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文史资料：民族宗教卷

呈献在读者面前的是《山东文史集粹》民族宗教卷。本卷共收入史料53篇，其中，有关少数民族史料19篇，有关宗教史料34篇。

山东和全国其他省份一样，是一个多民族的省份，有回、满、蒙、壮、朝鲜、苗、侗等54个少数民族。其中，回、满、蒙人口最多，居住特点为大分散，小聚居。

本卷所收少数民族史料，主要是回、满、蒙3个少数民族的。有全面反映少数民族风貌的史料；也有介绍民族风俗风情的史料；还有记述少数民族及其著名人物在保家卫国斗争中创造出的可歌可泣的事迹的史料。一些少数民族中的反面人物均未收入。这些史料丰富生动，语言朴实，对了解我省少数民族历史，特别是少数民族人民的历史贡献，不失为难得的教材。

宗教，在我省的存在历史比较久远。有千年以上历史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也有几百年前传入的天主教和基督教。信教人数较多，宗教建筑星罗棋布，名刹、教堂比比皆是。为客观、全面反映我省宗教传入和发展的历史过程，我们本着团结的原则，着重选择能够说明宗教发展的史料，既有宏观介绍宗教简况的史料，也有反映一地一县宗教状况的史料，还有神职人员对过去从事宗教活动回忆的史料。这些史料记述客观公允，可读性强，极为珍贵。

本卷在征集、编辑过程中，得到了山东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山东省人民政府宗教事务局和济南市民族事务委员会的大力支持和帮助，谨致谢意。

[=此处为空白页=]

山东少数民族概况

李超奇袁澍

山东省是我国少数民族杂居、散居重点省份之一。现有54个少数民族成份，人口有50.3万人。分布于全省16个市、地，134个县（市、区）。我省的少数民族呈人口少、民族多、分布广的特点（以上数字为1990年底统计）。本文所述的少数民族，主要指世居山东百年以上的3种少数民族，即回族、满族和蒙古族。国民党政府时期，标榜五族共和，“五族”即汉、满、蒙、回、藏，其中“回”族实际仅指主要聚居于新疆的维吾尔族。至于本文中的回族，则是回民族的简称，当时在国统区一般被称为回民或回教徒，并不作为一个民族。然而，中国共产党始终认为回回是一个民族而不是一种宗教团体。

一

回族自称“回回”，以13世纪迁入的中亚各族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为主，包括7世纪以来侨居中国某些商埠的阿拉伯和波斯人后裔在内，在长期发展中吸收汉、蒙古、维吾尔等民族成份逐渐形成，这一人们共同体自始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信仰。

山东省是我国回族人口较多的省份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统计，山东回族人口约22万。

抗战胜利后，成立了山东省统一的回族团体——“山东省回民协会”，又相继建立了鲁中、鲁南、渤海、滨海4个分会，还有2个支会、12个城镇会和74个村会。渤海区回协并于次年1月1日出版了《伊斯兰报》（抗日时期《正道报》的复刊）。该报在解放战争时期为推动全区回民参军参战、保家保田斗争，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这一时期，山东解放区的回族人民，在政治、经济上得到了翻身，文化教育事业也有了相应的发展。

山东回民的风俗习惯比较特殊。他们普遍使用汉语，但日常生活中保留了不少波斯语、阿拉伯语的词汇，特别在阿訇（宗教教职人员）中，一些人还沿用阿拉伯文字母拼成汉语（俗称“消经”或“小儿锦”），在来往信函中使用。回民住宅的门楣上都贴有红纸书写的阿拉伯文体的“都哇”，内容多是表示“吉祥如意”。穆斯林见面互道“色俩目”，互祝平安幸福。回民习惯吃牛、羊肉，也吃鸡、鸭、鹅等家禽，所食禽畜一般请阿訇宰，无“清真”刀口的肉食被视为不洁之物；禁食猪肉、动物的血、自死动物、不洁之物。忌讳别人在自己家里吸烟、喝酒。回民服饰基本与汉民相同，但男性在平日和礼拜时戴无沿黑、白帽，在鲁西南一带常见一些中、老年妇女头顶盖巾不露耳饰。回族女子一般不与汉族通婚，而实行民族内婚制，俗称“回女不嫁汉男”。新婚夫妇由阿訇证婚和写“依扎布”（证婚词），新生婴儿要抱去清真寺请阿訇取“回回名”。丧葬方面，主张土葬深埋，白布裹尸，各地有回族公墓，回民死后不超过3日即出殡安葬。山东回族有3个主要的传统节日：开斋节、宰牲节和圣纪节，其中以开斋节最为隆重。另外，中、老年妇女习惯过“法图麦节”。

二

满族史称“诸申”，直系先民为明代“女真”（我国东北地区古代民族名）。1635年正式改“诸申”为满洲。1911年辛亥革命后改称满族。山东的满族人主要聚居在青州北城，另在青岛、德州、济南等地也有分布，至建国前仅有数千人口。

青州北城满族人，祖籍吉林长白山，清雍正年间随驻防八旗兵经德州分批迁居于此。当时辖户4700，兵民万余人。民国初年，实有旗兵不足2000人。1925年被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收编，改为青州旗兵团，编制1团3营，共1276人，粮饷武器均按张部待遇供给，直至1930年解体。

山东的蒙古族人，主要聚居在临淄刘营村。据该村刘姓（元至正六年）墓碑载：其高祖五公系翰罗那歹（蒙古部落名）人，因充蒙古军役，元至元八年（1271年）来到临淄，官至镇抚。留居该村，因留日姓而取姓刘，称为刘家营。明朝中叶，刘营蒙古族分为6支，其中3支全部外迁到鲁南、东北或到益都、广饶等地定居。1949年刘营村蒙古族刘姓后裔发展到514人。

在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期中，由于民族压迫和民族歧视，刘营蒙古族人不敢认其族籍，对外而称汉族。曾经两次“找本家”，欲和汉族大户叙家谱，均告失败。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才恢复并确定了原有的族籍。

刘营村蒙古族人以农业为生。1937年以前尚穿大褂，沿袭草原骑射服装习惯，一律左衽。民族内不通婚，从刘姓墓碑上前3代姓氏可知，所妻均系汉族，此惯例一直保留下来。其余习俗基本与当地汉民相同。

（山东省民委供稿）

漫话济南回民

许万荣

济南是多民族杂、散居城市。其中，回族人数占少数民族的绝大多数，解放前夕，济南回族4435户，17672人。济南回族有着悠久的历史。

一、迁徙和分布

济南回族的迁入始自公元13世纪初。最初迁入的回族大都住在历山顶附近的“乌满〓”（穆斯林别称）巷一带，即今历下区按察司街，建有礼拜寺。1295年春，因在寺址营建盐运司，将礼拜寺迁至绵缠沟以东，即今市中区西青龙街礼拜寺巷清真南大寺，回族居民也因之迁来。明、清时期，统治者镇压我国西北起义的回族，“分而治之”，因而被迫东迁，或因战事落居，或因黄河水患、天灾人祸而逃避灾害，纷纷迁入济南。长期以来，回族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散居、杂居，逐步形成小聚集、大分散的特点。

济南回族以赛、马、金、周、穆姓氏为多。其他姓氏有：丁、米、左、宛、沙、李、杨、崔、陈、王、邱、韩、赵、黄、吴、郑、冯、唐、钱、朱、于、贺、展、黑、洪、云、刘、白、彭、宫、顾、萧、袁、张等。由于回族较为集中，常以姓氏命名驻地。如永长街的“左家胡同”、“穆家车门”、“金家店”；杆石桥外有“马家台子”、“杨家大门”；仓巷的“杨家场”；旧新街的“朱家花园”；麟趾巷的“金家花园”，南关的“穆家园”等。

回族信奉伊斯兰教，历来靠近清真寺居住。在杆石桥以东1000余米的永长街，东西两侧有元朝建的清真南大寺，清朝建的清真北大寺，还有清真女寺、金家店清真寺、穆家车门清真寺和城顶下崖清真寺。这里有回族的园田和墓地。如“崔家园畦”、“陈家园畦”、“陈家林子”、“丁家林子”等。民国初年。在杆石桥以西修建了清真西寺。明朝嘉靖年间，修建了南关清真寺，即今正觉寺街清真寺。清朝建立北大槐树清真寺和纬十一路清真寺。在农村，自成村落的回民村有：郊区堤口、小金庄、孟王庄；历城党家庄、刘家村、并渡口东村；长清县赵家营、青杨树、凤凰庄；章丘县杨家巷、大冶、阎满庄等。这些回民村均建有清真寺。

二、政治和经济生活

济南回族人民具有革命斗争的光荣传统。1919年5月4日，北京政府逮捕爱国学生，消息传入济南，回族人民纷纷上街游行示威，爱国志士马云亭、朱春焘、朱春祥等，在清真南大寺秘密集会，组织了“山东回教救国后援会”，下设“救国十人团”，并于7月18日组织、参加了砸《昌言报》报馆活动。不久，马云亭等3人被捕，被枪杀在南圩子门外，制造了震惊全国的“济南血案”。

抗日战争时期，济南回族人民积极投入斗争。1938年建立“徐家花园”和“北大槐树”两个中共党支部。1942年，济南成立回民抗日救国会。党家庄东村张廷勋、十二马路周茂林两家设立党的地下联络站，宣传发动抗日工作，购买军用物资、药品等。1946年秋，他2人被捕，受尽严刑拷打，始终未泄露党的秘密。

解放前，济南大多数回族群众社会地位低下，生活贫困，回族历代被称为“穷回回”，生活无保证。市区回民大部分依靠肩挑贩卖为生。手工业仅有制革、羊皮加工等十几处。另有部分人在工厂做工谋生。回族工人较多的工厂有：济南仁丰纱厂、济南振业火柴厂。在农村，由于农业生活落后，地少产量低，生活极为困难。

济南回族特色行业有：牛羊肉食业。解放前夕，全市有回民牛羊肉商户250家。摊贩120户，有“回回身上两把刀，一把卖牛肉，一把卖切糕”和“杀一千，宰一万，住了刀子断了饭”的说法；饮食业。解放前夕，全市有回民饭馆80家，回民饮食摊贩800多户，主要经营甜沫、油条、马蹄烧饼、馓子、绿豆切糕等。较大的回民饭馆有：聚乐楼、历景楼、卫生社、一条龙、大观园老马家馆、历下清真楼、西市场马家馆、国货商场等；回民糕点业。只有十一马路义顺成清真点心铺，建于1929年，手工操作，产量很少。

三、文化教育、卫生教育

民国初年，济南市回族的教育事业只是在市区有所开展。西关一代曾开设徐家花园、斜街、旧新街、永长街私塾馆等，有少数人入馆求学。1913年，陈愚在徐家花园窑胡同集资创办历城县立第五小学，招收学生60多人。“五四”运动后，回族教育有所发展。到1933年，济南回族学校有，私立金氏小学，地址在徐家花园，为金汉青所创设，学生200人；私立新育初级小学，校址在永长街，为马骥良所经营，学生100人；私立第六初级小学，校址在杆石桥街，学生80人；市立第十二初级小学，校址在南大寺内，有学生80余人；第五初级小学，校址在堤口，有学生80余人（回族占三分之一）；私立清真小学位于南关清真寺；济南城达师范，建于1925年，校址在永长街穆家车门清真寺，由马松亭创办，学生12人，开设阿文、汉文、史地、数学等课，1928年该校迁至北京。另外，1940年创办私立伊光小学，校址在清真北大寺，招收学生100多人。同时，在清真南大寺创办私立穆汉小学，招收学生100多人。

解放前，回族群众医疗卫生条件极差，没有单独医疗卫生机构，仅有正觉寺“保安堂”、西青龙街陈家药铺、纬八路于龙德眼药店等。

济南回族爱好体育，擅长武术，民间习武、摔跤活动十分普遍。民国初在西关建立“济南俊英体育社”，义务教授武术20多年，培养大批武术人才，其中，杨法武、马裕甫、杨松山参加1928年全国第一届武术国考，均列最优等。30年代，回族群众摔跤运动十分兴盛，市区有永长街清真北大寺等9个摔跤场，各摔跤场少者有几十人，多者上百人参加训练。

四、风俗和宗教信仰

济南回族有着传统的风俗习惯。饮食以米面为主，肉食禁止一切自死物、血液和猪肉，禁食骡、马、驴、狗、猫、虎、狼、熊、狐等不反刍动物和无鳞鱼类及乌鸦、鹰隼、猫头鹰等凶鸟；语言文字至今还保留使用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词汇，如“多斯堤”（朋友）、“赛阿布”（施舍）、“赛伯布”（机会）、“穆斯林”（信仰伊斯兰教者）、“海里凡”（学生）、“埋斯志代”（清真寺）、“阿訇”（学者）等。阿拉伯文字老年人粗识一些，特别在宗教活动和婚丧事宜中还在使用，如写“依扎布”（结婚证词）、扯“开凡布”（白布），在回族群众住宅、饮食店门口或摊点张贴或挂着“都哇”（祈祷吉祥的意思）；服饰男人喜戴圆顶白帽（或黑帽），不仅参加宗教活动时戴，而且在参加其他社会活动也戴。回族女人在作礼拜时戴白布盖头；举行婚礼时，常请阿訇到场作证婚；回族实行土葬，不用棺材，3日内出殡。出殡前，停放3日，男的请男阿訇，女的请师娘用清水洗净尸体，撒放卫生香料，用36尺白布包裹，由阿訇主持深埋地下，亡者头北脚南，安放妥后以“护门石”堵住洞口，最后用土填满，堆起北高南低鱼脊形的坟墓；节日有开斋节、古尔邦节、圣纪节3大主要节日。

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念古兰经，礼拜，封斋，按教规交纳经费，朝觐，以上称“念、礼、斋、课、朝”5功。

五、代表人物

陈英，明朝永乐年间人，在朝供职光禄寺，曾奉明成祖之命，出使西域。精通伊斯兰教义，1426年封山东督掌教，荐木铎为济南府礼拜寺掌教，整顿教务。墓在济南巴巴坟地。

陈思，明嘉靖年间任济南府礼拜寺掌教，撰有《来复铭》，镌碑记文。

党瑜（1703～1785年），幼学阿文，壮年四方游学，赴麦加朝天房，回来后任掌教。墓在济南巴巴坟地。

杨魁元，济南西郊孟王庄人。乾隆初年因募资修寺，南去广州，后赴沈阳，后与格的目教群众在永长街建清真北大寺，卒于1765年。济南穆斯林称之为杨巴巴。

马云亭（1856～1919年），章丘大冶人，甲午战争中，跟随爱国将领左宝贵赴朝参战，退役后，在济南正觉寺街开保安堂药店，创办清真第四小学。“五四”时组织山东回教后援会和爱国十人团。积极参加反帝爱国斗争。1919年8月5日被军阀马良所害。

宫澹庵，济南西关西小仓街人，济南知名阿訇，从事伊斯兰教研究多年，精通熟背《古兰经》，酷爱汉学诗书，名画家，任教长多年，兴学劝道。1925年，孙中山到济南演讲，宫阿訇代表济南回民与孙中山握手，转达穆斯林的敬意，在济南回族中享有很高威望。

穆华亭（1876～1942年），壮年从戎，曾任边防第二师副官长，1919年对马良屠杀回民爱国领袖不满，心怀愤怒离职。1921年赴麦加朝觐，获哈吉称号。归来后，捐赠清真寺私宅一所及部分田地。1925年与马松亭等人创建成达师范。

周怀清（1874～1945年），30年代任清真南大寺教长，不收经礼。1940年被选为清真南大寺“伊玛目”，穆斯林献匾一方，匾文“翊赞圣道”，由回族名书法家金棻书写。

米长茂（1911～1982年），山东齐河人，任济南清真西寺、北大寺教长多年，并任清真南大寺教长，曾两次赴麦加朝觐。解放后任省、市人大常委、省政协常委等数职。在济南回族中享有很高威望。

王兆林（1883～1968年），济南回族著名武师，曾任教于济南师范、齐鲁大学、山东医学院。对拳术、器械、摔跤等颇有研究。1921年在清真南大寺创办“俊英体育社”。1930年任山东省国术馆教务长。解放后任两届省政协委员。

张登鳌（1878～1953年），济南党家庄人，曾在泰安等地任教长48年。抗日战争期间，先后将3个儿子送往八路军部队，参加抗日斗争。

金棻（1896-1975年），济南回族著名书法家。擅长魏碑，自成一体，在济南书法界具有一定影响，如趵突泉楹联、泰山“岱庙”2字均为其亲笔所书。解放后被聘为市文史馆馆员、市政协委员。

金子常（1902～1961年），济南清真道堂“热以思”，曾赴麦加朝觐，获哈吉称号，擅写阿文书法，曾撰写《埃及留学记》、《沙特访问记》、《古兰读法》等书。

（济南市民委供稿）

济宁回民概况

萧鹤声唐承涛

随着运河主航道畅通，逐渐代替了越河。而越河西端的商业区，随势向东迁移到大闸口、小闸口运河两岸。到明末清初，西郊一带沧桑变化，商业萧条，粮行、客店逐渐歇业，由商业区演变成住宅区了。时至明成化年间建东大寺于小闸口河西，明初建杨家园寺，万历初建柳行西寺，清初常志美先师填洪子湖建西大寺，都证明回民由西向东发展的趋势。迨至清朝，除对东西两清真寺进行大规模扩建外，又扩大柳行东寺，越河南南北两寺。民国初又建女寺两座于越河南北。

据考，早期迁徙济宁的回族氏族，公认为是李福荣家，其祖先是西域人，由唐朝时迁入。原兄弟3人，其中两名为：阿里沙、阿里金，第三人失记。他家是24代“伊玛目”和阿訇。其祖坟在济宁城南白家洼。还有马姓，原姓“吗”，后演化为马。因此，回族姓氏多是由其阿拉伯祖先姓名的首音或尾音演化而来，故多称沙、洪、展、律是真回回。另有“五马、六杨、十三李”等80余姓氏。

伊斯兰教在我市的广泛传播，亦与经堂教育有关。明末清初，杰出的伊斯兰教学者常志美（1610～1670年）从西域乌孜别克的撤马尔汗来中国，后定居济宁，与当地常氏联宗。他在济宁倡导经学派，形成了具有一定影响的经常教育新学派。该派在明末清初崛起，称为“山东学派”，遍及齐鲁各地，乃至华北、东北、中南等地。华北地区的穆斯林尊称他为“常仙学”、“常巴巴”。逝世后安葬在市区西南郊（南辛庄乡韩庄北），人们通称“常巴坟”（现仍有墓碑在）。

回族人民的风俗习惯

济宁回族人民由于长期与汉族人民居住生活在一起，其衣、食、住等有些已基本相同，但在许多方面还是有着严格区别的。

衣：在穿着上原有其传统性，由于长期与汉族同胞生活在一起，其穿着基本或完全与汉族相同，唯“主麻”（7日会礼）及伊斯兰教3大节日时，到清真寺礼拜的回民，男的多戴黑、白帽，已婚及老年妇女戴黑、白纱盖头，未婚及青年女子戴深绿色盖头。

食：以米、面为主，吃牛、羊、鸡、鸭、鱼及其他反刍动物，但须由寺司夫或海里凡等教务工作者按“断喉法”司宰，放血后方可食用。忌食病和自死的动物及一切动物的血；忌食猪、狗、驴、骡及一切性情恶劣的凶禽猛兽的肉。动物哪种可食或不可食，全以动物的性和形而定，如猪相丑性惰，习性肮脏，所以不食，这是世传的教规。不吃驴、骡、马肉，是因其形和性而定。也不吃螃蟹，因它横行，厌其“横行霸道”。“油香”是回族的最佳礼品和食品之一，是用面粉和花生油或豆油制作而成的，俗称“到油”。每逢祭奠亡人，即“做日子”或婚嫁喜庆，宴请亲朋、贵友等都必须敬上“油香”；如遇天灾人祸，转危为安的事，也“到油”，叫“知感油香”；两家有隔阂，往来断绝，亦借赠“油香”以示和解。拿油香敬送亲友乡邻或布施贫苦之家，是表示对“安拉”的感谢。

住：从济宁市总体看，回族人民和汉族人民是杂居的，并和睦相处。从具体人口分布状况来看，我区和全国的特点基本相同，即“大分散”、“小集中”，有大小不等的聚居区。主要在市中区范围内，以越河两岸、鼓楼街、西大寺街、炉坊街、古路沟街、方家大院、马家大坑、武胜桥街、来鹤观街、柳行街等街巷是回民较为集中的聚居区。

婚姻：过去有父母包办，现在做到了婚姻自由，介绍人只起到征求、转达双方意见的作用。被介绍人双方见面后，经彼此间的了解，如同意婚配，便进行礼品交换，称“换书”。女方回礼（回书）鞋、帽等衣物，以示同意订婚。按照我国《婚姻法》的规定，进行婚姻登记，取得结婚证书后，即承认夫妻，受法律保护。为表示喜庆，都要举行婚礼仪式。在仪式的前两天，男方喜主并新郎或同特聘阿訇齐到祖坟地告先。也有的沿袭传统礼法，由男方请阿訇主持证婚。在仪式上，阿訇当场写“依扎布”（即证婚词），然后问女方：“你有没有意见？”女方答：“达丹（没意见）”；问男方，新郎答：“盖不里楷尔丹（我承认新娘的意愿）”。礼成，将糖果撒向新郎新娘及观礼人群，宣告仪式结束。

丧葬：回族实行速葬、土葬。土葬：即死者不论贫富贵贱、男女老幼，其尸体在家停留不得超过3天。出殡前，先报知寺务人员和主要表亲请“落地”（亡人由床上放在地上）。出殡日上午，亡人在“榻布”（沐浴工具）上，经清水冲浴干净后，再用备好的亡人穿着裹整齐，盖上“榻布”罩，由阿訇令其死者儿女、挚友肃立敬默后，站者“纳在”（念悼词），内容：亡人一生在世效法穆圣、敬天（安拉）、爱人，做出一番贡献，现已归根复命去了，归主吧！此后，方由死者子侄抬“榻布”至墓地。送葬亲友手持点燃的安息香送行，也有的亲友在送葬路旁设“路祭”，无赏地给送葬亲朋及孝子们留茶湿湿嘴；土葬在公用茔地指定的地方，挖一南北方向内径长6尺、宽2尺、深9尺许的墓坑（或挖一半明坑，一半掏士窑子），周围以砖砌封后，将亡人下入墓坑内。在坑的中端用苇席（一领）、盖板（用木材或水泥制成）和24块土坯盖上，然后封土，称为“深葬”。祭典：即“做日子”，亡人死后的7天、百天和周年，冥祭日在天拂晓时，死者儿女们随同聘请阿訇去墓地念经，以悼念死者，寄托哀思，并“到油”，以“油香”敬送亲友。

回族对亲属的称谓及语言文字

称祖父为“巴巴”，称曾祖父为“老巴巴”。称父亲为“达”，死后哭“爹”，称母亲为“娘”，称兄为“哥”，称弟为“弟”，称大伯为“大达”，“称二伯为“二达”，称叔为“达达”，称姑为“吗吗”，称姨为“姨”，称舅父为“舅”，称外祖父为“外巴巴”，称外祖母为“姥姥”，相互称呼为“老表”。

回族没有自己独有的语言文字。但有的能说极为普通的阿语。只有笃信伊斯兰教的穆斯林，在礼拜或行坟时诵读阿拉伯文和经卷。经常见到的，在回民住户大门上方，贴的阿拉伯文横幅，名叫“都哇”（阿拉伯文的译音，意为“祈祷”）。

早期徙居来济宁的回民大都是经商贸易，有经营珠宝业的传统，明代有“识宝回回”的传说。这种传统的形成，与回回祖先多是阿拉伯、波斯商人有关。据85岁老翁朱宗瀛讲：“远祖朱华，以货珠宝为业，早先有杭州株宝市街迁居济宁”。但回民大多数以经营饮食业为主，善于操此业，能制作具有特殊风味的牛、羊肉和鸡肉加工品，多种花样的面食加工业，以及一些风味特殊的小吃、糕点等。明清时代，粮船漕运繁忙，在运河和越河两岸，回民的饮食业生意兴隆，财源茂盛。济宁回民另一特点是，能熟制皮毛，缝制皮毛衣物早在元代西征被掳或降服的“回回”中，有不少就是以熟制皮毛、缝制皮毛衣物充当后勤军士。他们原本生活在西部牧区，所以熟制皮毛，缝做皮毛衣物是回民的祖传手艺。后天下大定，便弃军从商，徙居济宁后，仍操祖业。由于济宁的地理优势，皮毛业得到空前发展，有市场大、货源足、品种多、质地好的特点。如著名于全国与海外的“济宁路青猾皮”及“济宁路山羊板皮”等。

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中回族人民的斗争史

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大规模的全面的侵华战争。1938年1月日本侵略军占领了济宁，聚居在西南关一带的回族人民和全城人民一样，陷入水深火热之中。日寇所到之处，烧杀、奸淫，浓烟滚滚，血迹遍地。打绳巷、竹竿巷街上及居民院内，横尸遍地。不足一华里的西大寺街，被日寇枪杀、刺死者就有27人之多。西大寺阿訇王华斋和乡老马继祥、杨兆喜、米庆余、米庆友、米鸿昌等，刚做完礼拜，走出寺大殿，就遭到日寇的枪杀。敌人从西大寺街向西，沿武胜桥街杀害了马仙州等人。像狂犬一样，又逼向马家大坑街，用刺刀挑死了在家的郭仰渠、刘永德、李根庆、郭应武等。越河北街、官路街以及小南门等街。据不完全统计有回汉民130余人惨遭日寇杀害。

日寇惨无人道的血腥屠杀，逼得全城人民和信仰天主教的同胞都投奔到天主教堂内避难。而回民认主独一，托靠真主的襄助，都扶老携幼地奔向清真寺内。各个寺内的讲堂、大殿、沐浴室等都挤满了避难的人群，有的只能在寺院内露宿。当时各寺在职阿訇、乡老，主动负责安置避难人员，将寺门紧闭，门外悬挂一块白布旗，上写“难民收容所”。但这也难以逃脱日寇的恫吓和打骂。他们有时白天闯入，有时夜晚砸门强行窜进，扬言“统统地死了的！”并大闹着找“花姑娘”。在这生死莫测的时刻，难民收容所负责人和阿訇冒着生命危险，多次出面周旋，才使群众免遭于难。

日寇在疯狂烧杀过后，又提出“中日亲善”、“共存共荣”、“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等侵略性口号。接着就实行了强化治安，限制人身自由，物资控制、禁运等。1942年，日寇在柳行东寺组织成立了“回民联合会”，以办好教务为名，对以皮毛为生的回民进行掠夺性控制。日寇把牛皮定为军需物资，不准随意销售出境，而日寇设有“德盛洋行”，压价收购皮货。日商利用“联合会”名义，仅一次就低价强购青猾皮45万张。自此，皮毛业日趋萧条，大批行栈倒闭，回民职工失业，造成严重的生活困难。伊斯兰教也随着经济的萧条而失去了资助，致使宗教活动和发展受到了一定影响。

为维护民族尊严，回民盛辉庭等人，袒胸赤臂，手举大刀，带领数千名回民，由东大寺宣誓出发，开始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示威的人们，手举“打倒陈梦岩”的小旗，高呼“打倒陈梦岩”的口号，沿纸店街、吉市口，直达城南门。所经过的街道两旁，站满了群众，也相随高呼并加入到示威行列中。国民党第五路军的师长徐日政惊恐万状，误认为解放军要攻城，立即命令部下进入掩体。后经说明来意，徐即登上城楼，当众表示：“敝人保证立即邀书记长、县长等人前去顺河东大寺赔礼，并保证诸位满意，请大家先回，我们立即赶到不误”。此后，示威队伍未能进城，便转向税务街县党部书记长陈梦岩家中，其家人早已闻讯逃走，愤怒的群众将其屋内陈设全部砸烂。徐曰政等到达顺河东大寺，首先赔礼道歉，回民当即提出条件，最后达成协议：1、国民党《济宁民报》停刊一周。2、在《大公报》、《益世报》、《申报》上公开认错。3、陈梦岩亲自向回民道歉（回民保证其人身安全）。4、张三牛交法院惩处。

当时我人民解放军已兵临济宁，因形势所迫，济宁县党部不得不如实按协议执行，斗争获得了胜利。

济宁回族的新生

解放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民族、宗教政策进一步得到落实，整修开放了顺河东大寺，建立健全了宗教组织；许多回族群众被选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有的参加了人民政府管理工作，还有的担任了各级政协委员。政府几年来拨出专款，维修顺河东大寺，资助回族人民的生产和教育事业。回族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同各族人民一样，得到了提高和发展。

（济宁市市中区政协供稿）

东阿回民

鲁莽

东阿现有人口37万，由汉、满、回、彝、苗、布依、朝鲜7个民族组成，除汉族外，其次人数较多的是回族。全县回民有36户，92人，分布在县城和6个乡镇。多数聚居古官屯村，有15户，50人。

古官屯回民有4姓家族。最早来古官屯定居的为王姓。他们的先人在清朝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从东平迁东昌。从东昌行医到古官屯，如今已传10代。其后东昌闸口大街姓金的人家迁入古官屯，从事屠宰和饭店业。清末民初，蒋姓和李姓相继从东昌迁到古官屯，他们从事面食业，以卖烧饼为主。逐渐在这里形成一个回民点。旧社会由于战争和灾荒，两户逃荒去关外，一户被充军，一人被抓劳工去日本，回民过着受迫害的贫困的日子。直到建国后，回民才迎来了兴旺发展的时代。

回族一般是同族联姻，因为其信仰相同，生活习惯相同，便于使家庭生活和谐。然在汉、回杂居地，特别在我县，回民较少的情况下，回、汉通婚，在所难免。一般汉族姑娘到回民家后，都要过回民生活，方可保持家庭和睦。男女相爱，登记结婚举行仪式时，要请阿訇来主持婚礼，作为证婚人。阿訇当场写“依扎布”（即证婚词），然后询问男女双方，女方回答“达丹”（没意见），男方回答“盖不里楷尔丹”（我承认新娘的意愿），就算结为夫妇。阿訇将礼糖撒向新郎、新娘和观礼人，即算完结婚大典。

古官屯回民也和其他地区回民一样，实行速葬、土葬，有公用丧葬器具，吊唁时不学汉族拿火纸吊丧，而是拿馒头、饭、菜等到丧家，表示悼念。其墓穴南北向，深9尺，长6尺，宽2尺，有的砖砌，有的土坑，上用盖板和24块土坯盖上，然后封土，称“深葬”。冥祭日为7天、百天和周年。冥祭日拂晓，由阿訇带领死者亲属去墓地念经，悼念死者，寄托哀思，并奉献“油香”。

回族祖先多是从阿拉伯、波斯经商来中国，定居后，仍习祖业，善经商和毛皮加工。古官屯回民从聊城来东阿时，有的从事屠宰业，有的经营面食业，还有的行医，大多做买卖。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和汉族一样，分得了田地，才逐渐转向以农业为主，做买卖仅以家庭副业形式出现。东阿县政府每年拨出专款，支援、照顾回民村，认真贯彻中央民族平等政策。目前仅有15户、52人的回民生产村，拥有拖拉机1台，柴油机3台，大牲畜10头、羊60余只。有三分之一家庭有了电视机。随着物质生活的提高，文化水平不断上升。现有大学生2名，高中生3名，初中生17名，适龄儿童全部跨入了学校大门。

在商品经济发展中，古官屯回民有多数人家重操旧业。6户开起了饭店，5户经营屠宰和肉食业，并计划在县城建一处具有回民特点的羊肉馆，从事涮羊肉等面食加工业。

古官屯回民自从聊城迁来东阿后，回、汉两族和睦团结，没有发生过大的民族纠纷。回民生活习惯得到汉族尊重，这里的汉族没有大汉族主义。他们还共同修了民族团结路，栽植了民族团结树。县党政领导非常关心他们，回民中有1名人大代表、1名政协委员，他们积极参加国家和地方上的政治活动，在四化建设和民主政治建设中，都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本文根据回民蒋振生、金昌玉口述，并参考有关资料综合而成。东阿县政协供稿）

益都北城满族概述

唐汝俊

益都（现青州市）北城，原是清朝“青州驻防满洲旗城”。其故址，在益都县西北5华里处，即现在北城大队北城村。它始建于雍正八年（1730年），毁于1947年，共存在217年。原来，人们为了把同益都县城区别开来，称益都县城为南城，称满族旗城为北城。现在旗城虽已毁掉，人们仍然习惯地称满族人民聚居的地方叫北城。

一、北城的兴建与规模

根据北城老人的传说，雍正八年（1730年），清廷派湖南进士田敬山督工领建青州驻防满洲旗城。同时又严令青州知府广寿指挥。引征府属各县能工巧匠和民夫出工卖力。所用木料属地难筹，又自东北几省经海上、陆地运来。据《青社琐记》筑驻防城文载：“吾郡驻防城地及军教场，旧皆民田。筑城时以官价买之，价甚廉。可相传东店庄何姓，富室也，田多在此间。”

“驻防满洲城在青州府北，雍正八年（1730年）建，九年（1731年）告竣。门四：东日海晏、南日齐宁、西日泰安、北日拱辰，互详形胜”（咸丰九年版《青州府志》卷二十九，考六、兵防考）。现存海晏门石刻匾额记：“雍正十年（1732年）北城落成”（咸丰九年版《青州府志》卷十三，表四之九）。又载：“溯自雍正十年（1732年）设青州驻防满洲营将军以下官。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裁将军，惟以副都统领之。为海滨之重镇，无事则为屏藩，有事则为将帅。”这就是适应清朝统治而设立的青州驻防满洲旗城的由来。

根据传说，原计划修建的青州驻防满洲旗城，是一座规模宏大的城池。城墙要石砌砖垛，要以南阳河、东阳河、北阳河、西河等天然河堑为护城河。然而，因领工督建官员田敬山贪吞了大批建筑经费，没有按原计划修建。实际上建成的却是一座南北280丈、东南240丈的长方形的三合土城。城垛是用砖砌的，四周是人工挖的护城河。城墙，高1.25丈，底宽1.2丈，顶宽7尺，城周围长六里零140丈，连同城外面长1049丈，城里面长974.4丈。外面城垛口2000个。护城河宽4.5丈。马道宽15丈。护城河共长1120丈。雍正钦定命名南门日“宁齐”、东门日“海晏”、西门曰“泰安”、北门曰“拱辰”。4城门名，均为名书法家书写石刻匾额镶嵌在城门上。4城门外护城河上各有石桥一座，沟通进出。全城总面积746640平方米，合1120市亩。旗城共有官衙57座，用房668间。宫殿一座，用房22间，庙宇21座，厅房2座。连同旗兵住房共4899间（咸丰九年版《青州府志》卷二十七，考四之三）、（《青社琐记》手抄本）。

二、北城旗兵的由来

青州驻防城旗以满族人为主，也有少数“包衣”（满语，译汉语就是家里的奴仆）身份的蒙古族人。

三、北城旗兵的编制、俸饷

北城旗兵采用努尔哈赤创办的八旗制编建。平时以行政管理，生产生活，习文学武等。战时健壮男女组队攻守进退，是亦民亦兵的形式。这种形式，均有严格固定的方位，即黄旗在北，白旗在东，红旗在西，蓝旗在南。青州驻防旗城的编制，分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和镶黄、镶白、镶蓝（这三旗的四边镶一道红边）、镶红（红旗四边镶一道白边）八旗组成。每旗又分前后两佐，所以称青州驻防旗城为八旗十六佐（即佐领，满语称牛录额真）。

自雍正十年（1732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清朝政府派任青州驻防旗城有将军13员、副都统44员、协领35员、佐领59员、防御71员、骁骑校73员、理事同知73员，共368员（见光绪三十三年版《益都县图志》卷二十三驻防官职表一至七）。有一首北城满族民谣，唱出了清朝驻防旗城的政治编制状况：“将军都统的头，同知衙门的尾，四个协领四条腿，佐领防御骁骑校，三级老爷身上肉，左右司里吃肠肚，八旗兵民喝汤水。”这既反映了统治青州旗城满族人民的各级官员的权势，也反映了被统治的青州旗城满族人民所处的地位。

青州驻防满洲旗城，自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由最高将军（官阶一品），改为副都统（官阶从二品）。副都统下有4个协领（官阶三品）。每协领又辖4个佐领（官阶四品）。佐领下是防御（官阶五品）、骁骑校（官阶六品）、笔帖式（官阶七、八、九品等）。按清朝编制，青州满洲旗城，每任自骁骑校到协领，即所谓北城四十八员官。另有兵甲3600员。士兵分领催、前锋、马甲、步甲、箭手、炮手、养育兵（家有军功，本人残废）、练军、匠役等若干种类。

四、民国初年的北城旗兵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政府虽然垮台了，北城旗兵仍然存在，原官兵约3000人，多年来，人口繁衍，实数还多。因经费不足，兵员逐渐减少。青壮年又多外出谋生，实有官兵约1000人左右。但武器配备精良，是少有的地方武装力量。1925年，山东军务督办张宗昌借北城满族代表锡风臣（祁锡璋）、赵塔元、徐师竹等来省请愿要求生活出路之机，收编了北城旗兵。据说，张宗昌是个顽固派，对清朝很有感情。当时对北城满族代表非常客气，但其用心也非常恶毒。这个军阀见军队就想抓，所以他一方面给满族人民以生活出路，另一方面又将北城旗兵收编为自己的军队。他首先将北城旗兵改编为旗兵团，原旗兵官长基本不变。由副都统吴延年任团长，编制是1团3营，每营3连。团部另有直属机枪连和迫击炮连，共11个连，1776人。原4个协领任营长。以后又改由汪季五（吴延年的妻弟）任第一营长，李焕章任第二营长，李振西任三营长。粮饷服装武器等均按张宗昌部队待遇。到1929年前后，益都的吴延年、薛德周等，与土匪武装刘振彪、窦宝璋等发生了一次混战。在这次混战中，青州旗兵团被彻底打垮。至此，这支武装力量就逐渐解散了。

五、北城人民的生活

1947年，北城解放了。从此，北城满族人民走上了康庄大道，苦难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北城满族人民在党的领导了，镇压了旗城内的反革命分子，进行了土地改革。从此，北城满族人民紧紧跟着中国共产党，靠自己的双手和汗水，学耕习农，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建设自己的新家园，过上了幸福生活。党和人民政府，为了照顾和帮助北城满族人民发展生产，曾多次拨款拨粮。自1951年至1954年就拨发救济粮6.4万公斤。生产补助款1.3万元，各种农机具1300多件。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北城满族人民学会了种庄稼、栽黄烟、养猪羊、搞工业、办商业，很快就改变了北城贫穷落后的面貌。

六、北城满族人民的姓氏

北城满族人民有不直接称姓名，而以名的首字加其字为姓名的习惯，即所谓随名为姓。如吴延年，字寿卿，吴为全族共姓，名延年，但称他时为“延寿卿”。因为吴延年是清朝镇守山东青州驻防满洲营副都统，尊称他是延副都统或延大人。所以有些满族人，也就以名中的某字，一般以首字为姓了。但却不忘其祖或族姓。满族成年男子，称呼其时，要以乳名加“爷”字。如某人乳名“大山”，则称其“大山爷”，他的夫人为“大山奶奶”。此人如有官职或功名，就称其“大山老爷”或其名的首字加“大人”2字，其夫人为“××太太”。现在这些称呼已改变了。满族人民姓氏复杂，遗久难核。以上姓氏，是对照现在北城满族人的姓氏及过去的使用姓名习惯等，参引刘庆华著《满族氏族录》，校正列出，以供参考。

七、北城满族人民的信仰

满族人祭祀祖宗的目的，是把祖宗列为家神供奉。通过祭祀祖宗，对本族人员进行优良传统的再教育，要求后代不忘祖业开创的艰难，要继承和发场祖宗创业的精神，现录北城大队瓜尔加氏（关）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祭祀修谱记事全文如下：“先祖令于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随德宪台调赴江宁防堵。于次年三月拨赴镇江堵御。六月十四日英夷攻打镇江。族中弟侄等拾名去江苏省内打仗，虽未立功，亦经注册。而现有受头等伤一名，阵亡者一名，并无私回青州。异何以此，斯见族中忠义之气，实祖宗之德也。今二十四年八月间，公同商议定为，遵照伯父等旧定章程内，列为五年两头祭祀”。

北城满族人民的祭礼与修家谱活动，保持到“文化大革命”前的1965年，现在北城满族人民仍有保留着祖传下的、祭祀祖宗的口袋、锁子、祖宗杆子柱石和家谱。从这个问题来看，“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断的祭祀和修家谱这一信仰活动，至今仍保留在北城满族人民心中。

清朝末年以后，北城满族人民也有信奉基督教的。但是北城满族人民信仰其祖宗这一传统习俗，仍保留在多数人中。

北城满族人民对祖宗的崇信，追溯甚远，是很多年沿习下来的。历史不断发展，北城满族人民的信仰，也在不断地变化。

八、北城满族人民的语言和文字

北城满族人民，初到青州时，官场上讲满语，以后就习惯讲汉语，但却不同于益都的地方语，而是讲的东北和河北通州音韵的混合腔。听起来近似普通话，好听、易懂、易学。

北城满族人民，原来公事行文都用满文，后来满汉文并用。到清朝末年，北城满族中先后考中几十名进士和翰林，均擅满汉两种文字。民国至今，人们都用汉文。现在北城满族人民会满文满语者，已经很少了。

九、北城满族人民的习俗

北城满族人民同全国各兄弟民族人民一样，有着勤劳、勇敢、好学、智慧等优良传统。讲究文明礼貌，严于尊长爱幼的家教，在满族人民中更为突出。满族人在家早晚要给长辈请安问候，路遇尊长要请安致礼，并要礼让先行。平辈路遇或接办事宜，要先礼而后会语理事。

北城满族妇女，自古至今都是天足。入关前，男女共同耕牧，兵源不足时，妇女也要入伍参战。入关后，满族妇女不参与政事，专事家务。民国前，满族女孩12岁后，不准出大门，现在这种不良的习俗已改变了。

北城满族人民的婚姻。清朝时期，一般不与其他民族通婚。后来，男可娶其他民族女，女只嫁满族男。民国后，满族妇女开始外嫁，逐渐改变了满族人民不与其他民族人民通婚的习惯。

北城满族人民讲究起居卫生和饮食营养。整理室内外卫生，洗晒被褥衣服等，已形成习惯。每年的农历六月一日和腊月二十四日，要全家出动，搬箱倒柜地大扫除。北城满族人民虽讲究饮食营养，但食不厌粗而能细做；菜不选优而善烹制。无大吃大喝和走亲戚的习惯。民国前，每旗有“官学堂”，男女孩6岁免费入学，习满汉文及礼节，进行启蒙教育。健壮男孩12岁后，清晨要到“大房”练习武功。北城满族人民有倡导教育、好学上进的传统。清末民初时期，曾创办了女子学堂和海岱书院英文专修班。解放后，在党的领导和关怀下，北城满族人民这些优良传统和习俗，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

（青州市政协供搞）

德州的满洲驻防兵及其后裔

李孟才

清代初期，在德州驻防的旗兵，只有长官携有家眷。到嘉庆十一年（1806年），已经过162年，官兵都过着和平生活，娶妻生子，生息繁衍，子孙代代相传。据当时统计，官兵及眷属总人口数已达2700余口。在薪饷方面，亦不能不有所调整。道光八年（1828年），仿青州旗营余兵制，选精壮者150名，编制训练，每名每月饷银1两。并拨满营马价银6000两，藩库银1.4万两，总共2万两，生息为余兵月饷基金。总之，驻防旗兵生下孩子以后，不论男女，报上户口，即按月发给饷银，不但家家生活充裕，而且终生是有保障的。

清代康熙皇帝提倡尊孔读经，满蒙旗兵子弟，都能参加科举考试，以致后来他们的子孙都认识汉文，对本族文字，反而不能识读了。德州旗兵后裔，由于传统习惯，特别注重武功。因此，他们在武科考试中，成绩优异。据《德州志·贡举表》记载：嘉庆朝（1796～1820年）25年间，共考武举3名，其中昌伊苏考中殿试一甲第一名（状元），官至陕西固原、直隶、台湾等地提督。道光朝（1821～1850年）30年间，共考取武举17名，其中2人官至守备、把总。咸丰朝（1851～1861年）11年间，共考取武举5名，其中1人官至防御。同治朝（1862～1874年）13年间，共考取武举5名，其中1人考取进士，官至蓝翎侍卫。光绪朝（1875～1908年）34年间，共考取武举12名。按《贡举表》统计，清朝统治266年间，全德州境共考取武举123名（满营子弟包括在内），自嘉庆元年至宣统3年115年间，满营后裔考取武举共40名，竟占全德州武举的32.52％。旗人尚武精神，在武科考场中，最为突出，可是对文科考试，则明显落后。光绪十六年（1890年）山东督粮道善联（满族）与满营共同捐资，在德州满营中兴建正谊书院一处（今石卢街小学旧址），为满营生、童肄业之所，终光绪朝，中考中文举3名。

自道光以后，德州满洲驻防兵也和北京皇族一样，由于待遇优越，安享厚禄，武功废弛，渐渐日趋浮华。终日提笼架鸟，行围打猎（架鹰牵狗或用火枪打野兔）。少数旗兵官佐的后代，以及旗兵子弟在外居官者，则营建私宅，购买土地，成为士绅。因国家被列强侵略，连续战争，屡遭失败，大量的赔偿军费，现银外流，以致物价飞涨。满营士兵阶层，生活日渐贫困，贫富分化逐渐形成。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清廷下诏，裁旗兵月饷，使别筹生计，这对满营士兵家庭，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他们不得不走出满营的小圈圈，走向社会另谋生路。有的远走异乡；有的参加军队当兵；有的到各衙门当小职员；有的到商号学徒；有的到德县兵工厂做工；有的到运河码头当工人；有的提篮叫卖等等。

满营的后代与汉民没有宗教隔阂，比较容易汉化。到清末民初，他们多数与汉族通婚，除妇女不缠足以外，一切风俗习惯，几乎与汉族一样，很少差异了。道光以后，还有个别人用满洲、蒙古的名字，如昌伊苏、阿尔逊布、哲尔吉善等。但大多数人照满族习惯，用汉字取名，用名字第一字作姓，如昌伊苏的孙子名彤书，人们习惯称他为彤二爷；最后一任城守尉名国祥，人们习惯称他为国大人。到了民国初期，连以上这一习惯也废止了。旗营满、蒙族的后代，都用了汉姓，并与名字连在一起。如昌伊苏的后人都以王为姓，他的曾孙名王小艺；国祥的家庭，以傅为姓，他的儿子名傅恩桐；大寺街（今德中街）的朱连壁，字和斋，善画花卉，他有一枚图章，上刻“蒙古人”3字，当我见到以后，才知道他是蒙旗的后代。从此，德州旗营就出现几家较大的族姓。如王、傅、张、朱、哈、吴、祁、班等家族。至于谁家是镶黄旗，谁家是正黄旗，谁家是满族，谁家是蒙族，连他们的后代也难说清楚，只有他们的上辈传说给他们，才能有所了解。

据文献记载，清雍正年间，来德州的旗营驻军，只有镶黄、正黄两旗，满、蒙两族，并没有汉军旗人，但实际是有汉军旗的子孙后代。如旧东门里赵家和迁居城东赵家辛庄的赵家，都是汉军旗的后裔。为什么出现这一情况？因为清朝入关以后，由于言语、文字不同，最需要的就是翻译和文书这方面的人才。汉军旗人的祖先，都是明代以前，世居东北和内外蒙古的居民，他们既通汉语和文字，又通晓满蒙语言和文字。因此八旗军营中，都设有笔帖式这一官职，多数是从汉军旗中选派的。德州旗营的编制中，有笔帖式名额2名，他们的后代当然是汉军旗的汉人了。嘉庆年间，德州旗人的总户口数是2700口，而1982年，第二次人口普查时，满族1553人，蒙族23人，总共1576人。经过176年的漫长岁月，为什么人口没有增加，反而减少呢？这也有它特殊原因。辛亥革命提出的口号是“反满”（缺点是未能把清朝统治者和平民区别开来），再加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实行大汉族主义，致使旗人后裔感觉自己没有前途，因而隐瞒族籍，把自己的家族成员改报为汉族。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党和政府执行了正确的民族政策，德州旗人后裔也和全国各少数民族一样，获得新生。

（德州市政协供稿）

刘营蒙古族的历史和现状

刘炳林

淄博市临淄区齐陵镇刘营村的蒙古族，原是元朝初年从蒙古军队南下迁来的。他们集中居住在刘营村，迄今已有700多年的历史。其间因故迁徙者多人，现有856人。刘营蒙古族的先世（即定居刘营的第一代）是蒙古军役。据墓碑载，先世称：“高祖五公系斡罗那歹之人也，充蒙古军役。”（据《民族研究》杂志考证，斡罗那歹很可能是当时蒙古族的一支部落名称）五公官至“抚镇”，卒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三十年（1293年）。此碑建于1346年，系五公的两个小儿子——僧住、忽都所立。

蒙古族原无姓氏。五公后裔之所以姓刘，来历是这样，墓碑记述：“……李侯兵革，势不能敌，彼虏鞭之，使跪。公日：莫跪，吾上为国家出力，岂能跪汝乎！兵怒，遂加刃欲击其胫。终不屈。将见勇而忠孝，留之，遂得脱。后之苗裔因留日姓，故日刘”。刘营村在清朝以前曾称刘下营，也是由此而来。

前三代的名字沿袭蒙古族族俗。五公有4子：长子捏可罗、次子艾也赤、僧住、忽都。长孙达儿卒、次孙咬尔卒、头口、完者台、百奴、系住马……他们从第二代便与汉人通婚，墓碑上有冯氏、白氏等记载。

蒙古帝国的消亡，使刘营蒙古族的社会地位受到一定影响。改朝换代的处境，迫使他们不得不自觉地跟随当地汉人的风俗。他们从第四代便随汉族人习惯命名。尽管如此，在元亡后，他们仍然低人一等。为了摆脱受歧视受侮辱的处境，他们就开始隐匿蒙古族称号，不承认自己是蒙古族的后裔。一代接一代，他们对外一直自称是汉族；而在本民族内部，却代代相传：自己的先辈是蒙古族。他们一直隐匿到解放。

明代以来，在漫长的封建时代，刘营蒙古族为摆脱无止境的受歧视受侮辱，彻底摘掉汉族背称他们是“蒙古鞑子”这顶帽子，一批有志者，纷纷迁逃外地。明朝后半期，刘营蒙古族已分为6支，其中3支全部远迁外地，有的去鲁南，有的迁东北，也有的到益都、广饶等县境定居。未迁走的3支，自然继续千方百计寻求出路，摆脱困难处境。为证明自己不是蒙古族，便寻找根据。这就是在他们历史上的两次“找本家”的活动。

第一次是清代乾隆年间，当时有个叫刘同训的国老，在北京病死后，往其老家——山东诸城搬运灵柩，途经刘营附近。在社会上受孤独受歧视的刘营蒙古族闻讯后，立即派出一批青壮年，赶去接应。然而刘同训家属熟悉山东各地刘氏支派，他们一问是刘营姓刘的，就说刘营刘是蒙古人，同姓不同宗。拒不用。部分青年不顾这些，主动热情帮忙，送了一程。返回时，刘同训家属还送给他们一对大型纱灯笼，上印大红字“相府刘清爱堂”，以后历年新年祭祖，把它挂在门前。在文化大革命中，这对纱灯连同族谱虽然一起被人烧毁，但这段“找本家”的史实却牢印人心。

第二次是1915年前后，与刘家终村刘续谱。距离刘营十五六里路的刘家终村刘，本是汉族刘氏。刘营蒙古族中的部分人赶集卖菜，途经刘家终村的刘氏先墓，发现他们墓碑上镌有“刘大公”的字样。回村后便奔走相告，认为刘家终村刘的先世是刘大公，咱的先世是刘五公，他们大概是兄弟，可以拉成本家。刘营刘于是派出几个长辈和几个有文化的，与终村刘接头交谈，往返多次。后来达成协议，双方互相承认是本家人。既是本家，就要续谱。续谱中刘营刘排辈过高，终村刘拒不接受，考证年代亦有不少矛盾。后来终村刘终于知道了刘营村的老根子是从蒙古来的，于是不再承认是本家。第二次“找本家”再次告吹。

两次盲目“找本家”的失败，刘营蒙古族的处境更加艰难，不少汉族人为之讥笑，更加歧视刘营蒙古族，使这批离开草原故土的蒙古族后裔，比旧社会的私生子还难堪。活在人眼下，遇事受人欺。自己卖柏树，反而吃官司就是例证。清朝光绪年间，刘营蒙古族的祖坟上长着一片枝叶繁茂的合抱大树，十分喜人。村里有部分汉族刘氏，听说蒙族卖祖坟上的柏树，立刻策划要与蒙古族刘平分这笔财产。他们的理由有二：1.都是一个村，都姓刘；2.两家的祖坟靠得很近，说明是一家。于是他们便通过各种渠道，到处活动。他们从经济上着眼，在方式上混淆，硬说是一家人。蒙古族坚持自己的立场，祖坟上的树，只能属于本民族，外族不容插手。两相争执，最后形成僵局。柏树卖不成，后来终于形成官司。官司打了3年。临淄县长刘福元，骑着骡子，带着卫队，亲自赶来刘营看墓碑。根据碑文，县长当场断案说：“一家是蒙古军役；一家是燕地迁民，怎么是一家？”县长不容汉族刘争辩，忿然而起说：“这场官司你输了”。

蒙古族在官司上虽赢了，但为此自己的柏树款却花去了一大笔。

“左衽”又是蒙古族与汉人不同的习惯之一。抗日战争以前，社会上时兴穿有大襟的上衣。刘营蒙古族多穿左大襟上衣，而汉族多穿右大襟上衣。原来蒙古族先辈居住草原，善骑射。五公就是弓马娴熟、累有功勋的人。为了便于带箭，他们一律左衽。他的后代刘营蒙古族，虽不再骑马练弓，但左衽在他们民族中已相沿成为习惯。

同民族不通婚，也是特点之一。刘营蒙古族定居7个世纪，从不在本民族中成婚配。直到1980年新婚姻法公布后，才有个别本族男女青年结婚。

这支蒙古族，在刘营定居年久，但人口不多。其原因是：五公以后，到第4代起，连续单传4世；第8代才弟兄6人。后分6支，有3支外迁，致使人口增长缓慢。

刘营蒙古族祖坟在村西南坡，整平地面时被挖平。据目击群众回忆：其中以五公及其次子艾也赤墓最大。五公官至“抚镇”，艾也赤不亚于五公，其才华为后人称颂。头3代的墓窟建造，全按蒙古族模式：在地下大致如蒙古包，呈球形，内径约3米半至4米，旁开小碹门，门高两米，宽一米半。墓底平坦，左右各设一炕。周围和顶部均用砖砌成。不难看出，人死后，棺材由小门进，置于炕上，墓内无陈设，四壁亦无画刻。由此可见蒙古族原丧葬之风俗。

刘营蒙古族受压迫受歧视的年代，在明朝比较严重。社会上的政治压力迫使该族大批人口外迁，彻底抹掉自己的蒙古这一名称。留在原籍的蒙族则过着漫长的低人一等的生活。

到清代，这种民族压迫，较之明朝稍有缓和。主要原因，即历史遗留的民族矛盾在清初，因明是清的敌对势力，清的斗争锋芒主要放在对付明的残余力量上。这一机会使刘营蒙古族在精神上、生活上日趋安定。他们当中较富裕的家庭，其子孙也开始和汉人一样，读诗书、应科举。在该族的第13代上，有一名名叫刘爵的，举进士，曾在山东曹州府馆陶县做过儒学正堂（相当于县教育局长）。这些都说明，该族当时已读诗书，学封建道德人伦等，已彻底汉化。

刘营蒙古族尽管旧社会给他们带来一系列的不幸，在政治上受歧视，造成经济上穷困落后，但他们有一片爱国热忱。抗日战争爆发后不少爱国有志青年，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自愿参军参战。抗战初期，刘营地处游击区，后来逐渐沦为敌占区。即使这样，不少青年夜里投奔解放区，参加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队。如刘佃奎、刘敬贤（刘林）、刘炳照、刘云秀、刘福昌、刘来昌、刘崇昌等十几名青年，同汉族青年范定德、孙云生等，参加了李人凤领导的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三支队第十团。解放战争时期，蒙古族青壮年积极出民工、抬担架、送公粮、支援解放战争。那时仅有400多人的蒙古族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国捐躯、被追认为烈士的就有8名。

（淄博市临淄区政协供稿）

战斗在鲁西北的马本斋

王协振陈海林

受命于危难之时

回民支队于1942年9月到达冀鲁豫边区，10月初调到鲁西北，马本斋同志兼任冀鲁豫三军分区司令员。1942年，正是抗日战争最艰苦最困难的时期，在冀中，日军华北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亲自指挥5万日伪军开始灭绝人伦的“五一”大扫荡。回民支队在马本斋同志的率领下与强敌反复周旋，浴血奋战，予日寇以沉重打击。但终因敌强我弱，部队遭受重大损失。6月，回民支队在冀中阜城的柳树高庄遭受万余敌人的袭击包围，在马本斋同志坚决果断的指挥下，部队突出重围。

为保存回民支队这支民族抗战力量，上级决定回民支队实行战略转移。7月初，部队越过北运河、津浦路敌人封锁线，到达渤海之滨冀鲁边地区。8月下旬，由冀鲁边军区司令员黄骅同志带一支小部队作向导，亲自送回民支队到冀鲁豫军区。经河北的南皮、东光等到山东的庆云、乐陵、陵县等地，沿马颊河南下，平原县境内越过津浦路，经高唐、聊城、阳谷等地，于9月中旬，进至冀鲁豫中心地区——范（县）、观（城）、濮（县）一带。10月中旬到达莘县、朝城一带，奉命坚持鲁西北的抗日斗争。

战斗在鲁西北

为了密切配合抗日民主政权发展根据地，部队重新进行整编，回民支队精简机关，充实连队，撤销了原3个大队的建制，改组为5个中队，直属司令部领导，并在中队实行政治委员制度。为了储备干部，精简下来的近200名营连干部组成了“干部训练队”，主要任务是学习训练，同时也担负一定的作战任务。

经过整编，部队的面貌为之一新，很快投入了保卫巩固根据地的斗争。在三军分区其他部队的密切配合下，首先对盘踞在冠东、莘北一带的国民党顽军齐子修部展开行动。1942年，齐子修趁日寇扫荡之际，派其薄光三旅占据了冠县桑阿镇，邵吉胜旅占了油坊，单抗洪特务旅占了风庄，处处以我为敌，不断对我根据地进行蚕食。为了消灭这股敌人，马本斋和赵健民同志反复研究作战计划后，认为敌已盘踞数月，筑有较多的防御工事，不宜硬攻，要引蛇出洞，在运动中歼敌。

不久，齐子修部趁我回民支队转移作战，又不断派出小股部队对根据地进行骚扰，严重危害人民的生活安定。马本斋决定再一次予齐子修部以狠狠打击，即令三中队进驻敌人常常骚扰的一个村庄，同时部署县大队进驻另一村庄配合行动。夜间，县大队驻地响起枪声，原来一股敌人窜至县大队驻地抢粮，与我遭遇。敌误认为我回民支队远离，便调集兵力妄图吃掉县大队。战斗展开后，三中队按照马本斋同志的部署，秘密绕至敌人侧后，突然发起攻击。敌被前后夹击，顿时陷入混乱，三中队猛打猛冲，将敌打得抱头鼠窜。这时，早已对这股敌人恨之入骨的群众，也纷纷拿起红缨枪、三齿，参加战斗。霎时，杀声四起，一个营的敌人被我打得七零八落，少数侥幸逃窜的敌人，被我前来增援的一个中队歼灭。齐子修一副参谋长也被击毙。此次战斗的胜利，使齐子修部再也不敢轻举妄动了。

为打开莘县斗争局面，马本斋率回民支队对盘踞莘县境内的日伪军进行了多次战斗。

由于灾荒，部队的粮食供给极为困难，为了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回民支队以小部队的形式分散深入敌占区，一面相机在军事上打击敌人，一面开展征粮工作。三中队在中队长王树森的带领下，奉命进至南乐敌占区，开展工作。他们在县城东北十几里路的一个富裕大村开辟敌区征粮工作局面。部队拂晓秘密进驻村庄，在我讲明政策，指明出路后，伪村长答应给我们送粮，并安排吃饭事宜。正当开饭之际，南乐据点的伪军闻讯，认为是我地方区小队在活动，在李铁山的率领下，出动几十人闯进村里，三中队占领有利地形，以突然猛烈的火力，将敌一个班歼灭，余敌不支，仓皇撤退。但敌人并不甘休，不久李铁山又率一中队伪军，在日军配合下向我扑来。我三中队得知敌情后，以一个排阻击敌人，另两个排抄敌侧后，一举歼敌数十人，俘敌20余，并打伤伪中队长，李铁山侥幸逃脱。从此，南乐敌区我党我军的活动逐渐活跃起来。

回民支队在打击齐子修、李铁山伪顽势力的同时，还同驻扎在冠县的敌人作战。冠县城里驻有日军一个小队，伪军、汉奸部队近千人。日军在这里加紧推行“治安强化”，采用“分割”、“囚笼”政策，修炮楼、安据点、挖封锁沟。他们在西起冠县，南到馆陶卫河，东到堂邑范围内，挖了一条横贯全县的封锁沟，限制、阻碍了冠北地区抗日斗争的开展。为了顺利破坏封锁沟，回民支队决定先到路北，拔除敌人两个据点。一天夜里，在马本斋同志指挥下，回民支队和分区基干团深入冠堂公路以北敌占区，攻打一个伪军区部所在地赵固。第一次由于敌人依仗围寨顽固抵抗，没有攻开。马本斋同志坚定地说：“狗汉奸还挺顽固，这次叫你尝尝回支的厉害！”他来到围寨前，亲自组织火力，挑选突击队员，命令部队早3点以前必须攻下来。在他的指挥下，轻重机枪一起开火，打得敌人抬不起头来，我突击队一个猛攻，爬上寨墙，在回民支队强大的攻击下，寨内伪军支撑不住，一部分拼命逃窜，其余大部分缴械投降。

攻打冠堂公路以北敌心腹伪区政权田寨据点，是回民支队攻坚战战斗传为佳话的成功战例。伪区政权所在地田寨，敌兵力虽不多，但有坚固工事和围墙可以据守，须以攻坚战方能克服。马本斋同志从当时的敌情和作战需要出发，采用了一种“土坦克”的攻击战法，就是将层层湿被覆盖在方桌上，造成一个“土坦克”，挑选了特等战斗英雄贾福海驮着“土坦克”直奔围寨南门埋地雷，冲锋部队配置在一路之隔的敌寨门对过，准备地雷一响即发起冲锋。敌人以密集火力封锁道路，“土坦克”照样向前推进。贾福海在南门埋设好地雷后，即向敌人喊话，晓以民族大义，讲明缴械不杀，贾随即从桌下钻出，大摇大摆地由原路走回。敌人吓得没敢再放一枪，未等地雷爆炸就缴械投降了。

石友三残部文大可，是回民支队在鲁西北一个主要打击对象。这股敌人将碉堡岗楼一般建在距离村庄很远的旷野，吃饭喝水都强迫附近群众运送，一天不送即没有饭吃水喝。马本斋同志抓住敌人布防的弱点，决定攻取朝城西北对我根据地威胁较大的一个碉堡群。马本斋同志指挥部队首先攻取居于中心位置的敌中队部据点，然后渐及周围。他调集司令部两挺重机枪和二中队3挺轻机枪，以强大火力压制敌人，并亲临前沿对敌开展政治攻势。在我强大攻势下，伪中队长缴械投降。而后我二中队押着伪中队长到所属各碉堡劝降，终于将这股敌人彻底扫除，并拆毁、烧掉了全部碉堡。文大可在我根据地边缘的申屯修据点，常遭到我地方游击队的袭击，便派一个中队伪军在附近站岗巡逻。为了彻底拔除这个“钉子”，回民支队在夜间秘密进入据点附近的李庄，第二天天刚亮，100多伪军进至我伏击圈时，我突然发起冲击，当场俘敌30余人，余敌四下溃散，申屯据点就此崩溃瓦解，再也没有修起来。1943年7月，马本斋同志亲率回民支队参加了冀鲁豫军区组织的朝南战役，经几天战斗，回民支队攻克敌据点碉堡70多处，歼敌700多人，取得了重大胜利。

为解决鲁西北的粮荒问题，冀鲁豫区党委决定从收成好的范、观、濮拿出150万公斤粮食支援灾区，但要把这么多粮食运到鲁西北，确是一个极大的困难。鲁西北地方政府以工代赈，组织了大批灾民参加运粮，肩挑、驴驮、车拉，大车小辆，每天不断。路上必须穿过朝城至南乐的一条长约15公里的封锁线，保证运粮安全，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上级党委把这一任务交给了回民支队。回民支队派出小分队，携带机枪进行武装护送。当行至敌据点时，就将其围住，敌一旦出动，即以火力压制，敌慑于回民支队的威力，一般不敢离开据点。只要是回民支队护送，运粮群众都有一种安全感。

1942年冬，20多名回民游击队员被编入回民支队。1943年春，又有150多名回汉青年成为光荣的回支战士，到1943年秋，部队由刚到时的七八百人，发展到1000多人。鲁西北的抗日斗争形势也发生了巨大变化。

组建新三军分区

1943年10月，鲁西北划归冀南军区后，马本斋奉命率回民支队到鲁西南的昆吾、尚和一带活动。组建新的三军分区，马本斋任分区司令员兼回民支队司令员。期间，回民支队进行了整编，力量更加壮大。11月16日即参加了冀鲁豫区军区组织的攻克伪二方面军孙良诚总部八公桥的战斗。

10月中旬，15000日军及数万伪军在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对我冀鲁豫中心范、观、濮区进行扫荡。我军避开敌人锋芒，迅速跳到外线，使敌人在中心区扑了空，各伪军在日寇掩护下大筑据点，梦想摧毁和侵占我根据地。孙良诚所属二方面军两个军，兵力约两万多人，控制了我中心区西南侧两濮（濮阳、濮县）之间的广大地区。其精锐第五军王清翰部更深入我腹地，侵占了濮县，并以此为中心，设置了坚固的大小据点500余处。孙良诚亲率其总部进驻濮阳城东南的八公桥，四面向我扩张，步步蚕食根据地，而且割断了我中心区与四、五分区之间的交通联系。这时我军从东平地区返内线，只控制着范、观之间方圆不过百余里的腹心地区，群敌环伺，形势极为险恶。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专门召开全区团以上干部研究作战计划。马本斋同志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即采用“牛刀子钻心”战术，集中优势兵力，突然袭击，首先挖掉敌人总指挥部八公桥，回过头来再扫清外围据点。马本斋同志的建议，得到与会同志的赞同，杨得志司令员肯定了这个大胆的计划，他赞赏地指出：“奇袭八公桥，是摆脱被动，争取主动，破其一点，牵动全局的一着好棋！”

11月13日，八公桥战斗开始。杨得志同志指挥冀鲁豫军区主力日夜兼程，飞速行军，在16日晚顶着漫天风沙，赶至八公桥进入预定位置。突击队首先神不知鬼不觉地顺利越过外沟，翻过围墙活捉了哨兵，打开了寨门。我军一涌而进，当敌人发觉后，已根本无法施展火力，战斗进行得非常顺利，在我军的猛烈攻击下，毙伤伪军数百名，俘伪二方面军参谋长、特务团长以下官兵1600余名，一举将孙良诚总部直属队全部歼灭。并缴获轻重机枪17挺，步枪1600余支，子弹4万余发，电台两部，战马百余匹，粮食数百万斤及兵工厂一所（机器全部）。回民支队奉命在濮县东南地区牵制敌王清翰部，也胜利地完成任务。战斗的实践和马本斋同志在此战斗中表现出的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在冀鲁豫军区指战员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当时冀鲁豫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曾赞扬马本斋同志是“后起的天才军事家。”

积劳成疾英雄长眠

1944年1月，回民支队回到尚和、昆吾地区，继续投入开辟新三军分区工作，这时，接到了开赴陕甘宁边区保卫延安的任务。部队当即集中到范、观、濮一带，进行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为了向冀鲁豫的父老乡亲告别，部队一方面积极筹备，待命出发，同时还抓紧排练文艺节目，准备召开军民联欢会。马本斋同志是一个性情豪放、乐观的人，他组织干部战士排练京剧《陆文龙》，并亲自饰王佐的角色。然而就在这时，马本斋同志的颈椎部生了个小疮（对口疮），疼痛难忍，很快病情恶化，由于缺医少药，疮痍波及脑髓。马本斋同志先经三军分区李医生手术治疗无效，很快处于昏迷状态。冀鲁豫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同志非常关心他的病情，派一个连的兵力护送他去军区后方医院（当时在濮阳小屯村）抢救。到了医院，马本斋同志的病已经太重了。

马本斋同志在病中忍着剧烈的疼痛，艰难地半坐在床上抓紧写战斗札记。这是他多年的习惯了。此时，马本斋同志的家属也在医院协助护理。马本斋同志由于病转肺炎，连连咳嗽，他喘着粗气说：“没关系，轻伤不下火线。”并为自己不能随军去延安感到非常遗憾，他难过地嘱咐回民支队干部：“一定要坚决服从杨司令员指挥，……你们见到毛主席、朱总司令后，要转达我对他们的问候。”后来，马本斋同志病情恶化，在弥留之际还对身边的同志说；“让部队等着我！……，“我不行了，要把我的家属送到延安，告三弟抗战到底！”他在临终时向家属嘱言：“我觉得不能为人民为国家为党做更多的工作是件憾事，教孩子继续我的志向做革命工作，告三弟领导伊斯兰民族抗战，革命到底！”1944年2月7日，马本斋同志病故于冀鲁军区后方医院，时年43岁。

马本斋同志病逝的消息传出后，引起了冀鲁豫全体军民的极大悲痛。当天，军区根据马本斋同志生前遗嘱，将其遗体运送到鲁西北的回民中心地——莘县张鲁集安葬。8日黄昏，灵柩运抵张鲁集，霎时，噩耗传遍张鲁集与邻近村庄，祭吊的人群像潮水一般涌向清真寺。9日上午，中国共产党代表黄敬同志、冀南行署副主任王任重、冀南军区政委宋任穷、主任朱光，7个军分区的代表及团以上军政干部都赶来吊丧。早饭前后，清真寺何教长主持了入葬前的一切礼仪。11时举行公葬，张鲁集和邻村成千上万的男女老幼，手持熏香，佩戴孝符，怀着沉痛的心情前来送葬。按照回族最高葬礼高抬，上百群众干部将马本斋同志遗体高高举过头顶，送往墓地。随着何教长的引导，遗体缓缓地放入墓穴时，在场的干部群众禁不住失声痛哭了。当地人民怀着对这位民族英雄的崇敬的心情，献出10亩地，为马本斋同志修建了墓地陵园，周围栽满了青松翠柏。3月15日，冀南七分区各界在张鲁集联合举行追悼马司令的扩大会。16日，鲁西北各界会商决定筹办本斋小学、本斋游击大队、本斋合作社等，永久纪念马本斋同志。

1944年3月17日，延安各界隆重追悼马本斋同志，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都曾赠挽，毛泽东同志挽：“马本斋同志不死”；朱总司令挽：“壮志难移，汉回各族模范，大节不死，母子两代英雄”；周恩来同志挽：““民族英雄，吾党战士”。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同志，在追悼会上高度评价马本斋同志光辉一生，指出：“值得注意的一个是，他（指马本斋）在旧军队里混了很久，深深地体验到那种官和兵、军和民分开的军队是不能战胜日寇解放中华民族的，因此他坚决率领他组织起来的部队与八路军合作，并进入党内为党奋斗，一直到死，数年来那种坚持性、那种联系群众、官兵一致的精神是极宝贵的，实不愧为一个模范军人，一个优秀的共产党员。……”

1954年，马本斋同志墓迁往石家庄华北烈士陵园后，为了让英雄的业绩和名字永远铭刻在鲁西北人民的心中，仍保留了马本斋同志陵园，并修建了大型纪念亭。张鲁集回族群众自愿将清真寺的“功德碑”捐献出来，磨掉修清真寺时献钱款的自己祖先的名字，请著名书法家陆相之为英雄勒石铭志。从此以后，坐落在张鲁集以南一公里处的马本斋烈土陵园，就成为当地人民群众敬仰先烈的场所。

（莘县政协供稿）

爱国志士马云亭

丁乐春

1919年，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山东首府济南的广大民众，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这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正义斗争，遭到北洋军阀政府的血腥镇压，遂发生了震惊中外的“济南血案”。回族爱国志士马云亭等烈士捐躯壮烈殉国。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在这场革命风暴的席卷下，山东首府济南，以齐鲁大学为首的学生爱国组织和各界民众爱国组织纷纷成立，爱国斗争风起云涌，广大回族群众也奋起参加。他们联合发表宣言，倡议罢工、罢市、罢课，组织游行示威，同军阀政府的卖国行径展开了英勇的斗争。

马云亭出于爱国激情，青春焕发，老当益壮，日夜奔走于回族群众中，热情宣传爱国救亡道理，积极组织爱国活动，深受民众的爱戴和尊重。他串联回族同胞朱春焘（字秀林，号吉使，世居济南永长街，是山东省历城县法学研究所毕业的高材生，曾任教于山东省高等大学堂）、朱春祥（朱春焘之三胞弟，曾在山东河务局任职员），召集爱国的回族穆斯林马风元、周万顺、杨永俊、陈左等人，在济南回族聚居的西关一带，秘密集会，带头发起组织了“济南回民救国后援会”，马云亭当选为会长。“后援会”下设若干个“回民救国十人团”，其成员悉为当时回族反帝爱国斗争的骨干力量。

当时，济南各家报纸都在头版报道了爱国学生和各界民众的爱国救亡活动。惟独亲日派安福系喉舌《昌言报》和日本帝国主义办的《济南报》大放厥词，屡发谬论，攻击学潮，并辱骂学生和爱国民众“狂热”、“闹事”，激起了爱国民众和学生的极大愤慨。

1919年7月21日，济南各界救国联合会召开几千人的大会。马云亭领导的“回民救国后援会”也出席了这次大会。与会者愤怒声讨《昌言报》和《济南报》的卖国罪行。会后即结队涌入这两家报馆，马云亭带领回民爱国志士首当其冲，怒砸印刷机器，愤捣报馆，并把社长、主编等人捆绑起来，游街示众。大街上人山人海，争唾国贼。游行的队伍还到济南镇守使衙门和日本驻济南领事馆门前示威请愿。当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步出西门，至商埠时，惊恐万状的老牌回奸、卖国贼、济南镇守使马良（安福系军阀，历任四十七旅旅长、边防第二师师长兼戒严司令。于“七七”事变后，公开投降日寇，充任山东省维持会长和伪省长），立即派遣骑兵，企图冲散游行队伍。然骑兵不忍践踏同胞，勒马不前。马良手持短剑，狂喊督阵，也不起作用。示威游行大获全胜。

当时，山东正是亲日派当权：省长屈映光、督军张树元、济南警察厅长宋德玉、济南镇守使、回奸马良等都是反动军阀段祺瑞的爪牙。爱国民众愤怒捣毁《昌言报》和《济南报》报馆，吓得这伙军阀终日惶恐，坐卧不宁。张树元拍案狂呼：“近日暴民猖狂作乱，多有回民参加，应予严厉镇压，否则后患无穷。”回族败类马良立即随声附合，大呼：“我是回民，我铁面无私，誓拿教门的人开刀。”随即带领武术队的打手们，来到回族聚居地区挑衅。马良来到城顶街（今济南邮电大楼附近），一眼看到回族金家估衣铺墙上张贴着满壁爱国漫画、标语，不由勃然大怒，亲手刀劈剑挑，全部毁掉，并派打手四处查找“回民救国后援会”的首领马云亭等人。

马良是个老牌的卖国贼。“五四”运动以前，他就与日本侵略者秘密勾结，出卖国家与民族利益，凭借日本帝国主义的势力维护他们在山东和济南的统治地位。“五四”运动期间，他妄图独揽山东军政大权，加紧与日本侵略者勾结，进行卖国求荣的罪恶勾当。“回民救国后援会”立即把他的卖国罪行一一揭露，并通过各界爱国团体，利用各种形式戳穿他的丑恶面目，使他陷入万众唾骂的困境。正当马良为他的秘密勾当被泄露而纳闷的时候，回民中的败类、马良的奸细告发了“回民救国后援会”的揭发材料是由马云亭提供的这一重要情报。此刻，马良才恍然大悟。

原来，马良的爱女曾身患重病，在求医无治、危在旦夕之际，延请马云亭诊治痊愈。马良十分感激马云亭。并当堂命爱女拜马云亭为义父。自此，二人便以兄弟相称，交往甚密。马云亭平时出入镇守使衙，无人阻挡。甚至不论马良在家与否，马云亭均可径直进入他的书房，翻阅图书、信件和文稿，并无嫌忌。当“五四”运动期间，马云亭出于爱国心情，凭借这个方便条件，常常探听马良与日本帝国主义者勾结的秘密，一有所知，便立即召集“回民救国后援后”的领导人到清真南大寺开会，研究对策和采取行动。

当马良了解到泄密真相后，再也遏制不住心头的恼怒。他趁山东各界请愿团赴北京请愿之机，于7月20日深夜，派遣亲信卫队，将“回民救国后援会”的发起人马云亭、朱春焘、朱春祥3人逮捕，并押在戒严司令部军法处。

翌晨，学生联合会和各界民众组织闻知马良已下毒手，将3位回民领袖逮捕入狱。立即集会奔赴济南镇守使衙门前请愿，要求立即释放马云亭等3位爱国志士。但由于司令部戒备森严，无法冲进，马良又派军警用水龙一次一次地驱散请愿的各界民众和学生。要求释放马云亭等人的斗争坚持了数日，终遭残酷镇压，300余人被捕羁押在济南第一师范。

马云亭等3人，在狱中经受了非人的折磨。马良派亲信爪牙、军法处长李吾尘主审。这家伙心毒手狠，严刑逼供，并以“结党扰乱社会治安”的罪名，对他们进行了令人发指的逼害。然而，这丝毫也没有动摇3位革命志士的爱国热忱和坚定信念。他们愤怒痛斥段祺瑞和马良等卖国贼的滔天罪行，充分表现出坚贞不屈的凛然正气和崇高的爱国气节。反动军阀马良等黔驴技穷，终于决定杀一儆百，处决马云亭等3位爱国志士。

1919年8月3日上午，穷凶极恶的马良命令反动军警把马云亭等3人绑赴刑场。3位志士威武不屈，一路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卖国贼马良！”“回民穆斯林兄弟们，为了中国人民的利益，大家要团结起来，抵制到底！”据济南西关一带的回民老人回忆，3位志士壮烈牺牲的那天，广大回民同胞痛哭流涕，顿足痛骂马良。许多人没有吃饭，以示深沉哀悼之情。

马云亭等3位志士牺牲后，回族同胞冒着生命危险，把他们的遗体分别送到纬一路清真寺和朱家住宅，均按回民习俗料理殡葬。

壮士的牺牲，更加激发了爱国同胞的革命热忱。当戒严司令部杀害了3位志士的布告张贴的当天，就被群众撕毁了许多。后来，马良的爪牙发现贴在礼拜寺巷的布告又被回民陈左撕毁，立即追捕。陈左逃离济南，不幸在兖州被捕，最后又惨遭杀害。

烈士英勇就义后，卖国贼马良并没有死心。就在杀害3位烈士的当天，他紧接着带领卫队，到清真北大寺召集回民开会，歇斯底里地挥手狂叫，说什么谁再参与反抗活动，抓住一个枪杀一个！据当时现场目睹的穆斯林回忆，那天，马良面带凶相，杀气腾腾，一下汽车就手持短剑一面狂吼，一面指令打手追捕烈士家属，企图斩草除根。而烈士马云亭的家属早被齐鲁大学的爱国师生掩藏在校院宿舍之内；朱氏家属在群众掩护下也安然离开济南，隐藏在回族家中。“回民救国后援会”的其他主要成员以及“回民救国十人团”的同胞也被隐蔽起来转入地下活动。

回族英烈米英俊

傅志亭杨启勤

在雄伟壮丽的泰山怀抱，有一座肃穆庄严的“金山烈士陵园”。一大批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在这里安息。陵园最前排有个较大的墓碑，上写着“米英俊，肥城县独立营副营长（即肥城县大队副大队长），于1943年在长清县牺牲，时年26岁”。这就是回族英烈米英俊之墓。

米英俊，山东省肥城县马埠乡升家庄人（原属泰安县境，升家庄一带历称泰安西南乡），1917年10月出生于升庄村一个殷实的回族家庭。

米英俊的祖父米廉、父亲米肇，都是当地少林武术的教师，大半生设馆授业，培养出一大批正直强健的武术弟子。直到现在有些回族老人仍记得一句话：“米廉的嘴，丁把式的腿。”（丁把式是边院镇黄庄人，回族，也是一名武艺出众的武术教师，只是不善谈）。米廉不仅武艺超众，而且极善言词，对少林武术的精微要义有周密的阐述，使人非常叹服。那时许多回族人就有习武的习惯，都会两手拳脚，但取得像米家少林武功这样成就的为数不多。米英俊18岁就练会少林武功。1930年（米英俊13岁）、1934年（17岁）两次随祖父和父亲参加了省里的武术比赛，都以精湛的技艺荣膺一等奖。到1935年米英俊高小毕业后，即被聘为泰安县国术馆（武术馆）教师。米英俊长得一表人才，个子不高但很结实、捷敏，浓眉大眼。用他的名字“英俊”形容他的容貌名副其实。

1937年“七七”事变后，国民党军队不战而溃，大批国土沦落于日寇。那时，大批平津学生涌进泰安，以各种方式宣传抗日，他们喊出：“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等口号。当时正在泰安国术馆任教的米英俊深为感动，感到国难当头危亡在即，热血青年应当挺身而出。那时米英俊在泰安也接触到一些进步青年和共产党员，如回族青年赵曼实、金益三、金晓村等人，他们常在一起议论国事，抨击时弊，分析日寇侵略的危急形势。于是他毅然辞去了教职，返回家乡发动群众，开展抗日救国活动。

米英俊回到家乡，立即招集旧时挚友樊长发、王保衡、李兆辰等人计议，他向大家讲述了全国、全省及泰安的情况，讲到日寇的残暴，都十分气愤，特别提到日寇占领回民聚居的西界村时，在西界清真寺杀猪挂肉侮辱回民的时候，大家都坐不住了。

要进行抗日救国，必须唤起民众。米英俊号召朋友们搞好抗日宣传，把回、汉群众都发动起来。他与樊长发、王保衡、李兆辰等人自制道具，自裁戏装，利用民间娱乐“玩故事”的形式，宣传抗日救国。自制一面横幅标语，米英俊挥毫题词：“睡狮猛醒”四个大字，把横幅标语挂在场内，米英俊亲自扮装上场，身着十三太保小夹袄，头扎英雄巾，引导雄狮威风凛凛，东冲西搏，表现了觉醒了的中国已发出抗日的怒吼。他高唱自编的秧歌词：“日本鬼子别逞能，睡狮猛醒抖威风，鱼鳖虾蟹成不了精，一起赶到大海中”。他玩的“故事”唤起了人民，鼓舞了斗志，每演一场，附近四外八乡的回、汉群众扶老携幼前来观看。

1937年底到1938年春，济南、泰安相继沦陷，日寇的魔爪也伸向肥城南部地区，靠近公路的升家庄等村，常遭日军袭扰，人们终日惶惶不安，这更激发了米英俊对敌人的仇恨，他们赶制了大刀长矛，搜集上枪、土炮，在“玩故事”队的基础上，一个以米英俊为首的18人的抗日游击小组成立了。

1938年，游击小组摸清了日军活动的规律，决定在公路旁利用青纱帐打伏击。这天，日军果然如预料的一样，按时像毒蛇般顺公路爬过来了。米英俊一声令下，游击小组的土枪、土炮把不知底细的鬼子打得晕头转向，狼狈逃窜。游击小组首战告捷，极大地振奋了回、汉族人民，坚定了武装抗日的决心。

米英俊看到了群众中蕴藏的巨大的抗战热情和力量，毅然卖掉了800斤小麦，去济南买了一支驳壳枪，并捐粮捐款作为游击小组的活动经费。当时，他家中有人对他的举动不很理解，米英俊就给他们讲抗战道理，取得了全家的支持。在他的影响下，以推小车为生的农民樊长发，毅然卖掉了拉车的骡子，给游击小组买了一支步枪。不少人为游击小组提供粮食和经费。在人民支持下，游击小组逐渐壮大起来。

1939年，游击小组发展到100多人。不久，与陈光带领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取得联系，并得到泰西独立团的支持，遂编为一个连，泰肥独立团命名这个连为“回民连”。连长米英俊、指导员吕冠三（安庄镇后寨子村武蕴石也曾任该连指导员）。同年，米英俊的战友、陈家埠的樊长发等人，动员部分回民青年组成了一个区中队，又补充到回民连。

从此，回民连战斗在泰、肥、平、阿广大地区，他们英勇战斗屡立战功，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米英俊和回民连是在党的教育培养下成长起来的。

1939年初春，八路军东进先遣队来到泰西地区，民运部的范鹏飞和杨海蛙同志给回民连补充了枪支弹药，并送给米英俊《论持久战》、《论新阶段》等著作，米英俊如饥似渴地学习起来，并联系自己的感受向回民连战士进行了宣讲，米英俊的政治觉悟迅速提高，由一个热情的爱国者成长为立志献身于伟大共产主义事业的革命战士。同年3月，他由杨海蛙同志介绍光荣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党对这支回民武装是十分关怀的，在各方面加以指导培养。1939年，米英俊受到了八路军山东纵队六支队独立团团长武圣域和分区首长刘贤权的指导和鼓励。1940年春，回民连奉命调冀鲁豫军区所在地湖西轮训，得到三四三旅司令员杨勇、政委黄敬的接见和表扬。米英俊和回民连在党的关怀下，迅速成长起来。

回民连主要由回族战士组成。建连之初党组织派指导员到连上来，当时有个别战士对此有疑惑。米英俊就给战士们讲：“咱们固然是回民抗日武装，更是党领导下的武装力量，离开党的领导就一事无成。我们一定要自觉接受和拥护党的领导。”米英俊与党派到回民连的指导员，团结得像亲兄弟一样。指导员受到了回民战士的拥护和支持。曾任过回民连指导员的武蕴石同志回忆，米英俊家庭很教门（对待伊斯兰教很热心），其父是乡老（热心于伊斯兰教的人），武蕴石在米英俊家中受到款待，其父即使把着斋（白天不吃饭）也陪着指导员吃饭，表现了亲密的民族兄弟之情。

米英俊领导的回民连，主要由回族战士组成，汉族战士占四分之一。米英俊总是把加强民族团结放在重要地位，回民连深受回、汉族群众的爱戴，回族群众经常牵着牛到回民连驻地宰牛劳军，米英俊总是让同志们先分给汉族战士。部队每到一地，他总是教育战士遵守群众纪律，加强民族团结。1943年部队在长清一带活动，当时正值灾年，部队粮食缺乏，群众也处于饥饿之中。米英俊决定不向群众派粮，以野菜代粮，让战士们外出采野菜，命令战士不准同群众争利，并作为军纪遵守。因此，回民连深受回、汉族群众拥护，在成长中如鱼得水，不断取得战斗的胜利。

1941年，经过湖西整顿的回民连回到了泰西地区。全连战士士气旺盛，战斗力大大提高。1941年，部队围攻长清孙庄据点，团长白兴亚命令回民连在白天完成战斗。当时守敌工事坚固，武器精良，回民连两次强攻未克，造成战士伤亡。米英俊提出白天强攻于我不利，可否改为夜间攻取。这个意见得到刘贤权司令员的支持和肯定，晚上7点发起攻击，米英俊带领战士乘敌不备，一举攻破，取得全胜。

同年7月，回民连在攻取苍丘镇战斗中又立首功。苍丘镇属东平县，东与肥城县相邻，南与宁阳县相望，是当时敌军驻守的重镇，有日军50多人，伪军300多人，还有被日军利用的会道门——红枪会3000人，镇墙上有炮楼工事，墙外有深沟，是易守难攻之地。泰西军分区调集七团、八团和特务营围攻苍丘，因敌炮火强大，围攻7日不下。军区刘贤权司令员命令调一团增援，一团徒步行军150华里到达阵地。团长部署进攻任务，回民连要求担任主攻。进入阵地后，米英俊身先士卒，战士奋勇向前。一排长樊长山自幼习武，练就一身硬功夫，他跳过壕沟，跃上门楼，抽刀砍敌，接连劈死4个敌人，把敌尸扔下作为得手的信号，告知后续部队可以发起进攻。这时樊长山随即放下吊桥，米英俊率战士冲进南门，与敌进行白刃战，杀退敌伪军一个中队和红枪会千余人，司令员得知回民连攻下南门，即发起全面进攻，战斗从下午持续到次日黎明，全部解放了苍丘镇。回民连在解放苍丘战斗中创立奇功，军分区刘贤权司令员授予回民连“夜老虎连”的光荣称号，受到军区的嘉奖。

1942年10月，回民连参加了馍馍山截击战，拔除了姜庄敌人据点。

10月的一天早晨，泰安鱼池村北姜庄据点敌人出动了一个小队和30多名伪军对馍馍山一带进行“扫荡”。一团团部决定让一连消灭外出“扫荡”之敌，二连（回民连）拔掉姜庄据点。一连与敌接火后，由于敌军占据有利地形，数次冲锋都未能成功。二连奉命增援一连，并扼守山口，截断敌人归路。米英俊率一排战士冲向山项，敌军发现后猛烈射击，他命令张玉祥排长压后，亲自带领樊长山、马顺岭、刘玉祥为先头小组，冒着密集的枪弹，凭着山石沟坎迂回前进，终于接近山头。3人齐向山头的敌人掷出手榴弹，米英俊冒着烟雾，赶到敌机枪手身后，砍翻敌枪手，全排战士随之攻上山头，打死敌军十多名，押着俘虏同一连会师。下午3点，回民连围攻姜庄，在机枪掩护下，米英俊与樊长山纵身跃上炮楼楼顶，砍死敌人，又向炮楼投入两颗手榴弹，在烟雾中顺势攻人炮楼，全部消灭了敌人。

米英俊是一位智勇双全的指挥员，有一次回民连去执行战斗任务，但沿途需越过敌人的封锁线，敌人知道我军惯于夜间行动，特别在夜晚加强了戒备。米英俊就出其不意利用战利品中的日军军服，让战士扮作日军在白天通过封锁线，他们大模大样地通过封锁线智取了一座敌炮楼。

1942年，在军分区一团指挥下，米英俊率回民连驰骋战斗在鲁西广大地区，连续攻克了野鹊窝、伦镇、杨圈集、中新集、姜庄等据点，全歼守敌。每次战斗，他都以勇敢战斗、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以高超的机智和武功战胜敌人。敌人对米英俊和回民连既恨又怕。米英俊和回民连在鲁西回、汉族群众中享有崇高的威望，美名远扬，至今流传着他们动人的故事。

米英俊率领回民连屡建战功，得到了上级党组织的赞扬和信任。1943年夏，米英俊升调为肥城县独立营副营长即县大队副大队长（大队长由县长兼任）。

米英俊同其他同志一道率领县大队进行了多次战斗。1943年8月，一连、二连会合集中活动于肥城西北，8月中旬攻克城北大石关据点，全歼伪军100余人，红枪会100多人。米英俊在领导县大队战斗中表现了更加成熟的指挥才能。

1943年10月4日，敌人开始了秋季“扫荡”，肥城增加了敌人。米英俊率县大队到长清马山前双彩港宿营，遇到长清敌人“扫荡”。早饭后东山口敌人向我进犯，部队向西北方向转移，又遇孝里铺敌人。米英俊带领一连阻击敌人，与敌激战，并指挥二连掩护吴力践、李森堂2位县长（新旧交替）和机关其他人员，穿过马山安全转移到马东一带，一连边打边撤，转移到土屋山口，刚下山时，发现山下右边百米处有日本旗，一会儿旗子放倒机枪扫来，米英俊率战十立即还击。他走在最前面，被敌击中身受重伤。当时的县委书记赵其林又率一连抢占山头居高临下，攻击敌人。敌人退到山沟里，死伤近10名，绕道南窜，交替中的两位县长和县机关其他人员安全脱险，米英俊虽经杨世琦医生（红军医生）紧急抢救，但因伤势过重，不幸光荣牺牲。

米英俊的牺牲，使党和回族人民失去了一个好儿子。党组织怀念他，人民怀念他。1944年，军分区、地委和专署在平阴县杨柳村，为米英俊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部队首长高度评价了米英俊为革命做出的重大贡献。称他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机智勇敢的指挥员，是党培养起来的一名回族抗日英雄”，并将新组建的回民支队命名为“米英俊支队”。

（肥城市政协供稿）

米栻民传略

师同廷李春明

米拭民，名玉珽，回族。他曾是抗日战争时期威震鲁南地区的少数民族英雄。

1897年（清光绪二十三年），米拭民出生于平邑县平邑镇三村的富裕家庭。原籍是费县磨山岭村，其祖父始迁来平邑，起初靠卖面食为生，由于经营有方，生意逐渐扩大，拥有良田4顷，商号多处。他7岁时入本村私塾读书，12岁考入平邑高等小学堂，19岁考入济南正谊中学。

在中学时代，米拭民酷爱进步书刊，广泛结交了许多进步同学，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抱着救国救民、造福桑梓的愿望，毅然辍学回乡，决心干一番事业。回乡后他立即参加了平邑“五四”运动抵制日货委员会，并担任该会宣传主任。他率领爱国群众走上街头，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怒斥北洋军阀的卖国罪行，并在城南板桥上当众烧毁日本香烟十几箱及其他日货一宗。

1926年，米栻民任公立平邑育民小学护理，并以学校为阵地，宣传抗日救国道理。1930年担任该校校长（改名为“费县县立第二完全小学”）。翌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米拭民义愤填膺，亲自带领全体师生，打着小旗，到处张贴标语，高呼“还我河山”的口号，极大地激发了群众的爱国热情。

30年代的平邑，民生凋敝，文化教育落后。为了改变这种状况，米拭民决定大力发展当地文教事业。

1932年，他任费县第二完全小学校长期间，动员师生300余人，挑捡南大寺的废旧砖瓦，为学童建起两层图书楼一座，共6间，部分款项不足，他就自己解囊捐献。他还经常用自家的钱接济贫困学生。由于教导有方，培训了一批爱国学生。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米栻民号召当地民众和各界爱国志士，有人的出人，有钱的出钱，有枪的出枪，一起投入抗战，并迅速组织起地方抗日武装——联庄会。当时联庄会有抗日志士200余人，后来发展到700多人，各种枪枝180余支，进行抗日活动。联庄会的斗争十分活跃，影响也日益扩大，韩复榘所属谷良民部用高官厚禄做诱饵，劝米拭民与其“共事”，国民党临沂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保安司令张里元，也想收编米拭民部，均被米拭民严词拒绝。

1938年，日寇多次进犯平邑，米拭民率领联庄会给予了坚决反击。1月14日，根据侦察人员报告，日寇有3辆汽车将向西进窜，米拭民立即率领200余人，在八埠庄附近设下埋伏，当插着膏药旗的日军汽车向伏击圈驶来时，他当即命令开枪射击，日寇惊慌失措，慌忙抵抗，并用六○炮和机枪进行轰射。战斗十分激烈，米拭民率领战士英勇战斗，击毙敌人4名，使鬼子仓皇遁逃。当时国民党《中央日报》和《西秦日报》都对这次伏击战进行了报道。《中央日报》的新闻标题是“米拭民部阻击日寇于八埠顶”。

八埠顶伏击战之后，米拭民审时度势，率部到午门、白龙泉一带打游击。1939年，他被任命为平邑抗日游击队队长。由于日寇的“扫荡”和封锁，游击队供给十分困难，战士缺吃少穿，不少人赤足行动。米栻民便设法卖掉一部分家产、土地，供给游击队。他还向战斗在沂蒙山区山东抗战第四支队送去现洋200块，粮食500斤。正是在这极端艰难的情况下，米拭民和他的游击队员们仍坚持抗日和为民除害。他还与我方游击队孔宪美部合作，利用内线关系，有力地牵制了平邑据点日寇的行动。先后打死了汉奸翻译陈登荣，赶跑了当地以公丕良为首无恶不作的一股土匪。

1939年秋，八路军一一五师进驻平邑仲村一带，米拭民多次为我军输送情报，并积极配合八路军作战。不久，我费南县政府正式任命米拭民为抗日游击队队长兼平邑乡乡长。1941年“皖南事变”发生后，沂蒙山区的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互相勾结，疯狂地向我抗日游击队反攻。面对强大的敌人，在极其困难条件下，米拭民部配合其他抗日武装对敌人的“扫荡”给予坚决反击。6月，米拭民和共产党领导的老山支队取得联系，在他的要求下，我军将他领导的游击队正式改编为抗日回民大队，米拭民担任大队长。回民大队成为当时沂蒙山区抗日战争中的一支活跃队伍。1943年5月，我费南县政府任命米栻民为县武装大队大队长。

抗日战争结束后，米拭民根据党的指示，于1945年12月，在平邑清真寺中举办回、汉青年80余人参加的军事学习班，并亲自授课。半年后，学员以优异成绩结业，大部分参加了解放军，为我军输送了一批军事骨干。

1949年9月，米拭民被调任曲阜县政府文管会主任。他在任职期间，为曲阜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文物古迹的保护和管理工作，立下了汗马功劳。文管会负责管理着孔府、孔庙、孔林、颜庙、周公庙、少昊陵等11处名胜古迹，有着众多的文物和古建筑群，他到职后，立即组织人员对孔庙的文物进行整理、鉴别，建立起3个陈列室，1个文物储藏室，并将孔府、孔庙向游人开放，使每天数以万计的人观赏到古代历史文化的风彩。

由于长期缺乏管理和维修，曲阜不少古代建筑物已陈旧破败。米拭民还先后主持了孔庙大成殿和周公庙的整修工作。两处古建筑分别是我国占代殿堂和古建筑群的精萃。整修工作既要保持原有建筑形体、风格，又要保证施工质量，要求标准十分严格。为此，他吃住在现场，精心组织，克服重重困难，解决施工中遇到的问题，圆满地完成了两项整修任务，受到了上级文物部门的高度评价。

米拭民同志始终不忘本职工作。为妥善保管文物和财产，一方面组织人员将孔府、孔庙等处的文物重新清点登记、建档，将园林、庙宇、墓地等各处土地、树木和财产登记造册并绘制图表；另一方面还组织人员征集散落在民间的文物，仅在1953年就征集到珍贵文物达183件。由于操劳过度，米拭民同志染上胃出血等疾病，终于导致病情恶化，于1954年2月病逝，享年57岁。

为表彰其生前功绩，山东省人民政府批准，授予米拭民同志革命烈士光荣称号。

（平邑县政协供稿）

开明阿訇沙风阁

康连和

沙风阁性情刚正，学识渊博，所以声望较高。解放后，他热爱社会主义，拥护党的领导，为他人不遗余力，为集体毫不保留，为国家不惜一切。为此，受到广大群众的衷心爱戴，党和人民给予了他崇高的荣誉。1949年，被选为临清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1951年，被选为平原县抗美援朝委员会常务委员；同年秋天，被选为禹城县第三届各代会代表；1953年，被选为莘县第六届各代会常务委员；第二年，被选为莘县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被选为平原县人民代表；同年，出席中央在济南召开的全国县级政协现场会，并发了言，提出了宗教制度的改革；1959年，以省政协委员的身份出席了政协第二届山东省委员会全委会；1963年，被选为泰安县政协常委；1964年，省伊斯兰教协会筹委会建立，被选为副主任；同年，被选为省政协常委；参加省、地、县组织的阿訇会议9次；1959年，他和其他3位代表带着全省26万少数民族对党的敬意，出席了国庆10周年庆祝大会。在雄伟的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毛主席以及党和国家其他领导人的接见，并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合影。

热爱自己的职业，志立于宗教改革，是沙风阁宗教思想的体现。他受聘每到一处，都参加劳动，以实际行动改革阿訇“手不能提篮，肩不能担担”的陋习。1952年秋，受腰站沙庄清真寺的聘清，他就任沙庄寺教长。在提倡宗教改革之际，适逢他的教师沙振海阿訇去世，他决心从老师的丧事开始，改革丧葬中一些不合理的旧规，丧事一切从简，不铺张浪费；深埋平葬，不立坟头。在主麻日，他教育回民，以后丧事都不要花费很多的钱，不要过分悲伤；对老人生前要孝敬，要有尊敬老人的美德；并教育人民要男女平等，废除“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他要求人们办丧事给阿訇的“经礼”不要给他，要去救济那些受灾受难的人们，他认为这才是《古兰经》的根本。当时，人民群众对宗教改革要求很强烈，掌教也极表赞成，因此，在当地推行，深受群众拥护。

加强民族团结，是沙风阁历来的主张和观点。“文化大革命”时，他从金陵镇回村后，听说沙庄回民和邻村蔡庄汉民由于历史遗留问题，经常闹纠纷，而且怨越结越深。他想，这两个村是邻村，耕地相连，低头不见抬头见，更为重要的，这是两个兄弟民族，党的政策是要加强民族团结，如此闹下去，怨恨何时了？他决心要为兄弟民族的团结，为两村群众的和好尽力。他利用护路值班的机会，把蔡庄党支部书记赵传里和沙庄党支部书记沙光星多次叫到护路班房，阐述政策，分析原因，讲明利弊，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前辈因为一点小事闹矛盾，为什么他们种的苦果非要延续到我们这一代吃呢？如此下去怨恨何时了？俗话说‘冤家宜解不宜结’，现在党的政策是加强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团结，形成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你们是一村之长，你们的思想首先要通。”经过几次推心置腹的谈心，多次耐心的调解，两村终于和好，并在两村间合挖一条河沟，共同引水灌溉。1983年，天气干旱，蔡庄20多亩地浇不上水，沙庄及时主动地把机井让给蔡庄，这真是雪中送炭，蔡庄群众感激万分。

同情革命，热爱祖国，是沙风阁人生观的反映。经过复杂的社会现实教育，他认识到：只有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才是中国人民的惟一出路。1946年，他在禹城辛寨清真寺当阿訇。当时禹城虽已解放，但还乡团经常出没，活动猖獗，时常暗杀我革命干部和民兵、群众，活动在禹城西南地区的李连祥匪部在当地势力最大，这个土匪头子，经常屠杀我地下干部，横行霸道，鱼肉乡里，无恶不作，民愤极大。一天夜里，李连祥秘密逮捕了我民兵7人，准备第二天杀掉（当时，凡是和共产党八路军沾边的都杀，包括其家属和掩护者）。晚上，一名叫王众的民兵（回民）越墙逃跑，逃到了辛寨清真寺。沙风阁问明了情况，就毅然冒着生命危险将他收留寺内，并让其化装成海里凡一块念经。过了4天，外边没有什么动静，沙风阁才派两名海里凡护送出寺，使这个民兵又投入到战斗行列。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改革政策使农民富裕起来，他逢人就讲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向群众广泛宣传，热情赞扬联产承包责任制，教育人民积极跟共产党走，走社会主义道路。然而，就在他想再为人民做点贡献的时候，病魔却悄悄地缠住了他。1980年1月25日，沙风阁因患大面积心肌梗塞，医治无效，与世长辞。享年70岁。

我们衷心地悼念这位开明的阿訇，正如主持他葬礼的阿訇说的：“你的坟坑，是天堂一些花园其中的一座花园”，“你睡吧，如同新郎地睡吧！”

（平原县政协供稿）

苏禄国东王后裔安树德

郭新中

安树德（1885～1951年），字润身，德州城北北营村人。回族，古苏禄国东王第15代孙。曾历任冯玉祥将军之西北军的排长、连长、营长、团长、旅长、师长等职。

1885年（清光绪十一年）12月，安树德出生于德州城北古苏禄国东王后裔聚居的北营村一个贫寒之家。其父安宝森曾在德州枣市街云家饭铺当店伙，其母在北营村本宅开茶馆。幼时，安树德曾在私塾求学两年余。为补家庭生活之不足，他十多岁时即开始挑担串乡做小本生意，为母亲的茶馆推运河水等，后又到云家饭铺当跑堂，较早挑起了生活的重担。他头脑聪敏，性格随和，正直勤劳，不尚空谈。

1915年，安树德随冯玉祥部入川，参加了蔡锷将军发动的反对袁世凯称帝的护国战争。

1917年，安树德随冯玉祥第十六混成旅攻入北京，挫败了以张勋为首的“辫子军”扶持溥仪复辟的阴谋，迫使溥仪再次宣布退位。时冯玉祥扩充了一个团，安树德升任排长。

1920年，冯玉祥率第十六混成旅驻防湖北湛家矶时，击败了张敬尧的第七师，以收缴的武器为基础组建了第十六混成旅第四团（团长张维玺），安树德升任该团第二营（营长佟麟阁）五连连长。他意气风发，精神饱满，终日早起晚睡，刻苦训练新兵，并与新兵同甘共苦，深得上司的赞赏和同僚们的敬重。

1922年春，冯玉祥率部由陕西进军河南，击败了河南督军赵倜。冯玉祥任河南督军后，以缴获的武器为基础组建了6个新兵团，委任了18个新兵营营长，安树德为新兵营营长之一。

1923年10月底，冯玉祥就任陆军检阅使，其部驻防北京南苑，安树德营改编为第十一师二十一旅（旅长刘郁芬）四十一团（团长孙良诚）第三营。时孙良诚团军纪严明，军事训练每每第一，作战频频获胜，为全军模范。安树德在此环境中受到很大的影响和锻炼。

1925年春，冯玉祥就任国民军总司令，将第十一师二十一旅扩编为第二师，安树德升任该师（师长刘郁芬）第四旅（旅长孙良诚）第十二团团长，率部驻防甘肃兰州。

1926年春，孙良诚任冯玉祥部第二师师长，安树德就任该师第六旅旅长。不久，就任陇东（平凉）镇守使，随冯玉祥将军五原誓师，响应北伐。孙良诚率第二师援陕，解杨虎城将军西安之危时，将旧武器悉数留予安树德，安树德藉此招募，装备了一个新兵旅，积极进行军事训练，维持后方社会治安。

1927年，刘郁芬击败了陇东、陇南的旧军队后，以缴获的武器为基础组建起第十八师，安树德升任第十八师师长。

1928年秋，西北军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兼陕西省政府主席宋哲元，指挥围攻历久盘踞凤翔城的土匪军队党玉琨部。安树德率师由城南登城，消灭敌人较多而立功。

1930年，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中原大战期间，安树德奉命率部留守后方，维持陕、甘两省交通。冯玉祥将军战败，通电下野后，安树德不愿接受蒋介石的改编，解甲为民，隐居北京。后因参加吉鸿昌将军在天津六国饭店组织的原西北军部分将领聚会，吉鸿昌将军遇刺住院医伤，安树德遂举家移住天津法租界避难。1933年，又举家迁旧故乡德州（德县），后一直在德州（德县）、天津等地从事经商活动。

在日伪统治时期，中国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党书平曾以商人身份，与安树德在天津合伙经商。党书平经常以经商作掩护，秘密购买、运送军需物资。安树德在铁路工作的外甥马锡全经常去天津，渐与党书平熟悉并结为挚友。后虽观察出党书平的身份，但安树德、马锡全毫未干涉或告密，一如往常。天津解放后，党书平向安树德公开了以往的真实身份和所担负的任务，并向其表示感谢。安树德还曾在德州亲自搭救过一名被伪军中队长史存善等人抓捕的八路军敌工人员。

安树德在为官期间，遵守冯玉祥将军“烟酒必戒，嫖赌必戒，不扰民，真爱民，誓死救国”之训令，从未仗势欺人。据原冯玉祥将军的传令兵（曾任西北军第六方面军三十七旅旅长等职）王赞亭回忆，安树德在军中有“三个脸”：对士兵板板正正，对同事嬉嬉哈哈，对长官恭恭敬敬。解甲为民后，他在故乡德州还曾积极参加捐资戒毒、放粥等公益、救济活动。

1951年2月，安树德在天津病逝，享年66岁，其灵柩安葬于德州市北营村。

忆德平县回民支队

李玉池

一、回民支队建立的历史背景

我们这个地区在共产党八路军没到达以前，国民党推行大汉族主义，少数民族受歧视。记得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当时我才十来岁），有一次最大的回汉民族冲突的流血事件。德平县（今陵县）境内的清真寺几乎都被烧光了，义渡口附近卞家村的回民被扫光了，是国民党政府打着剿匪的旗号派军队干的。我们崇兴街的清真寺是明朝修的，也被烧光了。另外还烧了好几处。在旧社会，回民处于被歧视的地位，怎么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呢？民族矛盾真正解决，是共产党来了以后，制定了民族政策，尊重了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注重发展了少数民族武装，培养了少数民族干部。回民支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得以建立和成长的。

二、回民支队的建立和发展

大概是在1939年下半年，正是我们的部队大发展大扩充的时候，有一个叫李登武的人，他原籍是现在陵县。我们的纵队司令部在他家乡一带活动，就把发展回民武装的任务交给他，同时发给他一纸委任证明，并帮助他建立了一个扩军小组。待李登武同志组织起来五六十个人的时候，冀鲁边军分区司令部发给他们几十条枪，命名这支队伍叫“回民大队”。随即派马乾修（临邑县老马家人）同志去领导回民大队。1940年，整个边区又成立了回民救国会。这时候，我正在二军分区，分区领导派我到回民救国会去工作。这个回民救国会是整个冀鲁边区的回民组织。那时王连才是主任，刘振环是武装部长，陈道宏是宣传部长，丁希野是宗教部长，我担任青年部长。以后冀鲁边区和清河区合并叫渤海区。那时回民救国会就决定成立回民部队。一分区建立了一个回民大队，按部队的编号是一大队，由刘振环带着。由李登武组建的这支回民队伍，就成了二军分区的一个回民大队，编为三大队。组织上派我领导这个部队，我就兼这个部队的政委。这时候，又向回民大队派进了连长和副连长。马乾修任指导员（李登武以后妥协了）。这就是回民支队初步形成的情况。

这个回民大队发展到100多人的时候，就不仅在德平县境内活动了，也经常到临邑、陵县、德县一带活动。原来参加回民大队的多是德平人，这时不光是德平人，也有临邑的，也有陵县的，各处的都有了。这个部队虽从属于军分区领导，但仍是地方武装部队。不过它的活动范围由原来的德平县扩展到整个二军分区。这是因为开始建立二军分区时是主力部队和地方部队分开，司令部单有一套组织。龙书金由十七团团长任二军分区司令员，徐尚武任二军分区副司令员。1941年以后，实行一元化领导，分区又和主力合并了，分区就不单独搞了，这个回民大队就直属二军分区领导了。实际上在此之前，二军分区不断给这个大队补充武器弹药，再加上对敌作战时缴获一点，逐渐地把这个回民大队装备得就不错了。环境恶劣以后，经过一番整顿，就变成了一百几十个人的大连队。因为大都是1939年入伍的老战士，战斗力很强。1942年环境恶化时，这支部队就承担保卫陵县县政府机关人员的任务。吴匡五县长牺牲的时候，也正是这个部队承担保卫任务期间，此时，我已被调出这支部队，专做大股伪军反正工作。后来这个部队编为二军分区一个连，周志坚同志担任了指导员，马乾修当了连长。

回民大队被编人二军分区主力部队后，成为二军分区的主力警卫连，分区司令部住哪里他们就住哪里。不过这期间这个连队还是沿用回民大队的名字。又因为这支部队经常活动在平原、禹城、临邑、陵县、德平一带，而且参加了一些主要战斗，所以，这一带老百姓都知道回民大队。这个部队打了些硬仗，如临邑的巩家战斗，打霍荣青、打德平寺后刘家据点等。巩家战斗打得很厉害，别的部队打了几天没拿下来，结果把回民连调了去担任主攻任务，才把巩家这个伪据点解决了。

三、回民支队的贡献

回民支队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是发挥了一定作用，做出了一定贡献。

当这个“回民支队”刚刚发展到四五十人的时候，主要活动在德平县境以内，不断袭击日伪军；当它发展到百余人之时，就成为保卫匡五县（今陵县）抗日政府的一支主要武装力量。当它发展到一百五六十人时，就成为我二军分区的一个主力警卫连，为保卫党政军领导的安全做出了贡献。

这支回民队伍自1939年开始组建，到1947年正式定名为“回民支队”。1948年济南解放以后，就编为一个团，叫十二团。

（陵县政协供稿）

沂蒙山区回民警卫连

麻俊

看过《回族简史》的人，都记得有这么一段记载：在沂水、沂源一带有一个回民警卫连。这个连肩负着警卫山东纵队兵工厂的重任。在1939年的反“扫荡”中，与1000余名日寇遭遇，受挫后，不屈不挠，重拉队伍，再度活跃于鲁山之阳、沂河之滨。在抗日战争中，建立了可歌可泣的业绩，不愧为一支名垂青史的回民武装。我曾担任过这个连队的连长，愿将它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作一简单的回顾。

1938年农历六月，八路军四支队司令部搞民运工作的李敬渔同志，来到了回民聚居的柳枝峪村，首先自我介绍：“我是多斯梯（意即自己人）。”回民们围拢上来，高兴地问道：“你是穆斯林？”李敬渔笑着点了点头，阿訇满面喜悦，紧紧握住了他的手。八路军进清真寺的喜讯，犹如一股春风吹进了沉闷的山村。

1939年2月，独立营编入独立团，回民连被编为山纵司令部直属警卫连，随后奉命到织女洞挑起了警卫兵工厂的重任。

山纵兵工厂坐落于风景清幽的大贤山麓织女洞侧，依山傍水，车间设在庙宇僧房中，有百多名工人，还雇用着20多个民工。政委杨兴忠、厂指导员郑香山、厂长孙世铭、兵工建设主任邹国资。这个厂直属山纵司令部领导，主要任务是制造手榴弹和刺刀等武器。

回民连驻织女洞后，李敬渔就与原有的党员李希鸿、丁忠启、刘光法、王树彪及新发展的于长胜等人商定，组成了支部，李敬渔是支部的负责人。党支部建立后，充分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

我们初住牛郎官庄时，有位姓孙的庄长，处处设置障碍，要住房，他不给安排；借东西，他不给张罗。副连长马学忠，曾在旧军队里混过事，有点脾气，看到这种情景，早已心头火起，把个姓孙的庄长叫到织女洞来训了一顿。没过几天，回民警卫连接到了国民党中庄乡袁乡长的一封信，信上说，你们到牛郎官庄要这要那，孙庄长一时没有办到，你们竟无理扣留了他，孙庄长虽姓孙，但不是孙悟空，能摇身一变就变出东西来吗？

对于孙庄长的诬告和袁乡长的中伤，回民警卫连的指战员都很气愤。指导员李敬渔立即复信予以回击。信的大意说，你蛰居中庄乡公所，轻信孙庄长对我们的诬告，信口雌黄，破坏团结，希望你能来这里一趟，调查一下孙庄长是如何破坏抗日的……。

袁、孙的造谣诽谤被回民警卫连一“榔头”打回去后，不仅他们夹起了尾巴，而且附近村乡长也老实多了。从此，对兵工厂及回民警卫连的同志再也没有敢慢怠的了。

1939年，日寇进行了所谓“五一”大扫荡，山纵主力在转入外线作战的同时，命令回民连掩护工人避开敌人锋芒，向东撤退。当部队行进到绳庄时，两架敌机从头上掠过，连队迅速在一片林丛中隐蔽下来。飞机过后，又传来了阵阵枪声，就在这时，从前面开路的尖刀班里跑回了4个人，他们刺刀上带着拚刺的痕迹，衣襟溅满了倭寇的血污。原来，尖刀班在前后绳庄之间，已与日寇短兵相接，他们一连刺死了3个鬼子，自身也有伤亡。情况来得突然，打乱了回民警卫连的转移计划。杨政委命令全连强占南山制高点，并带一二十名战士冲了上去。

这时，鬼子的先头部队已进了庄，迫击炮狂轰滥炸，轻重机枪完全封锁了上山的道路，千余日寇向回民警卫连扑来，密集的火力迅速将警卫连切成两截。山下的战士被火力压得抬不起头来；山半腰的战士则完全暴露在敌人的火力面前，有全部牺牲的危险。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我们集中全力打退了右翼围剿的敌人，迅速撤下山来。

这次遭遇战，回民警卫连伤亡惨重，战士马俊盛、杨仁明、丁忠堂、任照勇、任传友、任照录、丁文平等十余人殉国，三排长丁连营受伤被俘，被鬼子绑到桑树上乱刀刺死。特别令人痛心的是政委杨兴忠和指导员郑香山也壮烈牺牲。战斗打响之后，杨兴忠为保住连队，身先士卒，高喊着：“冲啊！冲上去就是胜利！”这叱咤风云的呼声，至今响在我的耳边，那旋风般扑向山顶的身影，时时再现于我的眼前，杨兴忠在敌人的火网下倒下了，他为民族的解放献出了年青的生命。就在杨兴忠牺牲之后，郑指导员也负了重伤，他的腿已被打折，鲜血虽已染红了他身下的一片黄土，但他仍趴在堰边的一丛桑墩下面，顽强地向敌人开火，战士要背他下来，他使劲地摇着头，大声呼喊着，命令着，说：“别管我，我掩护你们撤，快撤！”等我们转过几道山堰，仍看到桑墩子丛中喷射的火焰，郑指导员壮烈地牺牲在这块土地上。

回民警卫连与鬼子遭遇之后，就与山纵司令部失掉了联系，上流庄的同志在柳枝峪换上便衣回老家了。群众看到回民连遭了失败，都十分心疼。我和马学忠商定，要尽快找到山纵司令部，重建回民警卫连。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终于在蒙阴东指子见到了张经武同志，这时，他已知道了回民连的受损情况，在对我们进行安慰之后，提出了重建回民连的问题。台10:“你们要收复旧部，对不愿归队的，要说服动员，不能强迫，特别要努力扩收新成员，提高军事素质，迅速建立一支拖不垮、打不烂的回民连队。”接着，又派李敬渔来到柳枝峪，一面抚恤烈士家属，一面重建革命队伍。不久，回民连又重新建立起来，下设一个排两个班，有16名战上。

连队在柳枝峪住了个把月，就到附近的村庄筹集武器，扩收兵员。到7月份，我们发展到四十来个人，二十几支枪，像个连队样子了。

在这一带，与我们同时并起的是伊英的“抗日军”，他们也是四十来个人，但有两挺轻机枪，4支二把匣子，三四十支钢枪。伊英啸聚八十m，不打鬼子，专欺负群众，时常以起枪为名，下山勒索民财，奸淫妇女，群众恨之人骨。我们早想端他的窝，只是未瞅准时机，无从下手。两下里尽管耽耽相视，却只得各走各的路。

就在这时候，回民连被重新编人了山纵司令部警卫团，我们在蒋峪向司令部汇报了伊英的情况。这时，司令部也有解决他们的打算，遂即制定了作战计划。就在我们进驻张耿的时候，江波的区中队和伊英的“抗日军”已先到一步，张耿乡公所分南北两个大院，伊英的“抗日军”住北院，我们住南院。我们协同区中队，夜间包围了北院，下掉岗哨的枪，勒令“抗日军”全部缴械投降。从此，回民连又进一步发展壮大起来。

农历九月，沂水城的鬼子频繁出动，开始了秋季大“扫荡”，就在张耿村东锥固顶一带，回民连、山纵司令部独立团和五十一军中的一个团，遭到二三千鬼子的围剿。这时候，独立团杜团长与友军取得了联系，带领我们占领了锥固顶。

锥圈四面悬崖，只有五六条石缝、水道能攀得上去，确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回民连与独立团的三营二连扼守在石固西面，手榴弹拉开了弦，一双双睁圆的眼睛紧盯着山下。

敌人进攻开始了，他们从四面八方一涌而上，迫击炮、小钢炮喷着火焰，随着震耳欲聋的爆炸声，固顶硝烟弥漫，头顶上的日头也失去了光泽，阵地上开始有伤亡。我们透过烟尘看到了山下蠕动的敌群，他们在炮火和机枪掩护下开始了第一次冲锋，当距离阵地只有几十米的时候，我和陈连长几乎同时喊了一声“打”，顿时枪声大作，手榴弹遍地爆炸，敌尸像谷子似地倒了一大片。四面枪声渐渐稀落下来，鬼子溃退下去。我们握紧拳头宣誓般呼喊：“打倒最后一个敌人，坚持到最后一分钟！”

日寇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他们聚集兵力，发起了第二次、第三次进攻，结果，只不过是吃了些子弹和手榴弹。战斗一直进行到3点，他们拉着死尸，有气无力地放了几炮，便取道马站、崖庄，灰榴溜地回了老窝。

锥尚顶战斗之后，山纵司令部决定严惩制造太河惨案的王尚志部。这天，回民连选拔了20余人作向导，随三支队向太河进发。

太河是一个大村子，驻有王尚志一个营的兵力，他们利用街筒子布岗设哨，火力交叉，密如蛛网。三支队投人战斗后，迅速切断了他们与外面的联系，形成了围歼包剿之势。

这时，村内的东南角，也就是敌人火力配备最强的地方，突然响起了枪声，霎时，人嘶马叫，一片混乱。原来，回民连副连长马学忠事先悄悄插进太河，通过清真寺阿旬，确切掌握了敌人的兵力部署，并带刘光法、公配江等6人，换上便衣，掖着短枪，来到村东南面，隐藏于穆斯林住宅，以鸣枪为号，组织围剿。战斗开始后，我军数倍于敌，里应外合两面夹击，很快突进街里，与敌人展开了巷战。敌兵听到震耳欲聋的杀声，看到眼前明晃晃的刺刀，早已心寒胆战，慌忙涌向村西，狼狈逃窜。这次战斗大获全胜，毙敌145人，俘敌30余名，得重机枪1挺，轻机枪6挺，小炮1门，长短枪160余支，子弹数万发。

沂蒙山区回民连从诞生的那天起，就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我们以自己的行动，在《回族简史》上写下了战斗的篇章，这是回胞的光荣，也是沂蒙山区人民的光荣。

（沂源县政协供稿）

济南回族青年抗日回顾

马福元

一、发布紧急通令召集回民青年参加抗战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卢沟桥事变，8月13日又大肆进攻上海，驻在各该地区的部队，进行了英勇的抗战。而日军依靠其野蛮的武力、优势的装备，向我军发动猛烈进攻。在激烈对抗中，我军伤亡惨重，致使抗战部队逐步撤退，平津失守，上海相继沦陷。日军为了达到速战速决，并吞全中国之野心目的，乘胜前进。各主要城镇先后被占领，当年11月底，南京被围，北线敌军已经逼近济南。在这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南京回民协会在迁渝前夕，以全国回教协会理事长白崇禧的名义，分向国外回教侨胞及全国设有分会的回民地区，发出紧急通令，内容是“国家正处在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为了挽救垂危的中华民族，全国总动员，人无分老幼，地无分南北，中华民族人人均有守土抗战之责。回族青年亟应响应政府号召团结起来参加抗战。为了兴教（复兴宗教）救国（挽救中国），共赴国难。望各该分会接到通令后，希即通知回教青年，凡年满18岁以上、24岁以下具有中学毕业文化程度者，动员报名，参加军事训练。由分会负责，保送汉口，在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南宁分校驻汉招生办事处报名考试。”

二、汉口集中考试柳州编队入伍

首都南京的沦陷，济南古城又相继陷入敌手，国土一天天在沦丧。当时的武汉三镇已成为南北各地流浪者的集结地。中央军校本校与分校同时在汉口、武昌等地开始招生，南宁分校招生办事处设在民权路清真寺内。当时白崇禧派秘书杨××及随从副官马裕甫2人负责，全国各回民地区保送投考的回民青年办理报名手续后，住在中山路民康里，每天发给生活费4角，等候通知，准备考试。到1937年12月份，全国各地回民地区保送的回民青年，计有：山东省：济南、济宁、泰安、滕县、益都、临沂、东平、商河等；河南省：郑州、开封、洛阳、洛宁、南阳、孟县等；江苏省：南京、镇江；湖北省、云南省、四川省、安徽省、宁夏省、甘肃、青海等省各一部分。

广东、广西两省及海外回汉两族华侨直接到桂林报到，以上各地回民青年共计800余名之多。同时，南宁分校招生办事处又招收了一批由徐州流亡到汉口的汉族青年学生400余名。

三、分科进行军官教育

1939年1月，原南宁分校第九期学生毕业分发先后离校后，第十五期第六总队学生奉令迁驻桂林分校（在城南李家村），开始军官教育。在1月上旬，离开了柳州，全副武装，旅次行军，到达桂林。在军官教育开始前，接到军训部命令，分校本部及总队部主官人员进行调整。分校主任余星槎调西南行营参谋长，副主任王景宋调回原部队，总队长安舜调青海省马步芳部队任参谋长。调十八军军长黄维任第六分校主任，调周嘉宾任第六分校副主任兼第六总队总队长，其余人员未有更动。为了培养下级军官，加强抗战力量，将前编入航机营的全部预备入伍生（在入伍生教育开始前经甄别考试不及格学生）调回分校，编入第六总队各中队，进行军官教育。军官教育进行分科，步兵科学生按原编制区分为两个大队：第一大队（汉民大队）直属一、二、三中队（缩成一个中队）；第二大队（回民大队）直属第四、五、六、七中队。增加炮兵队、工兵队、通信兵队3个中队，编成后，分送各兵科学校受训。

军官教育开始后，除继续学习典范令外，增添8大教程，每周战术作业两个小时。术科培养学生实兵指挥，独立作战的能力。在中队长、分队长监督指导下，轮流实习。连长、排长，演习班排连制式教练、战斗教练、野外及夜间教练等课目。毕业前，全总队学生，野营演习将近一个月，课目演习为攻防、追击、退却及河川防御等。

1939年冬，日军攻占广州后，即由十万大山潜人广西省南部，集结兵力向宾阳、南宁一线猛烈进攻，在昆仑关展开会战。大后方的广西变为前方，广西形势吃紧，桂林宣布戒严。同时，敌机又不断向城郊一带进行空袭与轰炸。藉以昆仑关会战，我军因阻击敌军，士兵与下级军官伤亡较重，前方部队l待补充。1939年12月，奉令第十五期第六总队学生提前结业，分发各战区各部队参加抗战。

第十五期第六总队步兵科全体学生（回汉族7个中队）共计1003名，于1940年1月3日，在桂林分校举行了毕业典礼。主任黄维主持，1年零9个月的军事训练就全部结束了。每人发给棉军服一套、武装带一条、佩剑一把（折合制装费40元）。同时，校部公布出各单位需要名额及报到地点表一份，并指示学生本人填写志愿表（最多不超3个单位），汇报校部审查核批。1月10日，即公布分发各单位名单，即日由选派的带队人员（学生代表）办理报到手续，领取路费，陆续离开学校，分赴各地区报到。

四、毕业分发各部队参加抗战

1940年1月，分发青海宁夏（兰州尚有一个）全部回民学生仅有百余人，先后分到各部队后，受到该部队中下级军官的排挤与歧视，始终没有受到任何信任重用。绝大部分担任教官继升为连副、‘营副，成绩较好者担任参谋。到抗战胜利后，处处受到监视的全系回族军官（马家部队连以上军官全系回族），竟以特务身份或称为回奸对待。在歧视、排挤、监视、敌视和迫害下，多年来，回民学生忍辱负重、心神不安，期待到日寇投降，想方设法，陆续返回了故乡。然而对马家军的直接亲属则亲自保送。如在第六总队毕业、回部队的学生马雄武（系马步芳外甥，后改名马经武）到达不久，即发表要职任旅长。该人虽腹无才略，却凌云直上。后在进军大西北时期，即闻已晋升为副军长。

1939年初，前第六总队少将总队长安舜（系由白崇禧直接介派到该军担任参谋长的）到任后，处处受到监视、猜忌与迫害，终日无事可做。外出时警卫人员尾随成群，形影不离，夜间睡眠时，经常有人窥视。抗战胜利后，该人深恐日久惨遭暗害，乃于1947年春，借到兰州参加会讲之机，只身逃回南京。

白崇禧利用抗战时机，以回教协会理事长身份与名义，召集了800多名海内外回民青年，企图以回民学生打人封建割据的五马部队内，开发大西北。至此宣告失败，成为幻想。

远程的徒步行军，继以人伍生教育、严格的军事训练、锻练了青年们刚强的抗战意志。但也有若干意志薄弱、经不起考验的回民青年，产生了怕苦，依恋家乡，对抗战丧失信心的错误思想。

经700余华里徒步行军，到达桂林后，在副主任王景宋讲话、换军衣前夕，发现有的三五结伙潜逃离队。这部分青年在离开家庭时，父兄们给予了充足的路费。俟全部学生离开桂林后，籍手头宽裕，搭车到达广州，换乘轮船，绕道香港，返回故乡。其中尚有少数人，在日寇残暴的统治压迫下，背叛祖国，认贼作父，甘心充当敌人的帮凶、忠实的爪牙，当了汉奸。内有日伪省长之内侄刘国藩，充当日伪济宁屠宰税局局长，还有部分人在日伪机关充任小职员。

我是1937年12月3日，由济南回教公会保送赴汉口投考的第一批中的一个。录取后，被编为第十五期第六总队第二大队五中队。毕业后分发山东省政府。在此一并记之。

（济南市政协供稿）

泰安回族婚嫁礼俗

宋绍香弭广训

泰安的回族主要聚居在泰城的水车河西、城东的五庄院和其他回民庄子，人口3万余人，信仰伊斯兰教，没有自己的语言、文字、均使用汉语、汉文。长期以来，当地回民同汉民交往密切，和睦相处，但其婚嫁礼俗，一直保持着穆斯林的民族特色。

解放前，泰安回族大多数经济贫困，文化落后，早婚现象严重；因受地域人数的局限，回民远缘婚配的很少，多是亲连亲，或姨娘亲，或姑舅亲（但姑家的闺女不能嫁给舅家），实在找不上媳妇的只好换亲。一门亲事，大致经过提亲、订亲、结婚、回门、认门等5个环节。

结婚。订亲之后，结婚日期由男家选定。结婚要选吉庆日子，一般选在双头日的主麻，而禁月和斋月不能娶亲。选定结婚日子后，男家要出个喜帖通知女家，并送给女方4身或6身好衣裳，有的还送给女方嫁妆（结婚前夕再抬回男家）。结婚前一天晚上，男家要给女方送身催妆衣（棉的）。

结婚前一天，男女新人都得沐浴。然后男家请阿訇上喜林，阿訇在祖林里念古兰经。上林回来后在家做“知感”、备宴席，请阿訇念古兰经首章，毕，开席。参加坐席的有阿訇、乡老、长老、女家男宾等人。这些人事前都得到清真寺里沐浴。席上仍是烟酒不动，菜是大鸡、鱼、牛肉等，非常丰盛。饭是白面馒头。席后，阿訇领着乡老、贵宾等人做都哇（祈祷）。晚上必须备好新笔、新墨、新红纸，为次日（结婚日）晨写依扎布（结婚证词）使用。

结婚这天清晨2～3点钟，女家派出送女客护送新娘。送女客一定是全美人，一般是两个老太太，两个妹妹（或两个兄弟）。男家的迎客人也得是全美人，一般是老巴（当地土语，指年龄较大）的两男两女。新娘子在娘家临行前（坐轿或坐车），要吃上轿饺子（素馅的）；到了婆家下轿（或车）后，新人要喝下轿面（新媳妇从娘家带来的生面条）。下轿时由娘家哥（或叔）抱轿，即新娘子屈膝跪在抱轿人的怀里由抱轿抱进洞房。此时，两位女迎客人迎着新人撒栗子果（枣、栗子、花生），闹新房的人嘻笑、打闹着呼拉抢光。接着请阿訇来写依扎布。此时，一对新人双双跪（或站）在阿訇面前，虔诚、幸福地聆听。依扎布大意是：结婚是圣行，夫妻要终生恩爱，祝愿双方婚姻美满幸福。新人接过依扎布后，男女双方分别给阿訇封喜钱、道安，男方还要给女方封卡宾（给女方金钱一对）。毕，阿訇当众撒粟子果，闹房的，贺喜的，又是一阵嘻笑抢光。接着就是候客；筵席尽量丰盛，鸡鱼牛肉，大碗大盘；气氛尽量活跃，吉庆话儿大说大啦。直到说足吃饱，方才散席，送客归家。

回门。新媳妇回娘家的亲友家叫回门，俗称“叫三日”。“三日”有“当日三”和“三日三”两种。“当日三”是娘家的亲友在结婚当日来叫新媳妇，并当日送回婆家。新媳妇临行前由婆家人（女的）为其绞脸，待新媳妇梳洗完毕，便领其回门。“三日三”是婚后第二天叫，第三天送。送新媳妇时娘家送客人一般有两位男客，另外还有娘家母、婶、嫂等女客，男家陪客相应搭配。坐席时新郎到席间来作揖、让菜，娘家人当即送礼品、衣料、扎腰、鞋（忌袜子、手巾）、钱等。

认门。结婚后6天之内婆家领新媳妇到同族本家挨门挨门去叩头，这叫认门。认门前“三天里头无大小”，即大伯哥、叔公公等长辈均可闹新房。闹房时大伯嫂子要给新媳妇扫炕，边扫边念顺口溜，诸如：

新条帚，扫新炕，

过年生个胖儿郎。

新条帚，扫新床，

千万孝敬婆母娘。

闹房顺口溜是快嘴的嫂子即兴编排的，语言是诙谐的，声调是活泼的，直逗得贺喜的人们一阵阵发出爽朗的笑声，直闹得新人心里花儿一样的美，蜜枣一样的甜。

（泰安市政协供稿）

德州满、蒙族风俗

哈康民

满、蒙族，德州当地过去称为“旗人”。他们原来是“驻防兵”的后裔。过去历史上有所谓“蒙八旗、满八旗”之称的军队组织。他们居留德州后，既与当地汉民同地而居，又相互交往。天长日久，世代相传，有些习俗逐渐演变，与汉民已无大异。但也有些礼俗，尚在本民族中继传，为此作为民族史料，记其梗概。

一、丧俗

办理丧事是依辈份和年龄而别。如长辈死了，不分男女，必须在第一天内给所有的亲友报丧。3日那天，亲友们来吊丧，形式隆重。出了嫁的姑娘，得请三趟才来，如有特殊情况，还会闹丧，借口找毛病中间要找说和人调解后才能出殡。出殡必须在单日，出殡那天，必须有个长子、长孙挑幡。无嗣者，可在本家、同族中过继。但是，姑娘们不管有多少都不能过继，不然，同家同族也不答应。最好死者生前立个遗嘱，以便办理后事。坟墓样式是下大上小，有人称为“乳头坟”。葬后7天为一期，十期为“尽期”，以后才不上坟。父母死后，3年穿孝，不许拜年，一切生活中不许用一点花样或鲜艳的东西，以表尽孝之意。

二、婚俗

旧社会，婚姻特别讲究门当户对。双方必须由媒人介绍，订婚时先过小帖，后过大帖，往来频繁，礼物厚重。男女双方都要给各自的亲戚们赠送喜庆礼品，如：喜盒子和红鸡蛋等，所费不赀。结婚前一天，送嫁妆，子夜过后凌晨天不亮时有的娶亲，也有的等亲，中午举行婚礼，仪式和汉族大同小异。过去汉族婚礼是叩一个头，而满、蒙族是叩3个头。婚后一年三节，互送礼品，三节接姑娘回娘家，一直到公婆死后才终止。如果生了孩子，不管几胎，娘家要在3天和12天送礼，等到满月时，姑娘回娘家更得送礼。如果是头一胎，又是个男孩，百日那天还要大摆宴席款待宾客，但宴席的丰盛程度在贫富之间是很有差别的。富户大办，贫户小办，借钱借东西也得办。

三、祭礼

四、称谓

父亲称“阿玛”，大娘称“大大”，大姑、二姑、三姑分别称“大巴巴”、“二巴巴”、“三巴巴”。其它称谓基本上与汉族相同。

青州满族旗城轶闻

李凤琪

〓

青州满族旗城，俗称“北城”，始建于清雍正八年。城里十字街口东，坐北朝南，有座气势雄伟的都统衙门，府门前东西两侧耸立着高大的牌楼式辕门。东辕门上书“青齐名郡”，西辕门上书“海岱雄邦”，笔力遒劲多姿；府门外左右有石狮一对，形态逼真，眈眈相视；府门内映壁墙上画着一条满身麟甲，似龙非龙的巨型独角爬兽，它龇牙咧嘴，横眉怒目，张着血盆大口，使人一见触目惊心。此兽名字叫〓。提起它，还有一段来历哩！

祖宗牌位为什么在西墙上

青州北城的旗人最崇敬和信仰自己的祖先。因姓氏血统供奉同一祖宗，用梨木板制成祖宗牌位，高祭在木坤塔（满语，家族族长）室内的西墙上。一般风俗以北为上，为什么青州满族的祖宗牌供在西墙上呢？据老人们说，满族的老家是东北长白山一带，入关后住在北京。雍正十年岁暮，一个大雪纷飞的深夜，有支队伍自北京经德州悄悄地进入青州北城——这就是第一批青州的八旗兵。人们都说，入关前老罕王努尔哈赤就是采用这种来无踪去无影的神速战术打胜仗的。这支八旗兵分批进驻青州北城，携带家口有一万多人。他们家家把祖宗板供在西墙上，遥对着东北方向，以示怀念老家和自己的祖先。

青州北城瓜尔佳氏（关姓）道光二十四年祭祖修谱有下列一段文字：

“先祖令于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随德宪台调赴江宁防堵，于次年三月拔赴镇江堵御。六月十四日，英夷攻打镇江，族中弟侄等拾名去江苏省内打仗，虽未立功，亦经注册。而现有受头等伤一名，阵亡者一名，并无人私回青州，斯见族中忠义之气，实祖宗之德也……”。由此可见，满族人祭祀祖宗的目的，是对全族进行传统教育，要求后代不忘祖宗创业的艰难，继承和发扬先辈的奋斗精神。

两座石碑

青州市博物馆有两座石碑，花纹斑驳，字迹依稀可见。一座是镇江府建立青州满洲旗兵忠烈祠的石碑（称“忠烈碑”）；一座是青州府在北城敕建昭忠祠的石碑（称“显忠碑”），这两座碑上的碑文记载着镇江战役青州八旗兵奋勇抗英的战绩。

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英帝国主义对中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们的炮舰气势汹汹地开进长江口，直逼我镇江要隘。湖北提督刘允孝惧战逃走，率万众之师歇马丹阳，镇江地方军不过千人，城池岌岌可危。军情火急，青州满洲旗城官兵受命由协领穆克登、达善、伊奉额、贵升等人，率400余精兵前往驰援。他们到镇江后，被派至东码头守炮台，这里是英军登陆必经之地，青州兵凭象山之险对进攻的敌船开炮猛轰，激战了七八个昼夜，击沉敌舰5艘。后来镇江守将海龄见英舰队载援军蜂拥而至，命青州兵退守镇江城四门，每座门只百人，孤军作战，相互不能支援。然而，青州兵不负众望，奋勇歼敌，使侵略军尸横遍野，不能越雷池一步。激战至6月14日，英军架重炮猛轰，东、西、北3城楼起火，浓烟滚滚，地方军都惊呆了，青州兵仍鏖战死守，阵地固若磐石。此时，镇江城北十三门没有青州兵把守，英军架云梯从这里突破城防，于是敌军以7000人的兵力同不足400的青州兵在城内展开巷战。青州兵临危不惧，个个奋不顾身，血积刀柄，滑不可持，尚大呼杀贼。65人壮烈战死，百名官兵受伤，最后因敌众我寡，力不能支；守将海龄因失城自戕，青州兵失去指挥才夺门而出。

青州八旗兵在保卫镇江期间，纪律严明，不扰百姓，同当地人民亲密相处。城陷之后，老百姓抱住青州兵的尸体号啕痛哭。为怀念青州八旗兵的卫国献身精神，镇江群众编竹枝词唱道：

云梯一搭上城头，火箭横空射不休。

若问何人能战死，最怜兵苦是青州。

次年，镇江人民在镇江城西门里建忠烈祠，知府崔光笏撰写碑文。同年，青州知府及满洲旗城官兵上陈皇帝，在北城敕建昭忠祠。两地勒石立碑，铭文彰志。后来，镇江府将碑文送至青州，青州府将碑文送至镇江，两地各镌两座同样的石碑。现在青州北城的昭忠祠虽然没有了，但两座石碑却完好无损，成为极

有价值的历史文物。

算匾

青州驻防满洲旗兵参加过镇江战役，甲午战争出兵烟台保卫刘公岛，浴血南苑抗击八国联军，但也镇压过农民起义。

恒善阵亡，新婚妻子成了寡妇；瑞善补缺晋升为协领。事后，瑞善做了一架8尺长4尺宽的木制算盘，捐赠到西门里的福应庙里，作为匾额悬挂在庙门内侧。算盘上刻了一幅对联。

上联是：人莫兴高自有生成造化

下联是：事有天定何须巧用机关

横梁上刻着：“不由人算”4个大字，这就是青州北城有名的“算匾”。

（青州市政协供稿）

山东宗教简况

谈近代山东社会，不能不涉及宗教。本文所指宗教，不包括五花八门的民间宗教信仰，而仅指对山东社会影响较为深刻的5大宗教。即已有千年以上历史的佛教、道教、伊斯兰教，以及鸦片战争后随帝国主义列强入侵而迅速发展起来的天主教和基督教。

佛教和道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主要宗教，两千余年间宗派纷呈，清末趋衰弱。伊斯兰教自7世纪传来我国，据现有文字记载，元初始在山东有可观的发展，主要为回民所信仰和传播，故俗称“回教”。

近代山东的佛教以临济宗（属禅宗）和天台宗较著称；道教向以全真派为主，另有一少量正一派的活动；伊斯兰教属逊尼派。

佛、道教信仰在山东民间流传最深广。俗话说：“天下名山僧道占”，省内各地名山的寺观香火常年不绝。以泰山的佛、道教寺观最为集中，数量最多时达400余处，1928年尚存180多处。迄1949年，全省计有佛教寺庙1603处，僧人1993人；道教宫观1529处，乾、坤道1227人。伊斯兰教清真寺主要坐落在回民集聚的村镇和街道，有近500坊，阿訇700余人，几乎每坊清真寺都招收了海里凡（学员），全省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民人口约22万人。

30年代青岛湛山寺的创建，是近代山东佛教史上最具特色的一章。1931年夏，国民党南京政府交通部长叶恭绰、中东铁路稽查局长陈飞青和佛学家周叔迦等到青岛避暑，游览市内，惟佛教寺庙罕见，即商议募捐建寺，并得到当时市长胡若愚、胶济铁路委员长葛光庭等人赞助。次年经多方努力，由上海请来倓虚法师主持建寺工程，营造十余载乃基本落成，耗资约75万元，占地150余亩。在这座号称天台宗最年轻的名刹内，于1935年由市长沈鸿烈发起设立了佛学专科补习班，1940年改为佛教学校。学校主张“教阐天台，行修净土”，但并无门户之见，前来讲学的国内名僧有法相宗松泉、保贤法师，华严宗慈舟法师，禅宗真空法师，密宗能海法师等。1937年，著名的弘一大师曾应邀到寺讲授律学，各地慕名前来的学僧，最多时达160多名。倓虚作为湛山寺首任住持，直至1949年离青赴香港。

山东各地道教团体，在抗战前后比佛教更复杂。于1941年冬发起组织伪“华北道教总会山东分会”，1942年8月在济南正式成立，选举朱静智任会长，邵教先、侯文卿任副会长；下设总务、弘教、尚修、监察、惩戒5股，各股设主任1人。该会下辖德县、泰安、历城、济南、商河、陵县、阳信、平原、济阳、齐河、肥城、宁阳、滕县、曲阜、费县、鱼台、长山、新泰、东平等分会，会员1.5万人。该会与佛教同愿会一样，都是伪新民会的外围组织，完全服从伪新民会的领导和指示。1946年春，改名为山东省万善救国总会道教会。1947年改选张子俊任会长。

天主教和基督教，实际是世界基督教三大教派（罗马公教、东正教、新教）中罗马公教和新教在我国的特有名称。“天主”是明末传教者的译称，意为“至高无上的主宰”。基督教在我省俗称耶稣教。1949年省内有天主教教区（含正权主教区和监牧区）11个，教堂和堂口974处，中、外籍神职人员1124人，信徒约33万人。有基督教堂1318处，牧师、传道人员2316人，信徒10余万人。

日伪时期，将山东的基督教各派联合组成了华北中国基督教团山东分会，张仁任会长，王长泰任副会长（当时山东天主教在德国的保护下，未加入该分会）。华北中国基督教团山东分会在济南、潍县、烟台、益都、德州、惠民、泰安、济宁、菏泽、沂水等地设有区会，参加者绝大多数是美、英差会。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山东的美、英传教士被日军关入潍县集中营，各地教会由少数中国牧师维持局面。日军派遣本国牧师掌握山东分会，要求各地教会协助日伪政权恢复“东方道义精神”，宣传所谓“大东亚共荣圈”。抗战胜利之初，各国差会的传教十一度随国民党军队返回原布道区域，执行所谓“复兴计划”。1948年全省即将解放，遂陆续撤离山东。

天主教和基督教传入山东后，对山东政治、文化、社会生活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同时，也因激发数百起教案给山东民众带来了深重苦难。总的来看，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各种宗教作为统治阶级重要的精神支柱，在山东社会生活中的影响是比较广泛的。

山东省天主教及济南教区

济天

一、山东省天主教沿革及教务概况

天主教传入山东大概是在17世纪30年代以后的事（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史概论》1938年上海土山湾印书馆印，第316页）。另据1934年8月出版的《济南大观》记载：“山东设教始于1650年，天主教圣方济各会，西班牙教士嘉伯禄由北京来济南办理传教事务。1723年清帝康熙在位时，有圣方济各会、耶稣会诸教士相继而来，遂添设临清等处教堂，嗣以教民日多，教务日繁，乃与北京教区分离，而于1839年有山东第一任主教罗公来济主持教务焉。”

1839年，济南教区由北京教区划出，当时名为“山东代牧教区”，属方济各会士管理，主教是荷兰人罗类思（1840～1848年），第三任主教是意大利人江类思（1848～1870年），第三任主教是意大利人顾立爵（1879～1885年）。

1882年由德国安治太主教划出兖州教区，称“山东南界代牧区”，济南教区随即改称为“山东北界代牧区”，仍由顾立爵主教掌管。兖州教区后又分立青岛与阳谷两教区。1894年由济南教区分立烟台教区，烟台教区又分立青州（益都）、威海两教区。尔后济南教区又分立临清、张店（即周村）两教区、其后临沂、菏泽也分别设立教区。故解放前山东共有11个教区。

1885年顾立爵逝世后，相继有李博明（1885～1888年）、马天恩（1889～1901年）、申永福（1902～1919年）、瑞明干（1920～1924年）任主教。1924年将“山东北界代牧区”又改名为济南教区，主教仍由瑞明干担任，“山东南界代牧区”改为兖州教区。

山东省天主教教务概况（据1940～1941年统计）：

1.教区：11个

2.全省教友人数：319174人。

3.神父：外籍281人，华籍139人。

4.修会会士65人，修女502人。

5.中学14所，男生1153人，女生572人。

6.高小44所，男生1575人，女生826人。

7.初小343所，男生1463人，女生5354人。

8.医院20处，诊所96处。

9.麻疯院2处，收容病人86人。

10.盲人院1处，收盲人8人。

11.孤儿院20处，收孤儿1102人。

12.养老院8处，收养老人211人。

13.座堂230处，教堂（能容纳400人者）2543座，一般经堂聚会点4961处。

14.大修院（神哲学院）2处，修生76人，小修院（预科）9处，390人。

二、天主教济南教区概况

1924年“山东北界代牧区”改名为济南教区，仍由德籍瑞明干主教主持教务，至1927年逝世为止。瑞明干逝世后，外国传教士互相争夺主教位，主教陷于难产，教区由海甘乐（德）副主教署理教区事务（1927～1929年）。1929年罗马教廷委任杨恩赉为济南代牧区代牧主教。

杨恩赉于1878年2月3日生于德国特来维斯教区阿尔维来城，曾在波恩攻读了神学，于1894年8月23日在荷兰哈里物德城入圣方济各会，1903年8月14日于帕德堡晋铎。1905年元月14日来华。先从事传教于阳信一带，后任教于济南神哲学院，之后赴罗马，在圣安多尼大学和传信大学任教授。1929年5月18日被罗马教廷委任为济南代牧区代牧主教，封为亚细亚梅特劳包里地区主教衔。当年7月25日在德国特来维斯被祝圣为主教，旋即来华履任。

济南教区兴办的事业有：

1.黎明中学：主要负责人有舒隆德、桑××、宁××、盂××、贝××等美国玛利亚会会士。

2.淑德女中：在东关，由孤儿院院长郝培业负责管理，外籍修女9人，华籍修女8人，并设有孤儿院、养老院、诊疗所、刺绣厂。

3.懿范女中：在洪家楼，院长是爱修女（美），外籍修女9人，华籍修女11人。

4.若瑟医院：院长艾文姬（美），外籍修女9人，华籍修女9人。

5.洪家楼仁慈堂：院长范修女（德），有外籍修女14人，附设有孤儿院、养老院、传教姑娘学习班。其教务概况（据1940～1941年统计）为：

1.教友总数：42927人，望教教友5187人。

2.教堂：总堂8处，座堂38处，能容纳400人的教堂20处，经堂339处。

3.神职人员：

（1）方济各会：外籍神父61人，中国神父33人（内有方济各会的9人）。

（2）入会修士16人（华人2人），修女68人（内有中国修女28人）。

4.修道院：总修院（神哲学院）1处，修生14人，小修院1处，修生54人，预科生27人。

5.学校：中学3处，男生201人，女生293人。高小11处，男生426人，女生242人。初小59处，男生2356人，女生1557人。学经班147处，男女生共3656人。

6.孤儿院4处，收容孤儿218名。

7.医院1处，诊疗所10处，施诊288074人次。

8.养老院2处，收容老人67人。

9.全年教务情况：

（1）成人受洗者1738人，病危受洗者660人，儿童受洗者1078人。

（2）坚振：1267人。

（3）四规告解：23469人。善领告解：220370人次。

（4）四规圣体：22919人。善领圣体：636465人次。

（5）终付：612人。

（6）婚配：358对（内有异教婚姻50对）。济南教区所属市、县有：济南市、历城县、章丘、东平、东阿、长清、肥城、泰安、莱芜、新泰、德县、德州市、恩县、禹城、平原、齐河、陵县、临邑、商河、济阳，平阴共21个市、县。

美国长老会和山东自立会

曲拯民

故乡烟台，民风淳厚，质朴无华。幼年，日常生活的四周，基督教气氛颇浓。当年耳闻目见，亲身经历，颇多值得追述。可惜经过岁月的腐蚀，记忆所余无多。朝夕余暇，静坐苦思，仅拾取些片断。今不揣绵薄，试记之。本文列举的事迹，当年地方出版的基督教刊物、史册不乏记载，固不待重写，惟本世纪经过数次大变动，必多散失，甚至荡然无存了。今日欲求叙述详尽、准确，不得不参考西方史料。

明末清初，耶稣会前来中国工作。著书立论介绍西方科学、文学、建筑、美术，如利马窦、艾儒略、汤若望、南怀仁、郎士宁及其他40余人，各有论著和贡献。

烟台开埠的百年前，天主教（方济会）在山东的中心是鲁西临城，工作推及附近11县。烟台开埠时，山东全省有天主教徒5700人。烟台的天主教会设于1862年，与原有在山东的教会无关，教士派自法国。

烟台（芝罘）是山东省的橱窗、门户。基督教的宣教工作自烟台和登州进入，然后南下西去，徐徐开展。

英法联军破北京，条约签定期间，法军于1860年（咸丰十年）暂行退驻烟台，待清廷履行条约开埠，次年始全部撤去。当时有法籍随军教士决定留下，意欲在中国民间传教。其中一人罹疾，1862年他去。同年，霍乱（虎烈拉）猖獗华中各地，迅速传到北方，留下的那一名教士夫人染霍乱而逝，教士即刻返国。法国基督教会的工作至此结束。同年，法国天主教在烟台山下建教堂，在东南河沿设义诊所，至终设小学，继设男中崇正、女中崇德。

1860年，美国浸信会派来花慕滋、海雅西两夫妇。当时烟台除了明代遗下的奇山千户所那座小石城，几个山庄、渔村外，仅见法军搭盖的临时营幕。初期，无屋可赁，乃夜宿帆船上。海雅西夫妇偕幼儿西去登州，在城北门里租到一间倒闭的当铺住下，早期美国长老会派赴登州的传教士都曾受他夫妇的招待。花慕滋夫妇约4岁的儿子则赁居烟台西山后面的珠玑村。花慕滋教士在烟台附近被捻军杀害后，工作另有人负责，在烟台大马路建浸信会堂，至终设卫灵女校，有小学、中学。惟在登州设女校较早，晚期迁黄县，扩大，男女生兼收，新名称崇实中学，并附设小学。

美国圣公会两教士在烟台的遭遇与法国基督教两教士同，期短而坎坷。1861年，工作甫始，其一在郊外被捻军杀害。次年夏，另一名的夫人染霍乱而逝，教士于年底返国。直到“七七”事变，美国圣公会未曾续派人员到山东来。

英国浸礼会最早到烟台的教士是C.J.Hall。不幸次年（1862年）夏天也死于霍乱。H.Z.Klocker、J.H.Laughton两教士继其工作。延至1872年，李提摩太博士主持将该会工作中心西移青州。他晚年改负责基督教在中国最具规模的出版机构——上海广学会，凡25年。后来，英国浸礼会与长老会合作，将登州的文会馆扩大，迁潍县，成立广文学堂，为齐鲁大学的前身。

苏格兰长老会兼圣经公会所派曾于1855年来华一向在华中一带工作的A.Williamson博士，于1864年到烟台，在通伸村赁屋，售书，分送圣经单行本，传教，兼从事翻译和写作，将中国现状和历史介绍于西方国家。据史料记载，他是进入潍县、济南、临沂（沂州府）最早的基督教传教士。

美国长老会派至山东最早传教士是原在上海工作的SamuelR.Gayley和在宁波学习国语的J.A.Danforth。1861年5月，两夫妇到登州。同年秋天，Danforth夫人染霍乱而逝，丈夫当即整装返国。次年夏天Gayley在烟台返登州途中也染霍乱，及抵家门，气息奄奄。Gayley故后，夫人便匆匆归国去了。

同年6月，美国长老会自上海加派倪维思博士夫妇到登州，此时已租得一所衰落不堪的庙宇，包括一个大院落，四合式建筑，正殿有观音石像，后将庙产购下，先办女学（1862年），以两名住校生为始，后设男校（1865年）。学生数目与年俱增，女校遂迁督察院北，通称“察院后”，即女校代名词。民国以后，女校复迁海滨之东关新校舍。男校自设小学起，到增设中学部、大学部（文会馆）成立并最终迁潍县（1904年），旧校舍仍由中、小学专用。80年来，“我在观音堂念书”成了文会男生的顺口语，相沿成习，直到珍珠港事变。

西差会传教士在烟台和登州何以先始女校？理由不问自明。1861年，林肯总统上任后高唱人权，不拘宗教，不分种族，不限男女，人类一律平等。而我国社会“女子无才便是德”，封建愚昧思想依旧根深蒂固，牢不可破。男可嫖妓、纳妾，任意打骂妻女，女子识字与否，无关宏旨。女子谋生无技，被典卖、为娼，苦诉无门，只有逆来顺受，自叹命薄，一生呻吟于压迫下。当时中国的私塾竟与女子无缘。

1862年春天，恐怖和悲哀紧紧地笼罩着华中、华北各地，春至晚秋凡6个月，仅上海一地因霍乱而死亡的人数每天平均1000人以上。

同年6月，梅理士牧师自上海抵登州，夫妇仅有的两孩子受传染，死于途中。登州海滨一带多砂砾地，土壤贫瘠，荒芜不耕。梅牧师有见及此，乃将美国的大花生种鼓励农民试种成功。今日，花生是中国出口重要货物之一，九成供自山东省东部。梅牧师当年提倡之功实不可没。

梅、倪两牧师即刻展开登州城外和附近乡镇的传教工作。年末，山东省出现第一名基督教徒，受洗礼入教的是莱阳人林青山。此公后来全家移居济南，外孙衣兴林（振青）是先父在潍县读广文学堂时期的同班生，留美归国后，任济南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齐鲁大学神学院教授。胞弟林济青（从其外公姓），美国宾州匹次堡大学毕业，返国后，也执教齐鲁，旋升文、理学院院长，继朱经农之后任校长，一度任省府委员、教育厅长。衣兴林和林济青对齐鲁大学的贡献甚多，为当地人士所尽知。

甲午战争，中国败后，反洋、仇教运动始自江南，传至北方，山东民间有大刀会兴起，与白莲教、八卦教徒合流，秘组义和团，盛行山东、山西、河北。当时山东乡下有口谣传出：“外国人不杀郭显德，中国人不杀赵斗南”。此已说明山东（或曰鲁东）人民对郭、赵2人爱戴、景仰之深。赵斗南是早期一位牧师，是民国初年青岛同善教会赵承九牧师的父亲。赵斗南牧师的事迹不详，待考。

郭显德博士夫妇，美国宾州人，于1863年自纽约港搭乘一艘载重仅900吨之船，经好望角，历160天的惊险路程始抵上海。船近菲岛海域时，忽遇飓风，险遭不测。自上海至烟台途中，船至刘公岛西方搁浅，幸被英兵舰救助，将船拖进烟台。自纽约上船，一路同行的狄考文夫妇也是宾州人，与倪维思博士同，3位都是神学博士、法学博士。

关于狄考文博士一生的事迹，见拙文“登州文会馆的创办人——狄考文”（山东文献九卷四期）。

郭移烟台后，聘一汉学老师，日日相伴，形影不离，历时6年。读四书，习中国礼貌和伦理观念，读白话小说以充实词汇和提高言语的表达力。凡入骡马店或山林中庙堂借宿被拒时，则将孔孟学说宽宏忍让之道来说服对方。初次生，两次熟，渐渐地朋友广结各地。郭一生两度丧偶。元配身体素弱，5个半月航程的折磨使她的肠胃宿疾恶化，终酿成致命伤。继室助他创办了启喑学校，烟台市民以哑吧学校称之。

杜宇宁女士在郭的领导下，创办女校会英后与男校文先合并管理，取名会文。杜女士出身富家，对于中、小学的建筑费数度出资。会文的小学部是信义小学的前身，中学部与实益学馆合并为益文学校，设商专后，改名益文商专。中国人自办真光女中，校舍借自美国长老会。

自烟台始，工作向南推展到福山、栖霞、莱阳、即墨、胶州。郭显德和倪维思通力合作。

登州区的工作是向西南方推展到招远、掖县、平度、潍县。负责人是狄考文和梅牧师。

自古以来，中原多事，朝代更变，难民流徙。鲁东、鲁南乃多山之区，避难藏身实得其所，以是本省人烟稠密。烟台开埠时期，山东全省人口已达2900万人。山区人民，强悍保守，问占卜，信风水，拜鬼狐，设坛扶乩，迷信积习颇深，不易接受外来影响，遑论碧眼黄发的洋人传布“洋教”。郭、倪、狄、梅4位和当时一般同仁所遭遇的困难的程度，今日自难想象，亦非三言两语所能表达。

美国长老会在烟台除了设立前述的中、小学，聋童小学、医院、护士学校等外，又在西南疃设一间专供成年妇女的学校。市区设立博物馆，筹备数年，始告完成。置虎、狮、猿、双头怪牛、野猪、蟒、鱼贝类，植物、矿物类标本和出土文物等，是民前烟台市最具吸引力一高级趣味的场所。门票免收，旨在传教。盛时，每年观众8至10万人。郭显德故后多年，我读高小时随校前去参观，只见院有杂草，阶生青苔，室内多蛛网灰尘，显见乏专人负责与经费短绌，新采集当然谈不到了，终至任其衰落、荒芜，见者惋惜。当年，前面街道因它得名：博物院街。今日改称市府街。

郭显德的天性宽厚，态度温和，语言感人，综观他一生的建树，对烟台和鲁东一带的贡献，影响之深，负责教区之广大，工作年日之久长，在近代基督教宣道史上，能与他等量齐观的人实在很少。

英国戴德生牧师创内地会，对烟台地方的贡献虽难与美国长老会相比，但成绩也颇值得记述。1890年以前（确切年份不详），内地会派教士苏格兰人马茂兰夫妇到烟台来。他们鉴于街市上穷苦儿童流浪无依，状甚可悯，遂开始收容孤儿（“马师娘的孤儿院”），教他们读书、识字、念圣经、学习编织花边、结发网、将产品运到欧美各国。试销成功，遂以所获开设一间花边学校（即培真学校的前身，后来加进初中，分男校、女校），脱离内地会，自建教堂（奇山会），成立公司JamesMcMullan&Co.营进出口，代理船务、保险，附设印刷部，承印中英文书籍、刊物，创英文报ChefooDailyNews。

后来，事实证明马茂兰夫妇给地方委实造福不浅：所教授和提倡的花边、绣花台布、发网，发展了胶东的农村副业。商业机构也训练了不少印刷、航务、保险和国际贸易人才。

在烟台和登州各地教授织花边结发网的技术，另有一人可记，即长老会传教士赫士夫人，他夫妇工作于登州两年、烟台4年（1888～1894年），后来回美国去了。

内地会为了一般在中国传教士、外交官、商人子女们就学方便计，于烟台东郊葡萄山东麓设ChinaInlMission（CIM）School。学生每逢列队外出，女生在前，男生列后，队容精神，制服整齐，态度严肃，予中国学生良好而深远的影响。学生卒业返国升学完成，重回远东工作者有，但在自己本国定居者多。二次大战时，多属支持中国的分子。1961年坦干尼卡独立，当时我居住坦国国都，一次晚会上，该国农业部长Bryson（汉口出生，是独立后坦国惟一的白种人部长）谈及在烟台读CIM中学时代旧事，怀念之情，溢于言表。据告：当他的家乡（汉口和烟台）陷落时，在英国考入航校，任职皇家空军，在缅甸上空与中、美空军比翼对日本作战。机坠腿折，退役，战后一度在东非务农云云。CIM中学于1881年（光绪七年）设立，珍珠港事变后，就潍县集中营复课，胜利后烟台复校，1948年撤退。今日校友会设加拿大多伦多市，英、美、澳、纽共有4个分会，先后组成“回国观光团”两次，访问烟台、蓬莱为主。

内地会于民国初年在烟台设立一间专为中国穷苦子弟免费的内地会小学。内地会教士、学者卜内德被派到中国（年份不详），原在甘肃省工作，义和团时期到烟台避难，或因与母会政策发生歧见，受英本国朋友支持，在烟台自由工作。人尚勤劳，精木工，将西方建筑——绘图、装潢、设下水道渗坑方法等传与中国人。细工夫会制小提琴（“七七”事变时，我以35元代价向他购买一只排号50多的小提琴，可惜遗于家乡），教授学生。初期，他在烟台太平街设福音堂，教英语，讲解圣经，继在葡萄山西面设“葡萄山会”，会众200人以上，多属出口商和建筑业人士。卜内德对一般国际贸易文件、契约的义务译述工作，和给予建筑商的指导，使教徒们不必再求助于专家或技师。

郭显德、倪维思和他的中国同工，每当救灾时，就在灾区黎民间住土房，宿帐篷，和医务、放赈粮人员并肩工作，直到次年初夏麦收时为止，甚至协助孤寡人家给死者完成丧事。他们的爱心和工作精神令受惠人和目见者折服，善行广传。

世间事，凡有果，必有因，义和团时期有“不杀郭显德”的口谣流传民间，知其人其事者，便不会咄咄称奇了！那时，倪维思已于5年前病逝烟台。

巡抚袁世凯的保侨政策使山东基督教会的传教士和家属顺利撤至烟台和青岛，除了两名天主教德籍修士为大刀会所杀外，全省无一西教士丧生。事后，查明全国共有134名基督教教士和眷属被害。山西省独占78人，是那反洋心重、前山东巡抚毓贤调驻该省的结果。倘他依旧在山东任，山东的情形定必惨烈。长老会的财产，沂州、济南各有破坏，潍县损失最重：中、小学、教堂、学生宿舍、西人住宅，全被焚毁。后来，广文学堂的校舍是重建的。

据长老会史料，胶东各地郭显德负责的区域，传教、教育、救灾等工作，成绩卓著，被大众推崇的有：王才、董文臣、林书堂、于树法、袁广德、宗云升、李锡源、金祜和、丁克元、丁立瑞、王向祥、王长泰、赵培鲁、于志圣、王兆祥、董文正、刘寿山等人（包括译音，字未必确切）。若乡贤先辈素知故人旧事，望不吝将事迹公之，用示纪念。籍垂久远。

青岛开埠前，即墨、胶州一带，长老会的工作由郭显德自烟台领导。开埠后（1898年），委派在烟台工作成绩斐然的柏尔根前来设教会，始将即、胶区划归青岛。次年，烟台方面又加派德位思来协助。柏尔根留青岛3年，调登州，任文会馆校长兼负责潍县长老会的重建事宜。3年来，校舍完成，文会馆迁潍县，柏尔根任校长。

郭显德一生荣获清朝和民国时代地方官府的感谢状多份，以及清廷颁予的“双龙勋章”一枚。值75岁生辰，各地寄来祝辞贺函多达700件。后来的八九年中，直到卧病在床，他依旧到山东各地去访问。郭显德80岁时，烟台已设教会、学校、医院等如前述，各县、乡区，共立教会31所，附设学校40所，学生1660人。美国长老会在鲁东开拓工作的4元老，郭显德那时为仅存的一位。据当时（1914年）的统计：中国全国有基督教徒40万人，山东省占3.2万人。

1920年1月，郭显德寿终，葬烟台毓璜顶北麓美国公墓（今日不复见，早已掘光铲平）狄考文和倪维思之侧。入葬前，棺置长老会堂（20年代末期改名“毓璜顶中华基督教会”）。地方官吏、各国领事、商会、各教会、学校、乡区教会代表，依序瞻仰遗容。我正读小学一年级，随校队前来，只见他银须及胸，两眼深陷，静卧棺中，状似沉睡。追悼会用华语、英语各举行一次。教堂仅容200余，众宾客各凭黑纱条入内。当日，教堂四周，附近中、小学校园内外直到二百码外的墓地，一路人山人海，拥挤不堪，景象历历在目。

由于教会学校的开办，传教事业的勃兴，医院的创建，烟台人的文化水准因此提高，对世界的观念也有所改变。加上手工业的发展，水果的生产，花生种植区的扩大，航业、邮电的建立，人口不过数千人的石城、山庄、渔村，逐渐有了商埠的模样。新移民自各乡区涌进，出口商行、花边发网行庄，花生的收集、加工，面粉、酿酒、榨油、肥皂、冷饮、冷冻、铁工、造钟等工业皆应时而生。广东人来开南货行并收购北货运到华南，浙江人来任职邮电局，开西服店，湖北人来开理发店，河北人开包子铺、清真馆……后来，九成以上的烟台市民来自外地他乡。

50年代初期，我和曾服务烟台商界10年、出生新界粉岭的前辈何大宏在香港同事1年半。他说：“天津、上海、汕头、广东等地我都住过，但没有一处能找到像你们烟台人那么忠实可靠的！”我听了，真是受宠若惊。仔细回味，此语尚非阿谀取悦，颇具真实性，可是在太阳光照射之下，阴影仍是存在的。烟台不但有“红灯区”，富贵人家蓄婢纳妾，商人饮酒召妓之风皆炽。

直到30年代，烟台一年三节“招帐”之风气仍存在。市民入某些店铺，将物购妥，店员入帐，不须问价，不用签收，说明何人，地址何处，节前自会有店伙前来取钱。这种赊帐法烟台人谓之“招帐”。类此习惯，本属乡镇小城的特色，是尊孔孟之道、重道德的结果，但亦因受基督教感化所致。

到鲁东工作后继的传教士虽多，惟后来的环境与精神和先驱们却不能相提并论。舒适的宅园，助理、仆役为之服务，一年一休假，3年一回国，享受高过其本国，今不欲追寻记述，亦非本文范围。

西方传教士对山东他方面的影响，就私人和团体两点兹从略述之，作一结束，亦属本文的中心。私人方面试举一例。

栾月鹤牧师，原籍栖霞小栾家（邻村有大栾家，与臧家庄一河之隔），是我外公的长兄。兄弟两人拥有薄田十余亩，中等农家。幼读私塾，长老会教士到村传教，他去登州读书，完成文会馆神科，学成即任职该地。义和团时期，登州危险，率家逃难烟台，后迁安丘等地工作。长子宝琛，生女瑞仙，负笈北京，“五四”运动时为女生的领导人，燕京卒业后嫁王又得（唐山丰滦中学校长），生子心圃（正相），战前在崂山北九水经营崂山大饭店，战后当青岛市参议员。次子早逝，遗孀任烟台启喑学校校长。三子宝德，战前胶济铁路青岛四方机厂厂长，战后铁路局青岛办事处长。四子宝霖，留德归国任职四方机厂工程师。长女适张子清（松溪，青岛文德女中第一任校长，简况容后专述）。次女适烟台孙显臣（哲嗣孙克懋，是战后培隆总统时期阿根廷惟一亚裔国会议员）。三女适烟台于仁斋。今日孙辈散居中国与北美各地，专业工程、医务、音乐。堪称一门俊秀，三代蕃昌。

对团体方面的影响，首见于传教事业的建立。

据中华基督教年鉴（第七册）所记，1885年山东文会馆学生邹立文等40余人合创山东酬恩会，派定长老多人到高密、平度等地去传扬基督真理，经济不仰西方，国人自理。

邹立文，文会馆第一届（1876年）毕业生（其他两名为李秉义和李山青），早期任职长老会，助狄考文博士翻译新约全书，中年死于肺痨（长子邹渐逵是我大姨父）

1908年，长老会牧师等联合20余人立“远方布道会”，以“自立、自养、自传”为号召，并拟订章程，可算为中华基督教会之雏形。

据《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会概略》所记：“1901年始，中国基督徒为了摆脱外国差会，以实行中国教会自立、自养、自传，山东基督徒刘寿山、刘滋堂、曲子元、孙修五、孙莱坤、周世训、谭海峰等教会先辈，在山东、济南、烟台、青岛、潍县等地建立中华基督教会，首于1911年在济南召开‘华北中华基督教自立会联合会议’……”

刘寿山（鹤亭），莱阳人，幼丧父，年8岁时随寡母到烟台谋生，经郭显德牧师的介绍，入一英商人家庭工作。某夜，主宅失火，母子英勇，奋不顾身，救助英商脱险，荣获中外人士的嘉奖。中学读毕，刘寿山去登州，读文会馆，中辍。值青岛开埠，投身建筑业而致富。刘寿山为人急公好义，一生助慈善事业不辍，出巨资建济南、青岛（三处）的自立会所和基督教青年会。

刘滋堂（树德），登州人，文会馆毕业生，有译著，与海阳郭城人孙伯峨合创亿中公司，任荆沙海关监督公署秘书，入南京金陵神学，是烟台西南关中华基督教会（50年代被封，1981年开放）第二任牧师，直到50年代寿终为止。刘宅与先父的故居建于同巷，对面葡萄园，两宅中间为二叔的故居。齐大校长刘世传（书铭）是刘滋堂的堂侄，二婶母经他的介绍将宅售予。“七七”事变后，韩复榘图保兵力，弃守黄河，刘校长率家人自济南匆转烟台。年末，日军在烟台登陆，翌年春，齐鲁迁校成都华西坝消息传来，他即启程经海路南下，当时我冒险送他上船，幸未被日军特务察觉。

曲子元，先父，黄县人，潍县广文学堂毕业，任教保定陆军师范。民国成立，与叔父合创出口贸易，推动民众教育和爱国运动，给《明星晚报》撰社论有年，继于志圣之后任青年会长（三任）、真光女中校长（6年），组成公司到绥远河套临河县开垦。卒因沈阳事变后内蒙治安问题，开垦和移民计划遂告失败。

孙修五、孙莱坤（济南）、周书训、谭玉峰（潍县）的个人学历和事迹不详，有待乡贤或同道们补述。

1901年，青岛方面有刘寿山、周世训、谭海峰、王守纯、于世荣等组织教会，第一任牧师为丁立美，在北京路双鹤里设会所礼拜，对外布道，是为山东最早的自立会。

丁立美（我姑母适其弟丁立介），胶州大辛疃人，文会馆毕业生，为当时一杰出人才（本文所提到的丁克元为其同宗长辈，丁立瑞是其族兄或堂兄），因反对帝制，提倡民主政治，得罪了官府，山东巡抚明令通缉，密逃上海。中年，一度任全国基督教协进会少年部干事。国内布道会首批6人到边疆云南布道，他是领导人。晚期，他执教滕县华北神学院和天津神学院（国内布道会予我的印象迄今清晰。因为幼时每届新年得压岁钱全部投入该发给会的印花储蓄盒里。当年先父曾为烟台市的联络人。国内布道会成立于1918年8月18日，在九江牯岭莲谷夏令会时召开筹备会。发起人为余日章、陈敬一、陈维屏、胡素贞、石美玉、蔡苏娟）。

1901年，因青岛地区辽阔，乃在东镇云门一路成立分会，牧师为韩振纲。丁立美被迫离开青岛后，韩振纲兼职北京路自立会牧师。

1913年，代表齐集济南。青岛有刘寿山、周书训、隋熙（锡？）麟，济南有刘思义，潍县有李道辉，烟台有刘滋堂。议决成立山东中华基督教自立会。同年有刘寿山代表呈请山东督办周自齐和济南商埠局局长蔡序东，请领建堂所需要的地皮，略以：“基督教自入中华、传道教人、兴学行医，育婴安老等善举……今发起创自立教会……”两个月后，官方批给商埠禄字盈号地20亩，准予建教堂之用，并豁免税捐。次年兴工建筑，刘寿山独捐3万元以示倡导。1915年选出第一届董事：刘寿山、隋正熙、刘滋堂、李道辉、王元德、邹次明（此公后来是象棋国手）。并制定原则、简章：1.不受西差会援助；2.各地教会平等，要事可提供总会；3.牧师之任免须经总会同意；4.总会置董事主持会务。

1914年，山东长老会和中华基督教会合作，重订“赞神圣诗”，负责人是于志圣（60年前，倪维思已选择圣诗百余首。）。后迭经赫士、周铭九（书训）、张子清（松溪）、王宣忱（元德）、袁文星（景奎）、袁润甫（德沾）、于复元（仁斋）的协助，始克完成新诗册。

于志圣（子明），登州人，文会馆毕业生，初任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教授。清末，在烟台创基督教青年会（“德、智、体”3育为宗，后来又加上“群”成为4育），创平民夜校。民初，创真光女中，任校长。并任烟台毓璜顶长老会的主任长老，直到逝世。一生对地方贡献甚大，是妇孺皆知的名人。赫士，任文会馆校长6年，1901年受袁世凯聘请，协助创立山东高等学堂任教务长，并介绍文会馆毕业生6名前来任教，负责理化、数学、生物各课。后来他任教广文、齐鲁，将神学院迁潍县，复迁滕县，成立华北神学。

据“自立会概略”所记，烟台自立会应始于清末，西南关中华基督教会新会所，就记忆应完成于1920年。当年发起建堂人兼长老为：刘滋堂、孙伯峨、谭恩溥、戚梅五、曲子元等，各出巨金，以示倡导。

20年代末期，烟台三马路奇山会（牧师李时和、长老袁润甫），毓璜顶长老会（牧师张宗岳、长老于仁斋）先后自立，更改名称。惟后者因产权问题无法与美国长老会解决，徒具“中华基督教会”名义，而未达实质。

青岛自立会所于1920年建竣，绝大部分的资力出自刘鹤亭的捐赠。会所依山势而筑。牧师和职员住宅居上，会所和尚德小学（胜利后我忝为该校董事会的召集人）校舍居中，下层临街有诊所、工人房、图书室、和谈道室。此后，北京路双鹤里会所即停用，惟东镇云门一路的会所照旧。1926年，为应西镇方面的需要，由刘寿山会同西镇的基督徒双方各出1500元，在城武路置业、扩建，成立新会所。

各地自立会历届牧师名衔列后：

烟台西南关：于复初、刘滋堂（教产1981年发还，今日何人负责不详）。

济南商埠：李道辉、孙希圣、刘思义、刘子长、张凤鸣、王启明、马景唐、衣振青、门炳年、项辛原（自教会开放即复原职）。

青岛北京路：丁立美、韩振纲（1920年终止，教会移上海路）。

青岛上海路：王守纯、刘思义、滕祥五（哲嗣滕近辉博士，学者、作家、教授、牧师，今日驰誉香港、东南亚）、刘长子、王德仁（已恢复牧师职，在职迄今）。教会于1958年奉令停止，1980年11月恢复工作，迁江苏路原德国教堂，可容千人，主日礼拜，座无虚席。

青岛东镇云门一路：韩振纲（兼）、王守纯（兼）。教会1958年奉令停止。今日假清和路信义会原址重开。四方区则假嘉禾路原神召会堂重开。此外沧口和李村各有一处，地址及负责人不详。

青岛西镇城武路：刘思义（兼）、王守纯（兼）、韩克理、刘子长（兼）、刘修斋（代）、李崇恩。1958年奉令停止，迄今未恢复。

1949年，山东全省除前列各地的自立会以外，还有：

地点负责人

潍县城里牧师孙来章

海阳郭城不详

坊子牧师卢鸿渐

栖霞朱元沟长老王凤阁

胶县大辛瞳不详

滕县北关牧师吴道泉

恩县不详

济南水塔东牧师王启明

烟台三马路长老袁润甫

目前未闻上列各地教产被发还或已开放。但确知即墨、胶县、崂山南北岭3处已新设教会，至少已有聚集和礼拜的地点。

1985年元旦美国宾州

作者附记

本文与以前刊出的拙文“西风东渐对烟台民生教育的影响”、“烟台益文商专”、“登州文会馆的创办人狄考文”，因涉及同时代、同地区的事迹，或有重记复述多占篇幅之弊，但为顾及本文所述事实达到连贯、充实目的起见，深感此弊极难绝对避免为歉。倘前后所叙有未尽符合处，如人名、年份、地点等，皆应以本文为准。

中华基督教会山东大会

郑子修

一、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的创立与结束

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系山东大会上级组织。由诚静怡牧师所发起，于1927年在上海成立。缘起实在是迫于形势。中国在1919年发生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1922年3月2日在北京爆发“非宗教大同盟”，1924年8月在上海发动“非基督教大同盟”，揭露了基督教被帝国主义利用侵略中国的实质。所以圣洁的基督被教称为“洋教”。那时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浪潮风起云涌，为了消除这个“洋教”丑号，所以发起所谓“本色教会”。一方面求使中国信徒担负责任；一方面发扬东方固有的文明，使基督教清除“洋教”的丑号。所以冠以“中华”2字。但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社会，本色教会不但不能实现，而且反为帝国主义所利用。

1927年某月全国总会成立后，选举诚静怡为会长，山东长老会传教士德位思为副会长，当时有两个总干事，一个是美国传教士高伯兰，一个是中国人范定九。中华基督教会组织制度，分为4级制，第一级是全国总会，设办事处于上海。第二级是大协会，有23个大协会，遍布全国。第三级是区会，第四级是堂会。后来诚牧师接任总干事之职，抗日战争时期诚牧师莅临重庆，计划扩充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工作。住青年会，日寇狂炸重庆，形势紧张，诚牧师病逝重庆。当时我方任重庆社交会堂干事，与中华慈幼协会陈铁生总干事等，筹商在社交会堂举行追悼会，葬于重庆。总干事一职，推选原系干事崔宪祥继任。

崔总干事于1941年只身远离上海家属，绕道缅甸至重庆，接任总干事之职，迁办事处于重庆张家花园，和张伯怀先生筹商中华基督教会边疆服务部工作，扩张工作至西南部——西康省、昆明、贵阳等地。工作计有宗教、教育、卫生，及社会服务内容。由张先生负责。抗日战争胜利后，总会办事处迁回上海。边疆服务部的事请刘令九、崔德润负责，后来崔先生留学美国，刘令九先生赴北京主编《田家》报刊，边疆工作自然结束。全国总会迁回上海后推选吴耀宗先生担任会长。解放后，领导全国中华基督教会三自爱国运动工作。直到1958年全国统一组织，总会遂告结束。

二、中华基督教会山东大会的缘起与沿革

1.山东大会的组成单位中华基督教会山东大会系隶属于中华基督教会的23个大协会之一。原属美长老会、英浸礼会合组成立。虽冠以“中华”2字，但始终接受美、英差会的津贴，自然亦受美、英差会的操纵。今将美长老会及英浸礼会与所属几个区会简述于下：

（2）英浸礼会：浸礼宗系17世纪前期产生于英国和在荷兰的英国流亡者中因反对给儿童施行洗礼，主张信徒成年后才受洗，后主张全身浸入水中，故称浸礼会。最早来华的是美国浸礼会（罗孝全即属此教派），来山东的是英国浸礼会，计有4个区会：青州（益都）区会（1875年）、邹平区会（1888年）、北镇区会（1903年）、周村区会（1904年）。还有济南特区。

2.山东大会成立及沿革

山东大会系在1928年4月3日在济南东关华美街礼拜堂举行成立大会，当时出席大会的代表计有40余人，美、英教士均占三分之一，那时我在齐鲁神学院学习亦有幸列席观礼。上海全国总会有高伯兰、范定九莅会。第一届代表会议选出职员计有：会长衣振青、副会长张伯怀、书记：朱晨声、王德润。

嗣后，山东大会继任会长有周恒亚、罗世琦、王德润、管玉魁和蔡重生，并先后聘请黄乐德、张思敬为总干事。1952年由山东大会代表会议，全体代表票选笔者为总干事，在省、市宗教事务处领导下进行工作。

3.山东大会的结束

山东大会总干事张思敬在1950年“三自革新宣言”发表后，正式通知美长老会、英浸礼会差会代表林璋、林仰山，决定至1950年底割断人事和经济等一切关系，并宣布决不再接受任何差会的津贴。至1958年山东省基督教代表会议，议决统一组织，加强团结，结束宗派，成立山东省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统一领导。至此中华基督教会山东大会宣告结束。

三、山东大会所属各项事业、各区会教案及中外著名人士

1.山东大会有关学校（只有人事关系，没有组织关系）

（1）大学：登州，文会馆；益都，广德书院；潍县，广文大学；济南，医道共合学院。以上学校于1914年同青州培正书院合组为山东基督教共合大学，1917年在济南组成齐鲁大学。

（2）神学：青州，培真学院；济南，齐鲁大学神学院（后立案独立改为齐鲁神学院）；周村，济南明道神学院。

（3）中学：济南，齐鲁中学（原由济美中学与翰美女中合并成为齐鲁中学，即今五中）；青岛，崇德中学、文德女子中学；烟台，益文商业职业学校；潍县，广文中学；青州；崇实中学（后改为守善中学）；周村，光被中学；北镇，鸿文中学；临沂，经文中学、慧英女子中学；济南，齐鲁大学附属中学。

2.山东大会有关医院：济南，华美医院；烟台，毓璜顶医院；潍县，乐道院医院；周村，复育医院；青州，培正医院；邹平，复育医院；北镇，鸣齐医院；临沂，教会医院。

3.山东大会有关文化、慈善、事业团体：济南广智院、青州青年会、周村青年会、青州工读班、济南工读班。

4.山东大会所属各区会有关教案：

（1）济南区会长老会：济南教案、安丘教案。

（2）东海区会：登州教案、烟台教案、即墨郭显德教案。

（3）临沂区会：至山教案，日照教案。

5.各区会中外著名人士：李提摩太、狄考文、赫士、李佳白、郭显德、倪维士、德位思、柳仰山、林璋和林珂德、怀恩光。

6.山东大会有关著名的中国人士：（1.）属长老会者有：衣振青、罗亚琦、贾三铭、崔德润。（2.）属浸礼会的有：张伯怀、张思敬、宋传典、刘令九，孙思三。（3.）齐大毕业者著名人士：文理学院著名毕业生有：秦西灿、王锡思、丁立璜、王以成、王宣忱……等。齐大医学院著名医生计有：张汇泉、韩立民、尤家骏、侯宝璋……等。

四、山东大会解放后做的工作

1.割断与外国差会的一切关系。由山东大会总干事张思敬，于1950年冬，以书面通知美长老会与英浸礼会差会代表林璋、林仰山，决定至1950年底割断人事、经济等一切关系。林璋于1951年5月被驱逐出境，林仰山于1951年春已离开济南回国。山东大会就这样割断了与外国差会的一切关系。其次，在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指示下，和在省市宗教事务处的领导下，合并各区会组织。例如：在济南原美国长老会的“济南区会”和英浸礼会的“济南特区”合并为“济南区会”；潍县长老会的潍县区会、乐寿区会和昌潍区会，合并为“昌潍区会”；原英浸礼会青州、邹平、周村和北镇4个区会合并为“鲁中区会”。都是在党和政府领导下合并的，昌潍专署王秘书长曾对我说：“合并区会，完全合乎政府的要求。”

2.关于奉命登记房产的经过。关于外国各差会占用济南的房地产，政府曾经命令各教会进行登记。所以，中华基督教山东大会有关的美长老会差会在济南东关华美街88号、46号、90号、99号楼房和英浸礼会差会在南关、纬十二路的礼拜堂、筐市街布道所、广智院房屋以及其他教会的房地产，都向政府社会局登记，这标志着政府关怀教会房屋财产的问题。

3.关于学习。山东大会职员多次参加济南市“三自”学习，1954年山东大会同工计有蔡重生、周恒业、刘瑞亭和郑子修等被派赴上海参加“华东区基督教三自学习班”学习3个月。1957年由全国总会资助选派山东大会同工黄华亭、杨成经等11人赴北京燕京神学院学习40天，对基督教三自教育和社会主义思想觉悟认识，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4.关于开会。从1952年山东大会由省宗教事务处杨秘书长直接领导，并准予动用冻结存款500元，召开第五次山东大会代表会议，出席代表50余人，并请李澄之先生及全国总会蔡志澄牧师作形势报告及三自报告，并选举理事会理事和蔡重生为会长，又以票选方式选举郑子修为总干事。以后又举行理事（扩大）会议3次，犹忆起曾请过宗教事务处许仲夫处长、中共山东省委宣传部夏征农同志和全国总会崔宪祥总干事等作报告，使同工同道对于开展三自运动的意义和方向，对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有初步的认识。

5.参加“北京会议”3次。1951年我和罗世琦院长被选派出席“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基督教团体会议”，1953年和1954年又两次出席北京会议，1954年成立全国三自爱国会，我也荣幸地被选为全国委员。回济南后，都写出传达报告，团结代表搞好传达会议的精神，提高大家对会议的认识。

济南基督教青年会

袁叶如王神荫苗其训

基督教青年会（以下简称青年会）原由英国商人乔治·威廉于1844年创立于伦敦。以后传到欧洲大陆和美国，在美国得到迅速发展。它的活动也由最初单纯在青年职工中布道查经，进而举行各种学术报告，推广体育运动，开办旅馆、饭店，以利商旅游客等广泛的社会活动。

辛亥革命以后，美国传教士进一步在中国发展基督教。传教士穆德以传教为名前来中国活动。1913年2月到达济南，21、22日两天假大明湖畔省议会会场，向3000多名官立学校的学生讲道。穆德在演讲中，大肆宣扬美国物质文明、科学发达、青年的生活方式，特别突出青年会在各项社会事业中所起的推动作用。当场即有700余人签名表示“要亲自研究基督教的道理”，立志“攻读福音书”。传教士喜形于色，认为这件事是中国对基督教表示出宽宏思想所形成的新态度。

三

当年青年会虽属基督教的外国组织，但它并不直接吸收教徒，而是通过它的各种社会活动，扩大基督教的影响，进而为美国的扩张侵略服务。在这里仅将袁叶如亲身接触的北美青年协会派遣的两名干事，在济南青年会的活动，就充分暴露出美帝国主义利用青年会搞侵略扩张的真面目。

济南青年会第三任总干事美国人陶德满，他离开学校之后，就常与美国政界人物和资本家往来，因此他有一身美国官僚政客的习气和作风。他认为从事社会事业，必须具备丰富的“政治”头脑，遇事灵活，运用权术，有策略、有步骤地掌握对方心理，达到我们所要求的目的。他常把一本美国社会尔虞我诈、应付公事的《处世六术》介绍给新来的干事阅读学习。他有意识地多方了解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周旋于济南上层人物之间。有一次他从美国领事馆带回一束文件，同其他西籍干事们秘密地做了几天研究，将几张统计表格要袁叶如用打字机复打几份，并一再嘱咐要严格保密，不可外泄。今天回忆它的内容，实际是一件当时山东经济情报资料。

陶还时常个别地邀请青年学生到他家聚会，问长问短，倾听有关社会情况的反映；并将美国画报、杂志介绍给他们，宣扬美国的政治民主和社会制度的所谓优越。有一次他污蔑中国说：“中国虽是一个文明古国，不过太老了，走得太慢，这样下去，再有一百年也赶不上美国。上帝祝福你们，今后中美紧密地合作，就可以使中国返老还童。”很明显，在他看来，没有美国的殖民政策，中国将永远没有进步的可能性。

美国人侯感恩曾充任济南青年会副总干事，负责智育部工作。侯在来华之前，曾在美政府供职。他经常以其有美国博士学位而夸耀。大力吹嘘美国教育如何民主、如何进步。他主张中国应多请外国教育家讲学，按照美国方式改造中国教育。

但是这位自称来自“自由民主世界”的美国侯博士，在他主持济南青年会中学时期，却对中国学生采取蛮横无理的高压手段，不许学生参加校内外的爱国运动。当全国人民奋起抵制日货时，青年会中学师生排演爱国话剧，他则大为震怒，一再追查，除将为首师生严加斥责外，还在干事会上大发雷霆，强调学校虽属于中国，但智育部责任却是由我这个美国人负；日美并无恶感，所以学生抗日活动，不得在青年会办的学校内进行，以免影响日、美关系。

侯感恩对中国的情况十分注意。每日致力于调查工作，专请一位中国助手为他统计、绘表。他还编纂了一本《青年会事业的建设》，篇幅浩瀚，达数百页之多，实则是一部中国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汇编，泄露了我国的许多秘密。

“五三”惨案时，日军占据济南，侯对日军表示格外亲善。有一次，在他家召集干事会餐，侯妻穿着日本服装，并有意地说：“我们喜欢日本服装，在东京我们有好多朋友，日、美关系是好的。”在座的中国干事极为愤慨！

四

青年会大楼建好不到3年，便遇到日寇侵占济南的“五三”惨案。1928年5月3日以前，日军已经布满了商埠。那时青年会附近有不少日本、朝鲜侨民开洋行、当铺。日军便以保护侨民为名，在魏家庄口和普利门外，布设岗哨，用麻袋沙包堆成路障，上面附设铁丝电网。实际上商埠已经沦落到日军手里。5月3日那天，只听枪声连续不断，街上行人绝迹，也无人来往上班。我们就把会内原存的宣传抗日、迎接北伐军的标语、传单烧掉，将大门紧紧关闭。到5月6日那天，有个日本军官带着1名翻译和3个士兵前来叫门。我（苗其训）只好硬着头皮去开了门。他们一进来就问：“有没有中国兵？”我回答说：“没有”。他们就闯进青年会大门，楼上楼下查视一遍后走了。随后又来了十多个日本军人，强行把青年会作为其攻打普利门的联络站，每天有些日军跑进跑出。有一天还抓来两个商人模样的中国人审问拷打，后来不知道这两个人被弄到哪里去了。以后守普利门的国民党军队撤退，大队日军开进普利门去攻打内城西门。至6月11日，日军全部占领济南，强据在青年会的日军，过了半个月后方才撤走。

1937年，“七七”事变后，接着8月13日上海军民奋起抗日。济南青年会也立即组织一个伤兵服务部，全体职工都积极参加这项工作，并动员各教会人士一同起来搞。我们在火车站设有招待站，遇有过境伤兵列车，即登车为伤兵换药、供给茶水、代写书信。由于韩复榘的不抵抗，眼看济南不保，我（苗其训）曾协助将所捐募的物资、药品等运送到泰安，又由泰安送到徐州。

战争开始前，英、美领事曾通知各该国传教士在大建筑的房顶上画一个该国国旗，并在大门上张贴领事馆盖印的“美国财产”、“英国财产”纸条。惟有青年会没有这样搞。

1937年12月，济南沦陷，日军一直企图强占青年会。有一天，来了1个日军官，带着沦陷前在齐大教日语的俞康德来当翻译，说要借青年会作伤兵医院，郑仿桥总干事回答说；“我不能借给你，你若是要强占，那我就没办法。”我（苗其训）听俞康德对郑说：“你这话叫我怎么翻译呢？”由于当时日、美还没冲突，所以日军未行强占。

有一天，几个日本宪兵冲进青年会所办学校的办公室，要学校的教职员名册，指名找一位姓赵的教师，当即把赵带走，关了3个月。放出时，赵话都不会说了，无法继续讲话，不久含冤死去。

1940年秋天一个早晨，郑仿桥总干事坐着人力车从南关寓所来的中途，在剪子巷口，被几个日本便衣特务绑走了，一去就没有音信，终于死在日本宪兵队里。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日本乃迫不及待地占据了青年会。同时也强占了齐鲁大学作为军医院。把青年会交由留日同学会使用。该会乃派一姓姜的来担任总务，一个姓王的任总干事，负责主持一切。学校开设日语为必修课，日本特务机关还派来了顾问。

抗战胜利后，青年会恢复原来的各种活动，董事会成员中除有教会人员外，还请了几位国民党的新贵。总之，当时的青年会，还不可能摆脱美国的控制和对国民党的依附。

济南解放时，解放军进入市区。有一部驻在青年会和丁家崖四周，国民党飞机曾两次投弹轰炸。第一次弹落青年会大楼东北角丁家崖。第二次落在楼西北角，造成无辜人民的伤亡。国民党军最后从城内以大炮轰击，用燃烧弹击中青年会楼顶起火。3楼门窗被烧，当时我（苗其训）和会上职工，奋力将火扑灭，方没延烧到2楼。

解放后，青年会获得新生。一方面积极参加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与济南市各教会的职工共同努力，将青年会变为中国民主青年联合会的团体会员。由民主青年联合会资助人民币4万元，将3楼和房顶修复起来。1956年本会董事王神荫参加了中国基督教青年会友好代表团，前往印度各地访问印度的青年会和教会，对于促进中印友好，起了一定的作用。

另一方面，青年会也做了一些有益的社会服务工作。如开办沙眼防治所，请齐鲁大学附属医院的眼科医生按时来会诊病，会里聘请护士主持日常工作。请老会计师王文睿开办会计、簿记补习班。随后补习课目逐渐增多，范围也日渐扩大，设有数、理、化各课。还请佟至善牧师设钢琴班，辅导弹练钢琴。补习班学生达2000多人。

1953年补习班改组成建业文化补习学校，师生多至1800多人。1957年，学校独立，曾一度改为济南电力学校。电力学校迁泰安后，这里就改为普通中学了。

淄博市基督教会

王费劭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天津条约》，规定了“外国传教士可以到内地自由传教”的条款，各国基督教会争先恐后地派遣传教士到我省进行传教活动。最早进入淄博并在淄博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是英国浸礼会，其他教派在淄博也有所活动。现将我所了解的淄博基督教会历史沿革情况简述如下。

一、基督教在淄博的传播和发展

1885年，英传教士蔚兰光由益都经龙山峪到达淄川的蓼坞。蓼坞是淄川东南山区的大集镇，四面环山、交通闭塞。蔚兰光在集市上“舍药传道”，结识了开中药店的宋希泰先生（孤山人），又由宋希泰引见本村士绅白洁斋。这两人入教，成了最早的基督教徒。他们又帮蔚兰光借得刁姓民房两间，开设了礼拜堂，这是原淄川县最早的礼拜堂。以后经过3迁：一迁宋纪善家，二迁白子恒家，三迁西门外白大成家。

那时，英浸礼会正忙于向邹平发展，所以蔚兰光折回青州，参与了邹平的开辟工作。

1886年，蔚兰光由华人郑道庵陪同，从邹平向周村发展，但在周村找不到落脚点，只得每5天或10天一次了，早起骑小毛驴或坐手推车从邹平来周村街传道，散发传单。搞了大半年，好歹在周村玉皇阁货房（也是客栈），找到了落脚处，在客栈里舍药施医，吸引群众。当时有周村殷家场人殷觉，没有正当职业，因吸食鸦片把家产荡尽，疾病缠身。他的亲戚徐良德（周家庄人）对他说：“货栈有个洋人舍药不要钱，你快去找他看看，把病治好。”殷觉到客栈见了蔚兰光，并帮他看了一天大门。蔚兰光认为这是难得的机会，不仅施药治病，还发展他入了教。这是蔚在周村发展的第一个教徒。接着殷觉又介绍徐良德入了教。

蔚兰光打算找一处房子设点，殷觉立即将自己殷家场住宅北屋4间、东屋2间让给他用。殷觉的大哥大骂殷觉：“你把房子典给洋鬼子，败坏了殷家的风水，出卖祖宗。日后洋鬼子走了，就把你这屋当地掘成湾。”但殷觉铁了心。蔚兰光有了房子，便一面舍药，一面传道。这就是周村基督教会的起源。

蔚光兰在殷家场9年，只吸入了6个信徒，除徐良德外，就是殷觉全家5口。为了更好地利用殷觉，蔚兰光从淄川北安庄介绍刚受洗入教的女信徒韩信德给他做妻子，并亲自主持婚礼。后来，在殷觉的疏通下，蔚兰光在周村老龙窝租到耿家公寓的一处大院落，于1896年迁了进去，用3间大北屋作礼拜堂。1897年用3大间西屋开设了一个小“博物堂”，又叫“看报馆”、“谈经堂”。当年利用靠街的3间东屋开了一个“诊所”，从青州请来华人大夫孙思克行医；秋季又设立了一个“小学堂”，招收学生20个，聘请徐良德当教员。这年春节，蔚兰光又搞“春节布道”，把“博物堂”布置起来，搞了什么小火车模型、望远镜、座钟、地球仪、各种小动物标本模型、西洋大楼模型，甚至连手电筒也作为陈列品，还有西洋画报、福音画片、地形图等，用以宣传“西洋文明”。“诊所”也以“洋法西医”治病，在“舍药救苦”的幌子下吸引群众入教。1898年有了信徒80个。

在此期间，蔚兰光继续从周村向淄川、博山传道。明水、北安庄有信道者设立了支堂，支堂兼办学堂以吸引入教。北沈马庄已成为淄川最集中的堂会，1896年6月，蔚兰光带着殷觉在这里给教徒施洗，其他支堂的教徒也集中在这里，三次施洗7人，其中有韩信德和淄川教会第一个中国执事传道人王树奎。1898年蔚兰光在王树奎的帮助下，购得淄川城里王环维的宅子一处，将淄川堂会由北沈马庄迁到城里，开设了小诊所和一个小学堂。招收了十几名学生，选派王树奎为淄川堡的传道员兼管博山堂，把淄川博山合为“博山堡”，王树奎为总执事。

1886年，蔚兰光到博山传道，第二年在博山南门里西夹道租了朱孝福的一处房子，开堂布道，照例设诊所，请了一位中医朱羲正，后来商德成也经常到博山舍药布道，并设了学堂。1923年博山信徒捐资购得南关菜园边地基一块，于1925年6月建成礼拜，从南门里迁来。

到1901年，淄川发展到15个支堂，博山发展到3个支堂，蓼坞、明水、西窝、罗家庄、沈马庄、西张家庄、太平庄、西河等支会都买地建了礼拜堂，附设了学房。淄川信徒发展到200余人。蔚兰光在淄博堡选拔了第一批有文化的信徒4人送到青州郭罗培真书院深造（4人是宁纪善、白子恒、许百荷、王伯仁）。到1924年许百荷募集教友李焕堂（洪山鲁大公司职员）、王文华、刘广伦、张裕义、于惠东的捐款，购得洪山孙照起的房宅一处，开办了洪山礼拜堂，成为淄川堡的一个支堂。

德国帝国主义者修建胶济铁路，原定路线从周村走白云山之北，经邹平、章丘达济南，所以传教士们占据邹平作为中心地点。后来胶济路改由周村走白云山之南，周村成为交通要道，所以1903年胶济路大致竣工后，传教士们便开始陆续由邹平向周村转移。1904年法思远夫妇到周村傅家庄西郊建了大片住宅，开办了一个女学房，由法思远的老婆任校长，聘请中国人聂守真女士任教员。1906年蔚兰光回国，周村教务由传教士商德成接办。1907年，商德成在周村教会总执事殷觉的帮办下，购得傅家庄西郊土地十余亩。建房开办了一个男学堂，把周村街里原有教会小学合并进来，由新来的传教士胡维斯负责管理。自1911年春天开始，商德成在周村街里动工兴建西式礼拜堂，于1913年4月竣工。那时周村火车站已设在周村城东而不在城西，为了占据交通要地，把邹平的所谓“教会事业”如医院、中学等全部迁到周村，基督教会于1908年秋在周村东门外火车站西强占了大片土地，强行撵走住户，强迫群众迁坟。1909年开始建筑医院和中学校址，1915年将复育医院和光被中学从邹平迁来。从此，周村逐步发展为基督教在这一带地区的中心。

除了占主导地位的英国浸礼会外，基督教的其他一些教派也先后对淄博进行了渗透，主要有以下几个：

（一）灵恩会和耶稣家庭

灵恩会的制度及其坏作风引起越来越多的教友怀疑，识破他们是以“属灵”为幌子大搞混乱。灵恩会传道人王彼得公开搂着黄子安的老婆“亲灵嘴”，被一位女护士看到了，吓得再也不敢去灵恩会。有的教友亲眼看到夜间聚会后一男二女睡在一起，甚至连牧师荣凤翔的女儿也受骗于夜间越墙跟人私奔。这些混乱现象不仅引起教友的反感，连战仲三、王汉卿、黄子安也厌弃了这个灵恩会。但他们是从“老教会”（指周村礼拜堂，灵恩会自称新教会）分裂出来的，没有脸再回去，于是投靠了所谓“耶稣家庭”。

耶稣家庭是从泰安的马庄兴起的，是敬奠赢在“土生土长中国本色”的幌子下搞起来的。黄子安、冯兰馨、李守恩、李桂英都加入了泰安马庄耶稣家庭，于1938年周村灵恩会摇身一变成了“周村耶稣家庭”。从马庄派来了第一任家长陈星三、女家长王振全，1942年换为家长李灵舟、女家长李星云。这时他们从张家胡同迁到顺河街。以后黄子安在马庄受过训练回到周村当了第三任家长。解放后教会自发地开展了“耶稣家庭革新运动”，揭发了敬奠赢的反共反人民罪恶活动，广大教徒们认清了他是在美国间谍李代文直接指挥下的反革命集团头子，敬奠赢受到了镇压，耶稣家庭也就消亡了。

（二）王村冶头一带的“真神会”

“真神会”是由白保罗传播的。白保罗是一个国籍不明的传教士。抗日战争时期他自称德国籍，日本投降后又变成美国人。他多年来在章丘龙山活动。1932年由教徒张相东陪同来到冶头，先在西阿村教友李爱道（女）的房子住下。第二年在冶头村西头用720元白洋购得曹叶兴房宅一座（大小草房19间），正式设立了教会。因他自称“不属于任何教派”，所以起名叫“伯大尼”。而后又翻修了礼拜堂3大间。1935年又在道凯、王村盖了礼拜堂。因白保罗找了一个姘妇王金英，受到冶头教徒反对，所以白保罗带着王金英于1938年去了王村，冶头教会由王楠陔而后是裴广源和袁世光负责。

日伪时期，白保罗大肆发展教徒，入教的一时达200余人。他发展教徒的主要手段是小恩小惠引诱，每到礼拜天就以吃馍馍喝汤，诱人作礼拜。至今还流传着这样一个歌谣：“头遍钟抬头望、二遍钟一大帮、三遍钟连哭带唱、四遍钟又吃馍馍又喝汤。”同时，白保罗也是大搞混乱的能手。他特意请张店马庄的王老婆到冶头开“奋兴会”达一月之久，大跳灵舞。王用手掌击打人的头，说声“圣灵来了”。被打的人就得跳起来，谁不跳就被指为身上有魔鬼，大家一同来打鬼，并且会后不准吃馍馍；谁跳的高就说谁是“被圣灵充满”。所以一到聚会就大哭大叫，跳累了扑倒在地，就说是“被提升天了”。白保罗说：“入教受洗必须冬天河水施洗才能真得救”，因此选定每年春节正月初四施洗，在冶头南沙河，男女混杂一齐下水。1935年一次施洗的有30人，得病的有26人，病后禁止吃药，只靠祷告，不治而死的有3人。每次施洗都拍照片，寄到国外换取美金。白保罗还仗势欺压百姓，并偷绘胶济铁路沿线地形图，调查淄博的矿山物产等情服，并搜集八路军、新四军的情报每月寄往美国，大搞间谍活动。1940年白保罗病死在王村，他的姘妇王金英把什物拍卖后改嫁而去。群众把白保罗的尸骨扬洒在田野，以泄民愤。

（三）“远东宣教会”（中华圣洁教会）进入张店

张店是个新兴的城市，虽然英浸会早在桓台索镇设了教会，但一直没在张店设立教会。1938年远东宣教会见张店是个空白点，便在张店开辟了教会。

远东宣教会是美国人高满主持办起来的，他出身于官僚家庭，干过电报局长等职，后来退出政治舞台，热心于外洋布道工作。约在1915年他到远东地区活动，周游日本、朝鲜，进行传教，所以他搞的教会名叫远东宣教会。他在宗教上别树一帜，自称他的教会是最圣洁的教会，所以远东宣教会又称“圣洁教会”。在日本的称“日本圣洁教会”，在朝鲜的称“朝鲜圣洁教会”，在中国的称为“中华圣洁教会”。高满死后，他的伙伴吉宝仑约于1928年到达上海开始传教活动，并在上海开办了“远东宣教会圣书学院”，吉宝仑的儿子吉傅文当院长兼董事长。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该院的学生都纷纷被派回原籍，李耀忠牧师及其十几位男女同学于1938年回到山东。同年秋，朱兰峰先生到达张店，最初在安乐街赁房设立了布道所。1942年朱兰峰因生活困难回到了老家辛店，1943年又派来了女传教士黄秀莲，日本投降后，又从辛店调来杨焕武换回了黄秀莲。

1948年上海倪析声的“聚会处”（小群）发动了“要以聚会处占领全中国”的运动。在各城市拉拢基督教青年，用大量金钱收买教会上层人士，接收当地的教会。当时张店的杨焕武牧师经济无着，也就依附了“聚会处”。同时，济南的灵恩会对张店的争夺也不遗余力，从1943年起就不断笼络张店教会上层人士，到该会设在济南历城的“灵修院”去灵修。张店的刘书纪、孙正岱、范德修等都先后去灵修过。灵修院也不断派人来张店、淄川、博山、三台庄等地活动。因此，张店成为“聚会处”与“灵恩会”争夺的焦点。张店教会的执事与牧师誓不两立，必欲撵走对方而后快。在灵修会包泽华的唆使下，张店执事们终于撵走杨焕武，挂上灵恩会的牌子。

（四）周村的基督教青年会

二、基督教在淄博的各项事业

为了扩大宗教影响，基督教会在淄博也举办了一些文化和医疗事业。兹简介如下：

（一）光被中学

早在1905年，英浸会就在教会区域内吸收部分小学毕业生，开办了“中学堂”。邹平的“中学堂”也于是年开办，招学生37名，蔚兰光做了第一任校长。1906年，蔚兰光回国，林惠生任校长，定校名为“光被中学”，从青州请来刚从广德书院毕业的李乐书、刘玉鼎任教员，另从当地请秀才刘炳章任国文教员。1909年由传教士宋志诚任校长，不到两年又换成潘亨利。周村东门外的校舍建成后，该校于1915年迁到周村，校长为高膺福。学生多是从各段高小学堂毕业的学生中选送来的。入学后每个学生都必须填写志愿书。课程以宗教课程为主，其他普通课程也不过是宗教课的辅助教材。圣经课是必修课，而且早礼拜、主日礼拜也是必修课程。连暑假期间也不放过对学生的宗教教育。1916年后规定学生假期要回到各支会作义务布道或担任礼拜堂的主日学的教学工作。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要求教会学校必须立案。立案的条件是“必须取消宗教课程，必须由中国人任校长。”这是外国传教士们所不能接受的，所以对立案一事一拖再拖。到1928年认为不能再硬拖了，便由统会做出决议，名义上成立了“组织董事部”，“接洽立案事宜”，实则换一种手法继续拖延，并向各处发信博取同情。当时山东省教育厅对教会学校立案一事一直没有明确的措施，一味观望。学生们看到立案无望，威胁到了个人升学和就业的前途，青州守善中学的学生就起来罢课示威，要求立案。中国校长王梓重逃到济南，学生们把在青州开统会的教会负责人张伯怀、王钧堂、张培真等7人扣起来送到青州县党部禁闭起来，县政府认为县党部无权扣人，就派警察局长去把扣押的人送回教会，于是，传教士们借题发挥，说“县党部挑唆学生闹学潮”，说“中国政府不给立案”，“环境恶劣”等，把不立案的责任推到中国政府身上。同时，指使周村光被中学校长高膺福赶快遣散学生，以免再闹学潮。因此，光被中学于1930年春停办，同时传教士们还决定将其他教会办的各中小学一律停办。

1929年12月15日，在青州召开的统会年议会上制定下了“学校的改组方案”。根据这个方案，英浸会所办的3处中学（青州守善、北镇鸿文、周村光被）都把“中学”的名义取消。青州守善中学改为“守善工农神学院”，北镇鸿文中学改为“鸿文工农道学院”，周村光被中学停顿一个时期后改为“光被道学班”，挂起“农工”、“神学”的招牌，就不用立案了。

自中学改为道学班，学生们对前途悲观，纷纷离校。道学班降低到初小程度，人数大大减少。为了维持下去，对学生来者必收，程度参差不齐。1932年统会又同意成立“筹备委员会”负责复校事宜。经过一年的筹备，仍毫无结果。1933年11月统会作了如下决定：“恢复青州、周村、北镇3处高小，每校于3年内筹足大洋6000元即行开办。此6000元之基金由各地自募3000元，请差会每校津助3000元。”1934年，特别成立了“周村邹平区恢复光被学校委员会”，发出了《恢复光被学校募捐说明书》，开展了募捐活动。但经过3年，仍因款项不足，不能恢复开学。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1938年张思敬在周村西郊原明道神学院校址办“难民救济会”，以工代赈，利用难民修整房屋墙院，并把收容的青年、儿童130余人分成初小三、四年级，高小五、六年级共4个班，请了原先光被中学教员张文敷做校长，光被学校就此算是按1933年决议恢复了高小，临时称做“光被学道班”。

1941年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英日宣战，英浸会的传教士被集中到济南去，有的被送进潍县集中营，教会学校被封了门。后来经张思敬奔走活动，1942年春正式恢复了“光被中学”。1947年周村解放时，校长张文敷坚持反动立场，带着部分学生逃到济南办“流亡中学”，后迁回。周村再次解放，他又第二次带学生逃到济南，借用广智院的房子搞“流亡中学”。直到济南解放后，得到人民政府的照顾和安排，流亡师生回到周村，光被中学回到人民的怀抱，演变为今天的淄博六中。

（二）遵道女校与明道神学院

1911年在周村西郊开办的女学堂已逐步发展到高小程度，与邹平女学堂考选来的一部分女学生合办为“遵道女校”，以培养女传道人员为最初宗旨。由女传教士党翠珠任校长，从青州调来女传教士司敦任教员。至1924年添了中学班。1924年，司会硬要把遵道女校的中学班移到青州，与崇道女校中学部合并，而把崇道女校的高等班移到周村，使崇道成为完全的女中，遵道成为完全高小。周村的传教士大有意见，于1928年的统会上提出提案，通过决议恢复原状。只因学校立案问题，统会决定各学校一律停办，所以也就没有恢复原状的必要了。

自1926年中学部正式调走之后，遵道女校办了一个短期“学道班”，以顶替中学班，所以中学部是名亡实存，遵道女校也从此改名为“明道神学”。最初是一年毕业，1928年改为3年毕业，校长由党翠珠改为女传教士苏慕德担任。1930年秋光被中学停办后，这里正式挂起“明道神学院”的校牌，取代了光被中学的地位。“七七”事变前，因“时局紧张”已开办光被学道班，明道神学院便迁到东门外原光被中学的旧址。于1939年6月13日开学，招收19名。同时办起了一个“贫儿托养所”，收养贫苦儿童100余人。明道神学院到太平洋战争爆发时被日本封了门，学生分散。1946年恢复起来，迁到青州与圣经学院合并为“明道圣经学院”。1947年青州解放前夕，明道圣经学院逃到济南广智院办“流亡神学”。解放后，于1952年9月华东12个神学院联合时，流亡济南的明道圣经学院与齐鲁神学院一同合并到南京成立的“金陵协和神学院”。

（三）复育医院

三、解放后三自爱国运动

在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国家的主人。基督教界人士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反帝爱国的旗帜，开展了基督教三自革新运动。1950年7月28日，以吴耀宗先生为首的40位基督教爱国人士发表了“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革新宣言，得到基督教界广大人士的支持和拥护。三自爱国运动在山东、在中华基督教会中四区会，也逐步开展起来。

1951年1月23日，周村的中华基督教会与周村天主教会联合举行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及教会革新运动大会”，参加大会的有基督教、天主教、基督教服务处、山东大会、周村耶稣家庭、培德学校、光被中学、博济医院、复育医院、山东中四区联会等10个宗教团体及文教机关的800余名群众，发表了“基督教革新宣言”，举行了游行示威。同时还在淄川举行了170人参加的大会（1月27日），在博山举行了有博山、昆仑、三台、西河教友200余人参加的“抗美援朝暨教会革新运动大会”，都一致表示坚决反对美国对朝鲜的武装侵略，支援朝鲜反侵略的正义战争，坚决拥护中国基督教革新宣言，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中国人民独立自主自办的教会事业。还发动了“教会革新宣言”签名运动，在宣言书上签名的，计有：周村250人，博山224人，淄川210人。此外还为慰劳志愿军救济朝鲜难民进行了捐献。计有：周村教友捐献23.3万元（旧币，下同），淄川教友捐献12.7万元，博山教友捐献90万元；还对烈军属等捐献救济款42.9万元，玉米150公斤。

基督教界人士一致拥护政务院“关于处理接受外国津贴及外资经营之文化教育救济机关及宗教团体的方针”，于1951年中区联会及各堂会进行了“宗教团体”登记。光被中学于1952年转为人民的教育事业，博山的博爱幼稚园也转为公办。周村复育医院于1954年2月转为国营的人民医院。1959年元月，在当时的中共淄博市委和市人委领导下，在周村召开了“淄博专区基督教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淄博市和惠民、邹平、无棣、沾化、广饶、博兴等县的代表80人。会议正式成立了淄博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通过了章程，制订了《基督教人士的自我改造规划》。接着，在教友支持下，整顿了教会组织，取消宗教派别，统一称为淄博市基督教会，革除了教会内的陈规陋习和不合理的制度，基督教界人士真正享受到了宗教信仰自由。

（本文由徐道铃作了删节，淄博市政协供稿）

德州基督教开端与发展

〔美〕艾丽斯·里德

早在1866年，在离德州不远的天津的小教堂里，斯坦利先生遇见一些人，这些人说服他南下去他们村庄旅行。其中一人北上天津，旨在寻找西方枪、炮和其他物资，准备以此来对抗地方官府。地方官府正试图逮捕他，因为他利用一个秘密会社的迷信习惯赚钱。此人无意中来到教堂，听到斯坦利先生宣传爱的信条，便改变了主意，并发出了邀请。于是斯坦利访游他的村庄。此后几年里，斯坦利先生又偶尔在此逗留过几回。

庞庄发生了严重的饥荒，斯坦利先生被派来进行调查。其结果是：斯坦利先生于1878年2月12日开始做救济工作。在冬末和春天几个月中，亭利·D·波特先生继承了他努力的成果。价值1.2万美元的中国货币分发给了115个村庄。此次饥荒终了时，传教工作显然已进入了一个全新时期。对外国人的偏见已大部分消失。

此次饥荒救济经历的一个现实结果是颇令人信服的，尤其是波特医生这样认为，即庞庄应辟为一个新的立足点。波特医生和史密斯先生立即着手开展医务和福音传教两方面的工作。两年之后才有了合适的寓所。随后，他们的妻子来到了身边，并偕同带来了玛丽·波特小姐。

卫氏医院建于1885年，次年教堂建成，其建筑材料与劳力是当地教民提供的。一位教师在从外面借来的房子里开始给男孩子们上课。直到四五年后，当地才有充分把握担保把学校搬进新的工作园地。波特小姐创办了女子学校，入学资格是不裹脚。格特鲁德·威克福小姐接替了妇女福音传教工作，她的孪生姊妹格雷斯于1887年负责女子学校工作。

传教士和中国传道者们八方游历的结果，使小教堂四处兴建。一位和尚从某处听人说起史密斯先生。他听了史密斯的讲道，受到影响，改变了自己的信仰。1877～1878年饥荒过后，他把所掌管的村庙连同20多亩地归为教堂。

1877年，庞庄学校增加了年级数，共有43名男生，他们大都是教徒或见习护士。候补名单上还有另外15名男生。次年一座为60名男生准备的新建筑落成，这些男生自付一半或更多的膳食费。

义和拳时期，庞庄园地奇怪地免遭破坏。几乎是南从扬子江北至阿穆尔河。天津通商口岸外，惟一未遭破坏的布道园地便是庞庄。教士们被允许返回时，发现自己的房屋相当适宜居住。

1903年，庞庄有8名传教士。中国领导人对所有宗教问题和普选权有一定的认识。在曾经是“不屈不挠反抗外国”的德州，新的势力正在发展。主要街道上的资产者买通了一位已成为基督教徒的回族钱庄经理，得到其帮助，建成了一座内部小教堂。半月一次的门诊颇受欢迎，从而使礼拜诊疗时慕名而来的人数常多达上百人。

教徒共有256人，住在90个村庄，其中妇女的人数相当惊人。37名妇女参加了一个暑期培训班。所开设的实用课避免了两项诉讼，使18名妇女答应戒吸烟草，19名妇女发誓反对娃娃亲和早婚，影响到极其穷困的42名妇女有希望成为向教会交纳什一税的人，并鼓励数名妇女和姑娘不裹脚。

专科学校有35名男生，寄宿学校有30名女生。1907年，从美国布道会来了一个代表团，他们在报告中说：“有一点将永远是毋庸置疑的，即中国将最终掌握她的整个教育制度……而且……其目标是一个联合的中国基督教会，这教会将尽可能少地容纳那些民族和教派特征，那些特征是已将教义带给中国人，忠于由各民族和各个教派组成的基督教徒的人所具有的。”

在没有令人满意的公共学校时，同那些教堂合作的布道会决定，它将为基督教团体的全部儿童提供小学和中学，如果可能的话，这些学校将完全自理。一旦有了令人满意的政府学校，这些学校应得到资助，但布道会或那些教堂必须在道德和宗教方面提供教育，课程的设置则应与政府学校一致。

1909年，在德州城东1.5英里处购置了一块地皮。这是一块盐碱涝洼地，因而售价极低。这是为把学校和医院从庞庄搬迁到那儿所作的准备。过了些时候，从美国布道会领取了专款，便破土动工了。先建了医院和男校，后建了女校和中美两国工作人员的寓所。

1904年，在南郊买了一块地皮，在此修建了一所小学和一座更大的教堂。

1916年秋，教室和宿舍落成，学校自庞庄迁此。

1917年9月，大运河南岸决堤，洪水逐渐淹没了园地和周围地区，除医院的二楼和三楼尚可继续使用外，其余建筑都只得撤空。

有两个人，他们在庞庄开始上学，在北京的学院里继续深造后，成为德州男校的教员。后来他们被送往美国进一步深造，其中之一王元信先生，于1928年被任命为这些学校的校长。

国民党掌握政权后，中国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新政权建立了教育部，并确定了课程设置。省教育厅批准王先生创办联合教育，这在省内是首批学校之一。之后，为了纪念在庞庄创办第一所男校的波特医生和首创女校的威克福小姐，学校被命名为“博文中学”。这些学校在原来很小的规模上有所发展，于是又修建了新宿舍，还在男生区建了一座图书馆。

仿效许多美国私立高等学院的办法，格林尼尔学院开始对在中国青年人的教育上提供帮助感兴趣。始自1916年，4对夫妇到达此地，同行的还有一位未婚妇女艾丽斯·里德。稍后两名中国人：王先生和侯先生——本校和美国学院的毕业生，加入了这一行列。从1921年起，格林尼尔学院毕业的青年人，第二年一轮来此，在英语和体育运动方面提供了可贵的帮助。此后，美国经济危机使这一计划无法继续实施。

本校在国家教育部注册，这意味着这儿的毕业生得到官方的承认，所以课程须按教育部规定，学校接受政府督学定期视察，毕业班的学生得到文凭前，必须通过省级考试。

到1930年，本校被公认是方圆80英里之内最好的学校，因为在这儿得到良好的指导，个性培养受到重视。这一点为下列事实所证明：一直在省级考试中成绩名列前茅。学生中包括德县县长的儿子、商会会长的儿子、县学校（政府）负责人的妹妹和乡下一个最富有的人的儿子，还有城里几位知名商人的女儿。

直到日本占领中国北部为止，本校一直在发展。有些年纪大些的学生奔赴自由中国，绝大多数去了成都地区。1937年秋，日军占领了全部布道建筑。在此之前，医院工作就停止了，学校也关闭了，无论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医生和教师们都离去了。

1938年1月，日军已向南方逼进，只在德州留下一小股占领力量，他们撤出布道园地，中美人员可以返回了。随后，开始了整理工作。

日本军事当局允许重新开办本校。虽无人愿在他们的统治下卖力，但有许多学生因年岁太小，不能参加中国西部由许多中学和高等学院学生参加的群众运动，所以，重新开办我们学校的事就定下来了。慢慢地，学生回来了，起初人数寥寥无几，但到春季学期末，已有相当多的学生注册。校长王先生因言辞很尖锐地谴责日本的占领，所以公认他返回是不安全的。这样，艾丽斯·里德小姐接管了校务，由一个先后在本校和学院毕业的人做助手，此人因为家庭缘故，未能逃往自由中国。

伴随1914年12月8日日本袭击珍珠港，这里的一切都完结了。日本官员来到园地，通知美国人员说，学校和医院必须关闭。美方强烈要求，学校是否可由中国校长负责，中国教师执教而继续开办，并非只有美国人经办不可。这一请求横遭拒绝。于是，第2天，学生们唱着校歌启程回家了。

1946年12月，当地的共产主义政权命令将所有建筑物拆毁。据一位途经德州去北京的中国公民报道，德州东部的村庄按照命令，派出人和火车，拆毁建筑，并把建筑材料运到东边出售。

（本文由杨敏译，德州市政协供稿）

临邑县基督教和天主教

刘传秀葛孚信

一、临邑县基督教的历史

1900年美籍牧师莫约汗·载锐在平原县前后芦家村修建教堂，即在临邑、济阳等县部分村庄传教。同年亦有其他美籍牧师、中国牧师等进入临邑境内传教。李家乡荆家村荆贵庆之父被按立为长老。中国牧师张和亭在夏口街发展郭文林、郭文治等人为教徒。美籍牧师纳·韩活动在孙安乡寄庄户一带。1920年济阳牧师孙宝珍来临邑，在县城圣麟街（仓圣街）创办临邑支会，1923年教会在西街修建教堂。从此，基督教在临邑县逐步传播发展起来

2.教堂。临邑县基督教会原教堂位于临邑城西街，1923年修建。当时只有4间北房，一间门楼（砖瓦结构），门口两边各有一个石狮。后扩建有17间西房、7间东房（土房），南屋是一座6间2层砖楼。教堂共占地面积2000平方米。1949年后逐渐失修、毁坏，由教会自行拆除。“文化大革命”结束时，仅存11间平房，因县城规划，予以拆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落实了党的宗教政策，县拨给教会房产款2万元。1986年以长老陈青山为首在利禹公路西、临邑镇西教场东设立教会、三自爱国会办公地点。现有北房5间、西房4间（砖瓦结构）。

3.三自革新运动的兴起。解放前，临邑县基督教会牧师李鸣歧等神职人员索取教徒奉献，接受美国教会的津贴，始终受美教会领导和控制。

解放后，全国开展了三自爱国运动。1954年9月22日，牧师钟玉琛在张法古村召集全县教会牧师（李鸣歧）、长老（宋孝广、朱兆凤、王德彪、李永福）、执事（王念维、郑庭臣、李永香〈女〉）等10余人，开会一天。会上钟玉琛讲述了“三自”革新运动的意义、要求，会后对教徒重新登记。1945年，长老朱兆凤从上海学习教务回临邑，和牧师李鸣歧于7月25日在西街教堂召开60多名长老、执事、教徒参加的骨干会议，会上产生了“三自”爱国委员会。委员有朱兆凤、朱兆然、荆文修、张立全、郑庭臣等20余人。会后对教徒进行登记。8月11日召开了全县“三自”革新运动会议，到会的神职人员和教徒骨干57人。“三自”爱国委员会要求全县神职人员和教徒，要爱国爱教，不能依靠帝国主义吃饭，搞好生产，建设新中国。“三自”爱国运动的开展，使我县的基督教会逐渐改变了面貌，神职人员与美国教会继绝了联系，索取奉献改为自愿奉献。

4.教徒发展。1923年教堂修建后，仍受美籍牧师莫约汗和外县牧师控制，干涉教务。这时，教会主要依靠教会学校、赈济灾民、劝其信教等方式，发展教徒。1937年达到最盛阶段，全县有牧师3名、长老18名、执事5名。教徒1780名，分布在224个村庄，设临时聚会11处（李佛头、刘渤海、朱楼、宁楼、周道口、老刘庄、李王、侯家、马章寨、刘玉环、马家庄）。

解放前夕，美籍牧师和外县牧师离开临邑县境内，本县神职人员活动日趋消沉，教徒聚会转入以村为单位，有些教徒停止活动。1945年临邑解放，很多教徒从实践中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要求自愿退教。据调查，齐家、刘渤海、大孙、草寺4个村退教的31户，占当时信教总数的70％。1949年教徒减为866人。

建国后，我国实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以牧师李鸣歧为首的神职人员，恢复了宗教活动。1952年全县有牧师1人、长老14人、执事3人，教徒1000余人。到1957年发展到1799人。1958年后，教徒大量减少，至1965年，教徒仅有600人，分布15个乡镇，99个村庄。“文化大革命”10年，基督教会基本停止活动。

二、临邑县基督教的现状

1978年临邑县贯彻落实了党的宗教政策，于1979年成立了“三自”爱国小组。组长陈青山、钟玉琛、王玉科为小组成员。从此，教徒逐步恢复和发展。1984年发展教徒几百人，1986年陈青山被山东省三自爱委会按立为“长老”，先后又为几百名望友洗礼、入教。到1987年全县临时聚会点24处，教徒457人、教友960人。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进一步落实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使宗教活动趋于正常化。1988年3月，山东省“三自”爱国会副会长牧师许长泰、牧师蔡重生来临邑县基督教会指导工作，并按立刘立奎、李眉林为长老，同年4月成立临邑县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董大海任主任、副主任王万然、王希成。委员刘立奎、李眉林、王金铭、钟爱修、许维升、张俊芳、李福升、乔从明。秘书许维升（兼）。1989年刘立奎长老考取山东神学院，许维升上了神学函授，刘文奎当选为县第四届政协常委，许维升为委员。据统计，全县4处中心聚会点，51处分点，教徒发展到5200人。

三、临邑县天主教

天主教崇拜天主（即上帝）和耶稣基督外，还尊玛利亚为“圣母”。清光绪六年（1880年）由德国爱神甫来临邑宿安乡刘家寨村传教。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在该村建立教堂一座，名为“圣家教堂”。在占用该村庙地庙产的基础上由德国教会资助建立，除主教堂外，另有平房20间，占地1300平方米，民国19年（1930年），德国宁神甫来林子乡曹家寨村传教并修筑“总铎教堂”一座，除主教堂外，另有平房10间，占地1000平方米。解放前，县境内先后建有教堂20处，其中宿安乡刘家寨、东小张村、林子乡林子街、曹家寨、营子乡营子街、李家乡李仙台村6处教堂都是德国式的尖顶大教堂，有平房60间。其他宿安乡东辛庄、张耿家；赵家乡孙家；李家乡荆家、大郭家；林子乡小庞家、徐店、刘双槐、河沟、朱尔歪、前官道、弥家、马寺、宋家14处都是3至5间的平房。

刘家寨“圣家教堂”属济南洪家楼天主教堂领导，管辖原临邑、商河两县教堂，也是临邑县天主教的领导中心，由德籍神父爱、总、于芳范、郎、中国神父张成福、赵传树等人相继主官，临邑境内下设曹家寨、林子街、东小张、荆家村、李仙台5个分堂，负责所属村庄的教务。曹家寨“总铎教堂”在刘家寨教堂领导下，管辖原德平、陵县两县教堂。

办学、赈灾、施药、劝信是发展教徒的主要方式。1943年前刘家寨、曹家寨、李仙台3处教堂先后开办了教会小学，历年总计学生700余名，都被发展为教徒。1941年至1943年大旱，田地龟裂，以曹家寨教堂为中心，借赈济灾民之机，大量吸收教徒，当时群众中流传着“奉教为了铜钱两吊”的歌谣。解放前，百姓缺医少药，生病多求神问卜，刘家寨等6教堂德籍神父对发烧头痛一类的求医病人给点药品，并劝其入教。还有部分群众在“入教后天主赐福免灾，死后赦罪上天堂”的劝说下入了教。

教徒初有几十人，1931年100余人，1937年发展到3000人，其中贞女21名。主要分布在宿安乡刘家寨、东小张、张耿家；林子乡林子衔、曹家寨、小庞家、河沟崖、朱尔歪、宋家、弥家、小刘家、徐店子、前官道、马家寺；李家乡李仙台、荆家；赵家乡宋家、王党家、孙家、王草子、七里庙；营子乡营子街等一带村庄。

解放后，人民政府贯彻执行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教徒开始公开过“主日”，信教者增加。1957年有教徒550人，其中修女18人，会长17人。1962年发展到605人，1963年后因三年自然灾害信教者锐减至150人。1965年恢复到200人，其中修女14人，会长15人，分布在5个公社17个村庄。“文化大革命”期间，教徒基本停止活动，仅有极少数老人在家做“主日”。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纠正了“文革”期间左倾错误，落实了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天主教徒重新进行宗教活动。1985年全县有教徒150人，教友200人。主要分布在林子乡曹家寨、小庞家；赵家乡国家寨；宿安乡刘家寨、东小张；李家乡李仙台、大郭家、洼里正、张史家；营子乡营子街；孟寺乡李官庄；德平镇三刘等7个乡镇14个村庄。

（临邑县政协供稿）

天主教周村教区

宗怀德

天主教是基督教三大宗派之一，本是老基督教，也称公教或加特力教。加特力是拉丁语Cathctica的译音，原是“公”的意思。天主教是罗马公教在中国的通称。

一、天主教在周村的初期活动

早在唐太宗时，天主教的一个派别——聂斯多里派就在我国陕西一带流传，称为景教。元代也一度传入，后中断。

16世纪初，随着欧亚海路的通航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又传入中国。1555～1557年，葡萄牙传教士在澳门获得了对华传教的立足点。1582年（明万历十年）天主教耶稣会士意大利人利玛窦来华传教，初在广东肇庆活动。1601年（万历二十九年）到北京，向明朝皇帝进呈自鸣钟等物，并以迎合中国风俗习惯和传播西方科学知识等方法为传教手段。当时的礼部尚书徐光启等与之交往甚密，并领洗入教。继利玛窦后，天主教其他修会也相继来华传教。

1601年利玛窦第一次到京都时，冬月河冻，暂留郭居静（意大利人耶稣会士）于山东，独回苏州，与故人翟太素去南都。意大利人耶稣会士毕方济于1632年前后在山东传教，由山东复至南京。耶稣会士龙华民每年由北京到山东访问教友时，往往从济南到青州（益教）和临朐经过桓台等地。1641年龙华民从北京赴青州时，途中遇盗，尽丧所有。青州宗王某闻龙氏名，把他请到自己家中，和他谈论道义，并请来回教博士和他辩论，博士无言答对，宗王受洗，接着全家都入了教，名为“保禄”。青州、济南及诸城官吏数人也相继入教。当时山东最著名的文士某到王府谒见龙氏，听了他的说教后，很是佩服，也受了洗。立教名为“玛窦”。

1650年（顺治七年）11月利玛窦、汤若望、龙华民、郭居静以及方济各会士利克敦在山东奠定了方济各会在山东的基础。他们在一年之内即劝信入教的数千人受洗，并修建了教堂3座。接着又有毕兆贵和文督辣于1652年来山东。此后又有利安定、华德美、郭纳壁、柯若望、麦宁学等相继在我省传教。1685年郭纳壁神甫在青州和临朐兴建教堂两座。1695年柯若望在济南成立了方济各亚索会。

1636年耶稣会士龙华民曾到过桓台。据传，当时桓台县的宗王庄曾有一个姓宗的学者去北京投考时，在北京接受了天主教的信仰。天主教便由他传入了桓台县的宗王庄和邢家庄。此后，惠民县的姜家楼、博兴县的邱李庄、青城县的胡家屋子和新立村的天主教都是由桓台县传去的。

周村地区天主教传入最早的首推韩家窝，约在1876年。在此之前，韩家窝原有7户参加“一柱香”道会门。他们因见到临淄的知名人刘玉秀才放弃了“一柱香”，一齐改信了天主教。周村镇内的教徒都是在修筑胶济铁路前后，由桓台宗王庄、邢家庄、郇召村，以及淄川和邹平等地搬往周村定居的。他们多数以卖估衣和做小生意为主。

初期，教会和地方势力曾有过斗争，后来终因两不相让，结成世仇。韩家窝教徒胡维勤和张继享，依仗天主教外国传教士的势力，借修建教堂的名义，在大埠山教民的山地里开凿山石。该地区是韩姓家族历来视为影响其风水的禁地。因为韩家是韩大千、韩二千两大仕宦的望族，一向在该地区势力很大，威震附近乡镇。族长韩迎阶亲自去淄川县告状，县官立即出示敕令胡维勤、张继亨等教徒停止在大埠山一带开业凿石。韩家打赢了官司后，将判决书刻在碑上，以表示胜利，并将碑竖在看守茔墓地的屋内。教徒们不甘失败，千方百计挣扎起诉，前后周旋9年之久而不得翻案。最后张继亨徒步去济南天主教拜见专职负责诉讼的滕神甫，诉明前后案情，滕神甫当即表示此案不翻决不罢休。自是滕神甫绞尽脑汁，经过4年的钻营，终于迫使淄川县知事进行翻案判决，并将宣判刻在石头上，直接竖在县衙门外，用以展示斗争的胜利。两次官司持续了13年之久，造成了韩家全族与天主教徒的世仇。

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韩家窝、长旺庄和石埠等村韩氏家族组织了大刀会，开展了“赶二鬼子”、“赶二毛子”的斗争，决心把天主教和教徒斗倒，把翻案判决推翻，迫使胡维勤等将县衙门前的石碑砸毁。当他们去胡维勤家堵拿教徒时，大刀会员韩英长、韩发坤当见到胡维勤等已越墙逃走，而教徒石悦义正将最后一个教徒托上墙头时，即举矛枪将石悦义当场刺死。之后又将7户教徒的房屋门窗砸烂，家中财物全部剿光。

八国联军侵入北京，烧杀掠夺，无所不为，并支持和纵恿各地传教士和部分教民向反帝反洋的群众提出了苛刻的条件。韩家窝的教徒也不例外，他们在外国传教士的策划下，要求县官判处韩家窝对被杀死的石悦义和被剿的7户教徒赔偿12000铜钱，款由教会当局安排分摊。这给韩家窝的大刀会员们在生活上造成了极大的困难。从此韩家窝的韩氏族人和天主教及教徒群众结下了不解之仇。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他们之间的团结。

二、周村教区的建立和发展

周村教区设立前，约在胶济铁路修筑时期，由济南天主教会当局派德国传教士万太亨神甫为张店本堂（即主任司铎）管辖张店及周村附近各村教徒。当时所属的村庄有南家庄、马庄、固玄、西马庄、韩家窝、边辛和淄川县各村的教会。1920年左右，周村由张店划为周村本堂区，由德国传教士路至台神甫管理。下辖长山县以及淄川县、邹平县的一部分堂口。教堂与神甫住房设于周村长行街南首路西，当时教友约100余人。

周村教区原属济南教区，在教区划分之前已有10个本堂区，即周村的长行街、张店的杏园路、长山的边辛村、桓台的邢家庄、蒲台的邱李庄（也叫高庙李家）、无棣的张郝路家、阳信的小刘家、乐陵的吴北斗家、惠民的姜家楼、沾化的冯王庄。这些地区都住有本堂神甫一人，管理当地教务。

1919年中国发生的“五四”运动，冲击着帝国主义在华的教会势力，广大天主教徒开始觉醒，纷纷起来投入到反帝爱国运动中去。罗马教廷得知中国天主教徒纷起参加反帝爱国的“五四”运动后，惟恐外国传教士在中国站不住脚，便一方面为了应付中国民族觉醒的新形势，决定采取所谓使天主教“中国化”的措施，将中国的神职人员推到第一线，由外国传教士和外国修会在背后操纵，以便稳住他们对中国教会控制的地位。另一方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由于美国的势力逐渐扩大，在国际上逐渐取代了老殖民主义的统治地位，因而罗马教廷便在经济和政治上转而靠拢美国。为了讨好美国，便将中国的几个地区划分给美国芝加哥耶稣圣心省方济各会士管理，就是其中的例，按罗马教廷的原来计划是想把周村教区划归中国神职人员管理，但当美国方济各会来中国到临清和周村两地看过之后，他们见到周村有胶济铁路，交通比临清方便，同时临清地处穷乡僻壤，教友也不如周村地区的多，因而看中了周村，遂向罗马教廷提出要周村而不要临清，罗马教廷便把周村赐给了美国方济各会圣心省。周村教区因此便于1929年8月16日从济南教区划分出来，成为张店自治教会。

周村教区从济南划分出来时原名张店教区。由于张店当时只是一个小小的火车站，远不如周村贸易兴隆、市面繁华，便于1937年把主教府迁到周村，改为周村教区。

1925年，第一批美国传教士易神甫（名不详）到张店接替万神甫，吴秉仁去惠民姜家楼接替黄乐天（德国神甫）为本堂，占据了黄河南北两大堂区。1926年10月第二批美国传教士杨光被（教区上司，以后的主教）、梅毓范、固神甫（名不详）、傅德辉来中国。杨光被先在济南洪家楼神哲学院学华语，后在该院任教两年，于1929年任张店自治区上司。梅毓范于1927年接替德国传教士敏神甫（名不详）任桓台和齐东本堂。固神甫先去蒲台邱李庄后去边辛庄本堂。吴秉仁调张店任小修道院院长。这样，周村教区的几个主要堂区已全部由美国传教士占据了。1927年第三批美国传教士马神甫（名不详）、向志高、白明远和高神甫（名不详）来周村教区。马神甫去乐陵县吴北斗村任本堂；白明远在周村、向志高去边辛、高神甫去桓台邢家庄学华语。通过上述3批美国传教士的到来，周村教区基本上已全部由美国神职人员主持教务了。

罗马教廷传信部鉴于各项条件已经基本具备，遂于1929年8月颁布旨令将张店自治区升级为张店宗座监牧区，正式任命杨光被为张店区宗座监牧区监牧。张店教区从此正式从济南教区划出而成为真正的独立教区了。

杨光被自被任命为张店监牧区监牧主教之后，即大兴土木，筹办各种有关扩展教务和扩大影响的建设和设施。

1.建立初学院、培德女子学校、培德中学。1928年在周村购置了宝丰公司，加以扩建，并于1930年从美国请来圣家会修女，在该处建立初学院，发展修女会和开办培德女子学校。后又于1938年左右拆除宝丰公司旧房，于1939年至1941年一年修建大楼1座和圣堂1个。大楼为修女住所、初学院和教学办公之用。又修建若干学舍和教职员工宿舍。于1936年将培德女子学校改为男女兼收的培德中学。圣家会于1936年左右去蒲台邱李庄并在该庄开办高、初小和诊所各1个。

2.修建方济各会院和教区帐房。在购置宝丰公司之后，即将周村座堂由长行街迁至宝丰公司，并将长行街的平房拆除，盖了一座3层大楼，专作方济各会院和教区帐房住所。经过两年的营建，楼上设有小圣堂、游艺室、阅览室、餐厅、会议室、洗澡间，设备完善，应有尽有。从设备的完美到雄伟壮观，当时不仅周村是绝无仅有的，在周围各县内也是首屈一指的。同时购买六轮大卡车一辆，雇了一个白俄司机，常年向各地教会运送生活物资。

3.创办周村若瑟小修道院。

4.扩展和兴办黄河以北地区的教务和教育。由美国请来圣家会修女之后，又于1931年从美国请来了宝血会修女，同时给他们划分了活动地区，圣家会修女活动于黄河以南周村与蒲台县邱李庄地区，宝血会修女则活动于黄河以北的惠民县姜家楼、阳信县小刘家、滨县姜家等地区。

宝血会修女的初学院设在惠民姜家楼，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办学校和开诊所。因而在他们活动的3个地区各办有完全小学和诊所各一个。

5.兴办孤儿院，收养弃婴和家庭贫寒无力抚育的婴儿。

1928年在张店教堂内办起了一个孤儿院，负责人是美国的一位白姑娘。由于她开设了一个诊所。因此人们都称她白大夫，另有几位中国守贞女协助她们做具体护理婴儿的工作。由于孤婴缺乏母乳喂养和管理不完善，护理欠细致，致使死亡率较高。免于死亡的婴儿待长大成人后，多数嫁给了贫寒的青年教徒。

6.修建周村中和街圣心诊所和修女院。

杨光被在其整个事业发展计划中的主要项目之一是卫生医疗。他鉴于济南若瑟医院内修女的工作对教内外影响很大，因此，他亲自写信给美国修女总会院，要求在周村开设分院和开展医疗活动。要求被欣然答应了，遂即于1935年在中和街兴建3层大楼一座。将济南若瑟医院修女会的初学院设在该楼内，并划出3间楼房开设了圣心诊疗所，初学院的神师为德国神甫达天理。该院于1941年迁回济南，诊所也同时停办。1948年又由费雅铭大夫恢复营业，合营高潮时与其他诊所合营，改名为博济医院。

7.创办学校和医院。

先于1926年在惠民县姜家楼成立了育德中学，学校管理欠妥，1931年因闹学潮而停办。继而于1933年又在张店教堂筹办张店四维中学。办了两三年后，与周村培德学校合并。此外，全教区几乎每个本堂区都设有新式完小一处，校舍都建得相当雅致美观和适用。如张店、周村、桓台县邢家庄、蒲台县邱李庄、惠民县姜家、阳信县小刘家、滨县城北姜家等。有的条件不具备，不能办完小的则办初级小学，如齐东坡庄、乐陵吴北斗家、沾化永丰、无棣县张郝路家等。为扩大医疗范围和影响，将张店圣心诊所扩建为圣心医院。于1938年兴工，在原诊所内盖了3层楼一座。内部定名为圣心医院，对外仍称圣心诊所。建筑经费大部由教区负担，部分由中外教徒捐献。

8.大事修建各地本堂神甫庭院。

由于美国传教士们爱讲究吃、穿、住，千方百计追求舒适享受。本来他们的生活水平比较富裕。加之当时美钞兑换中国钱的比值悬殊很大，于是各地本堂区都普遍进行了扩建神甫住宅庭院。如桓台县邢家庄、蒲台县邱李庄、滨县城北姜家、齐东县坡庄、淄川县土峪、张店的神甫楼、周村的主教楼、阳信小刘家、沾化县永丰等地区的神甫住房无不建得美观适用，室内设备完善，应有尽有，在当时来说是相当讲究和现代化的了。

为使神甫出访教友和进行宗教活动的方便迅速和有力，初步实行了机械化。给白明远配备了一辆小轿车，给每一美国神甫分配了一辆摩托车，为中国神甫宗怀义和张兰田各配备了一辆机动脚踏车。

9.划分新座堂区。

在周村教区由济南划出之后，到新中国成立时已发展到16个座堂区。

10.扩建主教公署。

1929年购置周村马路街路北的周村火柴公司，修建2层楼一座，供主教和周村本堂居住，继又在主教楼北建校舍一部，作为培德小学男生部（即以后的培中附小）。

由于上述为扩展教务，扩大影响所做的各种建设和设施，以及全教区神职人员积极的传教活动，到1941年教徒的数目已由教区划分时的10000人增加到29227人。

美国总会院认定杨光被是个人才，是个干将，于是向罗马教廷推荐在8年之内给他连晋三级。周村教区由济南教区划分出来的初期，即从1929年称为张店自治教区时，杨光被即被升任为教区上司。1932年张店自治区升级为张店宗座监牧区，杨光被提升为监牧主教。1937年5月18日教区升级为宗座代牧区，杨光被曾被任为主教。主教衔为“卡皮讨里斯”。这时张店教区改名为周村教区，主教公署设于周村马路街天主教堂内。杨光被接受任命后，于同年10月回美国，10月21日去芝加哥，接受由该教区蒙德林主教主持为他举行的祝圣主教典礼。

三、抗战时期的周村教区

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后，太平洋战争爆发，日本侵略军对在华的美国人包括男女传教士来了个突然袭击，将周村教区的全部美国人拘留在潍县基督教的乐道院。之后，又转移到北京李广桥方济堂，使整个周村教区的本堂区陷入恐怖和空虚之中，经济冻结，教务处于完全停顿状态。这时济南教区主教杨斯赉立即派济南教区德国神甫安福兰为周村教区代理主教，派济南教区德国神甫海神甫（名不详）去张店任本堂，派天永教区德国神甫谷神甫（名不详）为阳信县小刘家本堂，郝神甫（名不详）为周村本堂，陆德霖为滨县姜家本堂，爱尔兰人宣神甫（名不详）为惠民姜家楼本堂，小宣神甫（大宣神甫的弟弟）为周村帐房主任会计，王克恭为周村副本堂，德国人宰神甫（名不详，原济南教区）为桓台县邢家庄本堂，张修清为蒲台县邱李庄本堂。通过上述部署之后，周村教区的教务基本上恢复了正常活动。

1943年4月23日，周村教区第一批自己培育的神职人员郑德清、朱洪声、赵鸿岭、胡庆梅（后改名胡友松）、宗怀德5人在济南祝圣。

1945年日本投降后，美国神职人员重返周村教区。杨光被仍在周村任教区主教，白明远在长行街方济各会院任财经主任兼周村教区副主教，吴秉仁任张店本堂。是年晋升第二批神职人员宗怀文、宗怀敬、张述先、周振沂。第二年，杨光被回美国，任白明远为周村代理主教。1947年春白明仁、吴秉仁回美国。5月卢鸿文从美国回来任周村教区代理主教。是年晋升第三批中国神职人员宗怀让、王守森、田斌、李崇伦。秋，杨光被由美国回来，正值解放前夕未敢回周村径往青岛去了。这时宗怀德正在济南洪家楼教书，杨光被和卢洪文几次要他去美国留学，他不愿去，于1948年8月8日考入北京辅仁大学深造。1949年晋升第四批中国神职人员张仲通和李明达。上述中国神甫解放后除宗怀德、周振沂、田斌和李崇伦始终在教区服务外，多数人在解放前夕都离开了教区，有的如宗怀文、宗怀敬、朱洪声、郑德清、张仲通和李明达则到其他教区传教，其余都逃出，现在大多数在台湾。

四、解放后的情况

1948年周村解放了，周村教区的教友也从帝国主义的奴役控制下解放了。这时周振沂和田斌从济南回到了周村，周村天主教会又恢复了正常的宗教活动，教友们也过上了自由愉快的生活。1949年7月中旬在青岛的杨光被委任宗怀德为周村教区代理主教。宗怀德于9月从辅仁大学辍学回周村。宗怀德、周振沂、田斌等继续开办着培德学校和博济诊所。为了放弃剥削生活，达到教会自养和通过劳动锻炼改造自己的目的，于1954年开始，自己种菜、养奶羊和养蜂。1956年8月成立了淄博市天主教爱国会筹备委员会。于1958年2月淄博市天主教爱国会宣布成立并制订本会章程。宗怀德当选为主任。1948年去澳门，1950年回国，1957年由河北献县教区赵振声主教祝圣的马学圣神甫和周锡林教友为副主任，秘书长由马学圣兼。

周村教会的神职人员和教徒为了彻底改变教区的殖民地状态，彻底摆脱罗马教廷与外国势力的控制，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办好教会，于1958年4月29日，在周村总堂圣体台前，遵照初期教会和宗教传教的传统精神，按照教会的传统习惯做法，当着广大教徒，进行了隆重而庄严的主教选举。选举结果，宗怀德以全票当选为周村教区正权主教。同年6月1日，在济南洪家楼主教大堂，由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沈阳教区总主教皮漱石主持，由中国天主教爱国会副主席、献县教区主教赵振声和周屋教区主教李伯渔赞礼，进行了隆重的祝圣大典。一同受祝圣的有：济南教区主教董文隆、菏泽教区主教李明月、益都教区主教贾福善。

1957年宗怀德任淄博市人民代表和市政协委员。田斌任张店区人民代表。1959年宗怀德被邀赴京参加国庆10周年大典，1963年调济南教区任主教。同时宗怀德委任田斌神甫代管周村教区教务。宗怀德去济南后任省政协委员，田斌任淄博市人民代表，周振沂、马学圣任周村区人民代表。

五、周村教区在十年浩劫的前前后后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周村天主教会和其他宗教团体一样，承受了一场严峻的考验。神职人员被游斗，信教群众被批斗，宗教人士成了专政对象。神职人员周振沂和田斌被打成反革命死于劳改中。李崇伦、马学圣被扣上反革命帽子押送回家，管制劳动。宗教生活和爱国会活动被迫停止。

粉碎“四人帮”以后，尤其自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和政府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得到了重新贯彻和落实，神职人员的冤、假、错案得到了平反昭雪，教堂开放，教会房产得到了落实。

宗怀德主教于1980年5月出席全国天主教爱国会第三届代表会议，当选为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教务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天主教主教团副团长、全国政协常委兼宗教组副组长。马学圣当选为两会委员。1981年6月6日在山东省召开的天主教爱国会第三届代表会议上，宗怀德又被选为省爱国会主席，马学圣被选为山东省爱国会副主席、省教务委员会副主任兼秘书长。1981年10月李崇伦当选为周村区人民代表，马学圣任周村区政协常委兼宗教组组长。1982年李崇伦当选为周村区政协常委兼宗教组组长。1982年12月11日在张店召开的淄博市天主教爱国会第三届代表会议上，马学圣当选为主任委员、市教务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崇伦、韩梅祥、边希圣、张恂宗为爱国会和教委会的副主任委员，秘书长由韩梅祥兼。

（淄博市周村区政协供稿）

泰安中华圣公会

石经校

泰安市灵芝街曾经有个基督教（也叫耶稣教）教会，叫中华圣公会。这个教会是由英国圣公会的一个国外传教组织——差会出钱、出人办的。因此也被人称为英国教会。大约在1880年左右，英国教士来泰安开始购地建立教堂，到1946年最后一个英国教士撤走，在这里逗留了近70年，直到1962年残留的几个中国教士移出，这个教会在灵芝街约有80年的历史。这个教会既传教又办学，而且是山东省多处教会和50余个教堂的总机关——主教堂驻地。现在虽然已经消失，但有些人的历史、学历还与它有关，所以这个教会是怎么回事，还值得记述一下。笔者出身于这个教会，即就见闻所知作全面的记述。虽以记泰安圣公会为主，但也涉及到一部分山东省内圣公会，即该会“山东教区”的史料，供参考。

一、泰安圣公会的沿革概况

1.在灵芝街建成了规模较大的主教座堂，并完成了下层各牧区的教堂建设。在灵芝街原先购买的是一位举人家的旧宅院，大门前有旗杆座、大门、二门，庭院相当宽敞，再经扩充，除增建主教及各中央教士的宅院外，又扩建学校（即育英小学院）、女学楼（今灵芝街小学院），女学道院（专为不识字女教徒学点浅近祷词）。所有房间约150余间，教会的主要建筑物是礼拜堂。当时所建礼堂可容500余人作礼拜，所建钟楼是全城可供登临的最高点，钟声响亮，可谓泰城的一大宏伟建筑物（1946年备战时被炸毁）。教区以下为“牧区”，其下为乡村支堂，当时似模拟省、县、乡三级，牧区大堂设在县城，乡村支堂在较重要的村庄，当时除座堂直属泰安牧区外，已有平阴、东昌（聊城）、新泰、兖州等下辖支堂的牧区。另在济南齐鲁大学校院内，有单设的圣公会教堂。英国租借威海卫后，设专为英人的威海卫教堂，收回威海卫后，渐变成主要为中国教徒的教堂。艾主教以后，这个教会的体制规模变化不多。自然，所谓教区的框框虽大，但内容还很贫乏，直到最后全盛时期，所有大小教堂，估计不足50处，每一处教堂的教徒，平均也不过百人左右。

2.圣公会同其他教派合作，建立了潍县广文书院（大学）及迁济南后的齐鲁大学，为教会培养了一批中国人教士及各种专业知识分子。以后骨干教士，基本上是老广文的毕业生。另外曾有潍县、烟台办学道班，培养了一批乡村“传道先生”。教士的班底，主要是艾主教时期培养的。

继任艾立法的是主教史多玛，他在泰安有20多年，直到1939年日本占领泰安年余后，告老退休回国。史主教在任，基本上“萧规曹随”，变动不大。只是受时代环境影响，教会所办学校有较大发展变化，教堂数也略有增加，泰安牧区即增设洋楼教堂一处，接任史多玛的是韦多堂主教。韦接任后不久，日伪反英，被从泰安逐走，“珍珠港事件”后，又被收入集中营。日本投降后回到济南，力图恢复旧业，泰城第一次解放后回到泰安看机会行事，1947年春回国。此后英国再未给泰安圣公会来款，所有领教会工资的人呈“树倒猢狲散”的形势，虽有个别教士无家可归，靠子女生活，但仍在教会少数房间居住，最后到1960年才移往登云街，挂“三自革新”名义的教会，所有原教会房地全归公用，中华圣公会名义自此消失。

二、圣公会的教礼

圣公会是在针对天主教（旧教）的宗教改革中成立的一个新教教派，但它仍然保留某些旧教的礼俗。与其他新教教派又有很多不同，它在新教中最接近天主教。择要记述如下：

1.《圣经》可用当地语言翻译；2.做礼拜有《公祷经》，或立、或坐、或读、或唱，有一定议程，不得用自己的意思乱说；3.教会由经过“祝圣”典礼的“圣品人”主持正式宗教典礼；4.“经品人”可以结婚，不禁止喝酒、吸烟；5.不敬拜偶像（包括牌位、画像），不拜死人，不给祖先上供、烧纸、烧香、上坟，众教徒不能与非教徒结婚。

三、教堂、教士、教徒

教堂是教会活动的基地，而教会的主要活动是它的礼拜，做礼拜的主要活动是在教堂里念经，因此主要建筑物是礼拜堂。礼拜堂的一端筑台设圣桌，桌上正中置十字架，两旁为烛台，离圣桌近处为教士领礼拜等活动及讲台的地方，再下为教徒做礼拜的地方。礼拜堂规模大小不同，但形式大体相同，不作别用，一般不设画或像，不贴文字。教堂内有教士，在农村多附设学校。教堂前是教徒、尤其是老年人前去坐坐谈谈、休息的地方。

圣公会的教士有主教、会长、会吏三级，他们都有特定的教务职责，在举行宗教仪式时，都有不同等级的“圣衣”、“圣带”，主教有执行教规、解释信条的最高权威，当然他们都忠实于教会的传统，不敢轻易有所更动。会长这个名词，相当于天主教的神甫，一般新教的牧师，而不是一会之长。泰安圣公会教堂，是“主教座堂”，又是一个“牧区”。牧区设好几位会长，其中有一位是“当家的”，叫做“监守”。泰安牧区的监守往往是主教自兼，外牧区的监守，从主教手中领点牧区的教款，当然与一般会长不同。这些被认为会长的人，一般要求有较高的文化知识，并上过“神学校”，学过些教会的知识。

教士的物质待遇也值得一提，中、英教士是两个标准，理由是各不脱离自己的社会生活水平。按“七七”事变前的情况，中国会长月薪40元左右（按年资增加），略低于当时教会学校的中学教员；英国人会长便有中国人会长四、五倍或更多，有洋房，有一个洋人和两个佣人，他们到外地教堂“工作”，要坐（实际光摆样子）双把大车（后来换了汽车），他们的生活才真是“给个知县也不换”。他们到中国来传教，倒是进了“天堂”。这些中英教士，虽然也有些较高的文化水平，但他们只有在教堂里念念、唱唱，拿到的待遇比他们干别的工作还要高得多，这些中、英教士可以说花了不少英国银元，至于他们是否真正信教，也不能一概而论。乡间教堂的教士，多数不是“品圣人”，教会的名义是个“读经者”，外人多称他们为“传道先生”，他们自称也不过是个“看堂的”，他们的待遇约有会长的三分之一或稍多点，教士年老后有退休制度，死后配偶每月有恤金。

圣公会的教徒称为“教友”，多是本身或子女在教会有经济利益的，且多是穷人，富有之家很少。他们的子女有些是由教会供给上学的，子女们有的成了教士，有的当了教员，还有的当了医生。教徒与教徒之间，多是非亲即友。教徒对教士一般是尊敬的，但也流传着这样的一段话：一个不大懂事的英国教士下乡，大谈英国人捐钱来中国办教会是对中国人的恩典。一个教友听得不耐烦了，说：“我们教徒给教会捐钱是献给主（神）的，教会的钱是主的钱，你也是花的主的钱，我们感谢主，但不是感谢英国人。”按教会教条确是这样，这位英国教士哑口无话。教徒居住分散到很多村庄，有的村庄只有一两家教徒。

四、教会办学

办学以外如何培养大学生和它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事也值得一记。辛亥革命前曾与不同教派合作，在潍县建立广文书院（大学），选送教徒学生去学习，前后共有五六人。这些人回来，先是成为办学的主力，以后他们几乎全都成了教士（会长）。广文大学迁济南改为齐鲁大学后，设预科时，送入预科的学生前后约20来人，其中不能升入本科或因故退学的约居半数，能在齐鲁大学毕业的计有：医科3人、数学系3人，化学系2人，教育系、社会系各1人。齐鲁大学在政府立案后的毕业生计：物理系3人，生物系1人，制药专科1人，历史系3人，教育系2人，社会系1人。前后在齐鲁大学毕业的没有1人转入教士行列，除个别例外，都在教会内外学校当教员。

泰安中华圣公会已经消失，旧人已极少见，笔者只能回忆见闻追记，误漏难免，更未涉及批判，请阅者指正。

平阴县胡庄村天主教历史沿革

赵庆振赵庆彦

天主教传入平阴县胡庄村约有300余年的历史。现在想把胡庄的村史、教史确切地写出来确有困难，为力求写得系统些和全面些，曾多次走访胡庄村老年人，如高永贵、高永田、王贵苓、郭传真、高永山等，通过深入座谈，加上以前从胡玉美（前胡庄教堂老当家人）、高春明教友处听到的回忆，东鳞西爪，归纳为以下几点，供参考。

一、胡庄村天主教的由来

胡庄村曾称为安兴庄、小胡庄、东胡庄、洋楼胡庄等。原来有平阴县石硖村人胡月言，因家境贫困，兄弟众多，外出谋生，在北京居住多年，在教堂内当花匠种花，因而信奉了天主教，后来和一天主教女教友结婚回石硖村，因与全家人信仰不同，颇受歧视，夫妻2人商量于1604年搬到石峡山东面（即今天的胡庄）安家落户，住在现在胡明胜的宅基上，这就是胡庄的第一户人家。以后胡月言又邀请他的知己朋友高兴旺（平阴县安城乡圣井村人）来胡庄落户，为了使朋友安心落户，甘心把好地让给高家，自己种山地。高兴旺来胡庄后住在胡月言的偏对过，即现高庆朴的宅子上，这是胡庄第二户人家。

据赵姓《祖谱》记载：乾隆年间（1736～1795年间），有教友赵法瑞从河北省威县城东赵家庄前来胡庄安家。赵为陆安道（国籍不详）神甫的佣人，常随神甫传教，往返于河北、山东一带。来胡庄传教的陆安道，因见胡庄是个好地方，遂给赵法瑞教友买田修宅安家立业。随后郭、刘、魏、乔等家族，因都是天主教教友愿来胡庄落户，其次，井、秦、杜、董等家族在灾荒年代来胡庄落户，渐渐的都信奉了天主教。这是胡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根据高氏家谱，由高兴旺到现在整10代人，而胡氏家谱从月、左、言、思、兴、玉、文、明、怀、宗也正是10代。胡月言不仅给胡庄带来了天主教的信仰，同时也给平阴带来了举世稀有的玫瑰花，是他亲自由北京带到石峡和胡庄的。

二、胡庄大教堂的建立和更新换代的经过

随着年代的流逝，人口增多，自1604～1966年间，共建了村内和山上大小教堂7处，村内第一座小堂，是在村中部郭宗言老宅子上，由本村教友自费而建。1736年陆安道传教来胡庄坐本堂时，因见堂小，就在胡庄东头建了一所较大的，名为东堂，大约延用了40年，后来卖给陈帮庆家了。1843年间意大利神甫杨若瑟来胡庄坐本堂，又建了一个南堂（即今胡庄完小）。随着教务的发展，胡庄和附近村庄教友的增多，1877年梅泽民（奥国人）神甫又着手兴建胡庄大堂（即文革中被扒掉的大堂），但施工不久梅即病故，葬于胡庄南圣林。这时工程方到窗台，后改由孔神甫（荷兰人）来胡庄坐堂担任建堂工作，在大堂建到平厢时，孔的资金全部用尽，又改由海德风（奥国人）神甫来胡庄继续施工，合顶建成大堂。后因申主教病故，改选瑞明翰为济南教区主教，海德风调任副主教回济南。这时有的外国神甫怕花钱，不愿来胡庄继任，瑞主教召集神甫们开会，商议谁能完成胡庄神甫住院和女校工程，就任命谁为胡庄本堂。这时田安帮（德国人）神甫，由孔神甫帮助写信到外国募捐，才完成了全套工程。自建堂后田安帮就任胡庄本堂和总铎职达30余年，后经泰安回国。

尖山第一座小堂也是胡庄教友自费于1750年建起的，堂为十字形。1889年由梅泽民正式改建，只因缺乏避雷设施，于1927年夏季被雷击焚毁。1928年由海德风副主教允许重建，由田安帮负责、由方济各第一会会士庞会祥绘图设计，由胡庄村教友高风喜、李明三承包，1928年年底顺利竣工。这次兴建比上次规模较大，式样新颖，是按法国露德圣母堂哥德式建造的。其特点处处为尖锥型、双钟楼纵立尖山顶端，给人以举心向上之感。全部为石工，精工细雕，雄伟壮观，闻名中外。因所筹款项大有剩余，又增建了长达200余米的石阶直路，路南侧竖起了高3米的巨型耶稣苦像和站在十字架下的白色圣母像、圣若望宗徒像。沿石阶下行路两侧的石柱上竖立了两尊守卫天神像，给前往朝圣者已进入圣地的启示，为整个工程增添了光辉。竣工后不久举行了落成典礼，济南教区以及附近各县前来祝贺的中外神长达四五十人，晚上又举行了盛大烟火晚会，博得四面八方万余观众的赞赏。

竣工后，于1990年4月25日，由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主席宗怀德主教亲临，举行了隆重的祝圣开堂仪式。

出胡庄村西行，迎面有一牌坊，名“圣路坊”，是圣路的开端，从此处到山顶分段设14座石碑，简要记载耶稣救主为人赎罪而牺牲受苦受死的惨境。在山腰园林围墙的进口处，筑有一座门楼，名为“上天之门”，也是圣母的别称。进门登山，沿台阶上行，过第十三处后，两旁有高耸的两尊天神像，栩栩如生。左前方的假山上有一巨型十字架，耶稣善像身悬其上，另有圣母圣若望塑像侍立十字架旁，此外尚有耶稣圣心亭和“大圣若瑟亭”设在南侧，以供朝圣者瞻仰。

圣母堂内，祭台上供有“露德圣母”像，满堂设置祈祷跪櫈，堂内装饰豪华，庄严幽静，拱顶和墙壁上设有现代化的照明装置。进入圣堂，使人自然产生肃穆崇敬之感。环堂外一周的坪台，舒适宽敞，周围皆装有安全栏杆。凭栏远眺，可北望黄河，南瞰群山，如遇雨后的晴朗天气，依栏东望，可见泰山雄姿，映入眼帘。

三、胡庄教会历年来的本堂神甫

在300余年的漫长岁月里，胡庄教会究竟有多少神甫任本堂职，已无文字记载。据高春明以往口述，首先来胡庄的一名外国神甫，叫安多尼仉巴乃斯（国籍不详）。此人在南会（今兖州）传教，在去北京时，路过胡庄东大路（当时为运皇粮大道），在孙官庄下车，来胡庄看望教友、送弥撒（据说：尖山圣母堂的初建就是仉巴乃斯的旨意），以后被调往河北省献县任主教职，他任命陆安道为胡庄第一任本堂神甫。看出来当时济南教区尚未成立，因以前教友们所用的圣经和圣书，有兖州出版的，也有河北献县出版的，以后才有了济南华洋印书房的出版物。

陆安道以后的本堂神甫有杨若瑟（意大利人）、梅泽民（奥国人）、孔神甫（荷兰人）、海德风（奥国人）、田安帮（德国人）、甘深思（德国人）、柯树德（德国人）。还有中国人萧金祥神甫、胡嘉禄神甫、张宪孟神甫、赵庆正神甫。1948年解放后有赵庆正神甫、王克成神甫。文革期间空缺，复堂后由赵庆振、越庆正2人任职。

四、胡庄教会之盛世

纵观胡庄教会历届本堂，以海德风、田安帮在任之30余年为最兴旺时代。民国7年（1918年），大旱不雨，禾苗干死，颗粒未收，群众无以充饥，树叶树皮都已吃尽。当时海德风成立了“华洋赈灾委员会”，分钱分粮分衣物。此举使信教人数大为增加，相继在附近许多村中建立了小堂。

继海德风之后，田安帮到任。为了美化圣母尖山，封山造林，凡参与植树者，每一挑水20文铜元，并围绕尖山和小馍馍山筑起围墙，以防破坏。真是满山松柏，至今犹存，文革中虽几经砍伐，尚未失旧貌。

田安帮在任期间，在胡庄兴建了男女小学各一所，校舍各为二层楼房，广收外地学生，达三四百人，教师七八人。最初吃住曾一度均由教会负担，以后每年收10元膳费，在农村来说，当时可称一流学校。

1929年前后，正当中国军阀割据，祖国大地处于被欧美列强瓜分的状态，官府奉行妥协投降的卖国政策，对外国人毕恭毕敬，百般奉迎。例如在为田安帮庆祝晋铎25周年时，由胡庄教友胡连阶联合平阴县县长安永昌和平阴城“日升祥”银号经理赵庆林，3人发起了平阴县官绅商民联合举办庆祝大会，赠送了刻有“德隆惠普”的大型横匾和万民伞。这一事实足以证明田安帮在平阴是轰动一时的人物。

1900年胡庄教会已发展到总铎区驻地。在胡庄坐堂的本堂神甫被提升为平阴、肥城、东阿、东平、长清5县内各分堂的总领导，5县所有传教七皆属胡庄总铎管理。在田安帮任内几十年间，最为突出的是按照惯例每年3次大集合（一是元旦；二是圣体游街瞻礼；三是田安帮的主保瞻礼）。全总铎区的神甫，尤其是外籍神甫，集中到胡庄来举行庆祝，声势浩大。时过境迁，田安帮以后的总铎们各自维持现状，无突出处。

五、胡庄教会历史上的两次遭遇

一是鸦片战争以后，清政府奉行丧权辱国的媚外政策，与帝国主义签定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激起了全国人民的义愤。在此情况下，义和团运动发生了。清政府对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很害怕，开始是派兵镇压，而后见镇压无效，又改镇压为安抚。运动发展到平阴后，在山头村设立拳场，入团者一时云集，发展团民千余人，向平阴天主教发动进攻，胡庄、白云峪、罗山套村都是冲击目标。当时胡庄的教友们看到义和团的浩大声势，听到“先学义和拳，再学红灯照，杀了洋鬼子，灭了天主教”的口号，就在村西北角的山顶上筑起了围墙，里边修了许多小房，全村除极少数老年人外，都躲到山上去避难，吃住在山上，以防袭击。这些遗迹至今都历历在目，故该山被称为“围山”。据说当义和团前往围困罗山套之际，胡庄的高风义神甫曾带领部分胡庄和白云峪的教友为之解围。当时的教友都是一些不明真相的人，站在维护教会的立场上，把那次的群众运动视为“纯教难”。

二是“文革”时期。十年动乱波及到各个领域，天主教更是受冲击的重点。胡庄教会在运动中蒙受了惨重的灾难，宗教信仰自由政策被无情践踏，宗教生活被强令停止，神职人员郭宗言、郭传真被强迫身穿祭服到县城游街示众。村内大堂和尖山圣母堂两座建筑惨遭破坏，虽然大堂部分遭受火灾，但完全可以修复，终于作为“四旧”被红卫兵彻底扒掉了。至今凡亲眼目睹过两座圣堂的人包括教外人在内，无不感到万分痛惜。此外大批大批的珍贵宗教礼仪用品、雕塑艺术品、站像、祭服、教会图书等全部被焚毁。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胡庄又开始了正常的宗教活动。起初，由于“文革”留给人们的余悸未消，怕字尤存，教友们只是悄悄地进行宗教活动。随后，经过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全盘否定文化大革命，人们的极左思潮逐渐克服。继而发还了教会活动场所，宗教活动从私人家庭搬进了公共场所，党的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终于落实了，教友们过上了正常的宗教生活，被束缚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在各级党委、政府和村党支部的领导下，在县委统战部的关怀帮助下，全村农业收入成倍增加，在村办的各项工副业中，教友们发挥了积极作用，1984、1985年，连续出席了省市县召开的为四化作贡献经验交流会。教友们的物质生活、宗教生活都得到了满足。1985年应全县教友们的请求，全国天主教爱国委员会主席宗怀德主教前来平阴视察教务，并主持了30余年未能施行的坚振圣事。年底建立了平阴县天主教爱国会。从此，正式踏上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

（平阴县政协供稿）

亚洲首任枢机主教田耕莘

陈松卿

枢机主教田耕莘，山东省阳谷县坡里庄人，1907年出生于一个清贫的天主教徒家庭，曾在兖州修道院学习，毕业后，到鱼台、巨野等县传教。1933年升神甫，1936年升任阳谷教区主教，1944年任青岛教区宗座代牧。1945年11月29日受任为罗马教廷枢机主教，当即由青岛取道美国，与枢机主教美国纽约教区大主教史培尔曼一同于1946年2月14日抵罗马。教皇之侄，及教廷国务院、传道院官员，我国驻教廷公使谢寿康，均到机场欢迎。16日在梵蒂冈晋谒庇厄斯十二世教皇，田枢机主教献与教皇精微之汕头丝织餐巾一套，教皇回赠田枢机主教悬有十字架项圈一条，此项圈系天主教徒所最珍重之纪念品。田枢机主教在罗马滞留至3月中旬，参加教皇庇厄斯十二世之加冕纪念弥撒后，去瑞士、法国作短期访问，继去美国考察教育制度。1946年6月回国，南京政府航空委员会当即派出专机一架，供田枢机主教乘坐。

教廷枢机主教，皆着红衣红帽，故亦称为红衣主教。1586年，息克塔斯五世教皇确定教廷枢机主教为72人（现已增至200人）。教廷枢机主教一向是由教皇委任，具有教皇候选人资格，是天主教中教皇以下最高的荣誉职位。天主教自明代传入我国，已有近500年的历史，以中国传教士而膺任枢机主教，田耕莘是第一位，就整个亚洲来说，亦以田氏为第一位。本世纪初，教皇庇约十一世为了在中国更好地拓展教务，传播福音，曾先后委任了9位中国籍主教，但直到1946年中国仍为天主教传教区。所谓传教区，在涵义上是以外国传教士为主体，与田耕莘膺任枢机主教的同时，在中国建立正式教会体制，全国划为20个大教区，由20位总主教综理教务，枢机主教田耕莘总领全国天主教会，兼任北平教区大主教，枢机主教公署设于北平。随之驻华宗座代表公署裁撒，梵蒂冈教廷派出首任驻华公使，并在南京设立教廷使馆，说明中国天主教已是天主教本体之一枝，不再是一个传教区。

枢机主教田耕莘，一向生活简朴，工作勤奋，慈祥虔庄，爱国爱教，平易近人，关心教徒，对外国神职人员，从不阿谀逢迎。田主教监牧之阳谷教区，是当时在中国仅有的中国神职人员自传自理的两个教区之一（另一个是临清教区）。

新中国建立后，枢机主教田耕莘移居香港，依然眷恋祖国，寄情于中国天主教会，佇立国门，不肯他往。直到50年代末，才离开香港赴东南亚各国进行宗教活动，后经台湾天主教会再三敦促，才去台湾。于1987年在台北逝世。

（山东省文史馆供稿）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

王钧堂

李提摩太是英国南部威尔斯省人，父母都是基督教的忠实信徒。李提摩太17岁受洗入教，18岁考入浸礼会神道学校，3年毕业，受本帮教会所请为布道干事，他上书本国差会，恳请派往国外传道，差会准了他的请求，遂于1869年（清同治八年）冬由英乘船，于1870年2月到达上海，入布道总会，听候分派。这时，李提摩太才24岁。他到上海不久，即被派往山东烟台地区。

当时在烟台早已有英籍传道人名叫罗鼎。他2人在此住了一年多，并未传上一个教友。后罗某病死，只剩李提摩太一个人。为克服语言不通的障碍，他勤学官话，遇人即散书传道。但此时中国人民对传教士没有好感，多称他们为洋鬼子。李提摩太对中国百姓虽不敢亲近，却仍各处传道，并详细察看各地风俗人情。此后，他又同苏格兰圣经会的李烈，同游山东北部，徒步走了四五百里，经过许多村镇，到处不受欢迎。后又同李烈乘船到了东北。李提摩太这次游历东北，调查了东北的风土人情以及东北的资源、气候、经济、生产、交通、文化等各方面的情况。

1871年（清同治十年），李提摩太曾到离烟台30华里的宁海州（今牟平县）典了一处房子，准备到此开展传道工作。不久，老百姓群起反对，说洋鬼子来到我们这里居住，对我们有害无益；绅士们和读书人也认为洋教不敬祖宗，不分男女，住在一起，是伤风败俗，破坏伦常，即禀呈官府要把李氏驱逐出境。地方官根据绅士的禀请，即将房主收押。李氏知事情不妙，连忙通知驻烟台的英国领事，函达宁海州官，要求州官即刻释放房主，并准李氏继续居住。后来群众反对更甚，李氏虽坚持不走，但也无法出外活动，偶尔上街，群众即怒骂“洋鬼子还不滚开”。这时他感到十分困难，不得已，退还房契，悻悻而去。

李提摩太在宁海州失败之后，就离开城市到乡间去，结识旁门左道的首脑人物，以达到他引人入教的目的。但他花了许多工夫，费了许多唇舌，仍未有一人来入他的教。

李氏由乡村又到了莱阳城，他想寻找读书文人进行传教。有一次他去拜访姓刘的一位读书先生，刘某一见，即把李接到自己的书房。李氏见刘某的书室，搁着许多书籍，有儒经，有史记，还有几部宗教书籍，最后又看到一部易经。刘某对李氏说，这是中国的天书，专讲阴阳定理、善恶报应；善人从吉、恶人从凶，此是天道福恶淫不变的定理。刘又向李讲了易学的道理，如无极生太极，太极生两仪之类。李氏除唯唯敬听之外，也讲了他在英国学的那些天文地理、格物化学等方面的知识及英国的教育和风士人情。刘某听了非常高兴，并乐于接受。这是李提摩太初次和中国文人的结识，他认定走这条道路是对的。

李提摩太在济南，适逢山东秋试（即3年一次的乡试），下场的有一万二三千文武秀才（文生多些）。李氏认为这是一个散布福音、传播西学的好时机。但他又想起，当年在杭州时，曾因向参加秋试的文生散发圣经及传道篇子，跟应试文生发生过一次冲突的事，因此，这次他不在文生中活动，目标转向武生。果然在这次应试武生中，有个从河南来投考的千总，听了李氏的讲道，欣然领受，要求李氏收他入教；李氏即在大明湖中为这位千总行了洗礼。这是他在应试的武生中收得的一个教友。

李提摩太还到过回教的清真寺、南大寺、北大寺，拜访了几位有名的阿訇。在千佛山、开元寺会过几位名僧。

1875年春天，李提摩太离开济南，回到烟台，正好碰上这样一件事：驻云南的英国领事，因讼事袒护教民，激起群众公愤，被人民杀死。英国政府提出抗议，清廷派大员李鸿章到烟台与驻烟英国领事进行谈判。李鸿章的随员中有几个人染了时疫（霍乱、疟疾）。李提摩太得了这个消息，立即派人送去一些樟脑、果洛碘、金鸡纳等药品，凡病者俱得痊愈。李鸿章很是感激，派员持信前往道谢。从此，李提摩太和中国上层官僚有了联系。

李提摩太到了青州城，本想典一处房子，但是人地两生，不易措办，只好暂时住在旅馆安身。他有时到街上走走，地方人见他异言异服，都围起来看洋鬼子；他同他们说话，人们也都往后退避，以后李氏便换上中国服装，并且戴上假辫子，这样再到街上，渐渐有人和他接近了。

这时李提摩太已精通官话，他先与地方“粗人”来往，而后又同文人来往。李氏向他们讲些西学，并送给他们各种维新书籍，如《时事新论》、《治国要务》、《富国策》等。文人见了这些新书很是欢喜，十分珍惜。因中国这时已经有变法的活动，所谓欧风美雨，渐渐流于东亚，文人都觉得这些维新书籍是功名的一种帮助。因此李氏的声望在一些文人当中日趋提高。他与地方官府也渐有了往来。当时知府衙门有一管钱谷师爷姓张，正50余岁，身下无子，鸦片烟瘾很深。他来求李提摩太给他戒除鸦片烟瘾。他怕在家仍受朋友影响，不易戒绝，要求李氏准他来旅馆与其同住。这人自同李氏同住后，一面吃药戒烟，一面与李氏朝夕相谈。他认为李氏的学问中西兼通，就请李氏为他寻穴墓地，预备日后安葬之用；并请李氏到家茶饭招待。李氏把他领到城南高冈，说此处前山后水，地势清朗高爽，作茔地最为相宜。那人便以高价买了这块地，周围以砖墙为界，以备作身后的茔田。

这位钱谷师爷为报李氏帮他戒烟和找茔地之恩，就为李氏在西营典了一处有正房、陪房、客堂和宽敞的院子的房子。自此以后，李氏在青州有了传道的安身之处。

李提摩太在青州既有了安身之处，也有了教会的根基，并且得到了信徒的帮助和官府的庇护。他除了传教之外，还积极研究汉学及各教经典。他结交了青州回教的几位阿訇，也结识了佛教据点法庆寺的方丈，从而得到了可兰经、大藏经、金刚经等；还搜求到了一些道教经典。李氏狠下功夫，苦心研究。他认为只要得到了各教的经典，明白了各教的教义，与各界名流领袖能在一块攀谈，藉此联络感情，一切事情便好办了。

有一次，李提摩太下乡调查教会情况，看望教友，回城时路过尧王山下的一个村庄，遇到一位叫刘竹溪的老先生，彼此交谈起来。刘老先生年高有德，很是谦虚，虽然与李氏初次相见，却表示了友好的态度，俩人谈话很投机，刘氏便请李氏到了他的书房。刘氏门下有十余名弟子，都是应考的童生，也有几名秀才。晚间学生老师请李氏讲讲欧西的学问和其他的情况，李氏很高兴地顺口讲了些天文地理、格物化学知识，以及欧西的风土人情及群众的生活习俗。师生听了，十分喜欢，随便向李氏请教。谈到最后，并请李氏用英文给他们写了几把折扇，以作纪念。

这一年，李提摩太发起了一次悬奖征文活动。他预备了大批书籍和奖金，还将从欧洲带来的各种仪器、动、植物标本、望远镜、显微镜、窥天仪、天文图、幻灯影片、照像器材等，摆列在一间宽大的客厅里，先请地方官绅参观，再请地方读书士人参观，并备茶点招待，借以宣传欧西文化。

李提摩太搞的悬奖征文，虽未贴布告，但附近的维新士子闻风而至的却大有人在。象益都、临淄、临朐、昌乐、寿光等县，都有包括秀才、廪生、贡生、举人在内的维新士子前来参加征文活动。这次，我的父兄和我受业的几位教师也前来参加，师父应征回来，都很满意，异口同声地赞扬这个外国传教士，说他学通中外，还说他容貌端谨，和蔼可亲。老师们把得来的书籍，如《治国要务》、《富国策》、《时事新论》等，都叫我们用小楷抄录，时时背诵，并说，这是你们将来应试用得着的。

李提摩太对来应征的年高且有学问的读书人，特别加以招待，并谈了一些儒耶相合的道理。这次的招待人是张绍唐和郑雨人牧师，他们和这些应征的老人一见如故，谈得十分融洽，临别时大有恋恋不舍之意。李氏这次悬奖征文，收获实在不少，不到三年，益都城乡，记名望道的人达1500余名。不久，李提摩太修建了南门大街路西的青州博物院，每日前来参观者约四五百人。同时，他还兴建了能容千余人的大礼拜堂。

李提摩太居青日久，听说益都东乡〓河东岸有一个教派，其中有个最著名的道首，号称夏二神仙，有受业弟子二三百人，跟着学习道法。李氏深愿结交此人，想把他的弟子变为基督教徒。有一天，他骑马前往拜会夏二神仙。正在交谈之际，忽然夏二神仙的几个弟子闯了进来，手指李氏开口大骂，说：“有些文人学士受你的欺骗，但你不能欺骗我们的老师。”这些人怒气冲冲，几乎动武。此时夏二神仙连忙排解，拦阻他们，但他们还是大骂不止。李氏看形势不利，即便告辞，匆匆上马而回。真可谓乘兴而来，败兴而归。

这时，东北两关，记名望道者已有二三十人，催促教士早日为他们举行洗礼，但这时尚未建洗礼池。李氏同郑牧师商议，定了日期，带领男女信徒，到了西门外白浪河水深之处，为信徒施行浸礼。那位戒鸦片的钱谷师爷，也一同受洗入教。

李提摩太在青州前后住了7年，活动的范围很广，官僚士绅、和尚、道士、阿訇、会道门的首领，他都联络交往，为青州的英浸礼会扩充发展，当了开路先锋。

1876年（清光绪二年）春天，山东发生旱灾，赤地千里，人心惶惶。李氏骑马到各处查看灾情，见成千上万的百姓，成群结队，号佛祈雨，见各乡各镇的冲要地方，贴满了“油然作云，沛然下雨”的纸条。李氏也请人写了些黄纸条子，上写：“祈求上帝，早日开恩，下场大雨，救救难民”，并撒了一些“劝世真言”的传单宣传教义，但终久也没有下下雨来。饥荒越来越严重，有人因饥饿起而抢劫，也有一些难民联合起来，成群结队地吃挨饭。李氏将灾区情况报告了上海天安堂，请中外人士从速募集捐款，救济灾民。所收到的捐款，随收随发，很快发到难民手中，总数不过一万两银子，却得到很多灾民的称赞。但灾区广阔，灾民众多，不久捐款用尽，还有很多地方未得赈济，幸而天降大雨，人心稍安。以后各地又寄来了零零碎碎的捐款，这时放赈已告结束，最后的这项捐款，办了几处贫儿院，专收孤儿，教他们学习各种技艺，如织布、打绳、做鞋，使这些孤儿毕业后，都能自谋生计。这次办赈，得到了山东巡抚丁宝祯的赞扬并奖给公牌，以资鼓励。

1878年（清光绪四年），山西全省一连两年未下雨，人民生活陷入了绝境。这时中西“善士”发起赈捐大会，派人将捐款送往太原，会同官府，办理急赈。他们听说李提摩太赈灾有经验，就请他去山西办理赈务。李氏接到山西的聘书，立即起程，将青州的一切教务完全委托郑雨人牧师与王西岳总执事协同代理。李氏到了太原，先拜见巡抚曾国荃，决定先在平阳府地方放赈。山西灾区广阔，难民无法统计，只有向上海赈务会连电告急。这次由上海来的赈款总共有20余万两银子，赈区有五六县之广，赈济灾民大约10余万人。赈务结束，曾国荃赠给李氏慈善公牌，绅商也为李氏立碑表功，并赠给万民衣伞。

李提摩太办赈务，得到上层统治阶级的好感和灾民的称颂，李氏即写信给外国差会，多派人来山西传教。这时有位苏格兰长老会的传教士马小姐在烟台传道。她长于口才，精通音乐，又能书写中国文字，经人介绍与李氏结成夫妇。此后李氏即往太原做传道工作。

李提摩太在太原日久，结识很多文人，也在此发起了悬奖征文活动。此正值太原乡试，赶考的举子很多，所以应征之人比青州那次增加了几倍。这次由上海税务司赫德特捐了500余两银子作奖金。结果第一名为平阳府人廪生席胜魔所得。此人宿嗜鸦片，身体瘦弱，不愿出头见人，但规定奖金必须本人亲领，他只好前来，席氏与李提摩太相见，俱恨相见之晚。后来席氏做了平阳府有名的牧师。

以后，李提摩太因事到了天津。此时李鸿章做直隶总督，因李氏放赈“有功”，特于行辕设宴招待。饭后谈话时，李鸿章说，你们传教士来中国多年，到底得了多少教徒？我看入教的多半是为贪图财物，若不给他们好处，我想他们是不肯入教的。又说，从来未见中国的文人学士体面人肯入你们的教。李提摩太回答说，也不完全如此，这次山西发起悬奖征文活动，第一名席胜魔，是平阳府的廪生，他已受洗入教，做了忠实的信徒。李鸿章说，这在你们基督教中，可算是凤毛麟角了。

1905年（清光绪三十一年），清朝统治者决定废除科举，改办学堂，并颁上谕通令全国。时张之洞在山西巡抚任内，曾奉命拟订山西的政治改良计划。张之洞翻阅前任巡抚的档案，见有李提摩太上曾国荃的条陈，条陈提到开矿、筑路、造林、兴修水利诸大政，张之洞十分动心，便召集属员大吏，再三讨论。又委派两个差官到李氏寓所，劝他放下传道职务，入抚署做一顾问。李氏当即面复两位差官说，我的条陈有一些价值。有可行的必要，但我不是专门人才，要做这事，必另聘西国专家，方能成功；再，我以传道为事，绝不能放下正当职责，去做他事。但我只要在此久住，随时随地尽我所知，深望代为辞谢大人厚意。后清廷调张之洞任两广总督，又调任湖广总督。张想举办新政，创设工业，在武汉设立钢铁厂，筑铁路、兴水利，仍派专差赴上海请李氏前往帮助，李氏仍婉言推辞。

1884年（清光绪十年），英国苏格兰的圣教公会因经费不足，负责无人，因此停办，将印书机捐赠给上海韦廉臣教士。韦廉臣联络教会几个同人，创设基督教广学会。意在广为发行“益世书籍”，阐明基督教教义精神，并启发华人的维新思想。以会务而论，韦廉臣实为创办广学会第一人。

1889年（清光绪十五年），广学会发行一种公报，名《万国公报》，由美籍教士林乐知主笔，以后该报销行很广，中国维新士子，受此报之鼓动者，实不在少数。广学会正在发达之际，韦廉臣忽然病死，当时继任者实难其选，会正赫德和诸理事商定敦请李提摩太继任其职。

1892年（清光绪十八年），李提摩太继任广学会总干事。任职之后，他想扩大组织和影响，便寄函各处教会领袖，征求意见，询问中国目前最需要的是何种书籍。当时有27个会员，主张把西洋文化灌输给华人，改革中国的封建政治。还有20多位中、西文人答应，帮助译书，并广募捐款，作为印书办报费用。也有人提出问题，日后印行的书籍日见增多，究竟用何法销售？若纯是赠送，这笔费用担负不起；若纯粹售卖，中国各大书店又不售。李提摩太说，希望大家用力推销，能销多少就销多少，销不了的可以赠送。

1889年，北京例行顺天乡试，李氏趁此机会，向应试者赠送他所译著的《救世教义》。这时，林乐知因事回国，因此《万国公报》与《教会公报》统由李氏一人主持。这时，《泰西新史揽要》已编译脱稿。此书出版之后，销路极广，维新士子，群相争购，在中国各省销售甚多。

1894年（清光绪二十年），有几省的督抚大员，承认广学会是有益于世的一个团体，分别捐款。湖广总督张之洞捐洋1600元；山东道台聂宪藩捐助银两数次；招商轮船公司的职员，购买《泰西新史揽要》100部，分赠各人的朋友。到1902年（清光绪二十八年），聂宪藩升任浙江巡抚，又捐洋1000元；以后他在浙江任内，劝本省属员官绅，每年购买广学会的书报，用费达1600两银子之多。后来，聂宪藩的夫人和儿子，也在上海领洗入教，这都是广学会活动影响所致。

上海英商汉璧礼，是广学会的董事，为广学会悬奖征文，特捐奖金600两。这次征文试题，是论中国如何改革币制、建筑铁路、创设邮政、利用机器制茶制丝，敦睦邦交、禁止鸦片。汉璧礼久居上海，因商发家，他在临终时为广学会捐银25000两，并为广学会购地建筑会所。

李提摩太见有多人肯为本会捐助巨款，对本会工作更加努力。李氏自感会务繁重，深觉人才缺乏，乃到处物色。后来聘得青年教士李思白，这是一个出众的人才。李氏请他翻译一篇论文《人类的教育》，由广学会秘书蔡尔康润色，出版后大受群众欢迎。此书赠送张之洞一册，张甚赞扬，并捐银1000两。并又请广学会译印《万国通史》，为此，李思白又用了数年之功，将《万国通史》译成付印。又赠送张之洞一部，张又捐银3000两，专为助印《万国通史》之用。《万国通史》出版后销售极广，风行一时，以后中国的维新潮流，受此书影响不少。经过25年的努力，广学会渐渐发达，李提摩太因病辞掉了总干事一职。那一年西人在会任职的有6人，华人在职书写论文的共有18人，基金约有二十四五万元，中外官吏还是继续不断地向广学会捐助。

政变以前的夏季，康有为屡次与李提摩太商国家新政问题，李氏力持缓进，认为必须用化导方式，不可操之过急。康氏虽表面同意，而暗中仍持激进主张，并恳请翁同和保荐李提摩太为光绪皇帝的顾问大臣。光绪闻奏，深为欢迎。此时李氏以要事赴津，连接保国会急电，催促李氏回京就皇帝顾问之职。李提摩太到京后，康有为面见，告以政变将作，并言必是用人不妥，泄露了机密，以致失败，急谋退身自保之计。当时慈禧已知保皇党以康梁为首，即着光绪下旨逮捕。光绪一面下旨，一面密谕翁同和着康氏即急出走。康有为当晚逃往天津，即登英国轮船入海。慈禧知康氏已逃，即电烟沪官府，就岸捕拿。这时由英国驻京公使电告上海英领事，派员迎康氏于吴淞口，又转英国商船赴香港而去欧洲。慈禧十分恼怒，把光绪囚于瀛台，下诏大捕党人，维新变法的积极分子谭嗣同及林旭等6人都死于清廷毒手。

李提摩太到了晚年，很注意中国的名胜，所到之处，十分注意其地理风物。他常想在公余之暇，尽量地游览中国名胜。北京、天津、上海、济南、太原等地，他都已到过，但江南数省，还未亲去。遂于1914年（民国3年）春，由上海到了长沙。当时湖南的督抚、提学使及其他文武官僚都来迎接李氏，表示敬意。并有佛教领袖带着许多佛门弟子也来欢迎，还有新闻界、著作家，以及绅商仕女，联合起来请求李氏开会演讲。李氏在这里讲了十余日，听众不下万人，李氏在湖南本想盘桓几日，再到江西拜访张天师活动遗址，并想回到山东游即墨崂山，顺便到蓬莱拜访邱长春当年活动遗址，谈谈道学，不料忽接上海来电，说李氏原配马氏病逝，即日回沪。

这时，他的4个女儿已相继出嫁。就在这一年，李氏又与一个姓秦的老姑娘医生结婚。共居5年，以后李氏年老多病，便同他的夫人回国休养。

李提摩太回国后，亲朋教谊以及各界名人都来拜访，中国在英留学的学生和驻英领事也来拜会，李氏都一一接见。梁启超适在英国，闻李氏回国，也抽暇亲去拜访，并称颂李氏对中国的维新运动有很大贡献。从此李氏常与梁氏见面。

李提摩太的本邦威尔斯大学赠李氏以法学博士学位；1895年，美国大学赠李氏以神学博士学位，不久又赠以文学博士学位。清廷特钦加李提摩太以头品顶戴、二等双龙宝星，并诰封三世。接二连三的荣誉加身，李氏喜不自胜。后终至卧病不起，于1919年4月17日病死。

（冀蔚怀整理）

解放前济南的佛教状况

朱式伦

民国初年以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某些群众遂在佛教活动中寻找精神慰藉。另一方面，一些失意军阀政客，在腰缠万贯、脑满肠肥之后，也有不甘寂寞而放下屠刀妄图立地成佛者。再则又有太虚、印光、杨仁山等人的提倡，故一时颇有复兴气象，1928年乃有中华佛教会之组织。“七七”事变后，日本在占领平津后即派武田熙、峰旗二人在北平联络夏莲居等佛教界主要人物，于1939年成立了佛教同愿会，由西藏一活佛任会长，大汉奸、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任副会长，夏莲居（袁世凯时山东盐运使、河南汝南道尹）为常务理事，周叔加（北京佛教居士林林长）等为理事，直接受日本兴亚院领导。在日军参谋长山下奉文（有“马来虎”之称）推动下，各地成立分会。以佛教名义吸收一班封建残余参加，内容是集会、诵经及举行祈祷和平大会。

山东佛教会于1928年受中华佛教会之命而成立。以沙月坡（军阀时期山西省实业厅长、山东省府参议）任会长，僧学登（关帝庙住持）为副会长。会址设于后宰门街关帝庙内，有信徒200余人，多为各庙僧尼。

1940年，日本人在济南成立“宗教联合会”，由日军参谋铃本一郎、退役军官稻叶盛直接领导，由大汉奸朱经古任会长，借影壁后街佛教会作筹备处，积极活动。陆骧忱、邵锡臣、周百鹏、王子丰、辛铸九皆任该会理事。1942年该会又改组为佛教同愿会，由赵莲塘（日伪省参议员、万国道德会会长）、周百鹏等任理事。在日伪提倡下，家供佛者可免滋扰，佩“宗教联合会”会章者出入方便。因此信佛者日众，俗僧会员达数千人。

该会自迁到影壁后街后，由韩纯一带头募捐，建房30余间。其内分3部：一为佛教会，由韩负责；一为佛教居士林，由陆骧忱（伪省公路局秘书、律师）、邵锡臣（伪省民政厅厅长）、王子丰（伪道尹）负责；一为佛经研究社，由万仲兮（民初省议员）、崔洁如（日伪历城新民会科长）负责。

日本投降后，国民党济南党部指示将该会改组为“中国佛教会山东分会”，由秦其裳（军统、抗日烈士遗族委员会理事长）作理事长，僧觉榕、通禅任理事，释弘庆为监事，僧净空为会长，心湛任秘书。会址设于净居寺，有会员600余人。并设有小学一处，经费由寺庙负担，由秦其裳代表参与万善会活动。

济南解放后，将该会改组为“济南市佛教会”，辛铸九任理事长，王谢臣、李伯成、贾资厚、刘东生、韩秀初等为常务理事。自报会员约200人，团体有46处：

（1）崇实佛学会，又称崇实佛学研究会。民国26年（1937年）由赵文伯、阎慧导创立，赵、阎任会长。日伪、国民党时均曾备案，会址设在县学街13号（为1950年时号码，以下同），有房17间，铜佛4尊，经典及佛学书籍800余册，还有法器等。解放后曾设一施诊所，后停办。其内部组织为：会长下设总务、研究、福利、生产4组，各组设组长1人。该会自成立即加入佛学会，每日早晚两课，每星期日下午念经，每年农历正月十七、四月初八、六月十九、七月十五、九月十九、十月初一、十一月十七、十二月十八为大集会日，会员自愿参加，其中以清明节集会较大。经常聘一僧人，领导上述集会各项活动。经费由会员缴纳或劝募，无基金。

该会以日伪时为最盛，约有信徒200余人，以后渐衰。解放后，据其自报尚有95人，每次集会可到二三十人，大都是富商、军政界人物及市民。会员有证章及会员证。解放后该会仍然活动，但参加人数日渐减少，故日呈消沉，除晨昏二课及星期集会外，大的集会不常举行。1949年清明节，以消灾求祥、超度亡灵为名，举行梁皇宝忏会，会期十余日。除隆海和尚外，尚有外省和尚6人，本省和尚5人，外县和尚1人参加，到会信徒30余人，并募香资捐款。1949年10月15日大会，仅到20余人，不像过去大肆铺张。1950年9月，又以该会为首，发起组织济南市佛教徒学习会，曾向政府呈请备案。

该会会长兼总务组长赵文伯，法名胜摆，时年48岁（为1950年时年龄，以下同），河北靖远人，住制锦市后街14号，北京大学毕业。此人交结颇广，国民党时期代表该会参加万善会，并任理事。

研究组长释隆海，时年56岁，临清人，24岁时在临清大宁寺出家，26岁在北京法源寺受戒，后回大宁寺当住持。1945年来济，在该会主持讲经集会，与本市和尚均有联系。

常务理事兼福利组长王香岩，时年56岁，本市人，住县西巷8号，高中文化程度，日伪时历任历城县公署、税务局等处科员，解放后任崇华小学教师。

（2）净居寺。在石岗子街34号，于1920年由福心创办（一说此寺“肇于宋、毁于元，重兴于明”），为本市最大的寺院，原有房屋120大间，地200余亩，有僧众80余名，以房租、地租为生。解放后地被土改，房被借用，僧人多散去。1950年时只有僧侣5人，房5间，地1.5亩。因“方丈”秀初及静斋在押，由监院析凡负责，以种地、推磨为生。解放前的佛教会即设于寺内，过去反动当局如韩复榘、朱桂山、王耀武等均常去该寺。日伪时许多大汉奸的太太多到该寺去修行，也常住于寺内，并公开贩卖吸食大烟，此寺在反动势力包庇下号称“小世界”。国民党时与省府顾问陈绍甫、陈绍民，华北剿总副司令上官云相交结，一时声势显赫。该寺为本市佛教活动中心，与各地大寺庙多有联系，经常开佛教会并化缘。

（3）念佛堂。设于天地坛街观音堂，由沈淑卿创办。沈系盐务出身，晚年信仰佛教，于1940年与刘杏村共同成立该堂，信徒最多时达50余人，多为附近老太婆及商人。每年农历二月十九日、六月十九日、九月十九日为大集会聚餐。每日念经做功课，有时办点小赈济。

（4）吕氏念佛堂。设于宽厚所街43号，为吕元华创办。吕死后即由沈淑卿接办。沈曾将财产变卖了一部分，后由一姓华的老太婆负责，经常以画符等欺骗妇女。

（5）菩提寺。设于魏家庄45号，此处原系张培荣之公馆。张字耀臣，河南正阳人，军阀时期历任迅威将军、兖州镇守使、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鲁苏豫皖剿匪司令。北伐后张因被通缉而潜逃。其妻张侯氏（即张方绿）为保全其生命财产，而将公馆变成佛堂。全家落发为尼，张侯氏起法名元炎，两妾其一法名广法，其一法名广林，4个丫头法名为续直、续道、续庆、续严。张氏一家每日晨钟暮鼓，闭户自修，将张公馆易名为菩提寺。1930年续道、续庆、续严改至仁智街白衣庵修行。此后元炎、广法先后死去，即由广林住持。广林俗名张曾氏，时年50岁，河南正阳人。除广林、续真外，尚有带发修行之老年妇女数人。该寺有房30余间，河南有一部分财产，其他财产为数不少。

（6）白衣庵。设于仁智街1号，有房22间，创办年代不详，清嘉庆二十四年，经樊飞鹏重修。有尼姑5人，以收房租、做手工活为生。每月初一、十五念经，住持续道与其师弟续庆、续严均系军阀张培荣的丫头，原在魏家庄菩提寺出家，1930年来此庵。后续道等又收徒弟本信、本愿2人。解放后仍为人做超度。

（7）弥陀庵。在报施街31号，为清同治八年时园喜所创。有房14间，地2亩，尼姑2人。住持续厚，原名瑞芸，时年27岁，淄川人。均自幼出家。

（8）般若庵。位于青龙后街141号，为群众集资所建。有房12间，地14亩。住持静义，俗姓赵，女，时年69岁，本市人，自37岁时因夫去世，生活困难，乃带发出家，以房地收入为生。

（9）星宿庙。在朝山街129号，有房82间，地12.5亩，僧3人。此庙原为明万历末年德王创建，因其两壁间有28宿彩绘像，故名星宿庙。此庙在1987年修朝山街时拆除。住持庞静尘，法名觉枢，时年43岁，东平县人，自幼出家，解放后务农，解放前曾任佛教会长。马逸尘，法名觉榕，时年40岁，长清人，自10岁出家，解放后务农，解放前曾任佛教会理事，又是城内园通庵的住持。杨如范，法名胜修，时年45岁，河北献县人，自14岁在德州出家，21岁来济，有时从事算卦活动。

（10）兴隆庵。位于棋盘街20号，建于明朝，有房30间，地1.4亩，尼姑4人。该庵无香火，解放前颇复杂，常有国民党军官来往。停灵为唯一收入。解放后靠房租与种地为生。住持尼邓秉静，法名本义，时年43岁，本市人，3岁出家。其师名慧真，法名长德，时年56岁，长清人，自幼因病由其父许与庵中为尼。其徒心法，俗姓张，时年16岁，本市人。长禄俗名李怀洁，时年10岁，本市人，自幼出家。解放初期该庵分南北两院，本义师徒各主一院，后又合为一处。

（11）福慧祥林。在后宰门街15号，清道光年间由还一所创，有房17间，和尚3人。“七七”事变前佛教会即设此处。住持真常，俗名刘湛济，时年70岁，长清人，曾念过10年私塾，自幼出家。解放后以房租、卖水为生，师弟柏锦文，时年66岁，济阳人，住万寿宫街8号。系被处决大特务、恶霸柏俊生之叔，曾活动于历城一带，日伪时期与柏俊生狼狈为奸，仗势凌人。解放后以收房租、地租为生。其徒刘洪德，法名昙尘，时年28岁，长清县人，自幼出家，以开茶馆为生，住庙内。

（12）甘露寺。在西门大街31号，康熙十四年由德全创立，有房52间，地2亩，僧2人，以收房租为生。住持张占溥，法名园真，时年31岁，济阳县人，6岁出家，在北京广济寺受戒，后来济，其徒弟甄小二，法名长修，时年17岁，滋阳县人。

（13）太山行宫。在杆石桥外，光绪十七年由能瑞创办，有房30余间，地8亩。住持僧能成，俗名纪玉刚，时年49岁，河北威县人。其徒仁仕，俗名杨鼎新，自称河北香河人，实为东北凌源人，1943年来济。日军投降时曾乘机劫掠，大发横财，解放前夕在成佛寺出家。

（14）安阇寺。在安阇寺街，有房32间，地25亩，尼姑4人，以收房租、地租为生，住持尼尹绪祥，时年54岁。其徒本立，俗名谭敬云，时年25岁，郓城县人，解放后成婚。本善俗名潘桂兰，时年17岁，本市人。角才俗名刘凤荣，15岁，本市人。

（15）兴国寺。在千佛山上，清道光二十九年由园庆重建，有房96间，地11亩。解放后有僧6人，以收香火、种地为生。该寺为名胜之地，每年农历九月九日，前往登高游览者颇多，为该寺香火最盛日，解放战争中遭破坏，后修葺一新。该寺住持通禅，俗名杨耀光，时年56岁，安徽蒙城人，幼年经商，38岁时因破产出家，并为速报司庙住持、佛教会理事。监修通海，俗名胡九海，时年26岁，滋阳县人。自9岁出家，原为匡山庙住持，解放后到该寺。看门郑忠信，法名和行，时年60岁，历城人，原在家务农，43岁来济南出家。张金法，法名通法，时年19岁，长清人。悟性，俗名杨志顺，时年30岁，历城人。悟本，俗名高忠顺，时年15岁，本市人，10岁出家。

（16）慈林院。在城内慈林院街1号，住持心湛，时年61岁，天津人，曾为吴佩孚秘书。1950年春去青岛，该院即由寿佛楼后街观音院（建于清康熙年间）住持昌霖代管。昌霖俗名王金生，时年47岁，泰安人。自7岁在该院出家，因贩大烟被拘押过。解放后以房租收入、种地为生。

（17）华林寺。在正觉寺街163号，明成化年间重建，有房20间。住持完昌，俗名谢立海，又名胜空，时年43岁，历城人。10岁时因父母双亡而出家。其徒完和，俗名路宝林，时年28岁，本市人，16岁高小毕业后出家。

（18）准提庵。在院西大街，创建于明朝永乐二年，有房11间，地1.8亩，住持僧少明，俗名余炳文，时年50岁，平原县人，13岁出家。解放后以卖箫笛为生。

（19）太平寺。在达智街12号（此街已不存在）。创建于唐朝，有房25间。住持僧纯亮，时年63岁，本市人，10岁出家，解放后以收房租为生。

（20）观音堂。在卫巷28号，为清朝龙宝所创，有房22间，地1.1亩。住持尼贞修，俗名李淑九，时年57岁，泰安人，8岁出家，解放后以卖饭为生。

（21）慈仁院。在皇亲巷23号，创建于清康熙年间，有房30间，地1亩，住持尼张深明，时年27岁，历城人，自幼出家。过去曾贩大烟，解放后以收房租及卖水为生。

（22）极乐庵。在东青龙街143号，有房6间，地1亩。住持尼心喜，俗姓袁，时年69岁，齐河县人，5岁出家，23岁来济，解放后依靠徒弟补助和做手工为生。

（23）观音堂。在黎明街3号，创建于唐代，有房12间。住持尼昌宏，俗名刁凤英，时年52岁，1935年出家，常活动于后营坊商人家，每年二、六、九月有香花会。解放前以请神治病为生，解放后靠徒弟道友补助。其徒刁玉兰，法名隆胜，时年13岁，历城人，6岁出家。

（24）三元宫。在正觉寺街，住持僧朗然，俗名释中耀，时年49岁，泰安人，7岁出家。解放后住正觉寺街201号，以收房租为生。

（25）关帝庙。在刘家井街2号，有房13间，地12亩。住持僧仁奎，俗名宋光和，时年46岁，菏泽人，10岁时出家。解放后请他治病者仍颇不乏人。

（26）三圣堂。在花园庄街101号，创建于清光绪二十年，有房12间，地2亩。每逢农历初一、十五烧香念经。住持僧能持，时年60岁，自幼因病许与庙内当和尚。光绪三十四年，在宝华山受戒，民国初年曾去五台山朝拜。

（27）观念寺。在东红庙，有房4间，地4分。住持尼能觉，俗名张效娥，时年54岁，单县人，常与泰山行宫来往，解放后亦给人做些针工。

（28）兴隆寺。设于洛口大寺集街1号，有房8间，地15亩。住持悟静，俗名贾福寿，时年43岁，本市人，自15岁高小毕业后出家。解放后种地4亩，以卖馍馍为生，常到药山、鹊山活动。

（29）朝阳庙。在南马道街31号，系仲静观自修自办，在东乡有26亩地，有房9间。解放后擅将南马道街20号群众自建关帝庙内物资卖掉，群众为此不满。

（30）凤凰山庙。在凤凰山上。住持王园明，法名道梁，时年58岁，莒县人，自幼因病出家。解放后以种地为生。

此外已无住持或僧尼返俗的寺庙有：南门里的迎祥宫、东圩子里迎春庙、王家庄57号宏法寺、佛山院街11号的佛山院、趵突泉前街药王庙、汇泉街的汇泉寺和白衣庵、四里山顶的延寿寺、五里沟的莲花寺、佛山院街68号三元宫、东青龙街32号三皇庙、岱宗街的娘娘庙以及鹊山庙、华山庙、龙洞庙和佛峪山的佛峪庙等共16所。

青岛市佛教略述

张希周

在“文革”中，全国各地佛教组织多已瘫痪，而青岛市佛教以及寺庙所受摧残，实超“三武”浩劫。爰将管窥所及，略述如下。

一、青岛湛山寺

明朝神宗朱翊钧（万历）时，憨山（德清）大师（1546-1623年）以受道家之谗（据说当时万历受道士蒙敝，其母后笃信佛法，均在宫内受供养道士诬陷，憨山淫乱宫闱，被驱逐出宫，并以私建寺庙罪，谪岭南雷州）后，离京华。初，憨山漫游全国名山，再游齐鲁，曾住锡青岛市湛山村西山麓，筑茅庵居之。迄后，至崂山就山东部择石窟而居，窟名那洛延窟，即崂山华严寺前身。

湛山寺兴建在憨山大师住锡旧址。300余年后，始由倓虚老法师愿心所及，而出资兴建者为叶恭绰（北洋军阀时代交通部长）、王湘汀（国民党时军长）、靳云鹏（北洋军阀时国务总理）、周志俊（青岛市华新纱厂总经理）、张伯祥（青岛祥记行经理）等老居士，更以前青岛市长沈鸿烈大力襄助，愿为护法，费时数载，始次第落成（1932-1937年）。前山门为弥勒佛，依次大雄宝殿内为释加牟尼佛，殿后为观音像，后殿为阿弥陀佛殿。寺之东隅有周志俊太夫人独资修建的乐师佛塔，原拟建筑地藏菩萨殿，檩椽已具，正以捐款兴建则解放矣，僧寮数十间，居士别墅二所。殿屋栉比，亭台楼榭，均为古代东方建筑，列为青岛风景区。

寺之西隅为僧徒学校，颜曰“湛山佛学院”。僧徒来自全国，而籍贯东北者尤多，僧人持午（即过午不食）完全茹素，戒律颇多，游人骚客，寺内概不备荤食、烟酒，另以素餐招待，外地挂单僧，络绎不绝，实为一代佛家丛林。

湛山寺建成后，第一任方丈由倓虚法师兼理，为了继承憨山大师，殿外横匾是“海印遗风”，殿内则书“鹫岭传灯”。其他如著名书法家华世奎书写“极乐世界”以及叶恭绰所写“宏范三界”，均系骨架坚硬，润泽大方。

僧徒学校成立后，全国名僧大德法师来青讲学者，有南山律宗泰斗弘一法师，以及倓虚师弟定西和尚（天台宗）等。当时讲授儒家诗书者有莱阳宿儒董小明、于绍文老师及王杏东（山东大学秘书）等。

为方便市民听经，乃择本市福山支路建湛山精舍楼房一所，背山面海，屹立于山之南顶端，每周（星期日）由倓虚老法师宣讲佛经，或派首座和尚代讲，而所讲者为《心经》、《阿弥陀经》、《金刚经》。这三经均由倓虚法师笺注及作白话解，刊印成册，发行遍及全国。

在日伪时期，倓虚法师为了东北及天津寺院，经常到处查看，乃推选善波和尚继任湛山寺方丈一职，并定为法嗣。时善波仅30岁，为全国知名寺院方丈最年青的僧人。

是时，善波和尚标率僧众，克尽厥职，僧徒学校青年僧人达百余人。晨钟暮鼓，朝暮功课，从不间断。全国隐名居士自由捐献，供养僧众，愿心施财者，日有所闻。此为湛山寺鼎盛时期。

日寇侵华八载，寺院完整如故，盖日人多信佛法，加之青岛市伪市长姚作宾及所属局、所头头，迎合日军口味，亦有“晨昏三叩首，早晚一炉香”者，且为数颇多，是以，少数异教徒未敢觊觎。

寺内有藏经楼一所，收藏经很多。如日本大正藏精装本一部半，宋藏经影印本一部，频伽藏铅印本一部，清龙藏旋页本二部，百讷本刻方册本一部，续藏印本一部。1945年秋，日寇投降，遣俘时，有一日人，将其毕生搜集弥勒佛、铜、瓷、金、银等铸造之各种大小法身达90余尊，留赠该寺，供奉于藏经楼，实难得之珍品。其他各种木雕、铜铸观世音菩萨法身十余尊之多，雕刻艺术，栩栩如生，有人鉴定为隋唐时代所造。佛经以外之名人古画、字画、明版书籍贝叶佛经……等均为各地居士所供献。

1949年青岛解放后，湛山精舍被拆除，倓虚老和尚也于1948年秋应叶恭绰老居士邀请移锡九龙，湛山寺僧众以方丈和尚善波为首先后还俗。盖该寺既无基金或土地投入，自建寺后，端赖全国居士捐助，解放后，生活无源，更兼思想进步，返俗就业为其主因。“文革”时，该寺目为牛鬼蛇神，寺内残余僧人均被驱逐，佛像砸碎，藏经楼所藏经典等，均损失无余。庙门外石狮被砸去前腿及牙齿等（据传该石狮子系益都明朝衡王府门前所有，衡王查抄后，为冯阁老移去，冯氏后裔式微，辗转运至湛山寺）。现该寺除房屋完整，寺东之乐师佛塔，塔基多陷。

二、崂山华严寺

三、法海寺

该寺位于青岛市郊区源头村，为青岛市最古老的寺庙。寺内有白果树一株，枝叶繁茂，据云，该树有1000余年历史。寺庙成立年代，无可考查，仅依据在抗日战争期间，路过该寺，看到有元朝泰定帝（也称铁木耳）四年及清康熙四十五年时两座残缺不全的重修石碑，记载此寺为三国曹魏时代所建。寺庙建筑面积不宏，仅有大殿僧舍及客舍，寺外有圆寂僧人墓3座。该寺地处青岛市水果产区，解放前每年农历七月十五日，湛山寺举行盂兰会，供奉各样水果，极为丰实。

华严寺观音阁，所存佛经500部，解放前，该寺方丈法舟毫不重视，虫蚀甚多。解放后，为本市博物馆派人运回，其中，第一代方丈慈霑遗像完整无缺。

青岛市郊区大麦岛村后浮山，旧有佛寺一所，寺后有石壁、石穴，年代日久，石壁出现草书“云城”2字。寺僧宝之，认为奇迹。有道人曾明本，旅大市金州人。1915年日德战争，争夺青岛时，曾明本为日军向导。德人败绩，日人统治青岛后，曾为日人功臣。乃窥时俯仰，以赴势力之会，狐假虎威，播恶于民。妻妾数人对浮山寺院早已垂涎。据闻，曾明本上日，书中云：“明本在东北长白山受祖师爷秘传云笈七〓张炼丹术，而炼丹需深山绝谷中”。如是，乃假日人之力而占据之。既占，后将殿宇拆除，只留石壁，而石穴则个人居之。有询之者，则曰：“非我霸占，实僧人穷困售于我者也。”迄后，康长素、蔡元培先生等曾游览浮山，并亲笔题词，以及达官贵人均有濡笔留字，藉此夸耀。“云城石壁”、“洞天石窟”，其名大张，已成琅环福地，上山采樵村民，莫敢窥者。1949年青岛解放，人民群众以反动道会门反革命罪将曾道士及其五号炮台庙中弟子均逮捕，羁于市总局，据云，曾道士年92岁，是否镇压，不详。

四、青岛的佛教会组织

青岛的佛教会，在日伪时代，曾有组织，以此保护寺庙。日寇投降后，国民党统治青岛后，乃改组，以倓虚法师为常委，善波方丈和尚及居士张希周为委员。其主要任务是兴办慈善事业。保持寺庙，并接收日本寺庙6处。迄后，崂山道士以为曾跟李先良市长抗战有功，乃联合上书，瓜分日本寺庙，佛像弃置，改供三清教主，名为供奉道祖，实为崂山道士来青岛之旅馆。“文革”后，神像拆除，房屋改建别用，寺庙形迹无存。

五、解放后青岛市佛教会成员情况

青岛市佛教徒，据不完全统计，解放前僧俗约600～700人，多数皈依倓虚法师，在家居士有念佛会、助愿团等。“文革”中，已禁若寒蝉，被列为牛鬼蛇神，稍有不慎，即有逮捕法办之厄。自湛山寺佛像被砸，僧人驱逐后，蛰居不敢通音讯。解放以来，返俗僧人转业，娶妻生子，对过去和尚生活讳莫如深；在家居士，死者十之八九，即硕果仅存者，亦不敢公开为佛教徒，居士之间，亦绝无往来。

六、青岛市佛教会负责人情况

1.倓虚法师，俗家天津人，出家前为辽宁省营口市著名中医。妻早死，子4人，有3子出家，分散在北京、东北各寺修持，幼子法学毕业，1949年解放后，去向不明。倓虚和尚出家后，铣研佛经多年，为天台宗之础石，并兼修净土。注解佛经甚多，如《心经》、《金刚经》、《阿弥陀经》等，为北方大德高僧。一生修建佛寺3处：（1）哈尔滨板乐寺；（2）天津大悲院；（3）青岛湛山寺及湛山精舍。1948年秋，应叶恭绰居士敦请，法驾移锡九龙，后以不谙粤语及英语，未能再赴南洋群岛宣扬佛法。据闻，1963年圆寂九龙。火荼后，所遗舍利极多，为徒众收起，建塔纪念。其由青岛随行之僧徒经数年学习，谙英语者甚多。1980年春，美籍华裔乐渡和尚（原湛山寺法学院学生）应赵朴初居士邀请返国，赴萧县原籍探亲后，取道青岛。据云，原青岛市湛山寺佛学院学生，在外国者均取得该国户籍，并在住地建寺弘扬佛法，寺名又均以湛山寺命名，极为当地政府及华侨欢迎。佛教经典外人研究者亦日加增多，华侨皈依佛教者也日渐增多。

2.善波方丈和尚，俗家姓李，系清宫太监李莲英后裔。幼年在北京出家，后往五台山普济寺学习。及长，得识倓虚法师，30岁，即升坐湛山寺方丈和尚，并选为倓虚和尚法嗣。全国解放前，上海、杭州等地青年和尚，有倡僧人服装改制者（即废除袈裟，改穿便衣作居士身），湛山寺僧徒首先响应，惟慑于倓虚和尚所订戒律森严，未敢贸然实行。时该寺佛学院中文教师马某为地下党员，除方丈和尚知之而保密，其他僧人鲜有知者。青岛解放后，善波方丈和尚带头返俗归宗，改名李波，就业在青岛市一家医院，娶妻生子。

3.张希周，山东沂水县人，原名张郁文，青岛国立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1945年皈依佛门，法名能荷。1927年冬参加共产党，任沂水、费县工委书记，后以领导暴动失败，被通缉，旋被捕。释放后，志气索然，抗日战争时期，历任中学校长、县长及荐任科长秘书等职。1948年秋，应青岛市长龚学遂面嘱，招待由北京来青转飞南京的蒙古活佛甘珠尔瓦（甘系北平正觉佛教会首领，解放后始知为反动组织）。以此之故，于1950年12月被逮捕，1975年被释放回青岛。

泰山佛教小史

刘宪章

西汉末年佛教开始传入中国，其传播区域以洛阳为中心，首先扩展到徐淮一带。山东是古代齐鲁的繁荣地区，盛行黄老学说，相信艺术和道仙的人很多。佛教传入之初，很多人把释迦牟尼和黄帝、老子并提，视为同类的神，把佛教也看成是一种神仙方术，所以山东充分具备了接受佛教的条件，地处山东中部的泰山一带，也就成为佛教传入较早的地区之一。

佛教是一种外来的宗教，要想在泰山这块土地上扎根，不但要同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相适应，还必须同中国固有的哲学和宗教思想相融合。自东汉末年以来，外来的僧人增多，译出不少佛经。为了和汉代兴起的“泰山治鬼”之说相结合，不少僧人在翻译佛经中，把“地狱”译成“泰山”。早在三国时期，吴国康僧会所译《六度集经》中；多处附会“泰山治鬼”之说。例如，“命终灵魂入泰山地狱”（卷一）。“泰山之苦，难可想见”（卷四）。“死于泰山，泰山之鬼拔出其舌，著于热沙，以牛耕之，又经热钉钉其五体，求死不得，殊恶如此”（卷五）。当时汉译佛以意译为主，上述佛典中之“泰山”，不是传自印度或西域，而是译者把佛经和泰山民间信仰相揉合。

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社会动荡不安，民不聊生，人们要求宗教作为精神寄托，容易接受佛教关于彼岸世界的宣传，大多数统治者又极力扶植，于是佛教逐渐兴盛起来。

前秦苻坚始皇元年（351年），佛图澄的弟子僧朗，为了逃避冉闵之乱迁居泰山，在泰山西北的金舆谷昆仑山清除了虑患，创建朗公寺，讲解《放光般若经》，传授弟子僧欲等百余人。

僧朗博学硕通，在当时佛教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南燕主慕容德授予僧朗东齐王的称号，并赐与奉高、山茌两县的封禄，以师事之。前秦主苻坚，“送紫金数斤，绢绫三十匹，奴子三人，以备洒扫”。不仅赠物，而且还赠送奴隶！此外，北魏开国皇帝拓跋浥、后秦主姚兴、东晋孝武帝，都和僧朗有过书信往来和厚礼馈赠，这在泰山佛教史甚至中国佛教史上，都是可以大书特书的。

当时一些名僧也经常往来于泰山一带，高僧道安就是突出的一个。道安对佛经的翻译工作进行了总结，提出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为佛教寺院订立规制；划一僧人的姓氏，道安以后僧尼一律姓“释”，这些在中国佛教史上都有划时代的意义。道安翻译的佛典《鬼子母经》中，也有“死后亦入泰山地狱”之语。大约在前秦苻坚建元十六、十七年（380～381年），道安来到泰山，参加金舆谷之会，他的这次东下，可能是应僧朗的邀请。

僧朗、道安以后100多年，到了北魏孝明帝正光年间（520～525年），法定来到泰山西北的灵岩开山，建成灵岩寺。当时泰山一带，除较大的朗公寺、灵岩寺外，还有北魏时兴建的光化寺，北齐时兴建的四禅寺，以及谷山玉泉寺、神宝寺、普照寺等，泰山已初步成为佛光普照的释家领地。

魏晋以来，由于玄学的强大影响，直到东晋后期，以宣传“空”为中心的般若学始终是佛教的主流。泰山经石峪的北齐隶刻《金刚般若波罗密经》，就是大乘空宗的主要经典。经石峪隶刻为举世无双、稀世之宝，被誉为“大字鼻祖，榜书之宗”。1916年9月，康有为由曲阜到泰安，下车后直奔经石峪，他在古人的斗大字书面前，佩服得五体投地，深深为中华民族悠久的文化所震撼！此外，光化寺和映佛岩也是刻的般若经，两处石刻都是武平元年（570年）王子椿题，距今已有1400多年了。这些规模宏大的佛经石刻的出现，是佛教在泰山一带繁荣昌盛的历史见证。

经过魏晋南北朝几个朝代的发展，佛教在泰山一带逐渐扎下根来，到了隋唐，由于统治阶级大力扶植，泰山和全国一样，佛教也进入了它的鼎盛时期。

隋文帝曾多次下诏在各地兴建寺院、佛塔，按罗和剃度僧侣，组织翻译佛经。开皇元年（581年），“三月诏于五岳各立一寺”。开皇三年，朗公寺改为神通寺，并广造神像，大建佛塔，隋唐时又在岱阴大举摩崖造像，泰山一跃而成为山东佛教文化的中心。开皇十三年，又“令于诸州名山之下各置僧寺一所，并赐庄田”。这些佛教建筑已成为各地风景轮廓的标志。试看今日泰山各地，凡有佛教寺塔之处，无不绿树成荫，景色宜人，给广大人民以美的享受。泰山集自然、人文景象一体，成为中华民族古老文化的像征。

当时一些名僧经常往来于泰山一带，唐初慧斌就曾主持灵岩寺，慧斌晚年为弘福寺主。唐贞观十九年（645年），玄奘就是在这个弘福寺，开始了大规模翻译佛教经典的工作。

武则天在争夺政权的过程中，为了利用佛教为自己制造舆论，曾谕令“释教宜在道法之上，缁服（僧服）处黄冠（道士）之前”。麟德二年（665年），高宗和武则天来泰山封禅时，打破以往帝王之列，先到灵岩拜佛，然后到岱顶祭天，说明高宗和武则天对佛教的重视。

唐中叶以后，禅宗成为中国佛教最有势力的宗派，佛教完全中国化。禅宗在泰山一带也广为传播，据《封氏闻见记》记载：唐开元（713～741年）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禅师大兴禅教。佛教规制，饮食上僧人过午不食、不饮酒、戒荤食，坐禅修行又长达90天之久。为此，需要一种即符合佛教戒律，又可以清除坐禅产生的疲劳，这样，茶就成为僧人坐禅最理想的饮料。由于禅宗大力提倡，不仅泰山寺院僧人饮茶成风，而且促进了民间饮茶习惯的进一步普及。

唐代中国高僧鉴真曾东渡传法，鉴真在日本的第四代弟子、日本国慈觉大师在公元839年，随最后一次遣唐使入唐求法。他在中国期间，对泰山等地风土人情作了详细了解，回国后，用汉字写了《入唐求法礼行记》，记载了在唐10年的经历。《入唐求法礼行记》一书，曾与《大唐西域记》、《马可波罗游记》并列，被世界公认为古代东方三大游记。

黄巢起义爆发后，唐僖宗逃亡成都，僖宗也是一个佞佛的皇帝，中和三年（883年），他听说泰山有一个叫大行的僧人，念诵《阿弥陀经》很有功夫，便赏给这个僧人一个赐号，叫“常精进菩萨”，赐爵“开国”，并且还召见他。《阿弥陀经》主要宣扬“极乐世界”如何“美妙无比”，“阿弥陀佛”如何“神通广大”，只要反复诵念“南无（皈依、致敬）阿弥陀佛”，死后就可进入西方“净土”。佛教净土宗就是通过这部经而得以广泛传播的。

泰山佛教经历隋唐时期的顺利发展，到北宋又达到新的高峰。据记载，灵岩寺“每岁孟春迄夏首，四向千里老幼匍匐而来，散财施宝，惟恐不及，岁入数千缗，”可见香火之盛。北宋8个皇帝中就有4个皇帝御书相赐，并规定灵岩寺的住持必须由皇帝直接派遣。灵岩寺现在尚存宋代彩色泥塑罗汉像40尊，其中有东土初祖达摩、庐山莲社慧远、天台醉菩提济颠（济公）、晋朝泰山僧朗、灵岩寺开山法定、净仁大师仁钦等名僧皆在，栩栩如生，梁启超誉之为“海内第一名塑”。灵岩彩塑不仅充分显示了我国古代能工巧匠的卓绝艺术才能，而且也是宋代泰山佛教昌盛的生动写照。

南宋初年，金兵大举南犯，烧毁灵岩寺的殿宇、僧舍。年仅22岁的辛弃疾，鉴于僧众对金兵的愤恨，发动僧人抗金，联合济南地区其他佛寺僧众艺千余人，编入耿京的抗金队伍。

元代佛教各派中，还有以禅宗最为繁荣，在法相宗面，名僧普善曾住持泰山南麓的普照寺。这时的泰山寺院，不仅国内僧徒络绎不绝，海外僧人来泰山传统学法的也迅速增加。日本国邵元和尚，“慕中华释教之盛”，于延祐四年（1317年），乘船来中国，他在中国期间翻译了大量佛经，结识了不少名僧，灵岩寺第39代住持僧息庵就是其中之一。息庵去世后，邵元在“息庵禅师道行碑”中，历述息庵生平，赞扬息庵佛门好事，其文情深意长，是一篇歌颂中日友好的史诗。

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年），高丽僧满空等，登泰山访古刹，先在泰山西麓的竹林寺，后又到普照寺任住持20多年，为朝鲜翻译了大批佛经。明天顺七年（1463年）满空去世后，就葬在普照寺西南不远处。满空等高僧，到泰山虽然出于宗教的动机，但他们胆识过人，表现了惊人的毅力，在不同国家民族，传播与交流文化，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意义也就超出了宗教的范围。

明朝为了加强对寺僧的管理，景泰三年（1452年），曾规定各寺观田土不得超过60亩，“僧既不能输税，其地令没官。”强调了寺院田地必须由朝廷收税的原则。但灵岩寺拥有瞻寺地3500亩，自宋以后就免差役，只纳税银，金元明时都奉旨税银和差役全免，一直到清代仍不纳税，这表明了最高统治者对泰山灵岩寺的重视。

由于宋以后，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日趋强化，封建统治阶级提出：“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于是经过隋唐时期的儒、释、道三教鼎立，逐渐走向三教会同。儒家主张入世，孔子对死的问题并不感兴趣，而佛学提出一整套关于生死的学说，为中国固有文化所欠缺；道家讲玄之又玄，恰与佛教空宗理论相通。中华文化伟大之处，正是不断地接受、改造外来思想，成为自身结构的一部分。

宋以后泰山不少寺僧与封建士大夫往来酬和。宋大观（1107～1110年）初，灵岩寺的住持仁钦，赐号静照大师，他在“灵岩建绝景亭以宴宾客，修崇兴桥经通往来士大夫，咸（都）爱与之游焉。”明正统（1436～1449年）中，住持古奇，“能文善诗，士大夫多敬重之。”万历（1573～1620年）初，灵岩可长老，擅长诗赋，精通戒律，“名重朝野”，由于他对佛教教义有很高的造诣，被朝廷封为达观大师。不仅如此，当时儒家中也出现不少不受戒的佛门弟子，更多的士大夫虽未皈依佛门，却精通佛典，也有的出家为僧。元玉，字祖诊，原为明朝进士，后弃儒以佛，康熙初年，卓锡普照寺，在泰山广结社会名流，在寺东构筑后堂以读书，别号石堂老人。有《石堂集稿》等著作。

至清代，由于泰山开始成为碧霞元君的道家的天下，红门原为佛教院，这时由于香火冷落，院内除了原有的弥勒佛外，又供上“碧霞元君”的神像，“敲着木鱼念佛经，烧香磕头供元君”。红门宫边又筑起一座“孔子登临处”石坊，也设有香坛，这也正是儒、释、道三教会同的写照。

综上所述，一部泰山佛教史是佛教在全国传播的缩影。佛教作为一种外来的宗教，汉代传入后，经过依附、融合等过程，在魏晋南北朝时期，逐渐扎下根来。隋唐时期，随着中国封建社会进入鼎盛阶段，佛教在泰山也进入了繁荣时期，为了适应中国社会和文化思想的特点，建立了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各种宗派，如法相宗、禅宗、净土宗等。

（泰安市泰山区政协供稿）

崂山道教

黎民

一、崂山道教源流

崂山亦称牢山、鳌山、辅唐山，位于山东半岛黄海之滨，西起胶州湾畔，绵延东去80里，主峰名巨峰。东北向为上苑山、那罗延山，紧傍海滨；东南向为天茶山、昆仑山，极于崂山头；西北向为华楼山、天门山；向西延伸，即胶澳半岛诸山。崂山群峰耸立，层峦叠嶂，深涧幽谷，泉水喷涌，水帘瀑布，云气离合，岚光变幻，自古被誉为“神仙窟宅”。

《寰宇记》载：“始皇登劳盛山，以望蓬莱”。劳即崂山，今崂山太清宫侧有后人的摩崖石刻“波海参天——始皇帝二十八年游此山”。《汉书》载：“汉武帝太初四年（公元前101年）幸不其山，祀神人于交门宫”。汉代崂山北部称不其山，《太清宫志》开山始基篇中说：“崂山太清宫系于西汉建元元年辛丑，张公讳廉夫所创始也。公字静如号乐山，江西瑞州府高乐县人……嗣入终南山，学道数载，得师传授，遨游天涯，来崂山之阳，临海之滨，修茅庵一所，供奉三宫大帝神像，嗣于癸卯年又建筑殿宇，供奉三清神像，额曰‘太清宫’，并受徒传道。”此即道教在崂山之开端。唐昭宗天祜元年（904年），河南兰义县人李哲玄，字静修号守中子，东游崂山太清宫，久住之后，又建殿房，供奉三皇神像，名曰三皇庵。汉唐以至宋、元，屡有道士真人，来崂山栖居修行讲道，道教在崂山日益兴盛，道场不断增加，崂山遂成为我国道教著名丛林。纵观道教在崂山，始于汉、唐，盛于宋、元，明、清不衰。

二、崂山道院之首——太清宫

崂山道院相传有九宫八观七十二座名庵，而今可数者有17处，据传：建于汉代者二，建于唐代者一，建于五代者一，建于宋代者一，建于元代者五，建于明代者五，不知建于何时者二。其中属于郝祖华山派者有聚仙宫、沧海观、蔚竹庵、神清宫、大劳观、华楼宫、太平宫等7处；属于邱祖龙门派者有太和观、上清宫两处；属于孙祖金山派者有明道观、白云洞、通真观、明霞洞等4处；属于刘祖随山派者有太清宫、关帝庙2处；属于徐祖鹤山派者有玉清宫一处；属于纯阳派者有寿阳庵一处，惟太清宫历史最久，规模最大，至今保存最完整。

太清宫共分3个独立院落，150多间殿宇，每个院落都有独立的围墙，单开山门。东南院是三宫殿，殿内塑有“真武”、“雷神”、“监坛”等神像。院内有紫薇、银杏、牡丹、耐冬等花木。特别是正殿前院的两棵干粗合抱的耐冬，一棵开红花，一棵开白花，每逢冬尽春临之际，拳头大的花朵开满枝头。红的火红，白的雪白，花期持续3个月。据说这两棵耐冬，是明永乐年间，道士张三丰从海岛上移植于此。蒲松龄在《聊斋志异》的《香玉》篇里所描写的香玉和绛雪，就是院中的一棵红牡丹和这棵白耐冬的化身。

出三宫殿西边门，沿石板路走进中间的院落——三清殿，殿内塑有“道德天尊”、“元始天尊”、“宝灵天尊”的神像，殿门东侧外，有一棵植于唐代的榆树，人称“唐榆”，因它枝干弯曲像龙头，故又名“龙头榆”。西侧台阶下，有一清泉，名叫“神水泉”，泉水清洌，甘美；大旱不涸，不涝不溢，是崂山的名泉之首。

三清殿之西，便是三皇殿，殿内塑有“伏羲”、“神农”、“轩辕大帝”的神像。殿门上有以老子《道德经》中的两句话镌成的篆书楹联：“天下有道，行马走以粪；天下无道，戎马生于郊。”殿前院内古柏成林，内有一棵古柏，传说是太清宫创始人张廉夫手植，人称“汉柏”，已有两千多年的树龄。有一颗碗口粗的凌霄寄生在汉柏树上，盘绕而上，直达16米高的树梢。每年春季，粉红色的凌霄花开满树冠，汉柏的苍翠、凌霄的艳丽，融为一体，别有情趣。还有一棵五倍子树寄生在汉柏树上，“三树一体”是崂山的奇迹之一。三皇殿门外两侧的石墙上，各镶着一块石碑，碑上刻着元太祖成吉思汗给太清宫的道长——邱处机的圣旨全文。这两块石碑，在太清宫现有的石刻中，是较为古老的。

三、崂山历代著名道士

道教盛行于崂山，经久不衰，自西汉张廉夫开山始基以来，有一些著名道士，在崂山栖居讲道。如：

河南兰义县李哲玄，生于唐大中元年二月，后中进士，唐昭宗天祜元年来崂山久住，后被敕封为道化普济真人。五代时期，有道士刘若拙，自蜀来崂山太清宫，后被宋太祖敕封为华盖真人。

邱处机，登州栖霞县人，号长春子，年19学道昆嵛山，师重阳王真人，得真传。宋庆元元年时，同刘长生等7人号称七真。由昆嵛山来崂山，曾在太清宫讲道，受之者众。宋嘉定二年即金大安元年，邱处机由胶西再来崂山说法阐教。历时数载始回莱州吴天观。邱处机遍历崂山各处道观，留下了许多诗词刻石。后邱处机受元太祖成吉思汗之诏晋京，邱处机进言：“欲一天下者，必不嗜杀”；及问为治之方，则对以“敬天爱民为本”；问长生之道，则告以“清心寡欲为要。”太祖深契其言，曰：“天锡仙翁，以寤朕志”，于是赐之虎符，付以玺书，不呼其名，惟曰神仙，邱处机受到荣宠，有助于崂山道教之发展兴盛。

刘长生，字通妙，号长生子，栖居崂山修行。宋庆元三年“诏赴京，问以道要……”元主敕封为明德真君。

刘志坚，号云岩子，弃家学道，隐于华楼宫，修行30年，死后他的徒弟为他立了一座行状碑，碑文为元大学士赵世延所撰。

张三丰，是与崂山道教关系密切的另一著名道士。张三丰名通，字君实，号三丰，又曰邋遢。被封为普度真君、通化显礼天尊。他于明永乐年间自青州云门山来崂山修道。张三丰被称为道教祖师之一，也是拳术武当派之祖。

徐复阳，是道教中又一著名真人，号太和子，师张三丰，得其真传，在明霞洞、太清宫修行。后归鹤山仙鹤洞，道成敕封中元永寿太和真君。

杭州钱塘人齐守本，字普真，号金辉，又号逍遥子，在崂山修道20年，敕封上元普济宏道真君。

上述著名道士，在崂山栖居讲道，发展了崂山道教，使崂山道教成为中国道教的重要丛林之一。

（青岛市政协供稿）

潍县的寺庙僧道与尼姑

王振纶

旧潍县是一座历史古城，除了封建的礼尚习俗繁多外，遍及全城的寺观庙宇也是反映古的一个方面。据有关史料记载，仅城里和四关比较有名的庙宇不下40余处，而坐落在街头巷尾的一些神龛更是多的很，至于僧道尼姑，却不很兴盛。现据记忆和调查概况，分述如下。

一、旧潍县的寺观庙宇

1.城里有：

关羽庙：东门城头，今朝阳桥西头，关爷庙巷子今市府北食堂各一。祀关云长。

镇武庙：东北角楼，今朝阳桥西头崖街与和平路接头处。祀镇武爷。

文昌帝君阁：东南角楼，今百货四店处。祀文昌帝君。

文庙：东门大街，今东风大街新华影院处。祀孔子。

东岳庙：东门大街，今东风大街市府南大门处。祀泰山神。

城隍庙：城隍庙街，今博物馆陈列室。祀城隍爷。

增福庙：今增福堂街教师幼儿园。祀财神。

岳王庙：今西下窪子街向南城墙边。祀岳飞。

石佛寺：南寺前街，今中级人民法院宿舍。祀如来佛及十八罗汉。

菩萨庙：石佛寺对面，俗称下寺。祀观音菩萨。

天仙宫：南宫街，今南宫街小学处。祀玉皇大帝。

药王庙：天仙宫东一墙之隔。祀古代名医。

观音大士庵：撞钟院街西头，今北门大街小学分校。祀观音菩萨。

2.东关有：

玉皇阁：东关大街，今下河街东。祀玉皇大帝及二十八宿。

三官阁：东关大街，今人民剧场处。祀天、地、水三官。

观音阁：东关九曲巷西口。祀三大士。

绿瓦阁：东关鱼店街西头。祀关羽，后院祀马王爷。

镇武阁：东关东北门里，今东四平街北头。祀狄青大将。

白衣阁：又名凌云阁，今中兴街南头。祀观音菩萨。

王母阁：东关王母阁街，今下河街以东。祀王母娘娘。

关帝阁：东关东西观音堂巷东头。祀关羽。

关羽庙：东关大街，今东风街小学。祀关羽。

碧霞宫：东关大石桥门里路北。祀王母娘娘、孙膑。

五道庙：下河街，今东风菜场后。祀五道将军。

3.南关、西南关有：

倒座观音庙：南关大街，今向阳路小学。祀观音菩萨。

五道堂：西南关，今八中西南处。祀五道将军。

仙师庙：西南关，今八中西南处。祀老师父，指黄鼬铁狸。

三义庙：西南关大街中间。祀刘备、关公、张飞。

4.西关有：

三官庙：西关桥头，今东风街中段西头，祀三官神。

望山阁：西关大街西头，今清卫会以东。祀王母娘娘。

5.北关、东北关有：

准提庵：北关东大街西头，今北关东大街小学。祀准提菩萨。

八蜡庙：北关姚家坊一带。祀八蜡神即蝗虫。

地藏王庙：东北关，今北大街二小。祀地藏菩萨。

6.南北坝崖有：

保安庙：地坝崖，今和平路人民照像馆。祀龙王。

关羽庙：北坝崖，今和平路北月河路口。祀关羽。

玉清宫：北关北，今聋哑学校。祀玉皇大帝。以上系主要庙宇，规模较大，其他如较小的关帝庙、菩萨庙、土地庙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二、僧道尼姑及其住庙情况

旧社会的潍县，庙宇虽多，但僧道尼姑的人数却不很多。解放前的30年中，县城内僧道尼姑仅有40余人左右，大多分布城内较大的寺庙内，多则六七人，少则一二人。计：城头关帝庙、北关准提庵、北坝崖龙王庙、石佛寺、下寺共住有僧人21人；玉清宫、天仙宫、五道堂、前所街奎星庙共住有道士17人；东岳庙、三座姑姑堂、望山阁共住有尼姑12人。其中有些僧道尼姑还代管一些其他庙宇。现分述如下：

1.城里城头关帝庙：建于城东门城头上，庙内正殿塑有3位名臣。正位关羽，两旁一个是宋朝的包拯，一个是明朝的海瑞，一殿三像，号称“三刚”。旧时的潍城东门，是县官上任和离任必经之路。凡属新任到职，必先参拜三刚，方可进城。旧官离任时，行经东门，人们必定脱下他的靴子搁在城楼上留作纪念。如系贪官，人们便不理他。此庙住僧人法号“明德”，和他的师弟“明心”，并各有徒弟1人，一是“妙声”，一是“妙文”，后来又收徒孙2人，即“理善”、“理训”，师徒3代共计6人。

2.北坝崖龙王庙：此庙建在旧潍城商业最早发达的坝崖街，系清康熙十一年邑人陈调元创建。民初（1925年）左右，此庙即已久断香火。住僧人4至5人，住持僧“生枝”，徒弟法号“世开”，世开收两个徒弟，一名“教云”，一名“教科”。后来“教云”、“教科”也各收徒弟1人。但由于师徒不睦，“世开”很早即离庙远游。

3.准提庵：清顺治十三年，由僧人普心创建。据传普心是明朝的一个王子（皇帝的侄子），出家为僧后修建此庵，庙产庙基都是他的领地。他兄弟2人同居潍县，其弟在北乡辛庄为僧，也自修庙堂。1925-1930年左右，此庙由法号“兴林”的僧人住持。先后住4代僧，共计5人。“兴林”原有徒弟2人，大的叫“盛田”，小的叫“盛泉”，后又收徒孙“温经”，“温经”又收徒弟“来运”。盛田较早地离开此庵，辗转去北京某观音寺当了方丈，成了“阔和尚”。此庵建筑宏伟，但到“兴林”当家时，前两殿因年久失修而颓废。

4.玉清宫：俗称北宫，是潍县著名禅林，是金大定时邱长春弟子尹清和建，后经郑板桥捐银50两，再经知县韩光德倡闾邑绅士捐资重修。寺内建筑宏伟，古松参天，塑有玉皇像，有本县状元曹洪勋写的四面碑，有招子庸画的竹子石刻，还有谭真人手书“黾蛇”二字碑，王真人书写“蓬莱”二字碑，并有清代张端亮小官手书在正殿悬挂的匾额“大通明殿”，书法极为精妙，被视为珍品。但因庙宇年久失修，成了一座荒凉古刹。民初年间，住持道士张信周（张拉磨）徒弟有于嘉善、张祥坤等人。

5.天仙宫：俗称南宫，与玉清宫一南一北，称姊妹宫，塑有玉皇。其西侧有药王庙，仅一墙之隔，不知何时，将隔墙拆去，两庙合二为一。药王庙供神是古代名医孙思邈。民初，此庙香火颇盛，住持道士是“陶祥”。

6.碧霞宫：明万历四十二年重修，正殿塑有碧霞女像，东厢大殿塑有孙膑像。因当时县民对碧霞女像知者甚少，而熟知孙膑者甚多，因此孙膑神像每年都受县民一次隆重的朝拜。其原因，孙膑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军事家，因遭庞涓之谗，而受膑刑。后世惋惜他的不幸，世俗皆称他“在天之灵”有医腿疾之能，每逢农历正月十六，宿患腿疾者纷赴此宫，朝拜孙膑神像，求医腿疾。朝拜者除烧香进贡外，每人送纸糊黄牛2头，放入宫后“牛栏”内，时至中午，一同焚烧。每当此时，上庙拜供者、围观者人山人海，十分热闹。此庙由道人于嘉善住持。

7.五道堂：建在西南关附近，五条大路汇合口，系清康熙末年为镇土匪设五道将军，后建五道将军庙，规模不大。后来县民兴起迷信“老师父”求福医病之风，所谓“老师父”是指黄鼬、铁狸子之类动物，西南关丁姓地方人士，集资倚五道堂新建佛堂，盖山门，名曰“仙师庙”，由潍县状元王寿彭题“仙师庙”匾悬于山门，内塑有胡（狐）三太爷的神座，每年朝拜者甚多。此庙住持道人张僧，系玉清宫住持张拉磨之弟。

8.奎星庙：旧潍县奎星庙不下5处，规模甚小，唯东关前所街东首一处，住有道人一人，也系张拉磨之弟，名叫张罗汉。

9.此外南海大士庙住有道士赵洪杰，保安庙住有道士谭步云。东岳庙、望山阁等住有尼姑，都是很早的事，已无人详其姓名了。

1.庙会香火。每逢年节或庙内塑神的生日、忌日，各庙寺都举行香火祭奠活动，如正月初九是玉皇大帝的生日、正月十六是碧霞宫朝拜孙膑日、春节绿瓦阁庙会等。住持道人可得到一定的供奉。

2.代居丧家做佛事。共有3种形式。其一是做斋，即为死者诵经“乞灵福”；其二是施食。夜间代表丧家祈祷，向阴间小鬼施惠求情；其三是送殡。旧潍县习俗，举凡父母之丧必尽情追求所谓隆盛，不仅官僚豪门以此炫耀富有和孝心，有的家庭，即使日形衰微，入不敷出，而一旦遭父亲之丧，宁愿高筑债台，也尽量把丧事办得堂而皇之。而这种习俗，却给僧道尼姑带来了“糊口”之机。

4.直接经营商业。有些寺庙的僧道尼姑，为赚钱得利，经营一些小本营生，作为糊口渠道之一。如东关关帝庙曾开设染房，观音阁经营扎彩，扎糊纸山纸楼纸牛纸羊等。

5.檀越布施。豪门士绅为求万事顺心如意，每逢年节日，往往向寺庙施舍捐献，以求保平安。有的送钱，也有捐房、捐地产的。如明德，明心在城里郭宅街东首路南有房产一处，共20多间，租与东门大街商户存货。此房系潍县巨商同祥号东家李十三、李十五送给和尚的。李氏兄弟因怕小儿夭折，送子进庙拜师，便把此房作为拜师之礼。

6.从事农业。由于寺庙景况逐步冷落，有些僧道尼姑不得不另找出路，维持生活。特别是城郊寺庙，进拜的人越来越少，更是凄凉。于是，有的僧道尼姑便自己种起地来，如玉清宫有地20多庙，并自制石磨石碾，大车骡马等农具样样俱全，由于种地，几年之后反而成了富僧。

四、寺庙僧道尼姑的没落

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人类不断进步、科学知识的传播，人们头脑中的迷信思想也逐渐破除，修建寺庙，信奉僧道尼姑的事是越来越少了，投身佛门、道门的人也越来越少了。因此有些寺庙由于无人住持年久失修而颓废，有些寺庙由于久断香火而荒芜，也有些寺庙由于战火摧毁，也有些寺庙被改作公房另作别用。在这种情况下，僧道尼姑不仅后无来者，连他们自己也不得不另谋生路，甚至还俗了，如“生枝”和尚就是一例。

1928、29年间，潍县设立镇公所，建立保甲制度，当时指定在坝崖街龙王庙成立“东北镇镇公所”，占用全部庙舍，和尚也须遣散。住持“生枝”便召集众僧，要大家跟他一起离庙，由他带领另谋生路。跟他走的，有“教科”、“教云”、“周艮”3人。“生枝”原籍昌乐，家中有房有地，便回家一面种地，一面经商。耕地雇用短工，经商有3个小和尚，每人一副担了走乡串寨，贩卖洋广杂货，摆摊赶集，大做生意，已不再是和尚了。

再如玉清宫道士，由于经营土地，是比较殷实的富户。那时旧潍县土匪蜂起，到处绑架肉票，玉清宫道士自然也成了他们的绑架对象。曾把住持张拉磨绑去，以后用2000元大洋赎了回来，但庙内财产已花费殆尽，人心更是惶惶不安，不久张拉磨死去，其他道人也就各自另谋出路了。

以上事例可以看出，随着“泥神失势”，与之相依附的僧道尼姑也逐渐星消云散了。至潍城解放时，寺观庙宇仅有十余处，僧道尼姑为数也就很少了。

（本文由李志强整理，潍坊市政协供稿）

回忆修女生活

刘淑静

民国9年（1920年），我出生在河北省大名县一个贫穷的农民家庭。

从记事起，我就知道我们村里有一座由法国教会创办的天主教堂，村里人大都奉了教。我家亦和村里人一样，信仰天主耶稣，成为基督徒。当时凡入教的不仅每天能从教堂领回两个大窝窝，而且每月还可以得到一块银元。至于我何时入的教已无法说清了。待我长大懂事后才听说，母亲生下我不久，便把我抱到教堂里，由神父将“圣水”洒在我的前额上，表示洗去了“原罪”和“本罪”。这样，我就算接受了“圣洗”，并给我起了“圣名”，叫玛利亚。自此，父母带着我经常出入教堂，我也成了信教徒。耳濡目染，在我呀呀学语的时候，就学会了不少天主教用语。后来，又跟“大姑”（介于一般教友和修女之间）在教堂学唱圣歌，读圣经。在我12岁以前，就能背诵一部分经文，尽管当时尚不能完全理解经文的含义，但频繁的教仪活动却给我那颗童稚幼小的心打下了深深的烙印。

1932年，我12岁，父亲看我聪颖好学，把我送到大名县城教会女子学校去读书。那时小学每学期交3块银元的学费。由于我在教堂里已学了些文化知识，所以，入学后便直接上了二年级。当时小学开设的课程除了语文、数学、历史、地理、体育和音乐课外，每周还上一节古经或新经课。每天早起望“弥撒”。晚上还要念晚课，读经文。

我在这所学校里一直生活了9年。1942年，我考上了高中，这时，每学期学费增到20元，家里已不能支付我的费用，高中只上了一年便忍痛辍学了。记得在我离开学校的时候，连自己的被褥也没带回家，我怕老师和同学知道后挽留我。所以，我才不辞而别。在学校这么多年，我和老师及同学结下了深情厚谊，再加我性格畅达，她们都比较喜欢我。特别是我们的声乐教师，尤其偏爱我，因我的音域宽阔，能唱到高八度。有许多次，我站在她一旁，她弹琴，我打拍子指挥全班同学唱圣歌。

离开了我眷恋的学校，但我一直没有放弃进修女院、当修女的追求。

回到家乡后，我仍和村里的教友一同进教堂望“弥撒”，读经文，做礼拜。同时，开始靠自己的双手挣钱养家，我纺棉织布，早起晚睡。我的想法是，挣了钱继续上学，进修女院，当修女。起初，我希望能进入法国人在大名县城办的“主母会”。当时，那里的教会分有等级，有一等会、二等会之分，一等会修女戴黑纱，二等会修女戴白纱。后来，我才得知“主母会”里只有两名中国修女，且由法国主教查宗夏（中国名）担保的。我上几级的同学都在这个会里被除了名，洋人根本看不起中国人。因此我便打消了进入该会的念头。

1944年春，我得知菏泽一带办有“圣家会”，且都是中国修女而又不分等级，我就决定去菏泽。但父母都不赞同，竭力阻拦我，可我生性倔强，一旦决定的事就要做到底。此时，家乡又闹水灾，平地及膝，一片汪洋，庄稼被洪水淹没，荒年已定，这就更加坚定我要离开家乡的决心。于是，我把自己织的布连同母亲结婚时陪嫁的锡壶一起卖掉，凑了40多块银元。7月，我带上行装，跟村里的生意人徒步奔往菏泽。

最初，我到了鄄城什集，见到了在那儿传教的德国神父文守智（中国名）和两位中国修女，便自我介绍说，我是河北的教友，来此地是想加入“圣家会”。他们很乐意接收我，让我为他们烧饭洗衣，做杂活，我与他们共同生活了十多天。他们了解到我的身世，遂联名写信推荐我到曹县“圣家会”修女院，并说可免去我300元的入会押金。于是，我带着他们的信，到曹县圣家会修女院找到胡院长，进了“圣家会”。

曹县“圣家会”修女院位于县城东门里，坐北朝南占地10余庙。修女院的大门两旁临街处办有修女院诊所。

修女院隶属兖州圣家会，是菏泽地区天主教活动的中心。院长是由兖州教区直接任命的，一般是3年一换。我到时，由胡院长主事。不久，便由刘宽宥接任，并一直联任到解放后，副院长由张淑懿担任，和刘一起主持整个地区的修女事务。当时曹县圣家会修女院共有50多人，其中修女30余名。

修女院的饭食一般是稀饭、花卷，有时吃窝头，咸菜多半是腌萝卜，只有午饭才能吃上妙菜。院长可以吃到白馍，甚至白糖、水果。另外，修女院对教会规定的“斋期”必须严格遵守。如每星期五为天主教“瞻礼六”，这天忌吃家畜肉或其他热血动物肉，但鱼虾类冷血动物肉例外。其实，无论是“斋期”还是平时，我们都极少吃到肉。

凡是在修女院里犯了错的人，要当着大家的面痛悔，严重的还要跪饭厅。所谓跪饭厅是指自己犯了错，要在大伙吃饭时跪在饭厅里，反思罪过。即使允许吃饭，也要跪着吃，没有院长的许可是不能站起来的。

在修女院里不论让你干什么都是不准打折扣的，即使再困难、再不情愿干的事也要默默服从。因为院里首先训练我们这些人听命，有许多事是在故意试探，看你是否真的听命。

我在“圣家会”修女院生活了22年。这些年里，我纺棉织布，洗衣做饭，侍候病人，甚至挖厕所。总之，我在修女院里什么活都干过。为表示我的虔诚，无论交给我什么活，总是想方设法干好。许宣道修女患重疾久卧病榻，我不仅照顾她吃喝，而且为她端屎倒尿、擦身子。其实，以前她对我一直很冷酷。由于我悉心照顾她，使她深为感动，她曾流着眼泪，拉着我的手说：“我以前错怪你了，我求你宽恕我。”我说：“别说这些了，你就好好养病吧。”

由于自幼受到的教育和影响，我从10多岁起，就立下了当修女的志向。但当修女并不是件容易事，首先要许“三愿”：神贫（绝财，个人没有任何财产）、贞洁（绝色，永不结婚）、听命（绝意，绝对服从长上命令）。这“三愿”对于当修女的来说是一生必须恪守的信条。当时，有许多教友虽然进了修女院。但一生只做了大姑或一般教友，能实现愿望的为数甚少。

1948年9月，解放军攻打曹县县城，院长刘宽宥带领全区修女南逃避难。由于我已具有中学文化程度，在当时尚属文化较高的。由院长刘宽宥和荷兰主教何方济（中国名）介绍，送我到上海杨树浦区“圣心医院”开办的“震旦护士学校”学护理。两年半毕业，我又回到曹县“圣家会”修女院。不久，刘宽宥院长派我到菏泽天主堂医院做助产士。

菏泽天主堂医院在德国人创办的圣神会修女院里面。1951年，山东省召开有关自办教会的会议，组织建立了“三自革新委员会”。外国传教士趁机造谣惑众，说中国人自办教会不可能，共产党长不了。当时，不少中国人也认为中国贫穷落后，国民文化素质差，没有外国人的帮助是不可能的。但事实证明了外国教会的失败，1953年底，外国神职人员全部离境回国。临行前，他们还扬言：“用不了3年，我们还会回来。”

经过13年的考验，我终于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当上了修女。1957年9月的一天，在李明月神父的主持下，于菏泽天主教堂，给我发了“大愿”，举行了隆重的仪式。我穿上了崭新的会衣，头顶5尺的黑纱，并给我剪去长发，以示永不结婚。又给我戴上刺冠（用一种带刺的花枝做成圈状，戴在头上），表示永远跟耶稣受苦。同时，神父又把一枚洒上圣水、没有接缝的银戒指给我戴在左手中指上。这只戒指也就成了“大愿”的信物。自此，我才真正成为修女。

1960年3月，天主堂医院和县医院（现市第一人民医院）合并，凡是愿意留下工作的，政府都进行了安置。我和几位修女一起到菏泽县医院做护理工作，成为国家正式工作人员。同时，我们仍可参加天主堂的教仪活动。

“文化大革命”期间，宗教信仰受到冲击，宗教活动被迫停止。我这位曾发过“大愿”的修女，也身不由已，被迫结了婚。直到今天，我仍然乞求天主宽免我。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恢复了宗教活动，我这位年逾七旬的老修女参与了宗教的管理和研究工作。先后被推选为山东省天主教爱国会常委、山东省天主教教务委员会常委、菏泽市政协委员。在医院里，我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服务明星。党和人民给了我这么多的荣誉，我一定不负众望，在新的形势下，为建设祖国贡献余热。

（本文由苏明整理，菏泽市政协供稿）

五十八年的尼姑生活

正品

我于1924年入泰山斗母宫为尼，到现在已58年了，对斗母宫的历史概况、庙内尼姑的变迁和我入庙后的生活情况等，简述如下。

一、我是怎样当上尼姑的

我的法名叫正品，原籍是泰安山口镇响水崖村，姓孙，父亲名孙永起。我小时候因家庭贫困，兄弟姊妹多，爹妈养不起，在我7岁那年，父亲托姑奶奶（她是师曾祖荣桂娘家的弟媳）介绍，把我送到斗母宫出家为尼。

入庙为尼，在佛教中称为“明目投胎”，意思是有意识地脱胎投到佛门下为弟子。新尼姑入庙，庙里要举行酒宴贺喜，并在宴席上订立字据。当时庙里的住持是荣桂（又名法霖），当我父亲把我送到斗母宫时，庙里住持也摆了酒宴。参加酒宴的，除我父亲外，还有斗母宫附近的街坊。在酒宴间，住持把早已写好的字据读给大家听，字据写明入庙削发为尼，日后生死存亡概由庙方处置，原亲属不得干涉等内容。宴席过后，让我削去长发，换成尼姑服装，把我穿来的所有衣物，统交给父亲，父亲带着我的旧衣裳，与我含泪而别。从此，我这个无知无识的7岁幼儿，再也听不到爹妈呼唤，再也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过着孤寂冷清的寺庙生活。我入庙后，认仁声为师父。我12岁那年，仁声师父因病去世，我又转在师祖能庆（仁声的师父）名下为徒。这时，我每日除学经拜佛外，主要是帮助师兄弟推磨轧碾，烧水做饭，侍候师叔、师祖和外来客人。我入庙后没有正式读书，只是师父用口授的方法教我部分经文，只能念滑句，不懂得经义。

二、斗母宫的兴衰

斗母宫何时创建，没有记载可考，只知道是古“龙泉观”故址。它位于“万仙楼”以上，西为龙泉峰，东临中谷，自然风景优美。师祖们曾告诉我，在明朝时候，有个皇后来泰山降香，看到泰山盘路上，庙宇虽多，但不是和尚庙就是道士庙，她和妃嫔们连个休息更衣的地方也找不到，很不方便，遂叫她的臣下在泰山修建了一个尼姑庙，作为妇女憩息的地方。并从北京西城天仙庵选了一位法名“心海”的尼姑到泰山，把龙泉观改为斗母宫，建立了宫殿和神像，开了香火。从心海到我这一代为11代，上溯到北京尼姑始祖我为27代。

三、斗母宫的建筑和供奉的神像

斗母宫分南、中、北3院。中院为全庙的主体。庙门与钟鼓二楼并列相连，门口有一对石狮，制艺精湛。中院的正殿3间，高大巍峨，殿内塑有“斗母元君”（即“千手千眼”佛神像）和二十八星宿像。“斗母”的全名为“先天斗母大圣元君”。传说她原是殷纣王的三女儿，因用她的眼晴和手臂医好了父王的病，有一天纣王看到空中有一位多眼多手的仙女，酷似他那三女儿，就下令建庙祀“三皇姑”，后封为“金灵圣母”（按封神榜封名）。还传说“斗母元君”能率五斗群星、二十八宿、三十六罡星，是北斗众星之母。

中院东殿3间，正面原设南海观音菩萨神龛（木雕像），两边是文殊菩萨、普贤菩萨神龛，后又增设了眼光神、斑疹神龛。东殿外还设有坐南向北的“王灵宫”神龛。

南院分台上、阶下两段。台上北屋6间，原为尼姑的卧室和书室。室前植松柏、黄杨，西边是竹园。阶下有一别致水池，名“天然池”。池畔植银杏、黄杨等。池北是过厅，池东为“寄云楼”，飞檐挑角，雕梁画栋，长廊回转。此楼建于1914年，因它位于泰山高度三分之一处，云到此多不再随谷顺坡而下，故得“寄云”之名。

北院正殿3间，殿内正面供送子观音神像，两边供送身娘娘（即白衣菩萨）和碧霞元君神像，殿外有韦驮神龛。西配殿原供碧霞元君（铜像），后换为弥勒佛像。东轩3间，名“听泉山房”，对青山、房外有走廊，能俯瞰谷底和“三潭”碧波。院东北角解放后建石亭3间。此院正殿后面还有北屋6间，西边一间供地藏菩萨神像，其余为尼姑卧室。

庙内供神有如此之多，并且道、佛两教混合一宫，其主要原因是为了吸引各种香客，增加香火收入。庙外没有田产，只有扩大香火收入，尼姑们的生活才能富裕些。

四、庙内的规矩和各种礼神活动

以前庙里有严格的规矩，要求徒尼虔诚遵守。凡入庙的尼姑，都有师承关系，行辈分得很清楚。入庙先认师父，与师父同辈的叫师叔、师伯，对师父的师父叫师祖，师祖的师父叫师曾祖，和自己同辈的统称兄弟。不能以姊妹相称。

此外，每天一次洒扫拂拭庙院、殿宇和神像，也是一种礼神活动。每天早晨对庙院和各神殿要进行清扫、擦供桌、拂神衣、净神面等，还要清理纸灰香灰、浇花整地等，以上活动都由徒尼分工负担。

逢年过节，得给师父（祖）磕头礼拜。每天早晨要到师父（祖）处问安。侍候客人时，得站在一旁，毕恭毕敬地给客人装烟、奉茶和听候差使。平时徒尼干活或做功课都要小心谨慎，如有差错，就要罚跪甚至挨打。

五、解放前庙内的经济收入和生活概况

那时的经济收入有三：一是拴娃娃（即祈求生儿）。拴娃娃的过程是，先由拴娃娃的人提出要求，然后确定一位师父办理。拴娃娃者用红头绳（绳两头拴有一对制钱）拴定小泥娃娃，师父用帖子写上娃娃的名字和本人的名字，交给拴娃娃的人带回家去。拴娃娃者要交一吊至五吊钱（富宦人家交的多），如带去所拴的泥娃娃，得交5元或更多的钱。二是香火收入。平时来庙拜神的，多自愿施舍部分香钱，许愿和还愿的施主，有的为神挂袍和送纸香供品等物，有的施舍部分香钱、供钱。三是副业收入。庙内卖茶水和简单的饭菜（有的还卖香纸），收入部分利润。另外，如遇到大的困难或修缮殿宇、重塑神像等大的开支，就要出“缘布”到外地化缘（即发动募捐），较小的开支，就在到泰城附近化缘解决。

庙内人员集体生活，平时多吃红粮煎饼和小米粥，逢节日或有客人时才吃面食。平时吃菜也较简单，以豆腐青菜为主。碾米磨面和加工熟食等累活都由我们师兄弟干，我先学了摊煎饼和针线活，后来又学会了烹调，因技术较好，就叫我站厨房做菜。

每年正月十五日以前和庙里重大节日，客人特别多。庙里师父有认干亲的习俗，有的师父有几个干亲。认干亲的原因，是有人因为小孩有病许愿，小孩病好后提出认师父的要求，师父答应后，这小孩的父亲就与该师父交为亲家。每年春节后干亲带着礼物到庙里来看师父，庙里要象招待客人那样招待干亲。

庙内设有学校，聘请教师教徒尼学文化（也吸收庙外儿童入学）。我进庙时，因师父（祖）们多，师兄弟少，忙于干活和侍候人，没工夫读书。另因迎接游人和开展香火的任务重，没有讲经的专人，徒尼对佛经学习很差，懂得很少。

六、解放后斗母宫尼姑的变迁

解放后至1966年，庙内尼僧由9人减到4人，年轻的经过学习，多数还俗嫁人，剩下能祥、仁德、仁义和我。

1979年11月，我又回庙，每月有30元的生活费，我还当上了本市政协委员。1980年我又参加了全国佛教协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还被选为这次代表会的理事。我虽60多岁了，但有信心把庙看护好，保护好文化古迹。为把泰山建设为第一流的风景区贡献出自己的微薄力量。

佛门二十载

杨志明

1915年7月2日，我出生在五莲山脚下大榆林村的一个农民家庭里。父母一共生下我们兄弟5人，我排行老四。在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里，我的家庭同千万个受压迫受剥削的农民家庭一样，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过着衣不蔽体、食不果腹的穷苦生活。

在我刚刚懂事的时候，我家住了五莲山老和尚两间小草房，全家七八口人，就靠父亲给老和尚扛长工维持生活（老和尚只给2亩薄地，不收租子，也不付给雇资）。我大哥在16岁时就雇给本村一家富农放牛，一年雇资仅2吊铜板，根本帮不了家里的大忙。就这样，全家过着半温半饱的日子。谁知，在我8岁那年，父亲突然得急病去世，使全家唯一的擎天柱倒了。老和尚把土地也收回去了。本来就贫寒的家庭，境况更难了。这真是晴天霹雳啊！

为了生计，母亲白天带领我们小兄弟几个走村串户要饭，晚上为人家纺线，每纺一斤线挣二三百钱的“灯油费”。后来，母亲向亲友借了一吊钱作本，买棉花纺线到市场出售，仍然不能摆脱困境。我三哥在15岁时便被迫闯了关东。

看着实在过不下去了，经邻居劝说，在我10岁那年即民国14年（1925年）二月初二日，母亲把我送到五莲山光明寺，拜在昌荣师膝下，祝发为僧。

记得入庙那天，天空阴云密布，冷风飕飕，山上的松树被风刮得呼呼作响，听了令人毛骨悚然，我看到母亲正背着我偷偷地擦泪。

见过师父后，当着母亲的面首先立下字据。字据的大意是：听师教诲，遵守佛规、庙规，犯者按佛规处理，亲属不得追究；出家后如发生伤亡等事故，亲属亦不得干涉。立完字据后，由当家和尚念给我母子听，并按手印各执一份。此时，母子放声大哭。母亲边哭边对我说：“孩子，娘能生你，不能养活你。从今以后，你就不是我的儿子啦。”还一再嘱咐我，要好好听师傅的话。那亲人离别的凄惨情景，说来令人心酸，至今我还记忆犹新。就这样，母子2人洒泪而别。从此以后，我便遁入空门，再也不能守在母亲的身边，听从母亲的教诲了。光明寺离大榆林虽然近在咫尺，但佛家规定，出家无家，如未经当家和尚准可，是不能随便回家的。

天长日久的学习，使我的文化有了较大长进，熟悉了佛家的一般经文和韵调。还在我13岁时，当家和尚绪让看我“有出息”，便有意培养我，在学文化之余，让我到东禅堂跟十大禅师实习，名曰侍者，学习整理佛袍、探袈裟、诵经文以及击鼓撞钟等。民国19年（1930年）冬，当家和尚又命我与其余4人到南京宝华山受戒。那时，我才15周岁，不懂受戒是怎么回事，心里有些害怕。但是，师命难违，只好去了。

和尚受戒，是有许多清规戒律的。其考核内容，一是经文和佛规庙规；二是会用钵盂吃斋；三是参禅打座，讲经说法。幸好这些都是自己平时学过的，比较顺利地通过了考试关。最后，宝华山方丈为我们举行了受戒仪式，用火香在每个受戒人的头顶炙12个戒疤，作为受戒的标志。那受戒的场面，同电影《少林寺》中和尚受戒的场面是一样的。

原来，这和尚的戒疤分为南、北标志。南京戒顶为12个戒疤，北京戒顶为3个疤，看戒疤便知南京戒或北京戒。凡是受了戒的和尚，便是够标准的和尚了，要受到人们的尊敬，在寺内一般僧人不能直呼法号，而应称呼字了。如绪让，字廉溪，绪让是他的法号，人称廉溪和尚。我受戒后起字为松桥，故称松桥和尚。若是当和尚不受戒，人则称为“菜和尚”。

出家人的生活是非常清苦的。但在五莲山光明寺，同是出家人，却有着严格的等级和区分。住持和尚（即方丈）是光明寺的一家之主，总揽寺庙大权，寺内一切全凭他一人决断，整日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其余二当家的（又称“五莲司房）、十大禅师等有职位的和尚，经济收入都很高，在寺内有着特权。他们都有自己的小灶，虽不公开吃荤，但美酒佳肴不绝，有的还吸大烟。而没有职位的和尚及小和尚以至下班人等，全吃大锅饭。一日三餐吃用谷子、大麦或〓子做成的粥，人称“大糊涂”；没有下饭的小菜，叫做“干抱碗”。小和尚要想吃菜，得自己到山上采挖野菜。只有在每月的初一、十五，分给小和尚半斤供佛用的馒头。清明、七月十五、八月十五、冬至节，每人分给1斤，过春节每人3斤，除此之外是吃不到白面的。就这样，我在五莲山光明寺整整度过了20个年头，直到解放后，才结束了这清苦的生活。

（五莲县政协供稿）

威海道院见闻

丛道滋

我的原名叫丛树斌，生于1903年，原籍是威海市蒿泊镇徐家瞳。1934年由王少坡介绍加入威海道院，道号遒滋。到1947年秋我离开道院、共在该院工作了13年。因事隔几十年，加之个人年事已高，道院的详细情况大多忘却，现仅就个人回忆所及，粗略介绍于后，难免挂一漏万，如有谬误，尚望知情者订正、补充。

一、概况

威海道院创立于1929年。听说原先由烟台道院派来王善慈等人与威海同人共同筹划创建。

初创时设于三角花园北面原四海酱园附近，1932年道院同人募捐在青岛街北端购地4亩2分9厘，耗资24636元，盖了房子，于1933年落成后迁入新址。

道院和红卍字会是一家，对内是道院，对外是红卍字会。道院主要是进行宗教活动，而红卍字会则是以道院的名义举办某些慈善事业，以扩大道院在社会上的影响。道院的成员称修方，红卍字会的成员为会员。道院的修方不一定都是红卍字会的会员。而红卍字会的会员必须是道院的修方。

威海道院建筑雄伟，大殿的正门上方悬着刻有“毂幅用遒”4个大字的木匾（修方的道名多取“用”、“遒”两字），正门前两旁的圆形木柱上挂着木质楹联，上联为“威凤祥麟道统千秋绍泰素”，下联是“海山蓬岛慈帆万里漾和风”。

大殿内共设有5个神龛。正中的神龛为正院，分上下两层，上层供奉着先天老祖（即太乙真人）的神像，下层供奉着孔子、释迦牟尼、老子、耶稣、穆罕默德5尊钢质牌位。其左侧的神龛称坛院，供奉着孚圣，左外侧为慈院，供奉着济公活佛。右侧的神龛为经院，供奉着惠圣，右外侧为坐院，供奉着达摩佛。侧殿内（东厢房）也设有一个神龛，称宣院，这里面供奉的什么神已记不得了。每个神龛前的供桌上都供奉着用3个高脚琉璃杯，分别盛着白开水、小米、黄酒，每天要更换一次。这个大院是男性求修的场所。

在大殿的西侧有一个独院，这个院的大殿内，也设有5个神龛（没有宣院），是女性求修的场所，与男性求修的大殿相同。住守在这里的只有陈大姑一人，负责神龛的供奉和接待来院女性求修者。

二、道院

道院内的最高领导人称统掌。威海道院的统掌有数人，有一坐镇统掌王盛蕴。下有正、副院监若干人，首席院监戚舒斋（道名葆充），其主要职责是总理全院一切总务工作。院监下有篡掌（于某）、篡方（于某）各一人，还有报沙董士文（道名道赞）和录沙王少坡（道名用智），及供奉等工作人员。

道院每逢农历的初一、十五要在大殿内的统院“扶乩”，即“开大沙”，对修方进行坛训。“扶乩”的过程是在供桌上放置一个约一米见方的木盘，里面盛着沙子，另有一支乩笔（其形状为约一米长的木棍，其中间有一约五六寸向下垂直的短木棍）。“开沙”时先将乩笔放于点燃的供香上薰后，由站在左边的篡掌和站在右边的篡方手握乩笔两端，在沙盘上左右晃动。篡掌用右手紧握乩笔一端，而篡方则用左手较松地握着乩笔的另一端。“开沙”期间，站在篡掌旁边的报沙人，将乩笔在沙盘上晃动所留的笔迹，口头报告给伏在小桌上的录沙人记录下来。如果报沙有误，乩笔即在沙盘上点几下，报沙人即要另报一次，以订正“谬误”。大典日修方们都跪在大殿前面的大院内行三拜九叩礼。

道院的道规主要是戒“杀、盗、淫、妄、酒”，并规范修方在日常言行中禁谈“惊、奇、玄、异”。如果修方违犯了道规，就要跪在“默过牌”（位于大殿内坛院的后面）前向老祖忏悔。“默过牌”设在用竹子编成带有花纹状如屏风的竹帘前，前面放一跪垫，忏悔人跪在垫上默念着向老祖忏悔。

位于东厢的宣院，每逢农历初二、初七两天都要开方坛。开方坛是有病人向老祖祈求治病的药方。开坛时由病患者或其亲属将病情写在纸上摆在供桌前，烧香后跪在地上，等候老祖恩赐药方。开方坛的过程与开统坛的过程相同，录沙人录下乩笔写下药方，给求药者抓药治疗。

每一正式入院修方，道院都发给一枚银质“修宝”，佩戴在内衣的第二个纽扣上。“修宝”状如心形，外镀珐琅，红边白底，中间嵌一金色“诚”字，上有银链以便佩戴。

提到“修宝”，在威海道院内还传有这样一个故事：1938年日寇侵占威海后，本地有一资本家丛芹谱跑到烟台，住在一个商号里被土匪绑了票，当走到西南河时，丛坚决不再跟土匪往前走，这时他的儿子闻讯追来，土匪便向丛的胸部射击一枪，丛当即应声倒地，接着土匪又向他追来的儿子的腿部打了一枪。在土匪逃跑之后，丛由地上爬起来，一点也没受伤，原来这颗子弹被“修宝”裹住了，而他儿子却被打伤。本来丛芹谱佩戴的“修宝”裹住了子弹纯系巧合，而道院却大加渲染，把它说成是老祖的保佑，是对虔诚修方的报应。后来这颗裹着子弹的“修宝”在威海道院内展览了一个多月。

三、红卍字会

红卍字会的组织系统是，北京设有总会，济南设有母会，各县市设有分会。威海红卍字会的会长是威海道院的统掌李翼之（道名振铎，泰茂洋行经理）兼任的，道院统掌史正明任副会长、副院监丛合安（道名用一）为名誉会长。威海红卍字会内，除正副会长、会计（宋民生）、文助（丛遒滋）、传达2人（丛善滋与李某）及厨师等工作人员外，还设有因利局、育婴处、施诊所、小学4个慈善机构。

育婴处的主要任务是，负责收养因无力抚养或不愿抚养（如私生子）的婴儿。在红卍字会临街的墙壁上设有接婴屉，在拉开接婴屉将婴儿放进后，里面的电铃就响了，传达员立即通知工作人员进行登记，并发给送婴人5元大洋以示酬劳。有的婴儿怀里放有纸条，注明婴儿的籍贯、姓名及出生日，即据以登记；如果不知其姓名时，则由红卍字会围绕着“育”、“婴”两字给起个名字。婴儿在育婴处由保育员（共五六人）抚育到七八岁时，就送往牟平县红卍字会设立的恤养院去读书、做工，长到18岁能够独立生活时，即可离院自行谋生。我当时负责收养婴儿的登记工作，曾先后两次往牟平恤养院送去20余名孤儿。在日寇侵占威海之后，当时居民有人向红卍字会请求收养婴儿，经会方研究批准后也给予收养。

红卍字会办的小学取名“培德小学”，位于联合里，收留因家境贫寒而上不起学的学龄儿童免费就学。校长由红卍字会会长兼任，聘请教师三四人，学生总数有100余人。

施诊所内有所长兼医生一人、医助一人。凡来所诊病取药群众（不仅是会员），一律免费治疗。

道院的修方加入红卍字会时，要缴纳会费36元。红卍字会举办慈善事业所需要的经费，多由会员捐助，有时也向社会上各个方面（如商会和资本家）募集。据威海卫红卍字会民国25年（1936年）的统计，本年度用于资遣难民、施药、惜字会、施诊、恤老羸、恤赘、恤产、施荣、施棺、年赈、冬赈、春赈、育婴处、培德小学、察绥救济费、晋灾急赈、砣矶岛灾赈等慈善事业总支出为6512.335元。除此，因利局还向90户贫民发放了贷款。

凡参加红卍字会的会员，每人发给一枚铜质椭圆形徽章。徽章外镀珐琅，蓝底，中间嵌有一红色卍字，其反面铸有威海卫红卍字会分会字样，上有短链。徽章佩戴于外衣的左胸前。

（傅元庆整理，威海市政协供稿）

道士生活四十年

何武轩

我叫何武轩，1909年春进雷神庙当道士，1947年秋还俗，对本地道教的一些情况有所了解。今回忆成篇。因年至耄耋，时过境迁，回忆所及错讹难免，恳请方家赐教。

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农历七月初三日，我出生于牟平县普济乡岿山社（今武宁乡）北堠子夼村。呱呱坠地刚满7天，母亲得产科病辞世，我由祖母抚养。当时家中有祖母、父亲、两个姐姐和一个哥哥，共6口人，过着饥寒交迫的生活。

因营养不良，我的健康状况很差。祖母怕我养不活，常找人算命。有一个看相的人说：“这孩子前生作孽，难保永年，必须出家修道，补偿前愆，方保无虞。”这样，我出生7个多月，就被送到庙上当了道士。

开始，祖母把我送到金龙山庙（县城南7里许）。当时，金龙山庙宫规模不小，香火很盛，农历二月初十和六月初八都开3天庙会。住持叫高加全，祖籍湖北，原为烟台海防营兵卒，后到毓璜顶庙出家。高加全惧兵燹，图清静，又与毓璜顶庙道士不和，就到了金龙山庙当了住持。金龙山庙与毓璜顶庙都属华山派。华山派是全真教“七真人”之一郝大通所创。我初进庙时，总是啼哭，高师傅没法侍弄，就商请同一宗派的雷神庙住持李晓春师傅抚养。李师傅是牟平城东关人，从小出家在雷神庙。他会刷锅做饭，洗浆缝补，外号“老婆骨头。”李师傅同意喂养我这个小徒弟，我也就成了雷神庙的小道士。李师傅象妈妈一样抚育我。会说话时我就叫李师傅是“妈妈”，一直叫到6岁。这年，县城附近的道士都在城隍庙（今县面粉加工厂处）集合。在众人面前，我对师傅叫了声“妈妈”，师兄徐忠玉说：“你再不叫师傅，叫妈妈，我揍你！”这才给我改了过来。

初入庙时，师傅赐名发科，法名宗元。8岁前，我跟师傅姓李，叫李宗元。上学后，改为何守元。1947年还俗后，改名何武轩。

道家衣着简朴，一般都是穿大领服，或称“道袍”，头戴软帽（圆形，中间有空），节日时脚踏“天官履”（中间有鼻，两边饰有云形花纹，中间绣一“寿”字）。食物也不大讲究，不忌荤腥。住持爱荤，则全庙偏荤；住持讲素，则全庙吃素。我们的住持性情豁达，饮食同地方一样，多是玉米饼子、地瓜、馒头、面条等。雷神庙有庙产地30多庙，年收粮4000斤左右。靠雇短工耕种，多余土地出租，粮食自给有余。

道士修行、供奉、祈禳的活动场所称宫观，与和尚的寺庙有别，宋代以后，宫观寺庙就没有什么区别了。全真道的庙分两种：一是“十方庙”，庙产属于本道或某某某一派共有，凡是道教徒都有在此挂单居留的权力。本县的天齐庙（旧址现染织厂），就是“十方庙”。另一种是“子孙庙”（或称“祖遗庙”），是道家的私有财产，没有接纳十方道众的义务。庙中师父即住持（或称“当家”），兼管庙中的宗教事务和庙产。师父故去，庙产由法嗣的徒弟接管继承。代代相传。师徒可以收授弟子，称道童，教以道经和经咒，待十方丛林开坛传戒时送去受戒，受戒后即为正式道士。本县的雷神庙、三官庙、三清观等，均属子孙庙之列。

雷神庙道士属“七真派”。七真派信奉的是“全真教”。全真教（亦称全真道）为咸阳道士王重阳及其弟子所创。全真派以三教合一为显著特征。所谓三教合一，就是把以孔子为代表的儒教，以释迦牟尼为代表的佛教，以老子为代表的道教融为一炉而创出一种不同于“正一道”的新道派。在宗教信仰上，主张人们“看破红尘”、“明心见性”，以求“得道成仙”。要得道成仙，必须清心寡欲，与世无争，以“澄心定意，抱元守一，存神固气”为真功，以“救贫拔苦，先人后己，与物无私”为真行，功行俱全，名为“全真”。

王重阳的7大弟子以后分别创立了7个支派：邱处机创立龙门派；刘处玄创立了随山派；谭处端创立了南无派；马钰创立了遇仙派；郝大通创立了华山派；王处一创立了昆山派；孙不二创立了金山派。宁海一带的道士多系华山派，各派的教义，不离“全真教”正宗，但各有侧重。华山派强调“静”和“修”：以“清静”为宗，以“修真养性”为乐。遵循的是“三皈依”、“八戒”。三皈依是：归顺李耳的道、归顺李耳的经（话），归顺本命师（太上老君）。八戒是：眼不妄视，耳不妄听，鼻不妄嗅，口不妄言，手不妄操，足不妄践，心不妄杀，意不妄贪。

在青年时期，我学道的主要内容是学经和习艺，从15岁起我就到烟台毓璜顶庙学经文。学经文又叫“做功课”，早晚两次。经文为五言和七言的诗句（偈语）。如：早功课名为“步虚”：太极分高厚，轻清上属天。人能修至道，身乃做真仙。行溢三千数，始定四万年。丹台开宝偈，金口永流传。七言的又叫“吊挂”，如：真身清静道为宗，匹被中天宝月同。净扫迷云无点翼，一轮光满太虚空。上药身中神气精，人人俱足非亏盈。能知混合回讽道，全鼎黄芽日日生。晚坛的“步虚”是：大道洞玄虚，有念无不启。炼质八仙镇，随成金刚体。超度三界难，地狱无苦解。悉皈太山经，静念稽首礼。晚坛的“吊挂”是：种种无名是苦根，苦根除尽善根存。但凭慧剑威神力，跳出轮回无苦门。道以无心度有情，一切方便是修真。若皈圣智圆通地，便是天生得道人。

入庙后，我认为师傅就是长辈，恩同父母。16岁那年才知道自己是“出了家”的人，应当学点“本事”，不然将来恐怕“站不住脚”。

一个道士，不但要精通本派宗教的教义，而且在器乐演奏上要有较好的水平。只有在唱、念、做、演奏乐器等方面才能出众的道士，才有资格在斋醮法事中担任“都讲”、“高功”等较高的职务。因此，我除了学经以外，又专心学器乐，先学管乐器——笙、管子、笛。阴晴寒暑，每天4个小时，风雨不误，所学曲子都为“超荐”（为亡者诵经拜忏，超越苦难）所用。我对自己的要求是“经卷通达，丝竹充满”。目的是，将来能够“挂单”（只身云游四方），不被人冷眼相看。刻苦修炼出真功，三五年后，我的管乐已很熟练了。解放前几年。烟台东部各庙道士，以经文和乐器论，我的水平算是最高的。1929～1937年之间，文登竹园林有个竹林会，正月初七斋醮（道教设坛祭祷的一种仪式，供斋醮神，借以求福免灾），有道士8人念经，无一人比我熟练。作乐也以我为最佳，各调我都可以配合。一般大场面，主人都是要我联系僧道的。

解放前，地方上有身份的人死了，往往请道士给死人念经送殡“作道场”（亦称斋醮）。信奉道教的人，给道观捐赠钱粮，请求诵经、祈福，消灾避难，称为“建醮”。竹林村每年“建醮”。由岳姑殿住持丛诚仁牵头组织道士参加。凡作道场都由我领头念经、吹奏。

“香”的作用是“避邪”。传说，蚩龙与黄帝作战，因遇火光败阵，接着又一次遭遇檀香木林火败北。道家认为香火可以驱除邪恶，因而留下了烧香“避邪”的习俗。烧纸本应是黄表纸，含表达虔诚之意，以后发展为烧“纸钱”的草纸了。

听祖辈说，华山派共经历了10代住持：一代是潘正明，二代是贾本福，三代是刘仁松，四代是刘义纯，五代是沈礼志，六代是唐智洪，七代是耿信清，八代是王喜谋，九代是李祥成（晓春），十代就是我。

1928年，七里店子三官庙的住持郝祥阳（寿光人），因收入微薄，生计困难，跑到了吉林省行医。从前我教过郝祥阳的小徒弟学经，与郝交往较深，这样，我又兼管了三官庙的住持。1933年，天齐庙的住持郭祥庆（平度人）病故，杨家庄礼宾、典主杨杏村又请我兼天齐庙的住持。1940年，桂家瞳三官庙的住持王家宾（本县坝疃人）病故，此庙道士亦属华山派，住持由我接替也是顺理成章的。这样我就集4个住持于一身，兼管了4个庙的大小事体。

1920年后，道家每况愈下，时局也不安定。师傅常对我和师兄说：“庙事前景不佳，你们要及早返俗。”而且花了钱给我们两个人定了婚事。师兄先成家返俗，我21岁成家，但没有离开庙。因为我自小入庙，是师傅把我拉扯大，师傅老了无人奉养怎么行呢？所以我还住在庙里，但女人不得上庙居住，侨居武宁乡官庄村。从“七真人”开始，道家经历了700多年清居生活，到民国十几年，逐步改变了性质，成为“夥居道”。因庙事冷落，“三皈依”、“八戒”也被慢慢放弃了。这时，道士只有衣帽的外形，而无道教的实质，1947年，庙上只有我师徒2个了。

我的40年道士生活，主要是在雷神庙度过的。

雷神庙为宁海知州饶登所建。崇祯七年（1634年）大旱，宁海知州饶登率文武官员到金龙山龙王庙求雨。回至“范园”时，雷电交加，大雨倾盆，因此修庙以志不忘。庙内供奉闻太师、雷振子（鸡嘴雷神，手持锤、钻）、闪神（手持宝剑）、恶布（手持书笔）、雨神（手持钢鞭、花瓶内插杨柳），正门横匾题“玉枢宝殿”4字。

雷神庙西院为“范园”，原属宁海州学正范怿的私人花园，内有“怡老亭”，供野老遗贤操琴对弈之用。金大定七年（1167年），王重阳与“七真人”讲道时，尝游晏于此。以后范怿将此园施舍与真人马钰“永为清化之庵”。泰和六年（1206年），马钰在范园西端北侧建“玄都观”，一年完成，己卯年（1219年），殿宇、住房、门墙、库房建成。戊申（1248年）秋，邱长春应诏后，改观为宫。元宪宗八年（1258年），因遭兵燹，重修“玄都宫”，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住持沈礼志将玄都宫搬迁到东院，即今雷神庙（北大殿东三间）。庙内奉三清老祖。乾隆十五年，王贺庄王心丹创修岳王庙。王当时在北京开茶馆，与一太监过从甚密。一日，太监说：“岳飞要回山东，托梦给太后，太后答应立庙相迎。”太监把这个任务交给了王心丹。王回乡后与当时的庙住持沈礼志联系，遵旨破土兴工，在雷神庙与三清殿之间盖了个岳王殿，内奉岳飞神像，张宪、岳云站立两边。门前高挂“至德显忠”匾额，旁有对联：“思二圣之不归，十年中铁骑长驱，方期立雪南都耻；指三关其将复，旬日内金牌迭降，终恨未清朔漠师。”

以上3殿有龙兽装饰。正殿之外，相继修建了山门、南厅、东西厢房，成为如今复原的四合院。

雷神庙2月15日开“山会”，在庙前唱戏3天，城乡货物云集，赶会的人摩肩接踵，热闹非凡。

1938年2月13日，雷神庙战斗时，日寇烧了南大厅。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理琪司令和杜梓林队长等人以身殉国。这年清明时，我同师傅商议，做了一个高1尺半、宽4寸的牌位，写上“战殁将士英灵之位”，放在岳飞像前供奉。因为岳飞是“兵家”出身，牺牲的同志也是“兵家”，都是爱国志士。

1945—1947年，上级在庙院内立了锅社，招收新兵。大家叫这里是“新兵营”。其中有个头目，不知姓甚名谁，建议我把那牌位改成“三军总司令理琪英灵之位”。背面写“民国二十七年旧历正月十四日”。

1947年土地改革时，党和政府分给我房子、土地，在王贺庄定居。1948年夏秋，我曾到夏村、文登、荣成一带“出夫”。回来后才落了发，真正成了农民。1958年前当过村民委员会的委员。1961年当大队保管，1967年后在小队菜园劳动。1982年以来，因年老体弱，失去劳动能力，就不再干什么重活了。

拙妻王氏，生下一个女儿。如今全家和睦，生活宽裕，深感晚年逢盛世，其乐融融，这非道家虚无缥缈的孤寂生活可比。

（本文由宋协礼整理，牟平县政协供稿）

崂山道长匡常修

宋和修

崂山，自五代残唐起，僧人云集，名道迭起，代不乏人，昔有华盖老仙刘若拙、真人邱处机等数以千百计道教大师，各领风骚，肇基于前；今有道长匡常修，道业深邃，继踵于后。

匡常修生前任青岛崂山太清宫住持，还身兼中国道教协会理事、山东道教协会副会长、青岛市道教协会会长、中国气功科学研究会理事、北京大学武术气功学会第一名誉会长、青岛市气功科学研究会顾问、山东省政协委员、青岛市政协委员、青岛市人大代表等数职，爱国爱教，传经讲学，弘扬武术，倡导气功，振兴医学，名扬于世。

匡常修，以道名行世。出家前，俗名匡桂林，字华泉，号山原，别号卧云居士；出家后，改道名匡常修，字和阳，别号一器道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农历二月四日生于胶州城里，先后住胶州城翰林院、郭家庄、蜈蚣街、辛街。祖籍胶南县石灰窑子村，祖父自小务农，家境贫寒，上无片瓦，下无寸土，借邻居场院屋（俗称团瓢）栖居，给地主扛活糊口，直至扛锄饿死于门前。父亲匡松，从小给地主放牛，后来迁居胶州城里谋生，主要靠推小车卖脚力。匡常修自6岁起，即帮父亲拉车，7岁时，有一天给父亲拉车到东营，来回走了70里路，年幼的匡常修累得连车绳都拉不直。

民国元年（1912年），匡常修8岁入学堂读书，二年半之后，因母亲生病而辍学，后母亲病故。匡常修在少年丧母的悲痛中更加奋志，民国5年（1916年）改入私塾，拜董纪惠为师，在贫困中又发愤攻读2年，先后读了4年半书。

民国7年（1918年），匡常修14岁，因家庭生活所迫，便停学和同里车氏结婚，连续生子养女，生活更加困苦，匡常修便踏入社会开始谋生计，先后去高家同聚福糕点铺、衙门粮房、坊子街同兴福学徒，业余读书、习武。

民国10年（1921年）匡常修17岁，去青岛四方胶县籍高家兴华店学鞋匠，学成后，去王台高家鞋庄当伙计。

民国11年（1922年），匡常修18岁，返回胶城，自己先后独立经营全真靴子店、新大鞋庄。鞋业开成后，匡常修让给二弟经营，自己另攻中医，业余习武，带徒弟，医道武术大进。

民国14年（1925年），匡常修21岁，说服了妻子，背着父亲，到胶南县卧云庵出家做了道士，后日本鬼子烧了庙，又返俗归里。

民国19年（1930年），匡常修26岁，其妻车氏病故。次年，早有出家之心的匡常修遂撇家舍子只身去了崂山白云洞，在那里拜了白云洞二当家即匡常修的二叔俗名匡梦辰、道名匡真觉为师，匡真觉系武当派传人李士卿的徒弟，道术武功俱深。匡常修从此当了崂山道士，先后住持在白云洞、明霞洞、凝真观、太清宫，悠悠36载。

1966年6月，为人所共知的原因，匡常修被遣返回原籍胶县，在城关中云生产队当了14年医生。

1980年5月，青岛园林局又将匡常修请回崂山，任太清宫监院。

匡常修当崂山道士，历经半个多世纪的生涯，爱教爱国，把毕生的精力和智慧，献给了祖国的道教事业。

在出家前，他就和胶县城皇庙、菩萨庙、沙滩南崖几位道士频于来往。26岁偷上胶南卧云庵，妻故后终于上了崂山，加入了真山派，举起了道教的旗帜。他数十年来，不论在白云洞、凝真观，还是太清宫，多任代表主任、道教生产合作社社长、监院、当家的，统管数10名多至100多名道士，衣食住行，念经进香，都要经他费心操劳。他完善编制，分工明确，各司其责，管庙有序，治庙有方。他自己不但精于管庙各职，如：当家的铺理打算，执客的拉拉谈谈，做会计的写写算算，做饭的炒炒煎煎，买办的跑跑颠颠，而且他自己率先模范执行道规庙法，连道士的衣、裤、靴、帽，都是匡常修带领大家自己做。他带头不喝酒、不吸烟、不吃荤。他常说，崂山是全国的重点庙宇，崂山道教有悠久历史，崂山应该给全国带个好头。

匡常修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他把祖国和崂山的道教历史作为宝贵的文化遗产来研究。他认为，道教源远流长，内容丰富，很深刻，例如，道教主张“事来则应，事过则忘，过事不留，随遇而安，外圆内方、外柔内刚、和而不流”等，都充满了哲学观点，是很精粹的东西，道教绝不是迷信，要很好的研究、继承和发扬。他说，他毕生追求科学，反对迷信。他认为算命、测字就是迷信，他从不学算命那一套，也从不给别人算命。

近年来，他虽年事已高，因他在全国道教界德高望重，他经常出席各级道教会议，传经讲学，接见来访，他都以爱教爱国为本。

在国务院宗教局、青岛市委的关怀支持下，匡常修还有一个重修太清宫等庙宇的大计划，正在酝酿实施。

匡常修道长的武术在胶县、崂山，乃至全国是久负盛名的。

匡常修自小习武，没钱请教师，便以3分利息借贷交学费。他穷有志气，奋发学艺，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数十年如一日，拳不离手，精益求精。他回忆说，年轻的时候，就是大年三十晚上，也从没有中断过练武。虽道教事务缠身，每天宗教、气功、医学、武术、民族、新闻各方面的领导、专家、同行来访者，应接不暇，仍不忘天天习武练功。

匡常修青少年时期，先学螳螂、查拳等少林派武术，中年以后，又改学武当派。他认为少林、武当各有所长，各有独到之处，但武当要胜少林，武当派主张“以柔克刚，以静带动，你不动我不动，你欲动我先动”。武当派的哲理奥妙得很。他对武术的顺打、零打、截打、对打、转打、闪打等基本功均能熟练掌握，枪刀剑戟无所不精。长年的苦练，过硬的功夫，使他眼明手快，能用手指捏住正在飞行的蜻蜒，说捏头即头，说捏翅即翅。

匡常修在练武的生涯中，一贯身体力行和主张要武德第一。练武旨在强身卫国，健身自卫，继承国粹，张扬国威。他反对与同胞交手，更不能以拳欺人、伤人。即使谁武功再深，本事再大，能大败天下，亦于国家富强无益，于民族振兴无用。总之，一个学武术的人，要振奋民族威风、国家威风，不能逞个人英雄。他说：他习了一辈子武，每逢对手，都是互相交流，各取人长，以补己短，以武会友。尽管教人者多，学人者少，但从未欺侮过一个人，更未伤过一个人，即使有存心不良寻衅滋事者，他也只使小技，让他屈服即可，占理让人，他交个朋友，让他高兴而归。所以，几十年来，没有一个人和他为仇的，人人都是他的好朋友。

匡常修23岁起，在胶县自办国术练习所，后来又在两个中学和小学兼教武术。29岁以后，还任过杨家花园街武术练习所教练。文化大革命返乡还俗期间，又教了很多徒弟。可以说：匡常修的武术徒弟从胶县民众到崂山道士，半个多世纪以来。一个接一个，一批续一批，数以百计，他对徒弟，不厌教诲，既教武术，更传武德，众徒弟有口皆碑。匡常修认为，学武术要有天生的一半，要聪明、有志气、有恒心，能研究，能吃苦，现在这种人很少。习武三年五载，只能学个皮毛，十年八年方可成手，要学到真功夫，得其少林真谛、武当精髓，得竭尽毕生精力，多数人则半途而废。他自己师兄弟40多人，稍有成就苟活在世的只剩他一人。他的众多徒弟至今还没有一个令他十分满意的。他在胶县成手的徒弟，学了他三分之一算是高的了。有很多人，有天赋，主要坚持不了，结了婚，成了家，也就洗手了。他不无感慨地说：“拜个好师傅不容易，找个好徒弟更不容易！”这话不无道理。

匡常修的中医医术也是很高明的。

出家以前，匡常修就有“救世救民”的抱负。在民国11年（1922年）18岁时，他学了一身做鞋手艺，在独自经营新大鞋庄生意火红的时候，又毅然弃商（转给二弟经营）从医，拜伯父为师，先后在胶县城响疃南街开设中医药房，打水巷开设润和堂药房，粮食市后街开设道德大药房，坐堂行医，病家叩门者不绝。

1966年6月，匡常修被迫返俗归里，落户在胶县城关镇中云生产大队，在卫生所挂牌行医，城乡看病者甚多。

匡常修主张，学道先学医，出家必从医，方能济世救民，于民众办些积德的好事。

五

在上述匡常修的擅长中，他自己评价：气功第一。

匡常修13岁起，开始打坐、练气功。他的启蒙教师，是邻居的一位年逾80岁的小脚老太太。匡常修回忆说：他放学后，常到她家玩耍，他亲见这位老太太能用小拇指挑起一斗小麦（80斤），还能健步如飞地推磨轧碾，匡常修就拜她为师，打坐练气功了。以后，匡常修进崂山当了道士，气功大进，还找这位老太太交流气功，拜谢过她呢！

匡常修当了崂山道士，拜匡真觉为师后，更是把打坐当成日课，进行严格不懈的训练，他壮年时期打坐一个星期可以不思睡眠，不进饮食，近于胎息状态。

匡常修的气功，练得可以发气，可以和对方互通信息；能预知未来吉凶祸福，从而化险为夷。

匡常修的气功，属道家气功，重道德，练到可以发气查病，治疗有关疾病。

匡常修的气功，是养身术、健身术、治疗术。

匡常修认为，“仙人道士非有神，积精累气已成真”，气功绝非迷信，绝非玄学，中华气功是中华国粹，气功是科学的，具有多科学的科学原理，是能够认识的，会逐步得到说明的。

六

匡常修喜欢写作，书稿甚丰。文化大革命以前，他曾写过很多书篇。道教方面的，有《乾元丹指》、《坤元丹指》和《道德经》；武术方面的有，《武林别传》、《武当别传》和《急急丛刊》；气功方面的，有《道家气功》；医学方面的，有《养生三字经》和抄录的《一八○种丹药方集》；小说方面的，有4部连续武侠小说《万里情侠传》、《双华山》、《紫电青霜记》和《剑光银影》。

以上著作书稿，耗尽了匡常修的半生心血。在文化大革命前，受极左路线影响，匡常修其人其书，未能受到重视，均未出版。文化大革命中，这些书稿遗失殆尽；现在，各级宗教、统战，武术、气功等部门都很重视，几经协助查找，以图整理出版，又全无踪影，痛惜哉！

（胶州市政协供稿）

济南清真寺

杨笑彭

伊斯兰教传入济南，据可考碑文及世代口碑传记，是在宋朝。早先入济南的穆斯林，居住在城内历山顶街附近，并建有清真寺一座，附近有街名“乌满喇巷”（元、明朝称伊斯兰教教长为满喇）。这是济南最早的清真寺。

元成宗元贞元年（1295年），山东东路都转运盐使司都运使木八喇沙奉命撤寺，在封址建造山东东路都转运盐使司部，将该寺迁到府城泺源门西锦缠沟东（亦即今西关礼拜寺巷内清真南大寺寺址），建楹殿数间，立艾迪为满喇。

明朝至民国年间，济南地区又陆续建立了17座清真寺，分布在济南市区及党家庄、长清县和章丘县。

清真寺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和社会活动的中心场所。清真寺名称始自明朝。清真寺内有做礼拜的大殿，有讲堂、沐浴室，有宣礼楼（班克楼）和望月楼。有条件的寺内，还设有施行经堂教育的阿文大学或阿文小学。

较大的礼拜殿，多采用中国古老的宫殿建筑形式，坐西向东。殿内西墙中部有一似门样的拱形浅窑称“米哈拉布”。西北角设木制“呼图白”楼一架。殿内地面铺有成排的拜毡，房顶悬挂吊灯照明。整个大殿肃穆安静。

讲堂，是开学阿訇讲经或为培养宗教职业人员而讲学的处所，同时供寺政议事之用。阿訇、海里凡（学员）在寺中各有宿舍。

沐浴室（过去称勿思圈），供穆斯林上殿礼拜前做大净或小净使用。

经堂教育（清真寺内的经文学校），有小学、大学之分。小学学习基础知识，学生入、退学自由。大学的学生称“海里凡”，入学时须行“接经仪式”，学完阿拉伯文、波斯文13本经，方能毕业。

一、济南清真南大寺

建于元朝乙未年（1295年），初时只有楹殿数间。明朝有两次大修。第一次在明孝宗弘治乙卯年（1495年），扩大了寺的面积，建起了宏伟的礼拜大殿及讲堂、浴室、斋诫所，存置“慎终具”（抬亡人的木架子）的房舍等；并将原来的南向大门改作东向（但未建门楼），粗具如今清真寺的规模。第二次在明神宗万历年间，其修寺碑石已于1966年毁坏，只在清嘉庆十五年（1810年）修寺碑文中可查，但详情已无法查考。

寺内原望月楼，民国初年破损不堪。当时有穆华亭乡老与阿訇及众乡老共议售地，重建此楼，即成现今之规模。

现寺内前院的沐浴室为20世纪30年代修建。修建资金，由济南穆斯林采用储蓄办法，每户每日捐十文铜板一枚，日积月累而成。当时建机井供水，购置了水汽锅炉，将冷热水分别用水管通往各“勿思圈”的沐浴喷头内。沐浴室中间，设大水池两个，上覆以铁篦。环绕木凳，用以做小净用。成为全国著名的清真寺沐浴室。原北便门内，自明朝沿用之传统式沐浴室，改为阿文小学教室，后一度改为穆汉小学，又改为穆光小学分校。

前门楼（亦作班克楼），在民国甲寅年建成现状。门前建铁栅栏。前门楼下设正门，此门平时不开，每逢开斋节、宰牲节、“盖得雷”或重大庆典方开启。平日走南北两便门，便门额上书隶体字“居仁由义”。

与正门相对之影壁，系清朝道光十三年（1833年）建成，使与原正门遥相对称，增巍峨之势。建影壁碑文，现嵌于南便门左侧墙内。

清真南大寺，经元、明、清、民国诸时代至今的700多年中，曾在明弘治、万历、嘉靖、清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同治、光绪、以及民国年间，有过较大的修葺之举。均由济南穆斯林捐建而成，并有碑文为记。

原寺内文物甚丰。大殿前卷棚内正厅上方原悬有康熙皇帝圣旨木匾，以优质木材做成，四边做半镂全龙环绕，镶汉文边，阳刻圣旨一道，字如小儿拳；恭敬楷书；底蓝色，字全镏金。全匾长约2米，高1米，文曰：

圣旨

康熙三十三年六月

圣谕

朕评汉回古今之大典，自始之宏道也。七十二门修仙成佛。诱真归邪，不法之异端种种生焉。已往不究。再违犯者斩。汉诸臣端分职时享君禄。按时朝参。而回回五时朝主拜圣，并无食朕俸，亦知报本。而汉不及回也。通晓各省，如官民因小不忿，借端虚报回教谋反者。职司官先斩后奏，有爱道之意也。钦此，钦尊。

与此圣旨木匾相对之处，悬有朱红底、金字木匾一方，上书“清真”2字，字大逾斗，落款为崇祯年间宁阳王书。现南大寺礼拜殿正门上方所悬之蓝底金字宁阳王“清真”二字匾，为1982年重修南大寺后，河北沧县萧雨氏仿书。

大殿前卷棚内梁、椽之间所悬木匾，多为明、清之间穆斯林中官宦和名人所献。其中最著名者，为明万历年间福建省总兵官陈有功所立之匾，白底黑字阳文，镶红边，楷书文曰：“同登善城”。尚有木制楹联多副，做工精细，黑底金文，其最前处楹联，为马英卒立。上述楹联、木匾均毁于“文革”之劫。

大殿前院中，植古柏4株，今只余1株。南讲堂阶下，有石碑一座，阳面镌“主敬”2字，阴面镌“存诚”2字，黑底红字，字大逾3尺见方。相传为明大书法家雪蓑所书。此碑亦遭劫。

原寺内各室均有历朝家具，有古瓷器、宣德铜香炉、《古兰经》手抄书，名家手书阿拉伯文或汉文之中堂、对联、楹联、经轴、宫灯；院内尚有历朝碑石数十块。这些文物也大多在“文革”中损失和散失。

清真南大寺，历代所聘任之教长，多为“阿林”（有名望的学者）。元朝之艾迪阿訇，明朝之陈氏6代阿訇、萨天池阿訇（传为萨真人、萨巴巴，云南人）。济南穆斯林有其神奇的传说，其原“拱北”（墓地），被济南穆斯林整修得相当庄重，墓碑记其事迹。惜迁墓于马鞍山时，墓碑毁坏。清朝之党瑜、米国祥、黑依玛目、左巴巴、马成章，均为历代口传碑记，是阐扬教义有贡献的名阿訇。民国以来，宫澹庵、周怀清等阿訇尤为全体穆斯林所称道。现任教长马德贵“哈只”主持寺政并担任省伊斯兰教协会副主任和省、市人大常委等职务。所有历任教长，均对济南伊斯兰教的存在与发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过一定的建树。

清真南大寺内之机构，多年来为三掌教管寺，乡老辅政。各个时期均有有名望之乡老，热心教门的穆斯林，参与寺政。事迹可见于寺内存之碑文。

清真南大寺，现有土地面积：4582.40平方米。建筑面积：2801.53平方米。

二、清真北大寺

清真北大寺，规模较清真南大寺略小。亦为全省著名之清真寺。

该寺创始于清朝乾隆三十年。时有杨魁元阿訇因教派之争、在“格的目”（老古行派）高目（信教群众）支持下，脱离原礼拜寺，经权势者资助，在永长街（俗称大街）北首，用募化修寺之资，建成清真寺一所。其礼拜殿能容四五百人礼拜。

建寺之后200年间，有多次整修（建寺碑文及历次修寺之碑，毁于“文革”）。民国初年，在城顶街开设聚盛栈之朱绶卿氏，独家投资接建后大殿5间。

该寺正门东向为木质大门两扇，门上高悬巨大木匾一方，乃清朝直隶总督、北洋大臣李鸿章所书“清真古教”4字，字大逾斗。与大门相对建有影壁。大门两侧，建有便门，平日多走南便门，正门在节日、庆典时开放。

寺内之沐浴室设于南跨院内，大小净设施为传统式。

第一进院内植有柏树数株，南北相对各建厢房3间，间有中花墙一道，设中门，通向第二进院。

第二进院落较前院大，中有石板路直通礼拜大殿，南北相向建讲堂，殿北跨院为阿文大学海里凡之教室及居室。院落中，两侧植有古柏，立历代石碑。

礼拜大殿建有前卷棚，梁第之间，有自清至民国时代穆斯林中之名人或权贵所送之木匾，如曾任济南道尹唐柯三所立之匾额。大殿中门之上有“认主独一”木匾一块，绿地白字，为保阳子贞马良所书。立柱上尚有木质楹联多副。

北大寺礼拜大殿，建筑形式为古宫殿式，与南大寺不同之处，是主殿脊上建有亭阁式望月楼。南大寺，主殿脊系雕砖花，脊中有宝鼎一座。原殿内悬有长圆形宫灯数十盏，周围红色丝绦，古色古香，殿内西北角设“敏拜雷”楼，供念“虎图白”用。殿内铺有拜毡多道，供礼拜用。

寺内之木匾、楹联、宫灯、以及设施、各种经卷、文字资料、文物、石碑，俱毁于“文革”之难。

清真北大寺在建寺200多年历史中，历代主持寺政的教长多为著名经师，如：王长庚、刘桂祥、左凤甲、杨世奎、王静斋等，都是冀鲁等地的著名经师。曾任教长王静斋阿訇，将《古兰经》译为汉文，被称为当代名译，至今流传甚广，影响很大。

北大寺寺政管理，原为三掌与乡老共理寺政，后因有人谋世袭制失败，改为聘任之开学阿訇与乡老共理寺政。

三、清真道堂

济南清真道堂，设于永长街南首路西金家店内。它是伊斯兰教“哲合林耶”派穆斯林宗教活动的场所。

清真道堂之称，有别于清真寺。“哲合林耶”创始人马明心，在官川传其道统时，所设立讲经集会之处称道堂。各地之“哲合林耶”派礼拜、讲经、聚会之处所，多称道堂，并直接受金积堡总道堂领导。清真道堂为私人所设，非穆斯林公有。济南清真道堂主人，称“热衣思”（教主之代理人）。道堂内之教长，系经由金积堡道堂委派。

济南清真道堂，建于清朝乾隆三十五年前后，当时有金老阿訇，经赴官川投马明心，学成归济南，并被任为辖直隶、江苏省道堂之“热衣思”。金氏世代任“热衣思”。

济南清真道堂，在金氏中宅，有大门一道，上有白底横额，楷书“清真道堂”4字。内有礼拜殿、沐浴室、阿訇教长起居室等，与清真寺所具备条件相同。每日礼拜者，多为金氏亲谊，聚礼日“主麻”近二三十人，开斋节参与礼拜者近百人。

清真道堂举行“而埋里”，以纪念先贤。教众为各自先人所做的纪念活动，多以诵经、作“都洼宜”为纪念形式，做油香，设干果碟，招待与会者和分送亲友，共表追念。

道堂之教长不吃“海迭也”（不接受经礼）。

清真道堂及金氏藏经颇多，但均毁于“文革”之中。

四、南关清真寺

南关清真寺，坐落在正觉寺街西首路南，原大门北向。为明、清时住于南关一带穆斯林宗教活动之场所。现址为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由山水沟西岸迁来，迄今有400多年历史。寺内有北礼拜殿一座，东西讲堂各一座。西屋为沐浴室。清末民初时，该寺较盛。

寺内之小学，抗日战争胜利后，改为兴建小学，解放后改为第三回民子弟小学。后合并于其他学校。1966年后，清真寺成为街道工厂。现已发还产权，并开放。

南关清真寺的历届教长，尚能查考者为：

左汝臣、白风奎、白如壁、杨德思、陈志奎、宛振东、左文贵、赵永福等。

五、崔家堤口清真寺

该寺建于明代。门楼、礼拜大殿、沐浴室等房舍俱全。原建寺、修寺碑文，现均已失，故无从考查始建年月。但该寺的创建，与崔家堤口的形成关系甚密。据《崔姓族谱》记：崔姓第一代为崔岗，系北京三里河之穆斯林，壮年贩马，于明正德年间往来直鲁之地，经常住于此（此处当时名王家店），后与王姓之女（汉族）成婚，遂落居现地，至今已数十代，康熙年间，本村农民崔勇从军，从弁官至曹州守备官（五品之官），念其母青年寡居将其抚大，为感敬老母，欲立石坊。村老劝崔勇，穆斯林不能立坊，崔遂捐田40亩，为当地族人寺用，勒石作记（此碑现砌于寺东墙之上）。由此可见该寺建始年代久远。

据寺内老乡老口传：“文革”前，礼拜殿门上方曾悬有清朝爱国将领左宝贵（穆斯林）手书匾额一块。

现寺内政务由寺管会管理，教长为李兆兴。

六、城顶清真寺

该寺建于清朝中期，在城顶下埃路南，隶属清真南大寺。往该寺进行宗教活动的，多是城顶街之商店及附近居住的穆斯林。寺门上悬济南穆斯林著名书法家金棻所写“清真寺”匾额。

寺内建有礼拜殿一座。东西相对建有房舍，为阿訇住室和接待室。贴北有楼一座，上为会谈室，下为沐浴室。大殿中门有“认主独一”木匾一块，为教众所立，绿底白字。由金棻书写。尚有雷保安（穆斯林名中医）和马炳章（清光绪时翰林待诏）所立之匾。会议室中藏有刘墉所书之对联，名阿訇宫澹庵所绘之巨幅“五大夫松”图等。该寺存在时，寺内还存有建寺石碑和修寺石碑4座。建寺是同治年间。另有清朝余则达修寺碑，镶于楼梯底座上。另二石碑为民国二次修寺碑文。

该寺于“文革”中拆除。在原寺址建立中学一所。

七、清真西寺

清真西寺，设于杆石桥经七路纬一路口。因原寺址为旧灵官庙，济南穆斯林称之为“灵官庙寺”。该寺创建于清朝光绪年间。用原灵官庙大殿改建为礼拜殿，规模甚小，供穆斯林集居区西部居民和寺南原陈家庄之穆斯林进行宗教活动。

30年代，管寺乡老杨德润、韩绍贞等人发起，将寺南之原坑地填平；由穆斯林输捐和多方支持，建起清真寺一座。寺门北向，门上横额白地黑字。有隶体字“清真西大寺”5字，为当时济南名书法家王讷所书。寺内有礼拜殿一座，砖瓦到顶，能容200人礼拜；下有地楼，贮备炭柴以及放置杂物。还有南讲堂3间，阿訇住室2间，水房1座（为传统式沐浴室）。原寺址，在杨德润等人的倡仪下，建起了6年制穆德完小一所，解放后改为第二回民子弟小学分校。后来第二回民小学撤销，在原校址、寺址改建市中区教育组（教育局），作为木工厂和宿舍。现已由房管部门悉数发还，暂作为穆斯林公益事业用。

清真西寺“高目”属“格的目”派。历届阿訇多为“古行派”，但“新行派”之阿訇如名阿訇周怀清、张福奎，也曾出任教长。

八、饮虎池清真寺

九、穆家车门清真寺

该寺为“哈只”穆华亭所献。济南穆斯林称之为“东寺”。寺址现已全无，建寺碑文存于清真南大寺内。

民国初年，穆华亭自麦加朝觐归来后，鉴于济南伊斯兰教的古行派和新行派各有短长，遂有捐产建寺之意，将穆家车门内私宅一所捐建清真寺和兴办学校。寺内礼拜殿、沐浴室、阿訇室、接待室、寺役室等设备齐全。历届所聘教长，多是既通经典又晓汉学的阿訇，不吃“海迭也”，年支薪津。自行组织“主麻”（聚礼）和“尔代”节日的活动。

1925年，著名阿訇马松亭任教长，在穆华亭、唐柯三和马绂生等人的赞助支持下，以“成德达才”之意，创建了后来名闻中外的“成达师范学校”。

该寺由乡老管事，教长从事教务活动。经费靠穆氏捐产之租金收入和众乡老的捐助。乡老法镜轩等人，在30年代还组成伊斯兰教义演讲组，在西青龙街、永长街宣讲“卧尔足”，说“买赛来”，听者甚众。

穆家车门清真寺原址，现改建为居民楼。

十、纬十一路清真寺

该寺建于1940年。创建者是法光恩阿訇（历城刘家林人）。

30年代后期，纬十一路地区商业逐步繁盛起来，穆斯林商贩也日益增多。为方便穆斯林的宗教生活，法阿訇和崔乡老等赴北京、青岛等地募化资金，在当地穆斯林的支持下，不久即建起该寺。

清真寺建成后，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一定作用。回族共产党中崔欣亭曾在寺内与中共地下工作者、八路军工作人员接洽，从事抗日活动。解放战争中，该寺仍是掩护我方穆斯林战士和汉族同志的联络点。

原寺由阿訇、乡老共管寺务，经费由穆斯林捐助。“文革”中一度改建为糕点厂，现已落实宗教政策，归还清真寺产权。

该寺历任教长是：法光恩、刘涵光、王云武、杨茂修、李兆兴。

十一、北大槐树清真寺

十二、济南的清真女寺

济南的清真女寺，清末以前是不曾有的。民国初年建有两处：一在永长街清真北大寺北邻，一在饮虎池街。

清真北大寺北邻的女寺，其设备与男寺相仿，有礼拜殿、沐浴室、阿訇室。掌教师娘，一般不称阿訇。其宗教生活如信仰、教法、仪式等，与男穆斯林也无区别。该寺于“文革”中改建为居民楼。

饮虎池街清真女寺，前面已作介绍。该寺在“文革”中一度停止宗教活动。1983年发还后，经修缮，焕然一新。曾有埃及诵经团、巴基斯坦的穆斯林客人，来寺内参观。还接待过宁夏回族自治区的代表团。

伊斯兰教规定，男、女穆斯林不得同殿礼拜。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女穆斯林在完成拜功方面，享受不到与男穆斯林平等的待遇。直至近代，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兴建了清真女寺，这种局面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十三、党家庄清真寺

党家庄有两座清真寺，庄西的叫清真西寺，庄东的叫清真东寺。

该寺建有礼拜大殿和南北讲堂。大殿前有5米进深的卷棚。殿内建筑面积约500平方米。殿脊雕成“二龙戏珠”样式，殿内椽梁上绘有精美彩画。后殿之北间殿顶，以黄色字迹记事一段。从文字中可知，1928年“五三”惨案时，国民革命军北伐部队的总司令蒋介石、副总司令冯玉祥等，曾在该寺北讲堂内留住数日，蒋冯离寺后，日军炮兵即开炮击毁后北殿，翌年始修复。

寺内历年由教长和乡老共管寺务。经费靠穆斯林输捐。现任教长是宛振东阿訇。

该寺在“文革”中受到严重损坏，文物多已毁。现已经县政府批准开放，修缮工程仍在进行。

2.清真东寺。始建年代不详。该寺现存有清乾隆十八年（1753年）的修寺碑记。据传，当时党家庄内因一二千户穆斯林共用西寺，难以满足要求，遂兴建了东寺，供庄东穆斯林使用。寺门北向，庭院东西狭长，有礼拜殿3间，北讲堂一座。

十四、长清县之清真寺

1.青杨村清真寺。建于明末清初，现存建筑物完整，有大殿一座，房屋16间。明、清石碑16通。寺藏有清康熙五十六年四月十六日手抄本《古兰经》两套。礼拜殿门前，悬木匾一块，为清光绪元年于鹏麟4兄弟所送，上书“明德为本”。

该寺于1981年7月批准开放。周廷太、米英志为阿訇，高廷德担任掌教。1983年成立寺管会，主任王兴富，后易赵忠良。

2.赵营清真寺。康熙十七年，由潘村杨氏行善事，三载集财，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建成。现存大殿1座，房屋5间，重修寺碑2通。现已正式批准开放。阿訇杨凤奎、女师娘马洪英，掌教顾维伐，有海里凡一名。管寺乡老杨登荣。

3.凤凰庄清真寺。建于清朝初年，现存大殿1座，房12间，重修碑记2通。由阿訇王熙太、掌教周德芳管理。

4.东马园清真寺（俗称草寺）。创建于雍正三年（1725年）。由本村回民领袖金成德主持创建。嘉庆十三年（1808年）重修。建国初期，寺有大殿1座，房屋6间，土地12亩。现仅有大门1座，破损大殿1座以及石碑1通。

十五、章丘县之清真寺

据1984年3月统计，章丘全县有回族穆斯林1313户，分布在21个村庄。其中，大冶、李福庄、北垛庄、下琴子、杨家巷、阎满等6处，各建一座清真寺。大冶清真寺是6座清真寺中较大的一座。建始年代无从查考。现存碑记：清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重修，掌教马文口，教师丁兴然。又有碑记：咸丰十一年（1861年）重修时掌教丁和。又碑记光绪二十年重修时，掌教是高希圣。据口碑，该寺建于明朝中叶，为一进三院，面积1400平方米。礼拜殿一座计15间，北讲堂3间，东厅3间。阿訇居室、沐浴室等俱全。杨家巷清真寺始建于清朝，寺内有礼拜殿一座。东屋北屋各3间，并有沐浴室。该处穆斯林多服务于埠村煤矿，距大冶村不足5公里。

济宁伊斯兰教顺河东大寺

袁静波

顺河东大寺，位于济宁市区东南部，小闸口上河西街，是一座历史悠久，建筑宏伟的伊斯兰教礼拜寺。因前门正临老运河，所以称为顺河东大寺，后来又以地处全市7座清真寺的最东位置，故简称为东大寺。

据近年来在该寺维修中，发掘的明代天顺三年（公元1459年）重修东大寺的残碑中记载，这座清真寺始建于明初洪武年间。相传明太祖朱元璋在创业之初，手下骁将常遇春、胡大海为明朝的创立立下了汗马功劳，而这两员大将又同是回族，故太祖对伊斯兰教十分尊重，各地古清真寺很多是明初修建的。在当时该寺的规模并不大，明朝中叶有一西域珠宝商人（回族）远道经商，经常逗留济宁，后遇匪徒将遭抢劫，幸被伊斯兰教乡老数人，仗义相助，商人方化险为夷。至济宁后，因幸免于难，遂出资扩建东大寺，以感恩穆圣保佑。此后，明清各朝又几经重修，始成现在宏伟壮观之规模。为鲁西南各县清真寺之冠。

东大寺是根据阿拉伯民族形式结合伊斯兰教的教典进行精密设计兴工的。全寺坐西朝东，临河面建最前面在八字粉墙中间的木栅内还有石质雕刻的日月坊，庄严地矗立在正中。石坊精工细作、浮雕生动，左日右月的图案形象地分饰坊顶两旁，故名“日月坊”。两端各植树柏一株，树枝繁茂，虬劲挺拔。另有木坊两座对称南北，与石坊成一字排列，全院遍植树10株，苍松翠柏，蔚然成荫。往里即东大寺大门，三楹，碧瓦琉璃，气势庄严。正间两根浮雕抱柱，蟠龙翻滚，栩栩如生。内，南北讲堂各6间，正中一座重檐圆顶，两层危楼，按阿拉伯语称“班克楼”。每逢“开斋节”、“宰牲节”、“圣诞节”和“斋月”期间，用作阿訇登楼宣读“可兰经”。并用阿语号召教民来清真寺礼拜。

第二部分，是大殿，阿语谓“卖思直代”，为全寺建筑的主体，由抱厦（卷棚）、正殿和后殿组成。正殿由24根直径两尺的通天木柱撑着81间广厦的整个房面，殿为歇山式建筑，顶上以黄绿琉璃筒瓦，在烈日照耀下闪闪发光，顶脊均饰以龙纹鸱尾，正脊吻兽高突，正檐翅起，顶口嵌着铜质刹式宝瓶。后殿镇以小楼上覆着六角形伞盖式琉璃瓦顶，造型奇巧，别具风格，巍峨耸峙，高出正殿之上，使人初看似与北京天坛祈年殿的上顶有异曲同工之妙。这座大殿整个建筑显得气宇轩昂，雄伟壮观，四周木、门桶全用金丝楠木雕刻，阿拉伯文组成的花纹图案，表现了高超的艺技和独特民族风格，每逢三节和平时的聚礼日期，阿訇领导教民在这座大殿里讲经和从事其他宗教活动。

殿后即是这条中轴线的最后一组建筑——望月楼。是一座长方形两层楼阁，其整个形式及结构都呈现出庄严古朴，小巧玲珑，与巍峨雄伟的大殿相依附，显得各有千秋。楼下是寺的后门，直通纸坊街道东口。后门内的两根浮雕木柱刻一对彩凤翱翔，与大门口的雕龙抱柱相映成趣，前后表达出“龙翔凤翥”的祥瑞寓意。其他如水房是教民每日“挨乌斯”（沐浴）的专门设计，住室及掌教人员居住休息室，应有尽有。总之，东大寺这个古建筑群，整个建筑面积为4184平方米，它集中了古代建筑艺术之大成，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智慧和劳动的结晶。

在当时，寺内松柏森森，门外河水潺潺，殿宇楼坊，富丽堂皇，相互辉映，雄伟壮观，它不仅是西南地区清真寺之冠，在全省清真寺中也居显要地位，已列入济宁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十年动乱中曾惨遭破坏。现政府已拨款修复，正在进行中。

（济宁市政协供稿）

临清清真寺

潘耀曾

临清清真寺的兴建，与定居在这里的回族有着密切的关系。唐朝初年，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和波斯人，定居于我国的广州、泉州、杭州、扬州等地。久之，与当地人通婚，繁衍生息，元朝以后，这部分人成为我国回族的一部分。同时随着运河的通航，水上运输贸易往来，宗教人士的活动，历次的反压迫斗争，回族人民流动迁徙，沿河口岸城市人口愈来愈众多，他们之中大部分为搬运工人、船夫，有的则经商和经营饮食业。因之，作为伊斯兰教活动的礼拜寺，随之筹建起来，临清清真寺，就是在这样历史条件下兴建的。

临清市区原有3座清真寺，现存两座。分别介绍如下：

老礼拜寺：此寺位于运河东岸下，故称顺河清真寺；因其建造年代最早，又称老礼拜寺。《临清县志》记载：“老礼拜寺，相传为明常遇春所建，有明朝邑人方元焕手书‘开天古教’木质匾额，其字体古秀可观。”按《临清县志》修于民国23年，统治者歧视少数民族，抑伊斯兰教的观点，自会反映在所修的县志中。对于回族清真寺，如不载，又不可，其古代建筑屹立古运河衅，为回族人民宗教圣地，是人人所景慕；载之，则又应树碑、查证、考察，又实心所不愿，故而冠以“相传”2字，聊以搪塞罢了。今查《临清直隶州志》，更不如县志尚有数行说明，州志上竟无片言只字，可见以往对此寺的无视。现据查阅有关资料，可证确系明朝常遇春所建。

常遇春（1330～1369年），字伯仁，怀远（属安徽）人，回族。明初名将，勇力绝人，善射。元末追随朱元璋，冲锋陷阵，未尝败北，常遇春自言能将十万众，横行天下，军中又称“常十万”。

《明史》一百二十五卷中《徐达传》，有如下记载：“捷闻，太祖幸汴梁，召达（徐达）诣行在所，置酒劳之，且谋北伐……达顿首受命，遂与副将军（常遇春）会师河阴，遣裨将分道循河北地，连下卫辉、彰德、广平，师次临清。使傅友德开陆路通步骑，顾时浚河通舟师，遂引西北。”

《临清县志·大事记》记载：“元朝至正二十八年戊申（1368年）秋七月，明大将军徐达、副将军常遇春，分道渡河，循河北地，师次临清。”

由此可知，徐、常师次临清的具体年代。使傅、顾2人分别开“陆路”、“浚河”，以排除水、陆进军障碍，这次非指日可待的事，徐、常在临清驻扎为时不会很短。同时可知徐、常在临清召集诸将，商讨北伐元朝京都军事部署，方有给傅、顾的具体任务。因在临非暂短停留，后来才会有“帅府街”之名，其近处又有“更道街”之名，夜有更夫循帅府巡逻，故有此名。

常遇春为明名将，是回族中杰出人物，军中回族将校士卒亦非少数，又驻临较久，当时临清回族人士、伊斯兰教的阿訇，势必进谒常遇春，谈及筹建礼拜寺，所以才有了常遇春建造礼拜寺之举。

老礼拜寺，由隆起大殿、望月楼，寺门内阁楼，讲堂、浴室组成。于1968年修浚卫运河时拆除无存。

北礼拜寺即清真北寺，亦称洪家寺。位于城区西北部，先锋大桥东南，牌坊街东侧。原东门为正门，今已堵塞不通，在寺西门（后门）以北另辟一门。

此寺是一座保存至今较为完整的古代建筑群，始建年代已无可考了。据重修石刻碑文记载，此寺为“明嘉靖四十三年甲子（1564年）孟春重修”。在大殿抱厦南壁上嵌有一石刻碑文，系大清嘉庆十四年己巳（1809年）夏月谷旦立。从重修碑文可以证实北大寺始建时期当在明朝。碑文有如下记载：

“清源北礼拜寺，相传创自前明，重修亦在崇祯，时经今百有余年，虽栋宇之完好如故，而大殿上多半剥蚀矣。己巳夏，北顶为风雨摇落，挑角稳脊亦皆倾圯，其北坡尤甚。斯时不急为整理，功将益大。乃集同人，鸠工庀材，群情翕然乐成，是役六月中兴工，至九月而大功告竣。榱桷之亏损者，益之；檐檩之朽蠢者，更之；瓦甓之废坠者，修之。三顶重新，大脊坚整，庄足以增吾教之光辉，而见同人之协和也……”重修时首事监工人为洪大观、张德成等人。此寺即以嘉靖四十三年重修计，至今已有400余年的历史了。

此寺在1958年为回民福利皮毛厂厂址，在1982年该厂迁出，由临清清真寺管委会管理，1983年4月因寺大殿年久失修，桃顶及南顶坡毁损，开始重修。

这座清真寺，由隆起前殿、后殿、抱厦等组成勾连搭式建筑。殿顶复有绿色琉璃瓦，后殿又有塔楼高耸，殿脊有三，中间较高，均置桃形空心铜顶，飞檐四出，犹雄鹰振翼，雄伟壮观。更为宝贵的是，透雕挂落、雀替，保留着时代建筑的风格。大殿左右又有角亭对立，在大殿正前方又有一座小巧玲珑、精致秀丽的望月楼。它是由两排左右对立、中高两低的木牌坊与歇山重檐楼阁合为一体、布局精巧，结构谨严，是极为少见的古代建筑。寺内尚存十余株古柏，使此寺显得古老、庄严、幽静。经今修葺，大殿雄姿复初，桃形铜顶高耸入云，金光闪烁，迎旭日朝辉，送晚霞余虹，仰对碧空星，静夜伴银月。游人漫步古运河岸，举首眺望，无不赞叹古代劳动人民的智慧和现在修缮艺人技术高超精湛，给此名胜古迹增添无限光辉。

东礼拜寺：位于市区羊头锅街北头，原洪家水坑（今已填平）东沿上。此寺创建年代待考，其规模较北大寺为小。寺大殿后殿脊顶原有一个桃形铜顶，因毁于十年动乱期间，后换一方形木质顶。寺殿后墙岌岌可危。现为回民皮毛厂厂址。在东寺北讲堂房檐滴水处，有一残碑作台阶，碑上残留修资人姓名，姓氏不全，亦难全辨认，又有“清道光年”字样，修葺载于石碑，可见为工程较大的修缮。

现在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临清北大寺已拨款修缮，奈工程浩大，殊为艰难，目前正在继续修缮中使这古代建筑群更好地存留下来，当为期不远了。

（临清市政协供稿）

洪家楼天主教堂

钱金铎

洪家楼教堂位于济南市东郊洪家楼村，是一座有40米高的双尖式德国天主教堂。这座教堂建于1905年，仅主体工程“大堂”（即教堂楼）就建了3年多，其他大小修道院、中小学校和各种所谓“慈善机关”又相继建了数年。建筑工程之大，附属单位之多，宗教生活之繁，都具有天主教会的特色。这座教堂在国内是比较典型的天主教堂之一，在国际上也很有名气。

一、建堂的前前后后

洪家楼地处南有山，北有水，西有城，东有乡这样一个广阔的平原地带，又靠近黄台车站，因此便成了其建立教堂的理想境地。传教士早就预言说：“洪家楼将来要成为济南的东商埠。”因此“主教府”在市内，而把“主教座堂”设在洪家楼。

“主教座堂”就是每逢大的宗教节日和举行“祝圣大典”、“丧葬大礼”等大的宗教活动，都有主教在此教堂举行。因此在教堂的建筑上就要求规模宏大，造型壮观，并具有德国教堂的特色。为此传教士特聘德国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制图，由廉价的中国劳动力兴建。由于当时条件很差，没有先进的吊装和运输设备，给建筑确实带来不少困难。据老人讲，当时的工人都是用“土屯法”把一块块沉重的料石搬运上去的。所有大石柱上的节间都是由一钻一钻雕刻镂花而成的料石砌成。门上发塇都是由泥塑烧制而成的花砖砌成。建筑这样一座高大的教堂和一大片群体工程，花费资金是相当可观的，具体数字不得而知，但据中国传教士说，那时主教府帐房里成天是满档档的银子。这些银子是“庚子赔款”四万万两白银中的一部分。

在建教堂的同时，在洪家楼庄南还划了一大片土地作为埋葬外国传教士的坟地，教徒都称之为“主教林子”。四而筑有石墙，派有专人看管，院内筑有大祭台和用料石筑成的高大的十字架，满院种有苍松翠柏，每个墓前都竖着为外国传教士歌功颂德的石碑。每年“追思已亡占礼”，都在这里举行隆重的宗教仪式，以扩大宗教影响。据老人讲，当时外国传教士还强令历城知县在每个墙垛上都安上一个用石刻的圆顶，象征是中国人头，为在义和团运动中被杀的传教上抵命，借以炫耀帝国主义的威风，恫吓清朝官府和镇压中国人民。建堂以后，传教土为了扩大宗教影响，还举行一次由成千上万人参加的“贺堂大典”，发动各地教徒群众大力捐献，打着“万民旗”、“万民伞”，派代表前来祝贺。当时的清朝政府由于惧怕洋人，也都送礼送匾前来祝贺。

二、洪家楼教堂所办的“慈善事业”

义和团运动失败以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更加灾难重重，民不聊生，广大农民更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每遇灾荒歉年，便有大批大批农民逃荒要饭、流离失所，甚而卖儿卖女，过着极其悲惨的生活。外国传教士们便趁此机会兴办“慈善事业”，以扩大宗教影响。当时洪家楼教堂办的“慈善事业”，主要有“仁慈堂”和“婴孩院”。

“仁慈堂”主要收容女孩和女婴，也收容一部分老年妇女。收容后的女婴和女孩再也不许和自己的亲生父母见面，也不许与外界接触，自幼受宗教教育，过着囚牢式的生活。女孩子长到六七岁便看孩子（女婴），再稍大便学洗衣做饭，整个教会的衣服、被褥和宗教祭品都由女孩包洗包做。等女孩长到十七八岁，便由本堂神甫介绍嫁给一个素不相识的男人做妻子。要求男方的条件是必须首先信教并保证后代也信教。

“婴孩院”只收容男孩和一部分老人。收容的男孩一般是比较大的，自入院后，便根据年龄和身体条件分配干活，没有一个吃闲饭的，就是瞎子也得推磨，哑吧也得担挑送东西。婴孩除受宗教教育外，没有另外受教育的机会。婴孩长到十几岁便开始学手艺，有的学铁匠，有的学木匠，有的学瓦工，有的学裁缝，终年劳动不给报酬，也就是无代价地当童工，为教会服务。不能学手艺的婴孩便当长工，给教堂里养猪喂马、种地。也有不少婴孩整年侍候主教神甫，端茶送饭、铺床迭被，看门守夜，打扫卫生。

洪家楼教堂还办有从小学到大学，既有男也有女的各类型的“教育事业”。教会规定，教徒的男女儿童在学龄前首先受宗教教育，即参加“经言班”，听教理，学经言，守教规，过宗教生活。到了七八岁，男的便入德育小学，后升德育中学（即黎明中学的前身）。女的便入懿范附小，后升懿范女中受教育。这些教会学校，都把宗教课列为必修课，后来遭到社会舆论的反对，特别是非教徒师生的反对才改为选修课，但教徒学生必须参加。教会对学生实行封建统治，严禁学生参加社会活动，所聘教师多系教徒，甚至是外国传教士，只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聘请非教徒教师任课。学生中学毕业后，教堂便把一些认为老实听命的老教徒学生选送到修道院进修神学、哲学和拉丁文，再经长期考验，认为合格者便选升为神甫。也有的把家庭经济情况较好的老教徒的学生选送到教会大学深造，也有的被选送出国留学。当然这些人数是少的，更多的学生便走向社会，自己谋生。凡被教会选送的培养的大学生或留学生，都必须回教会办的学校或医院服务，

三、频繁的宗教生活和宗教收入

另有一种收入，是靠“弥撒献仪”。明文规定：一台小弥撒3元，一台大弥撒5元，一台五六品大弥撒10元以上，广大教徒群众为了“求福免祸”，经常许愿、求福、献弥撒。这是教会的一项很大的收入。

邢家坡子教堂

宗怀芝张中山

邢家坡子教堂是座著名的天主教堂，位于今桓台县邢家乡邢家村中心大街北侧，坐北向南，宏伟壮观。该教堂现称“天主堂”，原名“若瑟堂”。若瑟是耶稣的养父，终生主张至义、至勇、至洁、至顺、至逊。后来教徒们为效法他的诸德，便起了“若瑟”这个圣名，这就是若瑟教堂命名的缘由。

整个教堂分为3个大院，大礼堂是其主体建筑。全院南北长62米，东西长135米，呈长方形，总面积8370平方米。

大礼堂矗立于东西院之间，南北方位，分上下两层，上层小，下层大，砖石结构，红瓦盖顶。计高20米，宽15米，长29.5米。上下层顶部两侧四角各装白色尖锥1个，黑色十字架高立堂顶前缘，颇具特色。前檐壁中上端绘有4米高的“若瑟”抱耶稣圣像，肃穆庄严。礼堂设有五彩玻璃圆形窗，两侧有与其相称的4个拱形窗。在圣像下门额中间镌刻着“天主堂”3个金色大字，在蓝底映衬下，金光闪烁，分外醒目。底层正南面并开了3个拱形门，中间者大，两侧者小，均为朱红色，其造型精美，新颖壮观。整个大堂结构形式中西结合，高雅别致，独具风格，充分显示了建筑之乡高超的建筑技艺。

大堂内部，上层为8间，下层有两排10根红色石雕圆柱，把大厅分为3排24间。其中包括门前一间乐楼和北首的“若瑟”祭台。台中是“若瑟”塑像，高3米；台东侧是安多尼和耶稣塑像；台西侧是圣母塑像。整个雕刻造型逼真，表情丰富。刻有花草的青石供桌上，供奉着木制耶稣圣心。花柱石栏与大厅相隔。在祭台的东、西两侧，还各有一个小厢房。东厢房为神甫更衣室，通过门廊进木地板屋，共12间，东西长35.5米，宽7米，是砖木结构，苇草盖顶；西厢房为储藏室。

大厅内，地面是4色釉面砖拼成的几何图案，上铺地毯，设有木制案台和跪橙。东、西两壁的巨幅布画是天主圣神14处苦像彩色图，形象逼真。在大堂前的一棵国槐上，悬挂着一个铜铁合金铸成的大钟，重50多公斤。撞钟时，钟声洪亮，方圆儿公里都能听到。教徒们进堂诵经祈祷，鼓乐齐鸣，经声缭绕，一派盛景气象。

教堂东院是修德院男生班，有屋50间；西院为修德院女生班，有屋30间，南院建有汽车库、马车处、粮仓、饲养处、磨坊等。教堂总计有房屋134间。

邢家坡子教堂神职人员更迭频繁。先由意籍神甫在这里兴建大堂，从1910年开始，先后又派来德籍达神甫、敏神甫，美籍高、傅、白、韩4位神甫及吴炳仁神甫。在吴炳仁主持教会活动期间，正是日军侵华战争的第三个年头。日本宪兵队借口吴炳仁妨碍日军军事行动，将吴逮捕，押送潍坊，后到北京关押。1941年后，由德籍韩神甫、宰目良神甫接替了“若瑟堂”的任务，1945年济南总教会又派来周振沂神甫（山东淄川人），直到1946年2月调往周村教堂。解放前，先后共有国内外11个神职人员在此坐堂。解放后，该教堂先后有桓台县公安局、山东康复医院四分院、渤海三中、桓台县粮站等单位使用。“文革”中的1966年将大礼堂上层拆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落实了宗教政策，于1984年10月6日成立了桓台县天主教爱国会。并于1984年12月15日将“若瑟堂”正式更名为“天主堂”。同时，定为桓台县天主教爱国会的会址。1985年，由淄博市政府拨款4000元，教徒集资7000多元，将教堂整修一新，教会也转入正常活动。现在全体教徒，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高举爱国爱教旗帜，沿着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同心协力，为祖国的统一和两个文明建设贡献智慧和力量。

（本文由徐登华整理，桓台县政协供稿）

戴庄教堂史话

钱守礼任新元沈培德

戴庄天主教堂，位于济宁市郊区李营镇境内戴庄村，即现在的山东省戴庄精神病医院和济宁市疗养院的院址，始建于1879年。当时，外国传教士进入山东省兖州、临沂、曹州、济宁等地传播天主教，发展教友，购买土地，建造教堂。李澍后裔将“荩园”卖给了德籍传教士安治太和奥地利传教士福若瑟。从此，这所风景宜人的古老园林归戴庄天主教堂所有。

“荩园”，为清朝初叶，武生李澍（1661～1747年）的花园，俗称戴庄花园。它载之志书，久负盛名，曾有“尘世蓬瀛”之雅称。园内亭台水榭，雕梁画栋；曲泓小桥，碧水荷池；山石嶙峋，峥嵘奇突；名花异草，古木参差；名人题记，琳琅满目；布置典雅，独具匠心。游人至此，耳目一新，流连忘返，倍增心旷神怡之感。为济宁州境内诸园之冠，是著名的济宁州8大园林之一。

从1882年开始到1897年的15年间，福若瑟在戴庄天主教堂传教时，奉教者寥寥可数，教堂规模仅限于“荩园”范围之地，外籍传教士一直不过三四人。

1897年“巨野教案”发生后，腐败的清政府于1898年3月同德国订立了《中德胶澳租界条约》，封安治太为三品官，利用中国的赔款，于这年起，除修建了青岛、济南、兖州3座天主教堂外，并开始扩建戴庄教堂，增设了住房，新建了礼拜堂，开办了学校，附设了医疗诊所、幼儿园，购置了大量的土地，自此，戴庄教堂初具规模。这时，从阳谷、泰安、范县等地，陆续迁来100余户奉教人员，散居在戴庄和附近的方庄、李堂等村。奉教人数逐渐增多，教堂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从19世纪初叶至30年代，已拥有土地400余亩，骡马20多匹，大车数辆，农业长工一二十人，农忙季节短工几十人。教会还具有发电、自来水等机械设备和近代的农业设备，并备有一些枪支、弹药等。

戴庄教堂规模不断扩大，各种建筑陆续增加，到抗日战争前后，仅全院宅基占地就达120余亩，各类楼房舍宇1000余间，周围还有二至三、四米高不等的砖石结构围墙。正院所建“圣堂”一座，是教堂的主要建筑物，它的高大华丽，威冠全院，也是进行宗教活动的中心。此外，又分东、西两院，西为修道院，东为修女院。中、小学、幼儿园、华语学校日趋完善。还有钟楼、书楼、宿舍楼、储藏室、工人院以及供其他用的楼房、配房、配电房、木工房、洗澡塘等。再加上“荩园”的山、池、亭、榭，形成一处绿树红楼、中西两式组成的庞大建筑群。

与此同时，外籍传教士（包括修士）增至20余人，修女二三十人（其中外籍修女占90％），奉教人数干人之多。几年后，附近的村庄奉教者与日俱增，特别是戴庄、方庄、李堂3村群众中的奉教者约占成年总人数90％以上。

教堂的北部是一片树林，方圆十余亩，翠柏青松，浓荫蔽日，是中外神父的“圣林”。这里封土累累，坟冢罗列，碑碣林立。福若瑟（戴庄天主教圣言会的首任会长）的坟墓居于中央，规模之大，修砌之精为所有坟墓之最。韩理加乐、能方济格（巨野教案被杀的司铎）二墓次之。现能方济格的墓碑和福若瑟的残碑尚存院内。

教堂的西北隅，是一果园，这里栽植着品种众多的苹果、葡萄、柿子、核桃等，紧傍果园一侧，还有数亩之多的菜园。另外还有花房、温室等。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侵占济宁时，数以万计的避难者云集戴庄，奉教人数猛增，有5省20余县的人员在此安家定居。这里人来车往，一度曾有“戴庄市”之谓。

1945年，日寇投降以后，国际形势急剧变化，戴庄教会先后将修道院移到江南，把贵重物资经香港运往国外，外籍传教士先后回国，宗教活动时续时断，日趋低潮。

据有关资料记载，天主教圣言会于1875年由德籍神甫杨森在荷兰司他依尔城创立，1879年传入中国，后来，总会设在罗马，从1879年起，中国陆续设了分会。后来，中国总会设在戴庄。

1896年2月3日，奥地利神甫福若瑟就任中国圣言会首任会长。后由德神甫接任。再后，由顾神甫接任。再后，由齐恩来接任，齐调走后，由史神甫接任（凡未写名者，详细名字待查）。30年代是德籍神甫舒德录。40年代是德籍神甫许德美、白少怀，奥地利神甫倪加乐相继任会长。1954年经罗马教皇批准，又委任中国籍神甫尚立申为圣言会全国代理会长和代理全国总视察。

1926年2月，圣言会开始在戴庄发展会士。张维笃、付开明、孙金声被发展为会士。1929年发展了尚立申、王方香。1931年发展了王聚祥、田耕莘、袁以可、郭隆道、贾怀信。1936年至1939年又发展了李炳耀、宋多福、胡若汉、牟雅雷、张克定、曹金凯、陈询、朱秉文、石馥、郭福德等人。

1938年至1949年，先后发展张同会、魏自修、张福烟、林培德、王万桑、钱守礼、陈进佑、李林既、赵士昌、冯耀庭等为辅理修士。

1950年以陶明德（德籍）为首组织了“圣母军”。1953年，以曹新慈（德籍）为首组织了“祈祷会”。

1954年，倪加乐对尚立申说：“今后中国天主教圣言会完全由你负责。”并将圣言会的印章交给了尚立申。

自帝国主义分子被我逐出境后，我国天主教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上了独立自主办教会的道路。广大教友团结在党的周围，爱国爱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各自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文革”期间一度中止了大的宗教活动。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宗教政策逐步落实。目前，戴庄教堂所属教友在“三自一主”的方针指导下，正在积极恢复、开展正常的天主教会务活动。

（济宁市郊区政协供稿）

济南千佛山兴国禅寺

秦绪伦

千佛山位于济南市城南2.5公里处，是济南市三大名胜之一。千佛山古称历山，相传虞舜曾躬耕于此，故有舜耕山之称。人们为了纪念舜帝教民耕稼的功绩，每年在此举行“迁祓”仪式，故有“年年迁祓寺中游，城影湖光一望收”的诗句。隋开皇年间，佛教昌兴，在千佛山之阴刻石造像，建千佛寺，因而得名千佛山。寺在唐代贞观年间（627～649年）重修，改名兴国禅寺。南宋绍兴年间又重修扩建。元末明初。因战乱，寺院已“兵燹废弛，殿堂蓁芜，无存一砖一瓦”。明成化四年（1468年），德王府内官苏贤捐资重建佛殿、僧寮和库房，殿内重塑释迦牟尼佛、大悲观音、地葬王菩萨、十八罗汉、四大天王等像。清嘉庆至咸丰年间又扩建观音殿等。全寺共有殿堂7座，分4个院落，禅院深邃幽静，殿宇厅廊雄伟壮观，错落有致。兴国禅寺是千佛山的主体建筑，寺内现存殿堂多系明清建筑。民国7年、民国16年和全国解放后的50年代，都曾有较大的修缮。已毁于“十年动乱”中的大雄宝殿，原在黔娄洞前，坐南向北，殿内供奉三世如来。

从千佛山脚下到兴国禅寺，有两条人行石级盘道，掩映在丛林古木之中。沿西路循三百石阶拾级而上，过“齐烟九点”、“云径禅关”两坊，就到了寺的西门。新修的钟鼓二楼分列在门楼两侧。门楼正上方黑色的大理石上镌刻着赵朴初题书的“兴国禅寺”4个苍劲端庄的金色大字。两侧的楹联是：“暮鼓晨钟惊醒世间名利客，经声佛号唤回苦海梦迷人”。此联乃清末秀才杨兆庆的手笔。寺院南侧众多的为壁立悬崖佛龛，虽历尽沧桑，石像仍历历可见。造像群中有9个石窟，最早的为隋开皇七年（587年）刘茂景敬造的弥勒像，距今已有1400多年。此外，唐贞观年间的石刻造像，尚能看出全貌的有100余尊。千佛崖下有极乐洞、龙泉洞、黔娄洞、洞天福地坊诸胜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宗教信仰自由政策逐步得到落实。济南的著名古刹、全国重点寺庙之一的兴国禅寺，1984年10月25日交还僧人管理。1985年1月2日，济南市佛教协会筹备办公室成立，当月20日（农历腊月初八）僧俗60余人，在这里举行了“文革”后的第一次佛事活动，4月20日正式对外开放。1987年3月坐东向西的大雄宝殿和西门两侧的钟鼓楼重修动工。钟鼓2楼于当年9月中旬全部竣工。大雄宝殿的主体工程于11月底完工。经装金、彩绘、内外饰修，殿内塑造释迦牟尼佛和菩萨、罗汉的工程，于1988年12月正式开工。与此同时，寺里还置办了“万年宝鼎”、“双耳香炉”、“青铜云板”。1989年4月26日，在北京定做的1.5米高的椴木千手佛运到千佛山，暂置对华亭院东殿。

近几年来，全寺十数名僧众在省政协委员、山东省佛协副会长佛奄、能阐的带领下，除进行正常的佛事活动外，还开办了适应寺庙经营的自养服务事业。如供应茶水、代销经书、流通法物等。加上门票款，每年收入达数万元。十余名常驻僧众的生活费用自给有余。他们为修缮寺庙，保护佛教文物、美化环境、庄严佛寺，开展国内外的友好交往做出了有益的贡献。

青岛海云庵

张锡荣

海云庵，又称大士庵，坐落在青岛四方区海云街一号，始建于明朝，距今已有500余年的历史，属地方性会首庙宇，与天后宫同为青岛市早期的古代庙宇建筑。

1924年至1926年，海云庵由民间两次化缘翻修。

1949年6月2日青岛解放后，海云庵庙屋由四方区文化局接管使用，把西殿和正殿的小神像集中到东殿存放。“文革”前，将庙内3个殿的所有神像和钟、鼓楼以及香、火炉全部砸毁，庙屋交四方区平安路街道办事处使用，正殿用作街道老年人娱乐场所，东西殿用作库房，将庙院墙和院门拆除，在庙院内建平房20余间，开设旅馆和商店。至今，3个殿的庙屋和庙内的银杏树均被青岛市列为文物保护单位并立了石碑。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经济一片繁荣，人民生活安定，因此按照民间风俗习惯，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日，海云庵举办糖球会。由于海云街街道狭窄，致使赶会的人拥挤不堪，四方区政府就把糖球会会址移到了海云街东面比较开阔的嘉禾路公园附近的九条马路上。

1990年以来，每年农历正月十六日至十八日，由四方区人民政府主办海云庵糖球会，会旨以糖球为媒介，融经贸、旅游、文娱为一体。每届糖球会有2000多个糖球摊位，成交额达百万元。返青探亲的台胞、港澳同胞、海外侨胞以及亚洲、欧洲国家来青旅游的外宾也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糖球会，品尝了糖球。自此，海云庵糖球会的名声重振，知名度越来越高。

四方区人民政府为了弘扬民族文化，振兴四方区经济，于1990年7月1日起动工，对海云庵的庙堂、庙院进行修葺，覆盖杭州路河，建立小吃街，还重塑了神像，基本恢复了1926年翻修后的原样。

一、海云庵的兴建

民间相传：有一天，这几个村子里都有几位老人夜间做梦，梦见观音老要来四方定居。第二天，这几位老人串通起来，一起去海沿，向西母海望去。只见海上有一棵漂浮的大树随海浪漂到岸边，近见树上有3个枝，中间那个枝叉上，有一尊铜铸的老母像。老人们推选年长者把老母像请下来。此时有人回村叫来十几位男青壮年到海边拖树，开始拖得很顺利，没费多大力气就拖到过去曾经是大鹤鸟群栖息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海云庵庙址，可是接着再也拖不动了。有人说可能老母看中了这个地方。老人们把海上捕鱼安全寄托于神灵的保佑，为求得全村、全家的平安和吉祥，便商议就地为老母建庙。把老母像暂时放在四方村姓徐的祠堂里。

建庙所用木料就取自从海里拖上来的那棵树。庙建好后，木料正好用完。当时建成南北庙屋两处，北庙屋3间为正殿，称“南海大士”，供奉观世音菩萨（当地民众俗称老母）；南庙屋两间，称“关帝殿宇”，供奉关帝（关羽）、周仓、比干、龙王和关平等神像。当时庙屋的房顶都是用茅草盖的。庙建成后，把老母铜像从徐氏祠堂请到正殿。相传自此以后，海雾像云一样经常飘落在庙屋上空和附近，人们又根据“海为鱼天地，云是鹤故乡”的诗句，给这座庙起名叫“海云庵”。庙西这条街，走向南北。街长180米，宽5.5米，就叫“海云街”。

庙的座地，前到现在的小桥，后到现在的粮店。平时庙院前临时盖有小板房，逢庙会时，提前将其拆除；庙院后的地由当地会首租给市民盖房。每年正月十六日，有善男信女进庙烧香、磕头、祈福求子；庙外海云街上，做各种买卖的人也越来越多，逐渐发展为每天有集市，各种海鲜产品和粮食蔬菜等满街摆放着，赶集的人很多，如同现在的农贸市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

二、化缘修庙

1923年，青岛银月纱厂的工程师王涨诚（浙江余姚人），平时爱做善事，民众称他为“上海王”。他看到海云庵严重失修，就与东西四方村镇长徐学堂、村长刘学全、会首徐正邦等人商量，发动东西四方村村民及各工厂、手工作坊、商民化缘集资，对海云庵进行大翻修，于1924年春动工，由莱阳瓦工盖福庆负责包工。

动工时，原北庙3间作为正殿，位置不动；将前面的关帝殿宇拆除。在正殿的东侧并排修建3间作为东殿；在正殿的西侧并排修建3间作为西殿。同年6月，东、西殿修建完工，由于资金不够，对原北庙3间没有翻修。

为了翻修原北庙3间以及庙院的设施，王涨诚与村长及会首又商定进行第二次民间化缘。化缘集资后，1926年春动工，同年冬季完工。将原北庙3间筑台起高，原屋顶茅草换青瓦。正殿修好后，殿外面的4根石柱顶上写有“回头是岸”。

3个殿全部修建后，各殿在主神像头顶后上方都建有匾。正殿为“南海云月”；东殿为“协天大帝”；西殿为“教民稼穑”。

对该庙翻修的同时，还套建了围墙。庙院规模虽不大，但较为清幽完整。

正南向，与庙的正殿、东殿、西殿相对应的有3个红漆山门，中间山门比东西两个山门稍高又大，上有“海云庵”3个金黄色大字的匾。

进庙院的正山门，要登3级台阶，进山门后到正殿台阶，修有一条两米宽、用花色不一的鹅卵石和水泥铺成的路。

在庙院左右山门的两侧各修建一座钟、鼓楼。东侧为钟楼（钟是胶济铁路四方机厂铸造并敬献的），西侧为鼓楼，四面墙上开有圆孔，楼高相当于现有的两层楼。

在东殿东侧还修建了道士伙房，伙房的南面建有3间接待香客的厢房，只有一个西向门，内屋互相通连。在接香客厢房的南部有一间“放生所”。

在正殿前面修了1个宽4.90米、长5.10米、高0.60米的平台，面积25平方米。从平台上分别修台阶到东、西殿。正殿外平台两侧各放1个长方形生铁铸造的香炉（系胶济铁路四方机厂铸造并敬献的）。另有与香炉并排、用青砖砌成的灰池两个，以便投放纸钱和倒香灰用。炉顶呈三角形，四面还开有小圆孔，以便烧纸冒烟。

三、殿内的主要神像

正殿系500多年前初建的南海大士庵，1924年至1926年翻修时仍作为正殿。

正中台上有观世音菩萨（民众俗称老母），坐在莲花盆内，道教称为慈航道人。相传其显灵说法的道场在浙江省普陀山。据称观音可应机以种种化身救众苦难。在中国寺院中的塑像常作女相。

观世音菩萨左前站立一个三财童子神像；右前站立一个龙女神像。观世音菩萨右侧有送子爷爷和送子娘娘的神像。相传是指周文王及夫人，他们生养了99个儿子，后来又收养了一个义子，取名为雷震子，民间有《文王百子图》，广为流传。送子爷爷和送子娘娘很吃累，满身上下都爬着孩子。当时社会上没有生育能力或想早生贵子的男女，带着红毛线串着铜钱来正殿里烧香磕头，把串铜钱的红毛线套住爬在送子爷爷或送子娘娘身上的一个孩子脖子上，一面磕头一面嘴里念道：“送送爷、送送娘，给我送一个小儿郎。”念完把串铜钱的红毛线解回，放在自己床铺上。

观世音菩萨左侧有施不全神像和张仙神像。

施不全，姓施名世纶，御赐讳不全。施公为人清正，诗曰：施公为官甚清廉，秉正无私不惧权。百张呈词一日审，不顺人情不爱钱。五行甚陋，传其貌甚奇，腿歪，手蜷、足跛、口偏。民间有身患陈病者，供奉施公后，陈病即被施公收去带走之说。

张仙，据传是专门保护人间幼童的神仙。民间常把其像贴于烟囱旁。传说，天狗会顺烟囱钻进屋内，吓唬孩子，传染天花。为此，张仙爷守住了烟囱口，天狗就不敢钻进屋来了。

正殿的梁上画有两对小龙，6对小狮，在殿的走马板上画有梅兰竹菊四君子，四周的墙壁上画有“孙悟空大闹天宫”片断壁画。

东殿1924年至1926年海云庵翻修时，将原来正殿前面的关帝殿宇迁移此处。殿的正中，台上为关帝（关羽），右为比干财神，左为龙王；台下站立右为周仓、左为关平两个神像。

关帝圣君，道教奉为降神助威的武圣人，又称关公、关羽。原为三国蜀汉刘备的武将，姓关名羽，字云长，蒲州解良（山西临猗）人。人感其德义，岁时奉祀。明万历年间，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天尊关圣帝君。相传农历三月十三日为神诞。

比干，文财神比干是商纣王的叔父，为人耿直。因见纣王荒淫暴虐，便直言相谏，被纣王开膛挖了心脏。后人将比干敬为财神，是因他率直纯真，公正无私。每年农历正月初二供奉财神，烧香求财。

龙王，传说中司兴云降雨之神。遵元始天尊，太上老君旨意，领施雨、安坟之事。民间所称龙王，名号繁多。

殿的左右面对各坐立3个神像。

殿西侧脸向东3个神像：（1）回回：给比干守门的；（2）库官：给财神管理金银财宝的；（3）小童：侍候财神比干，手端着聚宝盆。

殿东侧脸向西3个神像：（1）夜叉：给龙王守门的；（2）雨布：下多少雨记账的；（3）小童：侍候龙王的。

在殿的走马板上画有梅兰竹菊四君子，殿的梁上塑有1对双龙戏珠（两龙头中吊着1个大红球，也正好在关公头顶上空）。在四周的墙壁上，画有“三国演义”的片段壁画。

文革前夕，在砸东殿神像时，从关帝神像的腹中取出一副用银片做成的五脏，用银丝链互相连着，还有1本300字的《开圣帝君移山经》。

西殿1924年至1926年海云庵大翻修时，为纪念民众化缘修庙，供奉历史上著名人物，特增建此殿。

正中台上为老子（即老君）。春秋时思想家、道家创始人，道教奉为教主。姓李，名耳，字伯阳，谥曰聃。著有《老子五千文》，即《道德经》。道教在形成过程中，以其学说中的“道”和“自然无为”加以引伸，把“道”作为根本的信仰和制订教理、教文的根据，尊老子为三清尊神之一的道教天尊。

老子右为后稷，是古代周族的始祖。周代有以后土为社神的传说。将农业祭祀提到与祖先崇拜同等地位，视后稷为农业神，神话传说由邰氏之女姜嫄踏巨人脚迹怀孕而生。因一度被弃，所以名弃。善于种植各种粮食作物，曾在尧舜时代做农官，教民耕种，民众称其为“庄稼老”。

老子左为鲁班，我国古代的建筑工匠。公输氏，名般，春秋时鲁国人，曾创造攻城的云梯和磨粉的硙。又相传曾发明木作工具，被建筑工匠尊为“祖师”。

西殿的梁上画有两条小龙和花纹，殿的走马板上画有梅兰竹菊四君子，四周墙壁上画有“封神演义”和“十殿阎君”的片段。

四、银杏树

在东殿前方10米处，有1棵大银杏树，是建庙后栽上的。现树高达20米，树冠径约20米，树干胸径近1.5米。1949年从大树根东北方向发芽逐步长成小银杏树1棵。

大银杏树历经沧桑。1947年夏季的一天晚上雷雨时，树的东南方向一根枝遭雷击断。枝未击断前，雷一直在响。当时在庙中做杂活的于观生，看到树上有3只大壁虎爬来爬去的；树枝击断后，断枝和3只壁虎都掉在庙东的河沟里。后来此树又遭雷击一次。

银杏树遭雷击后，一直半死不活，解放后逐年恢复生长。1963年夏天，西北方向的一个枝又被大西北风刮断，断枝粗约40至50厘米，长10多米。

目前该树生长茂盛。每年春夏之际，绿荫满院，清净宜人。

五、海云庵道士

海云庵历代道士情况如下：

第一代：于祥贺，崂山仰口人。临终前在海云庵西寮房坐着合掌羽化，最后尸体用坐棺存放，抬送到蔚竹庵埋葬，四方会首还给他立了石碑。

第二代：宋宗昕，潍县人，来庙时48岁，后患精神病，由于观生护送他回老家，后在老家病死。宋的徒弟叫于太源，昌乐人。解放后因窝藏在国民党军队做军官的哥哥，被原籍抓回判刑15年。

第三代：王宗晓，益都人。从崂山蔚竹庵派来不久，去北京白云观受戒一年，后回海云庵掌管庙宇。几年后，在东厢寮房合掌羽化。王的尸体由两口莲花缸合扣存放，抬送到现在的小白干路玛钢元件厂的北后山顶上安葬，并立了一个尖塔。

王宗晓主管庙宇时收一道姑，名叫张寿英，道号太空。1914年生，16岁进青岛银月纱厂当摇纱工人。1940年，由其母亲带着到海云庵拜王宗晓为师成为道姑。1947年王宗晓死后，太空被迫去沧口下街庙里当道姑。直到1949年3月青岛解放前夕，其母叫她还俗。1978年8月病故。

第四代：唐宗昱，原名唐寺庵，周村人。来海云庵前，曾做过西安八仙馆的道长。解放后回到周村。

六、海云庵庙会和糖球会

过去青岛人有“忙腊月、耍正月”的习俗。百姓们从正月初一到十五是走亲访友，过了十五之后才开始劳动。民众在下地劳动、出海捕鱼之前为祈求来年，保佑出海平安，都要进庙烧香磕头。又根据海云庵建庙时用的那棵树从海上漂来的日期及正月十六日为每年第一个大潮日，大家商定每年的正月十六日为海云庵庙会。

庙会那天，东镇、东西吴家村、小村庄、小清沟、湖岛村以及东西四方村的民众，一路上打着锣鼓，放着鞭炮，赶来进香、磕头，热闹非凡。青岛市当局为了赶庙会的人的安全，决定紧靠海云庵东侧的奉化路（现叫杭州路）上的各种机动车辆改道行驶，并派交通警察在主要路口站岗。

中国人素以“红”为大吉大利的象征。民众过年之后开始劳动、出海之前，吃一串大红糖球认为是一年吉祥如意的象征，所以在庙会期间，除庙前庙后有应景小商品、手工艺品、地方土特产和各种食品甚多且各具特色外，尤以糖球为最多，其原料都用山楂、软枣、山药、桔子等。到1926年海云庵大翻修后，赶庙会的、进香磕头的、做买卖的人逐年增多。特别是买卖糖球的人，除海云庵挤满外，紧靠海云庵东侧的小沙河沟里（退潮后成干河，北到现在的青岛染料厂，南到现在的国棉一厂铁路桥），人山人海。庙会之日，胶济铁路四方机厂以及青岛国棉一、二、三厂全实行厂休，让工人参加糖球会。各地民间艺人也纷纷赶来献艺，多为群众喜闻乐见的跑旱船、踩高跷和柳腔、茂腔等戏种，赶庙会的人有时多达上万人，战为当时青岛市区最大的传统庙会之一。由于买卖糖球成为海云庵庙会的主要特色，所以，民众逐渐将庙会称为“海云庵糖球会”，1991年首次被国家列为重点旅游节庆活动系列。

道教圣地——五峰山洞真观

房泽水

五峰山洞真观系长清县五峰山乡五峰仙庄。它在战国时期为石峁邑石闾。据康熙年间的《长清县志》云：“与泰岱、灵岩并称三山。”它居于迎仙峰（一名聚仙峰）、望仙峰、会仙峰、志仙峰、群仙峰五峰环抱之中。其古柏苍松，重崖叠嶂，奇石磷峋，历来被视为道家之圣地。清道光年间，礼部观政李雨霑朝山时曾叹赞：“五峰其形若仙人壁立，其势若碧鸾飞舞；且茂林郁葱，漩水瀑布；而远迩士女威不惮千里而来观瞻者，盖数千年于斯矣。”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东封泰山祭地后，北行路经古石峁邑（今石窝村），宰相李斯于石闾（今五峰仙庄）立一小篆碑。汉太初二年（公元前103年），武帝东封泰山后，也来此作封禅篆碑一桷。足以证明，五峰山已在秦汉时期就为名山。

道教在战国时期形成后，其发展历尽沧桑，派别繁杂。至金、元时期，逐渐演变为正一和全真两大道派，后来全真道又划分为遇仙、南无、随山、龙门、昆山、华山、清净等7大支派。五峰山洞真观属全真道龙门支派。

道观旧址占地2000多亩，殿堂楼阁及耳房百余间。整个部局分为南北两观。南观为玄都观，包括一天门、迎恩阁、灵官殿、德王府大厅及王陵墓等。北观自南向北包括：迎风壁、木坊门、十三太保（13株古柏）、迎仙桥。之北为洞真观，洞真观为魏太和年间道士邱志园所建，金朝贞祜初年敕建重修后正式定名洞真观（一名神虚宫，一名大庵）。它包括：三清殿（左右碑碣十余桷）、龙神殿、玉皇殿（为金兴定初年羽士王志深自栖霞来此创修）。其左为龙王殿，其右为虎神殿（内有五音石），千年白果树、清泠亭（一名志仙亭）、碧霞宫、真武殿、隆寿宫大石阙（一名大石坊），九十一级青石台阶，大月台（一名大戏台，每年农历四月初八日和十月十五日各举行连续3天的香火大会）、护国隆寿宫（一名隆素宫，为明万历年间敕建）、更鸡桥，其左右龙碑及功德碑30余桷，最后为三元大殿。之西小山头为青帝宫，之西北为九莲殿（系明神宗为其母李太后建造），及其伏魔宫。

道观在明末清初为匪寇剿平，而归县管辖。后来又多修缮。1913年农商部在此设立林业实验场，1920年国民党军与晋军在此交战，道观损失严重，使之荒凉，后又重修多次。建国后在此设立林场时，还有两名道士居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投资300多万元进行了整修，另设11处小别墅，并更名为五峰仙庄，它不仅接待中外游客，还能安排中小型会议。到此观光旅游避暑，均不失世外桃园之风蕴。

五峰仙庄自古以来有八大景观，它们是，青崖积翠、明泉早照、凤山烟雨、滚粟朝霞、鱼台钓月、杏堤春晓、薜岭牧樵、润玉七峰。

（长清县政协供稿）

济南地区佛塔简述

尹君

塔是中国古代一种佛教建筑形式，并非我国所固有。它早在东汉永平年间（公元58～75年）随着佛教兴起由印度传入我国，又受到我国文化传统和亭、台、楼、阁、塔等建筑形式的影响而演变成了中国塔的独特建筑风格。汉文中原来没有“塔”字，它是魏晋之后，专门造出来的。梵文称塔为“浮屠”。汉时按音译作“窣堵坡”、“塔婆”、“佛固”等。按意译作“方坟”、“园冢”“灵庙”等。直到佛祖释迦牟尼故世后，才被赋予特殊意义，佛教信徒向埋葬佛骨的“窣堵坡”顶礼膜拜，以示虔诚和信仰。我国佛教信徒造塔，以收藏佛舍利、经卷，供奉佛像等。

南北朝时，齐州（治所济南）为佛教中心，早在前秦苻坚皇始元年（351年），竺僧朗公在泰山金舆谷（柳埠东北）创建朗公寺，后改为神通寺，“大起殿舍，连楼累阁”。直到隋唐佛教鼎盛时期，在济南南部山区，择其灵秀，建造了不少造型优美、精工细雕、构筑奇特、国内罕见的石塔。主要分布在神通遗址、灵岩寺、翠屏山、龙洞。今分别述之于下。

神通寺四门塔此塔为我国现存最古的石砌佛塔，位于历城县柳埠镇东北青龙山南麓神通寺遗址东侧。它是我国传统苑囿建筑亭阁与塔刹相结合，构成形式特殊的亭阁式方形单层尖顶古佛塔。塔高15.4米，每边宽7.4米，壁厚0.8米，全部用当地产大块青石砌成，外表原雕有几何状花纹，因风雨剥蚀已辨认不清。此塔东西南北四面各有一个半圆、高2.1米、宽1.4米拱形门，自宋以来就称“四门塔”。内有石砌方形空心塔柱，塔心柱与墙之间有石拱板和16根三角石梁，一起托住塔顶重量。塔檐挑出叠筑5层，塔顶用23行石板层层收缩叠筑，砌成四角方锥形攒尖塔顶，顶端有方形须弥座，四角置山华蕉叶，中央由相轮构成塔刹。塔的轮廓十分简洁，整个形体浑厚而朴实。

塔后有株九顶古柏，人称九顶松。清人有诗赞道：“朗公精舍古神通，劫火烧残五代空，惟有四门古塔下，长松九顶尚葱葱”。此树高15米，树围5.4米，虽逾千年，历尽风霜，至今仍生机勃勃，与四门塔交相辉映。

进入塔内，塔心柱各面原有大理石雕刻之佛像三躯，现只有正中一尊保存完好。像高约两米，都是螺髻、盘膝朝门静坐。这些佛像是：西方极乐世界无量寿佛（阿弥陀佛）；南方欢喜世界宝声佛；东方香积世界阿内佛；北方莲花庄严世界微妙声佛。东西南三尊全为双手叠置腹前，作禅定姿态，惟北面一尊双手分置双膝，一手微微扬起，似在娓娓说法。从面部来看，南北两尊丰腴适中，东西两尊面部较为丰硕；从身材看来，东面一尊不及其它优美。整个作品用的是平直刀雕出规则的皱褶，南北两尊衣裙垂于台下作羊肠纹。造像神情端庄自然，刻工精湛，是我国现存佛教艺术之珍品。

佛座下面，有题记两块。南面刻的是东魏武定二年（544年）杨显叔造像记，文曰：“武定二年三月乙卯十四日戊辰，冠将军司空府前西阁祭酒齐州骠大府长流参军杨显叔，仰为亡考忌十四日敬造石像四躯，顾令亡考生常值佛。”这块刻石原件已被清末反动官僚勾结败类所窃走，后又流入日本，现在的是1972年大修时按题记拓片摹刻的。另一块题记是唐景龙三年（709年），尼姑无畏、妙法造像记。据《济南金石志》载：“维大唐景龙三年岁次己酉七月戊午朔四日甲寅，比丘尼无畏，沙弥尼妙法，奉为己过，比丘僧思之，敬造弥陀佛一铺，观音、大势至、二圣僧，上为国王帝王师僧父母，下及全家眷属法届苍生，咸同斯福”。此题记解放前已下落不明。现在北佛座上刻有明代神通寺住持福胜宝山及禹城王贵、王风、王禄、王俊等题名。

四门塔始建于何年，不见文献记载。过去有关四门塔的中外著作是根据杨显叔武定二年造像记，认为四门塔是东魏武定二年或不晚于此年的建筑物。其它造像记仅言造像，并无只言片语涉及四门塔。1972年国家拨款对四门塔作了一次大的维修。在塔顶内部拆下一块板石，上刻有“大业七年造”字样。同时在塔心柱内发现一个舍利函，函内贮有一枚隋代铜钱。两相印证，四门塔当建于隋大业七年（611年），距今1370余年，它与河北省赵县隋代建造的赵州桥（又名安济桥）一样，同为我国至今尚存的最古地面建筑。

四门塔整个建筑具有独特风格，其建筑艺术受到中外学者的很高评价，称“该塔造型简洁，朴实无华，落落大方，颇有我国古代建筑之遗风。”为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龙虎塔此塔以塔雕有龙虎而得名，位于白虎山东麓神通寺“祖师林”的南面，与四门塔隔谷相望，造型优美，与四门塔古朴的风貌，形成显明的对照。龙虎塔始建年代不详，从建筑风格推断塔基和塔身建于唐代，塔顶补建于宋代。结构为砖石混合建筑，单层重檐方形塔，塔高10.8米。塔座至塔身全是繁纹斑澜的高浮雕，塔基为3层平台大檐的须弥座，每层束腰部位，都用伏莲、乐伎、狮子等浮雕精心装饰。塔身用4块完整的方石筑成，四面各有一火焰状纹饰的门，南门和北门两侧雕有持国、增长、广目、多闻四大天王像；东门两侧是阿难和迦叶雕像，以及周身布满刻工精细的高浮雕龙虎、乐伎、飞天等图案，气势飞动，华丽壮观。塔室内有石雕的四面佛龛，龛额刻飞天、云纹。龛内4个佛像，突胸细腰，脸型瘦长。上配砖砌塔顶，重檐，檐下双挑华拱承托，用石和瓷砖筑成复盆、相轮塔刹，形成一座构思精巧、与众不同、具有中国古代民族建筑形式的佛塔。

龙虎塔不仅雕刻闻名，在唐代佛塔中，其建筑造型也别具一格，整个建筑富丽堂皇，刻工十分精细，虽经千年风霜，所雕形象仍神态飞动，栩栩如生。特别是塔的西面南面风蚀较少，刻工尤为清晰、完整，显示出盛唐雕塑的独特风格，是研究雕塑的珍贵资料。

小龙虎塔位于四门塔偏西北青龙山坡上，因塔身东侧有唐开元五年（717年）造塔题记，又称小唐塔，俗称“皇姑塔”。是1972年由柳埠镇西北突泉村皇姑庵移此，供观瞻。

这座方形密檐式石塔，高3.25米，原高7级，现存6级，最上一级及塔刹已毁坏。塔身满布浮雕，有伏莲、乐伎、飞天等。南有拱门，门侧雕有天王像，室内雕有阿弥陀佛，阿难、迦叶二弟子像。其建筑风格，依唐代惯例。对研究唐代雕刻，建筑艺术和古塔断代，有着珍贵的实物资料价值。

小宋塔位于四门塔身后青龙山的半坡上，是一座3级方形石塔。建于北宋绍圣五年（1098年），塔铭云：“毗近四门塔。”这是今天所见到关于四门塔的最早的文字记载。

九顶塔位于历城柳埠填东南约两公里灵鹫山西南麓向阳坡上九塔寺院内。塔通高13.3米，砖砌结构，平面为内弧等边八角形，塔檐叠涩挑出17层，又迭涩收缩16层。塔腰间有水线，水线以下用挑花浆粗砌，水线以上为水磨砖对缝砌法，檐呈凹形曲线，异常柔和，形成八角平座。上端各角筑小方塔8座，高2.84米，在小塔中央筑有中心塔，高5.33米，突兀众塔之上，组成塔林，成为塔上之塔的奇特造型，故称九顶塔。这9座小塔全系3层叠筑挑檐，每座都有小门，造型优美，构思奇特，别具一格，是我国古塔建筑的杰作。塔身南面距离地面3.16米处辟一拱门，内为佛龛，龛内有石像一佛二僧，二僧像已残，佛像高1.2米的跏趺静坐面南，不露足迹，面容丰腴饱满，刀纹精细，下为束腰佛座，龛内有残存壁画，考证为明清作品。从剥落处来看，当有更早的壁画被覆盖，东壁尚留有宋人题名四则，说明此塔建于宋代之前。

这里有古寺名曰九塔寺，寺久废，寺墙镶有明许邦才的《重修九塔寺记》。载：“泰山北下麓野之间，有地曰齐城，有山曰灵鹫，有川曰锦阳，峰峦复合，林荟苍郁，距群邑百里，称异境云，建寺于此，莫知其始。历考寺碑，惟得唐天宝、大历之文为古，然曰重修，则非其始也。逮我皇明弘治十三年重修九塔寺之碑，而寺名有定证矣。其塔一基上而九顶各出，构缔诡巧他寺所未经有，故寺名九顶。”

九顶塔解放前多年失修，1962年在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指导下，做了认真的维修。梁思成先生认为，此塔虽无年代可考，但窥其风格和塔内造像，应为唐代遗物。

该塔高54米，底周长48米，共有9级12檐，平面八角，基座石筑，刻有阴曹地府酷刑场面浮雕（现埋于地下）。第一层至三层为重檐，余者皆为单檐。檐下由华拱两挑组成上承托檐，杂数逐层变化。塔各层高度与塔径自上而下逐渐递减，收分得体，挺拔雄伟。塔内底层有塔心柱，至第四层内设登塔阶梯，自第五层起为实砌塔体。登塔时须沿塔檐平座绕转而上。塔顶置铁莲刹。由复体、相貌、园光、仰月、宝珠组成，另有8根铁链分别由9层塔上各角的8尊金刚拽引加固。塔的砌筑精细，底层采用磨砖对缝法砌筑。整个塔型既精细又壮观，挺拔雄伟。北宋文学家曾巩赞道：“法定禅房临峭谷，辟支灵塔冠灵峦。”

翠屏山多佛塔此塔在平阴县西南25华里的翠屏宝峰极顶的玉皇阁院内。塔是用当地青石筑成，塔的底层外周长18.5米，分13层，呈八棱状，全高1.7米。原为104尊，现存88尊，浮雕石佛镶嵌在塔的四周各层佛龛内，故称多佛塔。

塔的底层佛龛8尊浮雕像最大，高110厘米，肩宽60厘米，跏趺而坐，面庞丰腴，佛身同饰有背光、唐草浮雕图案底座联在一起。底层佛龛门柱上有“题记”，刻敬造者姓名，可惜没有年月。从第二层往上的80尊为半立雕佛像，高60厘米，肩宽15厘米，愈高间隔愈小。所有佛雕个个正襟危坐，形态逼真，从服饰衣纹皱褶看，雕工极为精细。塔顶铁制冠刹，高1.9米，内分3级紧扣相联为一，构造甚为巧妙，冠刹上铸文清晰，字字可辨，系著名金火匠杜剑文、杜思温于嘉靖六年三月铸造。塔始建于唐贞观四年（630年），后因年久倾斜，明嘉靖元年至六年三月重修，不但大量沿用了原塔的佛雕，整个造型都保持了唐代佛塔风格。重建是由灵岩佛敕赐住持高僧了慈，前往主持奠基礼。

鹫栖岩报恩塔位于济南市东南15公里近郊龙洞鹫栖岩之巅，是座7级方形石塔。塔高近10米，名报恩塔。建于宋代政和六年（1116年）。塔的式样有些像西安慈恩寺的雁塔，不过规模小多了，距今已800多年历史。修塔之人是林棣开元寺讲经论僧宗义及龙洞管勾僧德彦。塔的底层佛龛中雕观音像。塔侧有金皇统三年（1143年）立《自云庵主庆八十礼塔会碑》，此碑是为庆祝宗义80寿辰而立的。碑文介绍宗义的身世和功德。宗义俗姓杨，棣（惠民）人，宋元祜三年（1088年）为僧，曾在洛阳、汴梁修行。60岁左右到此地任住持僧人，曾倾囊建此塔，是当时济南地区有很高声望的名僧。

灵岩寺塔林位于长清县灵岩寺之西侧，香霏岩南麓，掩映在苍松翠柏之中，西临溪谷，背依青山，耸立着一座座高低不一大小不等的石塔，排列错落有致，场面极为壮观。这是灵岩寺自唐至清历代住持僧圆寂后，僧徒根据他们的佛学造诣和佛门地位及寺内经济状况而建的墓塔。因塔多如林，故称塔林。

灵岩寺从前秦高僧朗公开山说法，北魏法定建寺，直到唐初慧崇迁寺，这里最早的墓塔是唐天宝年间为贞观年间高僧所建的慧崇塔。慧崇塔高5.3米，每面宽3.74米，为单层重檐方形石塔，石料砌、雕、磨都很精致。南壁半圆拱形门，龛内为方室，慧崇像已失存。外壁东侧刻有明万历戊子（1588年）可真和尚《礼慧崇塔诗》：“龙盂盛得玉泉流，法雨慈云处处周。岩树犹含天宝色，西风落叶不胜秋。”券门额雕有火焰状尖拱及力士像。东西设饰门，雕有侍女手提净瓶，凭门缝半掩，又似正迈步走出之状，极为生动逼真。门上部雕饰狮头、乐伎、飞天、武士等图案。塔顶置山华、蕉叶、露盘承托宝珠组成塔刹。整个造型结构简洁、古朴优美，是四门塔造型艺术的发展，是典型唐代亭阁式塔型。

值得提出的是，元代至正元年（公元1341年）的《息庵禅师道行碑记》，碑文是由来中国留学的日本四正法寺住持邵文撰文并书写的，是一篇感情充沛、热情友好的铭文，也是历史上中日文化和佛教交流的实证。郭沫若曾题诗曰：“息庵碑是邵元文，求法来唐不让仁，愿作典型千万代，相师相学倍相亲。”

神通寺塔林位于历城柳埠镇，过柳埠沿锦绣川河谷东北行约一公里，有一四面环山、风景优美的狭长谷地，神通寺遗址就在此处。在遗址西北方向高地，就是神通寺高僧圆寂后墓地，俗称“祖师林”。

现存墓塔43座（其中两座金代石塔，是1972年由济南东北卧牛山移此），金代神通寺住持“清公山元之塔”是这里最早的一座，砖砌结构，五层密檐，平面六角，塔身雕有一半掩佛门，有一女探身外窥，颇有唐代建筑雕饰意味。塔铭中记载还有元代中统二年（1261年）、中统三年进公、希公之塔；有至元五年（1268年）定公暗梨、元公法师之塔；还有定泰二年（1325年）敬公寿塔，是一种庑殿式的重檐平面长方形墓塔。明代建造的阙式石塔，在须弥座上一石碑形塔身，上为3层楼式的五脊瓦形顶。这种颇具特色的塔，颇为专家所重视。这里塔的造型有密檐式、亭阁式、钟形、圆筒状、经幢形，上面刻有铭文，雕有人、动物和花纹图案做装饰。千姿百态，造型各异。

值得注意的是，有座建于明嘉靖十四年（1535年）二月的尼姑塔，铭文曰：“在家为长女，出家为法子，随父同出家，一修大忌成，诸佛真妙法，不变男和女，一心归净土，真十本不虚。”这位尼姑叫明喜，其父在明朝为官。因年事已高，辞官不做，出家修行，在神通寺当了和尚。明喜出家在涌泉庵当了尼姑，死后人们称她是孝女，又是虔诚的佛教徒，所以将她葬在神通寺祖师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