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馆是中国传统文化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历史源远流长，在20世纪后半叶，却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动荡。以1976年为界，前后两个阶段的茶馆和公共生活的命运朝着截然不同的方向展现：1950年到1976年间，茶馆由繁荣走向衰落；但是在改革开放以后，茶馆再次恢复生机，蓬勃发展。这两个阶段茶馆和公共生活的不同发展方向，反映出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总体变化趋势。在改革开放前较长一段时期里的激进政策下，人们被迫退出公共空间，但在改革开放后，人们又迅速恢复了公共生活。本文主要讨论1977年至2000年间茶馆的复兴以及人们怎样利用茶馆开展丰富多彩的公共生活。
1978年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完全改变了社会主义中国之面貌，不仅是广泛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得到大解放，而且人们的日常生活也重新获得了自由。①政府允许甚至鼓励发展私营企业，②日渐宽松的政治、经济和公共生活环境，使得作为成都持久的文化象征的茶馆再次得以复兴。③从某种程度来说，茶馆的归来，可以被视为改革开放以后私营小商业蓬勃发展最具有代表性的标志。
本研究以成都为例，论述了当茶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时，被解放出来的人们怎样回到茶馆里享受公共生活。1949年以后消失的有些职业和谋生手段也迅速回归。许多人靠茶馆谋生，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回归的职业在谋生方式上并没有太多改变，男女服务员、算命先生、挖耳匠、擦鞋工等都在忙着各自的生意。从20世纪50年代初到70年代末，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退出公共场所，只有在私人空间里才有安全感，才能畅所欲言。改革开放政策创造了一个相对开放的政治环境，改善了公共生活。在茶馆里，各色各样的人们都能享受休闲，无论年龄、性别、职业或受教育程度如何，茶馆再次成为人们最重要的社交场所。④
本文提出，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不同的是，改革开放时期的茶馆不再是社会主义的宣传工具，当然，茶馆这种功能的丧失也是传统媒体（包括报纸、电视等），以及互联网出现的结果，而这些都是党和政府强有力的宣传工具。因此，茶馆在政治上变得微不足道，恢复了它们作为真正的休闲娱乐场所的作用，人们在公共空间得到了相对的自由。⑤人们可以公开谈论政治甚至批评政府。尽管国家仍然进行舆论引导，但比较有效的监管和惩罚违规者的范围集中于纸质、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对于公共空间的聊天和网络信息，由于规模大、散布广，且十分零散，政府监管还是有点力不从心。
政治上的宽松为公共空间的复兴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从20世纪70年代末茶馆开始了复兴及独特的商业发展之路。和过去一样，茶馆是一个城市的窗口，从中可以看到外部大世界的变化。因此，20世纪最后20年的茶馆生活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公共生活的复兴，它与日益发展的社会多元化和消费文化的勃兴交织在一起。虽然茶馆内外的日常生活和文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但茶馆的传统用途和特色却基本维持下来。
一、茶馆的复兴
从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中国的改革开放逐渐将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不再以追求个人利益为耻。一旦国家放松了对经济的束缚，人们就愿意承担风险，有信心去市场上去闯荡。此外，由于国家不再限制公共活动，人们越来越多地聚集在茶馆和类似场所，这促进了茶馆生活的恢复，刺激了消费文化的兴起。
1979年年底，成都有2318个家庭经营着“私营商业”，一年后上升到7242个，而到1982年，更增长到16659个。随着政府在1983年至1985年间实施了越来越宽松的鼓励私营商业发展的政策，任何符合最低要求的经营者都可以获得营业执照，很快就出现了“全民经商”的热潮。虽然这个词有点夸张，但的确反映了当时人们热衷“下海”的社会大趋势。到1985年年底，个体户的数量达到了123901家。虽然成都个体户的数量在1986年至1989年间增长速度有所放缓，但到1989年年底，成都已经有155675个个体户，占所有224225个企业中的69%。1989年年底，成都工商注册统计表例出了“服务业”的6项分类：即旅游、旅馆、理发、澡堂、洗衣店和照相馆，但是没有列出茶馆的单独统计数据。然而，在“饮食业”项目下，有5226家企业，雇员有43166名，笔者估计茶馆应该包括在其中。⑥
“茶馆，茶馆”，现在又颇有人为它呼吁起来。反动派是怕茶馆的。抗战时，在重庆的茶馆中，都用大字写在墙上，警告在茶馆中“摆龙门阵”的人“莫谈国事”。“四人帮”也是怕茶馆的。“四人帮”猖獗时，其他各地区的茶馆，都立即倒下去，闭起门来。⑧
成都茶馆的盛况，给改革开放后来华的外国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内藤利信在其关于成都的书中，生动地描述了茶馆，特别是公园里的茶馆和茶馆生活。在那里，人们不停地进进出出，喝闲茶、吃零食、聊八卦、议政治。内藤利信认为，在中国城市中，成都保留着相对传统的生活方式，茶馆的存在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⑩同样，京都大学教授竹内实说过：“我一直想去四川成都的茶馆。”后来竹内实有机会来到成都，当他去到青羊宫的茶馆时，尽管这间茶馆里有上百张茶桌，他却没能找到一个座位。后来他去了百花潭公园，在正门旁发现一家茶馆，所有的三十多张桌子都被占满了。据竹内实的观察，茶馆“看起来像是一个老年人的俱乐部”。他看到有一拨人，有男有女，把五六张桌子拼在一起，弄不清楚到底是随便在聊天，还是在开座谈会。在露天摆放的茶桌旁，还有其他两三拨客人在喝茶闲聊。由此，他的结论是，“也许，正因为成都人是如此地挚爱他们的茶馆，古朴的、传统意义上的茶馆，才不至于在中国绝迹”。11他相信，正是成都茶馆及其茶馆文化的这种固有的草根的特性，使它们能够持续地发展。
改革开放时期的茶馆在功能上与过去已经有所差异。传统的街角茶铺、茶楼、公园和寺庙中的茶园，都有着悠久的历史。但是，低档茶铺出现了一个转型，即变成了茶铺兼录像放映室，这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非常流行。茶馆可以为怀有各种各样目的，不同阶级、职业、爱好和年龄的人提供服务，满足社会各阶层群体的基本需要。
二、共同兴趣与社交
成都最著名的生产资料交易市场，应该是城北体育馆茶园的“周五茶会”，也就是“成都生产资料交易会”。该茶馆占地300平方米，茶会之日，挤满了来自成都、外县及各省的采购商和供应商。每逢茶会，茶馆内的墙上和房柱子之间，都挂满了报纸大小的白纸，上写着单位名称、物资规格，以及各种供求信息，有的还写上联系人名、标出价格。人们可以看各种物资的介绍，并坐下来商谈生意。企业花上几十元即可成为会员，仅1987年的头三个季度数百家企业便使得茶会的成交额超过2亿元。这个茶会维持了好多年。19
茶馆也是文人获取灵感的场所。一些著名作家成了茶馆的常客。大慈寺文博大茶园的服务员认识他们，也知道他们最喜欢的座位在哪里。23四川大学校园附近的“老屋”，大概有几十个茶馆和五六家酒吧，年轻作家和画家喜欢在那里聚会。这条街实际上叫培根路（源于英国作家罗素·培根），在几位专栏作家描写那里的茶馆生活之后，变得更有名了。在一些外地人看来，培根路似乎像是“真正的成都”，他们一直光顾这个地方，直至此地被夷为平地。24红星路上的南风茶楼，靠近四川日报社，很受记者们欢迎。成都大多数媒体都聚在这一带，这家茶楼一度成为记者们的聚会地，他们在这里写稿、休息、聊天、互通信息等。有些懒惰的记者，干脆不出去采访新闻，而是到南风茶楼，从其他记者那里拿到通稿。25大慈寺与主要新闻机构的关系也很密切，如《四川日报》《成都日报》《成都商报》《新闻晚报》等媒体的记者和编辑们，不仅在文博大茶园喝茶和交流信息，甚至在那里开编务会。举例来说，报纸副刊的编辑和记者每周都在文博大茶园见面，讨论工作。26
三、茶馆和公共娱乐
茶馆的复兴满足了城市许多的娱乐需求。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众娱乐得到极大的恢复。27悦来茶园是成都最古老的茶馆戏园，但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改名为锦江剧场，1984年扩建后，又恢复旧名悦来茶园，并增设宾馆、舞厅、商店、餐厅以及影院。川剧玩友协会每周五也来到这里排练。20世纪90年代，锦江剧院更名为成都市川剧艺术中心，集文化娱乐为一体，其中包括锦江剧场和悦来茶园等。经历了数次转型之后，悦来茶园已失去过去老茶馆的那种风味。茶馆底层是传统风格的装饰，大厅的四周挂着横竖大小不一的牌匾，有各种诗词、名句、对联等，大厅的中心是舞台，每周六下午都会上演川剧，热闹非凡；第二层是豪华高档包间，价格比第一层贵许多。悦来茶园重新装修后，布置讲究了许多，但茶价也上涨了，使得茶馆的一些老主顾特别是收入不多的退休老人望而却步，转向其他便宜的街角茶馆。28
说评书是茶馆里最普遍、最受欢迎的娱乐之一。一位说书人就像一位舞台上的演员，用流畅的语言、简洁的措辞、丰富的面部表情、戏剧性的故事情节等表演艺术来吸引观众。说书人经常在偏僻的街角茶铺中表演。他们一般至少能说五个情节复杂、跌宕起伏的古典故事；每天讲两个小时，有时一个故事要三个月才能讲完。几乎所有的评书故事都是以正义战胜邪恶而圆满结束。说书人坐在高脚椅上，讲四川方言，只用两种道具，即一把折扇，一块惊堂木。这二者都用于增强戏剧效果。例如，美女以折扇来代表，而暴君可通过惊堂木来展现。29
一位外国游客在描述他的成都之行时，说茶馆中“烟雾腾腾带有古老风味”，年长的观众抽着长烟管，喝着盖碗茶。老人们用长长的烟杆抽着烟，从盖碗里抿着浓茶，“发出一声声心领神会的叹息”。对这些故事，老一辈给他们讲过无数次，他们在茶馆里也反复听过，因此“几乎同说书人一样熟悉这个故事”，但仍然百听不厌。来听书的老人一般不富裕，多数为退休的人，孤寡老人也不少。据这位外国人观察，七十多位听众中除了两位老太太之外，其余的都是老头，平均年龄接近七十岁。“他们的一天很漫长，呆在狭小的屋子里无所事事。他们的主要娱乐就是同几个朋友坐在一起听书，喝两分钱一碗的茶。”有趣的是，说书人看起来只有三十几岁，表演时还穿着白天上班时的蓝色工作服。30由于缺乏年轻听众，说评书再也没有以前的辉煌业绩了。
茶馆也为民众的自发娱乐提供了场地，大慈寺的文博大茶园便是这样一个理想的场所，这里有大殿和三个庭院，仍然使用过去传统的木桌、竹椅、盖碗茶。大厅内阴凉，院内被树木覆盖。第一个大殿有一半挂着待出售的字画，另一半作茶馆。第二个大殿内，竹椅摆成行，而不是传统的绕桌摆。顾客几乎都是老人，大多数是妇女。一根柱子上悬挂着一面红布，上面写着“成都老年体协活动中心”。31
四、麻将引发的社会问题
五、进城谋生的人们
上述这些职业，在茶馆里存在已久。尽管这个城市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方面都已发生根本性变化，但茶馆仍然可以容纳许多人在其中谋生，并进一步展示出传统生活方式和地方文化的活力。尽管小贩重新出现在茶馆中，但这是一个不同的时代，一个不同的社会环境，茶馆服务的人群更广泛了，因此并不是所有的茶馆都接纳他们的服务，特别是中高档茶馆，那里的顾客更期望安静、隐私、不被打扰。但是，在露天和低端茶铺中，他们的服务依然很受欢迎。掺茶工人、算命师、挖耳匠、擦鞋女、理发匠，以及小贩都是茶馆和茶馆文化的一部分，继续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无从知晓在市场化和全球化的大潮中，他们的未来将会如何？
六、茶馆、茶馆文化与国家
当人们为公共生活而聚集在公共空间时，他们的言行受到公众的监督。一方面，在改革开放时期，政府并没有直接干预人民的公共生活；另一方面，媒体也履行建立“健康的娱乐”之使命，以提升城市的“正面”形象。从茶馆我们可以观察到普通民众的需求与精英政治和文化取向之间的分歧。尽管面临现代化、社会转型以及来自新的公共生活场所的竞争，茶馆的数量仍继续激增，这再次证明它能够适应新的政治和经济环境而持续发展。
并且，改革开放后，社会主义国家也从未完全置身于社会和文化生活之外，它仍然力图施加影响。所以，张鹂在研究“后社会主义”转型中的城市外来工时，提出人们认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国家的退出”和“市场与资本主义的胜利”，是一种错误的设想。67王瑾也持有相似的观念，指出在1989年之后，国家也积极参与到消费和经济文化之中。她试图去解释，“在1990年代，文化作为一种政治和经济资本的积累形式，是怎样被重新建构的”。她发现“后社会主义国家”（post-socialism）运用了不同的策略去维持它的影响力，“国家不仅参与到文化建设之中，也通过市场提高了其影响大众文化的能力，特别是在话语层面”。因此，“国家重新发现，它能够像运用新兴的科技到经济之中一样，也同时可以把其作为治国策略之一，这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富创造性的手段之一”。68
然而，笔者认为，在改革开放时期，国家只是找到了一种新的、更温和的方式来影响文化和娱乐。毫无疑问，新的消费文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丰富多彩，但缺少地方特色，显得更加平淡和同质化。于是，一种全国性的统一文化胜利了。当然，这种全国文化也许来自现代化和商业化以及国家的驱动。国家的城市发展政策促进了统一文化的形成，同时进一步削弱了地方文化生存的能力。虽然与毛泽东时代相比，国家对日常生活的影响要小得多，但是国家也并没有退出它的角色。毫无疑问，人们在公共生活中有更多使用公共空间的自由，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被张鹂称为“社会主义执政观念”——治国方略和治国方式的转变。王瑾也同样发现，国家参与了大众文化的创造。
改革开放为茶馆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有利环境。在民国时期，公会控制着茶馆的数量，而在改革开放时期，人们可以自由地开茶馆。因此，今天的顾客在参与公共生活方面有更多的选择。公共生活的回归和茶馆的繁荣促进了公共领域的发展。经济增长带来了中产阶级的崛起，中产阶级成为公共生活中的一股重要的新生力量。在改革开放时期，人们回到茶馆和其他公共场所自由地发表意见，讨论政治，进行社会活动。茶馆也成为各种社会团体、社会组织出于各种目的聚集的场所。茶馆通常被用来举办休闲和消遣以外的聚会，如“读书会”或“讨论小组”，人们在那里讨论书籍和参加各种主题的讲座，进一步传播新思想和新知识。事实上，许多公开讲座都是在茶馆里进行的，吸引了许多有着共同兴趣的人。
随着社会的现代化，日常生活的步伐也加快了。正如海勒（AgnesHeller）指出的，“任何生活节奏的变化，都必然会影响到日常生活，但每个人的日常生活并不一样，所以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被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74成都与中国其他大城市相比，生活节奏要慢很多。但是，像中国其他城市一样，成都不可避免地经历了快速发展的历程。受中国政治、经济、文化转型以及全球化的影响，茶馆、茶馆文化、公共领域在形式上和程度上，都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七、结论
到2000年，在成都的公共场所中，各种各样的娱乐休闲设施，诸如咖啡馆、酒吧、网吧、卡拉OK、私人俱乐部、舞厅、电影院、豪华酒店以及其他现代化的娱乐场所发展十分兴盛。此外，几乎所有的家庭都有一两台彩色电视机、低廉的光碟播放器以及盗版光碟，可观看各种节目。越来越多的家庭有了私人汽车，全家可以开车去郊游，去“农家乐”，甚至远途度假。难以置信的是，尽管成都人的休闲和娱乐有了非常多的选择，但是茶馆业非但没有因为它们的竞争而衰落，反而发展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几乎遍布城市的每一个角落。
没有人能预见到这样一种强劲的发展，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另外一种传统的公共空间像茶馆一样，在整个20世纪，历经政治、经济和文化的风风雨雨，不断受到精英和媒体的指责，却仍然保持着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如今，老茶馆、小茶馆与优雅而富丽堂皇的茶馆一起兴旺发达，而使用老式烟杆的退休人员和染头发、用iPad和智能手机的时髦年轻人则共享茶馆这个小小的社会空间。
在成都，咖啡、啤酒和其他饮料也变得时尚流行，但咖啡馆和酒吧无法取代茶馆，或是抢走茶馆的顾客。喝茶对于那些经济能力有限的人，特别是老年人，是再适合不过了，所以茶馆主要的顾客是中老年人。年轻人喜欢去西式的咖啡馆或酒吧，但是一些中高档的茶馆仍然能够吸引中青年人。75顾客在咖啡厅或酒吧和在茶馆里有着截然不同的体验。当代中国城市的咖啡馆和酒吧基本上是西式的，几乎没有中国传统元素，但茶馆是植根于中国的土壤。在咖啡馆或酒吧中，没有小贩、算命先生、挖耳匠或擦鞋匠等，因此与现代化的咖啡馆和酒吧相比，茶馆包含了更多的当地社会、经济与文化元素。而且，在茶馆中顾客只要花很少的钱，便可以呆上几个小时甚至一整天，加水而不必重新买一杯茶。在低档的街角茶馆，哪怕是陌生人之间也可以闲聊，这为普通人的公共生活提供了理想的空间。
事实上，改革开放给社会增加了多样性，茶馆对政治的影响也逐渐减少。这是中国政治、社会和经济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电视、报纸和互联网及时发布新闻，削弱了过去茶馆具有的信息传播的功能。而且，媒体往往充斥着政治和政治话题，茶馆却离政治越来越远。最后，随着越来越普遍地依赖社会服务，人们逐渐减少了家里的娱乐活动，而选择茶馆作为休闲和社会活动的场所。因此，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的现代化，并不影响茶馆作为一个受欢迎的公共空间的继续发展，并在中国城市的社会和公共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③对改革开放后中国茶馆的研究多为中文，主要是从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进行研究，吕卓红：《川西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生成和变迁》，中央民族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戴利朝：《茶馆观察：农村公共空间的复兴与基层社会整合》，载《社会》2005年第5期，第96—117页。
④关于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最系统的研究，P.Link，R.P.Madsen，andP.G.Pickowicz（eds.），PopularChina：UnofficialCultureinaGlobalizingSociety，Lanham：Rowman&LittlefieldPublishing，Inc.，2002。
⑤关于中国城市的公共娱乐场所的研究，L.Atkinson，“Funforthe’90s：EntertainmentJustMayBeChina’sNewestGrowthIndustry，”ChinaBusinessReview，Vol.21，No.5（Sept.1994），pp.16-22；L.Atkinson，“What’sEntertainment？NewCensorshipandConsolidationConcernsPlagueChina’sEntertainmentMarket，”ChinaBusinessReview，Vol.24，No.2（Mar.-Apr.1997），pp.38-40；A.L.Palmer，“MainlandChina：PublicSquaretoShoppingMallandtheNewEntertainmentFilm，”inAnneTereskaCiecko（ed.），ContemporaryAsianCinema：PopularCultureinaGlobalFrame，NewYork：BergPublishers，2006，pp.144-155；X.L.Zhang，“SeekingEffectivePublicSpace：ChineseMediaattheLocalLevel，”China：AnInternationalJournal，Vol.5，No.1（2007），pp.55-77。
⑥成都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编）：《成都市志·工商行政管理志》，成都：四川辞书出版社2000年版，第83—87、131—34页。
⑦张先德：《成都：近五十年的私人记忆》，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59页。
⑧顾执中：《闲话茶馆》，载《人民日报》1984年5月26日。
⑨顾执中：《闲话茶馆》。
⑩内藤利信：《成都：在蜀国的中国日常生活》（住んでみた成都：蜀の国に見る中国の日常生活），东京：塞尔马斯出版会1991年版，第203—204页。
11竹內实：《蜀国成都的茶馆》，载《竹內实文集》第9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237页。
12张先德：《成都：近五十年的私人记忆》，第54页。
13《商务早报》2000年5月19日。
14余瑶：《茶馆民俗与茶人生活：俗民视野中的成都茶馆》，上海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第25、95页。
15冰峰、强金武：《成都十八怪》，成都时代出版社2003年版，第220页。
16郝克强：《兴旺的成都棋园》，载《人民日报》1981年1月1日。
17戴善奎：《茶馆》，载《人民日报》1984年8月19日。
18余瑶：《茶馆民俗与茶人生活：俗民视野中的成都茶馆》，第33页。
19韩南征：《茶馆与茶会》，载王木林、韩南征等（编）：《巴蜀潮涌夔门开：四川改革见闻与思考》，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3—15页。
20何小竹：《成都茶馆：一市居民半茶客》，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年版。
21M.K.Whyte，“ChangesinMateChoiceinChengdu，”inD.DavisandE.Vogel（eds.），ChineseSocietyontheEveofTiananmen：TheImpactofReform，Cambridge，MA：CouncilonEastAsianStudies，HarvardUniversity，1990，pp.181-213.
22余瑶：《茶馆民俗与茶人生活：俗民视野中的成都茶馆》，第41页。
23吕卓红：《川西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生成和变迁》。
24西门媚：《培根路最后的秋天》，载西门媚：《结庐记》，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171—172页。
25何小竹：《成都茶馆：一市居民半茶客》，第31页。
26吕卓红：《川西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生成和变迁》，第66—67页。
27有许多关于改革开放后大众娱乐和休闲活动的研究。关于酒吧的研究，J.Farrer，“ShanghaiBars：PatchworkGlobalizationandFlexibleCosmopolitanisminReform-EraUrban-LeisureSpaces，”ChineseSociologyandAnthropology，Vol.42，No.2（Winter2009-2010），pp.22-38。关于卡拉OK的研究，AnthonyFung，“ConsumingKaraokeinChina：ModernitiesandCulturalContradiction，”ChineseSociologyandAnthropology，Vol.42，No.2（Jan.2009），pp.39-55。关于休闲政治的研究，J.Wang，“Introduction：ThePoliticsandProductionofScalesinChina：HowDoesGeographyMattertoStudiesofLocal，PopularCulture？”inJ.Wang（ed.），LocatingChina：Space，Place，andPopularCulture，London：Routledge，1995，pp.1-30。
28徐娟：《近五十年成都老式茶馆的变迁》，手稿。
29曾智中、尤德彦（编）：《文化人视野中的老成都》，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391—393页。
30曾智中、尤德彦（编）：《文化人视野中的老成都》，第391—393页。
31笔者在成都大慈寺文博大茶园的考察，2000年7月5日。
32张先德：《成都：近五十年的私人记忆》，第195、196页。
33红绸舞也是从革命年代传下来的一种红色文化。关于革命舞蹈的研究，Chang-taiHung，“TheDanceofRevolution：YanggeinBeijingintheEarly1950s，”ChinaQuarterly，No.181（2005），pp.82-99。
34笔者在成都大慈寺文博大茶园的考察，2000年7月5日。
35西方学界有很多关于改革开放后中国女性的研究。关于文学作品中的妇女的研究，C.Z.He，“WomenandtheSearchforModernity：RethinkingModernChineseDrama，”ModernLanguageQuarterly，Vol.69，No.1（Mar.2008），pp.45-60；S.L.Wei，“TheEncodingofFemaleSubjectivity：FourFilmsbyChina’sFifth-GenerationWomenDirectors，”inLingzhenWang（ed.），ChineseWomen’sCinema：TransnationalContexts，NewYork：ColumbiaUniversityPress，2011，pp.173-90。关于妇女在经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的研究，Y.L.Ding，“EconomicActivitiesandtheConstructionofGenderStatusamongtheXunpuWomeninFujian，”inChee-BengTan（ed.），SouthernFujian：ReproductionofTraditionsinPost-MaoChina，HongKong：ChineseUniversityPress，2006，pp.163-183。关于妇女参政的研究，Q.S.Wang，“TheHistoryandCurrentStatusofChineseWomen’sParticipationinPolitics，”inJ.Tao，B.J.Zheng，andS.L.Mow（eds.），HoldingupHalftheSky：ChineseWomenPast，Present，andFuture，NewYork：FeministPressattheCityUniversityofNewYork，2004，pp.92-106。
37胡君、李镭：《麻将节日逞威：孕妇顺产，老者丧生》，载《天府早报》2000年3月12日。
38DiWang，TheTeahouse：SmallBusiness，EverydayCulture，andPublicPoliticsinChengdu，1900-1950，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8，Chapter4.
39王云龙：《成都整治“麻将一条街”》，载《华西都市报》2001年4月9日。
40査毅：《四川：干部违规打麻将，“刹”》，载《西部开发报》2003年5月15日。
41笔者在成都欧罗巴度假村对一些茶客的采访，2000年7月16日。
42陈娟、向青青：《看人打麻将一时放“错”手，惹火女麻客老公》，载《商务早报》2000年3月22日。
43童敏、潘国义：《病人等得急，医生护士忙着打麻将》，载《商务早报》2000年2月28日。
44王正荣：《“反麻女”向居委会索赔1.3万，首例“麻将官司”下月开庭》，载《四川青年报》2000年10月27日。
45胡君、李镭：《麻将节日逞威：孕妇顺产，老者丧生》。
47罗伟、陈娟：《成都首次判决麻将赌博案》，载《商务早报》2000年12月7日。
48《成都市人大代表纷纷建议政府明令禁止街头麻将》，载《天府早报》2000年2月24日。
49《成都府南河畔禁打麻将》，中国新闻社，转引自新浪网。
50肖龙联：《成都：麻将官司难解难分》，载《法治日报》2000年12月6日。
52査毅：《四川：干部违规打麻将，“刹”》。
53几乎没有关于中国男女招待的研究，十多年前，笔者发表了一篇关于“茶博士”的英文论文，DiWang，“‘MastersofTea’：TeahouseWorkers，WorkplaceCulture，andGenderConflictinWartimeChengdu，”Twentieth-CenturyChina，No.2（2004），pp.89-136。
54见《蓉城周报》1992年2月11日，转引自杨忠义：《成都茶馆》，载《农业考古》1992年第4期，第116页。
55关于改革时期女性进行的经济活动的研究，ShirinRai，“MarketEconomyandGenderPerceptioninPost-MaoChina，”ChinaReport，Vol.24，No.4（1988），pp.463-467；BeverleyHooper，“Women，ConsumerismandtheStateinPost-MaoChina，”AsianStudiesReview，Vol.17，Iss.3（1994），pp.73-83；BerverleyHooper，“‘FlowerVaseandHousewife’：WomenandConsumerisminPost-MaoChina，”inS.KrishnaandM.Stivens（eds.），GenderandPowerinAffluentAsia，London：Routledge，1998，pp.167-193；K.A.LoscoccoandE.B.Christine，“GenderandJobSatisfactioninUrbanChina：TheEarlyPost-MaoPeriod，”SocialScienceQuarterly，Vol.79，No.1（1998），pp.91-109。
56笔者在成都会展中心顺兴老茶馆的考察，2000年7月22日。
57吕卓红：《川西茶馆：作为公共空间的生成和变迁》，第65—66页。
58关于算命的研究，R.J.Smith，Fortune-tellersandPhilosophers：DivinationinTraditionalChineseSociety，Boulder，CO：Westview，1991。
59笔者在成都会展中心顺兴老茶馆的考察，2000年7月22日。
60笔者在成都人民公园鹤鸣茶社的考察，2003年6月28日。
61《算命大师搞掂成都老板》，载《商务早报》2000年6月12日。
62R.J.Smith，Fortune-tellersandPhilosophers：DivinationinTraditionalChineseSociety，p.9.
63笔者在成都会展中心顺兴老茶馆的考察，2000年7月22日。
64西方有很多关于中国农民工的研究。关于中国农民工家庭生活的研究，M.K.Whyte，“AdaptationofRuralFamilyPatternstoUrbanLifeinChengdu，”inGregGuldinandAidanSouthall（eds.），UrbanAnthropologyinChina，Leiden：Brill，1993，pp.358-380。关于中国农民工城市经历的研究，A.Chan，“TheCultureofSurvival：LivesofMigrantWorkersthroughthePrismofPrivateLetters，”inP.Link，Perry，R.P.Madsen，andP.G.Pickowicz（eds.），PopularChina：UnofficialCultureinaGlobalizingSociety，Lanham：Rowman&LittlefieldPublishing，Inc.2002，pp.163-188。
65笔者在成都石人南路清芳茶园的考察，2000年7月13日。
66笔者在成都人民公园鹤鸣茶社的考察，2003年6月28日。
67LiZhang（张鹂），StrangersintheCity：ReconfigurationsofSpace，Power，andSocialNetworksWithinChina’sFloatingPopulation，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1，pp.5-11.
68JingWang（王瑾），“CultureasLeisureandCultureasCapital，”Positions：EastAsiaCulturesCritique，Vol.9，No.1（2001），p.71.
70DiWang，StreetCultureinChengdu：PublicSpace，UrbanCommoners，andLocalPolitics，1870-1930，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3，Chapters6，7.
71DiWang，TheTeahouse：SmallBusiness，EverydayCulture，andPublicPoliticsinChengdu，1900-1950，pp.254-255.
72R.Kraus，“PublicMonumentsandPrivatePleasuresintheParksofNanjing：ATangointheRuinsoftheMingEmperor’sPalace，”inDeborahDavis（ed.），TheConsumerRevolutioninUrbanChina，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2000，pp.288-290.
73DorothyJ.Solinger，ContestingCitizenshipinUrbanChina：PeasantMigrants，theState，andtheLogicoftheMarket，Berkeley：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9，pp.284-286.
74A.Heller，EverydayLife，translatedbyG.L.Campbell，London：Routledge&KeganPaul，1984，p.244.
75包亚明等人生动地描写了上海的酒吧和酒吧生活，包亚明、王宏图、朱生坚：《上海酒吧：空间、消费与想象》，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诗人翟永明也写过一本关于现代成都的酒吧与酒吧文化的书，翟永明：《白夜谭》，广州：花城出版社200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