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却已经开始用白话文做文学了。《一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中最早的作品。《小雨点》也是《新青年》时期最早的创作的一篇。民国六年以后，莎菲也做了不少的白话诗。我们试想那时期新文学运动的状况，试想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创作——《狂人日记》——是何时发表的，试想当时有意做白话文学的人怎样稀少，便可以了解莎菲的这几篇小说在新文学运动史上的地位了。
——胡适
陈衡哲(1890——1976)笔名莎菲，原籍湖南衡山，生于江苏武进。我国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女学者、作家、诗人和散文家。1911年到上海，进爱国女校。1914年考入清华学校留学生班，成为清华选送公费留美的第一批女大学生之一。留美期间，先在纽约瓦沙女子大学攻读西洋史，兼修西洋文学，1918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进芝加哥大学继续深造，1920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应北大校长蔡元培之邀回国，先后在北京大学、四川大学、东南大学任教授。抗战期间一度居香港和南方各省。解放后，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曾四次代表太平洋关系学会中国理事会出席国际学术会议，并主编《中国文化论丛》。作品有短篇小说集《小雨点》、《衡哲散文集》上下卷、《文艺复兴史》、《西洋史》上下册，以及英文著作《一个中国女人的自传》等。
开文坛新风的一代才女
1916年11月17日，胡适的朋友任鸿隽把两首五言诗抄寄胡适，让他猜出自何人手笔。
《月》：“初月曳轻云，笑隐寒林里；不知好容光，已映清溪水。”
《风》：“夜间闻敲窗，起视月如水；万叶正乱飞，鸣飙落松子。”
胡适答道：“两诗皆绝妙，深得摩诘诗中有画、画中有诗之况味，……以适之逻辑度之，此新诗人其陈女士乎！”这位“陈女士”就是后来任鸿隽的夫人、胡适的知己，中国现代第一位女作家、北大第一位女教授，一位杰出的女性——陈衡哲。
陈衡哲生长于一个传统的书香门第家庭，从小饱受文学艺术的熏陶。而在家里，对陈衡哲影响最大的是她的舅舅庄思缄。从见多识广的舅舅那里，陈衡哲了解到了西洋的科学和文明、西方女子的独立精神。这激励着陈衡哲能够为反抗包办婚姻而毅然离开家庭，寄居于姑母家中。天资聪颖的她于1914年考取清华学校，是该校第一届十名女生之一。第二年即留学美国，在纽约瓦沙女子大学攻读西洋历史，副修西洋文学。后又进芝加哥大学读研究生，获得英文文学硕士学位。她学习刻苦，成绩优秀，写文作诗，才华横溢，很快以中国才女著称。前面的两首诗便做于此时。蔡元培做北大校长后，电聘陈衡哲回国任教。她应邀归国，在北大开西洋史和英文课，是北大第一位女教授，也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
陈衡哲曾经申说：“我既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小说家。我的小说不过是一种内心冲动的产品。他们既没有师承，也没有派别，他们是不中文学家的规矩绳墨的。他们存在的唯一理由，是真诚，是人类感情的共同与至诚。”（《小雨点·自序》）陈衡哲的小说，既表现了鲜明的现实主义倾向，又运用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不同的艺术表现方法，体现出开阔的艺术视野和宽容的艺术态度。在明确的为人生的艺术态度支配下，历史学家的冷静和理智，又促使陈衡哲在作品中大多冷静而客观地描写社会，反映人生。在艺术形式方面，陈衡哲的小说同样表现出了活跃的创新精神和积极探索的勇气。她的小说并不着意叙述事件过程、塑造人物形象、刻划人物性格，而是将小说重心落在人物情感的发掘上或对事件意味的感受上，造成抒情的效果。注重对情感的挖掘体验，而不重视外部事件的把握是陈衡哲现实主义文学的重要特点，也显示了“五四”小说注重写人的艺术倾向。
某些小说致力于对意境美的追求。《西风》中的红枫谷中有桂宫、芙蓉穴、蓼花塘、薜荔谷、野菊圃，住着月亮、西风、蝴蝶秋虫、涧水白云和红叶黄叶等，意境瑰丽清寒，造成动人的抒情效果。《波儿》与《老夫妻》两文则体现了陈衡哲对独幕剧艺术的借鉴，通篇都是对话和人物的内心变化。散文方面，陈衡哲则较多地继承了古典散文传统，并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司马长风说她的散文“善于写景物，也善于谈人论事，议论风发，其活泼幽默可与较后的两大散文家梁实秋、钱钟书互相竞耀。”（《中国新文学史·中卷》）她善于融化古诗意境，在塑造意境、欣赏自然美的过程中表达自己的情感。在艺术表现手法上，除了对话之外，陈衡哲还大量运用了对比和象征的手法。老柏与野蔷薇、运河与扬子江都分别象征着不同的人生态度，红枫谷象征着与现实相对照的理想世界。象征使作品具有更为丰富的理性内涵，使思想成果与美的形式得到很好的融合。在文学作品的语言方面，她的语言是以现代口语为主，吸收了文言以及英语语法的现代汉语。陈衡哲的作品尤其体现了面向社会，探讨人生问题的创作倾向，体现了一位深怀博爱的女性基于真正的“人”的自觉的对世间生命的满腔热爱和对人类爱心、善良之心的真切呼唤。
陈衡哲的创作是现代小说、诗歌、散文诗、散文各类全面铺开的，这些体裁都是不同于旧文学的崭新样式。从对不同创作方法的借鉴和采用，到艺术形式语言方面的尝试和创新，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她为中国现代小说艺术的建设和发展付出了努力，作出了可贵的贡献。
视角独具的史学家
她的史学研究主要集中在二十年代，而成就主要是1925～1930年间商务印书馆先后出版的《西洋史》(上下册)专著、《文艺复兴小史》、《欧洲文艺复兴史》等。
造命的新女性
1919年5月《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曾发表陈衡哲的一首诗——《鸟》，诗中说：
我若出了牢笼，
不管他天西地东，
也不管他恶雨狂风，
我定要飞他一个海阔天空！
直飞到筋疲力竭，水尽山穷，
顺便请那狂风，
把我的羽毛肌骨，
一丝丝的都吹散在自由的空气中！
她认为妇女应享有选择配偶的决定权；法律应该保护妇女，让她们有权去反抗被强迫的婚姻，而且妇女在社会上应该得到与再娶男子的同等地位。她承认即使是自由结婚，也有可能出现离婚，但是这并不能否定自由结婚的正确。“自由结婚与不得已的离婚，都是我所赞成的原则。在痛苦的婚姻中，离婚比不离婚还要道德一点。”陈衡哲对于“贤妻良母”的观念有这样的理解：家庭的服务是一种职业，女子应把家庭作为终身努力的基础，因为家庭的事业是可敬的，虽然家务劬劳，牺牲很大，但做贤妻良母的人，都是无名英雄。她以为母职是一件神圣和特殊的事业，所以为人母、为人妻的，应当尽力去做一个贤妻良母，并由自己做模范，以培养儿童的人格。女性在服务家庭的同时，也能发展个人事业。因为“凡是靠了体力及智力所做的有目的和有成绩的工作，都可称为职业”，“贤妻良母的责任，不比任何职业为卑贱”。（《衡哲散文集·妇女与职业》）这个社会的家庭和男子，都是由女子在后面支撑，女子通过这种形式为社会做出贡献，也可以说是一种职业。
她认为妇女解放的核心和前提在于女子的自我解放，即女子个人人格素质的提高。“女子自身的琢磨与解放，……是凡百妇女活动的一个先决问题。”（《衡哲散文集·妇女参政问题的实际方面》）妇女是否拥有独立人格，对于实践男女平等有关键性的影响。她强调女性应该接受教育，并发展个人事业，从而建立自信心，培养独立人格，以达到争取男女平等的基本条件。她认为要达到男女平等，首先是妇女解放，而传统妇女有依赖男性的人生观，缺乏新时代常识，又缺少一技之长，所以旧式妇女先要接受教育，增加学识，训练独立能力，培养自尊人格。她在散文《女子教育的根本问题》中对女子教育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她说女子教育是“几千年来奴性的铲除”，“是独立人格的教育”，是“帮助她们能自己解放自己，从牢笼中跳出来，光明磊落、堂堂正正做人”。“从根本上去整顿女子的教育，俾一般青年的女子，将来都可以有应付环境的能力，发展天才的机会，和维持生命的职业。”陈衡哲更要求女性从一个性奴隶的被动角色提升到一个主导地位。发挥一己所长，努力发展事业。她认为“一个真正解放了的女子，必是受过相当教育，明了世界大势，有充分的常识，独立的能力，与自尊的人格的。”
巾帼爱国不后人
作为一个生长于近代中国的知识分子，陈衡哲和同时代人一样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经受离乱之苦，目睹外国的先进。她有着炽热的爱国情怀和改造社会的愿望。1923年，陈衡哲在写给胡适的一封信中曾说：“我所能努力的，是借了文艺思想来尽我改造社会心理的一分责任。”正是抱着“改造社会心理”这一明确的功利目的，陈衡哲以其特有的目光观照社会、过滤人生，进行文艺创作。
1933年，清华大学二十二周年纪念日时，国难已深，已是知名教授的陈衡哲在演说中，沉痛地对年轻的校友们说：清华大学的存在，乃是三十三年前的一个大国耻的纪念与象征。记得我在美国读书的时候，有人问起我是不是赔款学生（IndemnityStudent）时，我总感到一种说不出的惭愧与羞愤。这个感觉，在我心中，至今还不曾消灭。”她又说，“我们自身既是一个大国耻的象徵，我们便应该加倍的努力，以期能把这两个新旧的国耻扫除廓清。”“我以为人格的修养，却是最为根本的。假使一个人的人格站不住，那么，无论它有多深的学问，多大的才能，多强的体魄，也不过如老虎添了翅膀，只能加深它的祸国殃民的能力，是讲不到洗刷国耻的。”（《衡哲散文集·清华大学与国耻》）
在国难当头之际，陈衡哲所关心的不光是一些具体而迫切的社会问题，而且在思考更深入、关乎民族长远命运的大问题。1935年6月，她写了《我们走的是那一条路？》，认为应该走的路就是“内在的预备”，“即是在大难当前的时期中，每一个人都应该咬着牙齿，先把自己的身体培植到受得起磨折的程度。然后再把自己造成一个有用的专门人才，各在各的本分之内，把能力与知识弄得充充实实的，听候国家的征求与使用。但最基本的预备却是在人格的一方面。俗语说的，‘真金不怕火烧’；故一个有气节的民族是不但不会畏惧外来的侵凌，并且还能利用它，使它的磨折成为一个身心交织的火洗礼，然后再从那灰烬之中，去淘出那愈烧愈坚的真金来。”
1935年，中央军入川，此前四川一直为地方军人控制的局面被打破，开始了地方中央化的过程。作为这一政策的一部分，陈衡哲的丈夫任鸿隽受命于1935年8月-1937年6月担任国立四川大学校长。任先生夫妇正是为了建设未来的民族复兴大后方才到僻远的四川去工作的。1935年冬天，陈衡哲夫妻带了一双小儿女从北平来到武汉长江边上。民生公司的民权轮给旅客提供了安全与舒适，更提供了一种中国人的自尊。日后陈衡哲在给朋友的信中写道：民权轮“很不错，我们坐在里面，都感到一种自尊的舒适——这是一只完全由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船呀！”在这种小事上也可以看出陈衡哲的爱国情怀。
九一八事变后，陈衡哲多次撰文揭露日本侵略者的罪行和阴谋，阐述“多难兴邦”的哲理。抗战全面爆发不久，她又指出，抗战的意义有两方面，一是军事的胜利，一是为民族复兴奠定基石；前者是手段，后者才是根本目标，是永久的、独立的。她呼吁：国难当前，“我们不但要学着过一点刻苦的生活，并且还应该抱一个不怕死的决心。这个决心是我们人格的火洗礼，受过这个洗礼的人，还有什么工作不能做，什么重任不能负，什么精神与身体上的享受不能牺牲？”（《衡哲散文集·国难与知识界的妇女》）“在战争的时候，妇女们的第一天职，是在这个乱离穷苦的社会中，尽力去养育与教导这一群未来的领袖，使他们都能走向那身体和精神上的康健大道，成为任重负艰的人才。”（《衡哲散文集·妇女在战时的责任》）在当时政局动荡不安之际，衡哲夫妇却选择留在国内，因为他们立志为国家效力，舍不得离开这块土地与同胞，认为国家正处于危急关头，每个国民都应该牺牲奉献，贡献一己所能。“假若我们能把自己的种种享乐，放到一个角落里去，把国家与人道，移置到我们生命的中心点来，我们便将立刻感到一种恬淡静寂的味道，觉得身心自由，不为物役了。”（《衡哲散文集·清华大学与国耻》）
一代才女陈衡哲，她的创作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史学史上都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她更是新时期女子解放的先驱。作为北大历史上的第一位女教授，是北大以之为骄傲的人物。北大前校长蔡元培先生赠莎菲夫人诗一首可谓确当：女子何渠不若男，如君杰出更无惭。
外家文艺经陶养，西学英华久咀含。
能为孟坚完汉史，夙闻道韫擅清谈。
唱酬更喜得嘉耦，庐阜圣湖数共探。（《蔡元培先生手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