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吉尔·巴利，一位英国人类学家，曾经在大英博物馆任职。1977年，他到非洲喀麦隆北部的多瓦悠人部落做了一年多的人类学调查。他根据这段田野经验写出的学术作品读者不多，可这本《天真的人类学家》是写他这段生活经历的轻松读物，却成为读者最多的人类学作品之一。
人类学家接触到的都是具体的故事，所以也会成为讲故事的高手。在《天真的人类学家》中，的确可以读到不少令人捧腹的经历，比如巴利就曾不得不抱着一只猴子一起看电影（还得给它买票）；不小心磕掉门牙，找当地医生拔牙的时候还被医生的助手不由分说地拔下两颗好牙；他想改善生活，于是养了一群鸡，好不容易等到鸡要下蛋，他的当地助理却把鸡都宰了，因为在他们看来鸡蛋是一种很恶心的东西……
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副研究员段志强也在看理想的音频节目《段志强的快乐书单》中介绍了这本书，之所以列入“快乐书单”，正是因为这本书非常好笑。作为一位很会自嘲的人类学家，巴利的这本书尤其显得可爱。
01.
一个年轻的人类学家决定去田野
《天真的人类学家》属于那种一拿起来就放不下的书，书里面充满了各种抱怨、玩笑和吐槽，当然还有随处可见的自嘲。要想严肃地理解这些吐槽，把握这种写作在人类学学术史上的位置，可以先看两本书。一本是美国人类学家保罗·拉比诺的《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他去年刚刚去世。这本书实际上田野了人类学家本人，讲的是人类学家跟当地人打交道的方式怎样影响了他获取的资料。
另一本是出生于波兰的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的《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马林诺夫斯基是更加有名的学者，是中国社会学奠基人费孝通先生的老师，他创造了一套民族志记录的方法，开创了田野研究的风气，对人类学影响非常大。
马林诺夫斯基参与特罗布里恩生活的情景
这本书确实就是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日记里的内容打破了他作为严谨深刻的人类学家的形象，他对土著人的真实想法更接近于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很多时候还很讨厌他们，对于土著女性甚至有一些不太文雅的想法，还打过土著小孩子。
这两本书都对人类学的学术共同体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因为田野调查这时候已经是人类学——当然现在可能也是——的最核心的研究手段，但大家慢慢发现，田野工作本身可能不像大家一开始设想的那样有效。《一本严格意义上的日记》出版于1967年，《摩洛哥田野作业反思》出版于1977年，《天真的人类学家》出版于1983年，堪称对田野工作的补刀之作。这本书一开始就说，干人类学这一行，不做田野是不可想象的，简直可以说是一种田野崇拜。
老教授们都做过田野调查，书里原文有点刻薄：“每当这些老教授在理论或形而上学的辩论场合被逼到墙角，便会悲哀摇头，懒洋洋抽烟斗或抚弄胡须，喃喃说道‘真人’无法嵌进‘从未做过田野调查者’的纯粹抽象概念里”——顺便说一下，这本书的中文翻译也很棒。
“老教授”这个场景真是太熟悉了，每个学科都有这样的圣殿守护人，他们总会坚持一些基础门槛，你只有做到了，才好意思在学术殿堂里跟别人打招呼。而且，当同行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才能不经意间蹦出一些田野经验，表示你对得起人类学家的头衔。
于是乎，我们的主人公、年轻的人类学家奈吉尔·巴利决定要去做田野。
奈吉尔·巴利
02.
“可耻的马林诺夫斯基”
田野谁呢？世界上还存在的原始部落里面，有的已经被“田”过好多次了，有的国家在打仗。精挑细选加上阴差阳错，巴利选了喀麦隆的多瓦悠人。然后是申请经费，买机票，办签证，打疫苗，准备行李，期间充满了你能想象得到的去非洲的一切麻烦。
等待期间，他观察雅温得的小贩，说“买卖过程带有游戏气氛，开价大约是合理价的二十倍，顾客骂他们是土匪，他们咯咯笑着同意，把售价降到正常价的五倍”。经过一番交手，他总算拿到居留许可，开始出发往下一站，喀麦隆北方城市恩冈代雷。
今天，拜新技术所赐，我们可以在地图上追随巴利当年的足迹。雅温得城市太大，感受不到四十多年前的氛围，恩冈代雷算是个中等城市，还可以打开街景游览一番。我放大地图，先跳出来的一个地址写着某某算命服务，跟某清真寺、某数码城都是显示级别比较高的地名。
现在这个地方还有一所大学，在远离市区的一个湖边。校园四栋楼，方方正正围成一个小校园，街景照片显示，校园里最显眼的摆设是四辆拖拉机，两辆大的两辆小的。其他的照片基本上都是年轻的黑人大学生，一派茁壮成长的景象。
跟传教士接触下来，巴利却发现传教士并非想象中的文化帝国主义者，而且他们已经做了很多人类学的工作，包括对当地文化和语言的研究，给他省了事。关键是，他收不到汇款，教会借给他钱，他生病了，传教士给他看病，他还能到教会的福利社买东西，受不了部落生活的时候还能暂时逃进教会，品味一下熟悉的文化，修复一下疲惫的心灵。
教会与人类学也没有那么水火不容嘛，可耻的马林诺夫斯基。
类似这样，《天真的人类学家》处处都在戳破人类学的各种学术神话。这些神话有些是些无关大局的田野经验，有些则是不可挑战的学术规则。
03.
波利与孔里村
但我们继续跟着巴利前进，现在来到一个副县城——可能相当于这个县的第二中心城市，名字叫波利。
巴利的调查地点，就在波利九英里之外的孔里村，这是个多瓦悠村落。各位，这个村子现在在地图上看得清清楚楚，几栋茅草屋都能数的出来。而且你还能看到，巴利在书里的脚注里写的，“在这里，院落是基本的生产和生活单位”到底是什么意思，唯一缺憾是没有街景图。
从现在的卫星地图来看，孔里村还是由大大小小的院落组成，只不过多了几栋白色屋顶的现代化房屋，不知道是不是彩钢房之类。
村口两栋大房子也是白色，不知道做什么用途。书里说，当地土著人住的都是圆形的茅草屋，他作为外来的白人，要跟其他白人和别的官员老爷们一样，住方形的房子。现在地图上看到的这几栋白色新房子，也都是方形的，带有一种高高在上的外来气息。
遗憾的是《天真的人类学家》没有画出村子的平面图，不过巴利根据这次田野写成的学术书《符号结构：多瓦悠人文化探索》里面有一幅示意图，画了典型的多瓦悠院子，文稿里可以参看。这幅图画的院子相当复杂，结合卫星图像，不能一一对应，但可以大致想象一下。
不过，别以为多瓦悠人的生活跟四十年前差别不大，《天真的人类学家》除了孔里之外，提到周围还有好几个其他多瓦悠村子，然而现在的卫星地图上已经都看不到他们的影子，甚至有些地名还保留在地图上，但放大一看，空空如也，只有稀稀拉拉几棵树。
是不是孔里成了旅游名胜所以才保留下来呢？我在另外一个视频网站搜了多瓦悠，倒是有几段旅游者拍的视频，但也不是孔里村。不管了，还是继续看书。
04.
人类学家为什么天真？
我们的书名叫《天真的人类学家》，人类学家怎么天真了呢？
他们学了各种各样的理论，又有现代高等教育带来的一整套知识，充满信心地要把原始部落的文化分门别类塞到民族志框架里头，写成一篇说得过去的博士论文，在学术江湖里混得一席之地，运气好的话还能成为大佬、中佬或小佬。
结果到地儿一看，一多半的精力用来应付种种学术以外的情况，跟官僚打交道的问题、钱的问题、购物吃饭的问题、生病的问题，有时候还面临生命危险，当然最重要的还是跟各种各样的当地人套词的问题。
这些，你在以往的人类学经典著作里很少看到。天真地以为就是单纯地去做学术、搞研究，没想到其实你首先是去生活的，要活过这段时光。
另一方面，人类学家也容易抱着一种浪漫的想象。
你有没有看过一部电影《上帝也疯狂》？里面的布须曼人天真烂漫，与世无争，而且具有高超的生存技能，可恨外来的东西污染了这个纯净的世界，这是非常普遍的一种想象。
但是巴利遇到的多瓦悠人不是这样，他们当中的一些人非常精明，善于算计，懂得利用各种关系，而且他们既不勤奋，也不高产，种的作物主要就是小米，娱乐则是靠喝酒，作者说他们的生活是“孤独的农耕不时掺杂社交烂醉”。
当然更多的还是文化差异。
作者到了波利之后，先要开车去县城办手续，结果第二天打开房门，就发现一大堆人等在门口，要搭他的便车，根本不知道他们是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作者说，“不少人批评欧洲人是家长心态，其实他们根本不了解非洲多数地方存有一种传统的‘富人与穷人’关系，替你工作的不止是你的雇工，你还是他的保护者、赞助人”，也就是说，一种人身关系。要是你的工人突然管你叫爸爸，那完了，一定他出了悲惨状况，需要你伸出援手。
后来巴利找了一位当地人做助理，两个人的关系是《天真的人类学家》的线索之一。在这位助理看来，他因为给白人打工，所以在自己的社群里面拥有了特殊的地位，反过来他就会要求巴利表现得像个白人，不然如果你太随便，失了身份，你倒不要紧，但是会降低助理的地位，关系非轻。
所以你看，人类学家自始至终都会受到各种关系的缠绕，影响或者限制他的行动，不可能真的置身事外。
到了田野，作者还发现，过去学的方法也不一定对。田野工作的纪律里面，有一条是，跟当地的异性保持合适的距离。这一方面是伦理问题，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免卷入麻烦。马林诺夫斯基的日记讲了不少他的性苦闷，就更加重了这条规矩的分量。
05.
人类学，是相互的
人类学家自命为观察者、研究者，《天真的人类学家》告诉你，其实你是参与者、卷入者。观察、研究当然是有的，但却是互相的。多瓦悠人的问候方式是这样的：“你的天空可晴朗？”“我的天空很晴朗，你的呢？”他们怎么想象作者的天空呢？
多瓦悠酋长很客气，表示很想去英国村子回访，但是不知道他们从哪儿得来的消息，英国有食人族，所以还是算了。
你看，观看也好，想象也好，都是互相的。你“人类学”人家，人家也在“人类学”你。
我是学历史的，历史学也有田野这么一说，当然是跟人类学学的。大部分是研究历史人类学领域老师和学生们在做田野，他们研究地方社会，包括民间宗教、家族祭祀等等。我有时候附庸风雅，也跟着跑过几次田野。有一次一起去浙江的时候，同行的另一位老师告诉我一句话，田野田野，又甜又野，这大概是学生们编出来的。
不过此田野非彼田野，《天真的人类学家》野是够野，甜是甜不到的。它不但击破了田野的浪漫色彩，也廓清了笼罩在田野工作身上的学术迷雾。
但是我也多少有点担心，因为作者文笔妙趣横生，擅长抓住戏剧性情节大写特写，会不会又增加了一层新的迷雾？比如说，在第一部《小泥屋笔记》里面，作者描写了好几位土著人，都很有个性，作者还经常调侃他们，让读者感觉作者跟他们很熟。有一位酋长，号称可以控制打雷下雨，书里面有很有趣的描写，也是作者的田野调查最有趣的发现之一，大家感兴趣可以去看看。总之每个人都写得让我们觉得如同亲见。
但是你再看第二部《重返多瓦悠兰》，他时隔半年再回来的时候，好像大家对他也没怎么热情。事实上巴利自己也说，他在多瓦悠兰一年半，没有交到一个朋友，他说“多瓦悠人没有友谊的概念。如果你是个男人，你的‘朋友’是与你一起接受割礼的人，如果你是女人，你的‘朋友’是你丈夫的其他妻子。”总之没有朋友。后来他去印度尼西亚做田野，那个地方的人跟多瓦悠人完全不一样，他很有归属感。所以后来他跟多瓦悠的这些人也没有联系了。
你看，《天真的人类学家》表面上要揭露田野工作的残酷、困难，但因为写的漂亮，反而给人一种亲切、好玩的印象，然而细细想来，背后却有更深刻的苍凉和难以摆脱的疏离感。
你怀抱理想和善意来到一个陌生地方，还写了一本好看的书畅销全球，但在这里的人看来，你却是一个奇怪的外来者，而且跟那些高高在上的外来者是一伙儿的——书里面就有好几个地方，作者解释他是英国人，不是法国人或德国人，但这种区分又有什么意义。
这似乎是今天我们每个人的写照，我们新来到一个城市或者一个职场，一厢情愿想要了解新环境，却总不免了会受到人类学式的对待，会被别人按照他们的方式来想象，被人误解、也在误解别人。
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是，至少在人生的某些时刻是，天真的人类学家，重点在“天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