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世纪出现的农民工骑摩托回家过年的场景
2012年春运，车厢中男孩被挤得大叫本组图片均为资料图片
晋代《列女图卷》中贵族乘轺车出行的情景开创“旅行过春节”的“驴友”徐霞客
春节联欢晚饭就要开席了！为了这顿团圆饭，我们一直在路上。始皇帝嬴政穿越2200多年至今日，一定对华夏大地春运潮既惊讶又郁闷：惊讶的是，炎黄子孙居然不再安土重迁，海陆空红尘滚滚，36亿人次万里奔波；郁闷的是，春节一改大秦帝国以10月为岁首，大失“年”之本意———神性的丰收祭祖。春节本是汉武帝太初元年(公元前104年)司马迁等人修订，重用夏历，以正月初一为岁首，定名“正旦”。以后除王莽、武则天等个别朝代有短暂变更外，一直是我国二十四节气轮回中辞旧迎新的传统。过年回家团圆，是中国人最强劲持久的传统文化仪式，是中国人认祖寻宗的千年人文密码。考证两千年“春运”史，颇有标题党之嫌。古时春节曾专指二十四节气中的立春，如今春节，本是袁世凯批准的，至今不过101年。狭义说，古人并无春运，只有年节团圆。广义说，春节出现时，春运就产生了。古今春运完全相同的情节是：回家难。“喜大普奔”的春节，延续了古今2000年“细思恐极”的还乡路。
(注：“喜大普奔”为喜闻乐见、大快人心、普天同庆、奔走相告的缩写；“细思恐极”意为仔细想想，觉得恐怖至极)
[古人行路难]
离家前要算卦占卜吉凶
古人行路有多难，看秦始皇和隋炀帝的命运就知道了———他们都在巡游回家的路上挂掉了。
寻找古人过年回家的记录，找到的，多是回不去家的牢骚。唐朝的白居易过年回不去家，在《客中守岁》诗中写道：守岁樽无酒，思乡泪满巾。始知为客苦，不及在家贫。
到了北宋，苏东坡远在陕西为官时，除夕之夜遥想家乡守岁，有感而发：官居故人少，里巷佳节过。亦欲举乡风，独唱无人和。
人们为什么过年要回家？这不是无厘头的问题，而是千年文化基因使然。
中国传统宗法制讲究同族聚居，重血缘、重乡土的社会心理浓郁，有了故土难离的恋土意识。“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成为中国游子的最终归宿。
孔子告诫说：“父母在，不远游。”古人将出行视作很严重的大事，除非战乱和饥荒，升斗小民一般是不离家的，出行的主要是官、学、商。
现在的春运，人们先想到的是抢票难、挤火车、睡过道、防小偷、忍堵车。相比之下，古人认为出行要危险得多，简直可以用前途未卜来定性。《汉书》甚至写道：道路张弓拔刃，然后敢行！
如果古代有春运宝典，核心内容必是占卜吉凶。人们离家前，要算卦！今时有爱追问的专家统计出，按古时黄历，一年中不适合出行的日子高达165天。这个数字，跟一些城市去年出门需要戴口罩的天数，比较接近。
古人出行前后都要吃，临行时，亲朋好友会设宴饯行，求祖神(路神)保佑一路平安；归来时至亲要吃喝一番，称为洗尘。
唐起春节享有法定假日
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实行“车同轨”，修筑了以驰道为主的全国交通干线。驰道有个说法是木质“轨路”，由于马匹在上面飞驰，故称之为“驰道”。然而，以国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尽管宽达到50步(69米)，但主要是皇帝专用御道，官员与民众是不能走的。
古代之出行不便，还在于全国范围内实行“关禁”制，全民军事化管理。尽管道路通行免费，但都要有行旅身份和过关通行证。
汉魏之际，先民自然神性的节日，渐渐转身为民众世俗节日。魏晋年代，人们在腊日团圆，经商的、游学的，都要赶回家和父母兄弟团圆。《乐府诗集》里有一首《孤儿行》：父母已去，兄嫂令我行贾。南到九江，东到齐与鲁。腊日来归，不敢自言苦。
除夕是一年的最后一天，新一年的前一天，兼具“除旧”与“迎新”。当天，人们备齐椒柏酒、五辛盘等食品，还要更换门神、桃符(现在的春联)等。到了夜里，全家老少集聚一堂，通宵达旦，满怀欣喜守候新春，称为“守岁”。
唐太宗《守岁》诗云：共欢新故岁，迎送一宵中。从唐代开始，冬至、春节享有政府法定假日，给假七日，春节年前三天年后三天。朝廷照例举行早朝大典，民间则合家团聚，设宴欢庆。
京都官员的春节是忙碌的，他们如果家在外地，也很难回去。历朝都会举行初一早朝大典，天子坐早朝受百官送礼贺新年，还要接受远方少数民族首领和附属国使臣的朝拜，接着开宴吃喝欣赏歌舞。到今天，这些事演化为新春团拜会和春节联欢晚会了。
《晋书》记载，西晋官员曹摅放死囚回家过年，囚犯到期归狱，曹摅得到“一县叹服，号曰圣君”。
唐太宗李世民延续了这样的故事。《资治通鉴》载，贞观六年(633年)，李世民释放了全国近400名死囚，让他们回家过年，行前订立君子之约，这些死囚果然来年秋后全部回狱中报到，太宗一高兴，死罪全部赦免。
白居易有诗点赞：“怨女三千出后宫，死囚四百来归狱。”释放狱中囚徒回家过年，在当今社会走向法制化，被判拘役的罪犯和剩余刑期不到一年的罪犯，依据表现可以回家探亲。张元1999年的电影《过年回家》，讲述了一个女囚在狱中17年后得到奖励回家过年的故事。
徐霞客开创“旅行过春节”
乡关路漫漫，古人坐着马车、走着路、骑着驴儿短途回家过年、走亲访友，只能说是小规模的春运。更多的倒霉蛋儿，春节期间没法回家。
万家团圆之日，离乡客居的诗人写下了怀乡悲情。唐代的戴叔伦诗云：“一年将尽夜，万里未归人。”道尽了不能回家的漂泊失落感。
“病眼不眠非守岁，乡音无伴苦思归。”苏轼的《除夜野宿常州城外》写道。当时苏轼任职杭州通判，相当于现在的杭州市副市长兼监察局局长。除夕之日，他出行赈灾，客居常州孤舟一夜，大发感慨。这一个春节最后怎么过呢？“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许愿健康，大喝一场守岁药酒。
明代有位驴友叫徐霞客，这位同学一生最后一次出游历时四年(1636年~1640年)，游踪至云南大理、腾冲，这段旅程经历了三个春节。
1639年，徐霞客来到云南鸡足山，正是农历年末。腊月二十九那天，他意识到第二天是除夕，“为凄然者久之”。除夕夜里，应山中新朋友邀请，“煨芋煮蔬，甚乐也。”这一晚“度除夕于万峰深处，此一宵胜人间千百宵”。
古代人们出行，主要以步行、乘车、服牛乘马为主，“人轿自宋南渡始”，其后渐成风俗。而徐霞客主要是靠徒步跋涉，骑马乘船很少，虽然每次都有仆人，但还经常自己背着行李赶路。
“重车日行50里，空车日行70里。”步行不过三四十里。所以古代一般30里设一个驿站。贫病饥饿、盗贼劫匪、虎狼毒虫，都让古人难以过年回家。
词人柳永为此叹道：“万水千山迷远近，想乡关何处。”
[民国还乡路]
春节加开临客火车票一律无座
一直到清朝，现在的农历春节还叫元旦、新年。还乡团圆一直是中国人绵长的宗族传统，但到了民国时期，交通有了变化。
古代的道路，都是沙石或泥土路，直至19世纪末期，中国才出现了铁路和公路。清末至民初，火车、汽车、电车、轮船、自行车、摩托车出现在部分地区，交通便利有了质的飞跃。
1936年过年期间，京沪铁路局同样在春节前后加开临客。铁路部门还到上海各个工厂，将加车时刻表送到工人手中。
当时的春运客流量有限，但运力更有限。“每一节三等车中都挤得满满的了。从来没见过这样挤法，连针插不进一支了。”民国作家李同愈的小说《平浦列车》，描述了民国春运的状态。
那时的车厢分三等：头等车有软座，铺地毯，乘客一般是达官贵人、外国人，一般带有卧铺车；二等车的乘客主要是小职员、小商人等，座位也是软座，设备较头等车略差；三等车的乘客更加广泛，全部木质硬座。
车厢分三等，但车票全都“无座”：票面上只有票价、车厢等级等信息，没有座号。
头等车、二等车的车票很贵，且有身份限制，所以车厢比较空，不愁没座。最悲催的是三等车乘客，售票窗口前总是人山人海，周围还活跃着黄牛党。
在三等车厢里找座，绝对是个技术活。当时有人描述了上车抢座的情形：“当你三次(买票、检票、上车)从争先恐后的人群中杀出一条血路之后，一面喘着气，一面像老鹰捉小鸡一样目光炯炯地找寻车上的座位，看见那边有空，便赶快一屁股坐下。”
冰心、鲁迅的漫漫归乡路
1929年12月14日，农历十一月十四，冰心准备回上海探望病重的母亲，一并团圆过年。这里所指的“过年”需要解释一下，冰心回上海是为了过阳历元旦，而非农历新年。因为当时正是废除旧历推行国历之时，国民党政府在公历元旦放假过新年，农历大年初一反而要照常上班。
元旦将至，一票难求。冰心只买到了12月19日的船票。从北平坐火车去天津，一直到上海，冰心在路上总共花了4天。虽然碰上打仗，但总的来说，冰心要比1919年的鲁迅先生幸运些。
鲁迅当年还在教育部上班。1919年，他赶在公历的年底回了一趟绍兴老家，行程是这样的：
这一路，鲁迅先坐车，再坐船，再坐车，再坐船，也花了4天！当时的火车时速为26公里左右，是今天高铁的十分之一。
■春运纪录
1954年，春运旅客运送量第一次有据可查，运量为2300多万人次
1979年，铁路春运旅客运量突破1亿人次1984年，全国春运运送旅客5亿多人次1994年，全国春运运送旅客突破10亿人次2006年，全国春运运送旅客突破20亿人次2012年，全国春运运送旅客突破30亿人次2014年，预测全国春运客运量将达36.23亿人次
本文参考资料：《中国风俗通史》(10卷)、《中国民俗史》(6卷)、《中华交通史话》、《中国古代行旅生活》、《社论串起来的历史》、《人民日报》数据库、冰心《南归》、中国民俗学网、鲁迅日记等
[新中国春运史]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
“春运”字样登场春运难题初现
第一，春节期间能不回家的，最好不要回家；第二，各单位要把春节期间旅客的启程日期尽量错开；第三，买到车票、船票的，要体谅春节期间运输部门的困难，忍受旅途中的若干不便。
这一年，国务院第一次专就做好春运工作发出指示，企业、学校动员职工、学生，能早走的早走，能晚走的晚走，能不走的不走。军人在春节期间不外出旅行，不和群众争购车票。
这是最早关于解决中国春运难题的记载。当年1月29日的《南京日报》有一则消息：《百余辆马车参加春节客运》，报道南京马车运输合作社，有100多辆马车服务于南京城内过年的人。
1958年，受国家宏观政策影响，西部地区的重工业从东部招收了大量的临时工。每到春节，大批工人争相踏上东去列车，拥挤程度不亚于现在，可主要客流方向与现在春运基本相反。
1959年1月11日，农历腊月初三，《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对春节回家旅客的几点希望》。其中第一点提到：“凡是路程比较短、步行一天可以到达的，最好不搭乘公共交通工具，有自行车的尽可能骑自行车，不要去坐火车、汽车和轮船。”
改革开放后
春运人数激增一票难求凸显
1979年春节，春运就达到了1亿多人次，增加了200多对临时客车，还是“一票难求”。
1980年1月11日，现代意义上的“春运”字眼第一次出现在《人民日报》上，消息介绍了铁道部增开临时客车的情况。第二年，“春运”登上《人民日报》标题。此后至今，成为中国人生活中的关键词。
《人民日报》编辑袁晞，1982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北京，第二年开始经历春运，回成都探视父母。据他回忆，刚到北京那几年，北京到成都硬卧55元一张，排队一会儿就能买到。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这家中央新闻单位的年节订票员也买不到票了。他只能花一倍的价格买软卧。几年后，什么火车票都买不到了，只能坐飞机回成都。节前全价票，两口子往返5000元，被同事戏称为每年损失一台大彩电。
1985年春运总人数超过7亿，铁路将近1.5亿人次。1986年春运，铁路开始打击票贩子和黄牛党，至今不绝。
1987年春运迎来了历史上第一个民工潮春运，铁路旅客已近1.3亿人次，民工潮从广州火车站爆发，并于1988年席卷全国，最终发展为春运的另一个代名词。
1988年《人民日报》刊发的“全国每天有70万人站着乘火车”报道称，大部分列车都超员80%以上，个别列车高达100%。
上个世纪90年代末，随着高考扩招政策的实行，“黄金周”的出现，民工流、学生流、探亲流、旅游流高度汇集，四流叠加形成世上最大规模的集体迁徙。
2002年至2006年，铁道部春运火车票价格实行上浮制度，其间争议不断。
2008年春运惊心动魄，大雪和冰冻阻断铁路，最严重的广州火车站有上百万人不能上车。当时，50年前的《人民日报》社论仿佛重现：能不回家的不回家，回家的要错开，调集机关、企业、部队汽车参与春运……
后来，铁道部向全国人民表了一个决心：到2020年，发达完善的铁路网将全面建成，加之其他交通运输行业的同步发展，中国春运这一紧张状态将不复存在。
能实现吗？不详。我们只知道，春运难题还在，但不断发誓的铁道部已经没了。
究竟怎么办？南北分设春节？强制企业执行带薪休假制度？取消春节？似乎什么都抵消不了回家的浪潮。
1999年，南京机场春运期间设立了“邮寄儿童服务站”，在今年，邮寄儿童服务依然广泛传播。四川一男子骑马回家的照片在网上泛滥，作为一个马术俱乐部的冠军，他成为春运期间最成功的炒作。
2014年1月22日，深圳至郑州的火车上举办的一次火车相亲会再次证明：家庭，就是中国人的价值观核心；而春运，就是泱泱大国最持久的奇葩。本报记者一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