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的阳光，好像母亲的手一样，温暖地抚摩着渭河平原上一片翠绿的麦田。秦岭的山峰已经是白雪皑皑了，山脚下的镐河边上，最耐寒的榆树叶也将要落尽了。往年，这是大地已经开始冬眠的时候，但今年，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高潮使得每一个村庄和每一条小巷都活跃了起来——男人们往麦田里施追肥，成队的和成组的妇女在田间进行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小麦冬锄。人们从老的和新参加合作社的男女社员们劳动的劲头、走路的步伐、说话的声调和笑貌中，处处都可以看出一种发自内心的欢欣和鼓舞。
这不像冬天，好像春天打乱了季节的顺序，抢先到了中国大陆。[1]
“冬季”如“春”，且似乎脱离了四时流转的“季节的顺序”（自然秩序），这是1955年秦岭脚下渭河平原的真实景况。经过数年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旧的观念秩序渐次瓦解，新的思想、情感、心理和行为开始确立。此为“新世界”超克依托“自然”的旧观念而获得自主的重要景象，如火如荼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开启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正在彻底改变中国乡村的整体面貌。那些信奉“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遵从简单的自然秩序的旧人物正在面临前所未有的精神的震动，他们所持守的曾经延续千年的伦理观念和生活“秩序”开始面临难以缓解的难题。新的观念和新的人物在崛起，他们所创造的新的世界以极大的优越性证明旧观念被逐渐废弃的历史合理性。[2]
《创业史》第一部原名《稻地风波》
首发于《延河》杂志
此后数十年间，因极为复杂的原因，农业合作化所设想之时代“风景”并未全然落实。当代文学中的“风景”叙述（不独自然风物的描绘，而是更为深入地关涉“人事”与“自然”的作为“社会象征行为”的想象的复杂内容）渐次“重返”《创业史》之前的叙述模式之中。“自然”以其无从规避和逃遁的伟力在多重意义上影响甚至左右着“人事”（既包括普通人运命之变化，亦扩而大之为历史之兴废起伏）的发展。“人事”与“自然”之关系再度成为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重要议题，属切近当代文学观念之变的进路之一。此种“风景叙述”居多以“重启”中国古典思想基于现实观察之“循环观念”，表现人事之起落、成败、荣辱、兴废一如日出日落、月圆月缺、四时交替之简单“更替”，虽有“重返”为1950年代新的自然观念努力克服的旧思想之嫌，其所呈示之中国古典自然观念及其所依托之复杂的思想传统，仍内含着可作用于现实的精神力量。故此，新的更具包容性和概括力的自然观念，便是于“古”“今”“中”“西”思想的交互影响与融通之中，抉发奠基于当下中国和世界语境，融汇经过创造性转换和创新性发展之后的中国古典自然观念的新的“天”（自然）与“人”（人事）关系。
1932年，柳青（中排右一）在榆林六中与同学合影
一、“靠天吃饭”和“人定胜天”：
两种观念的“风景”意涵
发展生产，以生产的成果显示互助合作和单干之间的根本差异，为第一部极为显明的逻辑。此逻辑也符合庄稼人一贯的生产和生活观念——眼前活生生的现实比任何语言的描绘对他们更具吸引力，梁生宝无疑对此洞若观火。在简单地延续往年依靠向富农、富裕中农“活跃借贷”以帮助困难群众度春荒的努力“失败”之后，梁生宝力图通过组织大家进终南山割毛竹的“自力更生”的方式解决紧迫的现实问题，不仅如此，他还只身前往百里之外的郭县购买新稻种，通过农业技术员韩培生的新技术促进生产。上述举措，皆有值得深入分析的重要意涵，乃是新的生产观念与旧生产观念的“尖锐斗争”[7]。虽说郭世富知晓新稻种的好处之后，也购得一批，但新稻种的“新”，仍然不能改变其大半生务弄庄稼所获得之自以为丰富的“经验”，何况这些经验还有着更为源远流长的传统。不能接受新的生产技术（观念），新稻种也难以发挥其所蕴含之增产增收的“潜力”。柳青对此叙述甚详。且看郭世富与农技员韩培生围绕新式秧田的对话：
预备和生宝互助组比赛的郭世富，不满足地问：
“那么，同志，你说说这新式秧田，有些啥好处呢？”
“好处很多！老人家。”韩同志在泥水里，用热心宣传的口调，对这位长者恭敬地说，“第一，排水干净，秧床上不生青苔；第二，秧床中间通风，秧苗不生瘟热症；第三，这是最重要，我们要培育壮苗，就要施追肥，要拔除杂草，要治虫。但是，”他指着生禄的秧子地说，“像那个‘满天星’秧田，简直没有人插脚的地方嘛，哪里能做这些事情呢？只好撒了种以后，让它听天由命长去。”[8]
“听天由命”与农技员韩培生新式秧田多方位的人为“干预”（技术创造）对照鲜明，亦从侧面说明科学技术的引入之于农业生产的重要性——不仅是生产技术的革新，更是生产观念的转变。而韩培生的新式秧田也并非全无实际经验凌空蹈虚一味求“新”，而是包含着对旧式秧田弊端的充分认识。
柳青（左二）和皇甫村农民在一起
但人们私下的议论，却包含着远较秧田的做法更为复杂、幽微，也更耐人寻味的意涵。先是说“不好也没他说得那么凶险吧”？再是更为直白的心理表达：“他把咱老三辈子的庄稼活，说得不值一个麻钱！”[9]韩培生扁蒲秧的培育方法与“老三辈”的庄稼活经验的差别，给了郭世富、姚士杰们莫大的信心。姚士杰将扁蒲秧污为“政策秧”，明确表达了对新式秧田的抵触情绪。务弄庄稼活经验不输姚士杰的郭世富虽未明言，但显然认同姚士杰的上述判断。为了进一步削弱互助组的优势，他也购买郭县的新稻种，还把稻种“无差别”地分给蛤蟆滩的庄稼人。甚至还生出了极大的战胜互助组的“自信”：
“我不信比不倒你梁生宝小子！你买得一石稻种，光给互助组长分，不给单干户！你好！俺不好！俺是自发势力，顽固堡垒！我不分彼此，都给分，看你小子又怎样说？是蛤蟆滩的庄稼人，不分雇农和中农，我一样待承……”
郭世富感到一种报复中的快乐。他希望他的这个行动，在不贫困的庄稼人里头，引起好感、尊敬和感激，建立起威望。他想把自己变成所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与我何有哉”一派庄稼人的中心。或者干脆地说：他要做他们的头领。唉唉！他原不是好大喜功、喜欢为公共事务活动的人呀！他之所以这样，完全是因为时势逼使他做这号人。他害怕梁生宝搞的互助合作大发展……他必须站在蛤蟆滩一切新老中农的前头！他当然不能像党员和团员们宣传互助合作的道理那样进行反宣传。他只要用自己的行动，给一切新老中农和争取升中农的庄稼人，做出榜样，就行了。[10]
郭世富的心理，恰属如梁三老汉一般大半生梦想成为“三合头瓦房的长者”，且在分得土地之后怀揣“争取升中农”的“希望愿景”而无意于互助合作的普通庄稼人的“自发”念想的真实写照。《创业史》正文开篇不久，便详述郭世富新修房屋时梁三老汉的艳羡之情，用意即在此处。不难想见，如梁三老汉一般虽然生活在了新社会，思想观念仍留在旧时代的蛤蟆滩上下原本贫苦但有较强的劳动能力的普通庄稼人，以郭世富为效法对象，开始自己的发家梦想的人应不在少数。饶有意味的是，要和梁生宝的互助组比赛的郭世富的“底气”，还源于他对“自然”与“人事”关系的如下理解：
嘿嘿！咱两个较量较量！看你小伙子能，还是我老汉能！嘿嘿！咱两个较量较量！你小伙子能跑？你好好跑吧！我就是走得慢！走得慢，心里也想把你跑得快的小伙子赛过去哩！日头照你互助组的庄稼，可也照我单干户的庄稼哩。你互助组地里下雨，我单干户地里也下雨哩！共产党偏向你，日月星辰、雨露风霜不偏向你。天照应人！……[11]
由是观之，郭世富、姚士杰，以及蛤蟆滩上下中农和希望成为中农的庄稼人与梁生宝互助组此时成为几乎显而易见的两种“势力”。究竟是互助合作可以促进生产还是延续千百年的单干更具历史合理性，1953年秋收，将是具有重大的决定性意义的“事件”。梁生宝对此心知肚明，他努力带领大家进终南山以搞副业的方式解决资金短缺问题，始终关切互助组培育的新秧苗的情况，细致筹划劳动力的分配，甚至于在此期间对他内心早已颇有好感的青年团员徐改霞的情感关系持一种审慎的、延宕的态度……全因此番互助组的收获，不仅关涉到高增福等人的生活问题，也关联着下堡乡蛤蟆滩两种势力之间的“消长”问题，再大而言之，还牵连着党的政策的执行问题。兹事体大，梁生宝几乎殚精竭虑不遑他顾，因为他们的行为及其结果，最终影响的是“党的威信”。
《创业史》第一部
中国青年出版社，1960年初版本
二、“风景的政治”及其现实意涵
柳青（左一）与《创业史》中梁生宝的原型人物王家斌（右二）谈工作
姚永杰路遇郭世富，二人商量买新稻种
柳青与妻子马葳
《创业史》日译本
柳青和饲养员在一起
三、“风景”的“古”“今”之辨及其观念史意义
1961年，柳青在中宫寺家中接待来访读者
如此以四时交替之天地节律明人事历史之变，并洞悉其间“天意难问”之处，为司马迁历史观要义之一。伯夷、叔齐之运命，足以说明“天道无亲，常与善人”之说之局限处。然后之来者，于天人之际思索人之运命甚或历史之变，仍难脱发端于易理之世界观察。或如司马迁所深刻意会到的，若“人事”退去，惟以“天道”说明历史之变，便暗含着人事之虚妄无力而天道之微茫难识。[33]若将一切委于“天命”，则为治道之经营者无所作为甚至胡作非为大开方便之门——无论“正道”“邪途”，皆仰赖天命之成就，非关“人力”。故此即便有天道难测之叹，司马迁仍申明“人事”中所蕴含之德性伦理之重要创造义。然而“人事”无力挣脱“天道”之感，仍在后世诸多作品中得以延续，为文学文本中历史观念之重要一种。如《三国演义》开篇所引杨慎一阙《临江仙》所示，“人事”背后之决定性内容乃“天道循环”。其他如《金瓶梅》等奇书，核心结构皆不出“天道之运，周环无穷”之循环观之基本范围。[34]细致考辨此种观念之缘起、流变并非本文要点，然不溯源于此，便难解二十世纪迄今文学自然观念之变及其意义。《创业史》中风景政治之更为复杂的精神意涵，亦难于有更为深入的理解与阐发。
柳青编写的《耕畜饲养管理三字经》
《山本》所涉之历史时段，为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除细致描绘大历史中普通人事之变外，书中亦详述自然物色之变，历史人事于此无边的自然风物之中，不仅构成交互映衬之关系，亦有“物事”与“人事”暗含之神秘“感应”。身在自然万象之中，不惟个人之命运起落与外部世界足相照应，普通人事累积而成之历史，亦最终不脱自然法则根本性的规训力量。那一个在涡镇外镇日旋转的“涡潭”如太极双鱼图，乃“乾”“坤”之象，由其可延伸出天地万物运行之理，天地万物亦可总括收束于“涡潭”。无论井宗秀、周一山等人如何勉力营构独立之涡镇世界。此小世界（涡镇）之运行亦不脱大历史（秦岭之外的历史）运行之基本法则。故而一切之生发源自涡潭所呈示之象，一切之收束亦返归涡潭之中。如此，则人事无论大小，皆无从逃遁，莫之能御宏阔之自然法则所彰显之基本规律。究其根本，此种历史观念近乎《三国演义》，而其间详述之普通人身在之“天”“地”“人”共在之日常生活世界之运作逻辑，庶几可谓《金瓶梅》《红楼梦》所持存开显之“四时”观念境界之再生。
《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
虽不赞同老旧的靠天吃饭的生产生活观念，但能够与群众打成一片且充分了解农村实际情况（不仅包括正在行进中的具体现实，还包括这块土地的历史、风土人情等）的县委副书记杨国华亦肯定“人事”与“天时”调和的重要。这一日他要去新成立的灯塔社了解情况，不曾想遇到大雪天。“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非常慷慨地从房檐上头往庄稼院倾倒。好家伙！手电光几乎照不见庄稼院那头的柴垛和街门。”这样的暴风雪，自然造成了出行的不便。但是，庄稼人出身，了解农时农事的杨国华却为之振奋不已：
“好好地下三伏的雨，数九的雪。这一场下得带劲！”杨国华仰头鼓励正在努力下雪的天公说，“照这样实心实意认真下一夜最好。这就帮了我们的大忙！我们宣传老百姓不迷信，可我们从来也不否定天时的作用……”[48]
不仅不简单地否定天时的作用，还要充分利用呢！翌日早上，穿好衣裳，“第一件事是出去看看雪下了多少”的杨国华看到眼前“天地间是笼笼统统的一片白光”。这一场雪景叫人欢喜，此时此刻，杨国华首先想到的却并非如酸腐文人般吟诵几句描绘此境的诗文，而是“赶紧！扫雪归田——这是当前的一件紧要事情”。他也相信县里所有的区这回都会“行动起来”——“群众是刚刚被总路线的宣传动员起来的……”[49]是日午间，见到仍在办公室辛苦批阅文件的县委陶书记，杨国华按捺不住内心的兴奋，力劝陶书记：“老陶！你应该出城去看看今天的景致！嗬呀！我们年年冬里发动扫雪归田，哪一年也不像今天这样普遍、热烈！男女老少都出动了，带着铁锹、木锨、扫帚、担笼、簸箕，全到村外的大小路上。真个是‘江山如此多娇’！真个是‘红装素裹，分外妖娆’！”[50]此乃“顺应”天时，且充分发挥人事之力的典型，为全书值得注意的重要部分。
柳青在省作协讲话
《创业史》朝鲜文版延边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余论：“天人和合”，抑或正在展开的“风景”创造
梁生宝与梁三老汉在田间劳作
注释
[1]柳青：《中国热火朝天——为苏联〈文学报〉作》，《柳青文集》第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48页。
[2]《山乡巨变》所述盛淑君等人集体劳作所体现之核心逻辑亦与此同。参见周立波《山乡巨变》，《周立波选集》第3卷，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546～547页。
[3]柳青：《提出几个问题来讨论》，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百花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第94～95页。
[4]柳青：《创业史》，中国青年出版社2009年版，第21页。
[6]赵树理对此问题亦洞见极深，参见赵树理《随〈下乡集〉寄给农村读者》，《赵树理文集》第2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7]参见李哲《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8][9]柳青：《创业史》，第281、282页。
[10]柳青：《创业史》，第242页。
[11]柳青：《创业史》，第367页。
[12]柳青：《创业史》，第700～702页。
[13]柳青：《创业史》，第56页。
[14]柳青：《创业史》，第448页。
[15]转引自吕理政：《天、人、社会：试论中国传统的宇宙认知模型》，“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90年，第18页。
[16]吕理政：《天、人、社会：试论中国传统的宇宙认知模型》，第18页。
[17]上钢五厂二车间铸钢工段理论组、复旦大学哲学系自然辩证法专业编：《儒法对立的自然观》，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第1页。
[18]萧公权：《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张皓、张升译，九州出版社2018年版，第262～263页。
[19][20]柳青：《创业史》，第459、464～465页。
[21][22]转引自杨慧杰：《天人关系论——中国文化一个基本特征的探讨》，大林出版社1981年版，第211、210页。
[23]费孝通：《乡土中国》，《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商务印书馆2011年版，第54页。
[24]李哲：《伦理世界的技术魅影——以〈创业史〉中的“农技员”形象为中心》，《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4期。
[25]张旭东：《试谈人民共和国的根基——写在国庆六十年前夕》，《文化政治与中国道路》，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7页。
[26]参见张均《〈创业史〉“新人”梁生宝考论》，《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
[27]朱羽：《社会主义与“自然”：1950～1960年代中国美学论争与文艺实践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1页。
[28]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年）》，北京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27页。
[29]柳青：《艺术论（摘录）》，蒙万夫等编：《柳青写作生涯》，第80页。
[30]柳青：《创业史》，第188页。
[31][32]杨玉成：《徘徊——陶渊明〈饮酒〉二十首的风景与记忆》，杨玉成、刘宛如主编：《今古—相接——中国文学的记忆与竞技》，“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所，2019年，第35～36、37页。
[33]可参见司马迁《史记·伯夷列传》，中华书局1982年版。
[34]参见浦安迪《明代小说四大奇书》，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35]参见张新颖《死亡的诱惑，求生的挣扎——沈从文作为“绝笔”的〈一点记录——给几个熟人〉》，《东吴学术》2015年第1期。
[36]参见朱羽《自然历史的“接生员”——周立波1950—1960年代短篇小说“风格”政治刍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4期。
[37]参见唐弢《风格——例——试谈〈山那面人家〉》，李华盛编：《周立波研究资料》，知识产权出版社2010年版。
[39]参见朱水涌《〈红旗谱〉与〈白鹿原〉：两个时代的两种历史叙事》，《文艺理论研究》1998年第5期。
[40]虽对“鏊子说”的特定意涵有较为充分的自我阐释，陈忠实此说仍不能简单地视为书中人物面对具体历史情境之出自个人观念限度的喟叹，而是包含着进一步理解该书观念的重要寓意。故此，较多论者自此观念中读解出之“问题性”，或非过度阐释，而是呈示出理解《白鹿原》的重要路径之一。
[44]参见李敬泽《〈红楼梦〉影响纵横谈》，《红楼梦学刊》2010年第4辑。
[45]参见季羡林《西方的没落》，《科学对社会的影响》2007年第2期。
[46]转引自朱羽：《自然历史的“接生员”——周立波1950—1960年代短篇小说“风格”政治刍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4期。
[47]朱羽：《自然历史的“接生员”——周立波1950—1960年代短篇小说“风格”政治刍议》，《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1年第4期。
[48]柳青：《创业史》，第530、530、532页。
[49][50][51]柳青：《创业史》，第530，532，384～385页。
[52]萧公权：《中国乡村：19世纪的帝国控制》，张皓、张升译，第609～610页。
[53]柳青：《创业史》，第338～340页。
[54]蔡翔：《革命·叙述：中国社会主义文学—文化想象（1949—1966年）》，第37页。
[55][57][58][59]萧驰：《诗与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长》，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版，第638、638、639、622页。
[56]转引自萧驰：《诗与它的山河：中古山水美感的生长》，第638页。
[60]参见王中江《自然和人：近代中国两个观念的谱系探微》，商务印书馆2018年版，第502页。
[61]参见韩震《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哲学研究——兼论构建新形态的“天人合一”生态文明观》，《哲学研究》2021年第4期。
[62]参见高化民《农业合作化运动始末》，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第424页。
[63]但自历史之整体观之，柳青彼时的总体设想却有着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对此问题李杨洞见极深，可参见李杨《50～70年代中国文学经典再解读》第四章“《创业史》——‘现代性’‘知识’与想象农民的方式”，山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
[64]参见邢小俊《国家战略：延安脱贫的真正秘密》，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1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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