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视觉中心首席摄影记者肖翊|摄
从10年前开始，携程网（CTRP）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局主席梁建章就开始为国家全面放开二胎而呼吁。如今除了成功的企业家以外，他更愿意被看作是人口学者。
梁建章没有看过那部以天才少年为题材的电影《少年班》，但他的学生时代就如电影中的人物一样启航得很早。他曾就读于复旦大学第一届少年班，13岁时以“电脑小诗人”闻名，在20岁的时候就获得乔治亚理工大学的计算机硕士学位。
之后的故事很多人耳熟能详，在硅谷工作多年之后，1999年梁建章回国与3位商业伙伴共同创建了“携程旅行网”。目前携程市值在全球OTA（在线旅游）排名第二，仅次于普利斯林（PCLN）。
2016年11月16日，携程宣布任命孙洁为首席执行官，梁建章再次退居“幕后”，专注于公司的创新、国际化、技术、投资和战略联盟，当然还有他钟爱的人口学研究。
2017年1月6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举办系列圆桌研讨会之“梁建章：人口，创新和城市规划”。CCG主任王辉耀为梁建章颁发了CCG副主席聘书。讲座开始前，梁建章接受了《中国经济周刊》记者的专访，畅谈携程的国际化发展以及其对人口学的思考。
>>从“归来”到再次“隐退”
2013年2月，梁建章回归携程担任携程董事会主席兼CEO。回归后的梁建章发起了向对手们的挑战。携程很快启动了成立12年以来的首次大规模低价促销。
2013年与2014年，中国在线旅游业深陷价格战、口水战的硝烟中，尤其到了2014年第四季度，携程再次亏损，这也标志着行业内几大巨头全面进入亏损状态。携程2014年四季度财报显示，携程首次单季度亏损3600万美元，而同一季度去哪儿亏损超过了1亿美元。
对于这段“暗无天日”的价格战历史，直到现在不少业内人士回想起来都仍然觉得“惊心动魄”。
后来的故事还是以老大携程的态度转换成为后来故事发展的关键。
2015年5月，携程宣布投入4亿美元以高额溢价战略投资艺龙，成为其最大股东。2015年10月携程又通过与百度的股权置换交易拥有了去哪儿45%的投票权。至此，轰轰烈烈的在线旅游价格补贴战告一段落。“老大”携程通过资本并购再次成为行业内无人撼动的第一。
如今，谈起当年在资本市场叱咤风云的并购和行业内流传着“感谢当年携程不杀之恩”的笑谈，梁建章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恶性竞争对行业不好，行业内比较健康的竞争还是寡头竞争，完全没有竞争企业也会自满，创新动力也会减弱。
2017年1月8日，在携程2016年年会上，梁建章表示，国际化将成为携程未来的重要目标。
过去一年，携程投资了美国的三大华人旅行社，还收购了欧洲领先的机票搜索网站Skycanner，同时，在出境游、国际机票和海外酒店等领域，也进行了全面布局。
“未来还要把携程推到全球各个有前景的地方，这些地方有的可以通过自己去做，有的是通过收购国际品牌加速全局化发展。”梁建章说。
新任CEO孙洁也表示：“希望在2018年之后的三年里，力争实现GMV2万亿的目标。”
2012年4月，梁建章与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出版了《中国人太多了吗》专著，从“中国会有多少亿人、人多耽误共富吗？日本经济的老年病、人口变迁与国力兴衰、全球化下的人口机遇以及中国人可以多生”等多个方面详解了他在人口学方面的思考。
在这本书里他希望向人们解答的问题是人口数量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作用。在斯坦福大学研究人力资源和国家竞争力的问题时，梁建章偶然发现中国的年轻人口正在迅速萎缩的现象，由此引发了他多年以来对中国人口问题和政策的兴趣。
对于未来中国人口的预测，梁建章表示，随着经济发展，培养高素质儿童的成本越来越高，女性受教育程度提高，这些都影响并导致生育率下降。借鉴与中国文化相近的其他东亚国家的经验可以发现，中国的生育率即使完全放开，生育率也不会超过1.8，而且在今后10年内将会下降到1.5的水平。
按照联合国2011年出版的人口预测报告，我国若保持生育率1.8左右的方案，100年后我国人口将降至9亿，若生育水平为不足1.5的低方案，我国人口将降至5亿，而届时，15岁以下年龄人口比例不足10%，65岁及以上人口超过40％。
如此剧烈的人口结构变化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如果人口降至5亿，那是不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人多地少以及很多民众包括一些社会精英所说的“人多影响经济发展、耽误共富”等这些问题就得以解决呢？
“常听人说，公共汽车都这么挤了，还嫌人不多吗？但是如果交通的需求足够多，就应该通过加大基础设施投入来解决，多开几条线路或早建地铁。世界上一些人口最密集的大城市，往往拥有最为便捷的公共交通。由于人口稀少，我想，夏威夷大岛的人们肯定羡慕正在建设环岛高铁的海南岛人。”梁建章举例。
>>“每个人都有一张天才的彩票”
梁建章通过研究发现，年轻人口的数量和质量对于一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经济活力至关重要。具体来说，年轻人适合创新创业，而目前的人口老龄化是阻碍创新创业乃至降低企业活力的主要因素。从宏观层面讲，也会导致经济政策保守化。
他以自己身边的朋友为例，创业的朋友一般都是30多岁，40岁是一个分水岭，超过40岁创业的朋友要少得多。根据GEM（全球创业观察）的研究报告，45岁以后的创业活动锐减。
邻国日本正深陷老龄化陷阱以及随之带来的“连续20年的经济萧条”。日本的创业和创新活动锐减，在新兴行业如信息技术和新能源方面都被美国和中国抛在后面。
“另外需要探讨的是人口数量和质量的关系，有人会说，创新人才是精英中的精英，研发人员和企业家在总人口中可能也不会超过5%，所以并不需要庞大的人口技术，只要集中资源多培养一些精英即可。”梁建章认为。
“实际上，没有人能够知道哪个小孩是下一个乔布斯，天分很大程度上是随机的。上帝可能给每个人都发了一张天才的彩票，而良好的教育相当于兑现彩票的能力，所以最后有多少天才冒出来，取决于有多大的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口规模。”梁建章说，未来，包括印度在内的几乎所有中等发达国家都有能力普及高等教育，所以实际上有多少天才，根本上取决于年轻人的规模，基数越大，天才就越多。
与此同时，人口基数对于中国培育世界级的大企业也有优势。
梁建章表示，在人均GDP达到10000美元时，企业的竞争实际上是人才的竞争。近几年，像华为、中兴这样的公司之所以能够在和思科这类跨国企业的竞争中快速发展，从很大程度上来看，就是利用了中国相对廉价的高科技人才。同样的成本，中国公司可以雇佣几倍于外国公司的研发人才，就有可能在某些高科技领域迅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迫于竞争的压力，跨国企业也开始把一些研发项目外包到中国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