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哲学世界观的斗争与真假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在世界历史的大变动中诞生，也必然在新的历史大变动中经受考验。这种考验，在马克思主义成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主流思想后，就集中在真假马克思主义之争上。历史证明，僵化教条和背弃基本原理是从“左”与右两个方面搞假马克思主义，而历史大变动中处于低潮的社会主义运动，则容易出现否定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极右倾向。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丧失信心，根子在怀疑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怀疑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的科学结论，把社会主义的精神支点从科学理论转向伦理道德。因此，伴随着对于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否定，必然表现为哲学世界观上的斗争。
20世纪初的世界历史发生了三大变化：一是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除了其原有的阶级对抗，又形成了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宗主国和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的对抗性矛盾；二是在世纪交替相继完成的“物理学革命”，在推动新的工业革命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人们关于世界存在和科学属性的思想混乱；三是继19世纪末欧洲无产阶级革命陷入“沉默”至新世纪来临，民族解放运动也波澜不惊，革命前景不明。俄国作为当时世界历史大变化的聚焦点，深刻感受到了历史变动带来的思想冲击。俄国无产阶级政党内部率先爆发了争论，试图通过经验批判主义“回到康德”开始成为一种时髦的口号。列宁敏锐地认识到这是一场真假马克思主义之争，其要害在党是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而哲学世界观上的动摇将为僧侣主义、信仰主义等打开大门，从而根本颠覆党的指导思想。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当时一大批科学家倒向了唯心主义哲学。虽然列宁称他们为“绝大多数现代自然科学家自发地主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的拥护者”，但仅靠这种“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倾向根本无法有效防范倒向唯心主义的危险。20世纪初的“物理学革命”打破了人们习惯地从“实体”方面认同物质的传统观念，致使一大批自然科学家从自发的唯物主义转向唯心主义，成为列宁所说的“伟大的科学家、渺小的哲学家”。自然科学家的这种“懵圈”不仅有碍科学的健康发展，更加剧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在指导思想上的混乱。唯物主义哲学确立物质本体，就是把客观实在及其规律作为科学的对象，把客观真理作为最高的价值追求。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遵循这一根本的哲学立场。但是，自发的唯物论在理论上不彻底，在实践上摇摆出错，不能把唯物主义坚持到底。坚持彻底的唯物主义，就必须自觉地用辩证唯物主义武装头脑，加强世界观的改造。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需要勇气的。探索客观规律、追求客观真理首先难在摆脱狭隘利益眼界的束缚，真正敢于面对新陈代谢的历史趋势。列宁曾这样讲过：“有一句著名的格言说：几何公理要是触犯了人们的利益，那也一定会遭到反驳的。”社会生活的重重迷雾，源自占统治地位的既得利益集团依托其强大经济统治力编织出的意识形态神话。要破除现存不合理的利益格局藩篱，为遭遇不公平命运的民众谋利益，不要说不能心存杂念，就是仅有同情心或善心也无济于事。革命的批判的精神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品格，它“要对现存的一切进行无情的批判，所谓无情，意义有二，即这种批判不怕自己所作的结论，临到触犯当权者时也不退缩”。所以，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首先需要具备大无畏的革命精神。
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是需要艰苦付出的。社会历史领域较之自然领域的最大区别，就在于这是一个充斥着人类的意志、欲望及其能动作用的领域。在这一领域探寻客观规律不仅艰难，而且其结果很容易以忽视人及其能动性为由遭到曲解。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唯心主义对于人的能动性“只是抽象地发展了，因为唯心主义当然是不知道现实的、感性的活动本身的”。真正发掘人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的是彻底的唯物论，即辩证唯物主义。俗话说得好，画鬼易画人难。要认识和把握不断变化的客观世界，做到一切从实际出发，不仅需要拨云见日，透过现象看本质，还需要与时俱进、永不懈怠。要认识和把握纷繁复杂社会现象中的历史大势，不仅需要批判的武器，还需要武器的批判，真正投身于人民群众的革命事业。可见，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就是一个不断地把改造客观世界与改造主观世界努力统一起来的过程，在推动世界革命变革的同时，不断地进行自我革命。
正因为如此，围绕是否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斗争，就必然是关系马克思主义政党先进性和纯洁性的重大斗争。“回到康德去”，鼓吹伦理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屈从现实、放弃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开创历史未来责任的投降主义行为。马克思主义一再强调“现实”与“现存”的区别：马克思主义必须立足现实，但绝不屈从现存。所谓立足现实，是按照历史规律和人民的根本利益去推动社会变革、造福人民、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而伦理社会主义的所谓“回归生活”，则是认同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在不触动现有利益格局下为自己捞取一口“羹”。因此，把马克思主义科学信仰一分为二——一面是遥远彼岸的伦理冲动，另一面是“贴近生活”的利益诉求——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思想堕落、政治变质的表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无疑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沿着正确的思想路线前进的保障。
二、世界观的改造与我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
面对西方否定唯物论哲学的所谓“生存论转向”，党中央没有“转向”，但学界主张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论转向”的声量却很高，从中不难发现一些知识分子（其中许多是党员知识分子）在世界观方面的差距。在我国今天，关于知识分子的政治地位和社会价值，已经具有很大的共识。对于党和国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基本方针，国家栋梁、宝贵财富是总体评价；对于广大知识分子，科学无国界而科学家有祖国，知识无边界但知识分子有立场是价值共识。因此，报效祖国、担当民族复兴大任已成为知识分子群体日益自觉的行为，他们中的许多人已成为中国共产党员。但是，这并不等于说关于我国知识分子的价值取向方面已经没有问题了。且不说在历史的大浪淘沙中不时掀翻一些溺水者、吓退一些胆小者、淘汰一些观望者，就是在大体上顺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潮流的队伍中差异性也很大，这里不仅有先进后进之分、做事做人之别，更重要的是在同党和人民一条心上的差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认同上的差异。由于知识分子的社会影响力，这一差异不仅造成了个人在爱国奉献上的差距，而且可能成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展思想舆论方面斗争的消极面。
毛泽东在60多年前有一个判断：我国知识分子“绝大多数人都是爱国的，爱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愿意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的国家服务”；同时又必须看到：“世界观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我们希望我国的知识分子继续前进，在自己的工作和学习的过程中，逐步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毛泽东的这个判断是科学的，既对政治立场与世界观转变做了区分，又指明了两者不可分割的联系。政治立场最接近社会经济基础，最容易随着经济基础的改变而改变；世界观则高悬于社会经济基础之上，可以在经济基础面前保持相对独立性。因此，一个自由个人主义者，在其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变之前是可以为社会主义国家服务的，因为世界观问题而不信任甚至排斥这些知识分子是错误的。但是，世界观又不是无关紧要的纯粹私事，不仅关系着个人政治立场是否自觉和坚定，还关系着国家的意识形态安全，必须高度重视。
进入帝国主义时代以后，西方哲学的主流不仅更加武断地否定唯物论哲学，而且完全蜕变为被黑格尔称之的“坏的唯心主义”即主观唯心主义，个人主义也迅速从张扬个性滑向自我中心。因此，在这一时期逐步建立并体系化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由于否定客观规律和客观真理，制造现象与本质的对立，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科学与价值的二元论倾向。社会科学各学科大体上都是从抽象的人性假设出发，同时以实证主义的方式建立起学科体系，即在经验、局部、孤立基础上的模型化、数据化和概念体系，而根本排斥本质、规律和整体性。正因为如此，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就不能照搬西方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话语，而必须超越抽象人性论和实证主义的眼界，在批判吸收其合理因素的基础上，通过自主创新，建设自己的学科、学术和话语体系。这正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任。
虽然学界对于这一使命热烈地回应，但真实的进展不容乐观。不客气地说，现在学界实际上存在着一种集体的“无意识”，即把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视为“意识形态”而在学术上加以拒斥，致使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作用流于表面。这一集体无意识的背后，就是去唯物论后的个人主义哲学意识。改革开放以后，许多学科在恢复、重建的同时，大量引进了西方的学科体系和学术规范，进入这些具体学科的学者如果不自觉地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就会自发地倒向以抽象人性论为基础的个人主义。囿于这一哲学视野，“科学”似乎就是价值无涉，就是可以“证伪”，限于现象和经验范围，否则就是信仰，就只能以人性为最高尺度，因而价值前提就只能是人性预设。作为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建立在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科学认识之上的马克思主义，自然会被作为“宏大叙事”而排斥在学科体系、学术话语之外，其指导作用当然就是隔靴搔痒、无济于事了。要破除实证主义科学观和抽象人性论的崇拜，必须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的教育真正落实到国民教育中，而首要的是清除这些年来强加在唯物主义哲学上的种种污名，开展世界观方法论上的唯物论与唯心论的斗争。
三、把实践与认识论切割是“去唯物论”的哲学路径
不难看出，完成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绝不是单个学科的孤立任务，必须首先把马克思主义的指导落到实处，把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运用到学科的建设中。正是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我国知识界今天存在着明显的短板，原因在于对唯物主义哲学的嘲弄和摒弃。这股风当然不只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孤立现象，而是当代西方的总体哲学态势，是当今世界历史大变局对于坚持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的新挑战。探究其中的缘由，就哲学本身而言，把实践从认识论中分割出来并使之上升为本体论是关键一环。而由于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特征之一，通过这种分割将其夸大为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虚化以至否定物质本体论，其可能造成的思想危害就不易被人察觉，甚至还可能被吹嘘为“哲学创新”。
实践与认识论的这种内在关系证明了所谓“实践本体论”的荒谬。实践（认识论）是可以架设自在之物和为我之物之间的桥梁，但实践并非“自在之物”本身。正如存在着唯物论与唯心论的认识论之别，也存在着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实践论之别。实践天然具有功利性，但并不天然具有唯物性。以实践为基础的哲学，可以走向唯物论哲学，更容易走向意志论的唯心论哲学。也就是说，从实践出发或以实践为基础，不能解决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性和客观真理问题，不能区别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唯心主义的实践哲学。因此，不能用实践说明唯物论，而必须用唯物论去说明实践。“在唯物主义者看来，人类实践的‘成功’证明着我们的表象同我们所感知的事物的客观本性相符合。在唯我论者看来，‘成功’是我在实践中所需要的一切，而实践是可以同认识论分开来考察的。”坚持认识论、逻辑和唯物辩证法的统一，才有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辩证唯物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基和核心。
把实践与认识论剥离，通过去唯物论而鼓吹“实践本体论”，这股风在我国哲学界来势凶猛。当今我国思想理论界的一个最大的落差，可以说就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地坚持辩证唯物主义，而我们的校园、课堂和教材却充斥着否定唯物论哲学的氛围。用实践哲学取代唯物论哲学被冠之以“创新”而成为时尚，否定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唯物论哲学传统被炫耀成“实践唯物主义的转向”，用“以实践为基础的唯物主义”否定唯物论与唯心论的对立被誉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代化”，所有这些集中到一点，就是否定物质本体论，否定自然辩证法，否定客观真实的规律。实践本体论的要害就是否定自然辩证法。所以，坚持唯物论的实践观，关键是坚持自然辩证法。列宁突出强调恩格斯的下述思想：“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里，我们同样可以读道：‘外部世界和人类思维的运动的一般规律在本质上是同一的，但是在表现上是不同的，这是因为人的头脑可以自觉地应用这些规律，而在自然界中这些规律是不自觉地、以外部必然性的形式、在无穷无尽的表面的偶然性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而且到现在为止在人类历史上多半也是如此。’”
四、世界观的转变是个根本的转变
第三，学习马克思主义，改造世界观，必须投身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与向人民群众学习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前我们要求知识分子与工农群众相结合，主要从阶级立场和阶级成分方面看，这点在今天已经不适用。但是，多数知识分子由于社会分工，与基层的社会生活还是有距离的，因而深入生活、深入群众仍是知识分子世界观转变的必由之路。事实已经证明，大自然是人的命脉所在，实体经济是虚体经济的根基所在，生产生活是精神产品的源泉所在。无论社会如何发展，知识如何重要，人才如何定夺，最深厚最活跃的源泉仍然是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最强大最真实的创造力仍然蕴藏在人民群众中。密切联系群众，虚心向人民学习，永远不会过时。这就是我们必须始终坚持的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会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讲席教授，马克思主义学院学术委员会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