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患与悲悯————沙鸥诗歌文化解读
吴增辉
沙鸥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创作诗歌，曾在中学时代创办过《火炬报》这样的诗歌刊物，并在这一过程中成长为出色的诗人。在《火炬报》一诗中，沙鸥动情地写道：
这把火巳燃了三十九年
依然发出夺目的光彩
这把火己是绝版了
这把火把我烧成一具诗体
烧成一名铁骨铮铮的诗人
那是一个思想激荡的时代，每个人的心像火炬在燃烧，久被桎梏的心灵有太多的感情需要宣泄，有太多的困惑渴望解答，人们拼命读书，思考，企图对过去的一切作出全新的衡量和判断，而诗歌则成为这个时代最响亮的号角。北岛、顾城、舒婷等一代诗人，如群星闪耀在时代的夜空，他们背叛，挣扎，寻找，呐喊，似乎要把世界剥开表皮看透本相，似乎要把灵魂在太阳下炙烤驱除幽魅。作为最敏感的群体，他们在新旧时代的碰撞中体验着涅槃的痛苦与快慰。四十年转瞬即逝，昔日的诗人住进了广厦，心灵却无处安放；曾经的诗人还在歌唱，喉咙却已经嘶哑。那个远去的时代就像风干在海边的贝壳，再不能游向大海深处，只能以斑斓的色彩，激起人们的无限回忆。诗人伤感地说：“火炬已绝版，真理已绝版。”火炬虽然绝版，却没有熄灭，它变成了死火，冰冻在幽冷的深谷，渴望着有朝一日苏醒过来，重新燃烧。真理可以绝版，却永不止步，它只是转化为另一种形态，在历史的深处斗折蛇行，就像岩浆在地壳的缝隙蜿蜒翻涌，寻找着爆发的出口。
沙鸥作为当代诗人，虽然受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各类先锋诗歌的洗礼，但在创作路数上并没有受到这类诗歌的明显影响，他并不刻意追求意象、语言、技巧及组织形式，而更注重感情的热度、思想的深度、批判的力度，他企图把生活中所有触动自己的东西转化为诗，并在诗中呼唤公正与温情，宽容与勇气，表达对弱者的悲悯及对专横的抗议。梁晓明说：“我想找到的每一句诗，每一个字，都必须是从生活的海洋中提炼出的一滴血，或一滴泪，一段梦想与一声叹息。”3这段话恰可用以评价沙鸥的诗作。昔日的诗人渐渐静默成历史的雕像，沙鸥却并未退场；那个时代退潮了，沙鸥的激情却没有褪色，他仍然在以诗歌的形式观察、记录和思索，这也是狂飙突进的诗歌运动留给他的最重要的遗产。
一、对爱情的讴歌与反思
与之相似的则是梁祝的化蝶故事，在中国文化语境中，化蝶已成为爱情的另一种表达，蝴蝶意象因梁祝故事而与爱情悲剧更紧密地关联在一起。在《孔雀羽毛上的图案》一诗中，诗人既没有欣赏孔雀美丽的羽毛，也没有观赏其优美的姿态，却被羽毛上的圆点深深吸引，它们不再是孔雀美丽的点缀，而化作蝴蝶的眼睛，悲伤地与诗人对视，似乎是梁祝的精魂翩然而来，倾诉着那个遥远的故事。那悲伤的眼睛与其说是孔雀天然的图案，不如说来自诗人心底对爱情难以忘却的记忆，两重悲剧交织在一起，激荡在诗人的心头，造成无声却长久的共鸣。
二、对历史的冷峻批判
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文化思潮的一个重要主题便是接续新文化运动，对因救亡而中断的民众进行第二次启蒙，其中医治文革创伤、清理传统遗毒成为这一启蒙的重要内容。沙鸥经历过这一时代洗礼，培养起坚定的历史批判意识，并将其自觉贯穿于新诗创作。
沙鸥的历史批判首先表现为对专制权力的鞭挞与嘲讽。在《龙》一诗中，诗人揭示了龙远离民众、故作神秘以便操弄天下的真面目：“龙之所以无人亲见/是因为有人/成为真龙天子/龙不再属于百姓。”根据考古学家的意见，远古的龙不同于现在人们熟知的龙的形象，越古的龙越象鳄鱼、爬虫甚至恐龙，实际上就是原始部族的图腾，与鸡、狗一样是寻常的动物。随着众多部族合而为一，龙的形象也在不断发生变化，由自然界中的某种动物，演变为多种动物的聚合体。而其地位也随之不断上升，由部族图腾演化为专制王权的象征。于是，龙不再是一种人间的动物，而成为一种见首不见尾的神物，寻常之人再也看不到所谓的“龙”了，诗人说：“龙从此不再与动物为伍/而与帝王为伍/谁还能见到呢？”
权力因其唯我独尊，便肆无忌惮地打压正义，摧残人才，愚弄人民，阻碍社会进步。在《峡谷之石》一诗中，诗人描写了一群经历不同，却有着“相同品格的石头”，“嫉妒的风雨”曾向他们“浇来腥风苦雨”，“仇恨的雷电”“向你劈来淫威的利剑”，这些石头象征着敢于反抗专制统治的正直之士。历史上因为骨头硬而遭嫌弃、被流放、遭杀戮者所在多有，屈原、嵇康、李白、苏轼、海瑞，等等，构成了在王权面前敢于斗争、挺立不屈的士大夫群像。这些士大夫的悲剧在于，他们相信自己无论如何行事，只要公忠体国，发自至诚，就一定会得到君主的信任和谅解。君主未必不知道他们的忠诚，但在君主看来，顺从自己比忠于国家更重要。很多情况下，忠于国家，就一定会冒犯君主，冒犯君主，就一定下场悲惨。岳飞忠昭日月，仍然被赐死，便是明证。王权从来喜欢柔软，喜欢顺从，喜欢乖巧玲珑，硬而特立独行从来不会在王权那里得到宠爱，也不可能得到公正的评价，能够给他们公正评价只能是人心，是历史，李白诗云：“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即是此意。在中国的文化土壤中，这便是屈原等传统士大夫的宿命。
也因为如此，王权专制便造成对人才的肆意摧残。在《腐烂的板材》一诗中，诗人以同情的口吻写道：“你本不该在黑暗中的/我知道你本是一块不错的板材/却在黑暗中腐坏了身子/一张变形的脸/你可能不知道/有多么的丑陋和可怕。”这未必是朋友的主动选择，在这个世界上，恐怕没有人愿意自甘堕落。由青年之入世到中晚年之出世，由良材沦为废材，似乎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基本的人生轨迹，少有例外。原因在于，专制环境容不得个体意志伸张的空间，大一统思维与王权的合一对个体权利形成了全面的碾压，任何不恭顺的思想及行为都将受到不容置疑的打击，对许多人来说，沉默而无所事事便是唯一的选择。
从根本上说，先知的举动有利于统治者及整个族群，但主子们仅仅因为眼前利益受到损害便无法容忍，必欲除之而后快，以为将这些不守本分离经叛道的异端悉数诛除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国民昏昧无知，固然利于统治，但当狮虎一样的外敌汹涌而来的时候，只知道伏首贴耳的愚氓怎么能抵抗强大的敌人!1840年以后满清政府屡战屡败的历史已经告诉了我们答案，那就是整个族群一起灭亡。诗人感慨说：“千年之后/被砍光了树的部落/淹没在一片沙漠之中。”满清王朝在遭到列强一再的打击之后，终于在武昌起义的炮声中土崩瓦解，而古老的民族也在列强的侵迫之下面临亡国灭种的危机。诗人以树的故事警示大众，要善于分辨是非，不能一犬吠日群犬吠声。同时更警告统治者要有容忍异见的雅量，因为先知的异见是长鸣的警钟，是救世的良药，顽固排斥，野蛮打压，只能像砍光了树的部落一样自取灭亡。
除此之外，沙鸥深刻批判传统文化成王败寇的残酷以及自涂脂粉的虚伪。在《致项羽》一诗中，诗人感叹项羽因善良而死于非命：“因为你的善/将福留给了阴谋/将祸留给了自己/因为你的善/将生留给骏马/将死留给自己。”蜀人李宗吾将古往今来夺权成功的秘笈归纳为厚黑学，即所谓脸皮厚，心肠黑，并将厚黑学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厚如城墙，黑如焦炭”，第二阶段是“厚而硬，黑而亮”，第三阶段则是“厚而无形，黑而无色”。8刘邦最后能够称孤道寡，在于把厚黑的真谛学到了家，因此笑到最后。与之相比，项羽厚而不到位，黑而不彻底，关键时刻优柔寡断，以致错失良机。诗人将这种优柔寡断称之为善，亦不无道理。鸿门宴上刀光剑影、杀机四伏的时刻，如果项羽下定了狠心，则刘邦断难逃脱。在最容易下手的时刻网开一面，仍然表明项羽内心怀有难以消弥的善性。但中国的政治传统从来不认同仁义道德，而是成王败寇，无论用怎样的手段，只要得了天下，就自然成为得民心的正义化身，一切污秽与骂名都将由失败者承担，因为历史永远是由胜利者书写的。因善而失败，因恶而成功，成功不相信善良，令人无所适从。
而在得到天下之后，新王朝便同时将仁义道德的旗幡张挂起来，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标志。在《羊的自白》中，诗人悲愤地写道：
能吃的都被你们吃了
就连我的头颅也不放过
被剔干净的骷髅
高高地悬挂在雪白的墙上
供人欣赏
我想看清你们的面目
想看未来的世界
却再也看不见
因为我的双眼被你们剜去
只留下深邃的黑洞
当年刘邦见到秦始皇的排场由衷地赞叹说：“大丈夫当如此也！”9项羽更是毫不掩饰地说：“彼可取而代也！”10自然，吸引他们的是只有皇帝才拥有的无与伦比的排场、威风及与之相伴的享乐。所以，罗隐在其《英雄之言》中说：“西刘则曰‘居宜如是’，楚籍则曰‘可取而代’。意彼未必无退逊之心、正廉之节，盖以视其靡曼骄崇，然后生其谋耳。”11也就是说皇帝的“靡曼骄崇”是刘、项二人此后逐鹿中原的唯一动机，这基本上合乎历史事实。但可恶的是，明明是因其贪侈之心而争夺天下，却偏偏打着替天行道的幌子。庄子冷峻地指出：“窃钩者诛，窃国者为诸侯，诸侯之门，而仁义存焉。”12窃国者不仅窃取了国家权力，而且一并窃取了仁义道德，将之高悬于国门，作为政权合法性的装饰，然后就可以堂而皇之地磨刀霍霍，肆意侵掠百姓以自肥了。这种把戏在过去两千多年中一以贯之。
三、多角度思考民族文化特质
由历史批判进而深思民族文化，探究民族文化与民族命运间的关系，尤其是站在中华民族崛起的时代背景下发掘民族文化的优秀特质，便成为沙鸥诗歌创作的必然逻辑。
自文字产生以后，中华民族便将著史当作极重要的工作，连续不断的二十四史完整记录了古老民族辉煌而沧桑的过去，更有历朝历代浩如烟海的经书、子书、文学、笔记等，反映着庙堂与江湖、个体与群体、雅士与俗众的各不相同的理想、志趣与情感，当然，还有大量的碑刻、墓志、楹联等文字资料，共同构成了古老民族全方位的历史记忆。在《岩画》一诗中，诗人写道：“我常常遊走于这样一些山崖/岩壁上常有一些红色的符号/虽然至今也无法辩识/有人猜测是人类/最早的文字/其实/认识与不认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人类的一些记忆。”这种记忆就是一个民族的根脉，缺失了记忆，就等于文化上的消亡，所以龚自珍说：“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毁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13历史是一个完整的链条，哪怕是无法破解的文字，也要珍存它，敬畏它，因为它负载着漫长历史中一段不可缺失的环节，正如诗人所说：“认识与不认识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它是人类的一些记忆。”
一个民族对自身历史的记忆不仅使其不断反省自己，求得进步，更重要的是形成强烈的民族认同，从而即便在危机重重、亡国灭种的危急时刻，也不会迷失自己。正是依靠历史记忆所积蓄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终于从备受凌辱、山河破碎的近代奋起，重新恢复了昔日的荣光。世界上还有一些部落及民族，虽有历史，却没有记忆，因而注定不会形成强烈的民族认同，极易在民族危机中迷失自我，遭到异质文化的侵蚀与同化，最终丢弃自己的根。一些民族虽然有自己的记忆，却将以往的罪恶隐藏起来，以光鲜亮丽的虚假历史教化后人，造成民族记忆的残缺与畸形。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那么，隐藏罪行则是对本民族及人类的犯罪，因为隐藏本身就是一种恶，隐藏决不能导向善，只能使恶以另一种方式潜滋暗长。因此，记忆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人类必然是在记忆中不断反思和进步，不断攀上文明的高处，省略它，抹杀它，歪曲它，只能让人类付出惨重代价。所以，哪怕是远古先民刻在石壁上的稚拙的岩画，形同天书的的符号，抑或丢弃在某个角落的断章残简，都值得敬畏和珍藏，因为它们或许是人类文明的第一缕曙光。
自文字产生以来，尊崇先人，敬畏文化，读圣贤书，立君子品，便成为中国士人一以贯之的传统，悬梁刺骨、凿壁借光、囊萤映雪等种种发愤苦读的故事成为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励志经典。对文化的敬重与追求刻在了骨子里，中国的先人因此留下了世界其他民族罕有其匹、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文化才能让人心安，文化才能给人信心和力量，因此，董仲舒才会三载不窥园，深入研读儒家经典，探究天人之际。玄奘不远万里，也要到天竺取经，为的便是消除心中的疑惑。正因为对文化的敬重，才造就了传统社会以诗赋经义策论等文体作为考核内容的科举制。多少寒门子弟，无权无势，仅仅凭着一枝秃笔而鱼跃龙门，改变了自身命运，文化是他们唯一的资本，也是他们人生价值的唯一证明。
没有文化，就没有眼光，没有高度，没有韧性。反之，一个有文化的人，即便跌入人生的低谷，也能审时度势，乘时而起。一个民族也是如此，假如它有丰厚的文化积累，痛切的文化自省，始终敬畏文化，砥砺奋进，那么，即便遭受磨难，也能昂然复振，重新崛起。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笔下那颗执着一念、追求文化的奇石正是中华民族的象征。文化不死，则中华民族永在，并将生生不息，永远保持奋进的活力。
中华民族历史悠久，而又多灾多难，但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中华民族从未低头，而是百折不挠，奋起抗争，由此砥砺出坚韧的民族性格。在《丑石》一诗中，诗人写道：“别看我长得如此丑陋/我是黄河边的一块石头/黄河水将我滋养得粗犷/黄河水将我冲刷得坚硬。”奔腾咆哮的黄河既灌溉了这片广袤的土地，又以频繁的水患造成了无尽的灾难；她养育了这个民族，又不断将她的子女推向深渊。黄河似乎就是为砥砺民族性格而存在的，正是在与不计其数的水患的斗争中，古老民族才磨砺出坚韧不拔的性格。黄河的泛滥史就是民族的成长史与发展史，没有桀骜不驯的黄河，就没有古老民族一次次的浴火重生。黄河害苦了这个民族，也成全了这个民族，使她无论遇到怎样的危机，都能沉着应对，屹立不倒。
回首望去，历经沧桑的古老民族就像黄河岸边的丑石，仍然以峥嵘的姿态面对着大千世界，似乎一切都没有改变。丑石与黄河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黄河打磨出丑石，丑石见证着黄河的伟力，就像一个慈爱而严厉的母亲，教化出一个不同凡响的儿子。于是，成年之后，对母亲及故土的眷恋与守望便成为儿子无怨无悔的选择。诗人写道：“在黄河边享受西北风的风范/我愿意/在黄河边孤独赏月/我也愿意/世外即使无比精彩/我也不愿离开这里一步/因为/黄河是我一生的守望。”诗人以丑石的独白，倾诉了炎黄子孙对黄河的一腔深情。这其中固然有农业文明所形成的安土重迁的民族性情，更有几千年的黄土文明所培育的对故土、对家园、对乡情的深入骨髓的眷恋。丑石永远积淀着民族历史的记忆，永远与黄河的浊浪相偎相依。就像每一个炎黄子孙，无论走到哪里，心总会朝向着家乡的方向，总是牵扯着古老民族久远而深厚的信息。
与《丑石》的主题类似，《老树》则以拟人手法写一棵饱经沧桑的树。这棵树遭受过无数的的风雨雷电、干旱和水灾，这一切灾变在它的树干上及年轮中留下了清晰的痕迹。也许它曾被可怕的雷电劈下半边树身，身上还残留着电击的伤疤；也许曾在持续干旱的煎熬中奄奄一息；也许曾在突如其来的洪水中只露出一小片树冠，但这棵老树仍然有着青春的活力。诗人写道：“但坚定的根/却紧系大地/不信你刨一刨看吧/看看根究竟有多深多远/不信你再仰一仰头颅/看看他的茂盛的枝叶/就知道/什么是青春不老。”老树之所以青春不老，在于将根深深地扎入大地，从土壤深层汲取养分和水分。只要根在，那么，无论树的地上部分遭受怎样的磨难，老树都将生生不息。哪怕树干被砍掉，只剩下一个树墩，它也仍然要从树墩旁边伸展出嫩绿的枝桠和叶片，若干年后，又将是一棵大树。
这棵老树极似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一次次灾变，让古老民族一次次跌入苦难的深渊，犬戎灭周，五胡乱华，安史之乱，靖康之变，蒙元灭宋，满清入关，直到近代从鸦片战争到倭人入冠的一连串灾变，不断消耗着民族元气，摧残着民族精神，使得汉唐以来雄健壮大的民族品格日趋颓废消沉。但中华文化的内在生命决非外在强力可以摧毁，几千年的积淀使其有着强大的韧性，它可以隐忍，变形，待机而动，而决不会自甘堕落，自取灭亡。《周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从天地大化生生不息的运行中，古老民族不断吸取前行的智慧与力量。虽然儒家说，“天不变，道亦不变”，民族精神在儒家文化的引导下日趋保守和衰颓，但具有实用品格的法家文化往往在危机时刻振衰起弊，以大杀阔斧的变革为沉闷的王朝注入活力。于是，保守与变革、沉暮与开新相反相成，构成古老民族波澜壮阔而生生不息的历史画卷。苦难从来没有成为埋葬古老民族的火坑，而每每成为使其浴火重生的烈焰。诗人笔下的老树都刻录着民族的历史和文化的密码，让人感到熟悉和亲切。它既唤起我们的历史记忆，也会坚定我们的文化信念，使我们无论置身何种境遇，都将在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重温中汲取力量，砥砺前行。
诗人不仅描写了古老民族愈挫愈奋的坚韧性格，而且描述了她从近代以来的苦难中奋起，重新创造新时代奇迹的辉煌历程。《南山矿露天矿坑遗址》以马鞍山南山铁矿矿坑为题材，歌颂了老一辈工人群体甘于奉献的爱国精神。诗人将矿坑比作饱经沧桑的老人，以拟人手法代矿坑独白，生动展现了他的内心世界：“莫笑我/己是百年干瘪的老头/莫笑我/满脸的皱纹千丘万壑/我早已把藏了亿万年的宝藏/全部奉献给了/生我养我的祖国/现在/一贫如洗的我/并不后悔/我浑浊的老眼/依旧向往蓝天/向着太阳。”《中庸》教诫说：“知耻近乎勇。”面对近代以来的重重危机，中国人以变应变，浴血奋进，从“师夷长技以制夷”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从闭关锁国到改革开放，无不彰显出古老民族面对危难愈挫愈勇的勇毅和坚韧，也透露出古老民族博大深沉的文化底蕴。这不是一个任人宰割的民族，也不会是一个长期落后的民族。今日之中国已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也已成为全球瞩目、举足轻重的强国，但她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
四、对现实问题的痛切省思
任何生命一旦成形，都将具有自己独立自足的生命意识，这种意识决定了他一定要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人生。因此，任何对个体生命的外在控制都会受到几乎本能的抵制，因为自由地主宰自我是人的天性。在文明社会，精神的自由、独立的人格是人之为人最基本的权利，任何人都无权漠视和剥夺。那种企图操控他人，并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他人的做法注定难以成功，无论这种意愿在自己看来多么美好，都不足以成为强加于他人的理由。更何况，诗中“他”的梦想是儿时的梦想，多年过去，或许早已失去了现实的依据，风筝没有理由也没有兴趣将这种陈旧的理想付诸行动。于是，风筝终于“叛逃”了，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天空。
《夏夜哭了》一诗以夏夜与蔷薇作喻，表达了沙鸥反对家长随意干涉孩子的志趣、鼓励孩子独立成长的教育观念。诗人写道：“蔷薇花虽柔弱/却也有刺一样的坚强/不信你强行/牵一牵她的手/一定会让你/手心盛开疼痛的血花。”夏天就像母亲，她的到来原本就是为了让天地间的一切生命健旺地生长，热烈的阳光和丰沛的雨水让一切植被都尽力地伸展根脉与枝叶，就像母亲以全部的爱哺育子女。然而，当孩子们长大时，青春的叛逆也便不期而至，他们的心灵开始追逐自己的方向，不再按父母的教导循规蹈矩。因为生命的本义不是沿着既定的轨迹走完一生，而是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发现自己。在每一个生命孕育的时候，宇宙便将某一个秘密赋予了他（她），并通过他（她）的生命历程展现出来，因此，每一个生命注定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存在。既然如此，父母便没有必要将千万种生命强行装入一个模子，企图塑造出自己期待的模样。当父母遭到孩子的叛逆时，不必像夏夜触碰到蔷薇的花刺一样流泪，而应该感到欣喜，因为孩子的叛逆告诉你，他（她）已经开始独立探求生命的意义。
天下父母总是把自以为最好的人生提供给子女，却往往遭到子女的拒绝乃至反抗。因为他们不知道，父母的使命只是为孩子打开认识自我、认识世界的通道，而不是提前设计某一种人生。蔷薇的刺让夏夜哭了，叛逆的孩子让妈妈哭了，千辛万苦的哺育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其实，这正是一种回报。蔷薇开花了，长刺了，甚至会刺破随意触碰的手掌，因为它长大了。孩子不再依顺父母，甚至敢于与父母吵架，因为他（她）长大了。
沙鸥以生动的笔触描述了弱者的命运，并表达了深切的同情。《海螺》便描述了一只海螺的悲剧：“不知什么时候/肉身被杀戮/只剩下不朽的躯壳/被凶狠的浪潮随意丢弃在沙滩/海风将海螺的悲痛吹得云消雾散。”诗人笔下的海螺象征中国历史上无数的小人物，在各种恶势力的霸凌之下，遭受各式各样的无妄之灾。比如杨乃武与小白菜，安分守己，却横遭奇祸，虽然最终平反昭雪，但身心重创，形同废人。杨乃武与小白菜尚属幸运，历史上无数小人物或遭恶霸的欺凌而噤若寒蝉，或蒙冤入狱囚禁一生，乃至被枉法错判断送性命。这类小人物像窦娥一样遭受迫害而诉告无门，只能接受残酷的命运。他们的不幸虽是因为恶势力的横行，根本原因则是权力的不作为。在传统社会，公权力不仅不能打击邪恶，主持正义，反倒常常与恶势力沆瀣一气，狼狈为奸，成为社会最大的恶。法律与公权原本是民众最基本的安全保障，如果法律被权力玩弄于股掌，为邪恶保驾护航，恶势力自然有恃无恐，对普通民众而言，这便是他们的噩梦。
动物不应该仅仅被视为人类食物、药物、宠物或其他什么原料的提供者，也不仅仅是自然风景的构成者，或是一些心理畸形的人寻求刺激的对象，而首先是这个蓝色星球的当然的主人，没有了它们，便没有生机和色彩，世界也将变得残缺不全。人类已经屠杀了太多动物，这种屠刀不可持续。放下屠刀，认真省思人类与动物的关系，是文明而野蛮的人类的必修课，因为，人类对这个星球的重要性未必超过动物，而没有人类的地球未必就没有意义。
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人类不仅为一己之私屠杀动物，而且为了自身的生存发展大肆破坏环境，诗人对此同样愤愤不平。在《四月阴天游新安》诗中，诗人记录了自己见到的反常景象：新安江不再清澈，渔舟没有人迹，鸟不见了踪影，柳茫然地等待，孔雀麻木地开屏，渔人不再劳作，而学会了表演。一切都改变了原来的形态，一切都不再正常。诗人对此表示了深切的忧虑，乃至以云的“伤心的泪水”表达对这种阴阳易位、时序颠倒的悲悯。从发展旅游的角度来看，新安江的改变似乎无可厚非，而敏感的诗人却从中嗅到了不祥的气息，人性的贪婪及这种贪婪对自然环境肆无忌惮的破坏，正将人类带入不可预知的未来，这正是诗人的忧虑所在。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话题，而在资本主宰一切、人类对金钱的贪婪空前膨胀的今天，约束贪欲而保护生态，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是更加紧迫的任务，而蔓延于全球的新冠役情则使如何处理人与自然关系变成涉及人类生死存亡的重大课题。对此，诗人在《和谐是幸福的种子》一诗中表达了更深重的忧思：
过去是人类将动物
关进笼子
现在却是动物智慧地将人类
前者是一种强制
后者是一种无奈
五、对现实人生的诸多思考
沙鸥不仅是一个诗人，也是一个学者，相比一些富于激情的诗人，沙鸥更多地表现出学者的冷静与睿智。对现实人生，他善于观察，勤于思索，时常生发出深刻的洞见，尤其对当代人的内心世界有着深入的剖析和批判。
柳宗元曾写过一篇小文《蝜蝂传》，一种叫作蝜蝂的小虫，总是将尽可能多的东西背在身上，又喜爬上高处，“极其力不已，至坠地死”。蝜蝂不懂得适可而止的道理，更不懂生命的意义，它像嗜血的蚊子一样，将贪婪的索取当作了生命的唯一目的，利令智昏，欲罢不能，终于毁灭。柳宗元感慨地说：“今世之嗜取者，……日思高其位，大其禄，而贪取滋甚，以近于危坠，观前之死亡，不知戒。虽其形魁然大者也，其名人也，而智则小虫也。亦足哀夫!”20正因为贪欲难除，人类才会做出种种恶业，所以制欲便成为古人修心养性的必修课，孟子说：“养心莫善于寡欲。”林则徐云：“壁立千仞，无欲则刚。”寡欲已属难能，无欲尤为可贵，寡欲乃至无欲永远是对人性的严峻考验。
不仅人心受到金钱的严峻考验，人际关系也受到金钱的严重腐蚀，或许看到当代社会人心之隔膜，沙鸥叩问佛陀：“我在江湖听高山之梵音/佛陀告诉我/心与心的距离/有时一秒可以到达/有时需一生丈量。”心与心的距离不是可以丈量的物理距离，而是难以言说的精神距离，它可以没有间隙，心心相印；也可以压根就无法测度，心怀叵测。诗人说：“心之间有着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但这种距离又是世界上最奇妙的长度，有的人倾盖如故，有的人却白发如新。因为人作为万物之灵长，最有灵性，最为敏感，一句话，一个词，一个眼神，一个表情，便能掂量出彼此是否同道中人。伯牙鼓琴寄意，钟子期总是心领神会，他们的心灵没有距离，就像纠缠的光子，节奏如一。《世说新语》载：“管宁、华歆共园中锄菜，见地有片金，管挥锄与瓦石不异，华捉而掷去之。又尝同席读书，有乘轩冕过门者，宁读书如故，歆废书出看。宁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21华歆虽把片金掷去之，但其“捉”的动作暴露了内心的秘密，他对功名利禄的鄙弃并不坚定，这与“挥锄与瓦石不异”的管宁自是两种境界。这就是心的距离。在面对利益诱惑的时候，信仰才会露出本相，而信仰不同，心灵注定渐行渐远。
心之心之间不仅有距离，还有嫉妒与仇恨，沙鸥在《舌条》中愤愤地写道：“柔软的舌条/就象两把刀/将善良人的心啊/剜得鲜血淋淋。”诗人将柔软的舌头比作杀人的刀，不仅会伤害他人，而且会置人死地。一些人之所以摇唇鼓舌，谗害他人，往往因为利益冲突，在自身利益受到威胁或损害的情况下，以谗言打击对手、借刀杀人便成为最经济也最有效的手段，《战国策》中郑袖谗害新人的故事便为显例。人多有嫉妒之心，故不乐言人之善；人多有幸灾乐祸之情，故多爱闻人之短。鲁迅说：“小市民总爱听人们的丑闻，尤其是有些熟识的人的丑闻。”22社会舆论最喜欢播弄是非，最不分青红皂白，但凡飞短流长，最喜为坊间接纳和传播。它懒得去辨析，去求证，它对事实真相没有兴趣，兴趣所在只是真真假假的小道消息或流言蜚语本身。一旦成为坊间谈资，事主则是百口莫辩，虽然法律和历史最终可以证明事主的清白，但人类永远无法消灭流言，因为人性之恶永远无法消除。
正因为人性的缺陷，所以每个人的内心深处善与恶的斗争永无休止，并常常将人们置于或善或恶的十字路口。在《德》一诗中，诗人描写了自己的某次经历：“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一颗久违了的莲子/在心底发芽/眼睛是那样的清澈/目光是那样的安详。”这是一个需要选择而又难以选择的人生节点，此时，一颗久违的莲子在心底发芽，这是一颗什么样的莲子呢？诗的题目告诉我们，这颗莲子其实正是道德的化身，它长期沉眠于诗人的心底，在这样一个考验良知甚至决定命运的时刻，这颗道德的莲子复活了，发芽了，它有力地引导着“我”的心理行程，将我由偏执、迷狂的歧途重新拉回到正义的轨道。在那一刻，“我”的心才安定下来了，“眼睛是那样的清澈，目光是那样的安详”，因为，我守护了自己的良知。
面对纷纭繁杂的人世，沙鸥苦苦追寻着生命的真谛，并将大道至简当作消除人生负累的不二法门。在《白孔雀》中，诗人写道：“开屏的时候就是一张白纸/没有一点炫耀的色彩/没有一个说明的文字符号/但却有权展示/生命的律动。”生命其实原本是简单的，不需要修饰，不需要隐藏，更不需要伪装，就像白孔雀那样可以向人坦然展开白色的羽屏。愈是简单的东西，愈接近本真，愈接近大道。大道至简，就像武术高手一招制敌，就像世外高人一语道破天机。大道总是提纲挈领，抓住要害，一切芜杂瞬间变得简单明了，就像爱因斯坦E=mc2的质能方程式，就像那个轻而易举拼出世界地图的小男孩，只是因为地图的背面就是男人和女人。
当代人拒绝童年的匮乏，却又怀念心灵的单纯，然而鱼与熊掌不可得兼，我们很难在获得海量财富和多样享受的同时，还能以童年的无邪面对光怪陆离的世界。于是，物质世界越发庞杂，精神世界却日渐狭仄，我们失去了童年，也失去了简单和快乐。诗人伤感地说：“现在/游戏变成现实/快乐变成痛苦。”这，大概便是人类的宿命。
［注释］
1林贤治：《新诗：喧闹而空寂的九十年代》，《西湖》，2006（5）。
2孙玉石：《中国现代解诗学的理论与实践》序，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第7页。
3梁晓明：《一种节奏缓慢的诗》，《上海文学》，2009（8）。
4（明）汤显祖：《牡丹亭》，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第1页。
5、6（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中华书局，1998，第431、388页。
7、22《鲁迅杂文全集》，九洲图书出版社，1995，第1126、901页。
8李宗吾：《厚黑学》，五洲传播出版社，2009，第8页。
9、10《史记》，中华书局，1959，第344、296页。
11《罗隐集》，中华书局，1983，第205页。
12、14（清）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第350、621页。
13《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第22页。
15《王阳明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第124页。
16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第269页
17（宋）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第207页。
18（美）劳里·加勒特：《逼近的瘟疫》（作者自序），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7，第5页。
19（清）王先谦：《荀子集解》，中华书局，1988，第64页。
20《柳宗元集》，中华书局，1979，第483页。
21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中华书局，2016，第14页。
23、24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第167、302页。
25（宋）普济：《五灯会元》，海南出版社，2011，第202页。
（作者简介：吴增辉，河北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汉语国际教育系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