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作为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有深厚的文化底蕴与内涵。这底蕴与内涵，主要的不是那些不动产，而是那些所谓非物质文化，叫遗产也行，叫文化活动也行。而围棋，是其中之一。
据载，围棋在北京流行，始于明代。开国皇帝喜欢围棋，以后的皇帝里，也很有几位爱好围棋的。到了清代，围棋一度兴盛，国手云集北京，徐星友、程兰如、范西屏、施襄夏等都曾在北京争得荣耀。棋迷们聊起中国围棋，常说一句话，叫国运兴则棋运兴。晚清以降，国运衰微，棋运可叹。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围棋才迎来新生。但后来又遭逢十年浩劫，元气大伤。改革开放以后，国运日盛，围棋才真正迎来黄金时期。在上世纪80年代，聂卫平在中日围棋擂台赛上十一连胜，正是那个年代中国人人心向上，国力快速上升的最形象的写照。
上世纪80年代，时任中国围棋协会副主席的王汝南八段写了一本书，书名叫《弈坛争霸三十年——从冠亚军之战探索中国围棋的发展》。在这本书中，王汝南把1957年到1986年30年间中国围棋的发展历史分为几个时代，即陈祖德吴淞笙时代、聂卫平独霸时代，聂卫平马晓春争锋时代，群雄并起逐鹿中原时代。而在这四个时代之前，则是“‘南刘北过’主导”的时代。这“北过”，就是过惕生。
而过惕生于围棋，于北京围棋的贡献，并不只于他是一位国手，而是他为北京围棋的发展建设，奉献了许多心力。解放后，过惕生客居上海，看到昔日的棋友都成为国家正式职工，衣食无忧，工作就是研究棋艺，十分羡慕。他萌生出一个念头，即发挥他在北京生活多年，人头熟络的优势，到北京干一番事业。他把他的想法同正在上海的著名社会活动家黄炎培先生说了，得到黄炎培先生的大力支持。黄老建议他到北京去，把这个想法同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同时也喜欢下围棋的李济深先生谈一下。1950年夏天，过惕生到北京，面见李济深先生。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李济深先生，深得李济深先生的赞许。后来，经毛泽东主席批准，由著名法学家、北京市副市长张友渔出面，解决了棋社的社址问题；周总理亲笔批下款项，“责成文化部拨款七千元，筹建棋社”。而“北京棋艺研究社”七个大字，则是李济深先生的手笔。研究社成立后，不惜重金定购了日本全套围棋刊物，又在国内求购各种围棋书籍和古谱，逐渐成为国内第一家较为完整的围棋资料中心。号称“北方四老”的过惕生、崔云趾、金亚贤、雷葆申在新社会也解除了衣食之忧，可以一门心思研究棋艺。
这些事情，虽然都是围棋史，但它们的意义绝不限于围棋。还有60年代的中日围棋交流，其意义也远远不限于体育，而是与乒乓外交一样，成为围棋外交，成为中国当代史中的重要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