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恢复高考，我可能会一生在老家种地或后来再干点别的什么工作，或许也会成为‘煤老板’之一。”中科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植物生理生化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武维华说。
1977年，他成为“被时代选中的人”，走进了高考考场。那一年，27万多人的命运因为高考来了一个急转弯。此后40年，先后有一亿中国青年通过这项考试走进大学、走上各行各业的重要岗位，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快速发展。
可以肯定的是，“恢复高考”改变的不仅仅是几代人的命运，更主要的是，它在悄然改变着这个国家。
70年代：“这是国家与时代的拐点”
此时，高中毕业的武维华，已经返乡当了3年半的农民，炸石、背砖、教课，什么活都干过。最苦的是背砖，要光着膀子从五六十摄氏度的砖窑里把刚出炉的砖背出去，一次一百多斤。他瘦得像“麻秆儿”，身上都是灰，看不清个模样。
虽然他在全县“学习好是有名的”，但因为家庭出身问题，“从没做过还有可能‘被推荐’上大学的梦”。
所以，在1977年那个“冷得不行”的冬天，武维华准备搏一把。
他向建设兵团领导请假复习，没被批准。只能白天干活，晚上挑灯看书。
“参加高考对我来说算得上是一次‘裸考’，当时只是抱着‘试一把’的想法，没有存被录取的奢望。”武维华说。
考试那天，他凌晨起床，带着几个窝头，骑着借来的自行车，赶往20公里外的县城考点。
那天，和他一起进入考场的，是全国570万考生。他们从农村、工厂、牧区、部队各个方向涌来，他们当中，仅有不到5%的人能被录取。师生同考、夫妻同考、父子同考，比比皆是。
有人说，1977年的中国没有冬天。这还不足以描述当时喷薄而出的迎考热情。此后的1978、1979两年，又分别有610万和468万考生走进了考场，这个纪录直到23年后的2002年，才被打破。
弘大科技股份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李光武就是1979年468万考生中的一名。恢复高考那年他16岁，正上高一，从收音机里听到了这个消息。
“那时候高中毕业就是插队或者当兵，知道这个消息时就觉得，改变社会、改变自己的机会有了。”李光武说，他自小学习就拔尖，所以得知自己被北京大学化学系录取时，没太惊讶。“我要考不上，别人还怎么考啊？”
武维华的心情就没这么洒脱。收到山西大学的录取通知书，他首先担心的是家里少了个壮劳力怎么办。报志愿时，他看到“植物生理专业”里有“植物”两字，觉得可能跟庄稼有关，就报了。
当时已经21岁的武维华，在班上仍算年纪小的，班里年纪最大的同学已经34岁。那时大学不光免学费，还发生活费。李光武回忆说，他每月能领14块5毛钱，“当时全家的收入也就100块，没这个钱我上不了学。”
十几年没能好好教课的老师也对学生抱着很大期望。“特别是一些七八十岁的老院士也出来讲大课，说你们负有社会责任，你们要比我们更厉害。”李光武回忆。
没有人旷课，也没有人早退。很多人废寝忘食，“恨不得把失去的都补回来”。“那时我们都有着很强的责任感，觉得肩负着使命，要学好，给国家民族做贡献。”李光武说。他的理想就是“产业报国”。
毕业后，李光武在工厂、外企都干过，也创办了自己的代理公司，但渐渐他发现“很多技术都是国外的，被人家挣了大钱。”
“使命感”像砂纸一样在他心里磨来磨去。“总觉得要去干一些有用的事儿，让国家能跟外国抗衡，国家的尊严要靠我们对世界有贡献。”
一个偶然的机会，李光武接触到了气凝胶。这是一种被称为“可以改变世界的神奇材料”，其特性创下了15项吉尼斯世界纪录，是具有巨大应用价值的军民两用技术。但传统超临界干燥法产量小、造价高，国内无法大范围应用。低成本、产业化制备技术也因之成为世界级难题。
为此，李光武放弃了已步入正轨的代理公司，个人先后投入1700万元进行气凝胶研发。经过不断试验，终于突破了技术瓶颈，实现了低成本产业化生产，国内年产100立方米气凝胶的生产设备投资由5000万元降到了200万元，质量还是“世界最高的”。
今年年初，弘大科技股份公司投资建设的气凝胶大规模产业化工厂落成，年产能超1万立方米，是过去国内产能的十倍，改写了该领域长期由外国公司主导的局面。
很多外资公司找到他想技术入股，李光武都拒绝了。“卖给他们专利，我是挣钱了，但回过头来他们得赚中国人多少钱呀？只有让这个技术成为中国的，我们才能自强。”李光武说，“如果没有高考，想为国家做这样的大贡献都不一定有机会。”
“为国家做点什么”在那一代人的内心中尤其强烈。
这也成为武维华放弃美国的机会、回国任教的原因。1994年回国的他，在没有启动经费的情况下，自筹科研经费、同别人挤办公室，历经十余年，带领团队发现了调控植物钾营养性状的重要机制，还在植物磷高效研究方面获得重要成果。对于缓解我国磷钾亏缺、严重制约农业发展的现状，起到了积极作用。
现在，他牵头的中国农业大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正致力于研究植物抗逆高效性状，培育适合在干旱、盐碱、土壤贫瘠等地栽培的新品种。这对提高农作物产量、提高耕地利用率，意义重大。
研究者只是武维华的一个身份。作为一名高校教师，几十年间，他为上千名学生传道授业。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他从没停止为农业发展建言献策。“就是想能为国家做点什么。”
“没有高考，对个人而言也就是人生轨迹的不同而已。但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1977年的恢复高考确实意义重大而深远，它不仅是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不仅是中国教育的复苏，它更是国家与时代的拐点，国家的现代化征程乃至民族的复兴也都是以此为新的起点。”武维华说。
90年代：“依然相信知识改变命运”
虽然恢复高考、尊重知识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反响，但八九十年代，高考报名人数始终维持在一两百万。纵观整个时期，都不是一个较高的水平。
“我们小时候，附近有两个人考上了兰州大学，小学校长经常把他们比做标杆。”马小飞隐约觉得，大学可能是个比中专更好的地方，他决定试试。
虽然相对于1977年，90年代的高考录取率已大大提高，但彼时最多也只有三成人能进入大学，农村更低。马小飞所在的高三年级有六七百人，能上重点大学的应届生也就七八个，学校的板报上写的都是“黑色的七月”。以至于走进考场的时候，马小飞感觉“无比激动、紧张”。
考场里别说空调，电扇也没有。很少有家长陪考。考试那天下大雨，马小飞没有伞，一个人淋着雨走回了住处，“觉得自己很强大”。
相比而言，五院通信卫星事业部副部长王敏的高考记忆没有这么强烈。1994年，他上高二，因为成绩优秀获准提前参加高考，顺利考上了复旦大学力学系。他还记得考试那几天挺幸福的一件事——可以喝到太阳神口服液。
“我们那个年代，高考是唯一的正常的上升途径。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可能一辈子在家乡待着了。”王敏说。
当时，一个地方能出个大学生，仍然是件大事。最终考上东北大学机械工程及自动化专业的马小飞，一下成了村里的名人，家里一时门庭若市，大家都想来看看大学生长什么样。
事实上，那时的大学生已不像十几年前是“天之骄子”。90年代初期开始，大学毕业不再“包分配”。1996年起，高等教育试行并轨招生，学费开始增加。马小飞一年要交2000块的学费，这让他四年暑假没敢回家，做时薪30块的家教赚生活费。
精英式的高等教育，也随着扩招向大众化转变。90年代中期，一些高校陆续扩大了招生规模。王敏和马小飞高考的1994和1996年，录取率均达到了35.9%。而到1999年，随着全面扩招的开始，这个数字迅速提高到了54.5%。
高考开始扭转越来越多人命运的舵盘。“不只改变自己的命运，还改变了家庭的命运。”马小飞说，他考上大学后，很多亲戚朋友也开始上高中参加高考，两个弟弟也被他带着考上了大学。
但改变不止于此。大学毕业后马小飞来到五院西安分院读研，随后留在该研究院工作，成为了飞行器领域的专家，和团队一道改变了中国在星载可展开天线领域落后的状况。
星载可展开天线由于研制技术难度大，成为衡量各国卫星天线技术水平的重要标志。天线有足够的尺寸，通讯时所需的地面终端才能越小、越灵活。但2005年以前，我国在该领域的研究还是空白。
现在，这个空白已被马小飞和他的团队成功填补，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二个能研制该类型天线的国家。作为技术负责人的马小飞，目前正在攻关“世界上难度系数最大的天线”。
曾经因为高考第一次走出家乡看世界的马小飞，21年后，为这个国家带来了太空中的第一次。
同样带来第一次的还有王敏。实际上，“天通一号”所使用的“东方红四号”卫星平台（下称“东四平台”），正是王敏参与研制的。
一般来说，通信卫星由平台和有效载荷组成。有效载荷有不同功能，平台则是通用的。平台的能力决定了卫星的能力。
2001年，从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硕士毕业的王敏，进入五院总体设计部，开始参与“东四平台”的研制。此前，我国通信卫星平台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蜕变，但和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
“90年代，我们的通信卫星都是买国外的。我们想让中国的用户用上我们自己制造的卫星，还想把卫星卖到国外去。”王敏说。
“东四平台”首次达到了与国际同类卫星先进平台相当的水平。正是基于“东四平台”，担任总体主任设计师的王敏和团队，研制出了我国首颗整星出口卫星“尼日利亚一号”，圆了几代航天人“实现中国整星出口零的突破”的梦想。
现在，王敏作为副总设计师的“东方红五号”卫星平台的首颗实验星“实践十八号”即将进行在轨试验验证。“东五平台”是我国自主研发的新一代通信卫星平台，能力和技术指标均处于国际先进水平。
“我还是相信，技术能增强国家的实力，知识能改变一个人的命运。”王敏说。
2010代：“让我看到书里才有的人”
虽然全国高考报名人数自2008年达到1050万人的历史峰值后持续下降，但仍保持着近千万的水平。这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参加高考。
随着“扩招”，录取率也一路攀升，2011年首次突破了七成，高考已不复当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景象。但是上好大学，尤其是农村贫困地区学生上重点高校，仍然不易。
2016年，杨坤完成了心愿，成为村里“一两百年来”第一个上大学的人。“我们班基本上都是农村的，班主任说，想要改变自己就要读书。”
他来自湘西山区，村小学只有一间教室和一位老师。为了接受更好的教育，他成了村里第一个从小学开始就到县里读书的人。“村里人都说三道四，说你出来读书，花这么多钱，考不上怎么办？我妈每次都跟我说，你要争口气，考个大学。”
但那时候，杨坤并不很明白高考究竟是为什么。他记忆更深刻的是复习的难熬：每天不到六小时的睡眠、做不完的作业，“下课趴倒一片”。最苦的时候，他撕过卷子，一度不想去学校了。
这种经历对于两次参加高考、身处高考大省河南的位东来说，记忆更深。“卷子都是几车几车运来，我们从来不问有多少套，都问有几个人高。”
但是，没人怀疑这份付出值不值得。虽然随着机会的丰富，有人说高考对一个人命运的影响已经不再重要，但杨坤不这么看。
“那是对城里孩子来说的，高考对于农村孩子真的是唯一改变命运的途径。有高考才能让我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否则很可能觉得读书没有什么用，就放下了。”杨坤感叹道。
为促进教育公平，近年国家不断强调提高贫困地区农村学生的高考录取率，尤其是上重点大学的比例。2012年起，面向农村贫困地区相继实施了国家专项计划、高校专项计划和地方专项计划。统计显示，2013到2016年，贫困地区农村学生上重点高校人数连续四年增长10%以上。
位东和杨坤就是其中的受益者。2016年，通过“圆梦计划”，杨坤被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录取。位东则通过国家专项计划进入了北京大学，尽管他的成绩已超过北大录取分数线。
拿到录取通知书那天，位东激动地绕着玉米地奔跑，“想大喊”。“我奶说，她还没见过上北大的。”
实际上，直到上了大学，杨坤才体会到这场考试意味着什么。“来到了大城市、好学校，才知道变化有多大。”他说，“高考让我来到大学，好像穿越到了未来，见到很多大世面，做了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
接受采访的前一天，在清华大学的一个活动中，他“很近很近”地见到了物理学家杨振宁，“那是书里才有的人”。
杨坤也影响着他的家乡。“我考上以后，我们村很多人也开始去县城读书了。我妈说，看到我能考大学，他们希望也能考。”
他的家乡至今没有硬化公路，也没有手机信号。“其实国家有这个项目，但没人会申请。有能力的话，我想做。”杨坤说。
他想做的事情还很多。他喜欢物理，偶像是交流电发现者尼古拉·特斯拉。“他做的东西我特崇拜。一百多年前，他就想提供免费能源。他为社会的进步做了很多事，我想以后跟他一样。（记者徐欧露刊于《瞭望》2017年第2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