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公众号修改了推送规则，若不加星标可能会错过更新噢。
请点击上方名片「握中悬璧」→右上角菜单栏→设为星标
快来成为我的特别读者吧！
之前我曾写过一个《仇国论》三部曲的短系列，但是由于是零散发的，而且篇数不多未做整理，于是后来有读者私信和我说只能看到其中一两篇，其他的找不到了。因此在这里整合一下重新发出。
正文开始
一直以来有一种观点广为流传，认为谯周所作的《仇国论》导致蜀汉人心丧乱，是国家灭亡的罪魁祸首。
甚至在网络上有人将谯周比作戈尔巴乔夫，把《仇国论》上升到意识形态的层面上来。
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妥当的，毕竟古代和现代不同，至少在魏蜀吴三国之间，并没有出现泾渭分明的两种意识形态。
无论是“汉贼不两立”还是“汉室不可复兴”，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大家建立的都是相同性质的政权，只是名义不同而已。
借古喻今是可以的，但不可生搬硬套，牵强附会。
《仇国论》并没有这么大威力，把蜀汉亡国简单归咎于一部文学作品，这实在太草率了。就单论亡国一事，至少姜维的不当军事安排要承担更大的责任。
另一方面，按说当权者中应该也不乏有识之士，为何谯周在此文发表后没有受到任何处理呢？不仅如此，后来他还升迁为光禄大夫。
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一，以蜀汉晚期的内部形势，不具备为了营造某种气氛掀起一场文字狱的客观条件。
第二，《仇国论》并非惑乱人心的异端邪说，它的内容完全没有问题，令人很难反驳。
第三，《仇国论》造成的影响远没有传闻中那么广泛，不值得统治者如临大敌。
我们先就第一个原因进行分析，探讨一下蜀汉后期的内部局势。
首先来看看《仇国论》是在什么背景下诞生的。
蜀汉后期，姜维在失去了费祎的节制后连年出兵北伐，虽说斩获不小，但徒劳无功乃至于大败亏输的战例也不在少数。
总体来看，姜维没有讨到什么便宜，魏强蜀弱的局面也没有改变。
姜维如此热衷兵事，在朝野内出现了很多反对他的声音，全靠他在朝中的盟友尚书令陈祗大力支持，北伐才可以进行下去。
不过这件事引起了中散大夫谯周的强烈反对，在一次朝会上，他就此事和陈祗进行了激烈的辩论。
然而陈祗是皇帝的宠臣，论起权势连大将军录尚书事的姜维也比他不过，小小谯周怎么可能争得过他？
所以说别管谁对谁错，这场争论在一开始结果就是注定的。
据理力争无效，谯周心灰意冷之下，从此不再过问政事。
在《仇国论》中，谯周虚构出因馀和肇建这一小一大两个国家争斗的背景，并对因馀国如何以小克大一事进行了分析。
这部作品影射政治的意味是显而易见的，因馀国明显指代的就是蜀汉，而肇建国则是曹魏。
用文学作品影射政治，这件事可大可小，如果陈祗打算往文字狱的方向去处理似乎也不是不可以，那么为何谯周却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呢？
原来在蜀汉后期，益州本土势力逐渐抬头，有了一定的话语权，而且非益州出身的实权人物内部又非铁板一块，难以一致对外，因此不同的声音很难被禁止。
众所周知，蜀汉从建立之初就是个外来人掌权的国家，益州本地人处于一个被统治的地位。
虽然说蜀汉并不是完全不用益州人做官，但是相对外来人，尤其是荆州人，他们的地位要差得多，这一点可以从蜀汉官员大概的构成上看出。
日本三国史学家狩野直禎在论文《蜀漢政権の構造》中对蜀汉官员的籍贯做了总结，很有代表性和参考价值，下面来具体分析一下。
一，代表国家最高权力者录尚书事一职，先后由诸葛亮、蒋琬、费祎、姜维担任，他们都是外地人。
二，还有稍低一级的平尚书事，担任过这个职务的有马忠、诸葛瞻、董厥，只有马忠是益州人。
三，尚书令有十一人担任过。分别为法正、刘巴、李严、陈震、蒋琬、费祎、董允、吕义、陈祇、董厥、樊建。
他们全部都是外地人，而且除了陈祇是豫州人，法正是司隶人以外，其余都是荆州人。
四，尚书仆射有五人。李福、姚伷、董厥、诸葛瞻、张绍，其中有李福、姚伷两个益州人。
五，尚书。共十五人。杨仪、刘巴、邓芝、陈震、吕义、马齐、张遵、向充、胡博、张翼、宗预、刘式、许游、卫继、文立。
其中只有马齐、张翼、卫继、文立四个益州人。
六，郎中。共十五人。分别为罗宪、陈祇、邓良、杨戏、王祐、蒋琬、马齐、李骧、邓芝、李虎、黄崇、费恭、习忠、李密、柳伸。
其中七名外地人、七名益州人，一人籍贯未知（李虎）。
由此可见，在蜀汉中低层官员中，益州人还稍微多一些，但是到了尚书这一级别，益州人就开始减少，到了尚书令这一级别基本就没有了，高级官员中益州人只有马忠一人。
不过这一情况在蜀汉后期发生了改变，由于早期的外地人才开始不断凋零，益州人逐渐抬头。
比如在尚书这一级别的官员中，早期完全没有益州人。
至于四个益州人做到尚书的时候都是在蜀汉后期了（后诸葛亮时代），这说明益州人在蜀汉朝堂的话语权比最初稍微提高了。
另一方面，蜀汉掌权的高层内部也有很深的矛盾，别说一致对外，别互相拆台就不错了。
在费祎去世后，蜀汉朝堂已经没有一家独大的局面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掌权的团体。
后费祎时代朝中的实权高官大概有四个。分别是陈祇、姜维、诸葛瞻、董厥。
这四个人虽然都不是益州人，但他们的内部斗争却非常激烈。
比如荆州人诸葛瞻和董厥就形成了一个小团体，跟姜维很不对付。
他们暗中跟刘禅上疏，以姜维穷兵黩武，徒劳无功为由，希望把他调回来解除兵权，并以同样是荆州人的阎宇取代他。这是孙盛的说法。
而陈寿则把这件事归在黄皓的身上，诸葛瞻和董厥则放任他胡作非为。
孙盛曾经跟随桓温入蜀参加灭成汉之战，他在益州肯定也采访了一些当地人，于是也就得到了一些隐秘的史料。
作为一个中立者，孙盛没有理由去编造这样的故事，他应该只是把所搜集到的资料客观记录下来而已。
而华阳国志的作者常璩则就此事直接爆料，他说陈寿和诸葛瞻有仇，打压姜维其实就是诸葛瞻他们做的，但是被陈寿安在黄皓身上，诸葛瞻只是对此坐视不管。
这样一来性质就大不一样了，按照孙盛的说法，诸葛瞻与姜维只是政见不同，他用的斗争手段虽然不算光明正大，但也是合理的，无可指摘。
而按照陈寿的说法，诸葛瞻则变成了一个不作为且不辨是非的庸碌官员，黄皓乱政他要负很大责任。
两个人的说法究竟哪个是事实，这个难以判断，但其中必有隐情是肯定的，而诸葛瞻和姜维不和也是肯定的。
因为即使按照陈寿的说法，诸葛瞻在看到姜维被黄皓打压而无动于衷，也有幸灾乐祸的嫌疑。
总之，诸葛瞻和董厥这两个荆州人结盟来对抗姜维这个凉州人是没什么疑问的。
不过姜维最开始倒也不是没有抵抗力，因为他选择和同样非荆州出身的外地人陈祇抱团寻求庇护，当朝中出现了反对姜维的声音时，陈祇就会为他辩护。
虽然荆州人根基更厚，但双方应该说是势均力敌的，甚至因为陈祇的支持，前期姜维还能占据优势。253年到257年，姜维连续五年出兵北伐就是明证。
但是这一局面在陈祇去世后发生了改变，姜维在朝中失去了最大的后援，这就是他在后期政治形势异常险恶的主要原因。
结果就是从258年到261年，姜维都没有出兵的机会，他的下一次北伐已经是间隔五年后的事情了。可见朝廷内部斗争是多么激烈。
总而言之，当谯周写出仇国论的时候，由于此消彼长，益州人的力量已经比刘备诸葛亮时期要更强了。
另外，掌权团体的内部矛盾也成了益州本地人逐步崛起的一个契机。
自从费祎以后，蜀汉就再也没有一个主心骨了，权力只能分散，而人一多，矛盾就来了。
这时候已经没有人有足够的威望和能力带领荆州人以及其他外来人共同压制益州本地人了，相反他们之间还有内讧，以至于互相攻讦，因此根本无力再压制益州人。
当然，我们也不能忽略刘禅的态度，他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
对于刘禅这个人，无论说他是个无能庸主也好，还是说他大智若愚韬光养晦也罢，总之他是个明事理的人，绝对不糊涂。
当初谯周曾劝谏刘禅不要沉迷声色犬马，最后刘禅是否听从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的是谯周没有受到惩罚，因为事后他仍然在侍奉太子。
之前董允也有过直言进谏，劝说刘禅不要沉迷女色扩充后宫规模，虽然刘禅依旧我行我素，但他同样没有惩罚董允，反而对他更加敬重。
这说明刘禅是懂道理的，臣子劝谏是职责所在，而且并没说错，皇帝可以不听，但是不能让大臣因言获罪。
到仇国论这件事上，道理还是一样的，谯周的所作所为并没有违反国家法度，也不会威胁朝廷的统治，有什么理由要处罚他呢？
在同时代的东吴，也有一个人提出了内容类似的疏奏，他就是陆抗。
陆抗举了齐鲁这一大一小两国交战的例子，而且用了穷兵黩武这样的词，言辞比谯周犀利得多，也直接得多，但也没有因言获罪。
所以说，连孙皓这样的暴君都明白是非，何况是刘禅这个评价要更好的皇帝呢？
总之，无论是蜀汉皇帝，还是朝堂中的当权者，都没有办法或者没有必要处理谯周。
如果在诸葛亮时期，或许他大概率要被打压，但是毕竟时代变了。
事实上，仇国论也并非像广泛流传的那样如洪水猛兽一般是亡国之说，我们应该以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它其实只是一种治国理念而已。这就是我要分析的第二个原因，仇国论从内容和逻辑上无懈可击。
谯周历来饱受诟病的主要原因其实并非《仇国论》，而是他力主投降，比如孙盛就认为他不该苟且偷生，而应该学习申包胥、田单、范蠡、文种去尽力复国。
而近年来《仇国论》在网络上饱受骂名，很多人认为它从思想上瓦解了蜀汉，甚至将其和当今时政联系起来，这也成了谯周的第二条罪名。
此观点应该是来自于王夫之，在他看来，谯周劝降罪大恶极是自不必说，而他的《仇国论》也是蛊惑人心的异端邪说。但真的是这样吗？
我认为以王夫之所处的那个明亡清兴的特殊年代，他很难以公正的态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作为明朝遗老，他自然对投降派恨之入骨，因此对谯周不可能有什么好印象。
另外，王夫之喜欢把国家兴亡与人心向背相结合，比如他认为唐朝灭亡就是因为人心散了。
这种观点当然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它不能解释所有问题，也就是说，蜀汉灭亡并不一定就是这个原因。
总之，王夫之认为《仇国论》瓦解了蜀汉的人心，这一结论不够客观，依据也不够完善。将国家兴亡的根源仅归咎于一部文学作品，我认为这种历史观值得商榷。
之前我曾说过，《仇国论》仅代表一种治国理念，虽然可以说是偏保守的，但绝非鼓吹投降，和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批判的那种亡国论是截然不同的。
此文虚构了两个世代为敌的国家因馀和肇建，其中因馀是小国，而肇建是大国。
某天因馀国的两个人展开了一场讨论，一个叫高贤卿的人问伏愚子：“以弱抗强如何应对？”
伏愚子回答：“大国如果失去了外部威胁就会懈怠，小国如果有忧患意识就会奋发图强，久而久之，大国就会生出变故，这就是小国的机会，比如周克商，还有越灭吴。”
高贤卿又问：“楚汉相争时楚强汉弱，后来双方议和，张良力劝刘邦突袭项羽，因为如果人民安定下来就不会再想发生变动，刘邦采纳他的计策，最后取得了胜利，这种策略不是也挺好吗，为什么一定要学周文王呢？现在肇建国内部也有问题，何不趁他病要他命呢？”
伏愚子回答：“客观形势不同啊，商朝末年社会安定，人民习惯于现状，要是刘邦身处那个时代恐怕也不能夺取天下。而秦末正是最混乱的时候，这才是乱中取胜的机会。现在因馀和肇建立国已久，类似于战国而并非秦末，所以只能学周文王。如果强行出击，劳民伤财，国家就危险了。”
见高贤卿无言以对，伏愚子补充说：“智者不会轻易改变目标，而是会找准机会，一击制胜。成汤和周武取得天下只要赢一次就够了。当然，你要是那种能够飞天遁地的大仙，那我甘拜下风。”
当然并非是漫无目的的等待，自身肯定也要奋发图强，在此基础上寻找机会。《仇国论》倡导的是“思善”而不是“躺平”。
另外谯周的两个例子也非常贴切，其中纣王讨伐东夷导致被周武王袭击，而吴王夫差为了争霸中原导致国都被勾践洗劫，这都是强者因为疏忽导致败亡的例子。因此蜀汉也只能等待曹魏犯错，否则是没有机会的。
这个理论和孙子兵法的核心思想一致，能不能赢不看你发挥得多好，只看对手会不会犯错。对方犯了错，你抓住机会，那就能获胜，否则就无法破局，除非你具备碾压对手的实力。可惜蜀汉不具备这个实力。
以弱抗强本来就是极难的任务，如果强势一方就是那么稳，不给弱者一点机会，最后弱者只有灭亡一途。
之后谯周又根据客观环境的不同，阐述了蜀汉为何不能效仿刘邦速战速决。
刘邦处于秦末群雄争霸的时期，诸多势力都不稳定，他才有机会以弱克强，乱中取胜。而当下类似于战国，每个国家在当地都有深厚的基础，很难打破僵局，长期对抗是难免的。
总之，当两个政权逐渐稳定下来后，战争就变成了综合实力的比拼，基本没有取巧的余地了。
现在蜀魏之争正是这种局面，双方都已经立国几十年，都是稳定的政权，弱势一方怎么可能依靠主动进攻迅速获胜呢？这似乎又是一个速胜论的误区。
一旦陷入旷日持久的消耗战，弱国明显是先撑不住的一方，到时候不用敌国来攻，恐怕自己就要崩溃了。
最后谯周再次呼应开头，强调了唯一正确的对策，那就是保存实力，等待机会，一击制胜。
可以体现全文中心思想的，在我看来就是这句话：“射幸数跌，不如审发。”一直射一直脱靶，不如瞄准再射。盲目出击不如趁虚而入，顺势而为才能取得成功。这一点不仅在治国方面，在我们每个人平时做事的时候都应该牢记。
这样看来，《仇国论》有错吗？我看一点都没有。如果说它有杀伤力，那也是因为它在理论上无懈可击，让激进的军事计划难以成行。
对于蜀汉来说，北伐不是问题，因为“汉贼不两立”是蜀汉的立国之本，但得看是什么模式的北伐。
诸葛亮的北伐是没有问题的，首先他出兵的频率比较合理，除了二三次北伐规模略小，因此频率稍显密集以外，一、四、五这三次大规模出兵都是间隔两到三年。
另外，诸葛亮所处的环境也更加有利，因为当时无论蜀汉和曹魏，建国都只有几年，还没有那么稳定，此时机会肯定比双方各自发展二十多年后要好得多。
最后一点就是指挥官个人素质问题，诸葛亮本身就是个稳健派统帅，他领兵作战即使不能取胜也不会大败，只要控制出兵频率不劳民伤财，对国家基本没有危害。
反观姜维，他的北伐模式则大有问题。253年到257年他连续五年出兵，这种频率简直疯狂，绝对不是蜀汉这种小国可以承担的。
另外，到这个时候蜀魏双方已经立国超过三十年，强行进攻并不能制胜，只会加速死亡。
而论起个人素质，姜维也是远远不如诸葛亮，此人虽然有一定军事才能，但他有个致命弱点就是不会见好就收，反而贪功冒进。弱国和强国赌国运那不是自寻死路吗？
北伐可以，那也得看是谁来主持，诸葛亮可以，但是姜维不行。这一点只有费祎能看得透彻，因此他才会限制姜维出兵的规模，因为以蜀汉的现状和姜维的能力，他只能驾驭一万人，多了就是灾难。
一直有一种说法，那就是北伐或许不一定胜利，但是不北伐则肯定失败，所以与其等死，不如主动点赌一把，反而能争取一线生机。
在我看来这种理论大错特错，而且是极其危险的，对于国家统治阶级来说，如果有这种想法，那一定是国家的灾难。
国虽大，好战必亡，何况是小国呢？
适度出兵，量力而行，这就可以了。真当自己是淮阴侯转世吗。
以弱抗强本来就是一种悲哀，能够逆转翻盘自然是好，如果不能，也要以平常心去看待，因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事。
还是那句话，不自量力比胸无大志危害更甚，对个人是如此，对国家更是如此。
从当初劝谏刘禅不要沉溺声色，再到发表《仇国论》，谯周只是在尽自己的职责而已。
有人说益州本地大族盼着蜀汉灭亡，这样他们就能当带路党升官发财了。其实这种理论并不成立。
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中原人，去了中原也不会被重用，连陆机这么大名声，去了中原都饱受排挤，何况是他们呢？
另外中央肯定也不会允许蜀人治蜀，空降一个领导是必然的，他们的地位不会改变，蜀汉是否灭亡对他们有什么影响呢？而保持现状他们才更有可能争取更高的地位。
所以说益州大族反对的并非是蜀汉这个政权，而是穷兵黩武的国策，这才是真正损害他们利益的。
具体到谯周，他劝降也不是为了高官厚禄，因为他曾经主动推辞晋朝给他的封赏。
最后说说谯周的预言，他曾做出过预言，说：“先主的名讳备是具的意思，今上的的名讳禅是授的意思，合起来就是准备好了送人，这太不吉利。”
很多人认为这是谯周的投降言论。
在这里就要联系一下当时的历史环境，汉末时期谶纬学说非常发达，谯周正是其中的佼佼者。
可是杜琼天天闭门家中坐，且不问世事，冒险颠覆蜀汉对他有什么好处呢？
何况蒋琬费祎都对他非常器重，这两个人是诸葛亮指定的接班人，都是人中龙凤，不可能都被杜琼蒙蔽了吧。
其实谯周所表达的并不是要叛国投降，而是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他之前劝谏刘禅的行为相呼应。
要知道刘禅虽然是个平庸的皇帝，但也不是什么善茬，杨仪私下发发牢骚，也并没有真要谋反，最后就被逼自杀。如果谯周真要搞什么阴谋，他岂有命在？
总而言之，谯周可以算是个尽职尽责的大臣，他的《仇国论》也是一种正常的治国之策，硬要把他定义为一个蛊惑人心的蜀奸，这确实是无稽之谈，鼓吹这种观点有强行博眼球的嫌疑。
此外，《仇国论》也根本没有造成什么恶劣影响，蜀汉灭亡的主因还是军事因素而并非什么人心散了。这就是第三点原因，《仇国论》作为一种政治理念影响力有限，远远不足以瓦解一个国家的精神风貌，成为亡国的罪魁祸首。
有人认为在蜀汉高级将领中，张翼和廖化都是被《仇国论》严重影响的人，因为他们都是明确反对过姜维出兵北伐的人。
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首先看张翼，他提出反对意见的时候是255年，针对的是姜维从253年开始的“每年一伐”的行为。而《仇国论》是257年才问世的，两者毫无关系。
再看廖化，他提出反对盲目出兵的时候已经是262年，针对的是姜维最后一次北伐，确实是在《仇国论》发表之后。
可是在《仇国论》发表的同一年，也就是段谷大败的次年，姜维也发动过一次无功而返的北伐，如果廖化真是廖《仇国论》的拥戴者，他为何当时不说，而是要等到五年后呢？这有些不合常理。
所以说，《仇国论》在蜀汉高级将领当中影响非常有限，他们虽然反对出兵，但那更可能是他们自发产生的念头，没有任何证据说明他们是受了《仇国论》的影响。
再看看低级将领吧，比较有代表性的是在魏灭蜀的最后一战中，由于投降导致阳安关和江油两大天险失陷的蒋舒和马邈两人。
他们是因为被《仇国论》洗脑而投降的吗？其实并不是。
关于蒋舒，他是因为办事不力遭到朝廷降职，因此怀恨在心，最后才投降的。
而马邈则是个抵抗派，他的战术非常主动，打算派兵去伏击邓艾，只不过为魏军先锋田章所败。
也就是说，马邈是因为战败，看到大势已去才投降的，他是曾经积极抵抗过的。
事实上，在蜀汉灭亡的最后一战中，面对魏军，绝大多数官兵都是拼死奋战的。
比如绵竹之战，诸葛瞻的军事指挥能力虽然拉垮，但这也不能掩盖蜀军将士们的勇敢。
首先诸葛瞻的军队并不是因为没有斗志而战败的，他们战意高昂，一度给魏军造成了不小的麻烦，将邓艾之子邓忠和司马师纂击退。
之后邓艾亲自激励士气，才扭转了局面，按照三国志的说法，蜀军是看到主帅阵亡后就溃散了。而按照司马昭的官方文书，蜀军是全体战死。
虽说司马昭的文书可能有些夸张了，但至少也说明蜀军从上到下都是激烈抵抗过的，并没有出现大规模投降的场面。
比如黄权的儿子黄崇还有李恢的儿子李球，他们都是益州人，可是最终也没有投降，反而临阵战死。
连益州人中抵抗到最后的都大有人在，却说蜀汉上下都被《仇国论》腐蚀，最后变成带路党投降派，这不是无稽之谈吗？
蜀汉中央的崩溃是在绵竹之战战败，失去了保卫成都最后的力量后才发生的，因为主力在外，中央空虚。
而地方上的守军绝大多数都是尽忠职守的，比如汉中的汉、乐二城还有黄金始终都在坚守，一直到刘禅宣布投降。
事实上，蜀汉的灭亡，人心离散并不是什么主因，因为基本看不到什么人心离散的迹象。
一个国家并不是只有对外扩张一个目标，努力建设家园、保卫家园，这同样也是奋斗目标。
所谓的“不主动出击，国家和人民的斗志就会消散”，这种说法是没有根据的，兴复汉室这种虚无缥缈的目标有时候并不一定就比保卫家园更有号召力。
甚至魏蜀吴三国中，在面临亡国的时候，蜀汉从上到下都是抵抗最激烈，斗志最顽强的。
在曹髦被逆臣刺死于街头，大魏江山已经岌岌可危的时候，有谁敢出来抗争呢？满朝文武，也就只有“大魏纯臣”司马孚出来哭几嗓子。陈泰那种私下表示一下悲愤的已经算有良心了。
而东吴也好不到哪去，晋军一至，土崩瓦解，鲜有抵抗。
甚至丞相张悌也说，国家即将灭亡，这是人尽皆知的事。随后进行了一次自杀般的反击。
与蜀汉相比，我看吴魏两国才真是人心被瓦解了吧。这两国可没出过仇国论这样蛊惑人心的“妖书”啊。
蜀汉的灭亡并非由于人心离散，而单纯就是军事上的失败。
蜀汉的实力远逊于曹魏，因此若想与之对抗，只能凭借山川之险。
而姜维贸然改变多年来始终可靠的国防策略，进行了一次失败的豪赌，结果将汉中拱手相让。
即便后来没有邓艾偷渡阴平，蜀汉最好的局面也就是保住剑阁以南，相当于汉中、武都、阴平全部丢失，这个损失也是无法承受的，无非就是继续苟延残喘一阵子罢了。
等到绵竹大败后，姜维已经主动撤出了剑阁，将钟会大军放进了进来，到这个时候，已经彻底回天无力了。
总之，在蜀汉亡国一事上，姜维需要承担主要责任，诸葛瞻负次要责任。
当然，如果说蜀汉后期，全国上下的精神气还和初期一样，那明显也是不确切的，除了姜维穷兵黩武弄得国家凋敝以外，社会风貌确实也在逐步变坏，但其原因却不是什么《仇国论》，而是频繁的大赦。
据统计蜀汉共有过十三次大赦，其中发生在诸葛亮执政时期的只有一次，而后面十二次都是在蜀汉后期发生的。
大赦一般分为三类，第一类是常规大赦，比如新皇即位、改元、立后、立储、生子、封王等。这种大赦共有四次。
第二类是出现祥瑞或者灾异，这类大赦只有一次。
第三类则是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这一类大赦最多，足足有八次。
诸葛亮主张以法治国，他是反对轻易大赦的，在他主政期间，只有一次因为刘禅登基而大赦，其目的是为了稳定局面，收买人心。等国家稳定后，诸葛亮十年都没有再大赦过。
按照西汉名臣匡衡的说法，大赦并不能有助于维护社会治安，这一看法也是诸葛亮认可的。因此若无必要，最好不要随意大赦。
但是在诸葛亮去世后，大赦次数明显增多，尤其是从243年开始，一直到蜀汉灭亡，几乎平均每两年就要大赦一次，这个频率有些过高了。
所以说，蜀汉后期的大赦，大多是有政治目的的，为的就是缓解社会矛盾。
在蜀汉后期，由于政治逐渐腐败，再加上军事上穷兵黩武，政府只能依靠这种手段去稳定动荡不安的局面。
但是频繁大赦的负面作用极大，这是饮鸩止渴之举，因为这破坏了蜀汉一贯以来依法治国的传统。
在费祎执政期间，孟光曾经抨击过这种国策，但费祎依旧我行我素。
长此以往，这就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导致蜀汉法度日益松弛，因为犯了罪也有可能被赦免，所以违法成本降低。
这样一来，诸葛亮时期法度严明的良好精神风貌逐渐不在了，这个口子一经放开也就收不住了，豪强也可以更加残酷地盘剥百姓了。
这样一来，蜀汉就彻底步了刘璋后尘。
当然，政府进行大赦也是无奈之举，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军事压力过大。
但单论对国家精神风貌的危害，至少频繁大赦要远超过《仇国论》。
现在来作个总结吧。
首先蜀汉后期外来势力逐渐式微并且内部不和，逐渐无法压制益州本土人，这成为了《仇国论》诞生的背景。
其次《仇国论》在逻辑上的完善，使人很难反驳。
最后根据魏灭蜀一战中众生之相，说明蜀汉从上到下普遍有着比较积极的抵抗意志，人心未被瓦解。
王夫之对于明朝灭亡感到不忿，借古喻今发发牢骚，我们听听也就是了，但应该有自己的判断。
读历史一定要基于史料再下结论，如果主观臆断，牵强附会，只为了搏眼球而提出一些看似深刻实际上却没有什么根据的理论，那就是哗众取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