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晓保以为自己死了。子弹从百米以外呼啸而来时，他毫无防备，正漫不经心地坐在防空坑的黄色土墙上抽一支万宝路，红色的火星在夜晚浓重的黑暗里一闪一闪。那颗子弹不偏不倚，直击白晓保的心脏。他的身体被强大的冲击力抛掷腾空，随后俯面掉在满是黄沙的地上。
有几秒钟，白晓保脑子一片空白，只觉得气喘不上来，身子缩成一团。身边的战友听见枪声也慌了，拉着他的防弹衣把他往掩体里面拽，然后架起枪往黑暗深处打，营地荧光灯的可视范围只有100米，他们看不到“敌方”在何处，只能盲目地扫射。
战友们也以为他死了。回过气来，白晓保隐约觉得有个刀在往胸口里扎，撬他的骨头，耳边全是嗒嗒嗒的枪声。二百多发子弹打完，枪管发烫，战友四处观望，确保不再有袭击，把白晓保从掩体里拖出来，扯下他的防弹衣。子弹没有穿透防弹衣，他还活着，万幸。
那是伊拉克的一处营地，在一片荒漠中。夜晚伸手不见五指，酷热的6月到夜里才能稍微凉快些，四下寂静得能听见蜥蜴爬过的声音。一入夜，危险好像也随着日光隐匿了。白晓保放松了警惕。在那些日子，他的神经绷得太紧，抽烟是他唯一的爱好。但这次险些要了他的命。
袭击总是突如其来的。伊拉克局势错综复杂，党派就有三百多个，很多伏击都不清楚敌人是谁，包括这一次。对方在黑暗中射击一枪，打中后便消失了。他们后来开着车出去找，除了黑暗什么也没看到。
“雇佣兵”生涯四年，白晓保中枪三次，这是离死亡最近的一次。枪击造成心脏爆裂伤，肋骨断裂三根。心脏瓣膜关闭不全是留下的后遗症，直到现在，白晓保还会偶尔感到心脏发疼，身上总是揣着速效救心丸。这场冲突的最终结局是，他们调查找到了当晚射击者，是个非籍人员。在一个集装箱里，他们以牙还牙。
白晓保2012年到伊拉克，做过短暂安保工作后，成了一名“雇佣兵”，2016年离开时，他是幸运的，到最后还活着。和他曾并肩作战的十几名战友，先后死于暗杀和IED（简易爆炸装置），包括他在内只剩下2人。
雇佣兵是一种特殊兵种，是为了金钱而参战的一群人，他们来自全球各国，受雇作战，不分人种，不问职业。美国雇佣兵界著名雇佣兵范邵的一句话可以概括他们的特点：“只要有人愿意付钱给我，我就会替他卖命。”
有一个说法，在伊拉克，每五名军人里就有一名外国雇佣兵。2003年伊拉克战争爆发，历时7年多的战争中，先后有30多个国家超过10万雇佣兵来到伊拉克，是美军之外的第二大主力。主要战事结束后的伊拉克，很多危险性的工作被交到雇佣兵手上，正规军不便出面的事，也交给雇佣兵暗中执行。一来可以减少正规军的伤亡，二来任务失败后也可免于承担责任。
因此，在国际战事连绵的动荡国家，雇佣兵逐渐成为主角。一个有待考证准确性的数据可以大致看出雇佣军的处境：伊拉克战争初期雇佣兵伤亡人数不到10%，到2010年时阵亡人数超过正规军。
雇佣兵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份“卖命”的工作。他们在与军事承包商签下合约那一刻，就把生命摆到了枪口上，生死可以由命，富贵要攥在手里。
隶属于法国外籍兵团的英籍华人傅晨这样总结雇佣兵的人群特点：都是社会的中下层。与他同批次受雇的人里，有一个装修工人，几个农民，有无事可做的小混混，也有考不上学的学生，“都是不起眼的人，做着很低端的工作”。他们把外籍兵团当成乌托邦，一个可以改变命运、咸鱼翻身的地方。
白晓保在陕西农村长大，父母年老患病，弟弟锒铛入狱，自己年少辍学、做事无门，社会似乎已经暗中为他标好了位置。升学之门关上后，再无冲破阶层的可能。当搏命的机会摆在白晓保面前时，他几乎是欣喜若狂，没有丝毫迟疑。活下来，底层青年的命运或许改变；死了，留一笔高额保险金给家人，好像也不吃亏。25岁，他选择从一个和平国度，去世界上最危险的地带，是对绝望生活的背水一战。
白晓保从巴士拉机场的飞机上下来，被高温烘烤得满脸通红，略显稚嫩的东亚面孔使他看起来格格不入，好在一米八八的个子给他壮了胆。他穿着一身旧的黑衣服，随身的行李只带了一身511特训服，一本《肖申克的救赎》，一薄沓美金。他觉得血液在身体里翻滚，一直冲上脑门。
2012年，他是以石油公司安保人员的身份来到伊拉克的。签合同时，白晓保看到保险一栏写着，如果在伊拉克遇难，家属将得到400万的赔偿，这个数字让他激动，头一回感到自己的价值：他下了决心，要把命丢在伊拉克，死了也值。对于国内的白晓保们而言，这是他们一辈子都无法企及的价码。他谁也没告诉，独自出发了。
此前二十几年，白晓保一直是武力世界的王者。他从小个子高，7岁开始学武，习惯任何问题都用暴力解决，他学习不好，家境比不上别的同学，只有拳头是他唯一的武器，是能带给他成就感的东西。上学时，白晓保的母亲是老师办公室的常客，每次被叫到学校，母亲都带上钱包，她知道一定又有孩子被白晓保打伤了，需要付医药费。
初二时，白晓保一时冲动，打伤了老师，被学校劝退。父母辗转找关系送他去了另一个学校，不到一个学期，又因为殴打老师被开除。他15岁辍学，再也没有踏进过学校。之后，白晓保做过理发、做过网管，因为一点小事就跟人打架，工作全都泡了汤。
假如没有任何意外，他会这样过下去，直到发生了一件事，他终于明白，自己是个浑球，又处在社会的底层，甚至被家人瞧不起。
2007年，他弟弟白晓伟14岁时，进了少管所。一天，白晓伟去网吧上网，没钱，找了个看起来好欺负的男孩子下手抢钱。对方有两个兄弟在，手上有刀，白晓伟头、背和大腿被砍数刀，左手肌腱断了三根，右胳膊关节脱落，在医院躺了三个多月。身体稍有恢复后的白晓伟气不过，一瘸一拐偷偷跑出医院，把其中一个肇事者砍成重伤，最终判刑六年半，进了西安少管所。
好运离开了这个家庭：父母过去做生意亏本欠着债。母亲得了腰椎间盘突出，常年在家休息，父亲有腿伤，走路不灵便，靠修自行车、卖袜子内衣维持生计。弟弟入狱后，这个家最后的渺茫希望破灭了。
“我妈责备哥哥从小带坏了弟弟，立了错误的榜样。”白晓伟向我回忆，他入狱后，父母开始自我封闭起来，隔绝了与亲戚朋友的往来，因为觉得“丢脸”。母亲对哥哥白晓保说：汽车四个轮子，你前轮子不动的话，后轮子怎么会沾到泥。
不久，在奶奶的葬礼上，白晓保又跟人起了冲突。起因还是跟钱有关。一众亲戚围着奶奶的骨灰盒讨论，说骨灰盒本来就是木头做的不值钱，没必要买这么贵的。拿骨灰盒的亲戚不小心把骨灰洒出来一些，白晓保情绪失控，拉着那人就要上拳头。这时，父亲的一个耳光落在白晓保脸上，把他打僵了，父亲说：“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我没把自己的弟弟带好。”白晓保在和人谈起时，声音几近哽咽，“对于这个家庭，我真的无能为力。”那时，他的父母在西安的出租屋，一间不足50平米的房间被隔出好几间，进门就是一张小沙发，小床上铺着凉席，四面墙上空无一物，色调昏暗。
他到北京几年，干过保安。在电影里看到保镖很帅，地位很高，又想办法成为保镖，起初他喜欢在朋友圈晒给明星做安保时和明星的合照，李玟、朱茵、陈冠希，《金陵十三钗》男主贝尔到中国拍戏时，他为他的家人做了半年的保镖，这是他津津乐道的体验。
但他很快就发现，在中国做保镖，跟电影里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有活动时能挣上几千块，有时也收入微薄，地位低下，不过是个“高级看门的”。当他看到石油公司开出一个月3万人民币的高薪，毫不犹豫地报了名，参加反恐安全培训。
白晓伟知道哥哥去伊拉克的消息，就是在少管所里：他每个月有几次对外通话的机会，其中一个一定是打给哥哥。这次，他照例询问哥哥最近怎么样，在做什么，哥哥回复说自己在伊拉克，还是做保安，一切都好。白晓伟心里嗡的一下沉下来，他在里面会看新闻，知道那里正发生什么。
他心疼哥哥，舅舅家的孩子告诉他，他们一起去北京打工，起初几个月没钱租房子，就睡在团结湖边的地下天桥里，吃五毛钱一个的白面馒头。11月份的北京气温降到10度以下，旁边的乞丐穿着棉袄，他们却只有单衣和报纸。这些他从来不跟家里人说。
“他自己把自己逼得太狠了。”白晓伟说。
营地被土墙和铁丝网围了一层又一层，四周是一望无际的沙漠。白晓保感觉这里像是监狱。他们住在改良过的集装箱里。据说每个集装箱造价高达5万美金，里面有空调，有卫生间，集装箱悬空50厘米，可以减少爬虫的侵害。
兴奋很快就被恐惧取代了。白晓保踏上伊拉克土地的一瞬间，就听见四面八方传来嗒嗒嗒的声音。他想问问旁边的人，但四周都是外国人，他手里拿着一个纸文件，上面写的是自己看不懂的英语和阿拉伯语。
那天到机场，来接他的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黑人，开一辆悍马H1。黑人见白晓保是中国人，很诧异地看着他，不说话。白晓保也诧异地看着黑人。他跟着上了悍马，车开出机场，白晓保才发现，嗒嗒嗒的声音是枪声。
去营地的路上，他们遇到两拨人在对战。悍马车直接从枪战中间穿过去，子弹打在车身上，仿佛就打在白晓保耳朵边。进了一条巷子，大人小孩看见车来，都站在原地望着。白晓保看到，每个人手里都提着枪。他觉得下一刻前列腺就会不受控制。
马路上，到处是被炸毁的车辆、被炸毁的建筑，整个城市七零八落，没有高大的建筑，多的是沙土堆起来的二层平房，就像进了一个大型炼钢厂，到处都是散落的零件。之后是一片接一片的沙漠。
经过十几个检查站，车辆终于到达基地：大门口放着一根杠子，网内是铁丝网，然后是防冲卡和混凝土设置了一条三米高的S形路线入口，车辆只能缓慢地S型进入营地——这种设置是为了防止汽车炸弹的袭击。再往里是两米到两米五高的防弹混凝土墙，门口停着一列悍马车，一排握着M16枪的伊拉克步兵，再往里就是营地了。
这段旅途叫他感觉到真正的危险。坐在旁边的黑人看他神情紧张，用英语说了第一句话：Don’tworry。拿出根烟帮他点上，白晓保伸手接过，看到自己的手不受控制地抖动。
下了车，白晓保下意识地用手摸了摸被子弹打得全是眼儿的悍马车，他想确认车有多厚。很久他才晃过神来，“哦，真的来了。”
到石油公司第二个月，白晓保经历了第一次死亡。那天，营地突然被不明敌方攻击，石油警察和保安们被临时发了枪，冲出去追击，追进一个巷子里，抬眼看，一巷子全是提着枪的人，他们意识到中了圈套。
白晓保第一次参战，有些懵。他突然被身边的战友推了一把，看见一颗子弹从战友的脖子上穿过去，他扑过去把战友抱在怀里，脖子上的血并不像电影里演的那样一点点往外渗，而是像打开了水龙头阀门，往外滋，喷到白晓保身上，他试图用手去压住。
战友跟他同批次到伊拉克。他听见战友说：给我点根烟吧。他摸索着掏出烟，把烟点着，战友这时断了气。随后赶到的伊拉克军警把余下的人救下，死里逃生。
白晓保不愿意回石油基地，他在营地无所事事地来回溜达，总觉得是在苟且偷生。在国内，他是社会底层，只能给有钱人看门守院子。到了伊拉克，暴力是一切的主宰，他有一身力气，却还是给有钱人看门。他不甘心。
在石油公司做了三个月的保安后，白晓保跳槽到一家军事承包商。同行的保安同事都说他脑子坏了，去外面送死，他很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月薪从3万人民币涨到10多万。
他要赚钱，到最危险的地方，赚最多的钱。
空调是必需的。去室外，他们总是穿着长袖长裤，用口罩蒙住脸，不慎露出的皮肤晚上会刺痛脱皮。不戴口罩的话，滚烫的细沙会被风吹进呼吸道，灼伤呼吸道。他们驻扎的营地都在荒漠里，毒蛇、蜥蜴和蜘蛛能轻易爬进没封严的衣裤里。——有一种巨型蜘蛛，张嘴的时候明显能看到上下四颗牙。每一种生物都会要了人的命。
谁也说不准下一秒和危险谁先来。每月工资发现金，他把大把大把美金装进随身的水袋里，去哪儿都带着。当地的人喜欢鸣枪玩，他亲眼目睹一对新人结婚，两队人排成列鸣枪庆祝，声音跟放鞭炮一样。总有人被这种不明来处的子弹打中，莫名其妙丢了命。
过去的一切规则都不再奏效了。法律失去了约束力。他看到一个小偷被逮到偷东西，业主把他用铁链子绑起来，在地上拖，然后发给旁边的看客每人一块鹅卵石。小偷硬生生被石头砸死。
伦理道德也被重建。白晓保所在的小队曾与一群人对峙，几个小孩举着枪冲过来，白晓保心软，放在枪上的手扣不动。他一时慌乱，请求战友们停下。事后战友给了他一拳，告诉他：在这个地方，只有生死，谁拿枪对着你，谁就是恐怖分子。
白晓保所在的小队有12人，大多是中东人，也有的来自非洲、孟加拉。有人牺牲后，会有新的人补进来。没有任务的时候，他们的日常工作是巡逻，巡视范围是方圆50公里，每天负重三十公斤，执勤将近18个小时。回到营地也入夜了。
偶尔有空闲，他们会一起娱乐，无非是玩玩枪，聊聊天，没有别的方式。白晓保听不懂他们说什么，只看见对方朝自己笑啊喊，他用陕西话回过去，“就像神经病似的，都听不懂对方说什么，但都玩得很嗨。”更多的时候，白晓保自己待着，躺在集装箱的床上拆了枪又装上，独自趴在黄沙地上练习枪法。
只有一种情况他会脱下防弹衣——与家人视频通话。他会特意找一个空地坐下，把装备都卸下来，镜头不乱晃，也不让朋友出现。他告诉父母自己在伊拉克替石油公司看门，非常安全，每次通话最多的是安慰。
白晓伟记得，和家人视频通话时哥哥都是在集装箱的房子里，穿得严严实实的。只有他单独跟他视频时，哥哥有次穿着短袖，露出手臂和脖子，皮肤表面全是半褪的黑皮。
“雇佣兵”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第一次回家，白晓伟到机场接白晓保，那时，他已经出来了。母亲见他的第一眼就哭了，父亲做了一份孜然炒肉，没怎么说话。
白晓伟记忆里哥哥第一次回国显得很“冷漠”，不怎么说话，总是呆呆的，也不聊那边的事。他不让亲戚朋友来家里，也不出门见人。这个变化白晓保自己也感觉到了，他解释变化的原因是“害怕”。他害怕见到人，跟社会脱轨一年多，再见到人群，本能的反应是躲避。
那次回家，除了害怕，白晓保另一个情绪是满足。他回国前把赚的钱存进银行，下飞机后特意去了一趟银行，取出15万现金，回到家，他把现金摊在桌上，说：“老太太，这是我给你的零花钱。”
这一瞬间，让过去经历的生死全值了。
△营地附近的沙尘暴视频|白晓保提供
在战场上，死亡有多少种方式？白晓保经常想起这个问题。他和战友坐在一起聊死的方式——靠手势、表情和蹩脚的英语，他们大概能明白彼此的意思。战友问：如果有一天让你死的话，给你两把枪，一把AK47，一把M16，你选哪一个？
白晓保答：我选AK47。AK47的7.62口径比5.56大，死得痛快；再者，AK47子弹打中人体留下的是贯穿伤，M16是大面积的炸伤，太残忍。我希望我死的时候，最起码是一个完整的人。
玩笑的深处，是对死亡的恐惧。他们看过太多的死亡了：战友接连死去，每一个他们都会亲自火化。伊拉克是不允许火化的，他们在四下无人的荒漠里围出一个区域，把旁边警戒起来。搭一个铁架子，下面四个腿，人放在架子上，下面放一个接灰的盆，倒上将近10公升的汽油，其间还得加几次木柴。
白日里荒漠的温度超过50度，地表温度高达六七十度，火就那么烧着，让人感觉脸快要被烤熟。整个火化需要三个半到四个小时，他们全都跪在旁边，看着尸体一点一点烧成灰。白晓保这才知道，原来一个人最难烧的不是头骨，而是胃和臀部。
他们静默地看着，有时点三根烟放在旁边，有时每人扔一千美金到火里。这种时候，钱好像失去钱的意义。
第一次火化的战友是一个南非人。很幽默，经常跟大家开玩笑，他不太高，但很壮，光头黝黑发亮，其他人刮胡子的时候，他笑嘻嘻地把头凑上去让人当镜子用。他给大家说，他有一个妻子，两个孩子，他的孩子在当地经常受歧视，他原先是英国SAS特种兵成员，后来加入了这里，哪里赚钱他就去哪里。
他的孩子通过Facebook发来照片，他很高兴地展示给战友们看，他曾自豪地告诉白晓保，通过他的努力，他的爱人和孩子生活得很好，他很开心。
白晓保有一次撞见他哭，一个人蜷在战壕里，抽着烟，用手机翻看照片，眼泪直往下掉，白晓保没有上去打扰他，默默地走开了。他是被巷子里的简易爆炸装置炸死的，进巷战的时候，他挨着墙体前进，不小心踩到IED。
白晓保也哭过。看着战友烧成灰烬，谁都会本能地联想到自己。他最怕夜深人静，想到父母年纪大了，身体不好，想到自己不知道能不能活着回家。伊拉克的夜里很黑，四周寂静得出奇，他往车顶上一躺，两只眼睛直勾勾看着满天的星星。有时也会被战友撞见，最终往往成了两个人坐在一起哭。
他这样形容：“他啪地拍你一下，你吓一跳。然后你很生气，起来跟他打闹，然后你的手机掉下来，他看一眼你手机屏幕，就不闹了。突然静下来，他就拿着他那个眼神，那个眼神很要命，他就拿那个眼神看着你，然后你赶快把手机收起来装兜里，装作没事人一样，然后你吹着口哨，你就一个人坐在那儿，他一会儿就靠在你身边，给你点根烟，两个人就一起哭，没有任何语言。这感觉说不上来，很奇怪。”
那时候他是害怕的。他害怕自己不能活着回去。他想自己还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甚至会想到怎么教育孩子。但他更清楚的是，不能回去——“我就是为了赚钱，我在国内没有办法赚钱”。
2016年2月10号，白晓保通过多哈转机回国。他在多哈机场拍了一张照片，穿着蓝色的Adidas运动服，周围的人都穿着短袖，他却还穿着一件外套，显得怪异。他发了一条微博：“我不适应人群了，在伊拉克待了这么几年待傻了，难道我真的适合继续待在伊拉克的沙漠吗？”他很清楚，这次回国，他不会再回去了。
合约到期，他没再签下一年。带着一千多万存款回来了。从多哈到北京，白晓保觉得自己好像从原始社会进入了文明社会。放下行李，他去了东直门一家兰州牛肉面馆。一进门，他看到很多人在吃面，下意识地用阿拉伯语说了一句“老板我要碗面”，老板怔怔地看着他，问他是不是回民，旁边吃面的都停下来看着他。他尴尬又紧张，坐在凳子上手心冒汗。
面端上来，白晓保吃了一口。“我感觉我回来了，能吃上一口面，活着真的太奢侈了。”
准备回国的消息，白晓保只告诉了一个阿拉伯人——也只能告诉他，其他战友全都死了。2016年，伊拉克局势混乱。白晓保说，他所在的组织先后被清理。12个人的小队被打到只剩2人。他怕下一个就是他。
2015年休假回家时，他带着父母弟弟四处看房子，买了人生中第一套房子，“140.84平米。”白晓保脱口而出，每个数字都记得真切。他想有自己的家庭，有车子，有房子。“但前提是，我的父母被我安顿好了，我的弟弟被我安顿好了，我没有责任了。”
弟弟白晓伟并不想他承担太多，在他看来，哥哥把过多的责任揽在肩上，超出了理应的范围，“其实我也是成年人了”，弟弟说，在哥哥“争强好胜”的性格面前，他也不得不做一些妥协，例如留在西安照顾父母。
回来这些年，白晓保跟以前是完全相反的两个人了。现在他最怕与人起冲突，虽然不信教，他还是去寺庙请了佛，挂在胸前，佛像身体里刻着经文，对准光的方向能透过玉体看到，金灿灿。他用这个提醒自己要善意，不要冲动。
他的创业合伙人茅姐很早就听圈里提起过白晓保，“听说是个很厉害的人，打过仗”，她想象他应该是严肃的、不苟言笑的。结识后，她发现他酷爱唱悲情歌，很容易掉眼泪，她和另一个合伙人给他贴了三个标签：单纯、铁血柔情、情歌王子。
但他似乎不太适应回国后的生活。这里的一切都跟战场大不一样。一开始，他仍旧给老板当保镖，是一家教育公司的二股东，干了半年，公司融资上亿，老板把三分之二资产转移到美国，偷偷逃出国了。白晓保陪同老板到澳门，以为是寻常出行，送到澳门机场，老板说：跟我去加拿大吧，不回来了。白晓保才知道老板犯了事，跑路了。
后来他还投资开过一家餐厅，跟两个合伙人一起干，投入二百多万，店开起来，谁也不会管理，全赔了。坑踩了一个又一个，他最终还是干回老本行——开了自己的安保公司。
在上海一座写字楼租下的办公区里，他的办公室有以前父母在老家租的房子那么大，摆着新置办的红色木质家具，整套茶具，全自动的垃圾桶，一切都是新的，时髦的。桌上放一本练字的临摹帖。
“你理解不了我现在花钱的心态，”他解释，由于创业，他必须装扮得跟“那个层次”的人一样，才能融入进去。但他的胃还是从前那个胃，吃不惯山珍海味，最爱的还是肯德基麦当劳的可乐汉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