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早期文学对酒的描述并不是从饮酒之乐开始的，而是对酒的禁令。夏朝的建立者禹被认为是第一个实行酒禁的君主：
帝女仪狄作酒而美，进之禹，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曰，后世必有以酒亡其国者。
周公的警告将饮酒失德与对天的不敬联系起来。为了避免“天”罚，人民应该遵循周公的建议。毕竟，制酒的原料为大量的谷物；而在较为原始的农业社会中，谷物的使用需要限制与管理，以免过度使用食物资源。因此，任何未经礼仪规范的饮酒行为都会被认为具有道德危险。
或许周公的箴言削弱了人们对酒的兴趣，以至于先秦哲学散文对酒的讨论甚少。《仪礼·乡饮酒礼》中所提到的“酒”仅仅是礼仪仪式中的一个物品。同时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孔子（前551—前479）是周公的忠实的追随者，但他对酒的态度却较为宽松：“［君子］惟酒无量，不及乱。”只要不沉溺而丧失自我，饮酒是有美德的君子们可行之事。孔子还曾说：“出则事公卿，入则事父兄，丧事不敢不勉，不为酒困，何有于我哉。”注重内在修养的圣人能够在饮酒时保持对自我的控制。然而，如孔子般对酒的态度在先秦散文中是十分少见的。
在这里，作者介绍了三种话语：“寓言”“重言”和“卮言”。“卮言”中的“卮”是一种酒器，不同注者对其进行了多种解释。如果我们将“卮”看作空酒器，则“卮言”指“空言”——没有任何预设偏见而反映现实的语言。因此，用“醉语”或“支离之言”来解释都不十分正确。庄子的哲学是清晰而透彻的，并不是醉话。我们需要注意，“酒”在支持与论证庄子观点的过程中是一个比喻而不是真实的物件。后世的一些文人认为拿起酒杯就是在实践庄子的哲学——这只不过是他们一厢情愿的误解罢了。“庄子”在他的哲学散文中是逍遥、无所拘束的，但也是清醒的。
在早期中国哲学中，只有《列子》——传统上被认为是道家的哲学——中的一则故事为酒做了简短的辩护。郑国大夫子产（公孙侨，？—前522）的兄弟公孙朝对酒有着极度的热爱。公孙朝的故事记载在《杨朱》一章，其中一段描写了他的无度的行为：
朝之室也，聚酒千钟，积麹成封，望门百步，糟浆之气逆于人鼻。方其荒于酒也，不知世道之争危，人理之悔吝，室内之有亡，九族之亲疏，存亡之哀乐也。虽水火兵刃交于前，弗知也。
子产尝试劝说自己的兄弟放弃饮酒，但以失败告终。公孙朝的观点是，人生瞬息而逝，而他感到“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饮”。公孙朝轻视“文”“义”或者“道德”等观念。与庄子相比，他似乎与魏晋清谈家的精神更为契合，成为那些自觉不自觉中进入“醉乡”的典范。而另一方面，子产的看法与务实的儒家学者荀子（约前313—前238）更为相近。荀子曾不遗余力地批判名实不符的儒家学者，称他们为“贱儒。”在《非十二子》中，荀子指出他们将酒食之欲放在义与道德之上，批评其“酒食声色之中，则瞒瞒然，瞑瞑然”。孟子（约前372—前289）与荀子的观点也不谋而合，孟子认为合于道德的行为要高于对虚荣的追求。《孟子·离娄》中很著名的“齐人有一妻一妾”的故事讽刺某一俗者——他经常在墓地食用死者的祭祀之物，回家后则欺骗妻妾说自己与富贵达利之人宴饮而归。在这里，饮酒是虚荣的体现。
周代晚期的两个主要的思想流派——儒家和道家（后者也许只是暗示性地）都反对过度饮酒，但他们所考虑的原因却不尽相同。儒家认为淫饮会造成社会无序、个人的腐化、渎职；所以他们支持在礼仪的规范内有限制地饮酒。道家很少触及酒的积极之处，也许是因为他们认为只有头脑清楚之人才可以达到精神修养的最高境界。
因此在先秦的记载与文献中，醉酒的后果大多是严重的。可以说，唯一个因“醉”而大获利的可能便是登位前的晋文公（前697—前628），就是著名的重耳。在他逃到齐国之后，齐国君主赐予其婚姻和重礼，以至于重耳完全乐不思归、不想夺晋国君位。他的妻子尝试劝他返晋，但也没有效果。最终在公元前637年，她与重耳的手下谋划，将重耳灌醉并送出齐国。
禁饮主题的延伸使大部分先秦散文对“酒”持否定的态度。但到了汉朝，对于饮酒的道德约束开始松弛，或者说，“酒”开始渐渐与英雄之气和真挚友谊等积极因素相联。对“饮酒”这一行为更加宽容、全面的考虑也许与汉王朝开拓凿空之精神和对历史更加自信的态度有关。且举司马迁（约前145—前87）的历史散文《史记》为例。《史记》中描述了很多重要的饮者以及让人难忘的饮酒场合，其中包括载于《刺客列传》的著名刺客荆轲（？—前227）：
荆轲嗜酒，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酒酣以往，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者。荆轲虽游于酒人乎，然其为人沉深好书。
因醉酒而犯错也是历史中常见的话题。《史记》的《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记载了有赫赫战功的将军灌夫因为在宴会上冒犯了相国田蚡（武安侯），最后与全家人被处死的故事。司马迁批评当时的执政者只因酒后失言的小错便多加陷害，同时对灌夫卷入宫中的政治争斗表示同情。他将灌夫形容为“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谀”。如此一来，实际上将灌夫置于与荆轲等一类——他们谈吐言行直率而坦诚。尽管“醉酒”让灌夫命丧黄泉，但酒似乎也成为了其胆大无惧之精神的象征。也因此，只有那些真正的挚友才能无所顾忌地开怀畅饮。
孔融的大胆是一个特例。大多数魏晋文人并不公开表达自己的不满。灾祸也许不期而至，他们经常以饮酒自保，来面对危如累卵的生存状态。也许表面上逍遥不羁，他们的内心却饱含忧虑。《世说新语》对魏晋士人进行了如实的再现，它记录了很多著名文人终日饮酒、放荡不堪的故事（尤其是在《任诞》一章）：“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虽然传统文人以立名为务，但张翰（活跃于3世纪晚期）却宁愿丢掉自己的社会地位也不愿意放弃酒。饮酒变成了个人自由的象征。
从上文所述可以看出，如果酒在汉以前的文学中总是处于道德、政治与人伦的网络中，那么汉朝之后饮酒则逐渐拥有更独立的地位。虽然本文不会细致地讨论赋——汉代流行的诗文相杂的文体，但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中国文人最早开始详细地描述酒是从汉赋开始的。
汉赋以客观的描写作为文体规则，而在如此的规范下，一些作品包括了饮酒及其作用、后果等非常具体的书写。比如邹阳（？—前120）、扬雄（前53—18）、王粲（177—217）、曹植（192—232）等都写过《酒赋》。另外，饮酒之事也经常在其他赋体散文中被提到，如枚乘（？—前140）的《七发》、班固（32—92）的《两都赋》、张衡（78—139）的《南都赋》。为了帮助皇帝展现帝国的繁荣和宫廷礼仪的严肃，汉赋作家尝试用一种铺陈的风格来作文。作为礼仪与仪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饮酒能够让帝王赢得百姓与官员支持。而同时，朝廷侍臣和士人们更需要在这些饮酒场合做到自我约束。虽然汉赋作家通常会提醒人们不要酗酒，但他们对饮酒和酒的历史的描述经常显露出一种兴奋之情。大部分赋文会以对饮酒的讽谏结束，然而它们最终所传达的信息却是积极而非苛责的，甚至还会鼓励人们饮酒以打破世俗的限制。比如，曹植的《酒赋》暗示了以酒来跨越社会层级与等级，这似乎和他的父亲曹操的禁酒令相抵牾。但尽管如此，过度的享乐依然会被认为是有违礼数的。
有大人先生者，以天地为一朝，万朝为须臾，……先生于是方捧甖承槽，衔杯漱醪。……无思无虑，其乐陶陶。……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观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三载浮萍。
我们应该将曹植、刘伶以及庾阐（同样还有其他作家如邹阳、扬雄、王粲等）关于酒的写作置于一个连续的文学传统中来讨论。它们展现了酒不仅在个人同时也在社会范围上的重要意义。对于百姓来说，酒可以使普通人甚至贫贱者通向极乐之境。当无拘无束地饮酒、酣畅淋漓之时，他们可以抛掉社会道德的规范并摆脱政治的束缚。贫贱者无需仇富或折腰于权贵，他们可以通过酒来达到逍遥无欲的境界。道德家、大族少年以及豪门隐者变成了讽刺的对象，而同时，智者和“大人”在饮酒中把握了真正崇高的精神。他们“醉”状态不是消极的反抗，而是生命的升华。
《晋书·刘伶传》记载刘伶在思想上以庄周为师，追求放任的精神状态，“放情肆志，常以细宇宙齐万物为心，淡默少言，不妄交”。他与其他另六位志同道合之人组成“竹林七贤”，其中包括阮籍（210—263）和嵇康（224—263）。阮籍、嵇康的散文中常常有如刘伶《酒德颂》中“大人”的人物形象。
夫人之相与，俯仰一世……虽取舍万殊，静躁不同，当其欣于所遇，暂得于己，快然自足，不知老之将至；及其所之既倦，情随事迁，感慨系之矣。
东晋一朝因饮酒与追求自然而闻名的作家无疑是陶渊明（365—427）。他经常在作品中讨论到“酒”，并且曾创作二十首诗，以《饮酒》为组诗的题目。其中一首十分清晰地论说到饮酒的精神意义：“不觉知有我，安知物为贵。悠悠迷所留，酒中有深味。”
饮酒让陶渊明忘记尘世的束缚，因此给予他创作的自由。陶渊明对酒的热爱并非逃避主义，而是其人格的一部分。在40岁时，他短暂出仕，成为当地的长官。他坦诚地说其做官是为了取得俸禄以制酒。不过，在三个月后他便离开了仕途，而他与酒的关系也愈发亲密。酒成为了陶渊明的密友、他与农人之间友谊的桥梁，以及艺术的催化剂：他的诗歌与散文经常以酒为题。无论是为其祖父孟嘉写的传记，还是自传《五柳先生传》，或是《归去来兮辞》《自祭文》中的自述，它们都展现了一个乐于饮酒却拥有节制的形象。没有酒，也许陶渊明便不会有那么多灵感，不会有那么多的诗歌和散文——也许他会失去其与纯粹、简单的自然之间亲密关系，失去一部分创作力的源泉。没有酒，陶渊明将会很难达到更高的精神境界从而超脱于俗世的挫折与艰难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