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周末10月11日报道34岁的汪亮解从安徽来京打工7年了，最近一张过期的500万彩票扰乱了他的生活。2007年9月11日，当他得知自己7月底买的一张彩票中了500万时，同时也得知错过了票面规定的28天兑奖期限，这张彩票已经作废。可惜、痛心、懊恼、郁闷……一齐涌上这个月入不过千元的民工心头。他的代理律师正在加紧设计最省钱的诉讼程序。
他的物质生活并没有发生实质性的变化，但他的精神世界，经历了之前三十多年都没经历过的曲折反复，并且，已经影响到了他的正常生活。
从得知中奖到现在的一个月，汪亮解只出去找了两个活，只挣到了不到三百元工钱。而且，消瘦、胸闷、失眠伴随着500万彩票而来。汪亮解的律师刘金海曾对记者说，汪亮解和体彩中心打官司最差的结果也是维持现状，并没有什么损失。但现在看来，他的生活已经回不到中奖之前的状态了。
500万大奖没来，胸闷、警惕、消瘦、失眠来了
“七星彩如果你要全包，就得花2000万元，但中奖只能最多中一注特等奖，7注二等奖等等，把税缴了最多不过450万元。”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彩民对记者算了这笔账。8元钱就中了500万，这样的运气带给汪亮解的除了500万未曾到手也许将永远不能到手的大笔横财外，也许还有更多别的东西。
“不要到我们住的地方来”
10月5日，记者才在北京八宝山地铁站附近的一个绿化带见到了汪亮解弟兄俩。
记者多次提出想到他们住的地方看看，都被哥哥汪亮田拒绝了。
“我边上的人都不知道我叫什么名字。朋友不多，老乡也不多。我们小店流动人口也不多，都是外地人，平时不看报纸，他们应该不知道也不关心这个事情。我担心怕他们都知道会不太好。反正现在名字和人对不上号，我觉得挺好的。”汪亮田说。
胸闷、消瘦、失眠相伴而来
记者眼前的汪亮解一米七左右，穿着黑色的旧西服，在不太冷的秋天里，他穿了好几件衣服，层层叠叠的领子露在外面。裤脚还带着干掉的泥土痕迹。说起话声音很低，再加上难懂的安徽口音，很难听清。他的习惯动作是手指夹着烟，挠他的板寸头。
常年在外打工的他并不太关心自己的身体状况，只知道没生过什么大病。但他哥哥汪亮田却站在一旁瞅着弟弟，然后说：“瘦了一大圈。”
以前在工地上干活，一天劳作十几个小时，通常躺下就能睡着，但现在，他经常躺着发呆，一呆就快天亮了。
平时除了没活干的时候自己买点馒头咸菜凑合吃一下，一个月买上一百元左右的彩票之外，他几乎可以不花一分钱。但是他烟瘾挺大。一天要抽掉两包烟。在彩票事件之前，他一天只要一包烟。虽然是最便宜的“双叶”，一包2元钱，但如果长期下来，一个月要多花掉他60元钱，相比他一月不到几百元的收入来说，算是不少了。
“烟钱恐怕省不下来。”汪亮解闷闷地说。
他并没有把那张彩票随身带着。“带在身上就老想看。老琢磨，就头痛、胸口发闷。干活的时候会好一点。”汪亮解说。
哥哥劝他今后不要再买彩票
从知道自己中了500万又拿不到的那时候起，将近一个月过去了，汪亮解只干完了一摊活，现在又找了一个正干着。“之前根本没心思找活，每天就在家里看着彩票瞎琢磨。”汪亮解的工作主要是抹白灰。小工一天三十元钱，大工一天四十元钱。刚刚做完的那个活，干了一个星期，拿到了两三百元工钱。
在回家了一趟之后，老家的老婆孩子依然不知道自己的丈夫、父亲差点就成了百万富翁。汪亮解打算官司有了结果再告诉家人，当然，得是好结果。
“如果……”汪亮解不太愿意回答这种假设性的问题。他的500万彩票梦刚刚上演就破碎了，他甚至都还没来得及谋划差一点就到手的巨奖如何花销。“最重要的是把我岳父接到北京来看病。不管有没有500万，只要我攒够钱就成。”汪亮解说。
“最近还买彩票吗？”记者问。汪亮解挠挠头，没有回答。哥哥汪亮田在一旁说：“我看还是别买了，不是什么正事。”哪怕500万曾经离自己的弟弟那么近，汪亮田还是坚持自己的看法。
大奖、媒体和律师给他希望，又给他失望
狂喜之后坠落谷底
9月11日，汪亮解从安徽老家回到北京。当天下午，他到外面上厕所时，发现地上一张有些旧的《假日休闲报》。已经有六七年“彩龄”的汪亮解把报纸稍微一翻，眼睛就定格在体彩版上。“七星彩”是汪亮解最经常买的彩票种类，一共有1000万中排列方式，也就是有1000万种可能，中奖的概率也就是一千万分之一。
正因为如此，汪亮解在报上看到一串熟悉的号码后，根本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他立刻抓着报纸跑回不远的出租屋，找出放在一个烟盒里的还没对奖的彩票，和报纸上的信息核对。果然，其中一串7个数字及排列顺序，和报纸上的中奖号码一模一样。这意味着，他的这张彩票，中了七星彩的最高奖——500万元人民币。
汪亮解拿着彩票在空无一人的出租屋里翻来覆去地看。他还没来得及好好品尝中奖的狂喜滋味，就注意到票面上写的一行字：兑奖期限为28日。
他隐约觉得有些不安。2007年7月29日乘火车回安徽的那天，他在北京市丰台区吴家村一个彩票点买了这四注彩票，在他买好的当天，七星彩就开奖了。28天的兑奖期限已经过了半个多月。“多少还能拿回一点钱。”当时的他心存希望。
汪亮田一直劝弟弟别再买彩票。他自己也曾经是彩民，有两年“彩龄”，但从来没中过一分钱。“我一直认为那些中奖的都是骗人的。”汪亮田对记者说。
曾以为北京电视台能帮他领到奖
汪亮田突然看到一张《北京晚报》。他自己很少买报纸，通常是别人带过来放在这里的。他找到上面的新闻热线打过去。
这时的他们还不知道，在汪亮解回安徽老家的那几天，京城的大小媒体几乎都报道了“500万将成弃奖”的消息。
可是去了现场，体彩中心的工作人员在摄像机的注视下把那张彩票放在机器上扫描了彩票上的条形码。“就只过了一下，然后告诉我们彩票不能用了，500万没有了。”汪亮解说。他重复了好几遍“就过了一下”，这个简单的“仪式”和他的预期相距甚远，怎么说也是500万啊，就这样被判了死刑？
兄弟俩转向电视台的记者寻求帮助，但记者表示也没有办法。“他们好像就想去拍一下镜头。”汪亮田说。
从那以后，他们兄弟俩就不愿意再接受媒体的采访了，体彩中心他们也再没去过。
律师在媒体上公开表示愿意帮忙再次燃起希望
当时忙于应付媒体的汪氏兄弟俩并没有太在意这句话。当媒体已经无法帮汪亮解要回500万时，哥哥汪亮田想起了报纸上的这句话。他找当时采访他们的记者要到了律师的联系方式。
汪亮田一个人去了律师事务所。这个一点法律知识也没有的安徽人只关心两个问题：打官司能不能要回奖金？打官司要花多少钱？
“我们跟他解释什么是‘霸王条款’。打官司，从理论上来说，我们是有把握赢的。”刘金海律师告诉记者。至于诉讼费用，律师告诉汪亮田，知道他们是打工仔，准备设计一个不需要太多诉讼费的办法来起诉。
打官司不太可能一分钱不花。汪氏兄弟明白这个道理。汪亮田思考半天，对记者说了一个数字：“一千多我们还是可以承受的。”
汪氏兄弟的父母也在北京。两位老人得知儿子要和北京体彩中心打官司，很是担心。
汪亮解沉默良久之后，抬头直视记者，说：“就算这个事不发生在我身上，也会发生在别人身上。”一瞬间，这个寡言的打工仔似乎有了点“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神情。
50万卖掉彩票也没戏了
“如果有人出50万买这张彩票，哪怕更少一点的钱，我们都建议他卖掉。卖掉彩票，并不影响打官司。再退一步说，就算卖彩票会影响到诉讼，我也建议他卖。我们介入这件事的初衷有两个，首先是帮到汪亮解，其次是完善彩票制度。卖掉彩票显然能对他的生活起到帮助，而要完善制度，如果纯粹让汪亮解来买这个单，对他太不公平了。我们可以给有关部门建言，或者通过舆论的力量。并非只有打官司这条路。”律师刘金海告诉记者。
希望一次次升起，失望一次次降临，要打官司了，汪亮解的心又提到嗓子眼，他没心思干活了。
老家是个闭塞的小山村，不看报纸
体彩中心已经尽到告知义务？
老家是仅有几户人家的小山村
彼时的汪亮解，正在安徽枞阳的一个小山村里照顾患胆管结石的老岳父，顺便照看一下家里的几亩水稻和棉花地。
结婚后，汪亮解就搬到距离自己家十几里地的妻子家去住，他是大女婿，在他们那个山村里相当于“半子”了。妻子后面还有3个妹妹，其中两个在校念书。“他岳父病了，他不可能不回去。家里一个男人都没有是不行的。”汪亮田说。
买了将近7年彩票的他，从来没试过买完彩票扔在一边不理。偏偏这次把彩票遗忘了一个多月，他觉得冥冥之中似有注定。
“那注彩票是我随便选了几个号。我几年前还算过，哪个号可能性大些。后来都发现是骗人的，再研究也没用。我就随便选。我选完那注之后，心里咯噔的一下。当时也没在意，买好就吃饭去了。”
打工仔在京不需要朋友
哪怕汪亮解当时人在北京，只要他不去彩票点买下一期彩票，他也不会知道外界在寻找他这个幸运儿。
汪亮解租住在北京西郊的一个大杂院里，租金一月一百。大杂院里住着一群和他一样来北京讨生活的人。有卖菜的，有做装修的，有收破烂的。他们几乎不会买报纸，更不会上网。就连这样一个住所，汪亮解也是三天两头就换。他是一个装修工，如果碰到能干上十几天的活，他就会把房子退掉，去工地上住。他的家当很少，除了几件衣服，就是一台在旧货市场花几十元钱买的黑白小彩电，只有没找到工作的时候才会打开来解闷。
汪亮解来北京虽说已经7年了，但一口浓重乡音仍然没有改变。“我不用学普通话，不和本地人打交道。”汪亮解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
现在，汪亮解正跟随着一个四川人在北京的某个楼里干着装修活，连他哥哥都联系不上他。在没有固定朋友的环境里，汪亮解就像一根随波逐流的水草，没有人能在一个固定的地方找到他，包括亲人。体彩中心依靠媒体所作的寻找工作，触及不到汪亮解以及他的生活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