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出生在一个名叫施程家湾的小村，十二户人家，三个姓氏：程姓最大，七户；其次罗姓，三户；最少的是王姓，两户。三姓大人和睦，小孩融洽。小村有小山，有池塘，有竹林，有麦地，有稻田，小村还有阳光，有温暖，有亲情，有宁静！小村，留给我美好的记忆！小村，也藏着我童年的秘密！
一、心中的桃花源
上个世纪90年代末期，我在广州市某中学工作期间，曾经目睹了七八个男同事们暴打一个偷自行车的大学生，伤在小偷身上，却也痛在我心里，十八年来，我一直悔恨当初没有勇敢站出来，救护那个偷自行车的大学生——在我生命的印记里“偷”是不应该被打成这样的，如果不是穷急了，哪个青年愿意去做贼呢？此时此刻，我也非常负责任地告诉诸位读者，当年那几位暴打大学生“小偷”的青年男教师，18年以后，没有一个成为名师，没有一个有出息。如果说性格决定命运，那么慈悲决定了生命的张力！儿时“偷”吃的经历，真的让我笃信孔孟儒家“人性本善”哲学主张，也让我全力以赴弘扬赋予宇宙以道德性终极关怀的孔子哲学。
记忆中的小村，仿佛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少游不幸，曾经有“雾失楼台，月迷津渡，桃源望断无觅处”的孤独与惆怅，恩铭有幸而拥有心中的桃花源！
村子的北边，有一条不足两米宽的马路，两辆人力拖车相向而行，也必须找相对宽的地方，才能错位会车。这条马路，名副其实，从来没有走过机动车，经常走过的有牛车、马车，而最多的是毛驴拉的人力拖车。有事没事，我常常在这条马路不远的地方，静静的看那些匆匆过客——尽管，我不知道他们从何而来，将去何方——童年的我，无力走出这个村子，却对经过这个村子的陌生人充满了好奇！经常有一种走出小村的冲动！
二、神秘的遗址
三、儿时我不姓柳
小村岁月，我不姓柳，而是跟随母亲姓程。小时候不懂，为什么我们姐弟要跟随母亲姓，而村里的孩子全部跟随父亲姓。就读麻城师范学校第二年，才知道这是父亲的良苦用心。尊祖父和祖父都是国民党党员，因此父亲在工作和生活中就加倍的勤奋和努力。我是在中师阶段读李密《陈情表》，读懂了父亲对于祖母的无限追思和无尽眷恋之后，与父亲笔谈才知道父亲之前所经历的种种。土地改革以后，姑母们都嫁人了，祖母陶氏与父亲离开原籍，到柳家东湾一间废弃的破屋栖身。祖母为民国才子陶希圣的堂妹，家学有渊源，深知读书重要，靠织布、洗衣、纺纱，支持父亲读完初中——尽管父亲因病失去了升高中的机会，还是凭着私塾蒙学根底和新中国头三年的初中学习，有幸成为民办教师，后又转为公办教师。父亲初中三年，每天早晨一顿细米碎煮的稀粥，中午在学校用开水泡细米碎算是中午饭，晚上回来则用青菜煮细米碎算是晚饭了。不避风雨的破屋，相依为命的母子，经常断顿的生活，诚惶诚恐的日子，父亲和祖母经历了怎样的苦难，忍受了怎样的委屈，后人或许很难想象。正是自己经历的苦难，促使父亲下决心让我们远离他的出生地，到贫农身份的外公家里度过童年。
四、陌生的父爱
儿时，我觉得父亲很陌生。父亲的工作单位，往往在全县最偏僻的小学，没有人愿意去的偏远小学、教学点，那是父亲的首选和争取的对象——我曾经与父亲有过一次探讨，他为什么要选择在数十公里外的偏远小学或教学点工作，父亲的答案令我愕然：因为远，所以远离是非；因为偏，所以躲过纠葛！原来，父亲为了躲过劫难，除了加倍努力之外，还有“隐于野”的智慧！他每次回来，我都能够听到村里人，谈论父亲和我的出身问题。因为这些不好说，不便说，说不清的原因，父亲很少回家，父子一年难得见几面。大约是三岁，父亲从外面回来，我睡在被窝里，父亲为了抱抱儿子，拉着我的双脚，从被窝里倒着拖到他的怀抱，现在当然知道那是父爱炽烈，但是那时倒着拖的感觉实在难受，于是哇哇大哭。外公赶紧问：“谁欺负我们家宝贝啊？”乘父亲不留神，我拉起衣服和鞋子，一边哭，一边跑，一边告诉外公：“是涤亚啊……”就这样，三岁开始，我每天都跟外公睡，直至外公去世。
我时常在村子北边的草垛上看马路上的人。但是，很多时候，不，几乎是每天，我还要望着北边一条几乎看不到的小路，在等待一个我想见到又很怕见到的人。傍晚时分，晚霞挂满了天空，朝北方望去，或者雪白的棉花之间，或者层层麦浪之中，一条或隐或现的小路上，一个小小的黑点在跳动，渐渐地小黑点逐步变大，后来变成了一个人影，当这个人影经过村子北边草垛边缘的时候，躲在几十米外的我，清楚地看到那是我的父亲。别的孩子每天都能见到父亲，我却不能够；但是，非常奇怪，当父亲的身影走近我的时候，我却又觉得十分陌生，甚至有一种恐惧感！所以，父亲回家的夜晚，我会到同村最好的朋友家吃饭，玩得很晚，才轻手轻脚回到家里，乘着父亲不注意，悄悄溜进外公的卧房，睡了。第二天清晨，当我醒来的时候，父亲已经走了。外公告诉我，父亲晚上来看了我很多次。这种陌生感，直到我初中时候才消失！
五、外公对我最亲
外公还擅长医道。记得杨家咀村的亲戚，母亲称呼她为白大嫂，丈夫长年累月腰部疼痛，走路都直不起腰，痛不欲生，生不如死。四处求医，均无效果。后来，辗转来求外公看病。外公和白大嫂在神龛下方桌两边相对而坐，我自己拿一条小板凳，坐在外公大腿旁边。又见外公右手大拇指在另外四指上各个关节处游走，口中念念有词，一会儿，外公告诉来人：“村子有一个人，死于车祸；连续三天晚上到他坟前，给他烧些冥币；祈求他离开你丈夫。此外，用鸡蛋白调和马桶下面的白土，用毛巾包着，蒸热，敷在腰部，坚持一周，即可病愈。”前面的办法，现在很多人看来，或许是迷信一类，但是，后面开出的热敷的药方，我曾经请教过众多老中医，都说是民间土方子。
六、母爱似海
母亲是缝纫师，不会做农活；大集体时代，母亲就靠缝纫手艺，到附近村子里给人做衣服，换工分——那时候成年男子做农活一天记10分，妇女则记7分，也有一类妇女干活不让须眉，号称铁娘子的一天也挣10分，我们村里就一位名叫火玫的大嫂，程桂松的夫人，据说每天能挣10分。儿时的记忆里，母亲皮肤白皙，身材微胖。六岁以前的我，经常生病，很多时候是母亲背着我四处求医，在母亲背上我常常听到母亲沉重的喘息声，感受到慈母对病儿的期待和执着。其实，如果不是母亲的坚持，或许没有今天的我。母亲曾经跟一个做缝纫的同事，聊起我，那人说我曾经病的差点不行，想不到现在身体不错，气色也很好。母亲告诉同事，两岁的时候，给我看中医，附近最有名的老中医程二先生非常郑重地告诉母亲：“这个孩子病成这样子，双目依然乌黑有神，应该有出息，不要放弃。”或许直至今日，我离母亲的期待，离那位早已百年谢世的程二老先生的预期，有很大的差距，但是，儿时偷听的这段谈话，也让我倍加珍惜此生，让我从不放弃追求，让我每次蹉跌都能更加坚强且奔向新的目标。平庸从来不是我的选择，母爱如海，只争朝夕！
母亲在服装厂倒闭之后，经常起早摸黑外出换工分，儿时，聆听教诲的机会不多。有一次，房梁上掉下一条小蛇——农村常有这样的事情，姐姐和弟弟都吓得乱叫，我拿起一条竹竿，准备将小蛇打死，适逢母亲见到，她坚决制止了。接过我的竹竿，将小蛇挑起来，送出家门很远的地方放生了。我问母亲，为何不让我打死那条小蛇；母亲说以后会告诉我。年龄稍长，上小学了，母亲找我单独谈过一次话。她告诉我有一夜狂风暴雨，做了一个奇怪的梦:一条黑色的巨蟒，来到我们家。母亲当晚大约五更天惊醒，恰好暴雨刚停，我则来到了这个世界——小村的人都觉得奇怪，时值隆冬，为何一夜暴雨？母亲告诉我：我儿这辈子，不能打蛇，不能吃蛇。谈完了，还要反复问我，听懂了没有，记住了没有。我没听懂了，但记住了，也坚持了，数十年从未违背母亲的教诲。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我辞去武汉的高潮中学校长职务，加入岭南民办教育拓荒者行列，初来广州，听到一句描写广东饮食文化的口头禅：“有翅膀的，除了飞机，全都吃；有腿的，除了桌子板凳，全都吃。”吃了一惊，吓了一跳，以为是夸张，久了，才知道基本属实。但是，我始终遵从母亲的教诲，从不吃蛇。十多年前，好友交流到花都区任副区长，他盛情邀请我和几个朋友，到花都吃饭，说好吃农家菜，结果是全蛇宴。我坚决不吃，他不得其解，颇为尴尬。他哪里知道我心中的秘密。
在广州市教育局工作期间，朋友们相约到江门参访古村落遗址文化。当天晚上，吃的普通粤菜，上汤了，或许是旅途劳累与饥渴，朋友们马上用汤匙喝汤了，我喝汤没那么文雅，习惯拿起碗喝汤，非常奇怪，我拿起碗的那一刹那，身体仿佛凝固了，觉得那碗汤有千斤重，停在胸前，有武术功底的我，居然不能举起一碗汤。我突然意思到这汤有问题，于是马上问朋友：“什么汤？”朋友回答：“蛇汤。”我将凝固在眼前的汤碗往下放在桌上，告诉服务员：“我不喝汤，请帮我收回，谢谢！”这种独特的生命体验，如果不是自己亲身经历，简直难以置信！
七、刻骨铭心的饮食记忆
儿时体弱多病，很需要补充高蛋白质，尤其需要吃肉类食品，但是，猪肉都是奢侈品，除非春节，几乎不可能吃到肉，有钱也买不到。我家隔壁的王屠夫，经常在下午三四点钟，挑着似乎完全空的箩筐回村子，其实我知道，箩筐底下是藏着猪骨头的，所以，傍晚时分他们家的大门紧闭。但是，全村子都飘着诱人的猪肉香味，那种味道，对于体弱多病的我来说，是何等的诱惑啊！
鸡鸭如何呢？儿时很高兴看到鸡或者鸭，扭着头走路，那是鸡瘟或者鸭瘟之状，外婆发现了，知道不妙，决不能等鸡鸭死了，必须马上杀掉，把血放干净，然后用小麦酱加上辣椒，干烧许久，又香又辣，十分好吃，至今忘不了瘟鸡瘟鸭用小麦酱和辣椒干烧的味道，此后数十年再也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鸡或者鸭了。说起来好笑，儿时外婆干烧的那可是禽流感的鸡鸭，现在的人，谁敢吃？儿时，居然是我的口福，是最令人回味的美食，是终身难忘的绝世佳肴。
八、不吃人的老虎
小村最北头是程启胜的家。据说因为常常在驱赶偷枣的孩子们的时候，发出老虎一样的叫声，所以，孩子们戏称他为“老虎爷爷”，甚至索性简称“老虎”；他的太太姓朱，村里人都叫她朱大婶娘。他们家背后是小山坡，茂密的小树林，正好拱卫房屋的安全，正对面是令人流连忘返的月牙形池塘，池塘边上是垂柳，隔几步之遥，房子正门外，有一株参天的枣树，就一株，但是有很多旁支——这在枣树中很少见，每年要结几箩筐的枣子。朱大婶娘很在意，很珍惜这些枣子，布置给她丈夫的重任，就是看好枣树，不能让孩子们偷吃。
有一天，我们全神贯注的乘“老虎”午休的机会，几乎是无所忌惮地偷枣子的时候，朱大婶娘突然出现了，孩子正在偷枣，而他的丈夫程启胜却依然酣睡，勃然大怒，一声大吼，真把“老虎”吓醒了。老虎爷爷于是拿了扫把，睡眼朦胧地追打我们，他的扫把始终离我的脚后跟大约十厘米，似乎从来都没有打在我的脚后跟，或者身上——我终于明白了，老虎爷爷其实只是假装生气的样子，内心非常慈爱。我也终于明白了，老虎爷爷每次醒来，是真的醒了，只是在那个物质极为匮乏的年代，他以这种明知故睡的方式看护枣子，对太太朱大婶娘有个交代，对一群营养不丰富的孩子也有一点照顾。当我发现这个秘密的时候，我没有明白告诉伙伴们，只是每次偷枣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不能太久，不能太多，每个小伙伴能吃个五颗八颗就够了。老虎爷爷和孩子们如此默契地护枣和偷枣——算是小村独特的风景；而朱大婶娘每年也都会给11户人家送大约半斤成熟的红枣。唉，这就是孩子们心目中的老虎爷爷和她的夫人！
很多年以后，我重返小村遗址，拜祭外公外婆，无意中听母亲说，朱大婶娘走了；我长叹一声：好人啊！又过了几年，我清明节会小村拜祭，又听说程启胜老人也走了。我辗转打听到程启胜老人的墓地，一边烧冥币，一边回味老虎爷爷生前慈祥的微笑，尤其是偷枣子时，他醒来看我一眼，那眼神，那神态，让我读懂他内心的柔软与慈爱！在老虎爷爷的墓前，想着他的枣，想着他的笑，想着他的好，我无限眷恋，也不胜悲戚，潸然泪下！
九、舅舅是假的感情是真的
桂松舅舅的弟弟叫金松，说话有些结巴，但是人很好，在我面前也常以舅舅自居。有一年分池鱼，生产队长程启高，拧着一条大约十斤重的胖头鱼，拿金松舅舅开玩笑：“金松啊，只要你不结巴，直接说出‘胖头鱼’三个字，这条鱼就是你的了。”我以为金松舅舅肯定拿不到这条鱼，因为按照他平时的结巴习惯，一定会说成：“胖……胖……胖……胖头鱼。”可是，金松舅舅很聪明，他起先口中念念有词，但是没有声音，最后“胖头鱼”三个字说出口时，却非常连贯，丝毫没有结巴。队长只好认栽，十多斤重的胖头鱼归了金松舅舅。我在金松舅舅附近，其实，我是能偷听得到他没有说出声的那几个“胖……胖……胖……”字，只是此时此刻，我肯定选择支持我的舅舅——虽然明知道是假舅舅。
金松兼村里的出纳。儿时，我见过外公自己买烟丝，卷烟抽，很便宜，也很有型。尤其是，夜半三更上茅房，点上一支烟，边抽边走，似乎可以壮胆。我小时候也很调皮，偶尔学着外公抽烟，但是，只是用白纸，卷上棉花叶子，点燃学一学外公抽烟的样子，真抽烟，倒是不敢。金松舅舅时常能抽好烟，我见过的牌子，大约有游泳牌、圆球牌、黄金叶牌等，他时不时会给外公递上一支两支名牌香烟，外公也从不拒绝。但是，往往在接过烟的时候，会盯着金松的双眼看，金松舅舅目光游移，不敢对视。我当时，的确看不懂外公和金松舅舅如此对望有什么玄机。
不久的一个晚上，我正在梦乡，突然听到一声凄厉的叫声：啊——划破小村夜晚的宁静，很吓人，我躲在被窝里，不敢动；这个声音很熟悉，是金松舅舅的叫声，这是确信无疑的。似乎外公也听到了这种非同寻常的叫声，外公没有起来，也没有说什么，只是长长地叹了口气！这样的叫声，再往后的日子，几乎每天晚上半夜子时都出现。我隐约觉得金松舅舅在通过这叫声，在缓解一种压抑，在解脱一种忧郁，在释放一种愤怒。又一个周六的晚上，叫声将我们祖孙都惊醒了，我忍不住问外公，为何金松舅舅深更半夜这么叫。外公颇为伤感地说：“唉，怕是要出事了。”一天以后，才知道金松舅舅喝农药自杀了。为尊者讳，自杀的理由，我从来不肯对外人谈起。成年以后，儿时的玩伴相聚，时常会问我，是否知道当年金松舅舅自杀的理由。我只能说，不知道。舅舅虽然是假的，但是感情确是真的。每次回小村，总想拜祭这位说话结巴，心地善良的舅舅。但是，我不知道他埋葬在何处：按照当地的风俗，死于非命者，不能和寿终正寝者安葬在一起。
十、难忘的两位女性
小村最南端的一家，五分之四做了仓库，五分之一留给了原屋主——国民党少将副师长程哲先生的遗孀程婆婆居住。程婆婆是偏房，很年轻时就被程哲先生安置在这个小村，后来程哲先生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程婆婆就在这个小村安度余生。儿时的记忆里，程婆婆差不多是跟外公、外婆一样的年龄，与程哲先生没有骨肉，抱养了一个女儿。程婆婆出生大户，知书达理，颇通文墨，书法也很漂亮。
程婆婆年届六旬，但是皮肤白皙，举止文雅，举手投足，透露出知识女性的魅力。记忆中的程婆婆，就像我成年以后，见到的上海的于漪老师，年届七旬，却风采依旧，光彩照人。也像我见到的南开大学的叶嘉莹教授一样，人虽然老了，但是精神不老，一种知识女性的韵味仍在。——我在任区教育局长期间，时常说：“读书是男人最好的帅气，也是女人最好的美容和护肤；腹有诗书气自华！”这一主张，也似乎有儿时程婆婆的影响。
我跟程婆婆亲近的原因，是因为她善于治疗跌打损伤。每次在外面崴了脚，或者伤了胳膊，找到她，她都会用白酒涂抹，然后轻轻揉捏，再用热毛巾热敷，很快就能下地走路了，一般这种轻度扭伤都不过夜，第二天就可以健步如飞或挥臂自如。程婆婆一边揉捏，一边告诉我，不能用力过猛，而且必须高度白酒反复涂抹，活血祛瘀，热敷也颇有讲究，必须是从受伤到她哪里治疗有五小时以上，才能热敷，否则只是涂上白酒轻轻揉捏。这种治疗方法，是否有道理，我也讲不清，我能讲清楚的是，每次我受伤了，她都能帮我治好，没有一次例外。
程婆婆是裹小脚的，行动颇为不方便，偶尔水缸里没有水，我会用小水桶帮她加注一些，注满很困难，因为力气不够。更多的时候，是小村里的成年男子，我叫舅舅的那些人帮她把水缸注满。虽然无儿女，但是小村淳朴的民风，让她能够安享晚年，也算是一种造化。
程婆婆的养女嫁出去之后，小村来了一个下放知识青年，名字叫做程汉湘——比我大十岁左右，儿时的伙伴，无论什么辈分，都叫她汉湘姐。据说，汉湘姐的父亲，是我外公同辈的人，年轻时候逃荒离开村子，后来在武汉当了工人；汉湘姐搭上了知识青年下放的“末班车”，来到了她父亲的出生地施程家湾“劳动改造”——向贫下中农学习。小村几个主要头目，怜惜汉湘姐完全不会农活，就让她管小村的财务，住在仓库隔壁的程婆婆家。倒是有点像母女，相依为命。
记不得汉湘姐是什么时候离开小村的，总之，是突然回城里了；给小村的孩子们留下无尽的怅惘和思念。据说，恢复高考之后，考上了湖北医学院;也听说，后来成家了，儿女双全，非常幸福！汉湘姐的不辞而别，对于我来说，永远是一种无言的惆怅！数十年来，心里总有一个默默的祝福，愿汉湘姐过得幸福！——如果尚健在，应该六十多岁了吧！应该是像于漪老师和叶嘉莹教授差不多的神采吧！
十一、乡里娃进城了
今天的人们，通过各种咨询或媒体，见过大军进城——比如解放军进驻上海秋毫无犯，见过农民进城——如《程焕生上城》中赵本山的演绎，读过刘姥姥进大观园——通过刘姥姥的眼光，洞察一个时代的没落；但是，绝对没有人知道小村的孩子——我当年初次进城的故事——当然，那个带我进城的人除外。
外公外婆极力劝阻，认为现在太小，去城里不安全；母亲则认为，我已经读书了，这一去如果没有人去接，会耽误功课。而我却坚持要去。三个人反对，一个人坚决，黑皮舅舅沉默，我不知道是哪里来的勇气，等到黑皮舅舅走了五分钟以后，突然告诉外公，我追黑皮舅舅去了。说完，象箭一样冲出去，在村子北边打谷场，追上了黑皮舅舅，穿着短裤，光着脚，赤着上身的侄外甥，就这模样追随堂舅舅，“咣当咣当”进城了——因为我穿着短裤，光着脚丫子，赤裸着上身，岂不是农村俗话说的“穷的叮当响”吗？
从黄冈新洲的小村到武汉南武机场附近傅家咀村的途中，我经历了很多的人生第一次。在毕铺街的公路上，我第一次乘坐公共汽车！在阳逻的码头上，我第一次乘坐轮船！在汉口码头到武昌南湖，我第一次乘坐那种加长的公共汽车！在武昌大东门外，我第一次到服装店，黑皮舅舅帮我挑选了三套儿童装！在等候转车的间隙，我第一次吃到了冰棒——应该没有五羊雪糕那么好吃，只是将糖水冰冻成块，供人们防暑降温而已！到了南湖，我第一次见到了堂外公和堂外婆！当然，我还第一次见到了我的大伯母，我外公的养女，我母亲的姐姐程连英和大姨丈陶发世，他们居然和黑背舅舅一家住在南湖傅家咀同一个村子！我第一次见到了我没有血缘关系的表姐陶秋蓉、表哥陶艳明、表弟陶红明。
由于黑皮舅舅家里人口众多，第一天晚上我就被安置在大伯母家里住下，与表弟陶红明住在同一间房。当晚很累，很早就睡熟了。第二天，太阳按时出来了，依然是那么炎热，我穿上新衣服，跟随黑皮舅舅，兑现他对外公的承诺：每时每刻都照顾好我！好在他那时没有结婚，光棍一条，否则不敢承诺，承诺了也兑现不了。黑皮舅舅是手扶拖拉机的司机，黑皮舅舅用塑料壶装了一壶水，在手扶拖拉机的后面铺上一条麻袋，舅甥二人就这么在当空烈焰中，依靠手扶拖拉机“游走”在具有火炉之称的武汉市区，舅舅办些什么事，我不清楚，我的任务是跟随他，逛武汉。刚刚走出村子，我站在拖拉机的麻袋上，吹着盛夏的晨风，好不惬意！坐手扶拖拉机逛大武汉，现在说起来，人家只能当笑话；1973年，我，一个小村的孩子，第一次出远门，能够坐手扶拖拉机逛武汉。回去了至少可以在同伴和同学面前，骄傲几个年头，讲述几个年头！
这一天，我第一次吃到了武汉最著名的早点——热干面、豆皮！第一次看到了武汉长江大桥，我非常吃惊，长江上居然可以通火车！第一次看到了汉江，亲眼见证了汉水与江水的差别！临近中午，情况似乎不妙！我时常觉得热浪袭人，大汗淋漓，有一种要虚脱的感觉！黑皮舅舅的座位有凉棚，而我坐在拖斗里，除了麻袋，没有任何能遮住太阳的工具。于是，我只好把麻袋顶在头上，可是脚站在车斗里仿佛站在熨斗上——很多人看过烤猪手，却没有人看过像我这样窝囊的烤人脚的吧，黑皮舅舅粗心，舍得给我买三套衣服，却忘了给我买一双鞋子。我只好一手扶着车前的凉棚——凉棚只遮前面的舅舅，不能遮后面的外甥——一手顶着麻袋，一会儿左脚落地，金鸡独立逛武汉，一会儿又换右脚落地，金鸡独立见世面。
因为怕给黑皮舅舅添麻烦，不好意思告诉他我的窘境。但是，不让黑皮舅舅知道我真实的困境，那是不行的，我甚至可能被晒坏。终于，黑皮舅舅要上厕所，我故意一手扶车，一手举麻袋遮太阳，一脚独立，让他看看外甥金鸡独立的英雄形象。黑皮舅舅聪明，一眼看出端倪，责怪我，有什么想法为什么不说出来，男人大丈夫的有什么不好说的？但是，那时候，却买不到雨伞，只能在洗手间附近，捡几张破报纸，做了一个纸帽子，戴在我头上，继续在烤炉似的武汉市区游逛。
那天下午，武汉市民可以看到，一个小孩子，头上带着一个旧报纸制作的太阳帽，脚下踩在麻袋，手里还拿着一张报纸遮身的小孩子，兴奋地打量着这个陌生的城市和陌生的人群！其实，我在看城市，看城里人的时候，城里人却把我当稀奇看，我能懂他们的眼神！很多年以后，看电视连续剧《射雕英雄传》，发现郭敬、黄蓉也用麻袋做衣服，穿着走街串巷，我觉得这打扮太熟悉了！《射雕英雄传》还有一个细节，周伯通居然可以在箩筐上挖两个孔当帽子戴在头上，通过小孔看世界；想不到我随黑皮舅舅逛武汉的时候，有一次就戴上箩筐，站在麻袋上，透过箩筐的缝隙看大街，看小巷，看东湖，看南湖，看一群又一群陌生的武汉人！
一个半月以后，我随着大伯母省亲，回到了外公外婆的身边，我回到了十二户人家的小村。就这一个半月，我有一种分明的感觉：城市再大，不如小村好！用外公的话说，去武汉的时候，我是一个白净净的孩子，回来的时候却比氟碳还黑！但是，毫无疑问，我却成为小村唯一去过武汉大城市的孩子，甚至是整个乡里唯一基本走遍武汉三镇的孩子，也自然成了同学眼中有见识的孩子！
1972年，我刚走进小学的时候，复式班的李秋明老师问我的理想是什么？我斩钉截铁回答：“板车车夫！”李老师又问：“为什么？”我说：“外公养育我，太苦太累；我想当板车车夫，赚钱养外公！”我的理想虽然出于伦理的倾向，但是，根本上讲，那时候，我从未真正走出过这个小村，我见过的最高等的职业，就是村子北头小马路上的板车车夫；我的理想不当板车车夫，难道是养牛养猪？如今，刚刚在手扶拖拉机上，游历武汉三镇的我，如果秋明老师再问我的理想，我会让她大吃一惊：“火车司机！”黑舅舅的手扶拖拉机都看不上了。我当老师，当校长，当教育局长，有一个重要理念：眼界决定境界。我主张校长要经常外出看看西方的教育，教师要经常出去看看外省的教育，学生要经常走出国门去看看地球村的各种精彩！这个理念的源头，就在儿时滑稽的武汉一月游！
十二、油纸伞下的小儿郎
外公的评话小说，父母的谆谆教诲，汉湘姐讲的故事，或许已经塑造了一个爱读书的孩子！而报答外公养育深恩，反哺小村长者的深情，似乎促成了我数十年读书不辍的生命状态！在施程家湾到孙家大湾的教学点的路上，经常走着一个看书的孩子，那就是小学一二年级的我！在施程家湾到毕铺中心小学的数公里的路上，经常走着一个看书、读书、背书的孩子，那就是小学中高年级的我！读书成为我的乐趣，读书成为我的嗜好，读书成为我的生活，读书成为我一生的生命常态，而起点却在小村！
小村的岁月，下雨天，人们经常见到有一把油纸伞，缓缓移动在施程家湾到毕铺中心小学的路上。油纸伞下，没有丁香一样结着幽怨的姑娘，却有一个为报深恩而勤奋读书的小儿郎——这不是小说，不是诗歌，而是真实的我，小村岁月的我！
我对小村的回望，一如人类对童年时期的追怀！人类每次在面临无法克服的困境的时候，都会深情回望人类童年时期孔子、老子、释迦牟尼、耶稣等先哲的智慧，寻找和重新凝聚前行的智慧和勇气！每当人生需要和可以小憩的时候，我都会深情回望小村！小村对我影响有多深，有多远，我不知道！小村是我伦理情怀的源头，小村是我人格基因的起点，小村是我人生理想的出发地！小村，不仅是我的记忆！小村的人，小村的事，小村的山，小村的水，小村的树，小村的风，小村的情，已经进入了我的灵魂，融入了我的生命！小村给我一双明亮的眼睛，我只能用他来追求光明！每次回望小村，都使我更加坚定，更加执着地坚守本性，不忘初心，继续前行！
（作者：柳恩铭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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