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五四时代中国内地的书籍流通与阅读取向——基于四份书单的分析
本文原载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1期，第97—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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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刘永华
关键词：后五四时代大众文本文化书籍流通阅读取向民间文献
一、问题缘起与史料解读方法
作为中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包括新文化运动在内的广义的五四运动，不管在个体层面还是就整个社会而言，都常常被视为一个新时代的开端，预示了诸多变革的来临。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一事件在中国现代史书写中的地位，其实与启蒙运动在近代早期欧洲史上的地位相仿。不过，正如如何建立启蒙运动与大革命之间的关联，让法国史学者伤透了脑筋，五四运动与后五四时代种种思想、社会、政治变革之间的关系，也是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问题。
可是，如何了解这一时期的知识与思想实态？对刘大鹏、张一类与新思潮保留距离的中下层士人的研究，为此提供了一个角度，对他们的研究揭示了晚清以来各种新思潮的在地反应。近年的近现代写本文化研究，提供了观察这一问题的另一个角度。此类研究以晚清民国时期传抄和流传的各种写本为切入点，揭示这些写本所传递的信仰与知识的基本属性及其与普通民众的关系。对晚清民国时期书单、售书账的分析，或可为这一问题的探讨提供第三个角度。这一角度将新思潮渗透与书籍流通（以及隐在书籍流通背后的阅读取向）结合起来，从特定时空中流通、收藏、阅读的各种书籍的清单中，界定新思潮书籍的位置。这一角度要求研究者的眼光同时兼顾、并在一定超度上超越以下两极：概念与书籍、运动的倡导者与普通的受众及沿海都市与内地乡村等。
不过，透过读者自身的选择（购买某类而非其他类别的书籍），还是有可能对他们的阅读取向获得大致认识。在不存在其他更为直接、系统的证据的情况下，这不失为一种可行的解读路径。就近代的“文化搭载”问题而言，从逻辑推断，读者购买此类书籍，其主要考量应该并非这些搭载的信息，不然何不直接购入专门介绍这些信息的书籍？因此，笔者认为，通过细致、谨慎地解读这些书单，还是有可能曲折了解读者的阅读取向，从而得出有关后五四时代中国内地书籍阅读状况的一些论断。
二、新思潮书籍的流通与阅读
透过民国时期的学生课外阅读调查也可看到，不少新文艺、新思潮著作成为学生追捧的对象。民国十三年（1924）5月陕西省立第三中学校的一份“读书心理调查表”显示，“最爱读的”书单中，《胡适文存》位居第四，仅次于《学生杂志》《水浒传》和《三国志（演义）》，《独秀文存》位居第十六。
30年代初《教育研究》刊载了一份调查报告，研究者对广州、杭州、绍兴、嘉兴、松江、济南、北平、长沙六个城市7000余中学生的课外读物进行了调查，调查的依据是图书馆借阅记录，所得书名有近2000种。此次调查显示，社会哲理类书籍中，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借阅29次；语文论著类，排在首位的是《胡适文存》（221次），列入此类还有胡适《白话文学史》（49次）、郭沫若《文艺论集》（37次）、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33次）等书；诗词戏曲类，排在首位的是刘半农译《茶花女》（179次），《志摩的诗》名列第三（83次），郭沫若《女神》名列第七（63次），另外尚有冰心《繁星》（51次）、《春水》（42次）、《田汉戏曲集》（45次）、《沫若诗全集》（32次）等；小说小品类，属于新文艺的有郭沫若《橄榄》（171次）、茅盾《蚀》（168次）、《虹》（157次）、冰心《寄小读者》（147次）、周作人《自己的园地》（126次）、《谈龙集》（118次）、《雨天的书》（59次）及鲁迅《呐喊》（112次）、《朝花夕拾》（61次）、《彷徨》（51次）及几本杂文集等。
1934年6月《教育与民众》刊出的一份调查，大体印证了上述调查的结果。此次调查覆盖全国16个省区，调查对象包括两个部分，其一为高年级学生和一般工作人员，其二是各地重要图书馆、民众教育馆、农民教育馆及民众学校的读者或学生。在成人阅读量较大的书籍中，就有《呐喊》《子夜》《彷徨》《胡适文存》等书。
上述对新思潮书籍流通状况的素描，都属学界较为熟悉的图景。不过，这类书籍仅仅是后五四时代书籍世界的一个部分，它们在北京、上海等新文化运动中心拥有数量可观的读者。在广大的中国内地城乡地区，它们有多大程度的流通？哪些书籍销路较好？何以如此？下面侧重透过对四份书单的解读，对这些问题进行讨论。
三、晋南某地（1906~1938年）
这本账簿记录的历年出售的书籍，大多为石印本，共计书籍122种，207册。为分析这些书籍的内容，笔者对包筠雅（CynthiaJ.Brokaw）的清代坊刻本分类法稍作调整。包氏将清代四堡坊刻本分为教育类、实用指南类、小说和纯文学三大类，其中教育类包括蒙学和杂字、幼学辅助教材、文范、诗选及诗赋指南、四书五经、历史类书籍、字典及参考书等小类；实用指南类包括家用类书和日常礼仪指南、医学和药物手册、祈福指南（通书、风水、占卜手册和善书）三个小类；小说与纯文学包括小说、剧本与歌册、诗集和书画集等三小类。本文在这三个类别的基础上，增加近代教材和教辅类，并为了与此类书籍相区别，将教育类改名为传统教育类（为讨论方便，史部书籍归入此类），其余无法归入这四类的书籍，放入其他类。根据这种分类标准，晋南账簿所记各类书籍情况可概述如下：
（一）近代教材与教辅材料（含字典）类：这类书籍不多，计有《新国文》《算书》《修身》《论说文范》《百家姓字帖》《考正字汇》《康熙字典》《元亨利贞字汇》《子丑寅卯字汇》《字学举隅》《小字汇》《分类字课》《真草隶篆》《草字》等，这些书销量不大，《元亨利贞字汇》《考正字汇》各售出3册，《论说文范》2册，其余均仅售出1册。此类书籍共售出14种，19册。这说明记账人所在商号的顾客，对此类书籍需求量不大。
（二）传统教育类：主要包括启蒙识字读物、四书五经及史部书籍等。销量最大的是《三字经》，共售出9册，《小学三字经》售出8册，其他数量较少，《千家诗》售出3册，《千字文》《幼学琼林》《日用杂字》《鉴略妥注》《四书》《孟子》《书经》各售出2册，《百家姓》《三字经注解》《四言杂字》《六言杂字》《幼学杂字》《鉴略》《龙文鞭影》《吕蒙正》《朱子格言》《四书注集》《十三经不二字》《诗经》各售出1册。这部分还有少量制艺类书籍，包括《小题文府四书》《四书引端》《上论引端》，《小题文府四书》售出2册，其余各售出1册。史部书籍共7种，《纲鉴总论》《历史大方纲鉴》《史鉴节要》应是《资治通鉴》的各种改编缩写本，《纲鉴总论》售出2册，其余两书各售出1册。《缙绅官书》或为《缙绅全书》，《中华六法全书》是法律典籍，各售出1册。《白话史》应为通史读物，售出2册，而《中东大战》则是时事类书籍（中日甲午战争），售出1册，史部共售出9册。以上累计售出32种，59册。
（三）实用指南类：这类书籍内容丰富，包括《珍珠囊药性赋》《五绝良方》《验方新编》等医药书，《商业尺牍》《尺牍句解》《尺牍应用》《书信规矩》《应用尺牍》《抄写家信》等尺牍指南，《万宝全书》《万事不求人》等日用类书，《杂锦应酬》等应酬类书籍；《断易大全》《卜筮正宗》《金钱课》《万法归宗》《星命万年》《哈德门宪书》《寿世保元》《推背图》等占卜择吉通书祈禳等类书籍，《楹联类纂》《楹联采新》等楹联书籍，《算书统宗》《算法全书》等算法书籍，《万年书》等历书，《五千字文》（应即《道德经》）《大乘金刚经论》及《玉匣记》《杨大人劝民歌》等善书及宗教书籍，此外《传家宝》《鲁班经》《普通白话》《图书目录》《铁路旅行指南》《邮政局章程》也可归入此类。上述各书中，销量都不大，《玉匣记》售出6册，《图书目录》售出4册，《验方新编》《万事不求人》各售出3册，《万宝全书》《书信规矩》《抄写家信》《寿世保元》《楹联采新》《传家宝》各售出2册，其余仅售出1册，另有所谓“善书、杂书”售出10册。以上共计售出35种，63册。
（四）小说与纯文学类：此类书籍也颇为丰富，其中小说、故事一类数量最多，其中《民国通俗演义》销量最佳，售出12册，《今古奇观》售出3册，《封神演义》《说岳全传》《西汉演义》《东汉演义》《征东》《五美缘》《双凤奇缘》《施公案》《珍珠旗》各售出2册，《韩湘子传》《杨家将演义》《二度梅》《西游记》《征西》《说唐全传》《水浒传》《后水浒》《五代残唐演义》《明清两国志》（《吴三桂演义》）《七侠五义》《大红袍》《粉妆楼》《刘玉郎思家》《两晋演义》《绿牡丹》《杀子报》《二十四孝》等各售出1册。剧本话本仅两种，《五雷阵》《孤山隐迹》各售出1册。《薛文清行实录》《策问年谱序》《薛理学粹言》属于文集类，《两铭斋诗抄》为诗集，《曾文正公家书》属书信集，均各售出1册。以上共计售出36种，58册。
（五）其他：此外有部分书籍内容不详，计有《男女快乐》《皇太后》《大清新语》《新选无情巧》《宣讲大全》《广东杂货店》《选举捷要》《金鉴》8种，各售出1册，另有不具名“杂书”3册。
由于账簿没有交待购书人的信息，我们无从知晓他们的居住地点是城市还是乡村，也不知道他们的职业和社会背景，但是从购买书籍的种类，还是能对其阅读取向稍作推断。购书种类最多的，是传统教育类、实用指南类和小说与纯文学类三个类别，三类包含的书籍分别是32、35和35种，占书籍总数的83%；共售出177册，占售出总册数的86%。
四、广东河源（20世纪20年代）
笔者讨论的第二份史料，是一本民国售书账。2004年9月，笔者在福建省连城县四堡乡雾阁村邹式涌老人家中发现一本售书账残本。由于保存条件不佳，账簿已没有封皮，部分内容只剩残页，另有一些页面虫蛀严重，所幸账簿文字大部保存完好。这本账簿记录在印有红色格子的毛边纸账簿上。账簿现存78个页面，共记录了100笔账目。若干账页盖有红色“三余图□”印章，或为书铺字号。
据账簿收藏者邹先生相告，账簿是他父辈在广东贩书所记。邹先生所在的四堡，是清代南中国地区的一个重要出版中心，他所属的雾阁邹氏宗族，是四堡两大刻书、售书宗族之一，而他所在的房支，又是雾阁邹氏最为显赫的刻书、售书世家之一。邹先生的18世祖先邹尚忠（1691-1761）是这个世家的创建者，到了邹尚忠的孙辈，这家书坊分为应文堂和文海楼两家，前者主要开拓广西南宁、广东灵山等地市场，而后者主要在广东地区贩书。这本账簿属应文堂所记。邹式涌的祖父邹建贤（1864-1911，23世）据说曾参与应文堂的经营。他的两位兄长邹建才（1856-1893）和邹建刚（1858-？）均曾在外售书。据民国《范阳邹氏族谱》记载，邹建刚“光绪年间经商广东地方，不知所终”。邹建才之长子邹恒裕（1877-？）“民国廿几年在广东经商，往广西永淳县地方失落，卒忌与葬所俱未详”。邹建贤之子邹恒泰（1886-1932），也就是邹式涌先生的父亲，也曾在广东贩书。
这本账簿记录的内容较为丰富，主要包括售书地点、学校名称、客户姓名、书籍或货物名称、数量、金额等。这些内容为判断记账年代、售书区域、客户社会背景等基本信息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有关记账年代，可综合书商记载、学校名称、售书清单等几个方面的信息进行推断，其中又以记账者的生卒年和所售书籍最有帮助。记账者邹恒泰卒于1932年，因此，账簿的记账年代当不晚于此年。售书清单本身，为推断账簿的上限提供了重要信息。账簿中的《国音字典》由吴稚晖（1865-1953）编写，初版于1919年9月。综合上述信息可推断，账簿的记账年代应在20世纪20年代，其中又以20年代前期的可能性较大。
透过民国《邹氏族谱》对应文堂书商的记载，可以判断他们售书的地域应该在两广地区，但究竟是在哪个州县呢？根据账簿记录地点可以确定，售书地点是广东省河源县（今河源市源城区和东原县）。这份清单中的不少地名，就是河源县的乡镇名，比如船塘、漳溪、久社、叶潭、上莞等。售书账所记地名较为集中于河源县的东部和北部，这应该就是应文堂贩书的主要地域。河源位于东江上游，距离广州二百多公里，民国时期有水路、陆路与广州、惠州等地相通。
至于购书者的社会背景，可以从账簿中的学校、私塾名称做出推断。细读账簿可知，购书的顾客大都来自某一学校或书斋。其中账中标注为国民学校、中学、小学者，可断定属于公立或民办的中小学；而标注为某书室、某斋、某堂者，应该属于私塾。根据这个标准，来自中小学的购书者，涉及的账目共45单，私塾19单，个人6单，18单不详，另有12单因残页没有信息，第一类和第二类相加总共64单，占了所属账目总数的六成多。
由于账簿提供了部分顾客的身份标识，还可进一步确定他们的在校身份。如第68单是某学校购书单，第一条记录是：“□玉如先生清代史、9.5毛”，此人被称作“先生”，应为教师。第69单是漳溪蓝道善堂的购书单，第一条记录是：“道善先生卜筮正宗、3.8毛；楹采新、1.6毛。”此处蓝道善堂应为一所私塾的名称，而道善先生应即私塾的塾师。此条后面的杨信、锦兴、武□等人，姓名之下没有提供身份称谓，应是私塾学生。遗憾的是，这本账簿的顾客身份称谓记录并不完整，因而难以对其身份进行系统的分析。不过大致可以认定的是，账簿记录的顾客，60%以上属于不同类型的学校和私塾的师生，而其中学生应又较教师为多。
根据这本账簿的记录，四堡书商共售出书籍134种，共计647册，其主题涉及四个大类：
（二）传统教育类：在这三大类书籍中，销售最好的是传统教育类，特别是启蒙读物和四书五经。启蒙读物中，销量最大的是《幼学琼林》，共售出27册。《千家诗》共售出7册。《鉴略》售出4册，《鉴略妥注》2册。《妇孺五种》仅售出1册。在四书五经中，各种版本的四书和五经中的《诗经》《书经》《易经》销量稍大，其中《四书》售出27册，《四子书》10册，《四书补注》7册，《四书备旨》1册，《诗经》25册，《书经》10册，《易经》7册，《左传》1册。以上共售出11种，129册。
史部书籍种类、销量较小，共计售出《袁王合鉴》《粤东笔记》《国史概论》《清代史》《新史精华》《高史精华》6种，《袁王合鉴》售出4册，《国史概论》《粤东笔记》各售出3册，其余三种各售出1册。《新刑律》《诉讼要览》应是近代编纂和印行的法律类新书，也归入此类。前者售出3册，后者2册。以上8种，共销出18册。传统教育类书籍总共售出19种，148册。
（四）小说与纯文学类：销量排名第三的是小说、戏曲、诗集等文学类书籍，共计28种，84册。此类书籍以明清流行的小说、戏曲为主，《征东》售出9册，《三国演义》7册，《东周列国志》《东西汉演义》各5册，《今古奇观》《征西》各4册，《西游记》《水浒传》各3册，《封神传》2册，《玉娇梨》《聊斋志异》《二度梅》《花月痕》《五虎平西》《偏中奇案》《家语小说》《白蛇精》《史通演义》（疑为《历代通俗演义》）《艳情记》《吴三桂》《笔记小说》售出1册。另有书名不完整的《才子书》1册。戏曲仅《西厢记》1种，售出3册。诗集中，《诗韵集》售出6册，《唐诗合选》2册，《唐诗三百首》1册，另有《唐诗》《唐书选》无法确定全名，分别售出7册和1册。近代编纂的小说、歌册等为数很少，仅见《岭南即事》《洪秀全》2种，前者售出5册，后者3册。
综上所述，根据这本售书账，除近代教材和教辅材料外，这些书籍如依销售数量从多到少排列，依次是传统教育类、实用指南类与小说和纯文学类。在各类书籍中，涉及传统知识、思想与信仰者占绝大多数。如传统教育类书籍，除《妇孺五种》可能对近代知识稍有介绍外，其他书籍的主题应该都是旧知识、思想和信仰。除去一些例外，实用指南类书籍也几乎没有涉及近代知识。在小说与纯文学类中，占主导地位的是旧小说、诗歌和戏曲。在这些书籍中，没有出现翻译的欧美或日本作品，也看不到近人所撰白话文学作品，更没有胡适、鲁迅等的小说、新诗。史部书籍包括较多近人所撰书籍，但销量不大，也看不到对国外历史的介绍。另外，账簿中看不到介绍欧美制度、文化和新思想的书籍。
那么，国民学校与私塾师生的阅读取向是否有所不同？笔者选择了近代编纂的五种书籍，调查其顾客的学校归属。调查表明，这些书籍的购买者基本上是国民学校师生：《国史概论》售出3册，2位顾客分别来自X英学校和叶潭X英校，另1位身份不详；《清代史》售出1册，顾客来自X英学校；《新刑律》来自X正学校和官坑造英学校；《诉讼要览》由某学校师生；《岭南即事》售出5册，其中双下育才学校师生购买4册，高坑仰某书室购买1册；《洪秀全》售出3册，顾客分别来自X头康去学校、双下育才学校和鹤镇塘尾美中初等小学校。如果认定某书室为私塾，来自私塾的师生仅购买《岭南即事》1册，其余各书均为国民学校或民办近代学校师生购买。我们对学校的分类可能不甚精确，但还是从侧面说明，私塾师生的阅读取向，与公立和民办学校有一定差别，前者显得似乎更为保守，对近代知识的兴趣更小。
需要指出的是，这份清单较少与近代知识与思想有关的书籍，并非因为记账的书商只经销四堡书坊刊刻的书籍。细读这本账簿可知，应文堂兼营新旧书籍，售出书籍甚少涉及新知识这个问题，不应归因于应文堂经营的范围，而是更多体现了购书者的选择，也就是说，主要源自购书者自身的阅读取向。此外，这本账簿记录的购书者，60%以上是来自近代学校和私塾的师生——特别是学生。从理论上说，跟其他社会群体相比，这是一个求知欲更强，也更愿意去接受外界观念的群体，他们的阅读取向，在很大程度上可视为所在地域民众阅读取向的一个风向标。虽然要推断这些学生对新思潮书籍的阅读取向，仅凭这本账簿是不够的，还有必须了解这一时期河源当地图书及报刊销售、流通的总体状况，不过从这本账簿中折射出来的这一群体的阅读取向，还是颇值注意；而从这一群学校师生的购书状况，又可推知当时河源地方其他群体阅读取向之一般。
五、河南开封相国寺（1934年）
民国时期的一些社会调查，与民众教育的关系甚为密切，甚至可以说，某些社会调查成为教育民众的出发点之一。正因为如此，民国学者对中小学师生和普通民众的阅读对象甚为关心，他们开展了不少调查，这些调查为了解当时不同社会群体的阅读取向提供了较为系统的信息。1934年张履谦的开封相国寺民众读物调查，就是这些调查中值得注意的一个。
张履谦（1903-1958），四川巴县人，原名嘉谟，笔名谦弟。早年就读于重庆各中学，十五六岁失学，在一家商铺当学徒。20年代曾在广州黄埔军校入伍生部担任数年教官。后前往上海、重庆、成都等地参与办报多年。1938年，参与筹备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成都分会。1940年冬，在成都自办新闻社。1950年后，担任中苏友协秘书，后调四川大学中文系任教。1958年因被错划为右派而屈死。著有《取消人生哲学》《八十四个人》等书。1936年返川之前，张氏曾北上至河南大中学校任教，并兼开封《民国日报》编辑。在此期间，曾在开封开展多次调查，相继完成《相国寺民众读物调查》《相国寺戏剧概况调查》等报告。
其一，他的书单略去了相国寺出售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出版的教科书以及上海光华书局、开明书店、北新书店、现代书局、泰东书局等出版社的所谓“新文化书籍”，他提供的三点理由中，较为重要的是第1-2点：“1.仅明善书局一家有代售，而且销路远不如书店街各书局所卖者”；“2.到相国寺买书籍的读者群，不是买新文化书籍暨教科书的读者群”。根据张氏的调查，1934年前后的开封城内，实际上有两个书店群，教科书和新文化书籍主要由书店街的书局经营，而相国寺的店铺地摊主营的是张履谦所说的“民众读物”。
其二，书单中呈现的是公开出版物的情况，未能体现涉及政治和所谓“有伤风化”的书籍。张履谦意识到这一点，他提到：“在调查了相国寺的民众读物以后，除在大众读物调查内有一本《小二姐偷瓜》类似‘有伤风化’的读物外，其他如《月不团》、《无底洞》、《性史》之类的‘有伤风化’的读物，几乎可说是没有，这是令我们非常怀疑的，……根据我们的实际观察，这类‘有伤风化’的读物不但是未停止发行，而且还卖的更其多哩，只是秘密地出售吧了”。至于非法政治类书籍，报告没有提及，但估计在市场上也有流通。此外，由于政府取缔，相国寺书铺书摊只能秘密出售唱本，尽管张履谦多方设法，搞到了100多种唱本，但他认为相国寺出售唱本当不止此数。
最后，必须记住，张履谦的书单记录的，并非书铺书摊售出的书籍，而仅仅是放在书柜地摊上待售的书籍，其性质与山西、广东售书单有一定差别。当然这份书单可视为书铺书摊与读者群互动的结果，体现了经营者对读者阅读兴趣的预期判断，因而也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尽管存在以上缺憾，据笔者管见所及，《相国寺民众读物调查》是抗战前对民众读物进行的最为系统的一次调查，为了解开封城乡部分读者的阅读取向提供了较为系统的信息。
考虑到可比性，我们对张履谦编制的表格稍作调整，合并了第一类（一般读物）与第三类（民众读物）的内容，并根据笔者的分类，对表格中的图书重新进行归类，对部分张履谦分类有误的书籍，也尽可能根据其内容归入正确的类别，此外删除了重复的书籍。以下是重新调整、归类后的结果。为行文方便，笔者将张氏调查所见民众读物分类列入附录，此处仅罗列部分书目。
（一）传统教育类：这类书籍不多，启蒙读物有《增注历史三字经》《绘图释音百家姓》《四体千字文》《绘图应用杂字》《绘图六言杂字》《绘图七言杂字》《新增绘图必须杂字》《绘图弟子规》《幼学琼林》《龙文鞭影》等14种，四书五经有《上论集注》《下论集注》《上孟集注》《中庸集注》《校正监本书经》《绘图监本诗经》《精校大中集注》等7种，另有《初学论说指南》《初学地理指南》《初学算法大成》等教辅材料3种，《小学韵语》《五方元音大全》等音韵书2种，理学类（《近思录集注》）、制艺类（《二论引端详解》）、字典（《增补考正字汇》）各1种，共计29种。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史部书籍，计有《香祖笔记》《浪迹丛谈》《南滣楛谈》《漫游纪略》等11种。此外，还有孙秉衡《古今名人格言精华》亦归入此类。以上共计41种。
（二）实用指南类：此类书籍数量较多，主要有《银海精微》《绘图针灸易学》《图注难经脉诀》等医药书15种，《初等新式尺牍》《正草商务白话尺牍》《增广尺牍句解》等尺牍类书籍13种，《牙牌神数十种》《校正梅花易数》《奇门遁甲大全》等占卜类书籍15种，《绘图神相铁关刀》《校正相理衡真》《增补麻衣相》等星相类书籍4种，《校正阳宅大全》《穷通宝鉴栏江网》《校正入地眼》等堪舆类书籍5种，《万事不求人》《交际文牍大全》等日用类书、应酬类书籍2种，《分类对联大全》《对联从新》等楹联书籍2种，《绘图宣讲拾遗》《中庸修道真解》《吕祖指迷醒梦词》《渡坤舟真传》等善书31种。另有择吉类书籍《增补袖里金百中经》、地理类书籍《河南省城地里路程》各1种，《百局象棋谱》《中外戏法图说》等游戏类书籍3种。以上各小类共计92种。
六、香港新界（20世纪30~40年代）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香港中文大学的一群研究者在新界地区开展口述史研究的过程中，在西贡海下村的一座旧宅内发现了晚清民国一个塾师的藏书。塾师名叫翁仕朝，是海下村人，曾在村中开馆授徒。他留下的藏书，从一个读者的角度，为了解后五四时代内地的书籍流通和阅读取向提供了一组与上述三种史料性质不同的宝贵证据。
西贡位于原新界东部，属于这一带较为偏远的地域。1911年的人口统计数据显示，西贡有村庄126处，共9243人。当地主要的墟市西贡墟和坑头，都是19世纪中叶以后才兴起的。海下村位于西贡半岛北端，交通不便，尽管离港岛不远，但即便在相对偏远的西贡中，也属于较为僻远的村庄。海下附近的村庄，规模很小，通常只有数户至数十户。1898年，海下人口只有50人。
翁仕朝（1874-1944），号佐臣，出生于一个家境宽裕的家庭。年少时在村中私塾接受启蒙教育，后转至附近知名学塾继续学业，其教育可能已达到可参与童试的程度，不过他从未参加过科考。翁仕朝年轻时曾习医，在当地墟市行医。父亲去世后，回到海下村定居。此后继续行医，并在村中私塾任教。45岁以后，担任海下翁氏族长，经理海下翁氏的家族事务，直至1944年去世。中文大学的研究者发现翁氏藏书时，老宅年久失修，部分藏书已破烂不堪。1987年，翁氏后人将藏书捐赠给香港政府，现藏于香港区域市政局沙田中央图书馆。这些资料包括印本书籍约300种、写本180种和散件文书1000件，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翁家账簿、命课、家谱等文献，实际印本、写本书籍有355种，不计重复共349种。这批书籍以翁仕朝藏书为主体，可能还汇合了他的兄弟的部分藏书，主要体现了截止20世纪40年代初新界僻远乡村一位塾师的阅读取向，可与上述三份书单进行比较。
与其他三份书单一样，翁氏藏书也可分为近代教材与教辅材料、传统教育、实用指南与小说和纯文学四个类别：
（一）近代教材与教辅材料：翁仕朝于1909年前后从西贡墟返回海下定居后，在村中开馆训蒙，教授内容最初当以传统蒙学读物和四书五经为主。20世纪20年代后，香港政府设计的新课程开始为西贡部分学塾使用，翁仕朝的私塾可能开始参考和采用部分新课程。1930年，海下翁氏在翁仕朝主持下，设立新式学校“六桂学堂”。第一、二类书籍就体现了翁氏在私塾和学堂训蒙教学的经历。这类书籍共计76种，不计重复75种，包括国文、历史、地理、公民、社会、卫生、算术、自然、常识、英文、修身各科课本及教授法、读本等，其中有英文教材三种（FundamentalArithmetic、NewEnglishReader与EnglishandChinesePrimer），此外尚有《最新小学作文捷径》与《英语不求人》两书，亦归入此类。
（二）传统教育类：这类书籍79种，不计重复共77种，包括启蒙、经部、制艺等类。启蒙读物包括《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千家诗》《增广贤文》《幼学琼林》《三字书》《四字书》《五字书》《九归算法》《孝经》及各种杂字等，数量最多（共33种，不计重复32种）。经部包括《四书》《五经》的不同版本与注疏及《五经集字》《孔子家语》等，数量比启蒙书籍稍少（共28种，不计重复27种）。制艺类书籍包括《童子问路》《染断编》《重订青云能与集注释》《小题指南》各集、《小题正鹄》各集、《初学课童金镜》等，共15种。另有《千字文草法》《王羲之草诀百韵歌》《黄自元临九十二法》等字帖3种。
（三）实用指南类：共167种，不计重复164种，这是翁氏藏书最重要的部分，其数量超过前两类之和。此类书籍分为医药、堪舆、日用类书及尺牍等、占卜择吉相面（含通书）等几小类。
第二小类为堪舆类书籍，共19种，计有《地理辨正疏》《绘图地理五诀》《定灶定局地理总诀变论》（写本）《地理真传》（写本）《地理总诀》（写本）《点地总口诀》（写本）《新刻石函平沙玉尺经全书真机》《新刻平砂玉尺经》《平砂玉尺经》《改良罗经解定》（《详图罗经解定》）《新刻法师选择纪》《新刊地理五经四书解义郭璞葬经》《定龙向消砂纳水玄关窍总论》《绘图阳宅三要》《六十年轮流修整阴阳二宅吉凶方位》（写本）《壬午年崇日堂左桐轩天星课》《杨公诀二十四山造葬逐日吉凶定例妙诀》（写本）《丧葬最丧》（写本）等。
第三小类为尺牍、帖式、楹联、应酬类等，共31种，不计重复29种。这一小类数量最多的是尺牍类书籍，包括《国朝名人书札》《经营尺牍》《幼学信札》《写信必读》《增注写信必读》《增广唐注写信必读》《指南尺牍》《童子必需图注尺牍初步》《共和新尺牍》《详注中华普通尺牍》（《注释中华普通学生尺牍》）《男女通用童子尺牍》《学生便用尺牍》《最新中华普通学生尺牍》（《注释中华普通学生尺牍》）《无师自通维新尺牍》《改良增广写信必读》《新撰商业尺牍》《新增时令集句》（写本）等。其次是各种家礼和帖式书籍，包括《家礼帖式集成》《家礼》（写本）《帖式称呼》（写本）《丧礼帖式》（二种，均为写本）《帖式便用》（写本）《帖式》（二种，均为写本）《帖式家礼》（写本）《帖式对联》等。再次是应酬类书籍，如《应世便书》《万宝全书》。《增注与人应对称呼》（翁仕朝写本）是称谓书籍。《标点公文新程式》应为新式公文的范文集。
第四小类为占卜择吉相面，计有11种，包括《增补天机断易大全》《协纪辨方书》《万载流名烧饼歌诗》《罗浮道人梅花灵卦》（写本）《渊海子平》《算命不求人》（写本）《神相麻衣集》《新增水镜相全编》《相全身秘诀》（写本）《三节论法》（写本）等。另有通书32种及《二百年阴阳合历》。
此外，还有《新刻京板工师雕镂正式鲁班经匠家镜》和《鲁班秘诀仙机》等营造类书籍2种及农业类书籍《增补陶朱公致富全书》。
最后一类是善书与宗教类书籍，共17种，包括《明心宝鉴》《惠阳福报》《劝人莫食洋烟》《戒人莫赌博》《关帝明圣经》《宣化妙经》《绘像大圣末劫真经》《大圣末劫真经》（写本）《请神点论书》（写本）《请神咒诀掌握论》（写本）《符书显应》（写本）《增补秘传万法归宗》《灵验奇术》《庙祝问答》《天后元君灵签》（写本）《灶神灵签》（写本）《长远两友相论》（《两友相论》，基督教）等。
（四）小说和纯文学类：主要包括小说、诗词两类，共33种。小说类21种，包括《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东周列国志》《后列国志锋剑春秋》《隋唐演义》《聊斋志异》《燕山外史》《封神演义》《金丝蝴蝶》《车龙公子花灯记》《刘伯温锦囊》《龙图包公案》《顺治皇过江全传》（《顺治过江》）《吉祥花》《绘图李公奇案》（另一本题作《绘图李公案奇闻》）《绘图蓝公案奇闻》《警富新书》《女学生》《贪欢报》《增广岭南即事杂撰》等。诗词类12种，包括《增补韵对屑玉评注》《详注分韵试帖青云集》《诗韵集成》《寄岳云斋试赋合注》《声律启蒙》《唐诗合选评解》《批点增注七家诗选》《古圣名目平仄》（写本）《平仄之法》（写本）《注（？）选诗赋》（写本）《新增时令集句》（写本）《仕朝诗本》等。
七、余论
包筠雅指出，清代南中国地区存在一个由不同阶层共享的、以文本为基础的文化，她称之为“大众文本文化”（populartextualculture），其内容包括上述提到的几个书籍种类：以科考课程为中心的教育类书籍（含经典启蒙读物），介绍礼节、尺牍、医药、日用验方及占卜、祈福法门的各种指南类图书，以及小说及纯文学作品等。同样，在笔者处理的四个案例中，我们发现这一文化涵盖的三类书籍在民国时期仍旧存续。
首先，教育类书籍，特别是四书五经，被包筠雅视为清代大众文本文化的核心部分，她称此类书籍“成为把这种大众文本文化中许多毫不相干的作品联系起来的线索——或者至少是支持这种文化整体言论的经纬”。尽管在本文讨论的时代，科举已退出历史舞台，不少科举类书籍（特别是制艺类书籍）已经没有什么市场，不过总体而言，四书五经一类的经典，仍有一定销路。晋南账簿记录了四书五经的销售情况。河源售书账显示，各种版本的四书五经仍有销路。张履谦的相国寺调查中，列举的此类书籍有《上论集注》《下论集注》《上孟集注》《中庸集注》《校正监本书经》《绘图监本诗经》《精校大中集注》等7种。翁氏藏书中，经部书籍包括四书五经的不同版本及《五经集字》《孔子家语》等书，数量比启蒙书籍稍少（共28种，不计重复27种）。另有15种制艺类书籍。可见此类书籍虽然已不再是大众文本文化的核心，但仍在各地流通、收藏和阅读。
我们知道，无论是晋南账簿、粤东账簿还是新界翁氏藏书目录，都无法体现这三个地域流通书籍的全貌，因为前两者只是一家商铺出售的书籍，而后者是一位读者书架上的藏书，只有开封相国寺书单是相对系统的。不过透过对晋南、闽西、新界三个地域的比较（粤东书单是四堡书商所记，可与闽西书单合并讨论），还是足以显示，我们讨论的不少核心文本，其流通范围并不限于中国某一区域，而是见于晋南、开封、闽西、粤东乃至英国殖民政府控制的新界地区，因而这是一个跨地域的文本群。
这样一种对近代知识和思想兴趣不大的现象，在其他区域也可见到。1934年前后针对全国成人阅读的一项综合调查发现，大学生与“一般民众”的阅读差距较大，“前者是比较偏于专门方面或学术方面的书籍”，“而后者则是比较偏于通俗方面或一般方面的书籍”，后者所读的内容“多半是不离武侠神怪等荒诞不经的东西”。在葛学溥考察的粤东凤凰村，尽管《新青年》已经进入村中，不过他也注意到，在这个拥有650人的村子，每天仅有五六人光顾阅览室。
事实上，上文讨论的清代大众文本文化的若干核心文本，并未随着政治、文化局势的变动而完全退出历史舞台，不少书籍躲过了20世纪各种战火和政治运动的清洗，保存到这个世纪的后半期。随着七、八十年代政治气候的变化，这些书籍及其收藏者，在一些区域的传统复兴过程中，扮演了不容忽视的传承角色。近二三十年来，笔者在乡村调查过程中，这些书籍还时有所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