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的腊月，淮北大平原一望无际的苍凉和凄冷。每隔三四里路会有一个村庄。村庄里全是低矮的土墙、草顶的小房子。家家户户几乎都没有院子，仅有几户人家象征性的用树枝围起一部分栅栏。
年关将近，时值深冬，村子里稀稀拉拉的几棵树木早已落光了叶子，在寒风的吹动下摇晃着枝条，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一些高处的树杈里，偶尔看见有乌鸦用小树枝做的窝，任树枝怎么摇晃都不会掉下来。
天快就亮的时候，婶子看到我们母子平安，才要回家。父亲把婶子送出门外。外面是白茫茫的大雪，院子里的梅花长出了金黄色的花骨朵，在大雪的覆盖下，显得特别的晶莹剔透，超凡脱俗。父亲转过身，若有所思地走过去，站在腊梅树旁边，不说话看了好久。
父亲进屋，就看见刚才还高兴的妈妈突然不高兴了，便问：”咋啦？”
妈妈难过的说：“今年好几家生的都是男孩儿，我却给你生了个女孩儿······”
爸爸说：“在我这里，男孩儿女孩儿都一样，说不定我闺女将来比人家儿子都有本事呢。我经常南跑北奔的，在南乡里看人家女孩子和男孩子一样上大学、当大官儿，写写算算的都行。将来，我也要把我闺女培养得像人家南乡的孩子一样。现在是新中国啦，和旧社会不一样，现在男女平等。女孩子也可以考大学，也可以当官儿。我也要把我闺女培养成大学生。”。母亲听了，脸上瞬间露出了笑容，紧紧地把我搂在怀里，轻轻的亲吻了一下我的额头。
我们家穷的连尿布都没有。我把左边尿湿了，母亲就让我睡在她右边。她自己睡在左边尿湿的地方；我把右边尿湿了，母亲就把我放在她刚刚暖干的左边，自己又睡在我尿湿的右边。如果两边都尿湿了都不干，母亲就让把我趴在她的肚子上睡，母亲睡在尿窝里暖干尿湿的地方······
我爷爷奶奶去世的早。父亲嫌生产队里的挣得公分少，不够吃的，便经常出去跑个小生意。妈妈一个人带着我在家，过着吃不饱穿不暖的日子，她天天不停的念叨着盼望我快点长大......
在我会走路的时候，母亲又生了弟弟和妹妹。父亲还是一直跑小生意。生产队干部不允许父亲外出，父亲就找各种理由往外跑。然后等挣了钱回来，就买了“洋烟”给队长送去。那时候的队长都是抽自己卷的大烟卷的，他收了父亲的“洋烟”，等下次父亲再外出，队长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时还帮着在群众那里打打掩护。
父亲每次外出做生意回来都差不多是在半夜到家。他总是在昏黄的灯光下把我和弟弟妹妹逗醒。便拿出他给我们买来的玩具给我们看，父亲的脸上便会洋溢着无限希望的笑容。
父亲每次从外地收购回来的物品，每天都要拿到我们当地的集市上去卖。所以每天白天都要赶集，晚上就要整理第二天要拿到集市上去卖的东西。比如棉花，收购时人家会掺杂质，得把杂质筛去再买。要用方形的筛子两个人一起抬着推来推去的筛。父亲母亲两个人常常一干就是半夜。棉花有时需要脱掉籽儿后卖棉絮。棉籽儿便可以榨油后分别卖棉花油和棉饼。棉花油要放碱面大火熬制、提炼后人才能食用。棉饼用来喂牛。猪不吃棉饼，因为有棉絮，猪消化不了。
母亲一个人在家里带我们姐弟仨。我从小就很能干，性格也像父亲，耿直、豁达。人送外号“二小子”。四岁多就能帮妈妈带弟弟妹妹了。父亲经常外出，母亲每天都要到生产队里干活儿。弟弟妹妹都小时，动不动需要睡觉。母亲还担心我们出去玩耍会掉河里淹死，所以没办法就只好在白天也把我们姐弟三人锁在家里。我们就经常睡觉。睡够了，弟弟妹妹会想出去玩儿，出不去就会恐惧的大哭。后来我长大点，就发现我们家的门缝很大，从门头大点的空隙里我可以爬上去翻门头出去。于是我让弟弟妹妹给我用力推住两扇门，我顺着门闩往上爬。我翻到外面去后，然后在蹬住锁链子慢慢下去。等我平安落地后，我便在外面安慰扒着门缝往外看的弟弟妹妹说：“别哭！我去地里找娘要钥匙。回来给你们开门。”弟弟妹妹看到了希望，都不再哭了，含着泪点头说：“嗯嗯”。我便飞快的往地里跑，给母亲要了钥匙再飞快的回家来开门，然后把弟弟妹妹放出来。带她们去地里找母亲。母亲在地里干活儿，我们就在地头儿玩儿泥巴或者石子儿。婶子大娘见了都夸我是个懂事又有本事的好孩子。妈妈总是偷偷露出骄傲的微笑。
父亲十分的疼爱我，他每次回到家里，第一个总是喊叫我的名字。
后来，我的一个当区长的远房舅舅送给爸爸一辆旧自行车，爸爸从此就不再拉木头架子车跑生意了。可以经常骑着自行车做生意了。父亲用柳树嫩条编制两个长方体的大柳编筐，放在自行车两边，可以装很多东西。比如小猪仔、红薯秧儿等可以换钱的商品都可以装。闲来无事的时候，父亲就把后边的柳编筐卸掉，骑着自行车带我到镇上去买好吃的。
那时候我们能买得起是糖糕和白面馍。糖糕是用小麦面包裹一点白糖团成团后放在油锅里炸熟的一种我们的地方小吃。街上唯一一家炸糖糕的是一个姓任的四十多岁的男人。他腿有点瘸，大家都偷偷的叫他任瘸子。任瘸子的糖糕特别的松软，特别的好吃，爸爸妈妈在家里模仿多次都炸不出他的口感和松软。所以爸爸一有钱就带我去吃任瘸子的糖糕和白面馍馍。现在想起来，那时候的糖糕和白馍就等于现在孩子们吃的肯德基了。
80年代末90年代初，那个时候经常有人在农闲的时候下乡去放电影，村儿里放电影，爸爸就带着我看电影，有时候会到别的村子里去放，爸爸也带我去看。半夜三更的用自行车推着我，冬天给我用他唯一的一件半大棉袄包裹着我。
爸爸的自行车儿，前面用木板做一个小板凳带我去看电影。有一次，爸爸带我到很远的孙庄儿去看《火焰山》，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十一点多了。爸爸用他的半大棉袄，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妈妈在家里带弟弟妹妹，不知道为什么生气不给我们开门，爸爸怎么叫妈妈也不给开门，爸爸就在外面，说：“我们俩好可怜，就在外面冻着吧！”后来爸爸用哀求的语气喊着妈妈的名字，央求她开门。好一阵子，妈妈可能是怕冻着我吧才把门打开。也可能是妈妈去不了，觉得委屈心里生气吧。
我小时候也有人到村儿里去唱大鼓书，常常一连好几天晚上都在说着同一部戏曲“三侠五义”、“王莽赶刘秀”、“三国演义”等。那个时候，爸爸就带着我一起听，一听就到夜里十一点多，可我从来不困。每一次都是从开头听到尾。第二天说大鼓书的有村干部带着要到各个家里去兑粮食，有红薯片儿，或者是白面，或者是小麦都行，我记得大家都没有钱。
小时候还有到村里玩马戏的，常常有带着猴子的，有带着孩子的。记得有一次，一个孩子玩马戏的，大人把那个孩子的胳膊卸掉，卸掉之后，然后再给他装上。特别的残酷，玩马戏的小孩子一连能耍好多的跟头，那个时候我们也跟着学，那就是我们崇拜的偶像。我小时候能连续耍六七个跟头呢。每一次人家到我们那里兑换粮食的时候，爸爸总是多给人家，说：“这样好，让孩子们多长长见识”。还邀请人家明年还来，人家都总是感恩戴德的谢谢父亲。邻居家的王大娘，她总是不舍得把粮食给人家，人家都要满满的一缸子，他总是给人家半缸，她说“我没看我凭什么给你呀？”她每次总是说她没看，她也可能确实没看，但是偶尔我也见她去了。
我的童年有一群小伙伴。我常常和小伙伴小珍，英子、等经常玩挑兵游戏。挑兵游戏只要有六个人就可以玩，把这六个人分成两组。A组和B组。就是分成两个班，人平均分成两个队伍，一边把着一棵树算是老营地。谁先出兵谁先挑兵，要用石头剪子布来确定。我们经常是在冬天也跑得满头大汗。还有一种游戏叫跳脚，跳脚就是跳高。是需要四个人玩，就是两个人一班儿，两个人坐在地上，把脚一个一个的加高垒起来，如果跳脚的碰着脚了，就是输了，输了那就要换他们两个坐地上，让另外两个人跳，就这样反复的轮回，锻炼我们的跳高的能力。还有一种叫抓石子儿，石子儿有七个的，有八个的。一、二、三的这样的弄在一起抓。
对于我们农村的小孩子来说，每到过年，我们最喜欢就是看谁家娶媳妇嫁姑娘啦。那时，全村的孩子都去凑热闹。东家都会往人群里撒喜糖、撒花生，孩子们便争先恐后的弯下腰或趴着捡撒在地上的糖和花生。对于当时的孩子来说，是唯一可以吃到零食的机会。所以，如果听到谁家有喜事，孩子们就像马蜂一样嗡的一下子都跑到人家家里围着看热闹。我从小就不太喜欢蹲地上捡那些零食，有时捡到了也是拿回家给弟弟妹妹吃。可我是最爱凑热闹的，常常挤到新娘的床前看新娘穿新娘衣服、化妆等整个的一套程序。她们总是里三层外三层的穿好多衣服，扎很多红腰绳儿。因为农村当时有非常不礼貌的闹洞房的风俗，所以怕被拽掉了裤子，红裤腰绳儿要系得紧紧的。新媳妇的压腰钱也要放在最里面的口袋里再用针缝上。防止人家闹洞房时别把钱弄掉了。新媳妇下轿要拜堂，通常叫拜天地。穷人家只是在院子里摆一张八仙桌子，桌子上再放一个香篓子插上香，香篓子四周围上红布。要求新娘下轿要闭着眼，不能睁眼。还要有两个不同辈儿的人搀着。要和新郎拜天地之后入洞房。入洞房后大家就开始闹洞房，三天不分老少，会有村里闹的欢的人闹出好多笑话来。那时小小的我，很讨厌闹洞房的人，感觉他们非常的不礼貌。
小时候，我最喜欢干的事儿就是“扳鱼”特别有趣。一年四季都可以扳。找来一个空罐头瓶子，瓶口栓上一条长长的绳儿。空瓶子里放上鱼食，灌满水，再丢到河里。绳子的另一端用木棍插在河岸边上的泥土里。然后就去和小伙伴们玩抓石子去了，过一会儿再过来拉投放到河里的罐头瓶绳子。通常，我们几个都是约好，大家一起投放，一起拉瓶子。免得惊跑了进入彼此罐头瓶子里的鱼儿。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时拉绳子的时刻。记得每次都有收获和惊喜。只是鱼儿小点儿。最大的也不过三四厘米。捉回去放到洗脸盆里养着，有时候会被夜猫给偷吃了。
小时候的月亮特别的亮，特别圆。
我非常的调皮，那时的冬天特别冷。每到十一月近，就会下大雪。茅屋檐下都会挂起来参差不齐的冰凌茬。我和小伙伴们都会一起打雪仗、扔雪球。虽然大家都穿的破旧又单薄，但也没有谁会觉得冷。夏天，我和小伙伴们会玩爬树比赛。看谁爬的又快又高。有一次，和我比赛的小伙伴刚爬到树的枝杈处，她伸手抓住的树杈断了，她摔了下来。摔的好半天好半天才缓过气来。
我经常一个人爬树摘榆钱叶儿。现在想来有点后怕。我们家有一棵老榆树长在河边上。河有两丈多深，树高三丈多。加起来就是五丈多高。我腰里拴着很长很长的绳子，绳子的一头拴着竹筐。等我爬到大树叉站稳后，再把竹筐拉上来。一把一把的捋榆钱。榆钱下面条，黏糊糊的，在当时对我来说，就是超级美味。
“哎呦我的乖乖唻！谁把你捞上来的？”。母亲惊恐的问。
“我自己爬上来的。”。
“是哪口井？”
“大营子家园子里有一口大井。我只顾得昂着头看树上的蝉翼了，不想倒退着扑通就掉进井里了”
听完我的叙述，母亲后怕的说：“我的乖乖哟，你可真是命大！你就是淹死那里我也想不起来去那里找啊？”
母亲赶紧停止做饭，把我拉到我家的水缸前用葫芦开的水瓢舀水给我冲洗头发和身上。第二天，母亲带我去那口井边儿“叫魂儿”，还给井王爷烧了火纸。说感谢井王爷对我的救命之恩。“叫魂儿”是我们老家的一个习俗。那天妈妈拉着大扫帚，扫帚上系一根红绳儿。妈妈怀里抱着火纸，一边烧纸一边感谢井王爷。往家走的时候，就一边喊叫着“腊梅回来...腊梅回来....腊梅回来...“。妈妈连续七天带着我去叫魂儿。
过年的时候，爸爸妈妈和邻居们都会去距离家三里多路的一个庙里烧香赶庙会。妈妈都会穿着新衣服，带男式的火车头帽子。鞋都是自己做的，下雨的时候都会穿上胶鞋。胶鞋很薄非常的冻脚，有时鞋里就会垫上麦秆。过年的时候还要给长辈儿的去拜年，拜年就是到人家里去磕头，他们都会坐在桌子的两边接受我们的跪拜，然后再给我们抓一把花生。那个时候一到年初一，男士们就成群结队地叫着一大片去，到谁家去，给长辈的拜年要磕头，后来就不想磕头了，就说个客气话，坐一会儿，然后就又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是一种感情交流的模式。
我们赶庙会地方叫张楼，距离我们村有1.5公里。张楼那里有一个小庙，方圆几百里的老百姓都经常在逢年过节的时候去烧香。过年的时候烧香祈福，求得贵子。那里会唱大戏。所以每到寒假，我最快乐的事就是听大戏了。我们村有一个戏迷，按辈分，我叫她奶奶。她是一天三场，上午听，下午听，晚上听。爸爸经常去外地。妈妈在家照顾弟弟妹妹。我就经常跟着这个奶奶一起去听戏。
80年代末，那时华北平原上的冬天特别的冷，过年的时候。妈妈会给我做一件大棉袄，那时候家里条件相对好了许多。还有围巾，帽子，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又穿着大棉鞋跟邻居奶奶还有一群东西村的人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只要一开戏，我便聚精会神的，一动不动的。一直听到结尾儿。听戏的场面特别壮观。
戏台是露天的，戏曲中间时，会场里会有人出去上厕所，人群里就会引起一场大的混乱。夜场大戏会一直唱到夜里十点多。夜里回来的路上，黑乎乎哄哄嚷嚷的都是人，特别壮观。那时，人们依然沉浸在戏里的情节，欢喜不尽。路上七嘴八舌的还在谈论着戏里的故事。谁和谁怎么样啦等等。我和奶奶一句话不说，两只手抄起来，紧紧的跟着人群往家走。
庙会从初一持续到十五，平时听戏的多，可每到初一、十五，大人们都要到庙里烧香许愿、还愿。小孩子们便凑热闹买玩具。大人们还有的作法术求子。
求子的场面非常的壮观。求子有一个流程的。每年的正月初五、初十、十五时，当地的每个村里都有一群一群的人去庙里求子。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炷香。从家里放了炮出去，一路喊着给未来的孩子取好的名字，去到庙里，再烧香、放炮、磕头。嘴里还念念有词，求大神奶奶在三年之内送给他们一个男孩。还有乐队，挤得水泄不通，要三叩九拜磕头。他们就看庙上面有人家还愿的娃娃，就抱走一个回家。临时给塑料娃娃取个名字，一路上他们叫着，或者是叫“都来”、“或者是叫“回来”。”一路子喊着孩子的名字。到了家里，家里又像接新娘子一样的接着娃娃，然后放炮磕头，迎接着娃娃的到来，有奶奶或者是谁抱着娃娃。就当一个真孩子一样，接过来包好了，然后放到床上洒了水。当着小孩子尿水了。然后开始摆宴席，请这些去庙里替他求子的香客们吃饭。他们承诺三年之内如果喜得贵子，就会去庙里还愿。还愿的场景更加壮观。
如果三年之内喜得贵子，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家庭经济情况许下大愿。香塔一个、鞭炮一盘、贡鸡一只、油炸整鲤鱼一条，还有好几个配菜等等许多“贡菜”。有人用八仙桌子抬着去庙里还愿。还要让孩子的舅舅驮着披红挂彩的孩子也一起去。还有扛着一杆用活的小柏树或者活的带着鲜叶子的竹竿做的大旗杆。大旗杆的上面有红色和绿色纸做的花朵和红色纸做的三角小红旗。上面几朵花就代表进会还愿的人家有几个女儿，几只小红旗就代表这家有几个儿子。而且花朵儿和小红旗分上下顺序裹在旗杆上。代表女儿儿子谁大谁小。后面跟着一群亲戚朋友和邻居。有的两个人一起抬着香塔，有的抬着其他贡品。其余的每个人手里都拿着一把点着的香。香塔是用短香做成塔的模样，有五斤到百斤不等。贡鸡，是把公鸡杀死后趁身体还软的时候，把鸡翅膀从鸡胃部的杀的伤口里穿进去，再从嘴里交叉拉出来，把两只鸡腿蜷曲从鸡屁股后的开口里塞进鸡肚子里，然后用绳子固定后，放上大料在锅里使劲煮使鸡定型成“贡鸡”模样。
那时候人特别闲，赶会的人特别多。人们一看竹竿上有几朵花，几个小旗，就会七嘴八舌的说：“哎呀，两朵花，一杆旗，两个女孩儿，一个男孩儿。”如果看到花儿在上旗在下，就会又说：“先生了女儿又生了儿子”。一般情况下，花儿都在上面，就是因为没有儿子，才去庙里求送子娘娘的。后来慢慢的演变成了刚结婚的新婚夫妇，都开始去求子了。
70年代那个时候人特别野蛮，打架的特别多，每年都有打得头破血流得。把原来的塑料娃娃送到庙里去被称为热娃娃，有可能被下一个人抱走了，旗杆还要扛回来。以前那个时候有抢旗杆这一说，好多人都抢夺，旗杆弄到家里栽在院子里，也是闹着玩儿，但是，有的人家不愿意把旗杆给人家，就会发生矛盾，甚至打架。
小时候的庙会非常的壮观，方圆十几里，甚至20几里的人都来烧香，每年那个时候人主要的交通工具就是自行车和两条腿。骑自行车进到庙里边是进不去的，都会放在寺庙周围半里路左右的地方。每年庙会上当地的小麦在下雪的时候，麦子被人踩到雪里面的泥巴地里。他们村儿里的人都是在自家的地里拉一根绳，在制作好多竹牌子。给赶会的人存放自行车。存一辆自行车要两角钱。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烧香，我们要先把自行车存好，然后再快到里边的时候买了香，然后进去烧。烧了香回来的时候往往会买一些甘蔗、米花团子、花生之类。还要买些玩具，这似乎就是赶会的仪式。那时候的玩具都是一些可以吹响的玩具，硬塑料玩具，也挺贵的。还有的买一些花儿戴头上，还买灯笼。
正月十五时，我们都会买灯笼回去的。灯笼是一个竹子做的，四周糊上了纸，下面一个木牌，木牌上面儿定一个圆圆的底座，上面里面点了红蜡烛，然后小朋友们就怕有人逗他，说你看看你那你那灯笼底下是什么？小朋友们都会歪着看，一不小心灯笼就点着了。大孩子都会哄骗小孩子。“你看看你灯笼下面有鸡屎”。小孩子信以为真，就歪着头看灯笼的底部，这时灯笼就会着火。小孩子便哭起来。
英的娘真的喝了农药死了。
那时候家家户户的婆子和儿媳妇都吵架，不知道为什么，大概是因为愚昧无知吧。就是尊老爱幼做得特别的不好。小孩子总被父母打打过来打过去，不知道为什么，经常被父母追着打。大家都很浮躁，经常吵架可能就是因为大家都没有文化。那时候。村里的男男女女，98%的人都没有上过学，都不识字。他们村的生存本领都是被被一代一代传下来的。有一句话叫棍头出孝子，经常就是打孩子，把孩子打得服服帖帖的，孝敬自己的父母。但是我的爸爸妈妈却从来不大骂我们。邻村的小小珍啊，小英啊，还有很多男孩子经常被父母打得鬼哭狼嚎。都是因为没有文化，无知愚昧吧。
我的启蒙老师班主任姓田。据听说田老师也只有小学五年级的水平。但是，田老师是一直带一年级的语文。所以来报名的孩子的名字大都是他来取。我的名字是爸爸取的。那个时候上学，起名字要有一个大名，还有一个小名，腊梅是我的小名。去报名的时候，爸爸说我们没有大名和小名，就叫这个名字，就叫徐腊梅。就这样，我上学了。
田老师教我们语文，他是一个性格极其温和的男老师。花白的头发。三十来岁就花白的头发，脏兮兮的，笑眯眯的。我们那时候学习趴的桌子是用泥巴垒起来的，像条凳儿一样的长，叫泥巴台子。板凳是自己从家里搬来的。妈妈给我缝制了一个花格子书包，拿了两块钱的学费。然后发了一本语文，一本数学。田老师除了教我们识字、拼音，在闲暇的功夫大多数给我们讲故事，让我们背着小手做好了给我们讲故事。最能触动我灵魂的有三个故事，一个是讲做人要尊师的故事，一个是讲重情重义的故事，还有一讲一个讲孝道的故事，这三个故事奠定了我的人格底色。一个尊师重道的故事是说一个穷秀才考上了状元，宴请他所有的老师，正在宴席的高潮时刻，忽然间来了一个捡大粪的老头儿。挎着粪筐，拿着大粪掘头刨他的旗杆。手下人衙役赶紧问：“大胆，为什么要挖我们状元爷的大旗？”这个老头儿说，这最下面一节儿是我的。手下人赶紧去报告状元爷，状元爷赶紧出来一看，哎呀，是他的第一位启蒙老师。赶紧把他请上了上座。然后田老师说，将来你们一个个都考上大学，当了官儿，发了财，我就是你们旗杆下最下面一截儿，可不要忘了我哟！我们那群孩子都摇头说不会忘记你的田老师。
田老师还经常给我们讲农夫和蛇的故事，讲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讲王郎卧冰救母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奠定了我要做一个有人有情有义的人。
我上学的第一学期就得了全班第一名。给爸爸捧回来一张金灿灿的大奖状。爸爸妈妈高兴的合不拢嘴，见人就夸我。爸爸把奖状贴在堂屋的正墙上。要知道，我们村的男孩子还从来都没有人得奖状呢！以后，第二学期、第三学期、第四学期...我每学期都得奖状。很快贴满了后墙。而且，我每年都当大班长。我成了全村人都羡慕的孩子。父母骄傲的不得了。
在我的童年，除了勤劳、善良、刚正、无私的父亲和启蒙老师给我奠定了我的性格底色外，对我后期性格和人格都很有影响的是我的小学校长高老师。高老师学识很深，性格耿直。同学们都很喜欢他。我们学校旁边有一个砖窑厂。附近的村民几乎都去那里打工干活儿。那里很多工人都是高老师的学生。有一次，高老师家里需要几十块砖。他拉着架子车去窑厂买砖。装砖的是他的学生，出于对高老师的尊重，给高老师多装了五块砖。高老师立刻很生气的批评那个好心的学生说：“你老师是什么样的人你不知道吗？你这样做，是对我的侮辱！是我没有把你教好！赶紧的把砖给我拿下去！”。那个学生听了，脸羞的通红。只好又把砖从高老师的车子上取下来。买砖回来，高老师把这件事特别在班级上讲了。当时，我的眼里充满无比敬佩的目光。我的心里暗暗决定：我长大了，也要做父亲和高老师一样的正人君子。
都说父爱如山，我的父爱是山魂
那年麦穗将熟时，我九岁。初夏的雷声，追赶着乌，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向西。天空终于被吓哭了，哭的暴雨倾盆。我、弟弟和妹妹，都老老实实窝在家里
听只有小学三年级文化的爸爸，读《聊斋》，读《西游记》，读《岳飞传》，读《水浒》，读《三侠五义》……那时，爸爸读的都是繁体书，很多字他都不认识，大部分故事情节，都是他临时凭借自己的理解发挥和翻译的，妈妈常在一旁打趣他，俗话说：哄孩子玩！，你这真是顺嘴开河的哄孩子玩呀！爸爸总是笑笑，也不理她。自顾自一边用手沾着吐沫，一边翻书，一边磕磕巴巴的给我们讲读…不知不觉就到了中午，我们都饿了，妈妈看看还在埋头讲故事的爸爸说：
爸爸所说的“南庄”，是我们好几个村子才共有的一个有小诊所的村子，外面大雨倾盆，我趴在爸爸的背上，妈妈帮我们披上塑料薄膜，又用麻绳四周环绕
把我捆绑在爸爸宽厚的背上，爸爸赤着脚，深一脚浅一脚，一步一步的向诊所走去，打完针，诊所医生又帮爸爸把我捆好，爸爸背着我原路返回。那一幕，四十多年来，一直印在我的脑子里，它激励着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坚定不移的走着，哪怕，匍匐前进……
如今，爸爸老了……身体素质年年降低，可是，我在他的心里，却似乎还是那个小小的妞妞
只要我一回家，他就一直在厨房里给我做好吃的
2020年后，爸爸突然病的很重，住了十几天医院，我天天流泪，天天哭……我的一生，深受爸爸的影响
小学四年级就读了很多古文，爸爸性格像钢铁一样坚硬心，却像菩萨一样善良，标准的“柔情铁汉”
她说我像他，所以我是爸爸的希望。可如今
我感觉自己还未长大，而爸爸已经老去……我童年的父爱，定格在那个暴雨倾盆的初夏，定格在那个赤脚走泥泞的塑料薄膜里，那年麦穗将熟时，我九岁……
等到了第二年，我写春联就有了经验。这次没有出一点差错。裁纸、叠空格儿、选对联、写毛笔……都是我一人完成。父亲高兴极了。让我给他的架车子写上“日行千里，夜行八百”。那个春节，我记得父亲从未有过的开心。年三十那天，父亲贴完春联，摆好敬神灵的贡品。坐在堂屋的八仙桌前，一遍吃自己油炸的麻花，一边欣赏门上自己女儿写的春联。表情甚是得意。我在一旁看见了，也很开心。忽然，我看见父亲的脸瞬间阴沉下来。立刻显得很生气。但是父亲并没有用大声训斥我。而是很无奈的叹了口气。指着门上的春联对我说：“小敏，你看看你写的春联，是不是错了？”我急忙把目光移到贴春联的门上。说：“没有错啊？！”父亲念到：“一冬无雪天藏玉，三春无雨地生金。这冬天无雪，春天无雨，庄稼还不得都旱死？？”我一听，坏了！今年又错了。是“一冬无雪天藏玉，三春有雨地生金”......
那一年，整个冬天没有下雪。不知道谁编写了这幅对联。我感觉不错，就用了。没想到，把下联的一句“有”字写成了“无”字。整个对联的意思，一下子全变了。因为已经是大年三十的下午了。父亲就没有说把春联撕下来让我重写。只是，刚到了大年初二，父亲就把春联撕下来了。后来那一年，春天也没有下雨。庄稼大旱。父亲和妈妈在地里浇水抗旱，很不开心的对妈妈说：“看来咱闺女不是小白孩子儿啊！她写一冬不让下雪、一春也不让下雨。真的就没有下！就大旱了......”母亲笑着责怪父亲：“你还生气呢？你也不看看她才多大个孩子？？？......”
我的小学生活非常的贫瘠，没有一本课外书。邻桌的她哥哥是教师，给他买了，《作文》月刊。我几乎如饥似渴的读着，好多篇都是背会，摘抄。于是我的作文成绩很好。
就这样，我穷着、苦着、乐着，慢慢的，也越来越长大了。
后来，弟弟妹妹也都上了学，家里的负担特别重。本来人家种庄稼都是一季麦子，一季豆子，这样地就有闲下来的时候。爸爸为了不让地闲下来，中间有时候种西瓜，有时候种油菜，有时候栽棉花。这样就可以比别人多种一茬子，就多收入一些，供我们姐弟三个上学。但是这样爸爸妈妈就特别的忙，在很忙的时候，家里喂牛喂猪的事情就落在了我的身上
我常常在放学的时候，或者星期六星期天的时候。挎着筐和小伙伴们一起到地里拔草。我们就快着那种用柳条编的筐。筐有三个空。筐子的两个翅都装得满满的，塞得满满的。有时候拔不了这么多，也会做假。下面填上空的，用棍子撑起来，上面填上草，看起来自己弄得很多，拔的很多。回来的时候放到水里边洗干净，把洗干净的青草剁成四公分左右的小段儿。用来喂猪或者喂牛。喂牛的时候，给牛拌上料。喂猪的时候，直接掐一些放到猪圈里就可以了。看着他们吃得很香的样子，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
爸爸最喜欢种西瓜，一到暑假里，西瓜要看着，避免别人偷，爸爸就在地里搭一个上下两层的茅庵子。上面晚上睡人。白天可以观察整个瓜地的动态。有时候我把暑假作业带到地里去，一边看瓜一边写暑假作业。我还教弟弟妹妹读读书。晚上的时候爸爸回去吃晚饭，就把我放在地里，我特别害怕鬼，四周黑漆漆的。那个恐惧让我一生都难忘。
父亲也爱种花生。都是为了多卖钱。可是，那个时候，农民完全是靠天吃饭的。记得有一年发大水，花生泡在地里久久无法收成。最后我们全家就挽起裤腿赤脚下到地里的水窝里一趸一趸的拔花生。再后来花生都生了芽。花生芽又肥又胖。可以炒着吃。满地都是花生芽。父亲就告诉乡亲们说：“你们自己到我地里自己去刨啊…炒着吃，可好吃啦！”于是，我家地里瞬间去了好多人。她们自带着箩筐和小抓钩，每人都高兴地的边刨边有说有笑。直到到满载而归。
渐渐的，爸爸手里有了点积蓄，他就想挪到更宽敞的外宅子去住，我们家那时住的是四间房子叔叔住两间，我们家住两间。厨房是爸爸自己用高粱杆子围成的一间小屋。爸爸跟妈妈说，我们要搬到外面的宅子里面去，先盖两间小屋，以后有钱了再盖大瓦房。盖小屋要脱胚子。就是把压碎的麦秆掺和泥土，像和面一样，活活成泥土糊状，然后放到木板做成的方块模具里，砸平了然后把木板模具脱掉，脱成一块儿一块儿的泥胚子砖晒干，然后垒房子。下面垒上几层烧制的砖，防止被水泡。外面为了防止被雨水淋脱落，外面还要秆。房顶上面也是繕上一层一层的麦秸杆。
就是传说中的草房子。爸爸盖了两间，一个门儿一个窗户。外屋一张床，里屋一张床。
就这样，我们搬到了新的土房子里。盖完房子那年，我们家的生活特别的艰苦，爸爸只好又出去跑小生意了。妈妈也经常忙外面的事情。很多时候放学后回到家里，找不到妈妈。弟弟妹妹饿得哇哇直哭。有一次我说：“别哭，我给你做饭”。我看见盆里有有很多面，我就学着和面擀面条儿，妹妹烧锅。我把面和好了，可是面条怎么擀都擀不到一起。于是，我就一块儿一块儿的擀，再切成条儿下到锅里。黏糊糊的做一锅面条，我们姐弟三个吃的饱饱的。到了中午一点多的时候，妈妈才回来。妈妈疲惫地拉着布袋子回来了。妈妈说：“饿坏吧，孩子们，我打面去了，我这就做饭给你们。”我说：“我们吃过了。”妈妈惊奇的问：“你们吃的什么？”他们说:”姐姐做的面条儿。”妈妈又惊奇地问：“哪来的面？”我指着地上的陶盆说：“那盆里的豆面呀。”妈妈说：“我的乖儿啊，那是给牛准备的饲料啊”。所谓的饲料，就是用豆子炒熟了。打得粗粗的给牛拌草吃的，我居然把它擀成了面条。妈妈赶紧打开锅看看，说：“做的还挺好的。”妈妈也是饿坏了，然后看着锅里还有，妈妈也扒拉了两碗。这件事儿妈妈夸了我好多年好多年。
我们家雇了长工。
我们家是村里的第一家住大瓦房
父亲说干就干。他对老鬼舅说：“从今天起，我们俩抽空拉南地里河沟子里的土，把新宅基挨着垫个一米多高。”老鬼舅有点懒，他有点犯怵的笑了笑说：“乖乖，反正跟着你是不缺“累”！人家下雨都是往家里跑，你都是往外面跑。人家天黑都回屋子里睡觉，你都是去地里睡觉。哈哈….”父亲也大笑说：“咱地里有值钱的庄稼嘛！人家只种小麦和大豆，熟透了就立刻收回家了。不担心有人会偷他家的。我们就不一样了，我们地里，又有西瓜又有花生，天冷了又有白花花的棉花。一年四季有吃不完的蔬菜。我们当然得防着那些好吃懒做的人偷咱家的啦。哈哈…”
拉砖的时候还出了一个笑话。那时候拉砖都是用人力拉“架子车”装。一车可拉四百块砖。要两个人拉。或者一个人配一头毛驴。给我们送砖的车队是距离我们家十几里第地的砖厂。拉砖的队伍一大早装车出发，赶到我们家就已经是上午一点多了。又累又饿。妈妈总是早早的煮好一大锅红薯等着他们。在我家的院子里，有一个父亲挖的粪池子，用来沤农家肥的。就在拉砖的前一天，父亲刚刚清理干净，挑满水。那天一个给我们家送砖的十七八岁的大姑娘坐在我家粪池边儿上的一把椅子上正美美的边吃红薯边前后的摇晃椅子。只听扑通一声，椅子倒了，她一下子歪进粪池里。浑身顿时都湿透了。众人都惊慌失措的打捞她。母亲急忙找来她自己的旧衣服和鞋袜给她换上。老鬼舅见状，心疼的说：“哎哟！她这一车砖也不值你这一身衣服钱！”母亲说：“这大十月的天，冷着呐！不能让人家孩子冻病了吧？！”
我们家动工盖房子时，父亲请了当地最好的施工队伍。其实也就是一些会盖房子的农民。盖房子不仅需要砖，还需要两挂大梁。就是书上说的所谓的“栋梁”。父亲从小就爱种树，有一棵榆树的直径已经有150公分。堪可以大用了。父亲又从同村里好朋友那里借来一棵粗细差不多的榆树，两挂大樑。父亲说：“我要盖全村最好的房子。樑用大樑，砖用青砖。屋顶用一样粗细的檩条。檩条上排满竹子。竹子是我从南方拉回来的。最上面缮青瓦。”。盖房子的工头说：“老李，我看你做事非常讲究，你是我见过的最讲究的东家。我看你对孩子的学习抓的也紧。两个闺女你都让读书了。这在我们十里八村的不多见。看来你有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心。等房子完工时，我免费给你在房子前面的门头上给你画上龙和凤”。父亲高兴地哈哈大笑：“那…敢情好！那…敢情好！”攥住工头的手一个劲儿的晃。
很快。我们家的三间大瓦房建好了。门前的门头正两边，活生生的用水泥雕刻着一龙一凤。
男人们下细粉磨粉，女人们就搜红干儿。在一块木板上做，挖一个空，上面装上刀，一手拿着大红薯来回磨切。然后撒在地里等着晒干，晒两天再翻过来。再晒另外一面。等晒干了就捡回到家里放着，留着磨面或者熬稀饭。红薯面蒸的馍馍是黑膜膜。女人把粉渣包在布里边压成饼在地上晒干了喂猪。现在回想起来，日子虽苦，却红红火火的。
父亲热爱武术。从小就练就一身好武艺。父亲多练“八卦拳”。他从小把我当男孩子养。叫我学习武术。大洪拳、小洪拳我都会。记得那时，每到晚上，我们家经常有好多村里的孩子和我一起练习武术。我们白天上学，晚上习武。基本功就是耍跟头儿、蹲马步、倒爬墙……也练习轻功。就是腿上帮上沙袋，沿着装有满满沙子的大簸箩边儿上走。大簸箩的直径有一米多。走半个小时就从簸箩里抓一把沙子扔出来。走半个小时就从簸箩里抓一把沙子扔出来。走半个小时就从簸箩里抓一把沙子扔出来……父亲说：“什么时候簸箩里没有沙子了，你还能沿着簸箩边儿上走，那就解掉你腿上的沙袋，轻功就练成了。我是当时小伙伴里基本功最好的。能够连续耍七八个跟头儿。但是轻功，我一直没有练成功。父亲，好像也不会轻功。
父亲懂中医医术，他在他舅舅家学习的。经常给村里的病人免费找偏方。父亲还会针灸。经常谁家孩子不好好吃饭了，谁家的老人关节疼了，都会来找父亲针灸。所以我很小很小就见过银针。孩子不吃饭用银针扎手指头关节。老人腿疼就扎膝盖关节。有时候扎的流黄色的粘稠状液体。父亲说那就是病除了。
摸苍虫是我夏天的晚上每天必须干的活儿。一到下午放学的时候，我便爬到树上。折了许多两米多高的带树叶的杨树枝，然后把它插到割了麦子的空地里。空地里割了麦子之后种上大豆。那时候豆子刚出四五个叶子，插在那里，到晚上八点钟的时候，苍虫就开始出来叮在带树叶的杨树枝上面，嗡嗡嗡嗡地缀得满满的。我们便去摘了放到水盆里或者罐头瓶里，等着回家喂鸭子。我最喜欢看着鸭子吃苍虫了。狼吞虎咽的吃一通，把胃部撑的满满的歪在了一边，然后嘎嘎的叫着一歪一拽的便去了。
那时候我每天都晚上都去摸苍虫，和好多小伙伴儿一起。我们在插好杨树叶子每到八点苍虫出动时，便坐在一起聊天儿。听一个叔叔讲故事，叔叔都给我们讲鬼故事，把我们都吓跑了，他好一个人在那里摸苍虫。那时，苍穹也是大家必争的东西之一。
夏天必做的还有捉蝉。除了拿着手电筒到树林里去摸知了猴，我们捉蝉还有一种方法。晚上十点多用大灯笼捉带翅膀的老蝉。知了猴自己吃，捉的带翅膀的老蝉喂鸭子。爸爸把马灯点亮放在树下，然后使劲儿用脚跺树。带翅膀的老蝉看到光就会往马灯旁边飞，扑腾扑吃的都落在马灯的四周围。躺在地上吱吱乱叫，不动弹。我便赶紧和弟弟妹妹们捡过来。把头和尾部剪掉喂鸭子，中间的肉。让妈妈给我们撒点盐水煎着吃，香极了。
捉小蝌蚪被河蚌壳割破脚后跟是我一生难忘的事情。我们卷着裤腿儿下到河里面，手里端着筛子，看到蝌蚪多的地方，就用筛子猛地一一搓，然后搓了满满一筛子小蝌蚪，放到盆里也是用来喂鸭子。
有一次，我卷了裤腿儿和小伙伴们一起捉磕头。从河岸上往河下蹦的时候，脚后跟儿一下子踩到了和泵上，把一个和泵踩得稀碎，我的脚后跟也割了一个三公分左右长的大血口子。当时我也不知道，又下到水里去，突然间水里飘起了雪红的东西，我一看，哎呀，血，然后我吓得赶忙往河上面跑，这个时候抬脚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的脚剧烈的疼痛，我就知道坏了，原来是我的脚割破了，回到家里我也不敢坑自己，洗干净了，然后找了一块布包着，默默的睡了。后来妈妈才知道，养了好多天。
农村的孩子受伤是常有的事情。我有一次打猪草也是镰刀一下子砍到石头上，把右手的中指、食指砍破了两个长长的口子。这些疤痕在我身上留了一辈子。农村的孩子都是很顽强的。我手砍破了就用小蓟揉了揉出了汁水敷在伤口上，外面用一个麻叶包着，再用麻绳子捆上，继续干活。大人说小蓟又止血功能。然后带着伤拔了满满的一筐草。回家洗干净了手和脸。从厨房里拿了一块凉馍馍啃着。现在回想起来，真是。心酸呀。
在我小时候，我们没有零食。最好吃的零食就是两角钱一包的饼干和街上的烧饼。和街上一角钱一个的烧饼了。但是那是奢侈品，一年也吃不到几次，所以很多小伙伴们经常在上学的路上偷人家的豌豆、洋葱、西瓜、小瓜之类的东西吃，我是从来不做的，我觉得那叫偷。也只是在麦子熟的时候，我偶尔会走过路边，摘了几个麦穗儿揉麦子二吃。我会在路边的，地里摘一个饱满的麦穗儿。放在手里揉了一揉，吹了一吹，露出碧绿鲜嫩的麦仁儿，捂在嘴里又香又甜。真是人间美味。砸尽了汁水，不舍得吐掉，因为嘴里会留下劲道的一点面筋，在嘴里嚼来嚼去，舍不得咽下去。
和我们一个村的，那个时候我们小伙伴上学，经常是大家吃过饭都聚到一块儿，一起去上学，叽叽喳喳地在路上走着，说着，笑着，打着闹着。往往有时候也会发生矛盾。
我小时候流行扎耳朵眼儿，然后爸爸妈妈不让我扎，说现在是新社会了，受那个罪干啥？别人都扎了耳朵眼儿，我想扎，因为扎了耳朵眼儿，可以带很好看的耳坠。于是，我就看邻家大娘是怎么给人家扎耳朵眼儿的。他用一只纳鞋底的大针。然后穿上。又长又粗的棉线。在香油里边浸泡。用两个绿豆儿放在两只耳朵耳垂儿上，使劲的压，使劲的压，把耳朵压的薄薄的，然后用针猛地穿了过去，弯一个圈儿，用酒消了一下毒就行了。可是，那样耳朵是容易发炎的，还特别的疼。我当时就这样想，回去之后我就自己扎。爸爸妈妈不允许别人给我扎耳朵眼儿，人家就不敢给我扎，于是我就自己扎。我用香油和棉线泡好了，放在放在盘里，自己在耳垂儿上穿了过去。没有感觉到疼。这个时候妈妈回来了，我就赶紧去做饭去了。等饭做好了，趁爸爸妈妈吃饭的时候不注意，我就照照镜子，又穿了一针，而且扎得特别好。后来。同上学的小，一同上学的小伙伴们知道我的耳朵也是我自己扎的，他们便都让我扎，于是我就带着针线于是，在上学的路上，坐在一个经过的小桥上给小伙伴们一个一个的扎了耳朵眼儿，扎了六七个呢。而且没有发炎。
在我上到四年级的时候，遇到一位好的语文老师马老师。马老师也只不过是五年级毕业。我们那学校的老师，都是小学五年级毕业的民办老师。马老师不知道从哪里学来了一些东西，打开了我的文学大门。
有一次下大雨，他给我们讲了一个穷书生的故事，一个私塾先生在里边教书，外面站着一个穷书生听课。这私塾先生在教室里面出了一副对联：“风吹湖面千层浪”。让学生们对。可是私塾里的学生谁也对不上来，只听见外面一个人声音说：“雨打荷叶万点珠”。当时这个私塾先生一愣，出门一看，原来是一个穷书生，穿得又破又烂，臭的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