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4月28日，上海南京路步行街的彩票站，一位市民展示自己购买的即开型彩票图/视觉中国“我还真的没有想过自己会中大奖，因为几率实在是太小了，可就是控制不住……人总是需要一种解压方式。”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陈洋
2023年上半年，与消费复苏动能趋于下降、居民储蓄偏高、全社会风险偏好收敛相对的，是彩票销售额的大幅提升。财政部6月30日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5月全国共销售彩票2251.71亿元，同比增长50.0%。其中竞猜型和即开型彩票的销售尤为亮眼。仅5月份，即开型彩票的销售就达97.83亿元，同比增长92.3%。
彩票销量大增，既是新冠疫情暴发以来，彩票专营渠道发展难度与日俱增，彩票销售不得不加速拓展渠道，积极发掘新的购彩群体的结果；也因为即开型彩票等投入相对较小、操作简单有趣、能提供即时反馈，在这轮社交网络的助推下被包裹上新潮时尚的糖衣，为年轻群体提供了一个可以自主叠加短暂幻想的情绪出口。
对于习惯了与不确定性共存的大众，用一种确定的不确定性来消解和对抗身处其中的焦虑，恰恰是当前生活的某种隐喻。
“我知道中奖几率小，但就控制不住自己”
22岁的林夏在东莞做幼师，她家楼下有间体育彩票店，在这里租房多年的她还从未光顾过。直到2023年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林夏逛完街回家，路过彩票店时，发现里面挤满了年轻人。走近一看，原来大家是在排队买“顶呱刮”，一款由国家体育总局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发行的即开型彩票。
“顶呱刮”的面值大多为5元、10元、20元、30元、50元。票面设计有不同主题，色彩搭配鲜艳活泼，显著位置还用加粗加大的字体标注着最高奖金数额，从5万元到100万元不等。官网数据显示，“顶呱刮”目前共有三百多款产品、十余种玩法。
“也就是一杯奶茶的价格，”这样想着，林夏加入了队列。
这并非林夏首次接触即开型彩票。两年前她去深圳旅游，曾尝试性地“刮”过一次，但并未在心里溅起多少浪花。没想到时隔两年，刮彩票突然成了年轻人新潮的娱乐方式。店里“顶呱刮”的种类似乎更多了，五颜六色的，在货架上排成数列，林夏有些眼花缭乱。凭着眼缘，她从十几二十种票面中挑选了两张名为“十倍幸运”的彩票，花费了20元。
相比乐透型或者数字型彩票，即开型彩票的玩法很简单。以林夏购买的“十倍幸运”为例，票券上印有10行共55个数字，将数字上的覆盖膜刮开，只要出现和中奖号码相同的数字，即中得数字右侧对应的金额。如果出现“双鱼”标志，奖金数额乘10。最高奖金为25万元。
店里人太多，林夏将彩票带回了家，迫不及待地逐行刮开银灰色的覆盖膜。目光行进到第五行时，中奖号码突然蹦了出来，她只觉得心里放起了烟花。按捺住内心的鼓点，她继续往下刮，但那个数字没再出现，奖金定格在了20元。
虽然只是刚好保本，但林夏忘不了那种全神贯注、紧张刺激的感觉。次日下班后，林夏便拿着中奖的票券去彩票店兑换了两张新的“十倍幸运”。才一分钟左右，林夏就刮完了票面上的110个数字。这次，幸运没有光临，林夏暗暗埋怨了一句“手气不佳”。可她不打算作罢。
虽然接触才一个月，但林夏觉得自己已经有些“上瘾”了。有时中午太热，不想出门，她会拜托外卖配送员在路上帮她带两张。最晚的一次，已经凌晨1点多了，楼下的店铺都打烊了，林夏便在地图上搜索附近的其他彩票店，跟朋友开车去买。
林夏并不认为自己“上瘾”的背后是渴望凭彩票一夜暴富。楼下彩票店的墙上确实张贴着过往顾客刮中大奖的票面，最大的中奖金额是25万元，但林夏并不太在意。这个月来，她亲身见证过的最大的兑奖金额是200元。她不确定大家排队时瞥见的那几张小纸片是否只是商家促销的一种宣传手段。
“我还真的没有想过自己会中大奖，因为几率实在是太小了，可就是控制不住。”林夏家楼下的彩票店生意最好的时段就是晚上下班后，很多年轻人会聚在那里买上几张。作为幼师的林夏感同身受，“人总是需要一种解压方式。”
可让林夏有些无奈的是，这种一度“性价比较高”的解压方式也逐渐挑战起她的预算上限。“我常去买的那家店已经半个月都没看到5元和10元面值的刮刮乐了。现在买散票单张都是20元起步了。如果买两张50元的，可能100元就打水漂了。还是挺心疼的。”林夏问过老板，老板回复：“便宜的进不到货。”林夏甚至一度怀疑，这是不是一种营销策略，先用低面额的刮刮乐吸引人尝试，等大家“入了坑”，再抬高价格。
另一个让她有些失落的变化是自己的“手气”，“过去我买5元的，还中过好几次10元、25元，但最近的手气不行了。”林夏没有计算过去一个月在彩票上的投入产出比。“要是老买老不中，越买越大到一定程度，或许我就戒了。”
▲2023年1月20日，广州永庆坊，游客聚集在彩票销售点购买即开型彩票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郑洁
“跟风开彩票店，可能不是个好主意”
对黄希来说，开彩票店并非心血来潮。
2016年，黄希从长沙一所高校毕业后，便南下广州，在一家制衣厂工作，但收入不高、工作环境不怎么好。两年后的一个偶然机会，他在网上看到长沙一家彩票店正在招募店员。黄希逛街路过彩票店时曾买过几张刮刮乐。运气好时，10元的彩票能中20元。在他看来，彩票门店的工作环境比制衣厂要好得多。黄希把握住了这次机会，顺利进入了彩票行业。
见得多了，黄希对各类彩票的中奖率有了更实然的体会，也总结出了一些“小策略”，“比如有顾客来买刮刮乐，连续刮了几张都不中。等顾客走后，我自己就会顺着买一张刮。这样中奖几率会大一点。运气最好的一次，单张就刮出了500元。”一旦中了奖，他总是见好就收。
在黄希看来，包括他在内的年轻群体偏好即开型彩票，主要是因为这类彩票出奖快、门槛低、辨认中奖信息比较方便。但2018年前后，实体彩票店的主要客户群还是四五十岁的中年人。他做店员时，就亲眼见证店里的老顾客中了100万元。那位顾客守着一个五位数的号码已经投注多年，几乎每天都来下注，最后终于如愿。虽然羡慕，但黄希并不会因此萌生不切实际的期待，“中不中完全看运气，不中奖才是常态。”
在那家彩票门店工作了一年多后，黄希跳槽到了本地一家彩票营销策划公司。“做店员也不错，但老板只给发工资，到公司上班会正规一些，老板会给交社保。”可不久，新冠疫情暴发了，彩票店生意不好，在产业链下游的彩票营销策划公司更是无单可接。勉强支撑了大半年后，2020年末黄希所在的公司倒闭了。在同学的介绍下，他再度返回广东，在一家物流外包公司做供应链管理工作。
2023年，黄希结婚了，不想和妻子两地分居，他辞职返回了荆州老家。老家的工作选择少，工资也低,思来想去，黄希计划开一家属于自己的彩票店，“体彩是为国家筹集公益基金，（开家体彩店）是可以做一辈子的。”
不过，黄希并不建议年轻人因为这轮彩票热潮就盲目地跟风开店。“我的店就是自家门面，步行三分钟就到家了，盈利压力没那么大。但如果仅仅因为失业找不到工作，就寄希望于开彩票店能轻易掘金，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不仅房租水电人工都要花钱，如果自己盯店，很可能一天要守在店里十几个小时。这也是为什么彩票店的店主大多是中年大叔。”
7月底，黄希的彩票店就要开业了。他给自己定了一条明确的规矩——不再买任何形式的彩票，“既然做了从业者，就要控制住自己。”
▲2023年5月1日，广州，市民在街边的彩票销售点购买即开型彩票图/南方人物周刊记者郑洁
彩票大卖有利财政集资增税
但应谨防问题彩民年轻化
2023年6月30日，财政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1-5月全国彩票销量较上年同期增长较快，主要受上年同期彩票销量基数低、主流赛事带动效应和即开型彩票配套营销等因素影响。
事实上，2023年前我国彩票销售总额曾一度陷入负增长。2018到2021年间，我国彩票销售额从5114.76亿元一路下跌至3732.85亿元。2022年，在“世界杯”等顶级赛事活动的刺激下，也仅回升至4246.52亿元。
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副教授、原中国彩票事业研究中心副主任陈海平看来，上一轮负增长周期除受行业反腐整顿及疫情影响外，也与监管部门为了履行社会责任而关停高频彩票和视频彩票有关。
2019年1月，财政部、民政部、体育总局联合下发《关于加强高频快开游戏派奖促销管理的通知》，自1月16日起，暂停高频快开游戏开展任何形式的派奖活动和促销活动。同月还下发了《关于调整高频快开彩票游戏和竞猜彩票游戏规则加强彩票市场监管的通知》，下调了竞彩和高频快开游戏的返奖率，并对高频快开游戏的销售频次、竞彩单场开售场次、代销佣金比例等诸多方面作出了严格限制。
“这轮整顿是监管层对非理性购彩的遏制，实际上把很多喜欢电子彩票的年轻彩民给‘赶’了出去。然而随着防疫政策放开，地方财政承压，社会救助的资金需求增大，各方对拉升彩票销量有了内在需求。”陈海平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说。
受此驱动，很多彩票销售机构再次瞄准了作为可选消费主力的年轻群体。各种设计新颖时尚的彩票站、智能投注机陆续出现在年轻人常出没的公共场所，比如商场、步行街、地铁站、电影院、便利店等。
在陈海平看来，这轮“购彩潮”中年轻人的消费心态和老彩民迥异，“很多老彩民十几年如一日下注，为的就是中大奖。而年轻人理解中奖概率非常小，他们对中大奖的期待没有那么高，刮彩票更多是图新鲜好玩，享受刮奖过程。”也正因如此，陈海平能理解林夏对刮刮乐涨价的抱怨。当彩票单张投入价格越来越高，这种付出和产出回报的平衡就可能被打破。“虽然大多数年轻人并不怀有靠刮彩票暴富的执念，但对中奖刺激的期待并未改变。彩票中奖依然是中低收入者的梦想。”
陈海平认为，高单价彩票出现的驱动之一是销量压力。根据《彩票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彩票资金由彩票奖金、彩票发行费和彩票公益金三部分构成，三部分按照一定比例进行分配。以即开型福利彩票游戏为例，彩票奖金、彩票公益金、彩票发行费占彩票资金比例分别为65%、20%、15%。
进一步，根据国务院批准的彩票公益金分配政策，彩票公益金在中央和地方之间按各50%的比例分配。地方留成的彩票公益金，由省级财政部门和民政、体育等有关部门研究确定分配原则。中央集中的彩票公益金，在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中央专项彩票公益金、民政部和国家体育总局之间分别按60%、30%、5%和5%的比例分配。
公开资料显示，2021年，中央财政分配给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310.89亿元彩票公益金，占公益金年度资金总额的61.84%。截至2021年末，中央财政净拨入全国社保基金累计10270.94亿元，彩票公益金累计3899.13亿元。
“彩票的分成机制意味着各环节都有‘踩油门’的冲动。从中央财政到国家彩票中心，从彩票机构工作人员到销售辅助人员，每个环节都是从销量里提成，所以各方力量聚合在一起，都是希望提升彩票销量。如果打印一张彩票能卖出50元，谁还愿意卖2元一张的呢？”陈海平说。
彩票是政府集资增税的重要手段之一。陈海平认为，“彩票是穷人税”的说法有一定的道理，但问题在于，彩票在完成了集资增税的任务后，彩票公益基金是不是去到了最应该去的地方，有没有被高效合理地利用。
陈海平曾主持过对国内问题彩民的研究。随着新的年轻彩民数量增加，买彩票的人群基数上涨可能会导致问题彩民总数增长。他呼吁有关部门应当及时跟进，提供教育和救助服务。“对彩民来说，一个基本的建议是做好资金管理，用来买彩票的只能是闲钱，要在可承受的范围内。一旦购买，心态要放平，尤其不要执着于翻本。如果发现自己有上瘾的趋势，切不可纵容，应及时寻求社会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