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出生于一九七七年十月。四个月后，她也来到这人世间。
那一年中国教育走出了文革笼罩的阴霾，停止了十一年的高考制度终于恢复。
那一年一位老者对着地图端详，舒展眉宇，立腕提笔在南海岸边勾勒出一个圈。这个圈将要套住包括他和她在内很多人的命运，几百万，或许几千万，但谁也不能够预见。
他来自西府宝鸡山脚下的一个小村庄。在毗邻的一众大大小小的村落中，这个村子算得上是毫不起眼。它当然有自己的名字——党家堡村，可是那些村子都有着独一无二的称谓，也基本都以村中的大户族姓命名，纯粹为了方便区分，仅此而已。除此以外，每个村的作物，方言，风味、习俗乃至样貌别无二致，至于村民所言甲村人小气或乙村人懒惰，多是因历史上个别臭名昭著人物产生的刻板印象——而党家堡村甚至连这样的刻板印象都不具备。唯一称得上独树一帜的，是毛主席时代修建的一座戏台，偶尔戏班艺团过路，村子里才会聚集一些周边的村民和懒汉，短暂的热闹起来。
她出生在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铜川。煤矿的发现和开采使得这座城市的面貌在十几年内焕然一新：泥泞坑洼的土路铺上了光滑平整的柏油，狭窄拥挤的杂院变成了通透整齐的小楼，高耸的烟囱瘾君子似的吞云吐雾。最了不起的要数那条横贯全城的铁路线，无论是谁，只要到矿区的车站去看过一眼，逢人都能吹嘘好半天：“要咱平常看，铁轨就那两条是吧，嘿！你绝对想不到，到了矿区，就和树杈一样，一下子分出几十条去，每一条上停的车厢数都数不清……”夜幕降临，蒸汽机车的灯柱刺破无尽的黑暗，铁道沿线的三居室里亮如白昼。她时常从睡梦中惊醒，凝望着窗外一点点暗淡。车轮撞击铁轨的响动渐远，只留下悠长的汽笛声萦绕在耳畔，她的思绪也顺着着铁轨延伸下去，好像永远没有尽头……
翻开族谱向前代阅览，他的祖父竟还是旧社会的地主阶级，虽谈不上锦衣玉食、仆侍成群，可也家境殷实、衣餐无忧。租地收款、雇工做活、量体裁衣，落得一身清闲。到他父亲时，一场土地改革运动使得家境与普通百姓无二，村民们的目光从敬顺到冷淡，甚至到轻蔑，往昔尊贵的社会地位随着大大小小的地块一起割离。所幸先前阔绰时日并无仗势欺压之行径，对待长工下人态度也算和蔼，墙倒无人推，用他父亲的话说，只是“顺了势”。家中还剩下两把红木包浆的太师椅，色泽黯淡却油光锃亮，他父亲还像当年的祖父一样坐在上面抽烟，只是手中的黄铜烟锅换成了报纸片卷烟——烟叶量大而价廉，上衣时常脱下搭在肩上，裤脚挽起过膝，露出灰白的跟腱，布鞋细密的针脚里永远嵌着泥土。无论是做活还是休息，他父亲的话总是很少，眉间拧紧的“川”字，也只有在抽头两口烟的时候稍稍舒展。母亲目不识丁，属于最普通那一类农村妇女——生儿育女、忙里忙外、起早贪黑、任劳任怨，得空也嚼舌根议论几句村里人的闲话。和父亲总是眉头紧锁不同，她似乎从来不会发愁，又或者纯是没工夫而已。
从小学到初中，她和妹妹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她像母亲一样机敏，老师上课讲的听一遍就能牢牢记住；妹妹继承了父亲的踏实，不熟悉的知识一定反复回顾。老师和父母都相信，这两个妮子考上中专是板上钉钉的事。省内最好的中专，全市每年只有几个名额，但她毫不怀疑自己一定在那几个人之列。中考那年，有一回她和妹妹去铁道边，妹妹盯着延伸的铁轨出神，问她铁路有没有尽头，如果有，那又是什么地方。她回答不上来，课本上可从来没有记载，但她很肯定的说：“有的，但我不知道是哪里，不过总有一天我会知道的。”妹妹撇撇嘴表示不满，扭过脸去看夕阳。橘红色的太阳离地平线还有一段距离，温吞吞的，像挂在墙上的生蛋黄；漫天的云朵被渲染成千万种彩霞，每一片都随时随性改变光影色调，暖洋洋地懒散着。
后来他和她上了同一所中专——咸阳技校。他分在理工机械类的班级，班里大多都是和他出身相似的普通孩子，凭成绩从偏僻的县城乡村考到这里来，彼此相处起来很融洽。而她分在文科行政类的班级里，另人惊讶的是，班里很多同学都是条件优渥的“富二代”、”官二代”，这使来自工人家庭的她更加自豪，激动地给父母和妹妹写信，在信里她发誓要凭努力超过那些有钱人家的孩子。在一个朋友的撮合下，他和她从遇见发展到热恋，像如今的985、211大学生一样，他们对自己的学历和能力充满信心，无比憧憬地畅想未来——毕业后包分配、进国企、体制内……比起进入高中，以挑战极低录取率高考作为出路的同龄人，他和她的前途似乎无限光明。
然而个人命运的浮沉，除过本身付出的努力之外，无疑还要受社会浪潮的左右。奋斗改变命运在任何年代都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只可惜在社会飞速发展变革时，面对后者的不可抗性，前者往往显得格外挣扎。
毕业后她才发现，所谓的“行政用人单位”，名额都预留给了那些有背景的富家子弟，即使他们平日里不思进取、浑噩度日。大规模发展工业的社会背景下，文科的就业前景本就不如理科，分配到体制内再无可能，这无异于击碎梦想的当头一棒，但她咬紧牙关，四处投递简历求职，出色的成绩是她最后的底气。然而，随着高考录取率一年高过一年，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涌入就业市场，中专的含金量直线下降，许多简历递出后就杳无音信。和极少数还算客气的拒绝信一起传来的，还有妹妹考上大学的消息——因为她的遭遇，父母坚决让妹妹走进了高中的校园。
毕业五年后，他和她拼凑出手头的一点积蓄，再借用父母亲戚的一些存款，在咸阳买下了自己的三室两厅，举办了简单而热闹的婚礼。他的父母坐牛车倒小巴车再上火车，第一次离开了生活一辈子的山村，来到车水马龙的城市，母亲陷在云一样绵软的沙发里，简直要认不出这个西装革履的小儿子，父亲用手一遍遍摩挲雪白的墙壁，眉间的“川”字几十年来第一次消失不见；她的父母在长途汽车上一路颠簸，来把这个不回家的犟女儿交到一个她选定的男人手中。妹妹也从学校专门请了假，除过亲眼看姐姐披上婚纱，她和姐姐还有太多要说的话，在婚礼上却是姐姐先抱住了她，像小时候一样，在她的耳边悄悄说：“铁轨没有尽头的，一直走才能知道该在哪一站下车。”妹妹咧开了嘴角，眼眶里却分明闪着泪花。她从来都不后悔替妹妹走了弯路，因为正如她告诉妹妹的一样，人生的道路本就没有局限的尽头，只要前进，便是无限风景。
他的名字是闫国栋，她的名字叫李莉，他和她是无数70后中平凡的两个，是那一代被社会变革的浪潮裹挟、被命运开了众多阴差阳错的玩笑的人中再普通不过的两个。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当今中国，对“知识改变命运”的质疑声越来越高，“高考无用论”、“阶级固化论”大行其道，影响着一代人的观念。也许有人会说，李莉就是“知识改变命运”的典型受害者，闫国栋也终究没有跳脱工农阶级的身份。诚然，社会对人所处的基准固然存在决定性的作用，然而同一基准线上个人命运的浮沉却更多地由后天学习和知识积累所影响。好比逆水行舟，奋力摇橹划桨或许难以前进，松懈无为却注定只能倒退。
本文系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23年《光影中的百年中国》课程作业，获得“新青年非虚构写作集市”优秀作品。
原标题：《群像|闫宇轩任锦钰卢映羽：他和她的所谓命运——一代人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