，既有比较的意思，又为下文的“小学而大遗”做铺垫。“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比较的结果，落在“小学而大遗”上，足见那些耻师之人是糊涂的。以上为分论的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对比居于下层的人与士大夫之族对待从师的态度。“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写出士大夫极为荒谬的话是为下文的评说感叹准备条件。“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这几句是作者的感叹之词。点明师道不复的原因，对君子之徒的愚昧表示慨叹。以上为分论的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三段，以孔子对待老师的言行为例，说明从师应有的态度，阐明教和学的关系以及能者为师的道理。照应篇首“传道授业”。
“圣人无常师。”此语见解精辟，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引出择师的典范。“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从师的行为。“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从师的言论，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是紧呈上文得出的结论，且与开头的“闻道”、“师道”相呼应。
第四段，交代做本文的原因，从表扬李蟠，再肯定从师。总结全文，点明主题。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重视师道。“余嘉其能行古道，”能行师道“作师说以贻之。”结尾点题。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也就是说传道应该是为师的第一要义。何为传道，我觉得就是告诉学生如何做人，做什么样的人。这是我们教育的目的，谈如何为师，其实就是谈教育的目的是什么。
五四运动是发现“人”的运动。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把漫长的中国历史划分为两个阶段“一，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二，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他发现中国人不是人，只当过两种类型，一是暂时做稳了奴隶，一是连奴隶也做不得；中国人从来就没有挣得过做人的真正资格，中国也从来没有老百姓能真正拥有做人权力的时代，即使是太平盛世，哪怕是“唐宗宋祖”时期，人们顶多不过是奴隶，所以他们要重新发现人。所谓发现人，在广度上包括发现三个东西：一个是发现人，一个是发现妇女，一个是发现儿童。发现儿童，就是发现我们中国儿童的生命质量问题。没有中外文化精华的积淀和补养，我们的生命质量就会降低，甚至会犯一种“缺钙症”，或者说“贫血症”，这是文化的贫血症和文化的缺钙症，就是缺少人文的钙，灵魂的钙，缺少情感本体与伦理本体的钙。所以教材的丰富与多样，以及教材具备真、善、美这些基本钙质，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基础教育要培养出真正合格的健全人格的人，作为教师我们该如何去做呢？
首先是对课本的选择问题。何为课本？我认为，课本虽然是教育主管部门编订发放的既定教本，但它只是一个用来教学的范本，它是自由而开放地存在着，教学者完全可以按需索取，让它“为我所用”，而无需拘泥于它，更不必全盘依照。每个老师在课堂上其实是个相对独立的个体，所以你的课堂以及你在课堂上对学生的引导是完全可以做到自由的。你可以引导孩子们用批判的眼光去解读文本，这就要求老师有识别的能力和勇气。
其次老师自己的心智必须是健全的。如果说老师自己的心智有问题，人格有缺陷，自己是个类人孩，那么别指望这样的老师能教出多好的学生来，即使他能教学生在考试中取得高分，最后也是一种失败。我们很多老师在心智这一块是不合格的，这对学生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隐忧和伤害。其实我们不该去提倡那些以校为家的老师，一个不顾家、不爱家的老师你别指望他有多爱你的孩子。你想啊，连自己的孩子都不爱的人，他会爱别人的孩子吗？在这样老师眼里，学生的成绩只是筹码，是自己升官或者赚取名利的筹码。不少成功的优秀的老师后面其实有的是一个为之破碎的家庭。这样的老师如果是我们整个中学教育的主流，那太可怕了。
韩愈所处的唐朝中后期，儒学的师道观已逐渐淡化，世人不以相师为荣，反以求师为耻，特别是知识分子更是耻于学师。为了扭转这种轻师道的风气，韩愈以《师说》为宣言挺身而出，敢于为师。《师说》中所包含的教育思想很广，本文只对几个方面进行了简单的分析。
1教师的任务
“传道”，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进行思想品德和政治思想教育，这里当然指封建社会的封建道德和为封建统治阶级政治服务的政治思想教育，也就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道。这是第一位的，也是根本。
所谓“授业”就是指传授什么内容，既传授儒家的经典。为了使学生能够掌握这些知识，必然教给学生读写算的能力，也就是使学生受到文化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
“解惑”是指在传道授业过程中，学生总会遇到许多不明白的事，教师的任务就是解答学生在传道和受业方面的疑惑。
以上三方面不是并行的，而是以传道为主。三者的位置摆得很清楚，第一是传道，其次是授业，最后是解惑。教师向学生讲授儒家的典籍或者解答疑难，都是以传道为教育目的的。教师在教学中必须使学生掌握一定的古文典籍和儒家经典，受到文化知识技能方面的教育，使其具有一定的读写和生存常识，并通过不断解答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出现的在“道”与“业”方面的疑惑，达到使学生领悟“道”的内涵，最终使儒家道统代代相传的目的。韩愈指出教师最终传授给学生不是“业”，更不是“惑”，而是“道”。
韩愈认为教学目的与任务，首先要对学生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其次是文化知识教育，最终达到发展学生智力的目的。在现代教育中，教学的目的与任务仍没有脱离这三方面，只是由于时代不同其具体内容不同而已。
韩愈对教师任务的论述同样可以为我们所用，用它来说明智育和德育之间的辩证关系，也是合理的。
2教师的重要性
《师说》中第一句话就说“古之学者必有师”。为什么必有师呢？韩愈说：“人非生而知之者”，既然不是“生而知之”，就会有疑惑不解之事，就需要有人为之解惑。这样短短的几句话，就说明了教师的作用，如果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进一步说明了从师的重要性。
3教师的标准
韩愈说清楚了教师的任务及其重要性，但什么才是师呢？他认为掌握了道的人就是师，他说：“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韩愈在那个时代谈的是封建之道，衡量教师的标准始终是以政治为第一位，所以我们认为，如果把道理解为政治标准，韩愈的观点是正确的。
“道”必须通过授业解惑来完成，要能更好地传道，就必须善于授业和解惑，所以教师不仅自己懂“道”，更要善于传“道”。换言之，教师必须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专业修养，才能更好地传道。
4师生关系
韩愈明确提出“圣人无常师”，并提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也就是说不管什么人，只要谁先懂得道，谁有学问，谁就是教师，实际上是在“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标准上进一步讲清楚何以为师的道理，这是符合择师之道的。
他认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连续运用两个“不必”强调了三个问题：首先，强调了“弟子不必不如师”，学生将来甚至现在都完全可能在某些方面超过教师；其次，强调了“师不必贤于弟子”，学生是求学者，但对教师来说，不是绝对的求学者，而是相对的求学者，师生关系是相对的；最后，强调既然师不可能事事“贤于弟子”，那么就要求教师不应该满足现有知识，而应学而不厌，精益求精，不断前进。韩愈指出：“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日：‘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可见，韩愈强调的是一种相互学习、相互促进的民主、平等、互动开放的师生关系，他极力主张“尊师重道”，却没有走向过分强调师道尊严和教师权威的极端，这对我们今天处理师生关系仍有很强的借鉴意义。
总之，韩愈围绕“教师”作了较全面的阐述，对教师的任务、作用、地位等各方面给予具体的说明并提出了圣者为师的观点，实际就是能者为师的观点，今天看来，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当然，由于时代与阶级的局限性，韩愈的《师说》中所表现的师道观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他办教育的目的是复兴儒学、排斥佛教和推行文学革新运动，因此他所强调的“道”是儒家之道，他所强调的教学内容是“圣人之书”。他的教学方式明显地带有枯燥说教和硬性灌输的特点，不利于学生的创新思维与个性的培养。
学史以鉴今。在教育事业大力改革和发展的今天，我们研究古代圣人的教育思想，是为了“温故而知新”，在继承中发展。《师说》中闪烁的积极教育思想，特别是通识教育观、平等师生观、创新学习观及终身教育观等无不对现代教育起着十分重要的借鉴和指导作用。
第1段，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