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长春大学特教学院中文系合影
盲人学生读了大学后命运会发生改变吗？
32年前，天津市残联联合长春大学发动过一场“盲人中文班”的教育实验——从全国各地的盲校中选出了17名成绩拔尖的学生，为他们提供普通高中及大学教育课程，试图以此弥合当时盲人学生毕业后大多只能做按摩的落差，给予他们改变命运的可能性。
对于这些学生来说，选择这场教育实验意味着先要走出固有的盲人圈层，参与选拔考试，成为216万分之一进入大学深造；接下来，他们还要离开大学校园，进入“丛林法则”支配下的社会，寻找自己的立足点。
这对任何一名参加实验的盲生都是不小的挑战，机会与风险并存。32年间，经历了升学变故、学业困难、融合难题、就业瓶颈、社会压力等现实问题后，他们命运的走向不尽相同，有人成了歌手、教师、政府干部、企业员工、自由职业者，也有人重回按摩行业。
他们很难说清楚大学给自己带来的影响究竟是什么，但大多数人都提到，现在仍保持着每天阅读的习惯——这源于大学时期对书籍的“着魔”。还有很多人说，大学生活让自己的眼界更开阔，思考问题时更全面，与视健者相处起来也更融洽。
学生尹斐斐在回忆自己曾经的经历时，这样说：“记得小学时，老师经常提醒我们不要斜肩弯背，不要无意识地摇头晃脑，这是很不好的‘盲态’……我把这视为自己必须避免的最大的‘盲态’。”他希望自己能够更有自信，更好地融入自己之外的那个大世界中去。
这也正如这场教育实验的发起者之一今年77岁郑荣臣所说的那样：“我所能做的就是为他们提供和普通人一样的教育，参与社会生活，平等地去追求自己应该追求的东西。然后，看他们自己能够走到哪一步。”
1989年，“中文预科班”合照
逃离按摩
1989年10月10日，天津残疾人职业中专的开学典礼暨成立仪式上，14名从全国各盲校选拔出来的盲生第一次见面了。简单打招呼后，尹斐斐发现班里的很多人之前都认识——有5人参加过1988年全国盲人中学生智力竞赛，还有2人作为省优秀盲童，参加过全国第一届盲童夏令营。
他们坐在一起，听着开学典礼上领导的致辞。那天，除了中国第一位盲人作家郑荣臣作为校长发表致辞外，到场的还有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副主席黄乃、天津市副市长陆焕生等人，规格阵势颇大。令尹斐斐印象深刻的是，校长郑荣臣提及中文预科班的培养目标：要让盲孩子接受普通高等教育，融入普通社会，终极目标则是让这群孩子离开按摩。这让尹斐斐心头一阵狂喜，他觉得他来对了。
对他而言，与其说是讨厌按摩，不如说是讨厌被动的生活。
8岁失明那年，尹斐斐总是不由自主地重复同一个动作——用力闭紧双眼，两手使劲捂在眼睛上，他想重新体会一下“黑的感觉”。但他感受不到，如同耳朵、脸部的皮肤那样，他的眼睛只能感觉出冷热、轻重。父亲不忍心看他那么无助，说，“待在家里面算了，以后养起来就行了。”
尹斐斐仿佛能一眼洞穿自己的未来：去按摩，去卖唱或者去盲人福利工厂糊纸盒。可他还有渴望。他希望能找到一个抓手，至少让自己不用那么被动地待在既定轨迹里。而这个抓手，就是教育。
在武汉盲校就读小学、初中期间，尹斐斐成绩稳居班级第一。他去北京参加过1985年全国第一届盲童夏令营，获评过“武汉市三好学生”称号，还与视健者同台竞技，在“楚才杯”作文竞赛中四次获奖，在全国华罗庚数学竞赛中获三等奖。
令尹斐斐失望的是，1989年初中毕业时，针对盲人的高中教育仍缺失，全国没有一所盲校开设文化高中——直到四年后，中国残联与教育部行文委托青岛盲校才试办全国第一个“盲人普通高中班”。当时的尹斐斐只能升入盲校的按摩中专，成为中专一年级的学生。
在后来这群被“盲人中文班”录取的学生中，大多数都是像尹这样综合成绩优异、希望用接受高等教育来改变自己命运的盲生。也有一些人在初中阶段就对中文展露天赋，出于对文学的爱好进入了班级。
当代盲人歌手及作家周云蓬也是后来“盲人中文班”的学生。在沈阳铁西区的工人大院里，邻居是个爱文学的年轻小伙，经常为他读尼采、叔本华、斯宾诺莎等现代哲学家的著作。在沈阳盲校读初二时，周云蓬就在《盲人月刊》上发表多首诗歌。1987年，得知长春大学开办特殊教育学院，向残障人士开放音乐专业后，他坐火车跑去天津，找到中国第一位盲人作家郑荣臣，问询他是否有可能建议成立长春大学中文专业。此前，周云蓬听过郑荣臣的讲座，觉得他对于盲人教育很有自己的观点，而且在政治、文艺界都有一定影响力。
对于按摩，周云蓬实在提不起兴趣。照他的话讲，“有时候给人按了半天，人觉得像没按一样。”当可以逃离按摩时，这些渴望改变命运的盲生也变得“孤注一掷”。
1989年9月12日，是令尹斐斐难忘的一天。按摩班的中医基础课上，班主任老师带着一份天津寄来的公函，告诉全班：天津残联和天津职业高中在天津联合办班，学制两年，是预科性质，教授高中课业，毕业后成绩考核合格，择优可以去长春大学读中文三年。那天下课后，尹斐斐没有和家里人商量，就冲去找班主任报了名。
同月，还有其他盲生陆续收到天津职业高中的招生简章，或见到亲自来校面试的校领导。这些盲生中，有已进入福利工厂工作的初中应届毕业生，也有人在按摩中专已读至二年级。面对“天上掉下的馅饼”，学校里的同学及老师或多或少都有些怀疑：“这个中文预科班靠谱吗？真的有可能升入大学吗？”“读中文出来将来能做什么？之后还不是回来做按摩？”
周云蓬当时已是按摩中专二年级的学生，作为班长的他成绩优异，还有一年就可以毕业。知道预科班消息后，家长以太冒风险为由强烈反对，但他还是坚持从按摩中专退学，“因为我一心渴望读中文专业，哪怕承担风险，我也愿意。”
1989年的秋季，14名盲生收到预科班的录取通知书，从北京、天津、上海、武汉、沈阳、大连、南昌等盲校，先后抵津。其后，又有3名盲生经私下打听，拿着简历向校方自荐。最终，17名学生进入了这个“中文预科班”。
新班级
这个班级的创建，与一群人以及几个约定有关。
1988年的夏天，长春大学校长王野平和特殊教育学院院长甘柏林找上盲人郑荣臣。郑荣臣当时是天津市残联宣教部部长，也是两人的共同好友。1987年，长春大学特教学院建立后，两人发现：盲人高中教育的缺失，让特教学院特招模式下的生源质量很难得到保障——招生进行到第二年，学生质量便出现明显滑坡。所以，他们找到郑荣臣表明意图：希望能协助办起一个大学预科班，为长春大学输入稳定的优质生源。
这一提议正中郑荣臣的下怀。作为一名中文系毕业生，郑荣臣唯一的建议是：长春大学开设的第一届预科的直升专业为中文。三人一拍即合，约定成立盲人预科班，学制两年，学生学成后送往长春大学中文系深造。
经批准后，他们创办了天津市残疾人职业中专，下设钢琴调律班、家电维修班以及中文预科班。
“其实，这更像是一场试验。”如今77岁的郑荣臣谈起创立这个班级时坦言，“在这些孩子性格各方面还没有完全成型的时候，我所能做的就是为他们提供和普通人一样的教育，参与社会生活，平等地去追求自己应该追求的东西。然后，看他们自己能够走到哪一步。”
他们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和视健者之间的“接近”。很多年以后，盲生周云蓬仍会做关于当时数学考试的噩梦：“快考试结束了，数学题还没答完。”
这些课堂教学模式及内容，与郑荣臣的教育理念有很大关系。他自幼晓曲艺，善学习。盲校初中以班级第一的成绩毕业后不久，他被安排到天津社会福利第二纸品厂，给盲人工人做夜校教员，与此同时与视健者一起进修高中课程。在自己的争取下，1979年郑荣臣进入天津电视广播大学学习中文专业。在那里，他抄了700多万字盲文笔记，最终从2000多名视健者中以综合成绩第一的成绩毕业，并在三年后写出盲人爱情题材长篇小说《琵琶琴》，成为当时社会宣扬的“正面榜样”。高等教育带给他的不仅是专业知识的积累，更是关于盲人教育的思考：作为盲人，如何才能融入视健者的世界中。
1979至1982年，郑荣臣在大学里抄的盲文教材，共700多万字
有次和盲人朋友的交流，给郑荣臣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对方姓“诸葛”，四十多岁。半开玩笑地，郑荣臣问：“你知道你的姓是哪两个字吗？”那个盲人回答：“这还不简单，不就是姓朱的’朱’，皮革的‘革’吗？”
这让郑荣臣哭笑不得，又深有感触。盲人从小就在盲校学习，学的都是盲文，不识汉字。仅仅是文字上的差异，已经与视健者的世界谬以千里。“盲人的信息无障碍绝对不单纯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系统工程。”他说，“盲校这类特殊教育不是不需要，而是要越早结束越好。”
郑荣臣一直有个想法，让盲人接受高等教育，和视健者一样的教育，看看他们是否能够真正融入社会，走出自己的道路。而这，也是他听到王野平谈及需要一个预科班时，立刻答应并付诸实践的原因。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伴随中文预科班的成立，他的梦想和盲孩子的梦想在同一时空里实现了。
马立荣和刘丽
17进12
最初，很多人持着半信半疑的态度进了中文预科班。有人说班里最后一定会淘汰几个人，因为招生简章上说了会“择优录取”。也有人表示自己是郑荣臣校长亲自面试招生，被承诺过一定会有去处，如果不能上长春大学，也能去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继续念书。但大半年后，怀疑的声音渐渐减弱，他们都发了疯似地学习。
何川是后来报到的三位盲生之一。为了能补上前面落下的地理和历史课程，他和同样后到的同桌马立荣两人互相鼓励，每天用盲文抄学科笔记抄到凌晨一两点，然后再复习功课。有时候到凌晨三点，他实在困得受不了回去休息了，马立荣仍在教室里继续抄写、背诵。“那时候不用老师督促，几乎没有人在12点之前睡觉。”何川说，“有时候你熬不住早睡了，第二天还会自责，觉得对不起。”
变故发生在预科二年级寒假后的春季。
1991年3月，长春大学的招生简章对外公布。预科班学生黄强收到了原南昌盲校同学的一封信，同学说自己打算报考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下的按摩专业，还提了一句：“我在特殊教育学院下没找到中文专业。”
尹斐斐是当时的学生会副主席——由于他初中成绩足够出彩，进入预科班后，被老师指定为学生会副主席。在班中小道消息四起的时候，他跑去校长办公室向郑荣臣询问情况。得到的回复是：“不要急，你们回去等一等。”
学习的弦一下子松了，而且好像失去了再次拉紧的动力。班里有同学开始闹罢课，说要要挟学校，或要求给长春大学施压。面对情绪激动的同学，班长周云蓬主张保守一点，他向同学分析：“咱们该上课就上课，你不上课对你也是损失。凡事都应该知道妥协，你太过于激烈维权，你到时候弦断了更没法谈判了。”
同月，有消息称中国残疾人联合会主席邓朴方将来天津视察。周云蓬当时就想到了一个主意：写联名信，然后交给邓朴方。尹斐斐逻辑性强，负责写信的初稿；周云蓬文笔好，负责在初稿基础上润色、定稿；许立勇等男生个子大，胆子也大，负责送信。于是，在邓朴方来到天津残联时，一封学生发起的联名信越级送到了他手中。
对于学生进行的活动以及私底下的声音，郑荣臣都了解但也无能无力。其实，很少有学生了解，早在1990年底王野平校长退休时，这场变故就开始发生了。郑荣臣当时就跑去长春找到甘柏林商量解决办法。但由于当年三人没有定下纸面协议，王野平退休后对于特殊教育学院的招生也没有了发言权。长春大学继任校长上任后，并不接受这一协定。郑荣臣很着急，但也没有发言权。当得知邓朴方将要在天津召开调研会后，郑荣臣把班长周云蓬叫来：“你可以代表中文预科班，把你们的情况反映上去。”
写联名信再加上周云蓬在座谈会上的反馈后，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很快解决了这件事。但当时大学已经实行国家计划招生，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一共面向全国招收66个学生。在多方协商下，最终放出12个名额给这个“中文预科班”。
就因为这样，17名学生参加了一场长春大学自主命题的升学考试。最终，12名学生考进长春大学特教学院中文系就读。
诸多原因的影响下，这个“中文预科班”和长春大学特教学院中文系都只存在了一届。直到2004年，长春大学特殊教育学院率先在国内开展融合教育，为视障大学生开设特殊教育、汉语言文学、英语3个辅修专业后，才有盲生取得大学中文专业辅修学位证书。
1992年，长春大学特教学院中文系在雪里的合影
“八仙过海”
大学，给他们带来的体验丰富又复杂。课堂上，他们仍是认真、聪慧的尖子生。课堂外，在一个更加开放的环境中，他们人生的走向开始发生变化。
何川一进入大学，感觉周边的一切新鲜而充满朝气。学校里有外语学院、师范学院、文学院、旅游学院……周围再也不仅是和他一样有视力障碍的同学。接触的老师、学生很多都是视健者，男生爱打篮球，女生爱读书和做针线活。不过，作为特殊教育学院的学生，他并没有感到有竞争劣势。“我们会乐器、会写诗、会画画，在学校反倒更受欢迎。”他说，“用现在的话说，我们那时候都是文青。”
在大学里，何川和周云蓬两人是好朋友。两人常常一同参加活动。周云蓬爱写诗，也爱举办诗歌交流活动，他们曾一同办过校园文学刊物《失眠者》，面向全校师生收集诗歌。对文学以及诗歌的共同喜好让他们认识了很多朋友。
大学里自由、开放、平等的环境，也激发了他们更多的“欲望”，比如说，着了魔似地读书和获得更多的知识。“可能我们盲人还是有一种潜意识的本能，要靠书来救赎自己。”周云蓬说。
很多年以后，尹斐斐仍记得寒假送班里同学沈志刚去火车站时的情形：沈志刚把外套系在腰间，背着一纸箱用尼龙绳扎好的书，行走在拥挤的人潮中。外套被人流挤掉了，他也没来得及管，双手护着身后的书一直上了火车。
他们看不见，便面临一个现实问题：无法自己读书。特教学院中文系的课程大纲完全按照普通中文师范班制定，每门课都需要阅读大量书籍。
陈立萍是长春大学文学院的教师，当时负责给“盲人中文班”上《当代文学》和《古代汉语》两门课。在她的印象里，这些盲生每个人都像海绵一样。“如饥似渴都不能形容他们当时的劲头，从来不会嫌我讲得多。”她说，“他们总让我再多讲点社会上的事。我说你们要听哪个方面？他们说无所谓，哪个方面都行。”
他们抓住每个机会向课堂和外界获取知识。但如何解决读书的问题，还是难住了几乎每个人。“到大学以后就靠你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自己找门路学习。”如今回想这段大学生活，尹斐斐感慨，“（找门路）不行，就只能没有机会了。”
大学时期的刘丽爱好外语，经常没课就跑去外语学院旁听。周末，外院的同学会带着她乘十几站公交，来到红旗街上的红旗书店，挑选中外文学经典。久而久之，他们除了给刘丽读书外，还会带她去见他们的外教、参加他们的舞会。
而何川和周云蓬都会吉他，在预科班时他们抽空就会在宿舍练习。进入大学没办法读书，周云蓬就想到了一个办法：在没课的时候，通过教吉他来和视健者进行交换，让他们帮忙读书，教一小时吉他，对方读一小时书。后来证明，这是个成功的方法。周云蓬和何川教弹当时的流行歌曲，换来许多人排队为他们读书，从莎士比亚、博尔赫斯、卡夫卡、托尔斯泰、米兰·昆德拉，一直到穆旦、张爱玲、钱钟书。班里其他男生也开始效仿他们的模式，或借助他们找来的朗读资源，解决了读书难问题。
一些差异也因而逐渐产生。
在17进12的考试中，尹斐斐虽然以全班第一的成绩进入了“盲人中文班”，但在周云蓬还没开始“吉他换朗读”的方式时，他每天的读书渠道非常有限：听收音机，听讲座，或者请班里弱视的同学帮忙读。
他记得大一暑假期间，除了周云蓬和他，其他人都回了家。周云蓬为了读到书，每天乘车到长春给人按摩赚零花钱，然后花钱雇人读书。而当时的他，除了在周云蓬找到朗读人之后和他一起花钱读书，几乎一点办法也没有。
也是从那时起，尹斐斐开始给自己找退路。他打听到一个大他两届的音乐专业盲生才能突出，却没有被分配到工作，最后回去干了按摩。他担忧起未来自己的出路，碰到不那么感兴趣的专业课，就逃课去特教学院的按摩教室，学习一些按摩手法。
时隔近三十年，当我和尹斐斐聊起他的大学岁月，问他：大学期间，有没有觉得自己融入了更广阔的校园生活中？他几乎毫不犹豫地给出答案：“没有，我没有途径。因为他们会的我都不会。我的成绩可以，但我的能力远不如周云蓬他们。”
大学里时期的周云蓬
进还是退？
1994年，国家试点并轨制改革，大学不再“免学费”和“包分配”。这意味着，这12个即将毕业的盲生需要自谋出路。由于每个地区的执行程度不尽相同，“盲人中文班”中，有8人还是被分配到了乡镇残联或户籍所在地的盲校工作，而周云蓬、何川、尹斐斐、马立荣4人则需要自己想办法。
在毕业多年后的随笔中，尹斐斐曾写道：“在那些诗一般的、充满了无数斑斓色彩梦想的岁月里，我曾不止一次私下里嘀咕，没有了眼睛，不见得就不行嘛！（但）巨大的反差，仿佛毒蛇咬啮着我的心。学校，是个相对封闭，相对纯洁的环境，走上社会，对于一个盲人来说，更像一叶扁舟驶入了波涛汹涌的大海。”
何川向盲文印刷厂毛遂自荐，从普通校对工一直做到现在的中国盲人协会副主席，主持中国盲人信息无障碍、盲人阅读推广、盲人文化研究所等工作。马立荣在回家帮哥嫂带了五年孩子后，孤身一人来到北京打拼，在做按摩工期间寻求到留学印度的机遇，现在是“黑暗中对话”企业工作坊的教练，也是“七色花盲童早期教育”项目的创始人。
大学毕业后，尹斐斐选择回到以前的母校——武汉盲校按摩中专，报名参加了四个月的按摩短训班。
命运仿佛和尹斐斐开了一个玩笑，他回到了当初他最想逃离的职业上。但那时的他也更明白：盲人想要娶妻生子、养家糊口，过上和普通人一样的生活，就只能比普通人做得更好。南下广东，他做按摩、买房、开店、结婚、生子。如今的他，在广州市白云区经营着一家按摩店，每天从早上十点一直到凌晨。
如今的周云蓬是著名歌手兼作家，同时也是长春大学的客座教授，生活在云南大理。“相比于在老家呆着浑浑噩噩过一辈子，我更愿意去外面闯一闯，那样的人生才更精彩。”他说。
毕业后，他背着吉他成为“北漂”一族，来到北京成为街边卖唱歌手。他想象自己就如古希腊盲诗人荷马弹唱《伊利亚特》和《奥德赛》那样，坐在北京大学外弹唱着当时的流行歌曲。当时他最期待的事是回家数钱，像财务总监一样的女房东每次在他回来后都非常热情：“哎呦，小周，回来了？来，看看今天挣多少钱？我帮你数。”有一回，他们还在一堆硬币中发现了一张不认识的纸币。询问周边的人后，才知道那是一张美元，“onedollar！”
周云蓬逐渐适应并喜欢上这种生活，不可控，但更乡野化、更自然、更接地气。他最喜欢的一本书是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里面的“媚俗”理论让他印象深刻。“媚俗就比方说讨好群众或者讨好观众。其实我自己是视障人，也经常会有那种心理：你要感动自己，感动自己可能就是为了感动别人。”他说，“所以，我会常常让自己自警，不要总自我感动。”
今年77岁的郑荣臣
更充实、更坚定的人
2014年，国家教育部首次印制盲文高考试卷，被称为“盲人高考元年”。在此背景下，盲人除了通过大学“单考单招”报考针灸推拿等特殊教育专业外，也可以通过申请盲文试卷参加普通高考进入大学，和视健生一同就读大学开设的各专业。那之后，每年都有数量不等的盲人申请盲文试卷：2015年8份，2016年5份，2017年7份，2018年2份，2025年10份，2025年5份，2025年11份。
对于视障考生而言，学习非特殊教育专业后，最大的顾虑仍是毕业后的就业问题。反观“盲人中文班”毕业27年后的的现状，这场教育实验或许能呈现一些答案。
这个在中国盲人教育历史上只存留一届的“盲人中文班”中的12个学生，现在分布在政治、教育、文艺、公益、按摩等领域。学生黄强现在是南昌盲校的副校长，刘丽成了上过电视的金牌教师，周云蓬在成名后与何川联手创办起“全国盲童夏令营”，马立荣投入了大量精力在盲童早期教育上……他们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推动着盲人教育的发展。大学中文专业带来的影响并不能在多数人的职业中得到直接的反馈，却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们的人生目标、处事方式以及生活态度。
班中大多数人现在仍保持着每天阅读的习惯。科技的发展，让他们过去的读书难题不再成为问题。1995年以后，随着电脑和读屏软件开始进入中国市场，何川把从中关村买来几张书籍盗版光碟放进电脑以后，一下子可以听到近千本图书。他重温以前读过的《忏悔录》、《约翰·克里斯朵夫》等名著，也听起日漫等以前不好意思让他人读的“闲书”。
每天零点停止营业后，尹斐斐会来到客厅，把电脑音量调至最低，听上三到四个小时书。他喜欢看历史、科学类的书籍。给客人按摩时，有时也会根据客人的喜好和对方聊聊天。从过去的豫东战役到最近的阿富汗局势，尹斐斐都能接上客人的话。有时客人会对他知道这么多感到很新奇，这会让他稍稍有些窃喜。“我觉得按照当年我的阅读量而言，我应该达不到大专中文系毕业水准。”尹斐斐说，“但是，几十年过去了，我也读了很多书，包括之前没读的推荐书目，我觉得我已经达到了。”
当重新谈起盲人按摩这件事时，他们也会持和曾经不同的态度。在何川看来，他自己最后走上了不错的事业道路，但其实一路走来战战兢兢。“离开主流之后，你看似走上了一条新鲜的道路，但不确定的因素很多。有时候我反倒觉得按摩更让人安心，一门技术在手，万事不求人。”何川说。
背着吉他走遍中国诸多省市后，周云蓬也重新检视当年被自己排斥的职业。“盲人按摩至少生活稳定，不用四处为家。”他说，“每个工作最终都会看透，都会失去新鲜性。按摩，它还是实际解决了我们群体大多数人的就业问题。”
如今77岁的郑荣臣正在写他的第三部小说《神算居传奇》，一个关于盲人算命师的故事。当他回望这场教育实验，他觉得谈不上成功与失败。实验结束了，起码说明一点：盲人完全有能力通过高中教育参加高考，正式接受大学教育。至于之后的路，运气确实占一定因素。他也透露，当初预科班毕业后，他曾动用私交请部分盲校接收了几个盲孩子当老师。
“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那就绝不可能那样一帆风顺，这就需要你自己坚定不移地走下去。”郑荣臣说，“作为一段历史，对更多的人、教育人士来说，这可能只不过是一朵小小的涟漪。但在这些孩子们心里，却留下无数美好的记忆，教会他们成为更充实、更坚定的人。”
上高三了，大家会发现总有一些同学神神秘秘地消失不见了，而且还不是短暂地消失，你都不知道那一次竟然是你和某位同学的“最后一次见面”，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不用太好奇，更不用太焦虑。以大仙儿老师多年的教学经验来看，这是非常正常的现象！
如果是因为成绩很好的话，大概率是会提前参加很多特别的招生计划，比如保送、强基计划、综合评价录取等等。
这类情况的部分学生是不需要参加高考的，所以平时可能会见不到他们，说不一定你还在苦逼地做数学题的时候，他们已经在做别的更难的项目了……
当然，高三后期他们也可能不在学校，这是因为他们前期在参加专业考试培训的时候完全没有精力去管文化课。即使他们在培训机构也有兼顾到文化课，但是效果可想而知，因此，文化课本就不是非常拔尖的艺术生更需要在高三后期冲刺文化课了。
花了大把大把的钱，有老师针对性地给他们进行培训。所以这类同学你也是看不见的。
文化课成绩不好，而且也不是艺术生。这种情况下的学生都在干嘛呢？
一般都是在学校课堂上疯狂摸鱼了。
这类学生老师也不会很待见，因为他们不仅自己不爱学习，甚至呆在那里还会影响别的学生。所以干脆就直接呆在家里，等待着高考最后的“审判”。
当然，我觉得这类学生是极少数，因为学校老师还是希望每一位同学都能够认真谨慎地对待高考，而且大多数学生也没有这么放肆的，除非家长和学生都已经不抱希望了，自然学生对自己未来的发展也就没有什么动力了。
按理来说，如果一个班级的总体水平处于中等水平的话，班级里有几名同学不在班级学习确实是很正常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