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朋友熊三木，一个不买房主义者，唯一一套自购的房屋是在武康大楼，他将其装修成一间巨大的书房，就像一种纯粹的收藏品，一件自我馈赠的礼物，专门用来阅读和会客，其中煌煌然大约收藏了一万来册书籍，每次去那间私人图书馆，他都会如数家珍地介绍那些外文善本，极厚的艺术书籍，都是从哪些偏僻的书店里淘来的，言辞里洋溢着孩子般的欣喜，映得魔都这个网红地标里外透亮，也令我艳羡不已。
我当然不会问“这些书你都读过吗”，或者“买这么多书你读得完吗”。这些都是煞风景的话，没有人能读完自己所有的藏书，购买书籍的动作最重要目的不是阅读，而是将它们当作一种特殊的建筑材料，构筑起躲避尘世的一间避难所。如果引用本雅明的说法，纸质书籍收藏家的目的，不在于消费，而在于拯救。“他们将一本书从‘有用之物’的苦差中拯救出来”，让其不作为信息载体，而作为“物”的身世、渊源、手工、时代，在传承有序的占有人手里结晶为“一部百科全书”。也就是说，假如说消费一本书是某种阅读的话，那么占有其本身，包括装帧、设计、印刷、字体，就是收藏家的行为，或者说“无用之用”，才是收藏家的风格。
然而，当我走出这间天堂似的小型图书馆时，喧嚣的淮海路和武康路的路口，却让我有了一种新的担忧。世界已经变了，这些纸质书籍最终会流落何方，公共图书馆，旧书摊还是废品站，在蜂涌路口的自拍者人群中显得无足轻重。十多年前我是不会考虑的这类问题的，那时候我们就像熊三木，沉醉于燕子筑巢似的购书运动，人到半百，才会考虑它们的归宿。
很多人以为，捐掉不行吗？我原来也是这么想的，但事实上，几乎很难有图书馆愿意接收。前一阵有一对台湾暨南大学的教师夫妇，毕生收藏的四五万册中西文书籍，大多集中在历史领域，欲捐赠却无人愿收；更早的时候，有条新闻说，上海有个生前嗜书如命的老人，一辈子购书无数，塞了满满一大屋子，但后来子女却按照废旧商品处理；我因此也想起二十年前我住的地方，对门有一对老夫妇，不算有钱人，但一辈子都爱书买书，家里同样汗牛充栋——如今我已搬离那里，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世，不知道最终这些书最终会被他们的子女如何处理，是否会卖到废品站。
就像台湾暨南大学的老夫妇，伍德希望某家图书馆能够完整地接纳他们的藏书，在某种意义上，他甚至期望最好能够原封不动地保持其原貌，以便后人在阅读中体会前人的品味和价值观，但伍德很快就和台湾老夫妇一样，发现“其实没人真正想要成百上千册的旧书，发往本地大学的电子邮件都没有得到回复。”当然，也有回复的，有一家大学图书馆遭了火灾，需要补充书籍，但是只需要近几年出版的新书，而他岳父的藏书显然不合格。其他的回复都来自各种旧书商，他们都是瓜分主义者，只挑自己看中的书籍下手，虽然他们饕餮之后的餍足表情，多少令伍德感到欣慰，但毕竟岳父的“乌托邦”已经被这些强盗“千刀万剐”了。
也许取代古登堡技术，是数字化浪潮的必然趋势，但是具体到电子书的收藏，则全然不同，因为本质上那是在消费某种信息，某种资讯，某种由字符构成的意义，收藏电子书不算真正的收藏。青年历史学者张明扬曾在朋友圈里发问，他总是要引用不同的历史著作，但是变为电子版以后，字体的大小直接关系到引文的代码，“我应该通过那种方式确认引述的页码呢？”这个灵魂发问，在朋友圈里迟迟没有回应。是的，电子书缺乏物质的深度和强度，身体和重量，用韩炳哲的话说，“（电子书）没有深入现实的当下，而是从信息的表层掠过，不足以抵挡生活的重量。”
离开武康大楼之前，我问三木，这么多书，你今后打算怎么处理？他的回答代表了嗜书如命者共同的愿望，那就是在自己叶落归根的地方，建一所图书馆，将所有的藏书全都收拢在一起，陪伴自己一同老去。这可真是个浪漫的主意，就像汪峰那首歌所唱的，请将我埋在这里，埋在春风里。是的，当人去世以后，一切不必萦怀，因为你已历经了一切，经受了一切，而你留下的痕迹，最终也要消亡——“不朽”其实是一种人类共同创造的神话，在各自生命中的每个瞬间，我们每个人都已死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