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子认为，他正生活在一个看脸的时代。
一个人长得好不好——荀子说的主要是男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人们对他的评价，结果就是大家争相追求颜值，以至于“今世俗之乱君、乡曲之儇子，莫不美丽姚冶，奇衣妇饰，血气态度拟于女子”，而在婚恋市场上最受欢迎、“妇人莫不愿得以为夫，处女莫不愿得以为士”的，自然也是这样的人。
目击时弊，荀子不以为然。他写了一篇《非相》，非的就是这种不正之风。
《非相》里列举了圣贤们的长相，大部分不像正常人；又说昏君如桀、纣，都是又高又帅体格又好：
“古者桀、纣长巨姣美，天下之杰也，筋力越劲，百人之敌也。”
那么人与人之间，到底是比外表，还是比内在呢？以这样无可辩驳的论据，荀子抨击了当时流行的相人术，所谓“相人之形状颜色而知其吉凶妖祥”的技术。
但是，对荀子的批评，后世的相士们肯定不以为然。
他们理解的相面，绝不是比谁更好看，而且《非相》一篇虽然反对相术，但其中一句“相形不如论心”却被相士引去，几乎成为相术的金科玉律，荀子反而变成了相术谱系中的重要一员。
《麻衣先生人相编》中的几种面相（1）
时代进步快。几百年过去，到东汉王充笔下，“长得好”在相术体系中已经成了一个需要辩护的特质了。
王充是相术的支持者，《论衡》中有一篇《骨相》，开头就说人的命运很容易知道，办法就是观察“骨体”。
王充的论据跟荀子差不多，都是古来圣贤的奇怪长相，只不过结论和荀子正相反：正因为大人物都有特殊的外表，所以可以通过外表判断人的命运。
有趣的是王充写的圣贤外貌和荀子笔下大多不一样，例如荀子说“皋陶之状，色如削瓜”，皋陶的脸色如同削了皮的瓜，大概是一种绿白色；王充则说“皋陶马口”，不太容易想象。
王充举出的唯一一个长得好的例子，是汉初名臣陈平，说他“貌体佼好”。
陈平年轻时很穷，饭都吃不饱，营养不良的人还能拥有美貌，所以“众人怪之”。《论衡》于是承认，“面状肥佼，亦一相也”，只要有“异”。可见如果没有别的特异之处，长得好只能算缺点，不会有大出息。
总之，相术最重视的相貌，在荀子笔下是“美”，而到王充的时候就变成了“异”。这个“异”，当然与东汉流行的谶纬有关。
荀子与王充一正一反，论证的落脚点却都一样，那就是大人物的长相如何；反过来说，一个人究竟长成什么样才能变成大人物？
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中有一篇《鲍叔牙与隰朋之谏》，简文中齐桓公回顾了三代用人之法，说夏代是“观其容”，商代观其容还要“听其言”，周代除了观容、听言又有升级，可见古人心目中，“观其容”是较为初级，但也应该是较为普遍、不可或缺的选人方法。
选人要看长相，几乎是历史上一以贯之的规则。
为人熟知的唐代科举“身、言、书、判”四条标准，“身”要求“体貌丰伟”，就是公然的以貌取人。史料记载，元朝几位皇帝非常重视“步态”，见到有所表现的人才，就“命之步”，或者“令纵横行殿中”，以此识别人物，这也是一种相人术。
明初，山西平遥训导叶伯巨上书朱元璋，说如今朝廷求才若渴，地方官搜求人才、送往京师，如同押送重犯。可是到了京师之后呢？“除官多以貌选”。
论“貌选”，明朝前三代帝王谁也不遑多让。建文二年殿试，本来排名第一的是江西吉水人王艮，结果因为“貌寝”，改成胡广。后来两人成了邻居，朱棣兵临南京城下之时，却是王艮服毒自杀，胡广归附新君。
而那位造反的燕王也曾听一位相士袁珙的话，说他命该“太平天子”，但是要等到“年交四十，须长过脐”才能身登宝位。
甚至后来朱棣为废立太子而纠结，也是这位袁珙相了仁宗、宣宗的面相，才一言以决之。
这些桥段并非民间野史，而是出自“靖难功臣第一”的姚广孝为袁珙所写的墓志铭，还见诸《明太宗实录》及《明史》这样的堂皇史册。
到清代，更出现了制度性“貌选”的“大挑”之法。为了解决屡考不中的举人们的出路问题，乾隆定制，每隔数科，在会试放榜之后即举行一次“大挑”，多次落榜的举人可以报名参与，由王大臣面试拣选。
如何“挑”法呢？嘉庆十三年规定，每班举人二十名，一排站好，各自报上姓名、年龄，主持拣选的亲王看上一眼，从中挑出一等三人，二等九人。入选一等的举人就拥有了做知县的资格，二等可以做个教谕、训导之类的教官。
“大挑”一途，在清代算是非常重要的一条出路，以国家选拔官员之大典，竟取决于“看脸”。
自然，以貌取人的选官方式受到持续的批评。
晚清人记下一条谜语，以“大挑”为谜面，打二古人名，谜底是“颜良、文丑”，可谓善谑而虐。但进士录取名额有限，要在考试体系之外缓解举人积压的问题，清朝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大挑”一直延续到科举取消。
黄正建统计了唐代的相面事例，发现相术的核心作用是告诉人们能不能做官以及如何升官（《敦煌文书中〈相术〉残卷与唐代的相面》，《敦煌学辑刊》一九八八年第一、二期）。
唐代如此，其他时代也概莫能外，一个人长得如何，与他的命运——主要是做官的命之间，既有术数性质的神秘联系，有时也会有体制性的实在因果。即使一般人没有做皇帝做大官的福分，也负不起识拔人才、选官任官的责任，还可以凭借相术发现些未来的大人物，并进而烧冷灶、下闲棋，交朋友、选女婿——《史记》记载吕太公“好相人”，他正是通过相人之术，才把女儿嫁给刘邦的。所谓“命运”，本来就是人我纠葛。
有了这样的社会实践和公众认知，“知命”和“造命”甚至可以产生闭环连接。
陈庆桂《谏书稀庵笔记》记了这样一个故事：
举人某，身材十分高大，参与大挑，自以为必得，结果落选。他拦住王大臣的车驾，质问大挑标准，大臣回答说：“我挑命也。”大臣的话，既可理解为知命，又可理解为造命，总之令人“无言以退”。
唐代李勣临事选将，要选长相“丰厚”者，因为“薄命之人，不足与成功名”，这些人立了战功，自然也就证明确实命该如此。
总之，相术与“做官”一样，是跨越阶层、跨越时代的共同信仰。从神秘的江湖方术，到庙堂的选官制度，这两种看起来分处光谱两端的相人术之间是连续的、融合的，它们的连接点正是命运的无常，和人们对“做官”的渴望。
二
王充对面相与命运的关系抱有一种相当机械的看法。
《骨相》篇说：
“人命禀于天，则有表候以知体；察表候以知命，犹察斗斛以知容矣。”
人的外表与命运的关系，就像容器与容量的关系那样，如影随形，一望可知。
东汉王符《潜夫论》也有一篇《相列》，其中说：
“人之有骨法也，犹万物之有种类，材木之有常宜。”
什么样的骨法也就决定了将成为什么样的人。他们都把命运比作内在本体，把骨相看作外在表征，相术乃是由外及内、由表及里的观察方法。
后来，王充、王符都曾被看成是“唯物主义哲学家”，是“反对迷信”“批判神学”的“进步思想家”、无神论者。显然，对相术的支持并没有影响他们得此嘉名。他们的论证也确实排除了神秘主义的成分，与重视经验、依赖观察的经验科学有其相似之处。
推而广之，古代“术数”往往以数学为基础，建立起可以推算的理论模型，输入数据，就能得到结果，有什么样的征兆，就意味着什么样的结局，不考虑理论前提的话，完全称得上是理性、冷静的知识体系，与那些直指人心、不讲逻辑的道德哲学判然两种风格。
既然相人术就像“察斗斛以知容”般斩钉截铁、毫不通融，那么这种技术也应该像度量衡那样精确、标准，不能言人人殊，不容多元解读，而一种技术既要标准化，则必然形诸文字，载之典籍。《汉书艺文志》著录《相人》二十四卷，大概就属于这种相书，可惜早已失传。
《汉书》记载，西汉名臣黄霸年轻的时候，有一次与“善相人者”外出，看见一位女性，相士说：“此妇人当富贵，不然，相书不可用也。”相书的权威，给这位相士提供了充足的理论自信。
黄霸一问，“其乡里巫家女也”，身份低微，但仍娶她为妻，“与之终身”，终于夫以妻贵，位至丞相。故事中，相书、相术和命运若合符契，可以前知，可以后验。
不但民间有相书，宫廷中应该也有类似的技术指南。
《后汉书皇后纪》记载当时挑选后妃的流程，要由宫廷官员以及“相工”在洛阳乡中阅视良家童女，选择“姿色端丽，合法相者”载还后宫。什么才算是“合法相”呢？应该也有载在文本的条条框框，才能便于操作。
另外一些故事表明，相术不但有法可依，而且还能交叉验证。
《旧唐书·方技传》载：
隋炀帝居藩时曾请相士乙弗弘礼看相，结论是“王骨法非常，必为万乘之主”。
炀帝末年天下多故，又把乙弗弘礼召来：
“谓弘礼曰：‘卿昔相朕，其言已验。且占相道术，朕颇自知。卿更相朕，终当何如？’弘礼逡巡不敢答。帝迫曰：‘卿言与朕术不同，罪当死。’”
隋炀帝自己也很懂相术，而且相信相术确有标准答案，只是需要找个专业人士来验证一下而已。很有可能，隋炀帝也读过相书。
“以貌取人”的选官之法，是不是也有客观标准呢？关于清代“大挑”的去取原则，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略》中有一段著名的话。他说举人大挑，重在形貌应对，而形貌“相传以同、田、贯、日、气、甲、由、申八字为标准”：
“同”者面方体正，“田”者举止端凝，“贯”者体貌颀长，“日”者骨格精干，这四种长相为合格；“气”者形相不正，“甲”者上宽下削，“由”者上窄下粗，“申”者上下皆锐而中粗，这四种长相为不合格。
不过，这八字标准，商衍鎏明说是“相传”，官方文献中也从未见有成文规定。
晚清举人丁树诚曾参与光绪十五年的大挑，日记中记下大挑流程：“雁行入，阁外班立。前排出，乃右进。由右转中，鹄立南向，正中北面坐者，睿王、郑王也。”
班齐之后，与挑举人不过“跪背履历，自念某人、若干岁二语，极简短”，一班背完，主持大挑的王大臣“呼名起，连起八人去，即不中选者。旋皆起立，呼三四人近案，择选知县，余不动者，皆列教职”。
相比于选官制度中的随意和偶然，反而是一些有心人物更注重“由相及心”“观人知性”。
晚清曾国藩以善相人而闻名，常在日记中记下他对人物的第一印象，包括眼神、口鼻、面色等项。咸丰九年三月初八日的日记说，他“夜思相人之法”，定下十二字标准，六美六恶：
“美者曰长、黄、昂、紧、稳、称，恶者曰村、昏、屯、动、忿、遁。”
十一月八日又记他“细参相人之法”的心得，是“神完气足，眉耸鼻正，足重腰长，处处相称”四句。流传更广的曾国藩相法是这段口诀：
“邪正看眼鼻，真假看嘴唇；功名看气概，富贵看精神；主意看指爪，风波看脚筋；若要看条理，全在语言中。”
用最经济、最高效的手段准确识人，在人际关系中减少成本、最大化收益，是相术流行的社会基础。社会交往永远存在，“做官”欲望不易熄灭，因此相术不像风水、择日、占卜等术数只在特殊时刻才会用到，它的“应用场景”最多、流行程度最高，许多“善相者”都不是相士出身，所以它的“专业化程度”也相对较低。
大批“业余”读者的存在，助长了相术知识的文本化、标准化。
文本化与标准化，往往是一件事情的两面。
历来的各种方术典籍，无论相书、命书还是风水书，无不大量使用表格，很多还有圆盘形图示，为的就是删繁就简、分类清晰，看上去就令人生出信赖感。
可惜我们都知道，世事无常、人生多歧，越是要精准，就越容易落空。
唐代韩愈给发明八字算命术的李虚中写墓志铭，先说这种新方术“其说汪洋奥美，关节开解，万端千绪，参错重出”，似乎是重大的理论发现，但马上笔锋一转：“学者就传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方术的奥妙，就隐藏在这“可取”和“失之”之间。
三
回过头去看古代的书籍世界，我们很容易被目录书所迷惑。目录书里，大张旗鼓的都是正经正史、宏文杰构，凡属“小道”之列的，往往被压缩在角落，甚至完全抹去。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子部术数类的相书部分只著录了《月波洞中记》《玉管照神局》《太清神鉴》《人伦大统赋》四种，主要因为这是四库馆臣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五代宋金作品，“有资考证”，最多算是举例说明，完全不能代表真实文献世界的分布状况。
至少在南宋以后，诸如风水、算命、相面乃至医书、科举之类的实用性书籍，在书籍出版中绝对占据优势，然而像《神相全编》《柳庄神相》等流传极广的相书，却未能入四库馆臣的法眼。
《神相全编》中的眼相图
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的相书，是保存在敦煌文献中的十几种残卷。经过几代学者的研究，这些相书的面目已经逐渐清晰。
从技术上看，敦煌相书还比较简单机械，例如说“女人左颊高妨父，右颊高妨母”“臂方有财，短粗臂者则劳苦”等等，很像是给普通人参阅，带有半参考、半休闲性质的相法手册。
宋代以后，传世相书才越来越多，今天能看到的可以确定年代的相书，除了四库馆臣辑录的那几种之外，基本上都是明清的作品。
在方术的世界中，文本与实践的关系一直是个扑朔迷离的问题。后世史家只能通过文本来揣测历史，而一名合格的术士，显然不可能仅靠“书本知识”行走江湖。
比如，敦煌相书讲步法之相，说：“凡人如龙行，三公。虎行，将帅。似鹅行，大夫。似龟行，三公。似小儿行，贵。似雀行，下贱。”不过究竟如何走路才算像龙像龟像鸟雀，大概还得看相师的经验积累和临场发挥。
一方面是逐渐增多的相书，一方面是各类史料中保存下来的相术故事，这两者的对应性如何呢？敦煌相书云：“足心有黑子，大贵，三公”；《太平广记》有一则故事说，唐代张仁愿一只脚下有黑子，而当时还在他帐下服役的安禄山不但两只脚都有黑子，还比张仁愿的更黑更大，因此成为张仁愿的亲信。
这两则材料常被作为相书知识得到实际应用的证明，不过《太平广记》这一条关于安禄山的笔记多是荒诞不经之语，例如说安禄山醉卧时化为猪龙之类，恐怕不能看成信史，但即便是后人杜撰，也得有所凭据，相书可能就是源头。
1590年朝鲜写本《新编相法五总龟》中的男人面痣贵贱图
但这只是例外，大部分相术故事在相书中都找不到依据。
比如前引朱棣“年交四十，须长过脐”就可以做皇帝的相法，在现存明代之前的相书中就见不到类似的理论。相师也许另有其不传之秘本或秘术，不过更可能是他触景生情、因人设教。
明代谢肇淛《五杂组》有一则说，兰溪杨子高以相术知名，有一次到谢肇淛斋中，坐客二十来人，杨子高一一辨识其身份，丝毫不爽。谢肇淛事后问之，答说：“此无它，但阅人多耳。”——“阅人多”实是跑江湖的不二法门，而准确判断来人的身份与职业，又是所有术士必修的基础课程，却非单靠相书所能学会。
术数史研究由此面临困境：一方面只能依靠现存的文献；另一方面术数的实践与文献之间却可能存在严重的脱节。其结果就是，尽管有数量繁多的术数类书籍存世，我们对古代的术数世界仍然缺乏理解。
王兴的新著《明代的相术：命运与身体》（PhysiognomyInMingChina:FortuneandtheBody）与大多数讨论术数的著作不同，作者除了讨论相学文本的演变和分化，还非常关心相术的实践。
作者发现，相书的标准化记载和相术的实践之间，其实存在相当大的落差。比如说，为了说明某种长相特征，相书常常会画许多幅头像，以便读者按图索骥。但以当时的刻印技术，实在太难表现出微妙的面部差别，更别说那些分类是不是合理、标注的形容词（清、奇之类）能不能言传了。
结论是，古人如果想靠阅读相书来掌握这门技术，恐怕并不容易，还得靠另拜名师，指点江湖伎俩才行。
《明代的相术：命运与身体》（PhysiognomyInMingChina:FortuneandtheBody）英文版封面
以正统儒家的眼光来看，方术的先天不足在于，其中没有道德的位置。倘若茔地形势决定了家族的兴衰，出生时日决定了个人的命运，面目身体预示着吉凶休咎，那人为什么还要做好人呢？倘若世间万事都依照方术所揭示的规律冷漠运转，那人的意义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宋代以后，术数类书籍往往都会有一个“政治正确”的序言，预先解决这个理论困境，相术类书籍的常见套路，是说心术决定了面相，看相是为了看心，而心地善恶才是决定命运的关键。
社会上还流传很多“改相”的故事，说某人本来面相不好，后来做了好事，面相改观，进而改命，那就更有道德说教色彩，也增加了术士行术的正当性和灵活度。
进而言之，方术的实践根植于复杂的社会心理，不但不宜用科学/迷信的二分法加以框定，也无法单靠文本窥其实际。
相书条目清晰，相术实践却模糊含混；相书客观机械，相术实践却兼容道德，正说明方术与经验科学的相似性也就仅止于“相似”而已。
明代冯惟敏《海浮山堂词稿》中有一支散曲讽刺相士道：“对着脸朗言，扯着手软绵。论富贵分贵贱，今年不济有来年。看气色实难辨，荫子封妻，成家荡产，细端相胡指点。凭着你脸涎，看的俺腼颜，正眼儿不待见。”
神秘技术沦为语言艺术，正是一般江湖术士的必然归宿。
另一方面，历史文献中又充斥着相人术的成功传奇。
崇尚科学理性的历史学者要么把这些故事看成是“迷信”，要么看成是“策略”。历史学的基本套路是，如果故事主角是小人物，那么就可以说他们是无知、迷信；如果是大人物，那最好还是用策略来解释更符合主角的身份，一般来说这种策略还得是政治性的。
有意思的是，尽管科学一向强调经验，这些在史书上反复出现的情节却失去了成为经验的资格。换句话说，要想成为历史事实，先得经过科学的拣选，而这些方术故事只能先被判定为假象，进而归因于其他的动机，才能被历史学所理解。
新的术数史研究，不但应当重视文本与实践的差异，同时也要超越科学与迷信/策略的对立，方有望推进至新的境界——时至今日，外貌与心术及人生际遇的关系仍是极具吸引力的课题，由于面部识别技术的飞速进展，对面相的分类和描绘也前所未有地更加精细。
蓦然回首，我们可能会发现，从荀子到今天，“看脸”始终都是时代的要素，一直未曾改变。
（PhysiognomyInMingChina:FortuneandtheBody，WangXing，Brill，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