季羡林（北京大学东语系教授、著名学者）
王岳川（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中书协理事）
一东方思想与西方思想的互动和对话
王岳川：您老每天凌晨4点即起床写作，可谓闻鸡起舞。这图景在北大口碑相传，不胫而走啊。
季羡林：不，是鸡闻我起舞”。过去是早晨四点起床，现在是三点起床，每天工作又增加了一个小时。一到三点，就好像有根鞭子抽着让我非起来干活不可。
季羡林：是的，我面对汪洋浩瀚的《四库全书》和插架盈楼的书山书海，枯坐在那里，夏天要忍受三十五六摄氏度的酷暑，挥汗如雨，耐心地看下去。有时候偶尔碰到一条有用的资料，便欣喜如获至宝。但有时候也枯坐上半个上午，把白内障尚不严重的双眼累得个“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却找不到一条有用的材料，嗒然拖着疲惫的双腿，返回家来。经过了两年的苦练，我炼就一双火眼金睛，能目下不是十行，二十行，而是目下一页，而遗漏率却小到几乎没有的程度。
季羡林：我上世纪1991年在《21世纪：东方文化的时代》中就认为：现代性的西方文化过分强调竞争，已经显示出诸多弊端，东方文化将在未来岁月中显示出魅力。在西方，从伽利略以来的四百年中，西方的自然科学走的是一条分析的道路，越分越细，现在已经分析到层子（夸克），而且有人认为分析还没有到底，还能往下分。东方人则是综合思维方式，用哲学家的语言说即西方是一分为二，东方是合二而一。”“西方形而上学的分析已快走到尽头，而东方寻求整体的综合必将取而代之。以分析为基础的西方文化也将随之衰微，代之而起的必然是以综合为基础的东方文化。”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用东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而是在西方文化已经达到的基础上更上一层楼，把人类文化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季羡林：中国一些人长期以来只相信全盘西化，似乎西化是万灵之药。其实这是很有问题的，也是对国家人民不负责的。有一点我是有信心的：二十一世纪将是中国文化（东方文化的核心）复兴的世纪。现在世界上出现了许多影响人类生存前途的弊端，比如人口爆炸，大自然被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臭氧被破坏，粮食生产有限，淡水资源匮乏，等等，这只有中国文化能克服，这就是我的最后信念。
王岳川：我注意到，20世纪过分的崇洋使得的中国文化身份出现了辨认上的危机，文化象征资本严重滞后于经济资本的提升。“象征资本”建立在经济资本和文化资本之上，它是一个国家是否是强国形象的辨认方式。经济崛起而文化象征资本下滑，必然出现一手硬一手软的现象：经济雄强，所以国际上“中国威胁论”、“中国分裂论”、“中国崩溃论”频频出现；而由于缺乏文化对中国崛起的合法性的重新界定和软着陆，缺乏用文化对这个大国崛起以后动向的重新说明。因此，应下大力气抓文化象征资本的积累和创新，使经济崛起和文化创新的双翼共同提升中国新世纪强国形象，让世界逐渐消除对抗中国崛起的敌对情绪，使得中国在和平崛起中，同其他强国一道引领世界未来的新文化走向。在我看来，中国的现代性应该向整个人类体现“东方智慧”，人类的未来只能是东西方文化的真诚对话和互动。在科技领域进入现代化的中国，在文化领域应站在更高的角度体现不断创新的东方文化魅力和文化良知。应该让世界重新认识新世纪中国精神，使“西方文化中国化”的同时，也使“中国文化精神世界化”，东西方共同构成人类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双赢要素。
二从文化拿来主义到文化输出主义
季羡林：我提出在“文化拿来主义”之后走向“送出主义”，受到很多人的批评，但是我不辩论，因为中国的崛起谁也挡不住。
王岳川：我同意您的看法，今天应该提出“作为主体间性的中国”甚至“作为他者间性的中国”，使“东方主义与西方主义之争”让位于“人类性”问题，在人文视野和世界主义的广阔精神下，使发现东方文化精神和发现西方文化精神成为发现人类文化精神的生态和谐的过程。真正的思想是超越个我而与人类性连接的思想，真正的思想家是超越了个人小我悲欢而思考人类终结性问题的一类人。十四亿人的大国如果不产生世纪性思想甚至世界性思想，那当何以堪？！东方大国长期没有声音，谁来为所谓的远东说话？谁来为中国人说话？只能我们自己说！在消费主义时代潜在的资本逻辑中，我们到了真正面对跨国话语真实性问题并重塑“中国文化形象”的时刻了。
季羡林：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是一个勤劳勇敢、百折不挠的民族。过去几千年，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的进步提供了很多物质和精神的发明创造，对推动人类前进不可否认地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有写民族虚无主义着，却说中国是落后愚昧的民族，是僵化保守的民族。我当然不同意这些错误的说法。我认为中国对当今世界最大的贡献就是提出了“和谐”这个重要的人类和平生存概念。现在世界西化很严重，到处战火不断，世界上没有一天不打仗的，不是这儿打，就是那儿打。这个对全世界人民都没有好处。人类最缺的不是物质，而是和谐。中国提出和谐发展理念对于世界当下和人类未都有重要价值。
王岳川：和谐理论中庸之道在人类日益激烈竞争和战争中，显示出其生命力。“五四”时期，北京大学一些教授提出要废除汉字、全盘西化、打倒孔家店诸说法，启蒙与救亡的特殊里是时代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因为当时中国战争频仍经济疲弱，综合国力地位排名在全球100位以后，但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初，中国的综合国力地位已经排名全世界第3名，如果文化自卑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仍然甚嚣尘上，那就是一个文化背景错乱的症候。而中国学人遭遇的问题是，西学知识能够给我们怎样的地基？西学知识是否不可以怀疑？西方的思想话语具有的虚无性是否不应该批判？和谐思想是中华民族为人类提供的解决冲突和战争的重要方式和途径，也是人类走向未来需要遵守的最高原则。
季羡林：和谐在整个世界的动荡中，意义极为重要深远。我认为，如果每个国家都像这样中国的，不欺侵略的国家，也不许别的国家侵略。那么这个世界就会和谐幸福得多。可以说，和谐是未来世界重中之重。
王岳川：中国的和谐发展观参透了运行于世界的规律，所以强调中和中道，追求不急不缓、不过不及、不骄不馁的生命精神至境，坚持不偏不倚，不过分竞争开发，保持自然生态的和谐，保持精神生态的健康和谐。和谐中庸思想在新世纪仍然有其不可忽略的全球性意义和世界性价值。
季羡林：《三国演义》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中国古人伟大之处就在于要求团结统一，不要求分离。今天，我们也可以通过中国文化的世界性传播，将中国的和谐观点逐步然西方人接受，从而使世界走向和平。
王岳川：我们正在做这方面的工作，我注意到，韩国金京一教授在《孔子死，国家兴》一书中记载了一则资料：1995年，在韩、中、日三国曾有一份民意调查，问"东方的儒教文明，能成为现代世界普遍指导理念吗？"在被调查者中，回答说儒学文明是现代指导理念的，韩国占90%；中国占22%；日本占63%。这一份民意调查，意味深长。中国知识界应该警醒。另一方面，西方近年来出现了持续不断的“汉语热”，尤其是美国的大学生在选择“外语”专业方向时，相当多的学生选择了“汉语”。而中国各大学的对外汉语中心的外国留学生也人满为患，蔚为大观。这对“中国文化输出”无疑是一个有价值的现实回应。汉语危机本质上是东方文化的危机，汉语危机的消除，是东方文化振兴的前提。只有当21世纪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成为真正的“人类文化”，才能是世界文化走向精神生态平衡之途。
三知识分子的文化立场和价值身份
王岳川：知识分子在中国古代中的地位仍是很高的，然而今天的知识分子，尤其是一个在消费主义盛行的时代中的知识分子，究竟还有怎样的工作平台和价值地位？清代赵翼诗：“莫将三寸鸡毛笔，便做擎天柱地看”，是何等地沉痛和无奈！但是不放弃三寸笔的文化意义，同样也是知识分子在特定境遇下的生存智慧，因为知识分子是文化身份的命名者，而不可能跻身为“沉默的大多数”。我想，痛之所以为痛，不仅在于痛本身，更多的是源于痛者的孤独。知识分子必须是对现实问题的先行见到和预先警示，这种清醒的责任意识和所怀有的德性操持，决定了知识分子必定是一个负重独行的精神行者。不愿沉默的人文知识分子，在消费主义时代怎样担当自己的思想延伸的使命，怎样在大众世俗日常生活中寻找到自己的精神基点？
季羡林：中国知识分子有源远流长的爱国主义传统，即使有时激愤想到海外定居，但爱国主义在他们心灵深处已经生了根，什么力量也拔不掉的。我生平优点不多，但自谓爱国不敢后人，即使把我烧成了灰，每一粒灰也还是爱国的。
王岳川：爱国是知识分子的底线，正如孝敬是做人的底线一样。我看到一些知识分子，从来对父母不孝敬，对国家深怀仇视，总想打碎重来。真正的爱国的知识分子作为社会的良知和公正者，应为弱势群体发言，即使面对国际重大的话语权力和政治势力也不能涂抹自己的爱国立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重要任务是，向人类展现出“东方智慧”，使得东方智慧在整个世界文化发展中成为新世纪社会文化的有效资源，由此展开东西方文化的真正对话。传统中国文化与当代中国文化研究，对新世纪“中国形象”的呈现有着重要意义：把握当代中国文化转型对社会发展的重大影响，清醒地认识新世纪中国文化和政治的基本走向，在那些制造“中国威胁论”的国际文化话语域中，强调文化创新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意义——在社会转轨中建立有效的公共文艺话语空间，使中国文化创新在不断明晰丰富和深度拓展中，推进的“中国形象”的立场定位。
季羡林：我认为，中国文化在新世纪有广阔的前景。但是需要好好总结，提炼出仍然有生命力的中国文化精神和元素，在送到其他文化区域去。
王岳川：您提出思想就已经在学界很大胆了。具体的工作年轻一代的学者会继续做。学术界有的朋友不太理解，您九十高龄为何不颐养天年，而是仍然每天来回于图书馆收集资料写作？
王岳川：我多年前曾经同北京电视台编导到您家一起拍摄《北大之魂》时，在湖边听先生畅谈知识分子的精神立场和价值身份的大胆和勇毅实在是令后学失色。您说：“百年北大建校初期，校长大多是学富五车之士，而多数禀有真正的人文知识分子精神。其后的一些校长，有的在人格眼光胸襟才华上大不如从前了”；还说“创一流大学，北大文科就是一流的，如果不好好提升，则是重大失职。文科作为真正的一流，应该好好扶持啊”。
季羡林：是的，人老了顾虑就少了，就更该说真话，象巴金那样说真话！
王岳川：您2005年提出：每位大师都是不可超越的，每个大师都是一座丰碑。这实在是东方大国崛起中的文化自信和文化自觉，深隐着人文科学独创性是不能用自然科学来规划的独特思想。您这种敢于发表新论，决不与人雷同，不怕他人在东方复兴和重写文学史等话题后的争论攻击，出于怎样的考虑？
季羡林：事实就是如此啊。在人类文学史和学术史上出现的伟大诗人和学者，仅仅一次出现就成为永恒的存在，而且不可超越。论诗人，中国的屈原、李白、杜甫等，西方的但丁、莎士比亚、歌德等等都是；论学者或思想家，中国的孔子、司马迁、司马光以及明清两代的黄宗羲、顾炎武、戴震、王引之父子、钱大昕等等都是。自清末以来中国学术界也由于种种原因，陆续出现了一些国学大师。我个人认为，最主要的原因是西方文化尤其是西方哲学思想和学术思想，以排山倒海之势涌入中国，中国学坛上的少数先进人物，接受了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同时又忠诚地继承和发展了中国古代优秀的学术传统，于是就开出了与以前不同的鲜丽的花朵，产生了少数一次出现而又不可超越的大师。我想以章太炎划界，他同他的老师俞曲园代表了两个时代。章太炎是不可超越的，王国维是不可超越的，陈寅恪是不可超越的，汤用彤同样是不可超越的。
四玄奘精神与中外文化交流
季羡林：鲁迅先生称“舍身求法”的人为中国的脊梁。玄奘西行求法表现出中国文化中那种坚毅不拔的精神和面对世界的眼光。玄奘作为中华民族的脊梁为中印文化交流作出了杰出的贡献。“2006中印友好年”将使世界重新认识玄奘精神和文化传承的巨大历史遗产。“重走唐僧西行路”将使新世纪“文化拿来”和“文化输出”成为人类文化平等交流的重要方式。
王岳川：今天“重走唐僧西行路”是一个上玄奘本来的面目重归于世，让中华民族重新认识他的价值的时候。严格的说玄奘，他的西行是跳墙走的，不是像今天广开国门，而是处于当是初唐的情况，当时的战乱背景和西部的情况，出国非常艰难的（行走了）17年，回国19年，我大致算了一下整整的38年！他可以说的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一个伟大的佛学事业。但很奇怪，他所创立的“法相宗”寿命并不长。最后“法向宗”和“禅宗”相比，“禅宗”更具有普极性。外来的文化，不与本土文化相结合，就最终可能会出现一种，渐渐只是属于专家、高僧等一线的研究者，而不会成为全民的文化遗产。因此，如果我们给玄奘定个位的话，他是文化拿来主义的杰出代表。他所做的事情就是到西天印度去取经，把他拿过来。
季羡林：玄奘是一个淡泊明志，专门利人的人。我喜欢从利人与利己两个角度看问题和识别人：一般而言，利人超过利己就是好人，而利己多于利人就不是好人，不利人专利己就是大坏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那就是圣人了。利人的程度越高，好的程度也就越高，玄奘利人的程度很高，所以玄奘精神值得尊重和学习。我很欣赏敢说真话的人，不喜欢人既当奴才又当庸才。凡是顺杆儿爬的，我都不喜欢。凡是有不同意见的，敢于发表自己的看法并坚持到底的，才是真正有血性的人。
五文化输出的重要环节——东方书法的世界化
王岳川：作为知识分子和作为作家的您已经为人们所熟知，但作为学者书法家的您却鲜为人知。您一生致力于学术，书法似乎在您的学术生涯中并不占很重要的位置。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先生对书法没有自己的独特审美感受和学术尺度。恰恰相反，我在数次与您谈论学者书法中，能深切地感到您对中国书法作为国粹和中国文化独特代表的深度认同和身体力行地创作。其实，书法家的标准不在于他是否加入了书法家协会，而在于他对中国书法的思考和推进的深度，以及创新和传承的力度。您题赠给我的“极高明而道中庸”行书中，感到“高明”与“守中”的度——写得不温不火，无法而法度皆备。同样，在题写的兰州碑林中，撰写了长篇精美的碑文阐释其丝绸之路的历史意义和东西方交流价值：“丝绸之路，历时悠久，东西文化，赖以交流。……”，其中的历史深度和学术眼光同一般的文人墨客的题咏判若霄壤。而壬午年病中所书《浣溪沙》一阙，流畅生动，线条精美，结体自然，蔚为大家风范。完全不像一位91岁的老人所书。
季羡林：我小的时候写过仿。
王岳川：写欧、写柳还是写颜
季羡林：最初是柳体，然后是颜。
王岳川：您现在的字，您觉得是像柳颜还是像欧
季羡林：象柳，当时在济南，比较规规矩矩。后来就不管了。
刘正成：颜筋柳骨。柳字比较挺拨。
季羡林：后来到国外很多年，没有毛笔，墨也没有，就没有用毛笔写过字。近些年写字是赶着鸭子上架。现在汉字没人再讲废除了，过了几关。
王岳川：毛泽东主张汉字拉丁化，他晚期的狂草书法却有传统的影子。
王岳川：先生，您认为当代有些人写书法不写汉字，那还是书法吗
季羡林：少数民族中的东巴文，前几天有人送给我一副对联。西夏文，可以会写了。别的少数民族文字，我就不敢说了。
王岳川：东巴文是纳西族的文字，还是不错的。我最近正好到云南丽江去作了一次考察，感受到东巴文字的朴素，但是其书写否可以称为书法还可以讨论。
季羡林：他们送的那副东巴文对联，从美学的观点看，不美。
王岳川：主要是文字结构行气比较散。季先生，当代书法您认为在二十一世纪怎么发展，应该是写怪怪的字、写丑丑的字呢，还是写清丽文雅、生动神俊的字呢？您喜欢什么样的
季羡林：我的欣赏能力是保守的，还是喜欢王羲之那个传统。看着字的结构，我也说不出什么和别人不一样的。我喜欢王羲之《兰亭序》，颜真卿的《争座位表》，怀素，宋朝我最喜欢黄山谷。
王岳川：我也很喜欢二王和颜真卿，还有王铎、孙过庭的书法。
王岳川：是的，当代中国书法和绘画如果丧失了文化，丧失了金字塔的底座（文化）而只要那个尖（技法）的话，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六人间情怀与和谐生命观
王岳川：先生的寿眉已经很长了，看着越发睿智慈祥。
季羡林：该长毛的头顶不长了，不该长得眉毛反而老长。
王岳川：您在医院里还每天写2000字，真让年轻一代学者汗颜。
季羡林：我喜欢的人知识分子是：质朴，淳厚，诚恳，平易；骨头硬，心肠软；怀真情，讲真话；不阿谀奉承，不背后议论；不人前一面，人后一面；无哗众取宠之意，有实事求是之心；不是丝毫不考虑个人利益，而是多为别人考虑；关键是一个‘真’字，是性情中人；最高水平当然是孟子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王岳川：其实这正是您夫子自道。我始终认为，孔子、老子、苏格拉底、柏拉图、尼采……这些东西方大哲和我是同一代人，我们面对同一个问题：就是，怎样生，怎样死。与他们对话，就是在思考我们个体的生命。
季羡林：我已年届耄耋，我对生命和名利的态度完全是道家的超脱的。我很欣赏陶渊明的四句诗：“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顺尽，无复独多虑”。这是我的座右铭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