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0素心幽寄充闾散文

为《语文三昧》杂志题词(1999年4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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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古耜（2014年3月4日）

致周正旺（2014年3月5日）

致林喦（2014年3月6日）

致马瑞芳（2014年3月8日）

致金宏达（2014年3月10日）

致孙昌武（2014年3月11日）

致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2014年3月12日）

致方勇（2014年3月15日）

致刘文艳（2014年3月19日）

致康启昌（2014年3月26日）

致郝付云（2014年3月26日）

致古耜（2014年3月28日）

致高海涛（2014年4月11日）

致丁国成（2014年4月19日）

致李舫（2014年4月23日）

致梁若冰（2014年4月24日）

致马迪（2014年5月7日）

致李磊（2014年5月15日）

致王向峰（2014年6月3日）

致陈巨昌（2014年7月23日）

致李磊（2014年7月30日）

致刘学颜（2014年12月13日）

致王炜烨（2014年12月20日）

致闻世震（2014年12月31日）

致杨利景（2015年6月4日）

致彭定安（2015年8月3日）

致原学玉（2015年8月6日）

致夏志坤（2015年9月7日）

致周人（2015年12月7日）

致叶廷芳（2015年12月11日）

致叶廷芳（2015年12月13日）

致王为松（2015年12月28日）

致王为松（2015年12月30日）

致孙昌武（2015年12月30日）

附录：

彭定安我从《妩媚》见文学

自序

书信，在我国古代称呼很多，据说不下二百种；现今仍然通用的，即有书简、信札、函件、尺牍等等。作为向特定对象直接传递信息、交流思想感情的应用文体，据史前文物考证，它的出现已有三千多年历史；而《左传》一书就收录了几十封书信，足见其应用范围之广。

我在少年时节，由于亲人就在身旁，未谙离别之苦，因而，对于俗话中的“见信如见人”，还有诗人咏叹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鱼书欲寄何由达，水远山长处处同”，无从体认，更谈不上实际运用了；不过，从文学阅读的角度，接触书信却还不算晚，大约在八九岁，就曾在私塾先生的指导下，背诵过司马迁的《报任安书》、曹丕的《与吴质书》、李密的《陈情表》，尔后上了中学，又从课本上读到夏完淳的《狱中上母书》和林觉民的《与妻书》，对于那种浓冽、恳挚、真诚的亲情、友情、爱情，确是感同身受，历久难忘。

书信的文体归类，属于散文范畴；但它又有别于散文的其他形式。最鲜明的特征，是带有个人性。它的对象是特定的，是撰述者在特定时空中向预设的某一对象发出的有关个人信息、隐秘情感的半公开或非公开的文字，对应性、针对性、意向性比较明显。

与此紧相联结，由于书信的对象绝大多数为亲人、友人、熟人、知情人，又相当于面对面交谈，能够吐露真情，发自肺腑，所以具有亲切感、抒情性、感染力；而且更能彰显作者的癖好、心境、情怀、襟抱，尽现丰神气质、音容笑貌。“函绵邈于尺素，吐滂沛乎寸心”，敞开心肺与人看，无异于在为自己画像。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的，“作者本来也掩不住自己，无论写的是什么，这个人总还是这个人”，“所以从作家的日记或尺牍上，往往能得到比看他的作品更其明晰的意见，也就是自己的简洁的注释”。

书信属于应用文体，具有鲜明的实用性。刘勰在《文心雕龙》中，关于书信有专章论述，指出：“书之为体，主言者也”，“言，心声也；书，心画也”。这是说书信的功用；“详总书体（详细地总结书信的体制），本在尽言。言所以散郁陶（消散心中的郁积），托风采，故宜条畅（条贯、通畅）以任气，优柔以怿怀（无拘束地舒展情怀）；文明从容，亦心声之献酬（把心里话表白给对方）也。”这是提示：作为应用文体，书信应该达到的要求。从日常实践中，我们也能体会到，书信的述怀达意，总是为某一实际需要而写，亦即“有所为而作”；立意措辞，总是力求朴实、自然、明确、具体，戒除虚夸失实、含糊笼统。

本着从一般到个别的原则，话题由泛论转到手头这本书信集上。我想向读者诸君说明两点：编书之缘起与书信集的命名。

这篇《一网情深》散文，就是在信件基础上扩充出来的，时在1998年。

“一年容易又中秋。”

外面隐隐传出一片节日的欢声；“哗、哗、哗”—楼上人家在“方城”对垒，麻将激战方酣；隔壁的电视机也正在播放着文艺节目。往日，这时节我已经悠然入睡了；此刻，却未现丝毫倦意。拉拢了窗帘，我把电脑打开，点开了OutlookExpress的图标，随着“小猫”的一声欢叫，联上了网线。我把“新邮件”打开，填好了对方的网址，撰写了“主题”、“内容”，通过网络，把“望月怀人”的思绪传递给了远方的朋友。

这时，我忽然联想到：友人会不会恰在此刻也发过来一个“伊妹儿”呢？于是，又轻轻点了一下“接收”按钮，随之便展现了一个界面：“您有一封邮件，正在接收”打开收件箱，果然跳出一个鲜活耀眼的“伊妹儿”。据说，在互联网上，每一分钟，全世界要有上千万个电子邮件同时发送与传递。而我们的邮件居然在如此浩瀚的精神牧场上擦肩“撞击”了，真是“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怎不令人激动，令人狂喜，令人欣慰呢！

友人的“伊妹儿”，是一封节日通问的信札，也可说是一篇优雅、别致的精短散文。我立刻把它下载、打印出来，留作存档，然后，坐在沙发上轻声地诵读着：

“我们已经习惯在网络上交流、在网络上会面了。我猜想，此刻，你定是同我一样，坐在酒吧间（Windows98）里，在善解人意的“爱伊”（InternetExplorer）的引领下，畅游这个名为INTERNET的虚拟的现实世界，领略那数字化生存的无限风光。”

友人学富五车，才思敏捷，生性幽默、风趣，特别喜欢开玩笑。你猜他下面是怎么写的？可真把我逗乐了：

“效法元代散曲大家马致远《秋思》的笔调，即兴胡诌几句歪词：

今宵花落谁家，

知心人在天涯。

伊妹传书递柬，

无端受杖，

深恩—怎样酬答？”

仿佛友人就坐在对面，娓娓地絮谈着，随后，偶发灵悟，若有其事地，把现代虚拟的“伊妹儿”和古代文学经典中的人物—为莺莺、张生传书递柬，遭到老夫人拷打的红娘，巧妙地捆绑在一起，言之动情，读着亲切，极饶兴致，令人忍俊不禁。

（以下从略）

关于本卷《素心幽寄》这一名称：“素心”者，本心也，亦即清纯、本真的心地。靖节先生诗云：“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文朋诗友，晨夕对晤无由实现，于是，不得已而求其次，寄意“飞鸿”，委托“伊妹儿”传书递柬，总算“慰情聊胜无”吧。为此，不避效颦之嫌—诗仙太白说：“我寄愁心与明月”，那么，我托飞鸿寄素心，也许还能沾点“仙气”，起码会有些诗的兴味吧？

是为序。

2015年岁杪

致祁子青

子青兄：

久疏音问，殊深怀想。

近日有龙江之行，前往牡丹江市和伊春市参加友好城市签字仪式，昨天刚刚回到营口。喜奉大札，知吾兄事业有成，身健笔健，阖家安乐，至感欣慰。

承询近况，有七律一首，聊堪摹拟：

埋首书丛怯送迎，未须奔走竞浮名。

抛开私忿心常泰，除却人才眼不青。

十年阔别浑无恙，宦况诗怀一样清。

近期，吾兄如有诗文撰著，尚望随时寄赠。

充闾

1987年6月16日

注：祁子青，浙江散文家、诗人，《江南游报》主编。60年代，我们曾在营口日报社共事；70年代末，又同在省城工作。

致张玉兴

玉兴先生：

您好！

承蒙惠赠大作《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至为感佩！

“东北流人”是中国历代特别是清代历史研究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但过去学者论及的很少，阅读记忆中似乎只有谢国桢先生的《清初东北流人考》，记述了这方面的史实，里面也涉及到那些流人诗词创作的情况；但是，像您这样系统地、完整地编辑、梳理、遴选了清代东北流人诗，确属开山之举。其创辟之功、搜罗之富、梳理之勤，在过去还得未曾有。说它填补了学术史、文学史、诗歌史的空白，当非过誉。本书的诸多特点，戴逸先生在序言中讲得极为充分而剀切，我完全赞同，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我只想提出一点建议：正是由于这部著作的学术地位、研究价值，决定了不久的将来，肯定能够再版。本版只印一千册，实在是太少了。我想，在重印之前，先生急须做的、也是应该做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补苴罅漏，首先是把书中（主要是诗句中）的一些错字更正过来。我诵读一过，粗粗计算一下，错讹之字句不下百处。在一部六十万字的巨著中，虽属白璧微瑕，但终嫌碍眼，应该说是学术著作，特别是高品位的学术著作所亟应避免的。

具体可分为三类情况：

一是明显的误植。如15页“总入山鬼薄”，显系“山鬼簿”之误；“肯道寒边苦”，误为“寒边若”；43页“何人击楫度中流”，“楫”误为“揖”；59页“七十二湖齐泛棹”，“棹”误为“掉”。这类情况的出现，显然系检字过程中形近字的误植。如果校对人员认真负责，稍加注意，即可发现。

二是从平仄声和前后意蕴上发现，诗句有误。这里，我想着重说一下平仄声的问题。大陆解放之前，凡是读书人写作诗词，有一些尽管意蕴平平，水准庸下，但有一点是不含糊的，那就是全都合格入律，不会发生平仄倒置、声律失调现象。因为这是作诗的起码要求。循此规则，一当发现诗句中有不合格律者，即可认定：必有错误。比如145页，“荒野落日驱征马”，此句应是“平平仄仄平平仄”，而“野”为仄声字，显然是错了。那么，究竟是什么字呢？可能是“原”，或者“郊”，为准确起见，需要核对原稿，尽量找到作者陆庆曾的原作，或者遴选他的诗作的《国朝松江诗抄》。这是责任编辑所应该做的。但是，大前提是他要懂得诗律，否则就发现不了错误。现在，许多编辑根本缺乏这方面的修养，这就没有办法了。

上述两类情况，占错字中的绝大多数。

由于珍视本书的学术成果，我在认真诵读过程中，已将发现的有关讹误之处，一一标出。古人云：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区区小识，刍荛之见。先生如果需要，不揣鄙陋，愿敬谨奉上，留作参考。

王充闾

1989年9月20日

注：张玉兴，著名清史学家。辽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致蒋和森

和森先生：

我学写散文始于50年代后期，十年“文革”，放弃了笔墨生涯，三中全会之后，创作的激情又从长久的冬蛰中苏醒过来。心灵上的枷锁挣脱掉了，一种火热的激情和昂扬的活力喷涌而出。无奈，原本缺乏艺术的想象力与雄厚的才情，又兼荒弛日久，时有力不从心之感。朱自清先生“中岁为诗难孟晋”之语，信不虚也。

您是著名的红学家，在这方面建树多多。您的《红楼梦论稿》，我曾读过多遍，深获教益。诚如著名红学家冯其庸先生所说，“在二百年来汗牛充栋的红学著作中，《红楼梦论稿》像高悬在艺术天空里的一轮明月，它将伴随着每一个热爱《红楼梦》的读者和研究者走过他们的一生。”我特别欣赏和首肯您对《红楼梦》的评价：“《红楼梦》是一个伟大的惊叹号，又是一个伟大的问号，还是一个伟大的删节号。”您曾激情澎湃地说，作为一个伟大的艺术心灵，一项巨大的精神工程，《红楼梦》不仅铭记着形形色色而又含义深长的历史社会风貌，而且还向千秋万代人们的心里，传送着诗情和智慧的火炬。特别是那句话—“中国可以没有万里长城，却不可以没有《红楼梦》”，尤其振聋发瞆，警启尘蒙。

那天，在您的《红楼梦论稿》的扉页上，我题写了您的那首七绝：

大荒山下悲啼日，红粉楼头笑语时。

欲解其中真意味，问谁有泪似情痴？

隽句名章，读来口角噙香。

“怅望千秋一洒泪，萧条异代不同时。”也许因为曹雪芹以及高鹗都是著籍辽宁，属于乡先辈吧，我对于《红楼梦》一直怀有无比虔诚、至为浓烈的感情。此间的高校与沈阳、辽阳、铁岭等市，都有一批热心的“红学”爱好者。您如能够拨冗前来，做上一两场有关“红学”的学术报告，自是大家所至望的。

大著《风萧萧》，我曾读过，记得几年前是在上海书店买到的；现又获赠它的续集《黄梅雨》，甚感荣幸。待到认真读解后，一齐向您汇报心得体会，并请指教。

信中述及对电视剧《篱笆、女人和狗》的好感，我完全认同。这里的广大观众也是这样评价它的。待我到大连时，定把您的赞誉转达给导演、编剧及剧组人员。在此先致谢意。至于您所说的：“是省委宣传部善于指导的结果”，实际情况并非如此。一则，我们都属外行，对电视剧一向缺乏研究；二则，他们远在大连，即便想做些扶持的事，也力有未逮。应该承认，这完全是他们自己弄成的。

即颂

文安

后学王充闾

1991年6月11日

注：蒋和森（1928—1996），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红楼梦学会副会长，著名红学家。先生赐信当时，我正在省委宣传部任职。

致《辽宁日报》文艺部

《辽宁日报》文艺部：

锦州市黑山县诗作者张福成同志，写了《学雷锋感怀》七律四首，寄给一家市报副刊，竟被退回。作者不服气，认为编辑缺乏文学修养，“瞪着眼睛不识货”，“误将真金当黄铜”，于是寄诗给我。我看了深为赞赏，认为此类诗本不易写，弄得不好，就会流于空泛，失之直白。而此四首诗，既能熔铸新词，涵融先进思想，又能做到文采斐然，协律严整，具见作者功力。

现送上。如果各位也与我有同样看法，请在副刊上择期发表。

诗作附后：

学雷锋感怀

堪幸雷锋马岁归，中原十亿展心扉。

湘江血泪重筹笔，煤海懿行再映辉。

尽扫邪风宜治本，弘扬正气早腾飞。

云开又见庐山面，应信人间愿不违。

唯君朗朗耀乾坤，不灭光辉壮国魂。

好事千桩皆忘己，山歌一曲总思恩。

常将有限投无限，更觉人尊益自尊。

二十年来重抖擞，英风浩气万年存。

日记由衷感至深，几番重读几番钦。

芳春本是群花放，滴水须将大海寻。

季节分清憎爱线，螺钉拧响最强音。

珠玑字字金光闪，肝胆无私照古今。

学在能行不在言，叶公落胆枉诚虔。

蝇头利重终成患，鼠目光微怎见天！

忧国忧民应奉献，谋亲谋己理笞鞭。

千军争踏雷锋路，万里征途莫息肩。

注：

湘江血泪：雷锋生于湖南望城。

煤海：指抚顺。

马岁：指1990年。

叶公胆落：指叶公好龙的表里不一。

张福成，其诗作发表后，在一次全国诗词大赛中，荣获二等奖。

1991年10月7日

致秦牧

秦牧先生：

余自学写散文，即捧读您的散文著作，含英咀华，受益良多。每以无缘识荆，未得身沐芳泽、亲承謦欬为憾。近日，在您的亲自主持下，《人民日报》“五彩城”全国散文大赛评奖中，晚生以《长岛诗踪》一文忝列头筹，抱愧之余，无任铭感。

承一位亲预其事的文友投函相告：

文友在信的最后，以十二字作结：“前辈之风范如此，万世可风也。”

恳达敬意，不胜仰望之情。即颂

秋祺

1991年10月10日于沈阳

致吕公眉

公眉先生：

春节一别，瞬将成岁；云天遥望，时切遐思。偶因盖县友人过访，问讯先生近况，知健旺如初，不胜欣慰。

我于9月初入中央党校学习，已三阅月，即将结业。回沈后，稍事休整，还将率团访苏。终年总是这样—或则轮蹄迢递，或则案牍劳形，暇日甚少。所幸在党校学习期间，得以聚精会神研读大量重要典籍；还趁国庆节公休，去白洋淀一游，见闻颇丰。蒹葭白露，秋水长天，令人神旺。此地不独抗战期间，为“雁翎队”狙击天津至保定间日伪军水上战场，而且因处于燕南赵北，古代文史遗踪甚夥。附近有古易水，闻说即为荆轲别燕丹之地。原以为其地在今易县荆轲塔一带，前游清西陵，曾渡易水、访紫荆关，寻访旧迹未得，后承保定市文物局同志见告，真正的易水送别处，在今白洋淀一带的易水岸边。缘于此间为燕赵接壤之地，自应在此祖饯。归来，草成七绝十六首，均用八庚韵；拣其中六首寄给《光明日报》，近已刊出，谨随信附呈，聊博一粲。

先生诗文清新、俊逸，近期定有许多佳构，还望惠赐若干，以慰遥思。

金牛山诗社近期可有一些诗词唱和活动？铁辛老撒手尘寰，实为书坛文苑特别是营口市文坛的一大损失，思之令人怅憾。临清诗笔甚健，秉泉雏凤声清，均为我市和全省诗坛有希望的作手，嘱笔问候。

信到之日，我已归沈，如有信函，望寄省委宣传部。

恭祝身健笔健，敬颂

文祺

1991年11月27日于北京

注：吕公眉（1912—1999），著名诗人、散文家，长期从事教育工作。铁辛，为著名书法家、诗人陈怀先生。

致温宗辛

宗辛：

信中说到，云南大理并不像想象中的萃美，这可能同你的期望值过高或者凡事力求完美的个性有关系。世间万事，完美无缺的几乎没有；如果出发前又看了太多的景观介绍或者前人、时人的纪游诗文，而你又加以想象发挥，踵事增华，进而形成一种虚无缥缈的“先设图景”，那么，身临其境之后，肯定会大感失望，甚至深悔此行的。

文人多思善感，主体意识强，他们笔下的纪游诗文，总是带有颇大的主体意向、主观成分，即使同在一地，面对同一景观，或褒或贬，常有鲜明的差异；而且，会随着心境、情绪的变化而有所不同。前代诗人对此论述得十分充分，诸如：“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唐·杜甫）；“夕阳芳草本无恨，才子佳人空自悲”（宋·晁补之）；“夕阳芳草寻常物，解用皆为绝妙词”（清·袁枚）。说的都是主观作用于客观所产生的不同效果。

我也曾到过大理，大约住了五六天，可是，什么三塔呀，南诏城啊，五朵金花啊，我都没有太深的印象，唯独对于泛舟洱海时所见到的“苍山雪”有了悟觉，有了感受，归来写了一首七绝：“碧天凉影点苍颜，古雪神云水上看。缩取银峦供画本，归来冰玉满胸间。”之所以会是这样，盖由于我特别欣赏那种清虚、超拔、通灵、神秘的境界与意象。若是换另一个人来游览，就不见得作如是观了。

除了上述因素，还有一点，审美学上有“审美心理距离说”。瑞士心理学家、美学家布洛，在《心理距离》一书中说，“距离要求，被视为‘审美知觉’的主要特征之一”；美感是主体与对象在保持一定的心理距离时产生的，没有距离的间隔，美和美感均不可能成立。作为一种审美原理，距离使得审美和艺术提高到超出实践关系、超出个人利害的狭隘范围之外，使一切审美价值与实用的、功利的、科学的或伦理的价值区别开来。

陈独秀先生有两句名诗：“相逢不及相思好，万境妍于未到时。”未登上的土地往往是最富魅力的。

承询哪些地方值得一去，从上面所述可知，这是一个颇难回答的问题。依我曾经到过的而言，国外，我认为应该去俄罗斯看看。你们年轻人，我不晓得；我们这些中老年人，过去受苏、俄文学的影响实在是太深了，到那里转转，会有前尘梦影、似曾相识之感。国内可去的地方就更多了，还说云南—因为从你们重庆到此间很方便，我在丽江听过“纳西古乐”，印象颇佳；西双版纳的边陲风光也极有特点，异国情调很浓；至于九寨沟，离你们就更近一些了，我曾写过一篇纪游散文，激赏那里的尚处于“童贞状态”、未经人工开发的原始景观。那里的山水，是那样素朴、洁白、净化，没有历史的负担和现实的雕琢，在在都显示出它的原始状态与本来面目，置身其间，可以获得一种天启般的解悟。不过，现在如何，不得而知，也许一切一切都非复旧观了。

我的散文集《清风白水》，近由作家出版社印行，现随信给你寄过去，暇时可以翻翻。里面除了收录九寨沟的游记，还有一篇关于同你的父母交往的忆念文字：题曰：《永存的微笑》。现在，他们都仙逝了，言之令人唏嘘。令尊学富五车、文采斑斓，写了几部分量很重的史学著作，我都认真读过，尝以缘悭一面为憾，而今而后就更没有相见的可能了，怎不令人抱终天之恨！

就此收笔。祝你

不断进步！

1992年5月28日

致高炜

高炜：

你好！

其二，三姊妹把至深至博的爱意贯注于她们至柔的心灵、至弱的躯体之中，然后一一熔铸到作品中去。这种情感、意念乃至血液与灵魂的移植，是春蚕般的全身心的献祭，蜡炬似的彻底的燃烧。作品完成了，作家的生命形态、生命本质，便留存其间，成为一种可以感知、能够抚摸到的活体。在简·爱看来，前一点是尊严，后一点是真爱。二者合起来，便涵盖了人生的价值。

其三，创作光有文学功底不行，还须具备深刻的生命体验。夏洛蒂如果没有她幼时贫穷、困苦、孤独的切身经历，那么，她也就谱写不出孤女简·爱坎坷不平、奇崛傲岸的生命乐章。看得出来，生命体验对于一个作家该是何等重要！生存苦难和精神困惑，往往成为一个作家实现超越性的前提，它能通过强烈的心灵震撼和情感共鸣引起艺术发现的欲望，激发作家寻求形象的表达。这是一种穿透性、原创性很强的极具生命力的思维形态。

说是阅读心得也好，说是学习汇报也好，小老师看看，能不能给个及格分数？

1993年5月6日

致高殿成

高政委：

在您的亲自安排下，这次陪同香港《大公报》记者，前往巴林右旗及附近草原采风，任务得以顺利完成，十分感谢。由于走得匆忙，您正在外开会，未及当面汇报，现以书面纪实文字，作一报告：

这次采风活动，安排一天，全程由孟参谋长陪同。他已在这里多年，现在工作即将调动，妻子特意从山东老家赶来，他便带她一起出游。

我们一行六人，凌晨用过早餐后，即分乘两台越野车出发。路经西辽河，河道很宽，乱流四溢，朝阳下金光闪闪。时当6月初，野草尚未长高，大家不免有些失望。突然看到左面山峰酷似睡美人，胸部隆起，两脚屈起，平卧苍冥之下，人们心神为之一振。

行至半途，与一羊群相遇，不下四五百头，前面草原绿毯茸茸，丛林蓊郁。大家就要在这里驻足，孟参谋长却说，更漂亮的景观还在前面，那里有一座湿地水库，野鸟成群。他的妻子从前当过民兵连长，一听说有水鸟，高兴地说，咱们比比枪法吧。

车行至水库边，“嘎”地一声停下。视野所及，果然是茂草芊芊，牛羊遍野，一大队马群悠闲地徜徉在草地上。湿地上，水鸟上下翩飞，有大雁，有鹭鸶，有野凫，还有许多叫不出名字的小鸟。天上的白云，犹如一座座汉白玉盆景，缓慢地变幻着。昔日的女民兵连长，一见到成群的水鸟，不禁心烦技痒，早已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端起小口径步枪，就认真地瞄准起来。可是，枪膛里却没有子弹。孟参谋长一看，噗哧地笑了，说：“闹了半天，忘带子弹了。”妻子才不信他的话呢！但她心里也矛盾起来，若是真能打上几只，确也过瘾；不过，环保意识告诉我们，人类有义务珍惜动物生命，应该与大自然环境和谐相处。想到这里，她便轻轻地放下了枪只。

这时，突然卷起来一阵草原风暴。刚才还是晴天丽日，片刻便黑起了面孔，阴霾满天，原来的汉白玉盆景早已被大片黑色的云团所取代，一时惊沙四起，天昏地暗。群马惊慌地翘起尾巴，顺着风疾驰；老牛则一蹦一蹦地奔逃；而羊群却聚到一处避风的场所，围成一圈，静静地站着不动。风沙过后，随之，豆粒大的雨点便紧一阵慢一阵地落了下来。小鸟则惊慌地躲进草丛里潜伏着，一动也不动。我们并不忙着找地方避雨，而是呼啸着、欢跳着，在雨中乱跑。直到风停雨止，云散天开，一切归于新的宁静。

这时，才察觉到肚子饿了。参谋长从车里取出大量食品，分赠给大家一块块面包、一瓶瓶汽水。食品之外，他把几发小口径步枪子弹递到妻子手里，然后吐了吐舌头，妻子却温柔地笑着，向他亮起了拳头。然后，庄严地说：“报告参谋长！上级指示：不准开枪。原数奉还。”逗得在场人员哈哈大笑。

政委，您看，此行是多么富有情趣啊，可惜，您没有到场。

1994年6月10日

注：高殿成，少将，时任赤峰守备区政治委员。三年前，我们曾在中央党校同班学习。

致李晓虹

晓虹博士雅鉴：

我总共出版过四本散文随笔集：《柳荫絮语》、《人才诗话》、《清风白水》、《当代散文大系·王充闾散文随笔选集》，还有一本《春宽梦窄》，正在印刷中。现寄上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两种，另有一册文化艺术出版社编辑的《王充闾创作研究论集》。

最近，中国作协偕同作家出版社在京组织讨论了《清风白水》，许多知名学者、作家出席会议并发了言。您的导师林非先生率先发言，奖掖有加。荒煤先生在医院，抱病写了一封长信，略谓：“我很同意郭风在序言中的评价：这本散文集确是独具一格，文笔洒脱，放得开，撒得远，收得拢，自由自在，颇见功力。作者如能保持和发展这种‘出格’继续前进，相信会在散文天地里闯出一条新路来的。”重点是在后面，他说：“散文之散，关键在于作者自由地就所见所闻随意抒发自己的感受，虽然也不能不联想到古今中外名文名篇、诗词歌赋，旁征博引，但不宜太多，否则就会近似炫耀。还是以少而精为好，应该着重地表现自己特有的感受。”言简意赅，直击要害。听了不啻醍醐灌顶，甚至是击一猛掌。

臧先生可能介绍过了，我并非专业作者，充其量算是一个“亦劳亦武”的民兵。也可能从业余创作的角度吧，论者抱着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说了不少鼓励的话。我清醒地自知，学有未成，力有未逮，好在前进方向明确了，今后会多加努力的。

紧张写作与课业研习之余，您如能拨冗北上，赴辽考察，至为欢迎。

林先生处，请代为问候。

1994年10月11日

致王雅轩

雅轩表姐：

这次手术是两年前做的，当时由于怕你牵挂，所以也没有通报；现在你知道了，其实风险已经过去。宛如一场疯狂肆虐的暴风雨，化而为云散天开，玉宇澄明。前段复查后，医生告诉我，放心吧，没有问题，可以有把握地做出这个结论。手术创伤也恢复得很好，眠食完全正常，信心增强了，我每天照样坚持锻炼。

应该如实地讲，手术当时，我的心绪很糟，说不清楚是紧张、是疑虑、是沮丧、是悲观，也许这些都兼而有之。过去几十年，我一直绷紧生命之弦，拼命驱驰，为的是学有所成，得遂夙志。像一列隆隆飞驶的火车，奔赴想望中的目标，放弃了身边的一切风景，不肯作片刻停留，可是，正前方突然桥断基倾，发生了险情、事故；又仿佛一个农夫终岁劳作，日夜渴望着丰收；一朝遇到无情的冰雹、意外的霜冻，自然会产生失去依托、失去动力的失落感、幻灭感，必然由原来的壮怀激烈、踌躇满志，一变而为心灰意冷、锐气潜销。当时有一种特定的心态，就是对什么也不那么相信、不那么执着了。看来，在偶然性显现的场合，是难以讲说什么规律的。

这种巨大的心理压力与心理创伤，随着身体的康复、信心的倍增而日渐平复，加上文学创作上一些成果的获得—记得术后两个月，即接到《人民日报》文艺部的通知，让我晋京领取“中国匹克杯”散文竞赛一等奖，这也增强了进取心与自信力。现在，情绪早已恢复正常，切望大姐免除挂念。

咱们上一辈的亲人，绝大多数已归泉壤；同辈的兄弟姐妹行中，包括我的姨娘、姑妈的子女，只有你是最年长的。令人欣慰的是，你的体魄幸称旺健。人说，知识女性往往长寿，事实也正是这样。

祝你

百事顺遂，康强高寿！

弟充闾拜上

1995年10月6日

致张毓茂

毓茂同志：

当时正值数九寒天，外面滴水成冰，真是又饥又渴又冷又累。可是，您的这番话却使我感发兴起，倦意全消，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我要再次郑重致谢，并且表示一下态度：我决不会辜负老朋友的期待的。

1996年12月21日

致刘文艳

文艳同志：

承询关于辽宁歌剧院演出的歌剧《苍原》的观感，总的觉得很好。这部具有鲜明中国风格与民族特色的史诗性正剧，采用西洋美声唱法和歌剧表演形式，堪称是一部民族性与世界性相统一的优秀艺术作品，可以说是西洋歌剧民族化的典范。

如果从高标准、严要求的角度，探讨它的不足，我以为主要是在剧情人物处理上，还存在着某种缺陷。现在看，《苍原》的情节设置，着眼于构建错位结构，以推动剧情发展，展示主人公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这无疑是必要的。但是，由于过分地突出了内部矛盾，特别是在尖锐复杂的民族矛盾与敌我斗争面前，在整部存亡处于千钧一发的非常时刻，把主人公渥巴锡描绘成迟疑退避，一筹莫展，进而轻率地采取易汗让位的举措，势必产生削弱其完整形象的负面效应。应该说，这是十分成功的整部剧作中的一个败笔。

我还准备专门著文论说这一看法，这里只是点个眉目。纯属个人意见，未必得当，尚待识者指教。

1997年2月12日

致诗词编者

《中华当代诗词风赋二百家》编者：

您们好！

闻说本编将遴选当代诗人222家，收入诗词作品1354首，搜罗之闳富，囊括之赅博，在当代众多诗词选本中，允称上乘。应该说，这是一件功在当今、泽被后世诗坛的功德无量的大好事。据说，书中准备收录拙作诗词达15首之多，抱愧之余，殊深感佩。

稍感不甚惬意者，是工作人员告知，选录的前提条件，必须认购15册书，否则“恕不收纳”。对此，在下颇不以为然。历朝历代，选诗为百世功，贵在坚持标准。应该是质量唯一，宁缺勿滥。如果不合标准，纵令认购再多，也绝不能降格以求。再者，考虑到诗词入选，与认购图书联结在一起，选一首诗，认购一册，也觉得有些意兴索然。不知道自己入选了这么多诗，究竟是诗艺超拔，还是出资购书使然。说句到家的话，15册书，也不是真的就负担不起；但若是以此为前提，就只好甘愿放弃入选机会了。

编安

1997年8月8日

致柯灵

顷接著名作家、资深学者柯灵先生赐函，内有“拜读大著，深佩博雅。单复兄南来，情不自禁，为说项斯，乃承华章遥颁，并赐近作多种，欣幸之感，有如贫儿暴富。读《大公报》记者文，更开鄙陋，何快如之”等语，愧不敢当。（原信见《柯灵文集》第六卷）

当即敬复。

柯灵先生大鉴：

手奉瑶函，感与愧并。先生拔擢后进，奖掖有加，令我感发奋起，自当以所教奉为准绳，兢兢求之，以不负厚望也。

自认赋性尚称聪颖，又在八年私塾中系统接受了传统文化教育；而且数十年间，朝乾夕惕，无时或懈，投入的不可谓不多，但收获的实在又太少。其间，主客观的原因都存在：

一是，高中毕业时，患上肺结核病，失去了报考一流高校的机会，病愈后，在一所中学教书，并被保送到高等师范院校本科就读，中间又遭遇“啃青”—因教育事业飞速发展，应工作急需，毕业前一年，就被选拔出来担任中学教师。工作环境，僻处县城，眼界狭窄，周围人群没有更高远的志向，自己也满足现状；没能及早考取研究生，获得进一步深造。

二是，环境所限，身旁没有遇到高层次的名师、大师级的人物，缺乏明人指点，缺乏明确的努力方向，缺乏标杆与激励机制，纯然靠自己摸索，以致悟道太迟。

三是，外语不过关，所学俄语遭到废弃；接触西方哲学、史学比较晚，而且研究不得法，亦不够系统、深入，对现代人文科学只能说是一知半解，缺乏坚实的基础。相对于中国传统学问的研索与掌握，两者不相匹配，属于瘸腿，不能相得益彰。郁达夫先生在新加坡买了三千册英文书，一夜看一本。有人问：“为什么不看中文书，连一部《辞源》也不买？”郁先生说：“九岁我便会作诗，十八岁赴日留学，读的中文书数以万计，专攻过《辞源》，现在应该多读英文书。”闻之怃然。

信笔写来，尘秽视听。虽曰掬诸肺腑，恐亦片面、芜杂，还望先生不吝赐教。

王充闾拜上

1997年10月17日

致康启昌

启昌大姐

您好：

天道无情，哲人其萎！作为迟献的花圈，敬题七律一首，以寄哀思：

崎岖历尽惜明时，红烛长燃力不支。

珠玉未随清梦杳，文名久被世人知。

萍踪汗漫千程远，噩耗沉埋半载迟。

静夜无眠怀旧雨，一篇薤露寄哀思。

1998年1月7日

致沈阳师范大学

沈阳师范大学于文明同志：

大函阅悉。知沈师大中文系经专家评定、国家教委审批，即日起将设置当代文学硕士研究生点，这是一件令人快慰的喜事。为祝为颂！

信中谈到，准备聘我为带硕士研究生的专职教授，讲授文学创作课程，每学期三十六个课时。感谢学校对我的信任与垂顾。但是，我现在仍在省人大常委会任职，同时兼任省作家协会主席，并且是中国作协的主席团成员，每个月都要参加一些会议。而且，创作任务也十分繁重，各地约稿甚多，文债山积，清偿无计，左支右绌，压力甚大。诚恐贻误教学与辅导工作，有负校方与学生的期待。是以谨此辞谢，敬希鉴谅。

1998年3月4日

致刘文玉

文玉同志：

首先，热烈祝贺您从事诗文创作五十周年！作为市文联扛旗人和诗歌界的耆宿，长期以来，您对于省内外诗文作者，博施雨露，霑溉良多。而我，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受益者。多年来，从您这位良师益友身上，获得过大量有力的支持，至今铭感五内，萦萦不能去怀。

您这方面的感人事例颇多，这里只讲一件事情—

这使我联想到，80年代初，营口市的市委书记王宝纯同志。那天，一个偶然机会，我们在东北旅社碰面了。我说：“王书记，你知道，我的家在营口，现在我还两地分居，干脆把我要回去吧！”他却严肃地说：“这是组织上考虑的事，我怎能去要呢？”因为说得在理，我自然也没有任何想法。但几天过后，省委组织部一位领导找我谈话，征求意见：是否考虑过工作调动问题？我如实地讲了上述情况。那位领导笑了，说：“正是宝纯同志代表市委提出要的。但他原则性强，一切公事公办，不想个人买好。”宝纯同志口碑很好，我们在一个班子里共事五年，受益良多。斯人已于去年因病去世，但风范永存。

您也是新中国成立前走进革命队伍的老同志，等身诗文，固足光耀神州，而懿行盛德，尤其堪称表率。

诗文创作五十周年大庆，为诗以赠：

管领吟坛盖有年，奇葩新秀两争妍。

群贤共仰诗思健，彩笔长描正气篇。

文安！

1998年6月30日

致香港《大公报》

《大公园》副刊编辑先生：

您转来的读者宗元先生的信，已经收读。信中指出：拙作《鹭鸶的苦境》中的“鹭鸶”系“鸬鹚”之误，这是完全正确的。见信后，我就在文稿中把它改了过来；如果能在贵报上郑重刊出指误意见，尤所至盼。

本想直接寄信给宗元先生，但因不知通信地址，只好烦请先生代致感佩之忱。

1998年10月13日

致沈靖浪

翻检年来形成的卷宗、文稿，偶然发现湖南省临湘市长城路4号沈靖浪先生3月14日的来信，内有一首七律《八十抒怀》，并以半副联语征对。这半副联语是：“缘结文字三生，雨露均沾濡老朽”。当时不慎压存卷底，未做答复，实乃大不敬之甚也。为了不致造成终生遗憾，现立即把笔作复。

沈老先生钧鉴：

先生的律诗格调高古，用字考究，有蕴涵，有韵味，炉火纯青，具见功力。所征联语，谨复如下：

出句：

缘结文字三生，雨露均沾濡老朽；

对句：

心通灵犀一点，诗联共赏启新知。

仓促续貂，碍难应命，聊偿愧憾而已。

新年即至，遥颂

康祺

王充闾于沈阳寓所

1998年12月21日

致骆志云

收到浙江省义乌市读者骆志云寄来的购书款一百元，很过意不去，却又不便退还，只好将我所有的作品各拣出一本寄去，以慰远方书友。

骆志云先生：春节好！

感谢您的青睐。虽然我从50年代末就开始散文写作，但作品的结集却是新时期以后的事，至今已先后出版了《柳荫絮语》、《人才诗话》、《清风白水》、《当代散文大系·王充闾散文随笔选集》、《鸿爪春泥（旧体诗词）》、《春宽梦窄》、《沧浪之水》（繁体字，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面对历史的苍茫》、《三人行·名家散文精品》（王充闾、叶楠、李存葆合集）、《中国当代散文精品文库·王充闾散文》等十部作品。现在，我把手头现存的九部，一一选拣出来，给您寄上；还有一本《柳荫絮语》，因为出版较早，手中暂时失存，但我可以到春风文艺出版社去翻翻库底，估计能够找到；还有一部新写的历史文化散文《沧桑无语》，即将在上海东方出版中心印出，一俟样书到手，我就连同《柳荫絮语》一道，给您挂号寄去。

敬请等待，即颂时安。

王充闾于沈阳

1999年2月2日

致聂鑫森

鑫森先生：

去年12月温州之旅中，我们曾相将游于谢灵运池上楼遗址，谈笑甚欢，备极融洽，留下了极好的印象。记得归来后，就收到了您寄来的自作国画，并有一首题诗：“才辞雁荡几重秋，又觅风流谢氏楼。池水已无春草死，苍苍暮色拥孤丘。”我当即复函，深致谢意，料已达览。

日昨，又见到刊载于《湖南日报》副刊上您写的《王充闾印象记》，肩题是“不管他任过什么职务，从骨子里透出的仍是一种学者和作家的气度”。令我深深感动，许之以为知己，当即顺口呼出：知我者，聂子也。

您的散文和旧体诗，逸韵天成，都写得十分出色。我尤其喜欢您的短篇小说，往往是想落天外、意出尘表，令人拍案叫绝。

文祺！

1999年4月10日

为《语文三昧》杂志题词

《语文三昧》编辑部：

大札奉悉。

谬承青盼，感愧何似。遵嘱，题词如下：

作为民族文化的基石，语文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是陶铸灵魂、增长才智、把握知识、实现全面发展的基础性学科。一朝谙熟，终生受用。

1999年4月11日

致《文艺报》

新世纪伊始，《文艺报》刊发中国作协全体主席团成员的新春寄语，并附照片。

我的寄语是：

春天是美丽的，百花争艳，万物昭苏。然而，自然界的春光又是不能久驻的，转眼间，繁花似锦、姹紫嫣红变成了落英缤纷、残红委地。古代有人幻想“三百六十日，长是看花时”，实际上很难实现。世间一切事物，有盛就有衰，耀眼芳华何尝不是如此！要想挽住芳菲，我看最好的办法，是把它留在心里。

心里有了明媚的春光，就会心花怒放，充满勃勃生机；就会灵光四射，迸发创新精神，展现青春活力。因为春光、春色是与青春联系在一起的。

其实，生活很像镜子，你对它笑，它也对你笑；你对它哭，它也对你哭，正所谓“象忧亦忧，象喜亦喜”。快乐无须他求—心里有了长驻的春光，任它四时代谢，总会芳菲满眼，生机盎然。

2000年1月29日

致徐中玉

敬爱的徐先生：

近日与沪上东方出版中心谈妥，拟将书稿《何处是归程》送去付梓。计七十篇，约三十五万字，分为《风铃守候着童心》、《行过悠悠岁月》、《浮世清欢》、《裁剪诗情入客怀》、《坠绪茫茫》、《他们从这里走进历史》六部分，题记为两首七绝：“一、世间无缆系流光，今古词人引憾长。且敛飞花存碎影，勉从腕底感苍凉。二、生涯旅寄感飘蓬，浮世嚣烦万类争。为雨为晴浑不觉，迢迢心路觅归程。”一俟印制出来，即刻送呈，以求指教。

如先生所知，晚生近年散文写作，以历史题材为主。写作中思考较多的，一是关于历史题材散文的史事与情思的关系；二是历史题材散文的史实与今义的结合问题；三是历史材料在创作中审美意义的生成；四是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相互制约与相辅相成；五是历史题材散文的现实期待；六是历史题材散文特有的审美价值；等等。

先生为文坛巨擘，著作等身，对于文艺理论尤有精湛而独到的研究。1994年年末赐赠的《激流中的探索—徐中玉论文自选集》，至今我已读过多遍，从中获益极深。治学之余，尚望时时有以教我。

古人云：仁者寿。祝愿先生身健笔健，福寿绵长—何止于米，再庆期颐，相期以茶。

王充闾寄自沈水之阳

2000年2月15日

致蔡嘉

嘉女士：

您说今夏将有东北之行，到沈阳时，务请告知，我当前往迎候，面致感念之忱。

2000年3月30日

注：蔡嘉，香港著名女作家，笔名舒非，香港三联出版公司编辑。

寄书于文政

沈阳诗友于文政先生雅擅诗词，作品在全国诗词大赛中曾获一等奖。交谈中，说到极爱清代著名诗人黄仲则的诗，可是《两当轩诗集》，苦于无处购得。分手后，我立即百般求索，终于在鞍山新华书店买到，当即给他寄去，并附七绝一首：

多君健笔赋鸿章，南北骚坛擅胜场。

百卷清诗罗几上，两当轩里共吟窗。

2000年6月16日

致汪一方

接常州读者汪一方来信，略谓：“拜读历史文化散文集《沧桑无语》，眼界大开，获益匪浅。那是一本适宜于细细品味的著作，沏一杯淡茶，坐在窗前，一卷在手，每有豁然开朗的心情。不亦快哉！”

遂复一函，附七绝一首：

汪先生：

承蒙错爱，无任感怀。塞北江南，情通一线。常州为我旧游地，曾多次过访瞿秋白、张太雷、苏东坡、黄仲则、赵瓯北等今古先贤遗迹，也曾到过武进的阖闾城、淹城遗址，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至今魂梦犹经常萦绕其间。现在，又结识先生，虽未曾获一面之雅，亦当结想于无穷也。率题一绝，以抒瞩望之殷。

文园万里有知音，惭愧南天瞩望深。

我正因之梦吴越，盈盈碧月点天心。

2000年7月18日

致杨仁恺

日前，享誉海内外的博物馆学家、书画鉴赏大家、辽宁省博物馆名誉馆长、文史研究馆名誉馆长、辽宁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美术家协会名誉主席杨仁恺先生，以其杰出的成就，特别是对历史文化遗产的考鉴、拯救及中国文化在世界的传播中所作出的卓越贡献，获得省政府授予的“人民鉴赏家”荣誉称号。予以省作家协会主席名义，向杨先生致信祝贺：

杨先生雅鉴：

您以杰出的贡献、卓越的成就和播声海内外的崇高名望，获得“人民鉴赏家”的殊荣，端属实至名归，诚辽宁文坛之盛事，为我辈文人之所宜同庆也。

欣慰之余，题赠七绝一首，敬希两正：

鉴美弘文五十年，神州域外仰高贤。

宗师德业称型范，霞彩桑榆丽满天。

2000年10月11日

致辽宁教育出版社

辽宁教育出版社：

承蒙委托审读《饮水词笺校》一书，感谢编辑部的信任。

这是一部兼具科学性与艺术性，同时兼顾普及性的学术价值很高的著作。笺校者赵秀亭、冯统一在版本鉴定与校勘、学术研究、诗词鉴赏、古文字阐释等多方面，具见功力。他们凭借较高的学养和多方面的知识储备，采取严谨认真的科学态度，发挥锲而不舍的精神，积十数载之功，广泛吸收有关研究成果，在冯统一编校的天风阁本《饮水词》的基础上，增益补阙、校勘匡谬，完成了这部在学术界、词学界和酷爱纳兰词的读者群中会有相当影响的学术著作，是近年来可喜的一项出版成果。

本书以康熙年间《通志堂集》为底本，参考其他多种版本，对纳兰词重新作了包括校订、补辑、笺注、编年等多方面工作的全面整理。编校者态度十分认真，钩沉辑轶，斟字酌词，丝毫不苟，确有“一名之立，旬月踌躇”的谨严精神。其收词数量之全，抉择去取之精，借鉴参考之广，校勘爬梳之细，对于纳兰词的研究，可谓功莫大焉。

本书在出版过程中，编辑、审校、印制质量，亦均属上乘。

评审者王充闾

2000年12月3日

致吴长友

长友同志：

谢谢您的关切。

您来电询问：“估计你不会犯了错误吧？怎么电视报道你主动辞去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职务呢？家乡同志都十分关心。”

新的历史时期，在方方面面，都呈现出巨大的历史进步。其中的一项是正式建立了干部退休制度。按照年龄规定，不管职务多高，到时候就退休。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副主任，按照规定，在六十五岁退役。我的年龄已经到限，自然应该退出。主动申请，是履行程序；就个人来说，也是向组织表明态度，这是我实心实意的请求。这样，从此我就结束了从政生涯，可以集中精力创作、读书、做学问了，绝对是好事。

乡亲中再有问到此事者，希望您能予以解释。谨此拜托。

2001年2月24日

致刘春晖

春晖同志：

刚才你问到“放过蛟龙”一语的典故，几句话说不清楚，现以文字答复如下：

这次承蒙上级有关部门委任，我以鉴定专家组组长身份，参加了辽宁大学“211工程”文艺学学科子项目建设竣工验收工作。

验收合格之后，小组成员与辽大有关负责同志坐在一起茶叙。本项目建设实施领导小组组长、博士生导师高凯征教授，忆起了几年前的一则逸事，他说：

充闾先生以省作协主席身份，主持作家职称评定工作。开始前，他有个开场白，要求我们这些评委要切实坚持标准，坚持原则，做到公道正派，实事求是，既防止把不够格的评上，也要注意不要有“遗珠之憾”。记得当时还念了两句诗：“禹门纵使高千尺，放过蛟龙也无妨。”今天，蛟龙不见得有，不过，大家还是网开一面，这叫作：“放过游鱼也无妨”吧。

作协评定职称时，记得你也在场。高教授说的那个场景，确确实实存在。这里有个典故，出自宋代一部名著《诗人玉屑》里。有个毛国英，以诗鸣世，一次经过岳飞驻兵之地。当时江禁正严，他被堵在外边，无法进去，于是，题诗一首，呈送给主将岳飞：“铁锁沉沉截碧江，风旗猎猎驻危樯。禹门纵使高千尺，放过蛟龙也无妨。”口气很大，以蛟龙自命。岳飞看过一笑，说：这是一位诗人，给他摆渡，送他过去。

2001年3月16日

致沈阳文史馆

沈阳文史馆：

程门犹记受知时，遗爱长存去后思。

十载人天悲永隔，一篇薤露悔成迟。

孤坟岭下雪丝丝，落木寒烟夕照时。

如此高才埋地土，从知绝物总难持。

（沈老墓在盖州青石岭侧）

书当快意常收尾，人到相知易别离。

解得庄生参悟语，浮槎终有落帆时。

想见先生旷世姿，弦歌绛帐最堪思。

临风不待山阳笛，独对沧桑唱旧词。

（此首系集沈老诗句）

2001年3月23日

致省作协

省作协党组：

我们应该树立雄心壮志，拿出真本领，狠下硬功夫。关键在于提高质量。应该看到，一定的创作数量，在帮助新生力量冲出“马太效应”的过程中，是必需的；但达到一定水准之后，质量就是绝对重要的了。如果只是在同一水平线上原地踏步，数量再多也没有多大价值。从一定意义上说，文学史的眼睛，只是盯着质量。

2001年3月27日

致颜翔林

翔林先生：您好！

我常想，作为一个成熟的作家，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固属难能可贵；但又不能满足在这个层次上，还应勇于突破自己的窠臼，跳出固有的藩篱，争取层楼更上，别开生面。

拙作《沧桑无语》面世后，得到了很多赞誉，有人说它大气淋漓、铺张扬厉，有人肯定作者的史学功底和学养，有人认为它质量厚重、开掘得深。我想，如果再在这方面下些功夫，当然也会取得一些新的成果，但总会给人重复自己，原地踏步，“破帽年年拈出”的感觉，因而打算要开创一方新的天地。我想通过这本《何处是归程》，让人看到作者的一副另样的笔墨，亮给读者一个崭新的面孔。当然，这绝非易事，它不仅需要清醒的意识，需要勇气，也需要驾驭多样题材、娴熟多种手段的功力。

现在，摊在我们面前的这本散文集，就内容看，可说有别于上一部，或者说有别于过去其他的集子，它偏重于反映童年生活，偏重于揭示作者的内在世界、心灵感受，有一部分专门写了文学艺术方面的闻人。从表现手法上看，比较柔细、活泼、从容、闲适一些，议论少了，白描多了；敞开自我，揭橥内心。当然，这种敞开是有节制的，注意到把持自己的情绪，不像有些少男少女那样披猖无忌，毕竟已经人过中年、渐进老境了。朱自清先生“淡装平步入中年”的诗句，一直萦回在我的脑海里。

堪资自慰的是，通过这部散文集，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没有陶醉于固有的成绩，而是在不断地追求，力图有所创新（即使从上网、换笔等细微小事上也能看得出）。可以看出作者的心态、立足点，切实已从宦途中调整过来。如果说，《沧桑无语》反映的纯粹是文人的意绪；那么，这本集子则突出地显现了文人的形象，做到了回归自我，体认“本根”，反映出沧桑阅尽，人过中年的心境。这从淡泊自甘的心境可以看出，从落花情结、苍凉意绪可以看出，从文字的朴素自然也可以看出。

我过去在一篇散文中说过，事与愿违是常见的，有时要走向草场，结果却蹩进了马厩。原来设想的许许多多，最后究竟做得如何，恐怕也是很难说的。仓促中写下了这些想法，未必准确，随便谈心而已。有些什么需要我再提供的，望随时示知。

再申谢忱，即颂

教安！

2001年6月16日

注：颜翔林，当代美学家，著名学者。文学博士、哲学博士后，湖南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现为温州大学人文学院特聘教授。

致越儿

今年中秋，恰与国庆节赶在同一天。重庆《红岩》编辑室主任、青年散文作家越儿（王英）发来邮件，说本世纪共有三次中秋、国庆两节赶在一起，下一次是2020年。相约到时再通音问，互道平安。

复函如下：

越儿：

三峡一别，瞬息经年，而当时诸位文友相聚采风情景，犹在眼前。

您的问候来自巴郡，令人忆起一千多年前李商隐的诗句：“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您的话，李的诗，都富有感召力和鼓舞力，前程在望，令人向往。只是到那时，我已是八十五岁的龙钟老叟了。人生多故，世路苍茫，究竟如何，却很难说。但愿每一次联系，传递的都是平安、顺遂的信息。

2001年10月1日

附记

真是“世事茫茫难自料”，在我整理信函，看到这一邮件时，心头陡地一震。赐信人越儿离开人世，竟然已经整整五个年头了。

从一位作家那里知道，越儿于2008年11月25日，从家里的十四楼跳下，不幸身亡。什么原因文友也说不清楚。大约也不过三十岁，朝花早殒，实在是太可惜了。

记得在《散文百家》杂志上，曾读到过她的一篇散文《“过客”与“归人”》，当时印象很深，便保留了下来。里面是这样写的：

已经等不及最后一面，浩就走了。这种时候总该有一场雨的，灵棚外的小路果然有些湿润。看望了她的家人，我和同学宏便在木桌上各自展开那些剪裁好的纸样，摆弄出一朵接一朵纸做的白花。那些惨淡的纸花，亦如浩。“生者为过客，死者为归人。”按李白这种说法，浩做了“归人”，她这是“回去”了，回到她来时的地方。那里至少没有忧虑懊悔悲愁苦痛，因它们是一路衍生出来的，是后来的。这样一想，“回去”也没什么不妥，早晚大家都是要回去的。而当我们同为“过客”时，那时我们怎么没想到这人世的路我们是难得一同走一遭的，便要互相顾惜着，一起走过。先前我们是一道走了一程，因为各自谋了不同的事后来便分开了，这一分开就是失散多年。好容易打探来的消息竟是她的不幸：肝癌晚期。在这个崇尚叫喊的时代，病房里的她却始终咬紧牙关忍着，连生病的事都不曾告诉同学。而我们这些好端端的人，却在为路上的一些磕磕碰碰喋喋不休。甚至因为她对于自己的状态一向的缄默，我们就权当她是好好的，便还是各自上自己的路，就不曾想想她还在路上，她的悲苦。这样的冷漠，是有的，我们敢不承认？

我们是不能再做这样的“过客”的了。我们起初来时的善良宽厚仁爱都到哪里去了呢？我们既已带出的东西就要用一生来保管好，将来也是要带“回去”的，不然人家问起来：别人都有的，怎么就你的弄丢了呢？“回去”也得有个好交代才行。所以，若是手里拿着玫瑰，那就要心存有爱。给予了，自己也会手留一瓣心香的。若心生嫌隙，恐负重一生。释迦牟尼曾说：“只有爱可以止恨。”此生苦短，这一路彼此还要善待才是。

这番话说得很深刻，很透彻，也很伤感。现在看，何尝不是一番讖语，一份诀别词！

那年她在国庆节与中秋节发信时，还记怀着、企盼着2020年双节重逢，人天共庆；曾几何时，一切便都成了画饼！老者在而少者亡，悲哉！

2013年11月30日

致牟心海

心海同志：

我经常以感激的心情，回忆履职宣传部期间你所给予的真诚的支持与帮助，钦服你对省内文艺界的了解之深刻、把握之娴熟、决策之审慎，并多有学习与借鉴，至今仍铭感于心，念念不忘。

二十年岁月倏忽飞逝，于今，我们都已步入了老境，彼此各从所好，各适其志，笔耕不辍，取得的成果也颇堪告慰。所不同者，以性情论，我们虽然都不喜欢热场，而你沉静寡言，更趋内向；而且，你由于身体一向健康，喜欢静坐书斋，或面壁沉思，迄无锻炼习惯。对此，我不是没有想法的，说得重一点，叫作“期期以为不可”。记得一次聚会时，我曾以长兄的口气，敦促你对此力加调整，越快越好。我还危言耸听地说，性格内向，已经有害于健康，若再不留意锻炼（特别是散步，有助于疏散忧思，平添乐趣），无异于“孤树加双斧”。你貌似平和，实质上，极有主见，甚至有些执拗，这我是熟知的。当时听了，你似乎不以为然，只是出于尊重，未加驳诘，只是一笑置之。

出于感佩与关心，现在，我又旧话重提，还是要说，已过花甲之年，健康应该提升到第一位。尽管尚未养成锻炼习惯，但“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对老年人而言，最好是坚持散步。如果睡晚眠迟，早晨起不来，不妨晚上出去，好在此地空旷，远离车道，林木葱茏，环境甚佳。

你知道，我是天天早晨出去，风雨无阻的。日日穿行于公园中，随处所见，都是伸腰劈腿、大步流星、形形色色的锻炼人群。而最令我感动的，是这样四种人：

一个罗锅老太太，往那一坐就像个圆球，往前走，也像一个圆形的物体在艰难地滚动，可是，天天风雨不误，总是出来转游。

一个老妪已经高龄了，走路很困难，脚腿都蜷曲着，艰于挪动，但坚持锻炼不辍，而且，走过一段以后，总要找个横木或铁栏杆按摩腿肚子。

一对母女，母亲半身不遂，手总是捂住一侧，不能动，这一侧的腿也不太听使唤；另一侧的手拄着一个拐杖，强力地撑持着，艰难地摇撼着，往前迈着腿，极度吃力。女儿在一旁耐心扶持，有时由女儿架着往前走。

一个男子，白胖胖的，四十上下年纪，脖子上挂个小袋子，不知装的是不是钥匙？属于脑血栓后遗症患者，但每天还是往前艰难地挪动。看来，此人过去肯定是经常酗酒，爱吃肥肉。如果他能早些省悟，何至于此！但现在认识到了，“知迷途之未远，觉今是而昨非”，尚属可嘉。

看到这些人的顽强、坚毅的表现，我又兴起了给你写信的意念，希望你看过后，有所触发，有所感悟。

我在赞颂他们“生的顽强”的同时，也深深慨叹他们“活的艰难”，从而产生了一些感喟—人在未病之前，往往不知道爱惜自己，不知道珍视健康；人在未老之时，往往不知锻炼身体，不知提高生命质量之必要。而一经认识到了（这出自最实际的生命体验），便都极度地虔诚，极度地认真，最能坚持，极有毅力。如果当初能够认识到这一点，从那时开始锻炼，该何等有效呀，可是，有谁肯这样做呢？“老似名山到始知”，信然。人只有在得过一场大病之后，才会加倍地珍惜健康，知道健康之可贵。不过，一旦健康恢复了，便又胡吃海喝，饕餮大嚼起来。难怪一本书上说，人是一种健忘的动物。如果加以补充的话，人也是一种忘本的动物。

放怀纵笔，不知所云。

顺颂

春安

2002年3月19日

致李东红

沈阳图书馆馆员李东红近日在学术研究中，涉及到清代军队的发展变化，以及政府对军队的控制问题，希望听听我的意见。

东红：

近日写作历史文化散文，对于历史悖论问题屡有涉及。大函中说到清军的嬗变过程，我想，这里面同样也存在着历史悖论。

清朝入主中原初期，当时的军队主力是八旗兵；后来发生了变化，到鸦片战争前夕，绿营兵渐渐成了主力。对这两支军队，清政府都是有绝对指挥权的。那时的地方军政长官，上自总督、巡抚，下至提督、总兵，绝大多数都是满员大臣。可是，到了太平天国起义之后，湘军、淮军相继兴起，并且成为对付农民起义的主力军。这时，军政长官已由过去的满人全盘包揽而转向汉员大臣过渡；以致不通过湘军、淮军的督抚提镇，清政府已经无法实现对军队的指挥、控制。这样，实际上，满人对军队、对地方的武力统治已经明显地削弱了。应该说，晚清的统治，是在曾国藩为首的湘军的征战下得到维持和延续的，但是，维护的同时，恰恰是这种统治的实质性削弱。因为汉族军阀的产生与壮大，也正是由于湘军、淮军的勃兴引发的。可谓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这正是历史的悖论。也是满族统治者所始料未及的。

2002年6月9日

致石杰

石杰教授：

关于读书心得，下面摘录几段近年的读书笔记，有些是自己的感悟，有的则是读书的摘录：

2001.5.17要走向人的内心世界，文学要“向内转”。应该启发对自己内心、对人性拷问的自觉意识。要注重文学创作的主体作用，自觉表现人的内心世界，自由开拓“内宇宙”的深邃领域。具体表现为题材的心灵化、语言的情绪化、情绪的个体化、描述的意象化、主题的繁复化，从而使文艺更加贴近现代人的精神生存状态。“向内转”的结果，有助于回归文学本体，使文学向自身内部规律转靠；有助于深入剖视文学的主观因素的构成，以及摆正文学在审美关系中的本体位置。人类逃避对自己的拷问似乎已成为本能，成为一种难以克服的心理。因此，将笔触伸向人性深处、指向内心，这是一种珍贵的文学品质。可以说，这种“向内转”的文学倾向，是长期以来残缺的、异化的文学向全面的、本真意义上的文学的回归。

2001.8.2重视生命体验。生存的困境是思想者的摇篮。伟大的思想家都是在生命的挑战中诞生的。思想的产生与思想者的生命投入有直接关系。当然，一个作家即使有过生命投入，经历过沉重的苦难，也不见得就能写出好的作品来。有经历，还要有感悟，而且感悟是关键。把苦难反映到文字中去，未必就是文学，但如能从多种视角来审视苦难，并能对苦难进行形而上的思索，这些体验就可以化作思想和情感的资源。生命体验与心灵体验有所不同，生命体验带有生理性质的经历，而心灵体验则纯粹是心理性质的。有了生理性的切肤之痛，才能有铭心之悟、血性之文。

2001.9.6正确地认识自己，警惕成功的陷阱。看了茨威格《昨日的欧洲》，其中有一段至为精辟的话，使我清醒，使我戒惧：“人一旦有了成就，这个名字就会身价百倍。名字就会脱离使用这个名字的人，开始成为一种权力，一种力量，一种自在之物，一种商品，一种资本，而且在强烈的反冲下，成为一种对使用这个名字的本人不断产生内在影响的力量，一种左右他和使他发生变化的力量。那些走运的、充满自信的人就会不知不觉地习惯于受这种力量影响。头衔、地位、勋章以及到处出现的本人的名字，都可能在他们的内心产生一种更大的自信与自尊，使他们错误地认为，他们在社会、国家和时代中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于是，他们为了用本人的力量来达到他们那种外在影响的最大容量，就情不自禁地吹嘘起来。”这是什么？就是异化。我的那篇《挑战自我》，就是在这之后即兴写出来的。

2001.12.14读了尼采之后，加深了对艺术本质的认识。尼采认为，艺术比真理更为神圣，艺术是生命的本来使命，艺术是形而上的生命活动。在尼采眼中，生命是通过艺术来自救的。艺术可以称之为生命最伟大的动力，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他要通过艺术把人生变成审美的人生。在这方面，尼采与庄子有共通之处。尼采提出一种超越痛苦的具体途径，认为只有艺术的方式才能实现对痛苦的超越，强调以一种审美的人生态度去对待生存活动。这使我想到了屡遭厄运的古代文人李白、苏轼。他们就正是通过艺术创作来解脱痛苦、超越苦难的。

尼采对比了历史上的三种人生观，认为唯有希腊人的艺术化人生才是正确的道路，生命只能通过艺术才能得以拯救。用尼采的话说，艺术可以看作是生命的最高使命，是生命本来的形而上的活动，通过艺术可以悲剧性地表现人生，从而在痛苦中感受到人生的欢乐。卡夫卡也是这样。对他而言，艺术创作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兴趣、爱好，它是压倒一切的，是他生活的意义所在，是他的存在方式。他把自己的整个身心都投向了创作，他说：“我恨一切与文学无关的东西。”

2002.1.24脑袋逐渐有些开窍，拓展了艺术想象的空间。开始认识到，意义世界是无穷尽的，历史与现实都有许多种存在的可能性，文学的意义就是勘探这些可能性，形成诗意的世界。学术和知识能丰富人性，能使人的内心更加广阔、更加充实。但是，太沉溺于学术，也会使人丧失想象能力，丧失人性的光泽。所以，在拥抱知识的同时，必须善于穿透知识，冲破知识的樊篱，这样才有望释放出丰富的想象能力和人性的光泽。

信写得太长了。有关历史方面的学习，容后续谈。

学安

2002年12月8日

前信着重谈了学习西方哲学的情况与心得体会，这次想从西方史学这个侧面做些补充。

说到读史，我在八年私塾中，接触最多的可能就是历史了。《左传》、《国语》、《战国策》、“前四史”和《资治通鉴》这些标准的史书不必说了；即便是那些经书，按照前人“六经皆史”的说法，应该说，那也属于广义的历史。

我国有悠久的、十分发达的历史文化传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但过去的所谓正史，基本上是王朝更替的记录、帝王将相的家谱，除战事外，社会史、文化史、思想史、风俗史记载得不多，据此难以看清历史的真实面目；而且，大量史书中载事不见人，只注重历史事实与历史过程的记述，着眼的是历史的客体。应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缺陷。

通过学习哲学，掌握了马克思唯物史观以后，分析、研究历史问题有了科学的方法，而西方史学的研究，又帮助我开阔了视野、扩展了眼界。这样，深化或更新了下述一系列认识。

—历史的偶然性与必然性。历史的选择性里有历史偶然性的因素；而说到历史的必然性，也并不完全等同于不可避免性。重视历史的选择性，其最大意义在于，有利于强调每个人作为历史主体的作用，避免把历史的必然性曲解为历史宿命论与不作为主义。

—历史的进步与倒退。以往历史理论一味强调历史是进步的，前途是光明的。这种历史观容易导致人们对历史进程抱着盲目乐观的单向思维，很可能对历史逆流放松警觉。我国的“文革”十年，就是历史的倒退。

—历史合力与个人作用。历史发展的合力系统，是恩格斯对历史动力的经典阐述。这种合力中，既有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所构成的基本动力，也有与其相联系的其他因素的合力作用，例如意识形态的强大反作用力等等。历史合力模式，既把历史上大人物对历史发展的正负作用包含其中，也把每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对历史的选择性囊括在内，凸显了每个历史参与者在历史选择性上的主体作用，肯定了每个人独有的主体价值。

—过去总是认为，对历史的认识应当有一种最终的符合客观实际的唯一正确的结论。其实，作为人类的活动，历史与自然界不同。自然界与人有着本质的界限，而历史上的人类活动，除了作客观的考究之外，还必须借助认识主体自身的人生经验去进行体察。在认识历史的过程中，认识主体的概念体系和参照系统会发挥更大的作用。事实上，离开主体的人生体验，也就根本认识不了历史。这就决定了即使在同一时代，可以说，有多少个人就有多少种对历史的理解。

—历史的决定因素不止是一个。人类社会是一个极复杂的多种关系的结构体，支撑和推动这个机体的是人，而人出自其本性有着并列的多方面的要求，绝不能归结为单一的物质满足。除了衣食住行等经济生活方面的要求，人们几乎毫无例外地追求真善美，于是以审美的形式创造了文学艺术；人们有了人格和尊严的观念，于是产生了伦理道德；人们有探索、求知和展现自我的欲望，于是产生了教育与科学；人们有心灵上的困惑，需要宁静与净化，于是形成了宗教。所有这一切，都是人性的产物，都植根于人，为人所必不可少，都是社会关系结构的独立方面，并使社会得到必要的调整和演进。物质生产无疑是人类生存的基础，但它不是社会演进的唯一因素。它对其他社会关系和社会活动的影响，不是单一的因果性关系。人的其他活动和关系，有其自身的独立根源，各自发挥着不可代替也不可缺少的作用。只有将所有这些关系系统调制成一个整体，才能使社会健康发展。

等等。

通过接触法国史学各派的理论，包括新黑格尔派史学、年鉴派史学、批判的历史哲学，从中获取一些有益的启示，加深了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和认识。新黑格尔派的哲学家克罗齐认为，历史知识是思想的产物，是过去时代的活的思想，所以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也就是说它只存在于历史学家对它的思想认识之中。柯林伍德认为，历史就是思想史，是人们思想活动的历史，所以历史学的任务，就是重演过去的思想。他猛烈地批评“剪刀加糨糊”式的传统史学。关于年鉴派史学，我读了两部代表性作品：马克·布洛克《历史学家的技艺》、保罗·利科的《法国史学对史学理论的贡献》。布洛克强调理解重于评判。他认为，“史学家不应该以法官自命”，而“不幸的是，由于习惯于判决，也使人们对解释失去兴趣”。他有一句名言：“理解才是历史研究的指路明灯”，而脱离特定的历史环境，就难以理解任何现象，“正如古老的阿拉伯谚语所言，‘与其说人如其父，不如说人酷似其时代’。”布洛克强调，“史学家必须与全部生活之源泉—现在，保持不断的接触”。一个伟大的数学家，并不因其对现实的懵然无知而有所减色，而一个史学家，若对周围有血有肉的现实生活漠不关心，那么，“应该称之为古董迷”。

美国新历史主义，以斯梯芬·格林布莱特和海登·怀特为代表。一方面是历史学的视野从以重大政治事件与人物向特定阶段的普通事件、普通人物拓宽；另一方面是旧史学的实证主义、历史客观主义向主观主义的历史相对主义倾斜。怀特否定了人们可以通过历史文献把握正确无误的历史真实的“天真”想法。在他看来，任何理解与阐释都不能超越历史的鸿沟而求得原意与原貌，也就是说，历史的本来面目是不可复原的。任何文本的阐释都是两个时代、两颗心灵的对话；一切历史意识的切片都是当代阐释的结果。

拙作《沧桑无语》中有些方面吸收了上面谈及的一些观点，克服了旧史学研究中的积弊，呈现出新的气息，但总体上还是坚持了唯物史观，这是确定无疑的。

两次通信，概括地介绍了我十多年来学习、借鉴西方哲学、史学的大致情况与心得体会（包括一些读者摘记），对于您研究分析我的历史文化散文和撰写文学评传，或能有些参考价值。

2002年12月19日

致祝勇

祝勇先生并出版社编辑先生：

按照您们的提议，我初步设想，写一部表现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各种生存状态的历史文化散文。初步计划写作十篇，每篇以一个人物为主线，集中揭示一种带有典型性的道路抉择与价值取向。每篇大约一万字，各配图片四五幅。

一、写曾国藩，题目为《用破一生心》。从人性、人生的层面，写曾国藩为了实现“内圣外王”—立德立功立言的追求，费尽心机，左支右绌，十分可怜、可悲。要立功，就得时刻提防着功成遭忌、“兔死狗烹”的下场；而要当圣人，又得无时无刻不戴上人格面具，装腔、作伪，难得片刻消闲。结果，最后活活地累死。

此文已完成。拟配曾氏便装像、朝服像各一幅；选曾氏家书（能够表现文中思想内容的）书影一幅；曾氏手书对联一幅；另拟选一幅曾氏墓园。

二、写骆宾王，题为《夕阳红树照乌伤》。以我为义乌市骆宾王纪念馆拟的一幅对联（“露重风高，一檄雄文沉巨响；潮残月落，三生老衲向孤檠）为线索，写骆宾王的轶群超凡的文学天才，耿介拔俗、刚直不阿的品格，炽烈的正义感和惊人的勇气，并笔端饱含深情，哀悯他那充满着悲剧性的不幸遭遇。

此文已完成。拟配骆宾王立身的塑像一幅；对联照片一幅；骆宾王墓照片一幅；骆氏宗谱书影一幅；《骆临海集》书影一幅。

三、写李白，题为《两个李白》。我认为，解读李白具有典型意义，因为他的宏伟抱负、从政情结、傲岸品格、诗人气质及其个人际遇所带来的悲欣苦乐，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两千多年来中国士人的心态，直到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性。他渴望登龙入仕、经国济民，有一番大的作为，却又不是搞政治的材料。论他的本性更接近庄子，张扬个性，强调自我，这和仕进追求可说是南辕北辙。结果就处处遭受挫折，陷入无边的苦闷与激愤之中，产生强烈的心理矛盾。还是庄子的超越意识和艺术精神解救了他，痛饮狂歌、登高长啸，使内心的熬煎得以暂时缓解，情感能量获得成功的转移。这样就出现了两个李白，一个是现实存在，一个是诗意存在，两者相互冲突，表现为试图超越又无法超越，顽强地选择命运却又终归为命运所选择，展现了人生的无奈和深刻的悲剧性。

此文已经有了初稿，拟重写。拟配一幅李白画像；李白书法一幅；当涂青山李白墓照片；《太白醉酒图》画一幅。

四、写庄子。集中写他“不为有国者所羁”的渴望自由、独立的思想和诗性人生。（以前写过这方面的散文，那是围绕明代皇帝对待功臣展开的，以庄子作衬托。这一篇集中写他的诗性人生，写他与老子不同之点，写他对我们培养自由心态的启示。）

配图较难。拟配一张庄子的画像；《庄子》书影；配一张有关庄子的画（如蝴蝶梦、濠梁观鱼、鼓盆作歌等）。

六、写严子陵的避世。通过写他的避世思想和隐逸人生，揭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另一种出路。

拟配画像一，严子陵钓台照片一，《严光传》书影一，张大千书法并钓台诗一。

六、写陆游的梦。他一生有许多抱负，均未能实现，于是全寄托在梦境中。这既是一种慰藉，又是一种悲哀。对于古代有奇志、有抱负的士子来说，颇有代表性。

拟配陆游画像一幅，陆游行书字帖一幅，沈园图一幅，沈园壁上陆、唐《钗头凤》题词各一幅，宋刊《剑南诗稿》书影一幅。

七、写徐文长的个性—中国的凡·高。写他的旷世才华，性格悲剧，不入牢笼，冷眼热心。

拟配他的像一幅；配他的三幅画、一幅字。

八、写袁枚的诗性人生及人生道路的主动选择。写他的复杂个性特征，既有看轻富贵功名、主动抛离仕途的超拔的一面；又有好名求显、巴结权贵的庸俗的一面。作为一个作家、诗人，他的文学主张是进步的；当然，在诗文内容方面也充分体现了他的复杂的个性。

拟配画像一，配《随园诗话》、《小仓山房诗文集》书影各一幅，随园绘图一幅。

九、写李贽昂藏卓荦、落落不合于时的悲剧人生，写他晚年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的困境。

拟配画像一幅，通县墓园摄影一幅，《李卓吾批评〈水浒传〉》和《藏书》书影各一幅。

十、写康熙朝的文人官僚高士奇的丑态人生—虚伪、趋附、作假等各种丑行和思想。寻找一幅画像、一幅书影、一幅书法照片。

以上仅是初步考虑，写作过程中肯定会有所增减，某些篇章也可能会另起炉灶。上述构想是否得当，请加审核。

2003年3月12日

致林非

我在抒情散文《碗花糕》中，引用了《浮生六记》一书，错将作者清人沈复误为明人。后经著名学者、散文家林非先生指出，感与愧并。前人有“一物不知，学者之耻”的说法，吾辈常人固然不敢以此自矜，但像《浮生六记》作者这样并非僻典的事物，竟然出现“硬伤”，实在说不过去。因此，在感愧的同时，向林先生致信称谢。

林先生钧鉴：

举一隅当以三隅反。从这次失误中，我切实反思了自己治学粗疏的缺陷。接受这次教训，以后写作一定做到：

（2）读书遇到生疏的词语，务必弄懂，不可轻易放过。

（3）挑毛病，指瑕疵，要反复斟酌，找出足够根据。

（4）凡属引证，一定要查对原文，弄清上下关联，然后再用；不能轻引人家的东西，那样容易断章取义。

正文后有一篇附记：“唐温如生活于元明之际，并非唐人，陈永正先生曾著文考辩，所考可信。”附记最后一段说：“因为不想掩饰自己读书不多，见闻鄙陋而造成的失误，没有对已发表过的文字再加修改，读者谅之。”

据查，中山大学陈永正著文指出千帆先生之失误时才四十多岁，可说是青年学者，而程先生已是誉满天下的学术权威。但他遵循“学术面前人人平等”的准则，当众承认自己的失误，还修书寄陈永正道：“读大著辨唐温如年代文，极佩卓识。”这是对学术的尊重，也是对后辈的鼓励。

敬致

谢忱

2003年4月29日

由于问题比较复杂，特以函件答复如下：

它们之所以留给人们的印象比较淡漠，似乎没有什么可以记述的，基本原因，或者说核心问题，是没有足够的文化留存。要说政治建树、疆域开拓，军事争伐，不见得比其他朝代差；而且，西夏还留下了那么多帝王陵寝，可谓辉煌夺目。但是，由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都很薄弱，文化方面没有骄人的成果，所以，就觉得什么也没有留存下来，给人以“其兴也勃，其亡也忽”的感觉。

反过来，你看历史上的魏、蜀、吴三国，总共不过五十几年，可是，人们却觉得无尽无休，热闹非凡，就因为当时斗争激烈，矛盾复杂，英雄、奸雄辈出，各色人等应有尽有，共同斗智斗勇，闹得沸反盈天。可见，一个朝代给予人们的印象是否深刻，未必和这个朝代的历时长短成正比例；往往同当时事件的密集程度、有没有震撼人心的人物角色有直接关系。

而文明的发达与薄弱，特别是文化积淀的形成，又和这个国家、民族的语言文字直接联系着。西夏语是一种死语言，亡国后再没有流传、使用；文字在西夏王朝的官私文书和民间交往中曾经广泛应用，留下了许多文化典籍，包括官私文书、法律典籍、买卖契约，还有文学、历史著作，以及崖画、碑刻、岩画等，但是，未能很好地保存下来，散失得非常严重。历经数百年，随着党项族的被融合而逐渐消亡，这样一来，西夏的文字最后也成了死文字。其文学作品创造性不鲜明，主要是模仿汉族的，没有反映出党项民族本身的特色。在那里，科举制度实行了八十多年，主要是适应西夏社会发展的需要，巩固皇权，加强中央集权统制，除了推行政治、军事，在文化上没有更多的建树。而在元人修史时，西夏又被排斥在正史之外；加之，大批珍贵文献又未能很好地保存。一直到了清代乾、嘉以后，一些学者才开始撰述西夏志，有的未能完成，有的完成了未能刊刻传世。清代中期有一部《西夏纪事本末》，这是开创性的学术成果，但到了1825年才刊布于世。这也是令人淡漠、遗忘的一个因素。

辽朝是在原始社会末期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具有浓厚的奴隶制色彩的封建国家，契丹贵族统治集团内部争权夺势斗争特别激烈，兄弟相残，父子交恶，母子争斗，夫妻血拼，逆臣弑君，特别是宫闱里的血腥惨案，一幕幕、一桩桩贯穿于辽朝的始终，至今犹彰彰在人耳目。著名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有一个发现，每次中原王朝打败草原部落，都恰恰是这个草原部落处于衰落或严重内讧的时期。辽朝和西夏的覆亡，都充分证实了这一论断。

2003年5月3日

致孙昌武

昌武先生：

来电收悉，谢谢您的鼓励与帮助。

我们相识、相知于青年时代，您之于我，谊兼师友。从您身上，我找到了榜样、找到了标杆，也获取了源源不竭的治学的方向和动力。这次津门的五天聚首，应该说，得益最多的还是我，不仅学到了知识、智慧，而且懂得了许多做人的底线和做学问的门径。比如，您三十年来，基本上是围绕着唐代文学、围绕着宗教特别是佛禅来开展学术研究的。这一点非常重要。清人曾世霖有言：“学问尚精专，研摩贵纯一”，“专力则必精，分途恐两失”。从您的成功经验中看出，此实为千古不易之论。

大安

2004年4月19日

注：孙昌武，著名学者、著名佛学专家，南开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孙先生：

石杰：

大札奉读，知你近期集中钻研西方哲学，并多获教益，为祝为颂。

晨起看崔永元制作的《电影传奇》，感慨颇多：

（1）世间最是残酷无情的，不是刀兵水火，不是饥寒疾疫，原来竟是那静悄悄、软绵绵、来无影、去无踪的悠悠岁月。曾几何时，昔日的花容月貌，绝代佳姝，耀眼明星，如今已经白发苍苍，皱纹满脸，老而且丑，令人不忍卒睹矣。

（2）但他们毕竟还是幸运儿。通过先进的艺术手段、科技载体，将她们的靓丽形象、动人风采，留将下来，传之千秋万代。世间又有多少人，或者因为没有这种成就，或者即便有了成就，也已踪迹全无，永远被岁月沙尘湮没，他们又该是何等不幸、多么悲哀啊！

（3）要想不被岁月戏弄，无情抛弃，倒是早死为好，那就永远留下一张年轻、英俊的面孔。王勃永远是二十七岁的英俊青年，周璇定格在三十七岁，永远风流倜傥，永远光彩照人，永远是叫天云雀、金嗓子。古人说，寿则多辱。从这个意义上说，也是。

（4）小崔手持一把锋利的尖刀，硬是把这些本该掩藏起来的私密翻腾出来，看了令人伤感，但又避不开诱惑，伤感也还想看。

哲学能让人透过现象认清本质，也是一把解剖刀。祝你思考得更多，认识得更多，解剖得更多。

2004年7月31日

致黎枚

黎枚：

你在信中说到做学问的路径，我缺乏这方面的体验。前几天，在沈阳师范大学文化研究中心举办的一个学术研讨会上，听了国内有些学者的发言，受到一些启发。

他们研究的范围比较广，而题目都不太大，所谓“宏大叙事”的很少。一位学者的研究课题，是《人民文学》几十年的走向；另有一位专门研究学科“边缘化”问题；还有一位的题目是：《谈谈“对话”》，他有这样一个观点：在对话的世界里，一切都相对化，不存在绝对真理，也无所谓凝固的思想与学说。

听了大家的发言，我突然记起了朱熹的一首诗：“步随流水觅真源，行到源头却惘然。始信真源行不到，倚筇随处弄潺湲。”溯流而上，寻觅溪源，以为到了源头就会看到，所以心中充满了憧憬；可是，所谓源头，实际上只是几股细流汇合之处，它的真正源头究竟在哪里，人们找不到，因此，又有些惘然若失。黑格尔老人说，矛盾引导前进。人们就像追寻溪流的源头那样追求真理。—真理有如溪流的源头，实际存在着；但它同样需要永无休止地去追求。

当然，如他所说，绝对真理是不存在的。对于研究者来说，主要是找准视角，提出问题，也不一定都要得出固定的结论。

2004年9月20日

前几天我去了营口，昨晚返回，读到了你的邮件，非常欣慰。

两方面的缺陷，您点得都非常准确，我已把邮件全文下载，打印出来，今后要放置案前，细心揣摩，同时多读一些范文，力求补偏救弊，有所改进。还望日后经常联系，时时有以教我。

2004年10月4日

致周立民

立民先生：

收读复函，至为欣慰。感谢您与陈思和先生的殷殷垂注。

陈先生年富力强，灵心四照，眼界开阔，思致深邃，实为一代学人中之翘楚。虽然暌隔南北，没有条件像您那样幸获亲炙，但私衷仰慕已久。异日如有沪上之行，自当亲接风仪，借聆清诲。

望以后经常联系。陈先生处代为问候。

2005年3月31日

致孟繁华

繁华同志：

这两天，我一直在看《马大帅2》，那里面许多“逗哏”的笑料，往往令我笑得合不拢嘴。按说，以我的个性与素养，与此本不相协调；无奈，人们总是在紧张的思索、劳作之余要消遣、要调解的。而要消遣，又只能面对这类节目，选择的余地并不很大。

我们这个民族素以丰饶、富有的精神文明称雄于世，我们原是有过许许多多清新、雅致而又令人动情动心的作品的。比如，上世纪30年代那些散文、小说、戏剧、电影就是。今天早晨我照例看了星期天的《电影传奇》，在《马路天使》中又听到了周璇那“金嗓子”的“天涯海角觅呀觅知音”和“春季里来绿满窗”等歌曲（周璇主演的电影的特点，是每片中必有歌曲，而且，一经歌唱就广泛流行），是那么悠扬悦耳，那么婉转动听。可是，从我一参加工作、走进社会，就被告知这些都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情调，不能观看，不准观看，更不要说欣赏、赞誉了。“山中无老虎，猴子称大王。”于是，我们就让那类粗俗不堪的乱侃或者武侠之类的打斗充斥银幕、满坑满谷了。粗俗到什么程度且不去说，单看银幕上字幕的错别字，就令人瞠目结舌。范伟拽文说了个“三顾茅庐”，字幕打成“三共谋”；赵本山说个“天生丽质”，而屏幕书写者不懂得是哪几个字，结果就成了“天生立志”。真是呜呼哀哉！

不过，也应该承认，作为一个民间艺术家，一个难得的人才，赵本山确有其独到之点、过人之处：

他在沈阳中街剧场开办刘老根大舞台，已经两个年头了。小品专业作家崔凯曾建议他，请几位专家帮助这些二人转演员提高一下演出质量。赵本山却说，这些民间艺术不能让专家指导，否则就把二人转整变味了。过于艺术化的东西，容易和观众拉开距离，不如现在这样“毛边水茬儿”的演法让观众感到亲切，觉得过瘾。由于这些演员都是土生土长、带有泥土味的，他们心目中的上帝就是观众，因此在演出中，能够按照观众的口味，不断地进行调整、提高。反过来看，有些专业艺术团体为什么不受欢迎？并不一定是艺术水准问题，而是由于脱离了本土，脱离了自身实际，脱离了大众的文化需求。这使我想起了艾莫逊在《依靠自己》一文中所说的：“尽管宇宙充满了至善，但是如果一个人不在属于他的那块土地上付出辛勤的劳动，他也就不会得到丰收的果实。”

一篇报道里讲，赵本山对剧本的要求十分特别，基本上不管什么编剧技巧，也不刻意追求什么语言包袱。看剧本他先找感觉，他说：“不能让我的脚够不着地，飘起来的戏肯定不好看。”、“脚够不着地”，也就是离开了生活基础。他认为，情节可以虚构，但不能虚假，一旦虚假了，观众就会不信任。特别是塑造人物，一定要有生活基础，哪怕是一句台词，不符合人物身份，他也不接受。他说。艺术最重要的是让人感到真实；喜剧也要真实，把握分寸，胡闹不行，一闹过分了就失去分寸。不可信的东西，肯定不好看，也不美。

赵本山始终把自己当成一个平民演员，无论头上有多少光环，他都会真诚而坦然地说：“我是个农民，领了一帮农民，排了几个给农民看的戏。”他最反对演员摆艺术家的架子，经常告诫徒弟们：“好演员都是群众捧红的，你们怎么尊重我，就应该怎么尊重观众。聪明的演员都把观众当祖宗一样恭敬。”他到刘老根大舞台去看徒弟们演出，观众发现他，有时会喊：“老赵，给咱整一段呗！”一般情况下，他都会上台表演一段，决不断然拒绝。

就冲着这一点—“把观众当祖宗”，赵本山也是不同凡响的。可以说，这是他的成功的秘辛。

赵本山坚持要走自己的路，其出发点与着眼点，是不能“双脚够不着地”—脱离普通民众；其实，若是从艺术发展规律、艺术人才成长路径上来研究，也是颇有道理的，非常可取的。西方有一句响当当的名言：“成为你自己。”瓦瓦特·拉雷爵士说：“我写不出与莎士比亚相媲美的书，但是，我能够写一本是我写的书。”戴尔·卡耐基说得更为透彻：发现你自己，你就是你，记住，地球上没有和你一样的人。在这个世界上，你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你是你的经验、你的环境、你的遗传所造就的你。无论好坏与否，你只能耕耘自己的小园地；不论好坏与否，你只能在生命的乐章中奏出自己的音符。

由于对这类问题感触太深，说起来就一发而不可收了。还是就此打住。

2005年4月26日

收读邮件，知一切顺遂，甚为欣慰。

今年以来，我一直比较忙碌，开始是筹划《作品系列》的出版，现已陆续付印。从过去十几本散文随笔集中选出若干篇，梳理出七本来，共一百五十余万字。其中有两本历史文化散文，一本往事钩沉，一本游记，两本随笔，一本诗词。待印出后，即封好奉上，敬请指教。

2月末，在宁波参加过中国作协主席团会议后，先去了上虞，看了白马湖和春晖中学，寻访了王充的墓地，还有谢安携妓高卧的东山。然后转赴福建龙岩地区，在长汀罗汉岭前看了瞿秋白的就义地，又看了永定的土楼。我想就《多余的话》写篇东西。

4月中下旬，应河南之邀，去洛阳参加了牡丹花会，又去了周口、许昌、南阳、商丘、鹤壁、三门峡等地。收获最大的有三：一是访问了传说中的老子、庄子等的遗迹，有助于研索这些伟大思想家的学术成就与历史命运；二是汉代南阳人才群落的产生以及南阳汉画的神话学、艺术学价值；三是淇水、溱水、洧水，都是《诗经》中屡屡提及的地方。而那时，这所谓郑卫之地乃是思想最开通、民风最古朴，却被圣人说成是“郑声淫”、“靡靡之音”的所在。其他还有关于纵横家鬼谷子以及孙膑的研究，关于中州文化传统及南宋而衰亡的现象，也都很有学术价值。如果这期间没有其他事情干扰，我真想以“中州行脚”为总题写成一本书。

2005年5月5日

奉手教及两部赠书，多谢，多谢。

对于先生深湛的学术造诣，我一向极表赞佩，仰止之情，难以言表。

我尝言：有些学术著作，纵令写不出来，还可以伏案苦读，穷其究竟，而对于先生的佛学著述，只能用孔门弟子赞颂夫子的话“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来表达了。鲁迅先生当年刻印过《百喻经》，我也曾看过他的分析，但只是从文学欣赏的角度，尝其一脔；至于其中佛学真谛却少有悟解。当然，如我之鄙陋也并非个别现象，诚如先生所言，对于佛典翻译文学的研究，当代学者在季、周、饶等之后，后继者寥寥。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根本在于文化传统之断裂。如果说，宋代史家于宗教往往疏略，“不独由于意执之偏蔽，亦其知见之狭陋有以致之”，那么，今日之学界岂止意执偏蔽、识见狭陋而已！连起码的基本功都不具备。斯文扫地以尽，令人言之痛心。难怪网上对于清华大学校长接待台湾政要的举措失当、传统文化功底的浅薄的抨击，是那么激烈。联系到台湾不承认大陆的学历，你清华校长尚且如此，学生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相对地看，《诗苑仙踪》一书要容易读一些，我正在看。此书对我，尤其切用。

2005年6月6日

致少儿社编辑

少年儿童出版社编辑同志：

遵嘱，对下述两组文字作了点评，送上，请审阅。

点评《一片绿叶的回忆》

在一篇不足五百字的短文里，作者巧妙地运用有关绿叶的一则故事（源于欧·亨利小说《最后一片绿叶》）和一段格言，刻画出一位普通女教师的高尚情怀，构思奇特，叙述也比较集中，开头、结尾都很别致。

点评两首小诗

诗，是心灵与心灵间交往的信鸽。小作者借助诗的“信鸽”，以精巧的构思、鲜活的形象和飘逸的思绪，编结出美丽的花环，奉献给衷心敬爱的老师。两诗都采用“博喻”的修辞手法，选取一连串的事物，融想象于现实生活，铺张排比，反复吟咏，来抒发浓郁而真挚的情感。在结构安排方面很有特色。

前一首，把小鸟与星星、小鱼与珍珠、小虫与花瓣相联系，十分贴切。通过四个排比的“我想”，确也表述得比较清晰。当然，也还可以调换一种表述方式，给中间的句子加上一定的修饰，如“我将搏击苍空寻找最亮的星星”；“我将遍游深海觅得最大的珍珠”；“我将不知疲倦地出入花丛，采酿最香甜的花粉、蜜液”这样，当会表达得更为充分，从而收到更佳的效果。

后一首，思致更精巧一些，但也有瑕疵可指。说“淡淡的花香”是“我们的笑容”，不够确切。与“笑容”相对应，可能“花朵”更恰当一些。

致香港《大公报》副刊

编辑先生：

考诸古籍，有关子都的载述甚多，均未发现“伐子都”的提法。《诗经·郑风·山有扶苏》：“不见子都，乃见狂且。”毛传云：“子都，世之美好者也。”《孟子·告子章句上》中亦有“至于子都，天下莫不知其姣也”的论述。

这个“子都”实即郑庄公时之公孙阏，其人字子都，曾射杀颖考叔，而庄公竟不欲置之典刑，其得宠可见。此事，详见《左传·隐公十一年》。《东周列国志》第七回敷陈其事，还增添了颖考叔死后，其鬼魂报仇杀死子都的情节。后世的传统京剧保留剧目—武生戏《伐子都》似即本此。而陈文中的“伐子都”之误，也可能是受此“戏名”影响。

上述意见是否有当，愿就正于鲁民先生。

2005年8月13日

致马瑞芳

“聊斋”中人：

大札拜诵，欣慰何似！过去只知道蒲翁的生花妙笔倾倒了无数须眉，没想到青州才女独逞高华，秀出荧屏，大张艳帜，竟让柳泉居士通过《百家讲坛》，走出书卷，重现人间。丙戌肇始，必将获取更多的文学硕果，为祝为颂。

提起戌狗，似乎不如龙、虎、马、牛，有诸多话题可供饶舌；其实，狗年也是颇有来历的。袁中郎《宿朱仙镇》诗：“马角不生龙帨冷，伤心直到犬儿年”，诗中用了徽、钦二帝被掳不还和“岳家军”制胜朱仙镇两个典故。岳飞死于1142年1月28日，旧历壬戌除夕前夜。元人杂剧《杀狗劝夫》中也有“这等人狗年发迹徕峥嵘”之句。看来，历史上，狗年并不是个太好的年份。不过，马教授却不会受此限制，新的一年定当尽如所愿，“旗开得胜，马到成功”。

2006年1月26日

注：马瑞芳，山东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聊斋》与蒲学研究专家。

致王星汉

新疆大学文学院王星汉教授来信，以所作苏、皖、泸纪游诗征求意见。

回复如下：

星汉先生：

诵读大作，如同欣赏雅乐，“洋洋乎盈耳”，又像饱饫一席丰盛而精美的大餐，直觉口角噙香，精神愉悦，确是一番难得的艺术享受。

2006年3月5日

致赖云琪

云琪先生：

所发文件共四种：

二、调整后的《人物散文》目录（较前减少十三篇）；

三、调整后的《智性散文》目录（较前增加十七篇，其中包括从《人物散文》中移入的十三篇，另外新添四篇）；

先生在贵社资望甚深，出书经验丰富，文字功力与责任心都非常强。作为本部丛书的责任编辑，实乃作者之幸。全部文字，均仰仗先生审核、定稿。

谨此奉托，遥申谢意。

编安！

2006年3月9日

注：赖云琪，重庆出版社《王充闾文化散文丛书》责任编辑。

久疏音问，甚为怀想。

我也是刚从上海回来，参加中国作协的主席团会。会议期间，从《万象》顾问的角度，拜会了几位知名的作者：黄裳、鲲西、钱伯城、葛剑雄、陈子善、江晓原、毛尖等。原来还想见见金性尧、何满子先生，只因他们年登髦耋，健康状况不佳，终竟缘悭一面，估计以后难以见到了。

会议中间，还以作者身份，应邀去了解放日报社、新民晚报社、文汇报社，还去了上海书店出版社。您说的姜鸣的散文集《天心不语对枯棋》，我这次在上海买了一本，看了几篇，质量不太整齐，总的感觉不错，特别是写贤良寺—李鸿章的那篇，印象很好。

知您将有台湾之行，而且长达两个月，十分艳羡。那里的文化氛围还是比较浓厚的。交流有得，尚望函告。等您回来，我再安排到南开去。陈洪、刘俐俐、铁荣诸位先生那里，请代为问候。

祝您

台湾之行一切顺遂！

2006年3月16日

致柳青松

青松先生：

转发的香港城市大学倪若诚、江红二位先生的邮件，已经读过。感谢您的热心操持、积极运作。这次关于拙作《北方乡梦》的译事，给各位带来了许多麻烦。沈昌文先生及其爱女沈双小姐，花费了大量心血，令我感激不尽；遗憾的是，这次在上海没能见到沈公，望代为致意，表达我的深沉的思念与诚挚的问候。至于您和晓群先生，更是极尽斡旋之能事。下步的具体安排，一听尊便。

如近日能与倪先生、江女士联系，也请转达我对二位贤伉俪的敬意，感谢他们在紧张、繁重的教学之余，冒着炎炎盛暑，勉承译事之劳。至于他们提出的增写一篇作者自序的建议，我可立即着手撰写，然后再与您和晓群先生切磋。作者情况介绍，如何弄，您定吧。

2006年6月16日

孙昌武教授来函谈到，准备对东北少数民族问题进行研究，希望我能提供一些钩沉、踏勘的线索。

单就我们辽宁来说，这里自战国后期秦开却胡、燕人北徙以来，原住民与外来的少数民族即纷纷南下，迎头冲去。辽海地区的原住少数民族高句丽，来自北方草原的乌桓、鲜卑，还有东北腹地的夫余、靺鞨，中亚一带的胡人，后续的又有契丹、女真、满族等多个民族，携带着他们的多彩多姿、各有特色的文化风习，一齐到这里来聚集汇合。这样，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融合、冲突与互变，便成为其基本特征与核心内容。

高句丽的历史更长一些。早在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即在东北松辽平原和朝鲜半岛设立四郡，由中央直接管辖，其中的玄菟郡首县高句丽县，为高句丽族聚居之地。到了汉元帝建昭二年（公元前37年），夫余国的王子朱蒙为了逃避宫廷内部的血腥斗争，全身远害，逃离扶余国南下，历经艰难险阻，终于选定了桓仁的五女山，据为山寨，建城立国，四十年后将都城迁往吉林辑安。

十六国北朝之际，鲜卑的慕容家族在柳城之北、龙山之西建都为龙城（在今辽宁省朝阳市）。前燕、后燕、北燕立国八十八年，期间，龙城作为三燕都城达五十二年之久。

对于医巫闾山，契丹人似乎葆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方圆几十公里范围内，遍布着许多辽王朝的历史文化遗存。就中以埋葬在龙岗村的耶律倍父子的显陵和乾陵为中心，另有十三座附陵。

辽海地区也是金代女真族的统治区域。金朝第四代皇帝海陵王完颜亮被杀后，金世宗登极就在辽阳。

蒙古族统治者在辽宁设立了东京行省，省治最初设在辽阳，后迁往咸平、懿州，也都在辽宁。

后金崛起于辽东，尔后的明清战事，整个集中在这一带，这里成了清朝的龙兴之地。努尔哈赤以十三副遗甲起兵抗明，从费阿拉、赫图阿拉到界凡城、萨尔浒，再到辽阳、沈阳，然后进关，统一中国。要研究清代和满族历史特别是清前史，辽宁是绝对绕不开的。

先生如果有意前来实地考察，请事先赐函，以便做些资料方面的准备。

2006年6月23日

致王光

王光同志：

书中许多场景，对我来说，虽非亲历，却似曾相识，这样就更增添了亲切感与认同感。旧时代的往事，即使是金色的童年，也都是苦涩的，只是由于经过岁月的洗涤，那些苦难的因子已经滤除，留下来的多是青灯有味，忆念无穷了。

您的学术研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取得了突出的成就。极度钦羡之余，我也总结了您的成功路径与经验。一是专一性。抓住医巫闾山、民俗文化、古代地域历史三个方面内容，锲而不舍地钻研下去，绝不旁骛。这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二是独特性。重视田野实地调查和民间非物质文化遗产发掘，掌握第一手资料，采撷独家资源，做他人所无法从事、只能望山兴叹的事业；三是丰富性。在写法上，善于把古代文史载记与当代口头文学、神话传说、各种图像完美地结合在一起，有意蕴，有深度，有张力。既立论有据，又富有想象力、神秘感、陌生化，可读性极强。愿今后能沿着这条成功之路，大踏步地走下去，深信定会取得更大的成功。

前所寄赠的《寂寞的山神》，放置案头，得闲便翻阅一通，所获甚丰。这三部著作到手，当会给我带来更大的收获。望今后多联系。收到此件后，请告以邮编和寄信地址，以便将拙作寄上。

敬致谢忱，并祝成功。

2006年7月26日

日昨，接到青年作家祝勇来信，谈到在地中海里冲波搏浪、纵情游泳的情景。

祝勇先生：

尽管事先已掌握了结局—发信人安然健在，但我仍然禁不住一阵阵悬心在口。

我觉得，您竟然遨游地中海，确实是太冒风险了！

几十年前，日本海域吞噬了一位伟大的音乐天才，令人至今仍怅憾无涯；如果地中海魔女再抓走一位文学天才饱其馋吻，或者遂其爱欲，那将使我痛呼负负，永抱无涯之戚而抱憾终天也。

您知道，王勃当日交趾寻亲，就是这么被南海惊涛卷入无情海底的。为了写作那篇《千载心香域外烧》，访越期间，我往复彳亍于这片海岸，不知有多少次。我同当地几位作家交谈，探讨王勃致死的原因。他们讲述的南海波涛，几乎和您所描述的地中海，如出一辙，雪浪滔天，令人惊惶四顾。当时，王勃是在登船离岸之后，船被浪头簸翻，然后，就奋力回游（他出生在山西龙门，临近黄河，泳技高超，水量不小），但终于被浪头压住，无法抬头出水

您这场生死经历、生命体验，固然十分宝贵，但代价终究是太大了。当然，胜利者是光荣的，强者无敌。让我献上一百朵英雄花—浪花，斟满十斛美酒—海水，祝贺强者的生还。

2006年8月9日

致王先霈

先霈先生：

访俄同行，欢谈旬日，受惠良多。先生博洽的学识、开阔的视野、深邃的识见、准确的知识把握，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倦游归来，料应尚未转换时差，即迅速将照片发来，令我感动。两幅在名人墓前的摄影，有一幅的墓地我记不清了，该是《铁流》作者绥拉菲莫维奇的吧？未知确否，还望告知。如有其他照片，尽可从容寄发，无须着急。切望善自珍摄，注意休息。铭感之余，再申谢意。

寄发的柴科夫斯基《如歌的行板》，已顺利下载欣赏，并连续听了三遍。尽管我并不具备一双欣赏音乐的耳朵，但在六分半钟的往复变化的优美旋律中，却也深深为那音色暗淡、情调内在、略显激昂的曲调所打动。果然如您所述，有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之感受；我似乎确实从中听到了哀哀生民的痛苦啜泣。难怪老托尔斯泰听到它，会泪花盈脸，说是“接触到了灾难深重的人民的灵魂深处”。

通过欣赏这部乐曲，从中也悟解了一些艺术的道理。资料记载，1869年夏天，柴氏在他妹妹的庄园里，听到窗外的泥水匠唱小亚细亚的古老民谣：《万尼亚坐在沙发上》，深受感动，于是记下了曲谱。从这里可以看出：一位成功的艺术家不放弃任何学习、借鉴的机会；特别是注重向丰富的民族文化传统、民间音乐学习。更为难能可贵的是，他有“点铁成金”的本事，能够在原本无聊闲适的小曲的基础上，化朽腐为神奇，把俄罗斯民族音乐同西欧古典音乐统一在作品中，以音乐来描绘心理活动，探索人生的奥秘。真不愧为一位秀出群伦的艺术大师。而这一切，对于从事学术研究、文学创作的我们，都有直接的、重要的启示、引导作用。

以后，当您遇到哪类艺术精品时，还望随时寄发，以启尘蒙。

教安

2006年8月29日

注：王先霈，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湖北省作协主席。

致陈子善

子善先生：

大札奉读，无限欣慰。多谢您的殷殷垂注。

欣悉您将有沈阳之行，无任欢迎。秘书的手机整天开着（送呈的名片中，标有号码），到后，即请与他联系，我将前去拜望，以慰怀想。

2006年9月5日

主：陈子善，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家。

致钱明锵

钱先生钧鉴：

久仰高华，缘悭一面，每以为憾。

逐期赏读《西溪吟苑》中大作，称赏之余，殊深感佩；日昨又接到经先生荐引的“乐清王十朋纪念馆”楹联约稿函，益增感念之情。

在下于公余之暇，长期从事散文创作，诗词联语偶一为之，未敢以通达自许也。然而，却之非唯不恭，恐亦有负于先生推挽之诚、瞩望之殷也。勉成一联，敬呈先生审定，望能有以教我。如以为可，即请代为转致“王十朋纪念馆”。在我，算是卸下了文债，采用与否，未遑计也。

遵嘱，后附简历一则，小照一张。

近日出版一本诗集，一并寄呈先生，望予指教。

吟安

2006年11月27日于沈阳

拟王十朋纪念馆联

立德立功立言百代清标垂竹帛

毓真毓善毓美万方贤士仰梅溪

致陆灏

陆灏先生：

大札收读，不胜怅憾。《万象》在您和沈先生的鼎力支持和直接参与下，取得了煌煌胜绩，赢得各方面的赞誉。不意竟因资金问题，中道崩殂，憾甚憾甚！在泸期间，听说您和沈先生有可能不再编刊，我当即向晓群先生提出，一定要极力挽留，大家同舟共济，渡此难关。如其不成，我也不再做顾问了。

晓群先生与我的看法完全一致，但由于他已不兼辽宁教育出版社的社长，有些事也做不了主。现在，我们最担心的后果，到底还是出现了，只能徒唤奈何，深感痛惜。

2006年12月20日

瑞芳教授：

您为百家讲坛准备的这篇《我学经典》，确是一篇妙文。我是从做学问和文学写作两个角度来认真研读的，觉得怡然理顺，浃髓沦肌，深获教益。感之、悟之、赞之不置，何敢言“审”？

谬承青盼，愧不敢当；但是，恭敬不如从命。遵嘱，做了一点点小的补充。以附件发回，用彩色文字标出，未必得当，聊供参考。古人说：“贤者识其大，不贤者识其小”，琐屑卮言，如是而已。

预祝

讲座圆满成功！

2007年3月4日

林先生：

又是风花五月天，京城该是花光照眼，秀色无边的了。忆起江南、塞北几番相聚情景，为之悠然神往。自上次经您举荐，应下陈东久君的嘱托，为他那个“文房一号”写作诗词，可说是耗尽了心思。承命挥毫，缺乏真实感受，勉强凑成一首七律，算是交了差，工拙未遑计也。现抄呈先生一阅，如以为可，即请转送给他。

2007年4月13日

题赠文房一号东久先生正之

云海襟怀大雅情，即从极品见分明。

文行天下功无量，艺溉心灵誉有声。

纸寿千年邀俊赏，墨华七色证人生。

砚田万顷春光满，虎掷龙腾待笔耕。

致赵南荣

上海文艺出版社策划编辑《中国新文学大系》，聘请王蒙先生为主编。王先生推荐由我主编其中的杂文卷。我力辞后，同意续聘朱铁志先生做副主编。尔后，我又与出版社联系，百般辞谢，并推荐由铁志先生主此笔政。经过一段恳切要求，终于获准，但仍然坚持我不卸任。为此，我给责任编辑赵先生复信。

赵南荣先生：

终于得到了答复，自然感到欣慰。但我的原意，是就此告退；而贵社坚持“双主编制”，要我与朱铁志先生一同担任，心中颇感不安，因而再度加以申述，希望得到理解与支持。

前已说明，“隔行如隔山”—我原本是写作散文与诗词的，于杂文写作、杂文队伍颇感生疏，而且年事已高，不愿也没有能力硬着头皮勉为其难，去主持并非自己所长的本项编务工作，以免苦了自己，又误了事业。

而铁志先生出身北大哲学系，是国内的知名杂文作家，与杂文界素有广泛联系，多年来编过许多部权威性的杂文选集，而且年富力强，眼界开阔；事实上，到现在为止，所有编务方面的工作都是他独力完成的。他的思想与业务素质都非常好，自始以来，从未计较过正职、副职、名利地位。举个例子，为了编这部书，他自己尽管已有上百万字的杂文作品，但是一篇也没有往里选。他对我非常尊重，认为主任是我，他不便越俎代庖，去从事绪论的写作与稿件的审定。（为了帮助我写作序言，他主动提供了许多资料，包括他自己撰写的研究成果。其实，这些方面他早已成竹在胸，稍一动手，即可完成。）

我之所以坚持推荐铁志先生，完全是从有利于工作出发，出以公心。诚恳要求，千万千万，再不要破例搞“双主编”了，我不愿意担虚名、邀浮誉；因为那样实在对不起铁志先生。“多龙治水”，向来都是最误事的；有我在前，铁志先生不便于出头做事。因此，我就此告退—既然已经荐贤自代，而且得到贵社对铁志先生的认可，可以说是“求仁得仁”，我在心存感激之余，也就完全放心交班，再不会参与其事了。

深深铭感您和郏宗培社长对我的厚爱。愿以后在散文创作方面，继续予我以支持。

2007年8月22日

致许谋清

谋清先生：

那篇《黑白诱惑》跋中，关于您的“教子”的见解，可谓实获我心。

2007年8月28日

致张恩华

恩华同志：

2007年10月17日

晓虹博士：

承询鲁迅文学奖评奖中发现的散文创作问题，我虽然参与了两届评奖，也读到了上百种散文作品，但缺乏认真的分析、归纳，只是凭感觉谈些看法，未必准确，仅供参考。

1.近年一道亮丽的风景，是新生代散文队伍的出现。这些作家具有自觉的散文文体变革意识，他们通过想象与虚构，对传统散文话语有关“真”的狭隘理解予以颠覆；新生代散文作家大多具有写现代诗的背景，诗人所拥有的跳脱的思维、大胆的想象、敏锐的感觉能力，将“诗质”镶嵌在散文语言的血液和肌理里；语言大都鲜活灵动，有的应用陌生化、模糊化手法，使所表现的事物或者心境更加突出；他们在对历史的多维思考中，也能够突破既定思维方式、评析标准，彰显独立思维。当然，他们也有明显的欠缺。一是不太符合散文规范，有的随意虚构，模糊了文体界限；二是视野比较狭窄，内容失之于浅薄；三是文学性稍差，往往任意挥洒，不够精练，显得拉杂、拖沓。

2.散文著作中现实生活类作品较多，本应该透过现象揭露生活的本质，可是，许多作品由于缺乏哲学思维、深度意识，缺乏艺术想象力，缺乏艺术独创与深刻思想的支撑，结果呈现肤浅化、表面化、照搬生活的缺陷。敞开文体的边界，实际上是对于创造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由并不意味着轻松，形式在文学与生活之间设置了必要的距离，可是，许多反映现实生活的作品，表象化明显，深度不够。

3.有些作品是向书本中讨生活的，缺乏足够的生命体验，缺乏新的发现、新的认知、新的视角，不能突破思维定式；有一些是作家的主观意识不强，或者说灵魂不在场。这两种都导致了停留在复述历史的状态。

4.个性化写作，有些作品视野比较狭窄，基本上是写一己的吃喝拉撒睡、婚恋，小情调，小趣味，小感悟。胸襟、怀抱、情怀、视野过于狭窄。我把它归纳为两个缺乏，缺乏深度意识，缺乏宏观视野。

总之，许多作品想象力贫乏，创新不足；深度不够，思想平庸；文学性差，缺乏审美价值。这些，大致成为当今我国文学创作特别是散文创作的带有普遍性的倾向。

2007年12月17日

致骆天蓉

天蓉：

很高兴收读你的邮件。谢谢在都江堰采风活动中你所给予的亲切关怀和热诚帮助。

作为大学生村官，你对所在乡、村怀有无比深厚的感情。不仅工作成果优异，而且，在思想修养，认识事物、分析问题的水平，以及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方面，都给参加采风活动的作家朋友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听到你谈及在村里任职和深入农户、同农民结交朋友、开展思想工作等情况的介绍，我立刻联想到1958年，（整整过了半个世纪，那时你爸爸可能还没有出生吧？）我刚刚走出大学校门，到盘山县棠树林子乡秃尾沟村担任团支书、劳动锻炼的场景。年龄相同，职务相差无几，但是，我们那时的思想水平、胸襟视野、认知能力，同你们比较起来，简直是悬同霄壤。时代毕竟是飞速地前进了。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你们赶上了千载难逢的机遇期，以有为之时，处有为之地，立有为之志，做有为之人。相信今后你会有更远大的前程，得到更理想的发展的。愿奋发努力，好自为之！

今天午后，我即把你所要的《春宽梦窄》等三部拙作寄过去，就中有一篇名为《薏苡的悲喜剧》的散文，描述了我担任村官，涌入农村大跃进洪潮的切身经历。隔世风霜，接触一下，也许不无益处。

春季农活集中，你要天天下地，所摄照片的传递不必着急，等闲下来再发也没关系。

东风送暖，春雨绵绵，清幽、静美的虹口乡，该是处处山花怒放、条条绿水萦回的吧？

2008年4月14日

六天过后，4月20日，小骆即发过来多张照片；但散文集尚未到手。我当即作复，一是表示感谢，二是说明挂号邮书，不会丢失，估计要晚到几天。

5月12日，天崩地坼的汶川大地震发生，都江堰市处于地震中心地带。惊恐、震撼之余，立即给骆天蓉发了邮件，但未见回复，遂写信询问，仍然没有回声；深悔当时未能记下手机号码，以致无法直接联系，始终悬念不置。

致王莎

王莎同志：

作为东道主之一，您在这次作家采风活动中，尽心尽力，为文友们提供了许多方便条件，使大家深受感动。尤其是我，承您周到安排，在电子工业技术大学的讲座，进行得十分顺利。在此，再次表示由衷的谢意。

都江堰市，据说震得非常厉害。这次采风活动，多亏您们举办得早，如果再延缓一些时日，那可就麻烦了。现在，也不知道那个小村官—陪同我们参观的小骆现状如何，电子邮件未见答复，随后又发了一封快信，也没有回音，益增挂念。

2008年5月19日

致陈义之

义之先生：

日昨收到寄赠的大作，殊深感慰。过去，通过友人介绍和翻检当代文学史，知晓先生为当代著名诗人，又是散文大家，但是，只是在文学选本和华文报刊上零星地看到一些篇什，终属吉光片羽，不免有未窥全璧之憾。这次在都江堰有幸识荆，借聆清诲；现又捧读“九歌版”的两部新作，真是喜出望外，快慰平生。

诗与散文，已读过泰半，确如痖弦先生所说：“我们感受到的是热烈、活泼的人生，是扑面而来的性情”，是“人的心灵印记，是热爱生命、拥抱生活之忧患岁月的忠实显影，是呼之欲出、鲜明活跳”的“人的文学”。稍待一些时日，容我从容细读，当再向先生报告心得体会也。

看到您书中的照片，我又忆起上个月在都江堰文友相聚的情景。满眼的青山碧水，翠瓦朱楼，二王庙殿宇巍峨，桐花巷蜿蜒如画，“当时只道是平常”；而今而后，恐怕再也无缘重见了！言念及此，心中实在不是滋味。

首次通信，未知能否得入先生法眼，如幸而收览，尚望回柬相告，以慰悬想。

2008年5月28日

注：陈义之，台湾著名作家。

我以为，这个开幕式有三个鲜明的特点：

一是奇特性，其实也可以说是唯一性、不可重复性。它的创意实在是出人意表，出神入化，出乎想象与经验之外。十个子项，哪一个都是十分富有诗意与想象力的。就说“李宁空中行走”吧，把从天上取来的圣火还给天上，真是妙不可言。这些项目，不要说制作，就是设想，也很不容易想得出来。

二是群众性。重在万众参与，这也体现在项目上。就说那个缶阵吧，本来乐器林林总总，不知有多少。《三字经》上说：“匏土革，木石金，丝与竹，乃八音。”缶是属于“土”的乐器。按说，堂皇典雅的编钟，可能是更具影响力、名气更大的。那么，为什么独独选择缶呢？我想，可能是，较之那些高踞于庙堂之上的皇家、贵族的乐器，缶更具群众性、民间性，更易为广大民众所接受、所认同吧。当然，也更能充分体现奥运的“重在参与”的主旨。

三是普世性。普天同庆，既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由于它的形象化、具象化，不受语言、文字限制，世界各地民众都能欣赏，也愿意观看，丝毫没有感到文化理解上的障碍。这实在是很不容易的。

2008年8月8日

大著《杂譬喻经译注》和《文坛佛影》都收到了。在铭感隆情盛意的同时，也为您在佛学研究方面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感到钦慕与兴奋。

我于佛教经典，可说是知之甚少，但捧起这部《譬喻经》的译注本来，还是满有兴致，贪婪地一篇篇地读下去，觉得颇饶意味。《佛影》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著作，因为它不仅有启迪心智、扩展视野的功效，单从文学创作来说，也使得我从中获得丰富的滋养与沾溉。特别是，想到古今那些大师级的人物，像王维、苏轼、鲁迅、李叔同等等，无一不是得益于此；更觉得作为一个从事汉学研究与写作的人，应该在这方面多下些功夫，哪怕只是做点启蒙性的研究，也是十分必要的。

2008年9月25日

致戴铮

戴铮先生：

您好！《历史上的三种人》校样看过，认为很好。重点对经过电脑校验的一些字作了反复推敲。很感谢校对员的细致，确实挑出许多错字，应予改正；有的出于表述上的习惯，没有差错，属于可改可不改之列，我基本上也都遵从他们的意见；但也有一些字，没有接受校对意见，这有几种情况：

一、属于引用旧籍原文，古人就是那样用法，不宜改动，如“博浪椎”的“椎”字；还有的是原来题目，如韩愈所作《滕王阁记》，与王勃的《滕王阁序》不是一码事；

二、属于成语或文言词语，并没有错，如“逸趣横生”、“肆应”、“漫声”、“愧赧”等；

三、有的改了意义就相反了，如“悟解”不能改为“误解”；

四、有的为了平仄声的要求，有意把词语颠倒了一下，如“全身远祸，养晦韬光”，也是不改为好。

本书没加序言，我看可以；确实也没有更多的话要说。

2008年12月21日

致杨杰

接厦门大学与中国德国文学研究会邀请函。

敬复如下：

杨杰先生：

接到邀请函后，也曾动念前往，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学习交流机会。但今春中国作协有一个出访台湾的计划（大陆作家采访团，指定我带队），现正办理手续，大约在三四月份成行。因此，赴厦参加学术研讨一事，也就只好“断念”割舍了。后会有期，俟之来日。望今后常常联系。

预祝研讨会取得圆满成功！

2009年1月8日

致辽宁电视台

省电视台负责同志：

各位知道，我离开宣传工作岗位之后，从来没有对新闻宣传置评过，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是也；更主要的是，我对于省内情况和上级指示要求都不清楚，唯恐出言不当，妨碍你们的正常工作。

西方哲学家尼采曾在《悲剧的诞生》一书中感慨系之地说：“当批评家支配着剧场和音乐会，记者支配着学校，报刊支配着社会的时候，艺术就沦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美学批评被当作维系虚荣、涣散、自私、原本可怜而绝无创造性的社团纽带了。结果，没有一个时代，人们对艺术谈论得如此之多，而尊重得如此之少。”现在，在电视面前，报刊已退居次要地位；而同罹厄运的除了艺术还要加上那个原本不太时兴的历史。

下面接着唠历史的话题。其一，我以为，当前电视节目中，封建帝王、特别是清代帝王的题材数量过大，而且颂扬失当，有的不该肯定的也大张旗鼓地宣扬；其二，与此相联系，节目中过多地张扬了“权谋文化”，直接关涉到思想导向；其三，许多影视剧，史实误置，知识混乱，编导者一味在那里随心所欲地狂吹乱侃。令人想起辛弃疾的两句词：“不恨古人吾不见，恨古人，不见吾狂耳！”有的辩解说，作为艺术作品，虚构是影视剧的本性，不能把它作为历史教科书来要求。道理上讲是这样，但要分析虚构的范围与艺术虚构的实质是什么。有的可以虚构，应该虚构，而有的则不属于虚构范畴，并非一切史实错误都能够用“虚构”这个大袍子加以掩饰的。

所论未必得当，只供参考。

2009年2月13日

致张爱民

爱民先生：

校对员很负责任，许多地方都改得很好，谨致谢意。其中有的涉及到引用的是原文，外面有引号，如张学良书信等，只要引证确凿，我以为保持原态为好。有的逗号，校对改为顿号，多数我都认可了，但有的出于读时的“顿挫”考虑，还是保持原样。

个别文字，经过反复推敲，我作了一点改动，望予照改。

下面有几个小问题，提出来商量：

一、原说《张学良：人格图谱》中间的冒号去掉，不知为何未去？如认为放上也无妨，我也没有异议。

二、整部书字号略嫌小些（尤其是用楷体排的字，就觉得更小了）。不知有没有可能略加调节？本书由于内容与写法（含有文言句式，以及诗词、引语）的特征，估计读者层中会有大量上了年纪的人，如果字号太小，他们会望而却步的。

四、目录，题目下面附几行提要式的文字，非常别致。

2009年4月2日

致谢友顺

友顺先生：

一个偶然机会，发现您出生在福建长汀。而我，对于长汀一向怀有特殊的好感。十年间，先后去过两次。随信，送上一篇写在那里的散文：《守护着灵魂上路》，算是寄寓一份对于逝者—瞿秋白，对于这片热土驱之不去的孺慕之情吧。

2009年5月3日

致吕中山

中山先生：

获赠大作《与名人握手》，深感欣幸。我因前段一直在外面，先是率大陆作家代表团访问台湾（尊著中的女作家张雅文同行），尔后又应邀在北大、湖州师大讲学，并且到皖南采风多日，前天刚刚回沈。致稽作复，望能鉴谅！

书到手后，我即认真展读，深为洋溢其间的灼灼真情所感动。有的前辈作家，我也曾幸瞻风采，但岁月其徂，哲人已萎，为之浩叹。

您的文笔也十分讲究，亲切、朴质，要言不烦，深得此类文学神髓，宜其得以一版再版也。

即颂文安，并祝

笔健身健！

2009年5月12日

致高海涛

顷接高海涛先生信，对我为他书写朱熹诗句条幅表示感谢。并且说到：“如果您有什么写作计划，我可帮助查查中外文资料、观点、线索，以稍尽绵薄。自信这方面储备尚可，能够做得较好。”

当即回函：

海涛先生：

您是我非常看重的一位学者，我经常以您的高才硕学未能展现于什一，而引为憾事。我兼任作协主席多年，对此主动过问不够，属于客观因素；而您一本圣人“述而不作”之宗旨，在著述方面十分慎重。

2009年5月27日

致张大威

《辽宁日报》高级编辑、散文作家张大威同志来信，内云：

大威同志：

2009年6月2日

致王丽文

丽文同志：

来信阅悉。几篇文稿也看过了，很好。

创作水平的提高，是个日积月累的渐进过程，它一靠领悟，二靠体验，三靠扩展胸襟、眼界。最佳的途径，依我体会，还是精读高级的范文；而且，读的东西不在多，而在精。因为领悟与体验都出于揣摩练达、心领神会。开阔眼界，同样有赖于多读；当然，增广阅历，这也是十分必要的。

2009年7月6日

致祝新刚

新刚先生：

得悉《张学良人格图谱》即将开印，甚为欣慰。

2009年7月8日

致傅德岷

德岷先生：

此书，我自认还是具有鲜明特点的，在我自己看来，觉得它是近年来一部有代表性的作品。还望先生阅后有以教我。

云琪先生那一本，只好麻烦您代为转递了。实在不好意思，先致谢意。

对您在学术、创作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成果，为祝为颂。

祝身健笔健，即颂

2009年8月22日

注：傅德岷，重庆工商大学文学院教授。

致杨光祖

光祖先生：

因为参加省作协采风活动，我刚刚从下面的一个市回来，看到两份邮件，迟复为歉。

承询这本杂志的情况，其实，我了解的也不太多，解放前，它的主笔听说是柯灵先生。因此，当辽宁教育出版社要恢复这一刊物时，就想到请柯先生做顾问。柯先生慨然应允了，还顺便说了一句：“其实，你们辽宁也有合适的人选。”因为他看过我写的散文，所以，就推荐我到顾问行列中去充数。我就是这么当上顾问的。一般的人都以为，由于这个刊物办在辽宁，所以拉我出山，这是一个误解。实际上，《万象》从复刊之日起，一天也未曾在辽宁办过。由于刊号在辽宁教育出版社，所以主编就由当时的社长、青年学者俞晓群担任，付印前由俞先生过目、审读，而真正的编辑室先是设在上海；大约在两年前又转到了北京。大作我可以代转一下。

最近，新出一本散文集《张学良：人格图谱》，明日就寄呈给您，还望多予指导。

2009年8月25日

致杜渐坤

渐坤先生：

作为出色的编辑家和作家，您素以目光锐敏、思想深刻为学界所重。现送上，请予指教。看看这些问题剖析得是否有当。如果认可，而且方便的话，尚望转给《随笔》杂志。您从主编位置上退下以后，我与《随笔》已经失去了联系，也再没有了熟人，不晓得对题材、写法有些什么规定、要求。给您添了麻烦，叨在知交挚友，敬请鉴谅。

身笔双健！

2009年9月1日

18日去北京参加一个笔会，昨晚回来才看到邮件，迟复为歉。

会议期间，我去了京西阳台山东麓的大觉寺。这是中国北方一座著名的禅宗寺院，康熙年间曾为临济宗的祖庭。始建于辽代，时称清水院，为金代西山“八大水院”之一，据说教理上属于佛教密宗。寺内藏有大量的佛教经典，还有五百多块经板，不过没有见到。当然，即便见到了也弄不懂。如果有您在场就好了，可以获得直接的开导。

千年来，许多帝王和文人都曾驻足其间，并有诗文咏赞，像纳兰性德、王昶、顾太清、许地山、陈寅恪、朱自清、傅增湘、胡适、溥心畲、俞平伯等，都留下了诗文作品；郭沫若故居的那棵大银杏树，就是他从大觉寺移去的树苗长成的。冰心与吴文藻在这里度过了甜蜜的新婚之夜。

他们之所以钟情于此的原因，肯定是各有怀抱、各有追求；而我所醉心欣赏、情怀惓淃的，是这里远离市井尘嚣、清幽阒静的环境。“轮蹄不到嚣尘远，一枕烟波梦也清。”唐·王勃《上明员外启》中，有“一丘一壑，同阮籍于西山；一啸一歌，列嵇康于北面”之句。那种潇洒出尘的魏晋风韵，那种山水情怀、士人风骨，那种隐藏于历史“褶皱”深处的游世高标、雅人风致，至今犹令人向往。

再者，您的大作中谈及十六国的佛教传播，其中的“三燕”（前燕、后燕、北燕）都曾在辽宁的朝阳建立都城，那个“龙腾苑”的遗址，至今尚有遗迹可寻。

从信中得知，您在11月份，要到台北去讲学，届时我也可能恰巧在台湾，中国作协组织大陆作家代表团前往访问，指定我带队，说是争取11月份成行。果能落实，或可在那里相见。

我的一切尚堪告慰，谢谢您的关切。欢迎您回辽宁看看。

秋安

2009年9月22日

致王为松

为松先生：

惠赠的贵社出版的几部学术著作，还有毛尖女士精美的散文集《乱来》，都已收读，深为感谢。因为当时急于外出，未及即时作复，尚祈鉴谅。

根据我的研究，就是这些荼毒鬼子的“俺、俺们、本人、敝人、不肖、不才、老子、某、仆、乃公、人家、我等、我、我们、我辈、我曹、吾、吾们、吾侪、小生、小子、小可、小的、晚生、余、予、在下、洒家、咱、咱们、朕、寡人、孤、奴才”等“我”与“我们”的同义词，挽救了我们不少国人的生命。

此话怎讲呢？根据得克萨斯大学心理学教授詹姆斯·彭尼贝克的研究，我们使用的字词，总能透露我们的身份、我们的思想，以及我们的宿命。彭教授大量地比较了自杀的诗人和不曾自杀的诗人，发现前者明显地倾向于使用I和MY，而后者更经常地使用复数代词。按照彭教授的思路，或者我们可以假设，“我”用得多了，就会产生一种自杀倾向。所以，感谢中文，有多少复数代词用来指称单数“我”啊！比如我的朋友朱教授，说到自己夫人，总是很谦虚地说：我们老婆。

真是天下妙文。

国庆假日期间，二位贤伉俪都没有外出吧？我今天午后从营口回到了沈阳，稍作一些准备，就要于11日到庐山去参加一个国际笔会，除部分大陆作家外，还有台港澳和外国华裔作家多人。大约十天后返回。

再致谢忱，并颂

2009年10月6日

注：王为松，上海人民出版社社长。

南开一别，倏忽间，四个多月飞逝而过，真是快得惊人。就这么日往月来，“鸡飞兔走”，人怎能不老呢！

2009年11月2日

致朱自奋

自奋女士：

贵报以整版篇幅刊载张学良晚岁情缘，作为作者，我深受感动，也深为鼓舞。

前天，在省内文学界一次会议上，我还向一些作家、学者作了推荐。我从提兜里随手拿出6日这期，给他们读您编的《书人茶话》中桑塔格的有关论点。对桑氏提到的每一时代都存在着具典范性的文体，大家反响甚为强烈。一位女硕士说，这是不刊之论，验之中国尤其准确：李白、杜甫的时代是诗，苏东坡、辛弃疾、李清照时代是词，关汉卿、王实甫时代是曲。桑塔格说得恰中肯綮。还有《新学术》一栏，汪涌豪教授关于人民性、人性论的阐发，极富启迪、开创价值。

会议的后半场，基本上是议论这份报纸。听了大家的衷心赞赏，我甚感欣慰。

祝您和《文汇读书周报》不断跃升新的台阶。

2009年11月16日

致刘俐俐

刘教授：

大函奉悉，无任欣慰。

您所面对的是抽象的学术领域，可说是充满了术语、定义、流派、新词，而您能够以开阔的学术视野、精到的分析、睿智的谈吐出之，不仅创见多多，意蕴深邃，而且格调清新，运笔活泼，富有情趣，至为难能可贵。

法国叙事学家热拉尔·热奈特原是以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为特定研究对象，进行叙事研究，最终却生成一门新的理论，即叙事学。您对此既有深湛的研究，又能娴熟地应用。为了论证文本中叙述的重要性，您引用卢卡奇的论述，说明现代的伟大叙事作品正通过所有事件在过去的前后一致的变化，把戏剧性的因素引入了小说的形式。只有叙述，事物才能获得诗意的表现。当然，叙述需要世界观，“没有世界观，就绝不可能正确地叙述，绝不可能创作任何正确的、层次匀称的、变化多端的完善的叙事作品”。

您在论文中指出：“叙述历史不是有什么写什么，写哪些历史本身就是选择和确认的结果。表现在历史散文文本中，就呈现为结构方式。我们正是从这个结构形式中，看出了充闾先生所依据的价值观和感情倾向”。窃以为，这是非常警辟的分析；而且是发他人之所未发。

再申谢忱，敬颂

2009年11月24日

致高洪涛

营口市委宣传部来函，邀请我为市里在产业基地所树的纪念碑题写碑文。营口市为我旧游之地，在那里工作二十五年，至今仍怀有深厚感情，遂复函宣传部负责同志。

洪涛同志：

提供的基础资料很好，我作了改写、充实。共分三段，每段大体在一百七十字上下，还可以根据情况作适度增删。因为是竖排，数字应该用汉字，标点特别是“引号”，应尽量减少。

有几个地方，说明一下：

营口地区的开发，不只限于汉、辽、金几代王朝。唐王征东、明清战事（清之西炮台，盖州上帝庙为明洪武年建），此间均有遗迹。

讲营口历史，辽河不可不提，但找不出与之相对应的山，临时想了个赤山，它是较有名气的。

“市委、市政府”字样可以不出现。实际上，尽人皆知，讲的功绩都是党和政府领导的。而且，由于没明确说党委、政府，就可以更加突出一下近年的工作。事实上，营口市的变化也主要是在新世纪，是现在。此项作为重点，你和同志们再斟酌一下—看怎么讲更合适。

有什么事需要商量，可以直接给我发邮件。

2009年11月30日

碑文

远古的追忆

营口是人类的发祥地之一。早在二十八万年前，金牛山人就掀开了人类栖居东北亚乐园的帷幕。在远古文明曙光照临下，赤山辽水之间，先人胼手胝足，筚路蓝缕。由汉唐而辽金而明清，政权代相更迭，民族融合，文化交流，生齿日繁，社会发展。公元一八六一年，营口作为祖国东北第一个对外通商口岸，市廛繁华，人烟辐辏，港口帆樯林立，商贾云集；彼时，英法美德日俄等十一个国家设立领事馆，有“关外小上海”之称。

当代的寻梦

新中国成立后，营口迅速成为重要轻纺工业基地和商业口岸；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准确把握战略机遇期，成功实现了由轻纺工业城市向冶金、石化、装备制造、纺织加工、新型建材和镁质材料生产基地的转化。辽宁“五点一线”发展战略提出后，营口沿海产业基地应运而生，成为以港兴市、工业强市的重要平台和战略转型的有效载体。转身向海，将营口带进了从辽河文明向海洋文明过渡的新时代。

未来的畅想

致张轶

张轶博士：

此行十分顺利、愉快，感谢您热情而周到的指导与接待。

大札奉到，照片也全部披览。它们又把我带回到我们游观清华园与圆明园时的情景，在感到无限温馨的同时，也平添了悠悠的畅想，无尽的怀念。我当永远记怀在北工大讲学的难忘日子，更忘不了您这位雄姿英发、才气纵横的忘年之友。但愿以后有机会作更多的交流。

计划中的关于生活美学的研究著作，已经着手撰写了吧？这是一个非常有趣味而且有价值的课题。我手头有一套多卷本的《欧洲风化史》和《古希腊风化史》，为西方文化史名著。虽然作者所论述的并未全面涉及社会日常生活与观念生活，但其视野十分开阔，资料相当丰厚，写法也活泼有趣，估计能够对您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昨日已用挂号邮件寄出，不日即可送达。史仲文先生的著作，深刻而又畅达，我正在认真拜读，请代致问候。

祝您取得更多更大的成功！

2009年12月4日

感谢您一贯的热情鼓励与殷殷垂注。

2009年12月27日

康大姐：

久未晤谈，不知近期身体状况如何，甚为挂念。

我一直对您辞去省散文学会会长一事，耿耿于怀。您的抽身而退，确实影响了省内散文事业的开展。借用两句不很恰当的古语来比况：“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后来有文友解释，纯粹由于身体原因，这就没有办法了，应予理解，应予鉴谅。

近日，又听到马成泰先生病逝的噩耗，心中有戚戚然。他是一个才子，诗文俱佳；而且热心于散文事业，多有贡献。他的猝亡，令人伤感。往事依稀，已成昔梦，言之凄然。

冬寒尚厉，望善自珍摄。

年祺

2010年1月19日

致张庆善

庆善先生：

回忆十多年前，在蔡先生任民革中央宣传部长时，我们曾有一面之雅，留下了很好印象。他是知名学者，人品、学问均称上好，为我素所钦仰。对前段网上一些人的指责以至鼓噪，我是大不以为然的。此信也可请他先看一看，望予赐教。

如果您认为有必要在《学刊》上予以刊布，亦我所愿。这样，一则可以接受红学界方家指教，听听大家的意见；二则有助于活跃学术气氛，引起读者的兴趣。

2010年2月5日

“唇气”还是“蜃气”？

《〈红楼梦〉挂历名家题诗十二首浅说》刊载于今年第一期《红楼梦学刊》。作者为我素所敬重的著名学者、红学家蔡义江先生。文中对于茅盾、张伯驹等五位名家的十二首题诗，先生一一作了详尽的讲解，里面有许多独到的见解，可说是“发未发之覆”，读后深获教益。只是有一处，我略有不同看法，愿意提出来就正于义江先生。

张伯驹所作《十月·描图》：“描来画笔大观园，楼阁参差抵外藩。幻影艳情吹唇气，门前狮子亦无言。”蔡先生对“吹唇气”的解释是：“形容女儿们戏谑谐谈就像芳唇之中吹出兰气来那样令人愉悦。”并举出“母蝗虫”、“要铁锅来好炒颜色吃”、写上了“嫁妆单子”以及回目《潇湘子雅谑补余香》等实例作为证据。论证不可谓不充分，但我却大胆怀疑“唇气”实为“蜃气”之误。

蜃气原是一种大气光学现象。光线经过不同密度的空气层后发生折射，使远处景物显现在地面上或半空中，成为“海市蜃楼”幻影。古人不明这一科学道理，误认是蜃吐气所形成的景象。《史记·天官书》有“海旁蜃气象楼台”之句；《本草纲目·蜃》条目中，亦有“能吁气成楼台城郭之状”的记述。我认为，联系全诗意蕴和“画笔描来”、“楼阁参差”字样，应以“幻影艳情吹蜃气”为是。意为女儿们戏谑谐谈（“艳情”）吹出“蜃气”，使大观园的“幻影”像海市蜃楼般显现。

历代诗人咏“蜃气”者，不胜枚举。早于这次题诗，张伯驹1978年登蓬莱阁，曾填《风入松》词纪盛：“齐烟九点望胶东，霞日海腾红。仰观俯视神游遍，上鸢云，下到龙宫。一粟浮沉身世，千年梦逐坡翁。波澜壮阔卷长风，银浪叠重重。遥天万里消阴曀，问蜃光，吹气何从？却笑人间名利，无非楼阁空中。”里面也谈到“蜃光吹气”、“楼阁空中”。而“唇气”一词，就我闻见所及，大概从未入于诗词。只在古相书中，有“唇气青黑，亦主孤贫”之说。

再者，“唇”字在诗韵中属十一真，为平声字，放在这里也于音律不协；如是“蜃”字，属上声十一轸，为仄声，则协律了。丛碧先生为诗词大家，诗才极高，九岁即能诗，有“神童”之誉。其诗词作品，格律极严，化典圆熟，臻于至境；尤以词之成就为最高，因而学界有人评说：“如以词人之词而论，则中国词史当以李后主为首，而以先生为殿—在他之后，恐怕不易再产生这种真正的词人之词了。”因此，我不大相信，张先生会以平代仄，故作拗句；尤其是不大可能塞进“唇气”这类的词句。若是先生真的想用这个词，完全可以将第三句调为“唇气艳情成幻影”以达到协韵要求。

诚如义江先生所说，唐人绝句中一、二句破格成拗的例子很多。但自从南宋刘渊“平水韵”施行后，直至清末民初，此类情况则极为罕见。即以《红楼梦》一书中三十三首七绝而论，出自黛玉、宝琴等高手的自不必说，即便是连贾母都看不上眼的贾环的七绝，也还是合乎格律的。

之所以会出现上述误植，我猜想，可能出于如下三种情况：一是因为丛碧先生的字为“鸟羽体”，当年印制挂历时，编辑没有辨识清楚，误“蜃”为“唇”了；二为提供资料者笔误，如果是手抄的话；三是丛碧先生笔误，但这种可能性极小。

这纯粹是局外人的凭空悬想。义江先生为诗词名家，且当年曾亲自参与其事，现将一己之见托出，提供研究参考；同时也愿听听诗词界与红学界方家的指教。

注：张庆善，著名红学家，中国红楼梦学会会长、《红楼梦学刊》主编。

致郭保林

保林先生：

大札奉到，欣悉先生作品研讨会即将在济南召开，为祝为颂。我现正在浙江采风，要待五天以后才能结束。盛会不能到场，深以为憾。

恭祝会议获得圆满成功！

王充闾于湖州

2010年4月2日

接学者黎枚信，谈到当前中国文学的现状感到有些迷茫—没有公认的好书，没有共同的审美取向，一些80、90后的青年缺乏正常的精神滋养，情况堪资忧虑。

您对于散文有专门研究，可能更会有感于当前散文队伍的泛化，只要语句粗通，错别字尚不影响对句意的理解，不管内容高尚还是卑微，审美趣味高雅还是低俗，文辞简约还是啰唆，就都可以被当作散文了。文学期刊纷纷转型，脱离纯正的文学趣味、立场和美学追求，慢慢蜕变成时尚类杂志，大量刊发闲适的、无关痛痒的文字。实用性、趣味性越来越成为当下文学阅读的出发点。文学成了商业社会普遍的消费方式中的一种。

是呀，我们常说需要面对大众传播经典，但大众如果不读经典，只读别人的解释，又会有什么后果呢？

2010年4月27日

致彭定安

著名学者、作家彭定安先生来函，略谓：

我觉得，你在写过周恩来不忘老朋友之外，还可以写一篇他的性格图谱。他的人格魅力和人格结构，比张学良更具震撼力，更伟大也更丰富，具有更多文化内涵和中国传统文化质素。我一直觉得，他之所为，比大元帅的拍案而起，更困难，更深刻。一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我不下火坑谁下火坑”，含着多少悲情与坚毅。我见到有人说他晚年给张玉凤写信“低声下气”；其实，抗战期间，他在重庆给龚澎写信，都称“您”，而龚当时还是“毛孩子”，是与他隔好多层的下级。这是他那一辈人的谦逊作风。当然，写他跟党史千丝万缕相连，甚至是血肉相连，有很大难处。

回函如下：

定安先生：

我完全同意您对周总理的评价。他确实是一位流芳千古的伟大人物，凝聚着也代表了中华民族一切的优良品格。诚如拙文《不能忘记老朋友》中所揭示的，对于这位伟人我一向是充满敬意、充满深情的。面对他，也确确实实觉得有话可说，而且肯定会比对于张学良的认识要充分、深刻得多。但是，要写好周总理实在也比较难：首先，他的人格风范、丰功盛烈，确是高山仰止，有“夫子门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之感；再者，他的个性、性格构成，十分丰富、复杂，需要深邃的哲学、伦理学、社会学功底，否则未必能讲得清楚。所以，尽管有志于此久矣，但一直未能动笔。从现在开始，我即着手积累资料，过些时候总会写出来的。

2010年4月29日

记得“文革”中有两句传诵一时的俚诗：“猪圈怎驰千里马，花盆难养万年松。”人才总是在风浪的冲激下、雷鸣电闪的轰击中长成的。“忧劳可以兴国，逸豫足以忘身。”现在，人们的生活条件过于安逸，而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正风已被图享受、贪安逸、比阔气、讲排场的戾气所淹没，如果周围环境、舆论氛围再不能提供一定的压力和张力，这样随波逐流下去，又何谈英才之涌现！

2010年5月3日

答王先霈

接王先霈教授约稿函，略谓：“华中师大出版社邀请省内外一些老师编一本《大学语文》，拟于今年七八月出书。此教材以通过美文给学生文化熏陶为主旨，希望摆脱通常的赏析格套。为此，其中一半篇目的导读，约请校外资深名家赐稿，俾使采用这本教材的学生得以多方受益。其中选了李白的《春夜宴桃李园序》，特请您写导读一篇，要言不烦，三百字即可。”

李白《春夜宴桃李园序》导读

这是一篇优秀的古代抒情短文。作者是一位大诗人，他以清新隽雅的诗性语言为我们描述了他与诸弟春夜聚会于桃李芳园饮酒赋诗的情景。

精读全文，仿佛走进古人诗酒风流的聚会场所，饱享高雅的精神盛宴，感受潇洒出尘的幽怀逸趣，获得一种美的享受；进而领略作者对生命、对生活、对友情、对自然的珍爱，体会其乐观开朗的生活态度；欣赏并学习那种以简驭繁、挥洒自如的高超的写作手法。

明人李贽论述艺术创造时，有“画、化”之说。画，就是要有形象；而化，则是能把客观的物象化作心灵的东西，反过来再把这种心象转化成诗性文字。原来，李白早就掌握了这套本领。

2010年6月10日

致李葆国

中华诗词学会李葆国先生寄来咏长白山七律，要求提出意见。

葆国先生：

全诗意兴盎然，堪称上品。初读“苔点流光蓄岑寂”一句，觉得有些不顺，但经过拗救，亦无伤格律。此类情形于宋人诗中颇为常见。盖“岑”属十二侵，为平声，而当必须用在仄声处时，经过拗救，亦可成佳句，如宋·杜范：“春愁风雨不禁寒，红尽枝头绿已团。谁遣佳人伴岑寂，初酣卯酒脸匀丹。”就非常好；再如宋·方回诗句：“拟问邻酤破岑寂，督邮闻说酢如榴”，也很有味道。当然，大量的还是作平声用。最有名的是宋人留元刚的《武夷九曲棹歌》：“九曲遥岑更郁然，板桥渔市引长川。唤回白马宾云梦，来看桑麻万里天。”

随便议论，凑趣而已。

2010年6月11日

作家、学者高海涛先生驰函，以端午“赏午”风俗见询。

答复如下：

承询“赏午”一词，所知不多。除了《红楼梦》第三十一回讲的：“这日正是端阳佳节，蒲艾簪门，虎符繫臂。午间，王夫人治了酒席，请薛家母子等赏午”；还有一副描述节令的对联：“端午午时人赏午，立春春日客游春。”也很有意味。

看得出来，“赏午”与端午节有直接关系。从前，更多的是纪念、凭吊屈原，而从宋代开始，赏端午习俗似比较盛行。苏东坡《少年游》词：端午赠黄守徐君猷：

银塘朱槛麹尘波。圆绿卷新荷。兰条荐浴，菖花酿酒，天气尚清和。好将沉醉酬佳节，十分酒、一分歌。狱草烟深，讼庭人悄，无吝宴游过。

宋代词人刘克庄亦有《满江红·端午》：

梅雨初收，浑不辨、东陂南荡。清旦里、鼓铙动地，车轮空巷。画舫稍渐京辇俗，红旗会踏吴儿浪。共葬鱼娘子斩蛟翁，穷欢赏。麻与麦，俱成长。蕉与荔，应来享。有累臣泽畔，感时惆怅。纵使菖蒲生九节，争如白发长千丈。但浩然一笑独醒人，空悲壮。

再就是元人杂剧：《显英才丑虏走边疆》中有两段：

（外扮范仲淹领祗从人上）（范仲淹云）胸中志气凌霄汉，腹内诗书贯斗牛。老夫范仲淹是也。今为唐学士举荐延寿马，与耶律万户交战去了，有飞报前来，被延寿马大破虏寇，得胜回京，奉圣人的命，今日是五月端午蕤宾节令，御园中一来犒劳三军，二来设一太平筵会，众官庆贺蕤宾节令，都要打球射柳。安排筵会已完备了，祗从人门首觑者，众官人每来时，报复我知道。（祗从云）理会的。（吕夷简、文彦博、陈尧佐上）（吕夷简云）万卷诗书遵孔孟，一襟清气溢乾坤。小官吕夷简是也。因为延寿马破了耶律万户，得胜回京，奉圣人的命，时遇五月蕤宾节令，都要打球射柳。宴赏太平之世。可早来到也。

《双调·新水令》：

忻逢佳节满皇都，贺端阳乐年欢助。则见那锦衣悬彩仗，绣袄间公服。摆列着玉叶金簇，端的便屯满御园路。

元末明初·舒《端午》词：（里面感慨：人都庆端阳，谁复吊沅湘！）

碧艾香蒲处处忙。谁家儿共女，庆端阳。细缠五色臂丝长。空惆怅，谁复吊沅湘。往事莫论量。千年忠义气，日星光。离骚读罢总堪伤。无人解，树转午阴凉。

明·陈宪章诗《端午食赐粽有感》：

蓬莱宫中悬艾虎，舟满龙池竞箫鼓。

千官晓缀紫宸班，拜向彤墀贺重午。

大官角黍菰蒲香，彩绳万缕云霞光。

天恩敕赐下丹陛，琼筵侑以黄金觞。

东南米价高如玉，江淮饿莩千家哭。

官河戍卒十万艘，总向天厨挽飞粟。

君门大嚼心岂安，谁能持此回凋残。

小臣自愧悠悠者，救时无术真素餐。

“赏午”一词，当是这些端午庆赏活动的简称。

2010年6月16日

当然，往深层里挖掘，一个作家对于客体对象的书写，绝不仅仅基于趣味与偏好的审美选择，本质上，恐怕还是一种精神类型的选择。无论是抑扬、褒贬、毁誉，着眼点都是对于人格、个性以至人生道路的研判与评说。

这里，我想就张学良多说几句。我以为，张氏可以为我驰骋笔墨提供广阔的用武之地，他具有无限的可言说性。传记、口述历史、回忆录，很多很多，可是并没有穷尽他的内涵，仍然有无限的叙述空间。首先，他是一个谜团，他的人生道路曲折、复杂，生命历程充满了戏剧性、偶然性，带有鲜明的传奇色彩；他的身上充满了难于索解的悖论，存在着许多因变参数；其次，他是成功的失败者，他的一生始终被尊荣与耻辱、得意和失意、成功与失败纠缠着。他的政治生涯满打满算只有十七八年，光是铁窗岁月就超过半个世纪。政治抱负，百不偿一。其三，同历史上一些悲剧人物一样，张学良在人生舞台上，作了一次风险投资，扮演了一个不该由他扮演的角色，挑起了一份他无力承担却又只有他才能承担的历史重担。我写他，还有一点特殊原因，就是我们是同乡，所谓“桑梓情缘”。我从小就听惯了关于他的许多传奇故事，脑子里长期存在着一个固有的形象。不过，我也知道，许多方面写得并不深刻。还望您读过以后，能够有以教我。

2010年6月19日

致刘兆林

兆林同志：

得知您近日将有越南之行，为祝为颂！

承询唐代文学巨星王勃在越南殒落的有关情况，略复如下：

据越文资料记载：王勃于唐高宗上元三年（676年）夏初到了交趾郡，陪同他的父亲、交趾令王福畤，一起度过了炎热的溽暑，秋八月踏上归程，由蓝江起航，刚刚驶入南海，即不幸为风浪所噬，终年二十八岁。

那一天，海水涨潮倒灌，把王勃的尸体顶入蓝江，被村人发现，认出是这位中土的早慧诗人，即刻通知他的父亲，然后就地埋葬在蓝江左岸。出于对他的崇敬，并且雕像、修祠，永为纪念。传说王勃死后，情怀郁结难舒，冤魂不散，蓝江两岸总有乌云滚动。还有人在南海之滨看到过他那飘忽不定的身影；夜深人静时，风翻叶动，簌簌有声，细听，竟是他操着中原口音在吟咏着诗文。

这一带文风比较盛。过去许多上了年纪的人都能背诵“落霞、孤鹜”的名句和“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的诗章；子弟们潜心向学，有的还科名高中，历代出现过许多诗人。其中，成就最大、声望最高的是被誉为“越南的屈原”、“民族的天才诗人”阮攸。他出生于黎王朝的末叶，中年入仕后，曾几度出使中国，到过长江沿岸许多地方，对于中国的风物人情，尤其是汉文学素有深湛研究。他根据中国章回小说改写的诗歌作品《金云翘传》，长达三千二百五十四行，享有世界性的声誉。阮攸从小就熟读王勃的诗文，心向往之，不仅在作品中引用过“风送滕王阁”的逸闻佳话，还专门凭吊过王勃祠、墓。听说，重修后的王勃祠庙的对联：“座中尽是他乡客，眼底无非失路人”，就是阮攸亲拟的；还有一副联语：“信哉天下有奇作，久矣名家多异才”，引自陆放翁诗，亦出自阮攸之手。他曾在《漫兴》一诗中写道：“行脚无根任转蓬，江南江北一囊空”，虽有自嘲意味，但用来比况王勃也是至为贴切的。

上述资料的获取，得益于对越南的一次出访。2004年3月，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来到河内，从我国驻越南大使馆听到一个惊人信息：王勃的墓地和祠庙在越南北部的义安省宜禄县宜春乡。看了地图，那里紧靠着我国南海。《旧唐书》中本传记载，王勃到交趾省父，“渡南海，堕水而卒”。罹难场所和葬身之地向无人知，想不到竟在这里！

由于急切地想要看个究竟，第二天，我们便在越南作家协会外联部负责人的陪同下，驱车前往实地访察。一路上的话题，自然离不开这位短命的天才诗人。对于一个一千三百多年前的外国文学家，邻邦同行们不仅熟知，而且饶有兴趣，确属难能可贵。只是，我们心里越是急切，汽车越是跑不起来，路又窄，车又多，不足二百公里的路程竟然走了六个小时，到达那里已经是夜幕沉沉了。

我们在海边一家简易旅馆住下。客房在楼上，很空阔，窗户敞开着，夜色阴森，林木缝隙中闪现出几星渔火，杂着犬吠、鸦啼，空谷足音一般，令人加倍感到荒凉、阒寂。“哗—哗—哗”，耳畔涛声阵阵，好像就轰响在脚下，躺在床上有一种船浮海面、逐浪飘摇的感觉，似乎随时都可能被漂走。迟迟进入不了梦乡，意念里整个都是王勃—到底是怎么死的，死了之后又怎么样很想冲出楼门，立刻跑到海边去瞧一瞧，无奈环境过于生疏，只好作罢，听凭脑子去胡思乱想。

次日，东方刚刚泛白，我便三步变作两步地飞驰到海边。风很大，衣服被鼓胀得像个大包袱隆起在背上，海潮也涨得正满，目力所及尽是如山如阜的滔滔白浪。几只渔船正劈波入海，时而被抛上浪尖，时而又跌下谷底。说是船，其实本是藤条编的大圆笸箩，里外刷上厚厚的黑漆。平时扣在潮水漫不到的沙滩上；捕鱼季节到来，渔民把它们翻转过来，然后推进海里，手中架起长长的木桨，艰难费力地向前划行着。

当地文友说，这里是蓝江入海口，距离中国的海南岛不远，大体在同一纬度上。气候很特殊，看上去滩平坡缓，视野开阔，没有任何遮拦，可是，老天爷却老是耍脾气，喜怒无常，瞬息万变。说声变脸，立刻狂风大作，搅动得大海怒涛汹涌，面目狰狞，往来船只不知底里，时常遭致灭顶之灾。听到这些，王勃遇险的因由，我已经猜到几分了。

草草用过了早餐，我们便赶忙去看王勃的祠庙和墓地。听说有中国作家前来拜望王勃，乡长停下正在进行的会议，早早等候在那里。见面后，首先递给我一本铅印的有关王勃的资料。封面印着王勃的雕像，里面还有墓碑的照片，正文为越南文字，后面附有以汉文书写的《滕王阁序》。大家边走边谈，突然，一大片荒榛断莽横在眼前，几个圆形土坑已经长起了茂密的茅草。乡长指着一块凸凹不平的地基说，这就是王勃祠庙的遗址，整个建筑1972年被美国飞机炸毁了。我急着问：“那么，坟墓呢？”当地一位乡民指告说：离这里不远，也都被炸平了。这时，乡长从我手里取回资料，让大家看封底的照片—炸毁前此地的原貌：几株参天乔木笼罩着一座园林，里面祠堂高耸，径路依稀，不远处有荒冢一盔，累然可见，徜徉其间还有一些游客。于今，已全部化作了尘烟，进入了虚无。真是“此情可待成追忆，留得残图纸上看”了。

承乡长见告，王勃祠庙遭受轰炸后，当地一位名叫阮友温的退伍大尉，冒着生命危险把王勃的雕像抢救出来，没有地方安置，便在家中腾出一间厅堂把他供奉起来。这引起了我们的极大兴趣，立即赶赴阮家探望。阮先生已经故去，其胞弟阮友宁和先生的儿媳、孙儿接待了我们。王勃像供在中堂左侧，前面有一条几，上设香案。像由上好红木雕刻，坐姿，为唐朝士大夫装束，通高约一米四五。由于年深日久，脚部已开始朽损，面孔也有些模糊。跟随着主人，我们一同上前焚香拜祝，并摄影留念。

2010年8月12日

大札奉到，至为铭感。

我过去多次说过，喜欢同青年人打交道。现在看，是对的。原因就是可以经常听到不同的声音，以至尖锐的批评意见。

信中提到我的散文缺少锋芒，并以《重读三峡》为例，认为不应把这项工程说得那么好。这对我有很大的启发。

有位哲人说，对于民族来说，拥有凡·高乃是万幸；可是，如果哪个父亲、妻子，若是有那样一个儿子、一个丈夫，恐怕就整天地焦头烂额了。事情之大谬而不然者，大抵类此。

因为我们投合，我就随便说了这些，交心而已。

2010年8月13日

致邓世广

邓教授：

大函奉悉。

新疆为我旧游之地，翻阅大著《当代西域诗词选》，倍感亲切之余，多获教益；今又收读近作诗词若干首，宛如云璈水瑟，可诵可歌，乐何如也！

先生诗词俱佳，而于倚声尤见功力。有的一气驱使，旋折而下，构成“繁音促节”的湍急情势；有的婉转低徊，声声掩抑，予人以“欲吞还吐”的感觉；有的则是峭拔挺劲，直耸孤标，凸显出激越不平的情怀。吟咏这些词作，直是一种高格调的艺术享受。

我于诗词，素有爱好，但着力不多。在散文创作之余，有时也随便涂抹两笔，多无足观。在诗词集的后记中，我也曾写过一段迹近辩护的话：

随信，附呈四组小诗，多为即兴咏怀之作，没有什么深邃的寄托，尚望先生阅后有以教我。

2010年9月4日

注：邓世广，新疆医科大学教授，诗人。

致唐军

唐军同志：

便于组织掌握、了解情况，现简要介绍一些有关情况：

一、我是中国作协五、六届主席团委员，辽宁省作协六、七届主席，八、九届名誉主席，中华诗词学会顾问；出版散文、随笔、诗词集近四十部（其中，英文、阿拉伯文各一部，台湾出版两部、香港一部）；中国作协第一届“鲁迅文学奖”得主；连续两届（第二、三届）被聘任为“鲁迅文学奖·散文”评奖委员会主任—由于“鲁奖”的权威性，文学界一向把这看成是一种“高度认可”，否则难以服众。1996年11月，经上级特批参加高级职称评定，被评为“文学创作一级”，此后即列入中组部专家局备案，每年春节前，都收到中央组织部的慰问函。

三、每次出访归来，我都写出散文、传记作品或学术论文，计40余篇（部）。其中仅涉及到世界著名作家、艺术家的，就有歌德、列夫·托尔斯泰、普希金、契诃夫、泰戈尔、井上靖、勃朗特三姊妹、聂鲁达、易卜生、杰克·伦敦、海顿、维格兰等近20人。

四、我于2001年初离开省级领导岗位、2005年底退休（此前担任省作协主席），现已年满75岁，没有任何亲属在境外、国外。今后出去，主要是自费（好在我没有其他方面经济负担），也会有由对方出资的应邀出访。我计划今春去波兰、捷克自费旅游，主要是想写一写伟大的爱国者、音乐家萧邦（波）和伟大的爱国者、反法西斯战士伏契克（捷）。早在中学时代，我就为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所倾倒，许多段落至今还能背诵。

敬颂

2011年1月20日

致李建华

北岳文艺出版社李建华先生：

顷接大函，知贵社为树立山西品牌形象、打造山西文化名片，艺术地再现山西厚重的人文精神与古老的地域文化，拟分批邀请全国知名作家到山西采风，以历史文化散文形式，写出三晋大地的历史之美、地域之美、民风之美、人文之美、厚重之美；在此基础上，编辑出版《厚重山西—当代著名作家看山西》大型文化散文集。这一举措意义重大，非常必要。承蒙邀请，我感到十分荣幸，多谢出版社对我的殷殷垂注。

山西原是我的旧游之地，十多年来，曾先后去过四次，而且，都和创作有关。一次是和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翟泰丰同志，去王家大院挂创作基地的牌子，然后去了晋南、晋东南地区；一次是以中国作协主席团委员身份，率领采风团去晋中、晋西南地区深入生活，实地采访；还有两次，在我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长时，曾去了晋北，过五台，出雁门，赴大同、浑源；另一次，当时兼任省作协主席，应山西省作协邀请，专门去参观了晋祠，走访了忻州元好问故乡，先后写了《无字碑》、《貂蝉趣话》、《劫后遗珠》、《情注河汾》等系列历史文化散文。尽管山西的主要地域基本上都去过了，但我仍然对重游三晋大地抱有浓烈的兴趣。只是3、4月份，早已安排要先后到温州大学、苏州大学和苏南地区讲学、访问，5月份要到中东欧出访，行程安排得很满。这样，就不能前去参加这次采风了，实在是感到遗憾。

现将我写成的四篇散文送上，供审核。如能采用，自是感到欣慰—毕竟没有辜负诸君的错爱；否则，我也完全理解，因为我并没有参与这次活动。

2011年2月25日

致葛本亮

本亮同志：

近期，接到山西出版部门的邀请函，他们策划组织一批国内知名作家通过采风活动写出系列散文作品，以适应本省经济社会发展、壮大文化软实力的需要。刚才我给北岳文艺出版社的老总作了回复。就此，我联系到，我们辽宁也应该策划、推出一批扩大人文宣传、树立品牌形象的本省题材作品。

如能纳入出版计划，不妨首先译成英文，对外；同时，双管齐下，再以中文在国内发行，包括面向外省区市项目洽谈、公务交往、旅游观光者。电子文本，出版计划下达后，即行奉上。

最后，想解释一句，此举绝非由于我的作品没处出版，想通过这个途径找出路。实际情况是，只要我能够写出来，公开出版发行没有困难。这样，也请各位不必为难，不必迁就。如出于种种原因（如年度计划已经下达等），不拟采用，我完全能够理解，也没有任何想法。正可用来应对外来约稿，拿出交差就是了。

敬致问候。

捧读来函，至为欣慰。原来您一直在日本讲学，怪不得一直没有音信呢。

3月中旬，我应邀参加江苏作协的一项采风活动，去了吴江、常熟的两个古镇，看了清初天文学家王锡阐纪念馆，钱（谦益）柳（如是）的红豆山庄遗址；还有徐氏师俭堂、瞿氏铁琴铜剑楼。同去的有孙绍振、范培松等知名学者。

下旬，应温州大学颜翔林教授之邀，为中文系研究生讲了《历史文化散文的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问题》；并且游览了楠溪江及古村落，参观了高则诚、孙诒让故居和朱自清先生写过的梅雨潭，还有温州市唯一的以县名冠名的省级重点风景名胜区洞头县，奇特之处在于县域涵盖了一百零三个岛屿。

谢灵运的池上楼，我于十年前来温州时，还看到一些旧迹，此次重游，已经变成公园，无复旧观，不禁感慨系之。

从温州到南京，先后考察了位于绍兴县兰亭镇鲜虾山南麓的王阳明墓、嵊州市金庭镇瀑布山的王羲之墓、上虞县林岙村乌石山的王充墓。

我定于5月上中旬到西班牙、波兰、捷克、匈牙利去访问。明天，要到领事馆办签证，如果顺利，5月1日即可成行。我想，趁着现在还能走得动，尽量多出去看一看；再过几年，恐怕就只能望云遥想、困守穹庐了。

2011年4月5日

致金宏达

宏达先生：

顷读瑶函，无任欣慰。书已收到，只因出国行色匆匆，致稽作复，甚感歉疚。这次去了西班牙、波兰、捷克、匈牙利、德国，主业是应“汉办”要求，去了几处孔子学院，回来写了札记，已交《光明日报》待发；同时访问了塞万提斯、肖邦、卡夫卡、裴多菲的遗迹，在德国，又循着格林兄弟童话的踪迹，从法兰克福到卡塞尔，叩访了小红帽、牧鹅女、长发公主的故乡。前后二十几天，刚刚返回，时差还没有调整过来。

刚刚出了一本旧体诗集，明天我就挂号寄出。先生文名，早经震耳；唯散文过去读得不多。这本《金顶恒久远》，我将从容展读，借聆清诲，并蕴情思。关于秦淮河，上世纪80年代初，我曾涂抹一篇短文，感叹全非朱自清、俞平伯先生笔下情韵，更不要说余怀在三百多年前《板桥杂记》中所记载的了。这次读了大作《旧家桃叶渡》，那细腻、优美的笔触之下的凄清、怅惋、苍凉的氛围，更平添了几分惆怅，几分向往。

2011年6月8日

注：金宏达，北京作家。

致夏志坤

营口市档案馆夏志坤女士：

按照贵馆“王充闾文学研究中心”要求，现将有关资料提供给您们。

内含：

综观三十几年的学习笔记，可以看出个人读书、学习、思考的重点、脉络与路径，实际上，也反映出个人成长、进步的历程。从学习目的看，前十二三年，大体上以获取知识、汲取学问为主；后二十多年，进展到以研讨问题、提高思辨能力、增长识见为主。从学习范围、知识结构、学术视野看，前段比较单一，多为文学方面；后段扩展到哲学、历史等更广泛的人文学科。从所记内容看，前段载录他人的为多；后段侧重于个人思考、理解。这些基本特征，同我的创作进程与成就可谓同步。

65本（含卡片1袋）学习笔记中，1977年3本，1978年2本，1979年2本，1980年1本，1978—1980年1本，1981年4本，1982年2本，1983年1本，1984年2本，1985年1本、卡片1袋，1986年3本，1987年3本，1988年1本，1989年1本，1990年2本，1991年2本（1992、1993年遗失），1994年1本（1995年遗失），1996年1本，1997年2本，1998年1本，1999年4本，2000年4本，2001年2本，2002年3本，2003年2本，2004年2本，2005年3本，2004—2005年1本，2004—2006年1本，2006—2007年1本，2007年2本，2006—2009年1本，2009年1本，2009—2010年1本，2010年1本。

38份文稿是在散文集《柳荫絮语》、《清风白水》结集时付印的（只是其中一部分）。原稿分别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和作家出版社，当时未能及时索还，过后处理掉了。1994年后，一律用电脑写作，再无手稿可存。

2011年6月30日

致张冰

张冰同志：

看过“王充闾文学研究中心”活动规划后，我有下述几点想法，提出来供参考。

记得当年《王充闾作品系列》出版后，开过一次全国性的研讨会，许多著名专家学者到会。会上，全国著名出版家、原三联书店总经理、《读书》杂志主编沈昌文先生建议：

“由于这部作品文史哲兼备，内容丰富，旁征博引，有必要也有可能搞一部《王充闾著作索引》—从作品提到的各类事物中，整理出一本索引（提示篇章、页码，单独作为一本，附在七本作品后面）。一种办法是按笔画分类，这样可能杂乱一点；一种办法是按内容分类：人物（如庄子、李白、苏轼、赵匡胤、勃朗特三姊妹、萧红等）、地名（汴水、开封、贝加尔湖、京都等）、书籍报刊（如《诗经》、《福尔摩斯探案集》、《大公报》等）、诗词、引语、掌故、历史事件（如“九一八”、“一二·九”）等。”

他从编辑家、出版家角度考虑，又补充说：“这一方面，可以增加学术气氛，另一方面也能吸引读者去看、去买；而且，作品本身具备了这种条件。”

此次如能把这个索引弄出来，将来附在多卷本文集后面，厥功亦甚伟也。

2011年8月11日

信中说到“朱湘的诗歌《昭君出塞》的韵律与动感特别强，真就像看到昭君弹着琵琶骑着马，行进在去往边塞的路上”。这确是一首凄美动人的好诗。他还有一首名诗《废园》：“有风时白杨萧萧着，／无风时白杨萧萧着，／萧萧外更听不到什么。／野花悄悄的发了，／野花悄悄的谢了，／悄悄外园里更没有什么。”充分反映出他的悲观、虚无的人生观。他十五岁便进了清华，还在三所美国大学里读过书，二十九岁便投江自尽了，整个一生都是悲剧。他的出生地湖南沅陵和葬身地安徽采石矶（传说李白也在这里捉月投江）我都去过，很想写点什么。由于太令人伤怀，最后还是没有写出来。

2011年8月18日

致王歌

王歌：

收到你的信，我特别高兴。

从你的几位长辈那里，多次听到对你的气质、品行、学识的赞美，我也为“王门有女志高骞”而深感荣幸；当然，也以至今未能晤谈为憾。你妈妈善良、贤惠，但命途多舛，能够有你这样一个理想的女儿，也就可以补偿一切了。就这一点来说，几乎所有知道你的人，都对她极表钦羡。

由于时代局限，我不懂外语，对西方哲学（也包括史学、文学）缺乏深入研究，而这方面对于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特别是写作者来说，却是极端重要的。为了弥补这一缺憾，我从1990年代之初开始，作了一些努力。途径有三：一是大量阅读有关著作，进行“恶补”；二是结识许多学者（包括与一些年轻博士结忘年交），按照巴赫金的“对话”理论，以交谈或通信形式向他们请益；三是到国外实地考察（比如我今年5月，就曾在西班牙与捷克分别考察了塞万提斯和卡夫卡）。三方面都有不同的斩获。我之所以珍视同你的交往，确实也有这方面的愿想。

信中提到拙作《断念》一文中所引用的歌德的诗：《漫游者的夜歌》，这是我在魏玛西南部山区歌德的小木屋中亲眼看到的。原为德文，我用的是钱春绮先生的译文。如果早些时候知道你说的“一切”与“所有”的内涵，那我在引用时就会阐释得更充分些。应该说，这确实是一首达到极致的抒情短诗。说是夜歌，诗中却没有写月亮与星辰，没有一般的夜景的描绘，也看不出明显的深邃的内蕴，只是一种氛围，一种意境，那就是：寂静。这种意境，体现在主体的人和客体的峰顶、林梢、小鸟之间。整个世界，一切一切，都要安息。个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特殊与一般，实现了浑然天成、和谐无间的融合。

随信寄去几本散文近作，供你闲暇时随便翻翻，争取新年前后见面时听到你的批评。

祝你一切顺遂，不断取得新的学术成就！

2011年8月18日于沈阳

来函收悉。承询：李璟的词：“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还与容光共憔悴，不堪看。”（上阕）同是这一首词，可是，在不同选本中，词牌却不一样，一说是《浣溪沙》，一说是《山花子》，还有的叫《摊破浣溪沙》，究竟何者为是？

不知你注意没有，李璟的这首词，与毛主席的词有所差别—上下阕末行句（第三、第六句）各增三字，韵位不变。准确地说，应该是《摊破浣溪沙》。但因为出现在词的早期，所以，一般的没把它加以区分，这就是有的选本称作《浣溪沙》的原因。

那么，加上“摊破”二字，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意思就是将某一个曲调摊开拆破一二句，增字衍声，另外变成一个新的曲调，而所用的仍是原有调名，于是，加上“摊破”二字，以示区别。在这里，“摊破”兼具文字与音乐两方面含义。若单就文字而言，“摊破”也就是添字。

2011年8月25日

致王雪丽

雪丽同志：

大著拜读一过，感到诚如向峰先生在序言中所讲的，文集中凝聚着丰厚的感情，蕴存有丰富的知识量，洋溢着丰盈的智性精神。我想就着这些话题讲点个人的感受：

时安

2011年9月10日

致高楠

高楠先生：

这是一篇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的优秀论文。一部文学发展史表明，每当社会生活发生变革、转型时期，文学活动必然异常活跃，而文学批评的功能亦必然因之而凸显，并益发显现其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重要转型期，文学事业飞速发展，呼唤着系统性的文学理论建构，亟需批评的介入与引导。此文适逢其时地论述了批评的生成功能，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为当下的文学理论建构与批评实践指引了一条路径，具有突出的理论探索与批评学价值。

祝您取得新的更大的成就。

2011年10月28日

有人给我讲过一个故事：说袁世凯看京戏《捉放曹》，当听到“宁教我负天下人，毋教天下人负我”这句话时，他说，可惜曹操当时没有把陈宫也干掉，否则，这句有损于曹操形象的恶言就不会传出了。记得讲故事的人紧接着又补充一句：“其实，老袁也是没有心计，既有此意，何必说出？”正是由于袁世凯的精明，使他经过闪转腾挪，费尽心机，最后得以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也正是讲故事的人所说的“也没有心计”，一时欲令智昏，不知审时度势，才让他作了八十三天的皇帝，最终的下场还不如被他亲手赶下台的溥仪，诚如李大钊所说：“以符合民意而再起者，卒以伪造民意而亡。”

袁世凯没有弄明白：中国过去能够容得口臭未干的小皇帝溥仪，何以就容不得他这个民国元勋也来过过皇帝瘾。诚然，中国有句俗语：“风水轮流转”；孙悟空更是大胆放言：“玉帝轮流做，明年到我家”。但那得看时机，讲条件。如果在二百年前，老袁弄个皇帝当当，一定会做得风生水起，胜过晚清的所有皇帝；但此一时彼一时也，在现在的中国，人们早已谙熟了共和理念，对于帝制的腐朽早已洞如观火，从而深恶痛绝。袁氏倒行逆施，重建帝制，本身就是对共和的玷污和背叛，因而必将遭人唾弃。

2011年10月30日

王丽文来信称：“晨起读过莪默的一首短诗，是胡适先生翻译的，意蕴优美、深邃，与您散文中写过的管道升的《我侬词》有异曲同工之妙。”

丽文：

莪默·伽亚谟是11世纪波斯的诗人，他还是数学家与天文学家，有《鲁拜集》传世。

你在信中，提供了一个很好的线索与视角—评莪默诗，应用比较法，把它和管道升的词对比。二者相同之处，都是要将两人捏在一起，做到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同之处在于，西方人改造世界的观念特别强，他们在改造自身的同时，还不忘改天换地，造天老爷的反；你听他说：“再磨再炼再调和，好依着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过！”好大的口气！国人则反之，讲究天人合一，和谐相处，提倡顺应自然，没有那么强烈的斗争意识。

经过这么两相比较，深入分析，就既有了情趣，有了看头，比单纯地分析有意思；更增加了深度意识。

2011年11月3日

翔林先生：

您是哲学家、美学家，可是，诗却写得很好（尽管您从来不以诗人自命），清奇凄切，秀美动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著名的汉诗诗人大沼枕山有句云：“一种风流吾最爱，六朝人物晚唐诗。”在您的诗里面，不仅饱蕴着楚骚、宋词、晚唐诗等中国传统诗文的精髓，而且，最难得的是流溢着西方美学、诗学中的格调与性灵。《头枕淮水》中那种柔情脉脉中浸透着的感伤、悒郁，如泣如诉，如怨如慕，尤其令我感同身受。西方的诗我读的不多，但雪莱眷恋旷野对他的呼唤，所到之处总能让心灵与大自然撞出凄婉而绚丽的火花；湖畔诗人华兹华斯“把阴暗的树枝留给夜莺，那光辉的清静空间属于你（云雀）”的佳作；还有夏多布里昂的哀怨情歌，都从青年时代就活在记忆之中。现在读了您那些淮畔清吟，竟有昔梦重温之感。

2011年11月12日

致王罄瑶

罄瑶同学：

讲座题目是《两般苦楚一对师徒—从曾国藩说到李鸿章》。中心要说，曾、李这两位晚清重臣，虽然身居高位，执掌铨衡，却各有其难以言说的痛苦。曾国藩的苦主要来自内在，他要建盖世之功，又要当浊世的圣人，结果不仅横遭猜忌，内心也充满矛盾，“功德两个字，用破一生心”，活得非常吃累。李鸿章和他的老师曾国藩不同，“笑骂由人笑骂，好官我自为之”，似乎活得潇洒从容；可是，身处阴险的老太后和强权的洋主子之间，“两大之间难为小”。又要当“签署卖国条约的专业户”，又要面对国人的唾骂，内心自然痛苦不堪。本讲座属于学术研究性质，重在知人论世，揆情度理，分析曾、李的异同，予人以心智上的启发；而不在于罗列事实，重复那些史书上记得清清楚楚的故事。

2011年11月14日

谢函

近年来，我曾接到北京等地许多封内容相近的聘书，或为名誉主席（会长），或为实职副会长，或为颁发金奖，或为评赠各种荣誉称号，或为邀约出任某某荣誉职务。不管发函者出于何种考虑，我都一律寄奉这份通用的信函，婉言予以辞谢。

敬启者：

作为一个从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我已经年过古稀，长期以来，工作之余，主要是以创作散文为主，间或写一些旧体诗词，再就是进行有关文学、史学方面的学术研究。仅此而已。至于书法、绘画、篆刻等诸多艺术门类，闲暇时节，固然也有兴趣随便看看，但既不懂得鉴赏，更不能实际创作。说来也是十分遗憾的。俗话说，隔行如隔山。圣人也讲：“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对一个正统的知识分子来说，最怕的是谬托博采，冒充行家，以致徒遭非议，贻笑大方。因此，我从来不敢、也不肯以艺术家自称。每当听到有人从善意出发，称我为作家之外的什么什么家时，我都毅然予以婉拒。

提笔写这类推却信函，我的心情也处于矛盾状态，觉得实在不该辜负诸君的期待。古诗中有“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之句。借用来说，“还君聘书双泪垂，恨不相逢少壮时。”之所以如此说，是因为我也曾设想过，如果倒退二十年、三十年，我一定从头学起，争取在艺术方面有所进益，也不辜负诸位的期待与青睐。

敬致谢忱，恳请鉴谅。

2011年12月5日于沈阳

致李磊

李磊：

下面就过渡到如何看待你所自陈的三个“缺点”：不成熟；理性分析能力差，条理化不足；好高骛远，理想主义。你说这些，完全出乎至诚，出乎对我的信任，抱着诚恳求教的态度。但我觉得，不能笼统地说，一概而论，须从四个方面加以分析：

其一，这未必是缺点，是成长过程中必然出现的。“少年意气当拿云”，唯其好高骛远，敢于否定权威，才能勇闯新路，超迈前人；

其二，有的不但说不上缺点，恰恰是难能可贵之处。“成熟”往往与圆融、透彻、理智相联系，但这样，也有一个险区—掌握得不好，容易堕入圆滑、见机行事、没有是非原则的魔道；而且，事物一到成熟了，就要走下坡路，开始朽腐、溃烂；

其三，从事文学创作，贵在保持敏锐的直觉、通灵的悟性，过分理性、太条理化了，就会失去固有的灵气。这一点，我有切身体会。你能写新诗、写小说、写悟性强的散文，而此均非我之所长，要害在此；

其四，理想主义容易带来完美主义，工作、生活等各方面都过分追求完美，会带来许多问题。世上的完美都是相对的，而不完美却是绝对的—就是说，绝对完美根本做不到。而且，奉行完美主义的人，于人容易挑剔、苛求，求全责备，结果，“水至清则无鱼”；于己过分要强，遇到问题不愿求人帮助，凡事都自己承受，会增加自我心理压力，对于健康也十分不利。

得知你写出那么多的作品，我十分欣慰。快点整理出来，及早付梓。欧阳修有一万卷书、一千卷金石文、一张琴、一局棋、一壶酒，加上一个老翁，号称“六一居士”；你有一本诗、一部长篇、一本纪事散文、一本情感随笔、一部书评，再加上一部出版工作日记，称得起是“六一工程”了。

2011年12月10日

来信收悉。

说来，世界也真小，小到彼此的熟人也“磕头碰脸”。俞晓群先生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复合型人才，既富有学术修养、文学才情，又精于出版、编辑业务。他的文笔清新、洒脱，极有韵致；所编辑出版的书籍，如“新世纪万有文库”、“书趣文丛”，还有新近编的“海豚馆系列丛书”，都是颇获海内外佳评、足以传之久远的。我们相知甚深，我从他那里获得过相当多的鼓励与帮助，说起他来，我充满了感激之情。

再回到你提出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文脉的传承。与世界其他文明古国不同，五千年的中华文明传统迄未中断，这是最足以使人自豪的。但是，单就传统文化来说，近几十年大陆确实出现了断层，大约三四代人缺少这方面的修养。主导因素是片面性的认识，特别是“左”的思潮所致。相对来看，台湾要好一些，他们的断层不很明显。但，近些年受到反传统的后现代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冲击，也不同程度地受到了类似的影响。

二、如何看蒋家父子。他们对中华文化传统都很尊重；特别是坚持统一，不搞“台独”，都值得肯定。但解放前，大肆屠杀革命者，推行派系斗争，惩治贪腐不力甚至带头施行，等等，都不得人心。不然，怎么会垮台呢？

三、如何看台湾的散文。大体上说，质量很好，许多作品，情文并茂，文采斑斓。我最喜欢的是余光中、王鼎钧的散文。

四、中国古代文人与官吏。由于科举制度，一切官员入仕，必须考评诗文。即便是个县令，也要是进士出身，自然都精通古文，写得一手好诗、好字。因为普通百姓没有文化，所以古代流传至今的上等诗文，绝大多数都是那些文士写的，（当然也有例外，如《诗经》中的“十五国风”，《古诗十九首》等）其中好多是大小官员，一小部分出自隐士、僧道、闺秀之手。现在，情况完全不同了。一是没有必要的基础，缺乏基本功训练；二是大学毕业算是知识分子，但许多不是学文的，即便是学文的，有些人功夫也不放在诗文上，跑关系、找门子、筹划挣钱、养家糊口。孔子说：“君子谋道不谋食”，也是由于所谓君子都是衣食无忧的富裕阶层。普通老百姓终日冻馁饥寒，不会有那个闲情逸致。

说得很多了，就此打住。

2012年1月11日

致黄彦

黄彦先生：

《中华辞赋》多卷，已经收读。宏词佳构，美不胜收。作者队伍中涵盖了许多国内一流学者和诗词作手。这确是一份情辞兼胜、文采斑斓，且能充分体现民族传统文化特征的精品刊物。为祝为颂！

我是从事散文创作的，偶尔写些诗词；于书法一道素少研究，字拿不出手。谬承先生眷顾，盛情难却，只好勉为其难，题词呈上。可用则用，如不适合要求，置之纸簏可也。

编安，恭祝年祺！

2012年1月14日

题词：

四海琼英寄雅情，红千紫万竞峥嵘。

辞林自是多才俊，且作嘤鸣送掌声。

为《中华辞赋》题

小李：

多读些域外的文学作品，很有好处。从事研究也好，写作诗文也好，都需要眼界开阔，多方借鉴。

2012年1月16日

致《诗刊》

《诗刊》编辑部：

欣闻“子曰诗社”应运而生，欢慰之余，为祝为颂！

子曰：“不学诗，无以言”；“兴于诗”；“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诗之为要，为诗之要，尽于此矣。确乎，确乎！人生天地间，岂可一日离诗耶？

夫诗，尚妙悟，重性灵，尤贵识见。识见所至，境界出之。

今《诗刊·子曰增刊》面世，于传统诗苑，厥功匪浅。藉此芳园，作者庶可致一得之思，而读者当能各依其情以自得也。

因赋小诗，聊志悃忱：

苍苍古柏绽新枝，

柳浪桃霞四月时。

春色满园兴国梦，

开心写意漫题诗。

2012年4月8日

致古耜

古耜同志：

大作读过，确实很好。年年月月花如锦，总是为您的沉甸甸的文学实绩感到欣慰，感到高兴。

自从3月份接下撰写《庄子传》的任务，我就着手准备。首先是想在前两次基础上，对庄子生前的遗迹及其故里，进行第三次踏访。这样，我在5月3日出发，先后到了山东、河南、安徽，走访了多处史籍所载或传闻中的庄子遗迹，于昨天返回。从武警部队借个越野吉普车，秘书小刘和一个战士换着开，往返四千多公里。虽然忙累一些，但收获很大。通过踏勘实迹，比如传说中的庄周故里、墓地、祠庙，找到一些感觉与灵悟；在阅读学者、名家论著的基础上，又听到了民间的声音，查阅了一些地方志书，访察到不少民间传说，带回许多资料。这为下一步写作提供了一些参考内容。

看来，我的身体确实很好，这为担负这项重担增强了信心。这次南行，是非常紧张的，3日出发那天，早5点上路，晚5点到达山东菏泽，跑了一千四百公里；昨天返程中也是一千多公里，坐车也在十个小时以上。经过晚上休息，疲乏很快恢复过来。这应是长年坚持锻炼的结果。在外即便白天走很多路，早上我仍然散步。

中国青年出版社的书已经签约四本：《古代哲理诗赏析》和“王充闾散文系列”三种：《说帝王》、《读文人》、《谈女性》，都是人物散文，每本各有三四十篇、二十多万字，估计六七月份都能出来。

2012年5月10日

致施晗

施晗先生：

手书奉到，深慰悬系。

我认真地看了样稿。觉得改的地方，绝大多数都很合适。个别不宜改的，我做了标志。看得出编辑的认真态度与很高的刊误水准。请向他们致谢。

值得商榷的是，每篇散文前面的提要式的摘记，究竟应该突出什么？要起到什么作用？我认为，应该起到画龙点睛作用，指点读者掌握本篇精神，有助于把握全篇宗旨。这样，就应该把本篇中精彩的地方，涵蕴深刻的地方，闪光之处摘出来。而现在，很多篇章并未做到这一点，选择得比较随意，有的还对不上“茬口”。这是一件颇有难度的工作。它需要真正理解全篇，并能把握实质。我的想法，与其随便摘出一段，莫如不放为好。所以，我倾向统统去掉。包括全书的那句摘要：“作为一种精神力量”，我觉得并未说出全书的要领，真是不如不加，索性让读者自己去领会好了。

2012年6月6日

李磊来信，以古体诗或对联中的对句用法见询，并举出“风定花犹落”作为例子，希望谈谈对句方法。

对句为古时写诗、撰联的基本功，前人颇为重视。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就很看重这一点。1932年，陈先生受清华大学国文系主任刘文典之托，代拟新生入学试题，其中有一道题目即为对对子，陈出的上联是“孙行者”，（下联有的对“祖冲之”）结果舆论一片哗然，认为这是对五四精神的一种反动。陈先生不以为然，他在一封函件中说：“今日之议论我者皆痴人说梦、不学无术之徒”。次年，他又专函进行全面论辩，列举了考试对联的四项理由：1.可以测试应试者“能否知分别虚实字及其应用”；2.能看出应试者“能否分别平仄声”；3.“可以测验读书之多少及语藏之贫富”；4.“可以测验思想条理”。可见，这确是不可忽视的。

说到可与“风定花犹落”成为对偶的，很多很多，随便说几个，就有“鸟鸣山更幽”、“人来鸟不惊”、“潮平浪尚喧”、“梦回眼未睁”、“书成墨未浓”等。规律是：上句如果是由两个名词、两个动词（或副词、形容词）组成，下句亦应如此。古时，不讲名、动、副词，只讲虚词、实词。另外，还有平仄、韵律方面的要求。

明末清初李渔的《笠翁对韵》和康熙年间车万育的《声律启蒙》，都是专门讲授这方面知识的。对句，必须讲究虚字、实字。按传统说法，名词算实字，一部分动词、形容词也可以算是实字，其余的就算虚字。这种界限往往不是很分明的。一句诗里多用实字，可显得凝重，但过多则流于沉闷；多用虚字，可显得飘逸，过多则流于浮滑。唐代诗人在这方面处理得最好。

对于初学者来说，是比较难的，可以多读、多做，逐步研究、把握。

2012年6月11日

他在诗作《杜伊诺哀歌》中，宣示了这样一种观点：生与死，无须严格加以区分，不能认可一个而不认可另一个—

一切生者犯有同样的错误，他们太严于区分。

据说天使常常不知道，他们行走在生者之间，

抑或在死者之间。

永恒的潮流始终席卷着一切在者，

穿越两个领域，并在其间湮没它们。

在他看来，真正的生命形象应该穿越两个区域，最伟大的循环之血涌过二者：既无此岸，也无彼岸，唯有伟大的统一。里尔克拒绝接受基督教那种贯穿着彻底的二元论的死亡理解。

最近，我一直在读解《庄子》。庄子的生死观，是“生寄死归”，活着时宛如住在旅馆，死去就是回家了；生，只是死前的一段过程。生与死不过是一种生命形态的变化；生死是同一的，同归于“道”这个本体。庄子站在自然的立场上，把死看作是生命必然的归宿，是一种返真，是人类回归永恒的家园。人之向死而生、向生而死，犹如人之由寐而寤、由觉而梦；觉与梦、生与死，只具相对意义，实际上不过是生命状态、生命形式的转换而已。

庄子认为：“生者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纪（极）！人之生，气之聚也；聚则为生，散则为死。若死生为徒，吾又何患！”人生，乃是生生死死的连环套。

庄子的观点，与里尔克的有相似之处。不妨说，两千多年后，他在西方收下了一个洋弟子。

随便说这些，或能对你研究里氏的生死观有些参考价值，起码有助于开阔一下思路吧。

2012年6月12日

致卢昌崇

昌崇先生：

写作散文，看似易事，实则很难，要求也高。著名散文家柯灵先生说过：“写散文，一靠生活，一靠思想，一靠学问。生活终究有限，所以抒情散文是不能多写的。写得多的作家，比如鲁迅，主要是杂文，那是社会批评，靠的是思想敏锐；比方周作人，那主要是读书，主要靠学问。”有了学问、思想、生活，还要懂得写作技巧，过语言关—语言对于散文，至关重要。

2012年7月12日

注：卢昌崇，东北财经大学经济学教授。

承询“诗中三昧”和“诗中三味”这两个词语，到底哪个为是。你的理解是对的，应该使用前者。

宋代大诗人陆游晚年回忆，说他在“四十从戎驻南郑”时，创作上发生了巨大变化：“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他在写给儿子的诗中，亦有“正令笔扛鼎，亦未造三昧”之句。

“三昧”一词，乃梵文的音译，语出《大智度论》。慧远《念佛三昧诗集序》：“夫三昧者何？专思、寂想之谓也。”达到这种境界，则可摒除杂念，心无旁骛，全神专注。今人借用此语，举凡事物之奥妙、诗文之极致、艺术之诀窍等，均以“三昧”名之。

“三昧”的涵蕴很宽泛。北京有个《语文三昧》杂志，1999年4月，我曾应邀为它作如下题词：“作为民族文化的基石，语文既是科学，也是艺术，是陶铸灵魂、增长才智、把握知识、实现全面发展的基础性学科。一朝谙熟，终生受用。”在这里，我是从规律、使命角度来理解“三昧”的。

至于“三味”，也有故实可循，其义甚多，有的甚至归纳出五种讲法。但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鲁迅儿时就读的课堂称“三味书屋”，名称取自“读经味如稻粱，读史味如肴馔，读诸子百家味如醯醢”的古语。

2012年7月25日

晓虹同志：

大函奉悉。您说到黄裳先生去世了，“虽已九十三岁高龄，但仍觉得有些突兀，心中怅然久之”。我亦有同感。中国有句古话，叫“老成凋谢”，“哲人其萎”。近年，那些有学问、有创见、有影响的老辈学人，相继辞世，已经所剩无几了，思之黯然。

黄裳先生富有传统文人气质，名士风流，高远的气象和雍容的风度；有真趣味、真性情：著书、藏书、游历、看戏，终身以之。尤其在散文创作方面，获得出色的艺术成就，在中国现当代散文发展史上，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他的学者型散文，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对中国当代文化走向和散文发展所产生的影响，都是十分突出的。

论者认为，先生为文自由潇洒，清爽自如，其游记散文，凝山川地理、历史文化于笔端，挥洒自如，妙绪横生；记人散文善于通过琐事和细节凸显人物个性，形象跃然纸上；品书杂感随意练达，具有睿智、深刻、明澈诙谐的特色。要之，从容、沉静、理性、典雅、温润平和，收放自如，充分凸显出学者散文的品格，十足的大家风范，确是在散文创作中得大自在者。

有一件事情，给我留下深刻印象。吴晗长他十岁，“论交在师友之间”，他对吴晗是敬重的。为此，《吴晗全集》编成，编者请他作序。他在回忆了两人多次交往、倾谈之后，笔锋一转，说到“过去我曾和朋友说起吴晗，大意是：他一直是紧跟，而缺乏自己清醒的思考，这是他的缺点。历次运动，直到‘反右’，他只是以一个忠顺的政治棋子活动。直到《海瑞罢官》，陷入自己也莫名其妙的政治旋涡，终于死去，真是一个悲剧。”这是很难得的，一般人做不到。比较普遍的做法是，为人作序多拣好听的说，这一点连古人也难免，何况斯人已逝。由此，也可见黄公的骨鲠与刚直。

2012年9月6日

李磊来信，说读了元稹的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很受感动；可是，经过实际考究，情况并非如此。记得邓晓芒有一本书，叫《灵之舞—中西人格的表演性》，那么，所谓文学，是否都有表演性呢？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也很有深度。你是从“表演性”的角度来解读的；其实，还可以从“是否文如其人”这个视角来剖析。

中国传统观念，强调文如其人，主张知人论世。孟子说了：“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但是，这种观点在西方却遇到了挑战，许多人都认为，文，未必如其人，也不必如其人。他们还举出大量实例加以验证，最典型的是法国的大思想家卢梭。

卢梭在思想史、文学史上的地位高不可攀，但是，他的为人却是极差的—不讲道义，不知感恩。他出生不久母亲就去世了，十岁时，父亲因被通缉逃亡不归，结果，他在华伦夫人家里生活了十四年。可以说，没有华伦夫人在生活上的照料和经济上的接济，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大思想家卢梭。华伦夫人堪称是卢梭的“守护神”与生命线。但是，正是这位把金钱和精力都奉献给卢梭的华伦夫人，晚年下场十分可怜，最后贫病交加，饿死在病榻上。她曾两次向卢梭求救，卢梭都置之不理。

在中国，由于有儒家的孔孟之道作指导，讲究“言必信，行必果”，心口如一，表里如一。大多数情况下，人与文是统一的。当然，也有例外，不然，怎么会有“文人无行”的说法呢？元稹是比较典型的一例。

2013年1月13日

致陈平原

春节期间，著名学者、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夏晓虹伉俪，发来邮件贺岁，并附有多幅他们摄于海南三亚的照片。

陈、夏二位教授：

手奉大札，感慰何限。看到二位那么多充溢着雅兴、豪情，映衬着南国旖旎风光的照片，心神为之一振。

良辰美景，赏心乐事，碧海蓝天之中，点缀上两位“神仙中人”，快何如之！在下恨不能肋生双翅，扶摇直上，赶赴天涯海角，追踵先生足迹，共此乐游也。

祝二位新春快乐，在新的一年中创造更多的文学硕果。

岁末无俚，率成一律，寄呈方家，借博一笑：

行藏奥蕴任猜评，暂息蘧庐待岁更。

仕宦碍难存至性，耽书端可慰平生。

云鹂鸿鹄高天侣，燕树湘兰大雅情。

鸥鹭不争车马道，梅魂蝶梦伴鼾声。

2013年2月4日

李磊来信，说：“看到一个外国的媒体说，‘中国是在现代对世界文化没有贡献的国家’，他是说，在文化的各个层面，中国都没有贡献。想想看，真的是这样。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是中国的意识形态控制的缘故吗？导致人们的思想不敢也不能打开吗？”

情况未必像外国人说的那样。即便是，也并非由于意识形态的限制，而主要应归因于后现代、技术化的社会环境，人们心情浮躁，专走捷径，谁也不肯下苦功去钻研问题，刻苦做学问。许多人在娱乐中、休闲中、享受中过活。过去说，“十年磨一剑”，现在谁还干这等“蠢事”！可是，话又说回来，那些大师级人物、真正的艺术家，哪个不是这么过来的？

大学问家不说了，就连唱戏，也莫不如此。京剧《抗金兵》，梅兰芳先生扮演韩世忠，要助梁红玉“三通鼓”。当时他们住在武汉宾馆里，为了练打鼓的硬功，又不致影响他人休息，梅先生便在自己的大腿上，抡起鼓棰不停地打，以致两腿红肿不堪，无法下楼。现在，谁还会这么投入，这么练功？那些歌星、舞女，只靠一口好嗓子、一个好身段，吃“青春饭”，至多以做上个本色演员为满足。

其实，也不独中国如此，世界其他各地也好不到哪里去。“滔滔者，天下皆是也。”不然，为什么外国也不再出现歌德、马克思、爱因斯坦呢？当今之世，布满文坛、艺苑的，多的是明星、大腕、走红的玩家。

从前，思想可点燃辩论的火焰，激发不同的思考，引发革命和根本改变我们的世界观。思想能够渗入大众文化，让思想家名扬世界—尤其是阿尔伯特·爱因斯坦，还有莱因霍尔德·尼布尔（美国神学家）、丹尼尔·贝尔（美国社会学家，其著作对美国政治经济有很大影响）、贝蒂·弗里丹（美国作家、社会活动家和女权主义者）、卡尔·萨根（美国天文学家、宇宙学家）和斯蒂芬·杰伊·古尔德（美国古生物学家、进化生物学家）等等。其思想本身就可以闻名于世。

所有的思想者都是信息过剩的牺牲品，而当今思想者的思想也是信息过剩的牺牲品。

2013年2月18日

大作《问学日记》收到了，谢谢。

书中所记，尽管已是四五十年前的往事，但今天读了，仍然感到十分真切、亲切、剀切，既有文学价值，又具史料意义。雪泥鸿爪，记史存真，功莫大焉！

我还想到，在您记下第一笔日记时，不过二十四岁，就是说，大学毕业不久，就有机会到北京进修，听名家讲课，看了那么多的好电影、好图书；而我在高校毕业之后，适值“大跃进”、自然灾害时期，日夜在农村深翻、垦荒，连续多少天抗洪灾、堵决口。人生际遇之不同，有如此者！当然，我还感到“知足”，有的同学在学校里，就被拔了“白旗”，甚至戴上“右派”帽子，眼睁睁地看着被押出校门，到劳改大队去接受劳动改造。

在我国南北朝时代的哲学家范缜看来，人生的命运是偶然决定的。他同竟陵王萧子良有这样一段对话（译文）：

子良问：您不信因果关系，那么，世间之人，何以有的富贵，有的贫贱？范缜答：人生譬如一棵树上的花朵，从同一根树枝上生发出来，都有一个花蒂。这些花被风一刮，纷纷落下，有的穿过窗帘，掉在褥垫之上；有的经过篱笆，落在了粪厕边。掉在褥垫上的，就像您王子；落在粪厕边的，就像我范缜。人的贵贱虽有不同，但因果报应却看不出究竟在哪里。

一切都充满了悖论，充满了未知数，似乎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拨弄着，似乎冥冥之中存在着一种决定人一生命运的神秘力量。

顺口说来，姑妄听之吧。

2013年3月7日

来函收读。知你学习《庄子》用力甚勤，而且有许多独到的理解，甚感欣慰。

除了你讲到的几点，还有庄子对于人情事故确有实际而深入的体会。

《天运》篇讲：“忘亲易，使亲忘我难。”这里包括双层寓意：从父母角度讲，舐犊情深，人情之常，所谓“儿行千里母担忧”；而作为子女，若要做到不使父母牵挂累心，得以顺情适志，实非易事。

庄子还说：“有弟而兄啼”—兄弟同母，母亲必须等到断奶之后才有可能孕育弟弟。这样，哥哥就会认为，父母舍长而育幼，已经失爱于双亲，因而啼哭不止。

庄子关于“外重者内拙”的论述，也非常有趣，而且涵蕴深刻。他以赌博为例：

用瓦块作赌注的，心地从容应对，亳无负担；用衣带钩作赌注的，因为有一定价值，这时心里就有些紧张；而用黄金作赌注的，心神就会紊乱，因为或输或赢，关系至大。本来，无论哪种情况下，人的技巧都是一样，并没有发生变化；可是，由于有所顾惜，思想里加重了负担，便对外物分外重视。而凡是重视外物的人，内心就必然笨拙。

（《达生》篇）

联系到国际间的球类比赛，我国的运动员总是内心负载过重，心理承受不了，似乎十三亿人都在那里盯着他—由于上层领导与广大观众带有过高的期望值，过强的功利心，仿佛一场球赛打赢还是打输了，直接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前途、命运。在这种情况下，临深履薄，心怀惴惴，技艺再高超，动作再熟练，也难以充分发挥出来。还有一种常见的事例：就是外科医生操刀，给重要人物或者至爱亲朋做手术，尽管技术十分高超，而且倍加认真对待，但由于心理负担过重，有时是越怕出纰漏，偏偏就出了纰漏。看来，面临重大抉择时，往往失手，不是失给对手，而是失给自己，败在了内心的“在乎”。

庄子还有一句十分深刻的话：“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意思是生活中应该留有空间以容其私，室内如果没有一点空隙，私人生活空间非常狭小，时刻都好像处于被人监视之下，一点回旋余地也没有，这样下去，婆媳间就免不了要互相吵架、争斗。如果延伸一步，放大到一般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理想境界似乎是“亲密无间”。这样就好吗？恐也未必。两人若是过于亲密，一点距离、一点空隙、一点差异都没有了，彼此间的一切都是公开的、同一的，私人空间完全丧失，其结果是物极必反，反而会使亲情、友情化为乌有，最后会导致疏离与破裂。

随便说说，供你参考。

2013年3月10日

承询工作方法与做人准则，分两点回答：

再说你自己。我认为你这样做—不投靠任何人，靠自己的本事，很好。用不着去巴结谁，主要是靠自己努力。自己行了，有真本事，成为他人代替不了也撼动不了的强者，那就怎么做都好，何须借托他人！否则，一切依靠别人，围着他人转，成天看人家脸色行事，即便是亲朋、挚友，待到情况一变化，就像藤萝绕树似的，树一倒，自己也就轰然垮台了。

2013年3月28日

致范培松

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范培松先生来函称，苏州市相城区黄桥镇邀请我前往采风、观光，希望能够为那里“留下一些诗文翰墨”。回函表示感谢，并陈述近期不能成行的衷曲。

培松先生：

先生大作，我认真读过，清思妙绪，沁人心脾，允称佳构。读过您所描述的黄桥景区的散文之后，我突发奇想：应该遴选出一个“黄桥八景（或十景）”，并配上一套通俗易记、且有文采的诗词题咏，以悦观瞻，以壮行色。这对于提高当地知名度，特别是整合旅游资源，至关重要。翻开从前的地方志，可说是无处无之；只是今人忽略了这个形式。应该说，老祖宗是很有宣传、鼓动办法的。

香色荷塘美尽收，黄桥清景耀神州。

芳堤锦栈通文脉，一塔凭临望虎丘。

野趣荒情得味真，鸥翔鳞泳挹清芬。

轮蹄不到尘嚣远，悦性怡神认本根。

2013年4月7日

愚意，美国大学邀请，一定要去，再忙再累也要去，因为极为难得。我偶发奇想，您应该考虑写一部学术回忆之类的作品，把您四十年来访学、讲学、治学的经历、体验、感悟，认真仔细地整理出来。这对于后学，对于读者，都是十分宝贵的财富。不知您是否有日记或札记，如果有就省事了。您可找个助手帮助弄一下。

《庄子传》刚刚完成初稿，二十篇，三十万字；经过修改、加工，三个月内可望完成。

2013年4月13日

致俞晓群

晓群先生：

诵读宏文，恍如面对，饱享亲切而又精美的精神大餐，乐何如也！看后，心头立刻涌出四个字：“真才子也。”

现代出版家中，人才辈出，指不胜屈，可惜都已作古；至今尚活跃于文坛上的，当以您们三位为出色当行，而您又是最年轻的，因而尤其引人注视。

拙著《逍遥游·庄子传》，近日已经“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编委会审定、通过，评价不错。西北大学博导黄留珠教授审读意见为：“庄子是中国文化思想史上一位巨星级的人物。长期以来，有关研究庄子思想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关于他本人的传记作品，却不多见。人们转来转去，似乎很难跳出司马迁所撰《史记》关于庄周论述的框架，搞出一点新东西来。王充闾先生撰著的《逍遥游·庄子传》一书，可以说彻底打破了这样的局面。该书以全新的视角、生动优美的语言，为我们展现出一个有血有肉、生活于两千多年前的庄老夫子，使我们有幸在21世纪的今天，还能够如此拉近同这位文化巨人的距离，了解他的成长过程、思想轨迹和性格特点，了解他的重大贡献与巨大影响。应该说，在我所读过的有关庄子的论著中，王书是一部相当出色、极具个性特点的上乘之作。通观王先生的《庄子传》，似可用以下二十四字予以概括：主题鲜明，征引丰富，论证细密，理解透彻，总结到位，文字优美。”

作家出版社也已审读完毕，国庆后即可面世。届时当尽先送上，请予赐教。

再次申抒怀想、钦敬之情。即颂

2013年8月28日

注：俞晓群，著名出版家、学者，海豚出版社社长。

致徐南铁

徐南铁先生：

接读大札，无任欣慰。多年来，承蒙寄赠《粤海风》这一上乘文化期刊，至为铭感。际兹刊满百期，谨奉上小词一首，遥相祝颂。

再次表示诚挚的谢意。

致

礼！

2013年10月14日

金缕曲

《粤海风》百期矣，词以贺之。

文苑纷如许。《粤海风》高张胜帜，刊林独步。装点羊城花照海，拼却百期辛苦，赢得了佳评无数。文化批评经世务，粲珠玑，快意说今古。看试手，拓新路。神州健笔夸翘楚。畅襟怀，扬清激浊，更无他顾。历雨经风寻常事，守正不移有素，但江阔潮平稳渡。芳信天涯播近远，总关情，爱此青青树。兴国梦，春长驻。

致李树喜

树喜先生：

奉手书，十分高兴。

其实，所谓“为贤者讳”，不独今日为然，可说是无代无之。明代有张和仲者，著《千百年眼》，专论史事，其中提到：“苏子卿（苏武字子卿）娶胡妇，卒蒙后世訾议。私窃疑之”。“宋建炎中，有朱者，以校尉随奉使行人，在粘罕所，数日便求妻室，粘罕喜，令其自择，择一最陋者，人皆莫晓，不半月，遂逃去。人始悟其求妻以固粘罕，使不疑—受其陋者，无顾念也。子卿之妻于胡，得无朱之见耶！”娶妻生子，原本人情之常，偏要曲为之辩，还要引述史事，加以证明，纯属多此一举。

这种情况，自古已然，于今为烈。孟子说：“尽信书不如无书”，古人讲究春秋笔法，为尊者讳耻、为贤者讳过、为亲者讳疾；今人则从政治需要出发，同样为“高大全”的角色讳耻、讳疾、讳过。苏武属于富有民族气节的英雄人物，自然要让他通体完美，不容有半点瑕疵—连正常的迎娶胡妇，都被看成“白圭之玷”。

这里有个事实正确与义理正确之别。古人所谓“秉笔直书”，一般人将“直”理解为依照原样，实际上，“直者，正也”，而“正”往往与政治伦理、儒家义理相通。

匆上。即颂

2013年10月20日

注：李树喜，作家、诗人，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

致韩春燕

看后回信：

韩教授：

过去，人们普遍的印象是辽西文化土层很薄，不仅经济发展比较缓慢，以文化论也属于欠发达地区。现在看，其说未必确切，主要是缺乏开掘与整理。现在，有了您主持的这一文化建设工程，牵引也好，推毂也好，不仅大大助益于当今，更可垂功于后世，善莫大焉！

就这项文化建设工程，我想提三点补充意见：

二、如果有人把辽西地区的古代文化群落（比如朝阳一带的“三燕”慕容家族、医巫闾山辽金元时期的耶律家族等）好好发掘一下，可能有助于文史方面的基础性研究。

三、似应注意一下辽西民俗文化研究，比如北镇一带的满族文化，锦州市有一位民间学者王光，她就是专门从事此项研究的。

四、对于传统诗词写作，似也应该纳入进去，我知道的锦州市内就有两位诗词写得不错的，一是徐长鸿，一是顾节维；葫芦岛还有个毕彩云，古诗词修养也不错。《诗刊》过去专发新诗，自年初始，又增办一份诗词杂志，名为《子曰》；各省有些诗歌杂志，也都开辟了诗词专栏或专版。

2013年11月2日

您已进入学术研究猛晋期与成熟期，现正处在出成果、攀高峰的最佳状态，实在为您高兴。过去一度为您不做《都市美文》主编感到惋惜，现在看，不做就对了；否则，终日营营，函电交驰，编务缠身，应接不暇，实在影响您静下心来开展学术研究、撰写文史论著。当然，过去也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点，只是在责任感、事业心驱动下，您不能不投入巨大精力于这个刊物，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无疑，您抛开编务，抽身而去，会在一定程度上对散文界产生影响，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鱼与熊掌不可兼得，自古而然。但是，寻觅一个优质、合格的主编，固属不易，不过终究可致；而造就一位学术天才，却需主客观多方面提供条件—除了时代氛围、社会环境，还需要本人天赋、气质、刻苦努力，这可就戛戛乎其难也。

经过一年半的全力拼搏，拙作《逍遥游·庄子传》即将问世，据说同时出版的共十部。待到手后，定当尽先奉上，静候指教。

2013年11月19日

来函阅悉。承询亲友、同志间如果专业、兴趣不同，如何开展思想、文化、学术交流问题。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话题，怕是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只能概括地谈点个人看法。

我觉得，这里有三点：

一、人在青壮年时段，各有所注，各闯前程，交流虽有必要，但往往倾谈、商讨机会并不多；中年过后，事业、学业基本都定型了，也没有年轻时那种锐气、奔劲了，更多的是品味人生、总结经验，这时交流显得十分必要，而且也会更自觉地进行。一般认为，不同专业、不同兴趣的人，交谈起来，不容易取得共识。其实，这有点绝对化，也还应注意到，这种异质交流也有其发挥互补作用的一面。两个旅人，一登山，情满于山；一观海，意溢于海，到在一起，各谈所见、所思、所感，会比同游、同历、同质的交谈，更为丰富多彩。

二、年轻时，眼空四海，壮气冲霄，事无不可为，志无不可立，惯于挑剔，耽于理想，求全责备，追求完美；四五十岁以后，“淡装平步入中年”，心境变得平和了，对人对事能够从实际出发，相对宽容一些；看问题比较客观、全面。这样，互相包容，互相理解，互补作用也可更有效地发挥。

三、人生宛如河流，江之始出，狂奔怒啸，人在青少年时，也是意气拏云；人过中年，就像江流入海之际，心境宽广，静观默察，一如浅水浮花，波澜不惊。如能平心静气地坐下来交流所见所闻、所知所感，话题会更丰富，谈资更有助于借鉴，益处可能更多。

2013年12月26日

致向平

向平同学：

谢谢你的信任。

说是题词，未必称得上，就算作一点希望吧。

年轻是财富。但富有者可能照样空虚；只有同知识、智慧结合起来，才可称为充实。古人云：“充实之谓美”。

同样，智能设备的普及，并不必然带来国民素质的提升；我们应该通过经典阅读，锻造思想的营养钵。思想之花，是永不凋败的。

为此，我们应该守得住精神的宁静，始终与好书为伴。通过读书，让心灵得到充实，得到寄托，得到净化，得到重塑。

2013年12月28日

瑞芳女史：

《蒲松龄传·南游作幕》一章（初稿）看过，写得灵动、俏皮，尽现蒲翁丰采。特别是下面这一段，分析得最为深刻，也最有情趣，同时也揭示了《聊斋》一书成功的杼轴与诀窍：

蒲松龄身上有个特别现象，人生和爱情在他心中有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

他数十年守着的，是不识字或识不了多少字的糟糠之妻，数十年向往的，是出口成章、吟诗作赋的风雅女性；

他数十年对着的，是只知道柴米油盐的荆钗布裙，数十年向往的，是环珮叮当、妖娆可爱的国色天香；

他数十年过着的，是粗茶淡饭的百姓生活，数十年向往的，是娇妻美妾、富贵神仙的逸乐生涯。

当现实生活不足时，想象就来建立空中楼阁。于是在聊斋故事里：

穷书生因为有才能，把龙宫驸马做上了；

穷书生因为有才能，一举成名天下闻；

穷书生因为有才能，花妖狐魅化成的美女送上门来。

弗洛依德说：“梦是愿望的达成。”聊斋中“飞黄腾达”的穷书生，花妖狐魅变成的美女，只不过是穷秀才蒲松龄的白日梦。

另外，文中说到了“弯环八法”，除了所指出的欧阳询的“八法”，书坛上还有“永字八法”之说—“努”是其中的第二法。“弯环八法”所指，似应为“永字八法”。颜真卿有言：“努，弯环而势曲。”未知确否，仅供参考。

2014年1月26日

启昌同志：

承询苏东坡“想当然耳”一语的来龙去脉，敬复如下：

原文是这样的：“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执法之坚，而乐尧用刑之宽。”用现代口语来表述：尧当政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帝尧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之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之宽大。

年祺！

2014年2月2日

致王向峰

向峰先生：

大作《乘文字以自得的逍遥游》确是一篇妙文，文法上极有讲究，有如渔人入桃花源，开口小，而着眼者大，从语言角度切入，实际上要大大突破这个樊篱，又能抱紧主题，集中突出。

庄子是一个文本，是一个超然浩阔的诗意哲学的文本。在他的面前有投入与借装点两种态度。前者是以庄子哲学铸情化性，后者是打着庄子旗号逐风捉响。充闾在书中对于那些假逍遥均有深刻的批判。事实证明，解读庄子必须具有超然物外的逍遥之情，洞彻是非的智者之知，否则必是言与志反，文不足征。关于这一点，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中早有说明：“故有志深轩冕，而泛咏皐壤；心缠机务，而虚述人外。真宰弗存，翩其反矣。”而阐发庄子自由观的充闾，全在于表己之意；与那些‘心缠机务’，而以庄子之论为巴结权要的敲门砖者，为伪装衣者，实有天渊之别，云泥之判。

2014年2月10日

致侯军

侯军先生：

孙犁是个独特的文学现象。过去我们联床共话、促膝倾谈时，曾经多次提到孙犁先生。除了服膺他的清新的文笔、优美的形象、凝练的语言，更多的还是尊崇他高尚的品格与节操。他视富贵如浮云，淡薄名利，自甘清苦，恪守“文者，寂寞之道”的生命格言。有人说他“如清冽的山泉，清辉的素月，山野自生自灭的花草”，信然。

您在书中提到天津日报社门前他的汉白玉雕像、白洋淀里的荷花园，我想，最需要的还是办好一座孙犁先生纪念馆。若是有人能够把他生前说过的名言隽句整理出来，尤所至要。

比如，下面这些话：

“美丽的梦，只有开端，只有序曲。”

“人的一生，真正的欢乐在于童年。成人以后的欢乐，就常常带有种种限制。”

“几乎所有的人都难忘儿时的往事。幼年的感受，故乡的印象，对于一个人，尤其是作家，是非常美好的东西。正像语言对于婴儿的影响。”

“彩云流散了，留在记忆里的仍是彩云。”

“女孩儿心中，埋藏着人类的多种美德，这些美好的东西，随着她们的为生活操劳，随着人生的不可避免的达尔文规律，逐渐减少，直至丧失。我直至晚年，才深深感到其中的酸苦滋味。”

“我不知道，我现在看到的是不是我青年时所梦想的，所追求的。我没有想再得到什么，只觉得身边有很多的累赘我时常想起青年时的一些伙伴，他们早已化为尘灰，他们看不到今天，我也不替他们抱憾，人有时晚死是幸运，有时早死也是幸运！”

“采道德之理，述性命之情，发天人之奥，明死生之变，此论理之文，如列御寇、庄周之作是也；别黑白、阴阳，要其归宿，决其嫌疑，此论事之文，如苏秦之所作是也；考同异，次旧闻，不虚美，不隐恶，人以为实录，此叙事之文，如司马迁、班固之所作是也。”

“无论什么著作，凡是有实践经验的人写的，如果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不存自欺欺人之心，这书一定有价值，可借鉴，能流传。”

“凡是鉴赏家，收藏家的话，都不及画家本身的话动听感人。”

此事，如您能专任其劳，实乃文坛之一大幸也。

2014年2月13日

注：侯军，资深报人、文化学者、散文作家，深圳报业集团副总编辑。

致欣力

欣力：

我一直以为您在北京，原来竟在扬州！怪不得自称“骑鹤江湖主人”。扬州可是人间佳地，您真会找地方。不是说“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在扬州”吗？元宵节到了，正可欣赏当头明月。

至于“骑鹤”，讲究就更多了。自古以来，富贵、神仙就是不可得兼的，可是，宋代僧人道颜富于幻想，却要“快骑骏马上高楼，南北东西得自由。最好腰缠十万贯，更来骑鹤下扬州”。扬州专有一处古迹，叫骑鹤楼，南宋诗人宋伯仁登楼慨叹，“醉倚阑干独黯然，淮南不比数年前（意谓金兵入侵，淮南已成边塞）。只宜跨鹤翩然去，休说腰缠十万钱。”他后退了一步，只要能翩然远引，即使腰间无钱也认可了。陆游就更洒脱一些，但也紧记着故乡，到底还是诗人气质：“骑鹤翩翩过月傍，浩然风露九秋凉。忽闻卷地潮声起，始觉江山近故乡。”

信中说到您的处世方式—“我一直不在文学圈内，对那些文人间吵架的事也不大听说。我现在跟各阶层人士在一起又不在一起。总之能汲取营养，有灵感，不受干扰地做点有意义又有意思的事就满意了。”对此，我也特别欣赏。

一般地说，人们处世有两种态度：多数人抱着积极入世的态度，热爱生活，追逐名利，积极进取，奋发有为，历代儒家所宗奉的正是这样一种处世方式，庄子叫作“游方于六合之内”。与之相对应的是僧侣或者隐士所抱持的出世态度，他们不预世事，洁身自好，淡泊无为，秕糠尘世，远离人群，“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庄子称之为“游方于六合之外”。而庄子所奉行的却是介乎两者之间—“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既不是“丧己于物，失性于俗”，与世浮沉，又能与众生同游共处，但要坚持自我的价值取向，实现精神对现实的超越。庄子把这种处世态度叫作“间世”。概言之，儒家是执着、热中，释家是逃脱、观望，道家是散淡、逍遥。

庄子认为，一个间世者的自我设计，是“处乎材与不材之间”。他以树为喻，一棵树长得笔直，成材后就会被砍下来造房子、做家具—这就成了器，成器对用器者是有益的，但对树本身却是有害的。成器意味着树的丧生和天性的扭曲。反过来也不好，如果一棵树一开始就长得歪歪斜斜，那么不仅没人给它施肥浇水，而且不等长大就会把它砍下来当柴禾烧掉。如果把有智慧的人比作一棵树，那么这棵树就应该处在成材（喻入世）和不成材（喻出世）两者之间：一开始看上去像是能成材的样子，让人们给这棵树浇水施肥，盼着树赶快成材，尽快成器。但树长到老大，总是不能让人完全称心：砍下来派大用场吧，恐怕不能成器；砍下来烧掉吧，又舍不得—说不定再长两年能成材呢？于是，这棵树就能一直不受干扰地生长下去，甚至被当作“社树”，被人供奉起来，终其天年。

2014年2月14日

谬承推毂，感与愧并。当今蒲学本身就是“显学”，据说，小平同志生前深喜《聊斋》，朝夕把卷，爱不释手；而您，作为《蒲松龄传》作者，又是当今海内外著名的蒲学专家，宜其编委会评价之高而寄托之重也。我静静地翘首企盼着先读为快。

《后记》诵读一过，感到笔法圆融活转，俏语淋漓，读来如听春莺啭树，的确是一番享受。而不佞得以青蝇附骥，幸何如也。

2014年2月24日

马教授：

读过《蒲松龄传》综合分析这一章，感到十分解渴，内容实在太丰富了，而在表述中，能够做到条分缕析，次第分明，允称佳构。我热切地期盼着能够早日读到大著全文，这对于我研究、读解《聊斋志异》这部名著，将会有直接帮助。

其实，《聊斋》小说中不仅诗词曲赋十分精美，而且，大量的骈体文也极有文采。先生非常擅长这种文体，您看柳泉自题的《聊斋日志》：“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集腋为裘，妄续幽明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还有《罗刹海市》中的信：“忽忽三年，红尘永隔，盈盈一水，青鸟难通”，真是优美至极，读来顿挫有致，口角生香。

大作中关于蒲翁科举应试一事，飞扬纵笔，痛快淋漓，剖析得十分深刻；特别是把蒲翁这个穷秀才的热中仕进、屡败屡试以及“酸葡萄心理”的隐衷，刻画得纤毫毕现，洞见肺腑。

有些作者写传时，往往出于偏爱，所谓“阿私所好”，与传主分割不开，甚至曲为之辩；我自己在这方面有时也难免蹈此覆辙。您讲了几十年《聊斋》，可说是日夕寝馈其间，感情不可谓不深；却能以清醒的头脑、科学的态度，高据上游，据实剖断，也像蒲翁无情地讥讽科举那样，尖锐而辛辣地给蒲翁揭短，堪称刀刀见血，入骨三分。这一点十分难得，正体现了大学者应有的素养与品格。

2014年2月25日

致王志清

志清先生：

大著《唐诗十家精讲》昨已捧读，铭感之余，至为钦佩。先生于唐诗有精深、独到的研究，不仅“垂之竹帛”，定将传世于无穷；而且能够把研究成果应用到现实的高校教学中去，洵为创辟之举。这对于南通大学的莘莘学子来说，真是偏得，更是难得的厚赐。到手后，我先看了“杜甫”一章，对其狂傲放诞的个性有了深刻的认识。孟子说：“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在知人论世方面，先生的功夫很到家。这样，就进一步走近了诗人，窥探了诗国中的千般奥秘、万种风情。

泸上的董乃斌教授，我们在京曾有一面之雅。他在《序言》中说到先生“讲课和为文的个性特色”—“勇抒己见，热情洋溢，直言无忌，挥洒自如”，十六个字概括得非常好，可谓实获我心。

应中国作协统一安排，我自2012年即投入《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中《庄子传》的写作。现已面世，近日即将拙作以挂号寄呈先生，尚望得到指教。

2014年2月27日

注：王志清，南通大学文学院教授。

这是我一贯的主张。您当记得，2006年春，我在《龙墩上的悖论》初稿座谈会上，就曾说过这种想法。前人有“良工不示人以朴”的说法，不成熟的东西拿出来，容易出乖露丑。我倒愿意听听各种意见，提供有益参考；我最喜欢“七嘴八舌”，哪怕是完全否定性的意见，听听也好。最烦人的倒是那类不关痛痒的官话、不着边际的套话。

要能谈出创见，谈出新意，需要具备创造性思维，首先是发散型思维、逆向思维，它们没有既定的模式，敢于突破常规，冲击条条框框，敢于标新立异、异想天开，有助于突破思维定式和功能固着的局限。不知阁下以为然否？

2014年2月28日

致刘文景

文景先生：

我同意您的想法—确实已经具备了加入中国作协的条件，您的散文诗写作，起步较早，在诗歌界也有一定的影响。既然您提出了请我与薛涛同志负责介绍的要求，“却之却之为不恭”，我愿意也可以参与介绍。但这里有一个情况，恐怕您也应当考虑：

散文诗，是介于散文与诗之间的一种文体，是诗的散文，散文的诗。按照文学体式分类，一般的都认为：散文诗是一种独立的文学体式，但它又是诗歌大类中的一个成员。比如历次“鲁迅文学奖”评选中，都把散文诗划归到诗歌评奖委员会里。

据我所知，中国作协讨论会员发展时，是分成若干个小组分别加以审定的，也就是组织本文体有关专家进行权衡、遴选、认定。他们的手续十分健全，工作也是比较认真的。考虑到您的创作成果、体裁门类，肯定要分到诗歌组讨论。而我，与其说诗歌组成员不甚熟悉，毋宁说，在那里，我的推荐意见并不具备说服力与权威性。（您知道，我是从事散文创作的，最熟悉的还是散文写作；又是中华诗词学会的顾问，如果是传统诗词作者，我也有一定的发言权。）

薛涛同志是优秀的青年儿童文学作家，虽然也不是写诗的；但因为他在省作协工作，直接分管这项业务，而且与中国作协创联部很熟，由他参与介绍，还是必要的、可行的。但须同时找一位诗人介绍为好。“术业有专攻”—相马，总得听伯乐的意见；而伯牙精于赋琴，却拙于识马。有鉴于此，我想还是请一位诗人介绍为好，比如请萨仁图娅或者林雪（她们都是我省的著名诗人，在全国诗歌界有较大影响）与薛涛一起介绍。那么，我干点什么呢？可以负责“说项”，帮助您请出萨仁或者林雪来。

2014年3月1日

2014年3月4日

致周正旺

正旺先生：

承询有关沈延毅先生法书事宜，我本非翰墨中人，于书道一向缺乏研究；但在上世纪80年代，曾与先生有过较多接触，也曾亲聆雅教，略知一二。

沈老的书法，书坛上久享盛誉，地位甚高。在东北是首屈一指的，主领辽沈风骚垂三十年之久。他在大连曾亲承康有为先生指导，濡染甚深。他以魏碑笔法作行书，雄强高迈，险峻苍浑，一扫书坛颓靡萎顿之风，成为独树一帜之开派大师。

沈老去世后，由于誉满神州，遂有人下功夫学他的笔体，有的竟可乱真，个别人也曾在市场上借以射利。您拍到的两幅字中，“春回黍谷”，估计是真迹；而“翰墨通神”，颇不类先生风骨，似为赝品。

2014年3月5日

致林喦

林喦先生：

感谢您对我的关切与帮助。寄赠的拙作《逍遥游—庄子传》，料已达览，尚望多加指教。

有一件事，还请您给予帮助。

张震泽先生是我至为尊重而且谊兼师友的老一代的知名教授。他在国立山东大学毕业后，任教于西北大学、重庆国立女子师大等多所高校，1952年奉调支援东北，当时是辽宁唯一的文学正教授。作为我国著名的国学专家和闻名全国的书法家、画家和诗人，先生对于甲骨、金文、经学、小学、先秦诸子及古典文学都有深湛的研究，学术著作甚丰，就中尤以《孙膑兵法校理》一书为学术价值最高。

与震泽先生床头诀别已二十二年矣，此际看到书写他的文字，顿有“隔颜色而亲謦欬”的亲切之感。记得鲁迅先生说过，“一个人如果还有友情，那么收存亡友的遗文真如捏着一团火，常常觉得寝食不安，给它企图流布的。”虽然此非震泽先生之原文，更不是亡友而是先师，但那种切急的责任感，是有增无减的。

2014年3月6日

国内著名《聊斋》研究专家、山东大学马瑞芳教授来信，谈到《蒲松龄传》写作过程中如何认真听取她的学生、聊斋专家邹宗良教授的意见。略云：“邹宗良原来是七八级我教过的学生，我让他对我的稿子只管改，他认认真真看了十几天，并在稿子上改，有些我根本没注意的地方都给看出来了。真是‘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我对牛司令（马教授对丈夫牛运清教授的昵称）说：宗良看稿有三大优点：第一，他研究蒲松龄生平三十几年了，正在写年谱，对蒲松龄生平最熟悉；第二，他做过山东大学出版社的编审，有精准的文字把关能力；第三，他是淄博人，对蒲松龄地理环境了如指掌。看到学生出息，做老师的怎么能不高兴啊？”

看了这封信，我为之动容。您是我深深敬服的一位大学者，这么说，不仅仅是因为您的超拔的学术成就、开阔视野，更在于您所具有的坦荡豁达的襟怀，虚怀若谷的态度，无私无畏的精神和尊重实际、追求真理的治学理念。此种感觉和认识已经形成多年，可以说从我们相识相知就开始了，而这次撰写《蒲松龄传》过程中，对待年轻的邹教授，也包括对我这样并非蒲学专家的文友，这种精神表现得尤为彰明卓著。实在是太可贵、太难得了。有此情怀，何坚不可摧！有此修为，何高不能攀！

这样一来，我就更加焦急地等待着看这部精品大作了。

2014年3月8日

此前我已读过金宏达先生的散文集《金顶恒久远》；近日他又以新作《文笔近题》若干篇见示，细读一过，十分喜欢，留下了深刻印象，遂致函抒写了自己的观感。

我很喜欢您的散文，因为它有韵味，就中尤以抒情、纪事类为然。

您的散文格调高古，韵味苍凉、苍劲、苍莽，有张力，用老百姓的话讲，很“劲道”，耐琢磨；语言优雅，口角波俏，不儇薄，不鄙俗。它的形成，固然与您选取的题材、蕴涵的理趣有关，但主要的还是得之于襟抱、情怀，非历经沧桑、饱经世事，而且读书有得者不能致也。这一点很重要。黑格尔曾说，同一句格言从一个饱经风霜的老人的口里说出与从一个未经世事的年轻人口里说出，其效果是全然不同的。何以如此？因为格言在表述过程中，浸透了言说者的人生阅历和深厚的切身体验。晚明的柳敬亭说书，就具有这一特点，所以听起来别有风致，别有韵味。您出生于四十年代中期，在同辈学人中，年龄不算很大，但您的阅历远胜过其他人。元好问不是说过吗：“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

2014年3月10日

近日，我一直在认真阅读先生大著《佛教文学十讲》，获益多多。这样深奥难解的教义，经您溯源导流、剥茧抽丝般的梳理和讲解，变得条贯清晰、义理彰明，不仅易懂，而且易记，十分难得。这是说读书明理；而对于做学问、搞研究，在思维方式（思考问题、分析义理、结构安排）和表述规范方面，也使我学到许多东西。您对问题、事理的表述是非常科学、准确的，讲分寸，不含糊，且又简洁、凝练，文笔优雅，叙述极具章法。堪称学者著述的典范。

先生的《道教文学十讲》也出版了吗？还望赐赠，以启尘蒙。

2014年3月11日

致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立足于新时代的要求，从现代视角、以宏观视野，按照严谨的学术规范，做好传统美学的价值转化工作，亦即对于古代美学文本进行新的理解、新的思考、新的审视，揭示其基本精神、个性特征、独特蕴涵以及现实意义，这确是学术界当前面临的一项迫切而光荣的使命。王向峰教授所著《中国古代美学史论》这部美学书稿，可谓“得其时哉”。

我通读王向峰的《中国古代美学史论》，明确认知书稿有以下几个特点：

1.《中国古代美学史论》对于元典有广泛深入地发掘，材料非常丰富，形成为中国美学史的完整轮廓。由于中国古典美学植根于古代文化的丰厚而独特的土壤之中，通过历代前贤往哲对于美的本质及其意义的研究、探索，留下了难以胜数的珍贵的美学遗产。《中国古代美学史论》进行了细致的“历史还原”工作，深入掌握了古典美学资源，并加以准确运用。

2.《中国古代美学史论》对于古代美学研究紧紧把握历史线索，突出了主要人物、重点论著、基本观点，而且立章分节，有深入剀切的分析，把许多难懂的、玄妙的、形象性的理论概念、范畴，加以释解，成为可以实践应用的理论思想，达到了以史显论、以论带史的史论统一境地。

3.《中国古代美学史论》的研究对象是历史的存在，但在对历史阐发中却展现了阐释者高超、广阔的现代视野，不仅在许多问题上能与西方美学加以比较联系，更能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予以是非、完缺的认定。

4.《中国古代美学史论》是美学思想史，阐发它的范畴内涵，必须与中国文学艺术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书稿作者对此有极大的适应性，能以大量相适的文学艺术实例，化解理论范畴的坚硬性，使书稿具有明晓畅达的文风和美育意义。

在今天研究和撰著中国美学史，对于贯彻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发展和繁荣社会主义的文学艺术和中华传统美德，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理论借鉴、思想引导和学术建设意义。

王向峰教授对于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尤有精湛的研究，独步当今，别具只眼，这有所获的“鲁迅文学奖”堪资作证；而于美学，更是他的看家本领、特出长项，他的《西方美学论稿》、《中国美学论稿》、《中国现代美学论稿》都是我的案头书，再加上这部《中国古代美学史论》，这种多学科、多领域的创造成果，特别是整个美学研究的系统工程，充分反映出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超拔的学术水平。换句话说，正是以博观圆览之力，收灵明会通之功。

2014年3月12日

致方勇

方勇先生：

久慕清辉，未获一面，深以为憾。

2012年3月，承《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传》编委会约稿，撰写庄子文学传记。日夕寝馈其间，凡十六阅月，现已定稿、出版。

由于原始资料太少，而后世之研究、探讨，却卷帙浩繁。面对这种情况，如何组织、架构，如何鉴判、抉择，操作起来，难度实大。您是庄学专家，当能深谙此中甘苦。

写作中得力于先生者綦多，未便一一缕述，此处仅举一例。多年来，关于庄子故里所在，学界争议很大，东明说、曹县说、民权说、商丘说、蒙城说，不一而足；此外，尚有宋蒙、楚蒙、鲁蒙、齐蒙种种，歧见纷呈，各有所据。先生经过严肃而认真的考证，高张大纛，明确提出：庄周故里即在商丘之东北；更具体地说，也就是在商丘东北的蒙县城北、汳水南十五六里的地方。对于这一结论，我是极表赞同的，并在书中加以引述。大著《庄子学史》，开庄学研究之先河，凿通古今，涵容文史，使我受赐尤多。在此一并致谢。

近日在网上看到先生主编的八卷本《庄子纂要》和《庄子鉴赏辞典》的书讯，已经订购，到手后，当认真研读，从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营养。

现将《逍遥游—庄子传》送上，敬请指导。

2014年3月15日

注：方勇，著名学者、庄子学研究专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世上全能型的所谓“球型人才”极少，一般的都是有其所长，又有其所短。每一个写作者都有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一穗灯光。今后，你应该在这方面多多着力，要扬长避短，充分发挥自己固有的优势。

你过去在《大公报》工作，做高级记者；后来转到省级领导机关，现在又出任省作协主席，这是又一个“大转弯”，当然也是一个很好的机遇—为实现自己当专业作家的愿望，集中精力从事文学创作提供了上好的条件。你的阅历是丰富的，又是一个有心人，可以把自己几十年的生活积累认真清理一下，看看有哪些可供发掘的“家底儿”。

要动脑筋，多思考。对于那些有价值、值得珍视的事件、人物、活动，做重点的思索、升华。在对过往的经历作真实记述的同时，还应从艺术（文学作品属于艺术范畴）创造、典型概括、深度追求、意蕴发掘方面多下些功夫。

散文必须真实，这是散文的本质性特征，一向被我们奉为金科玉律；而散文是艺术，唯其是艺术，作者构思时必然要借助于栩栩如生的形象和生动感人的细节，必然要张开想象的翅膀，对于生活素材作典型化处理和必要的艺术加工。这里就有个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关系问题，应该处理得当。

再就是，要多读书，努力提高自己的文学表现能力，分析、概括能力和认识事物本质的能力。从你的实际情况出发，可以借鉴鲁迅、契诃夫、沈从文、孙犁、汪曾祺的小说，从中学习写“小人物”、写日常生活的经验。

2014年3月19日

启昌大姐：

看到您凌晨三点的函件，我很不安，觉得您起来得太早了，恐于健康不利，应该注意休息。

苏东坡有一首诗，前四句是：“人生到处知何似，应是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鸿爪，鸿飞那复计东西。”我的心境正是如此。人的个性是无法改变的，只能请求鉴谅了。当然，对于您的辛勤而高效的劳动，对于您的一贯青睐，我还是无限感激的。

2014年3月26日

致郝付云

海豚出版社编辑郝付云来信，略谓：“（《域外集》）书稿整理后我们看了，王先生的文笔真是好。目前有个问题就是字数有点多，有20万。我们精装书的字数一般控制在10万字左右，最多的14万，您看能否再做一下精简？字数在10—14万为好。”

付云女士：

为今之计，我想，您可同俞总再商量一下，可否选取下述三种处理办法：一为上策，字数多点就多点吧，作为特案对待，照出不误；二为中策，不放在丛书里，亦不用精装，干脆就平装印制，单独出版，也未为不可；三为下策，实在没办法，就退还给作者，由我另找一家出版社，也并不困难，总比这样“断尾”、“腰截”，依违两难为好。以我们这段愉快合作的经历，这当然是最不想走的一条路，但无奈之下，又怎么办呢？所以我感到太为难了。可是，这样一来，就把这个“难题”转到您的手里了。不情之请，先致歉意。

静候

回音

第二天，即接到付云编辑复函，称：“我知道这个要求很犯难，看了稿子后，也觉得没法删减，经跟俞社长商量，我想换个开本，大一点的32开，厚就厚点，不能让内容去迁就形式。”我当即驰函致谢。

《走向经典：当代散文的高端追求》一文写得很好。奉读一过，快何如之。

关于散文经典化的问题，您说得极为透彻，而且，立论谨严，层层推演、辨析，极见行文功力，不容一些持不同意见者不受感染与触动。

所谓经典，当以库切的定义最为剀切：“经典就是指古今中外各知识领域中，最具原创性、奠基性、指导性、权威性的著作。”您讲的基本内容与此完全契合。经典高据于民族精神的源头，是一个民族据以提升精神文化素质、展现聪明智慧、培育思想人格的不二法门。

“举一隅当以三隅反”，从创作经典化，可以联想到多个方面。比如，从“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这一视角来看，我认为读书也是亟须经典化的；而且，还有针砭时弊的效应。当前，遭逢“读图时代”，人心浮躁，精神生活符号化，学术研究项目化，阅读感官化、快餐化，文化传媒化、明星化，欲望的满足取代了意义的追求，思索代之以官能享受，已经逐渐成为一种趋势。

在这种情势下，即使卖力气写出有价值的作品，也很难得到应有的重视，而且缺乏传播的市场—吾辈已应该知足了，只要能够写出来，就不愁发表；而有些尚未成名的优秀人才，受“马太效应”的制约，多是惨遭埋没，只能徒唤奈何。有的学人之所以不赞同经典化，这恐怕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

2014年3月28日

深致谢忱。兹不一一。

2014年4月11日

致丁国成

国成先生：

久未晤谈，殊深怀想；忽奉大札，欣慰何似！

2014年4月19日

致李舫

李舫女士：

2014年4月23日

致梁若冰

若冰：

2014年4月24日

注：梁若冰，光明日报记者。

致马迪

马迪先生：

承询：《庄子善用减法》一文中改动的五个地方（“堕”改“坠”三处，“堕”改“墯”一处，“跕跕”改“踮踮”一处），实际上都不该改。现说明如下：

一、苏轼的两句诗：“不须更待飞鸢堕，方念平生马少游。”引自《山村五绝》，原诗四句：前两句是：“窃禄忘归我自羞，丰年底事汝忧愁。”（原诗见中华书局版《苏轼诗集》第二册第439页）你们改“堕”为“坠”。其实，二者并非一个字，读音也不一样。据《现代汉语词典》，“堕”作落、掉解，并举例：堕入海中。依现在习惯用法，似乎“坠”字更通用一些；但我们是引证古人诗句，这就必须依据原著，不能想当然、凭习惯，以今例古，随意加以改动。

二、苏诗用“堕”字，源于《后汉书·马援传》（中华书局版第三册第838页）。原文“堕”为“墯”。据《汉语大字典·缩印本》（第206页）称：“墯”同“堕”。这里有两种可能：一是苏轼当年所见《后汉书》，即为“堕”字；二是，《苏轼诗集》编者亦知二字相同，遂改“墯”为“堕”。无论哪种情况，现在的“不须更待飞鸢堕”都是没有问题的。事实上，新版《现代汉语词典》就只收“堕”字，而废弃了“墯”字。因此，这个字没有必要再改成“墯”了。

三、“跕跕”二字，引自《马援传》原文，实在没有理由把它改成“踮踮”。

看来，我们校正古书文字，一条重要原则就是必须核对原文；由于今古文字差异，有的还须查核字书、词典，比较标准的是《汉语大字典》和《汉语大词典》。切切不可拿网上的作为依据—网上错讹连篇，有许多是半通不通或者不负责任的解答；更不应该望文生义，自我作古。

以上意见当否，请各位斟酌。

2014年5月7日

来信读悉。为你到青岛出版社后能够很快地适应新的环境，有效地开展工作、学习，妥善处理人际关系，感到欣慰。

至于说到文化品位、人文积淀，莫要说青岛，全国任何地方也没有能够超过北京的。但文化品位、人文素质的提高，全在于个人修炼；即使环境再好，如果个人不自觉努力，照样难以长进；一些人在金钱诱惑、物质利益驱动下，照样猥琐、功利、短视、浮躁，俗不可耐。近些年，你不就是经常慨叹周围的俗人、俗见、俗气而深感苦闷吗？

在新的环境里，提高自己大体有两个途径：一是要奋发读书、深入思考问题。你知道，康德终生住在一个小村子里，海德格尔也是长期在乡下，更不要说古代的穷居陋巷的庄子了。但他们依靠自身的努力，最后都成了世界级的大哲学家；二是多和周围的高层次的学者、教授、报人、出版家交往，拜他们为师，虚心求教，这叫“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同样是北方海滨城市，青岛和大连比较相近，二者有可比之处。就人文环境而言，包括文史哲的研究、积淀，在我的印象中，青岛较大连为优胜；但即使是大连，也不乏层次高、识见广的人士，同样有很多可资师法的学者，所谓“十步之内，必有芳草”，“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2014年5月15日

大札读悉。承告《成功的失败者—张学良传》一书，两家出版社的交接情况，甚感欣慰。

此书是在你的鼓动、支持下诞生的。看来，人间万事都需要有压力、有动力、有助力。记得从一开始你就建议应该写一部张学良传，而在改写、充实《张学良人格图谱》过程中，你又出过许多好主意、好思路，否则，这部书稿恐怕难以产生，即便能够写出，也不会那么快交稿。

其实，不止这一本，三年间，经你手编辑的《向古诗学哲理》、《说帝王》、《读文人》、《话女性》，以及待出版的《王充闾散文选集》，可说每一部都浇注着你的心血与汗水。每念及此，心中便涌荡起一片感激之情。

2014年5月23日

大作吟咏康平的几首律绝，奉读一过，口角噙香。就中“大美康平湖更美，诗家谁不竞吟哦”两句，使我想起幼年读私塾时，听刘璧亭先生讲的一个故事：

从前有两个举子，一为直隶籍，一为东北籍，赴京赶考，同宿棚舍。直隶生员出了一副对联的上联：密云不雨，虽有玉田难丰润；用了密云、玉田、丰润三县名字；要求东北生员也以东三省三个县名嵌入，对出下联。对曰：长春永驻，何须延寿亦康平。吉林的长春、龙江的延寿、辽宁的康平，恰相对衬，十分工丽。康平开发较晚，建城历史不过一百多年，这可能是康平历史上最早进入文学的一则故实。但此地自划入沈阳辖区后，近年建设步伐加快，现已跻身先进之林。先生多次往访，见闻多多，且有独到的感悟；如能在诗的基础上，鲜花缀锦，再写游记，此可聊充谈资也。

不过，也有传说，对联出自乾隆与刘墉之手，内容也有差异。乾隆皇帝出了上联：密云不雨旱三河，虽玉田也难丰润（里面又增加一个三河县）；刘罗锅对的下联是：怀柔有道皆遵化，知顺义便是良乡（也是四个县：怀柔、遵化、顺义、良乡）。同样精彩、有趣。

2014年6月3日

致陈巨昌

巨昌同志：

也正是为此，个别的除外，改动得很少，尽量保持着“原生态”；说句到家的话，即便想改，我又怎么改呢？

文中所引述的黎枚，为李晓虹博士笔名，我顺便予以标明。

暑安，再申谢意。

2014年7月23日

来函读悉。

承告：日昨，向一位著名学者约稿获得成功，盖由于事前做了认真准备，包括悉心研读了有关代表性著作，深谙其思想内涵；研究了对方可能提出的问题、要求，并征询了关于提高、改进编辑工作水平的意见、建议。我觉得你做得很好。今后应该继续坚持下去。

这里有三个方面的问题可供探讨—

其一，同作者（尤其是著名学者、作家）交谈，按照苏联哲学家、文艺理论家巴赫金的对话理论，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对话。从一般语言学的角度讲，只要具备了建言与纳言这两者彼此交流的外在形式，就可以称之为对话。对话，本质上是求索一种积极的人文精神，尊重个性，崇尚人格，良性互动，平等参与。它有一个前提，就是应该是在相同（起码应该是相近）水准上进行的，即所谓有共同语言。如果一方水准很低，又缺乏必要的知识准备，“夏虫不可以语冰”，对话自然无法进行。

我觉得，对你来说，这个课题比较重要，所以，在信中多说了几句。问题提出来了，如何认识，如何处理，有待你于工作实践中逐步摸索，随时加以总结。

2014年7月30日

致刘学颜

学颜先生：您好！

得知您将要编辑一部有关金源故都的文史丛书，极表赞同，为祝为颂。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上世纪90年代初，东北三省宣传部长会在哈尔滨举行。我趁会议间隙，去了呼兰，访问了萧红故居，写了《青天一缕霞》这篇散文。因为离得很近，当时又去了阿城，寻访了白城子金上京遗址。经过一段酝酿、沉淀，于1994年写出了《文明的征服》，七月初在香港大公报分三期连载。1995年我的以宋代史迹为题材的散文《陈桥崖海须臾事》在香港大公报连载之后，我就想到应该再写一篇有关徽钦二帝被俘于金的散文。这样，我就寻访了坐落于依兰县的五国城，并且再次南下到了阿城，看了白城子有关遗迹和博物馆（金上京历史博物馆新馆当时尚未建成），这是1996年秋。次年，《土囊吟》在香港大公报连载。据大公报记者面告，这一系列散文在香港引起了热议与好评。

人们一般的印象，文明之花盛开于中土，古代蛮荒塞外的历史似乎是一片空白。其实并非如此。自古以来，生长在中国北方的一个个少数民族，就拨开洪荒的流云，燃起文明的爝火，相继跨上奔腾的骏马，闯入了历史的疆场。他们的铁骑越过万古荒原，越过长城、黄河，踏上中原大地，以其沉雄的呐喊与滴血的泣诉，共同叙述着那从梦幻走向现实的艰难历程，叙述着历史的无奈与无情；更以其蓬勃的朝气，锐不可当的攻势，给予每个从励精图治到骄奢怠惰的中原王朝以致命的冲击。而每一回合的搏斗，都昭示着中华民族从分裂、对抗走向统一与融合的历史时空，装订着一个漫长历史时代的苦难与辉煌。金代的女真人是其佼佼者。

民族间的文化影响是互为作用的。经济、社会生活之外，单就语言、文学、音乐、舞美、体育、服饰、饮食方面来说，金源文化给予汉族及其他民族的影响也是显著的。

遵嘱，随信寄手迹一纸，系《文明的征服》中的一页；照片一张。

2014年12月13日

致王炜烨

炜烨先生，您好！

近期，有北京、青岛和本省的出版社，表达要出版《一个人的文学史》的意向。我对他们的青睐自是感激，但同时说明：一个多月以前，已将这部书稿送给北京大学出版社了，那里正在看，我不能“一个女儿找几个婆家”。待北大出版社明确告知不拟出版时，才能另作考量。

正好今天接到您的来函，谈到要把它列入贵社策划的《大家自述史》系列，欣喜之余，备极感慰。两年前，我们曾经有过很愉快的合作，拙作《中国人》的编辑出版，令我感到惬意，那种软精装的装帧实在是漂亮、醒眼；而它的姊妹篇《中国理》，也已签约准备出版。“好事到了三”，那好，这次又给您添麻烦了。

书稿原来分为两个系列：在《一个人的文学史》之外，还附有《青灯有味忆儿时》，是记叙童年时的生活环境与读书生活的。您的意见是，探讨一下可否把它们合在一起，比如将《青灯》作为《文学史》的第一部分，如何？我仔细地作了权衡，反复进行设计，最后觉得不太好操作。二者篇幅大致相同，但体例不太一致，《青灯》记叙的是儿时十三四载光阴，分为三十八章，多为生动故事，勾画得比较详细；而《文学史》分为六大部分，记叙了六十几年的读书、创作、治学生涯，主要是谈创作实践、心路历程，反映了一些规律性认识。看来，还是分开为好—就是说，《青灯》可以另找地方出版。

究应如何处置，尊重您的意见。

2014年12月20日

注：王炜烨，北京大学出版社编辑。

致闻世震

世震同志：您好！

继《古代咏竹诗编注》、《郑板桥年谱》之后，最近您又精心撰写了《随猎竹诗》。读过书稿，深为您所取得的学术成就感到兴奋。钦仰之余，为祝为颂！

书稿涵蕴深厚，观点准确；形式新颖，别出心裁，很吸引人；文字也很讲究。具体提不出什么意见。总体上有两点想法，提出来，供研究参考：

其二，书稿题目应该改一下。“随猎”二字，前人已经用过，而且有其特定含义：康熙幼子、雍正之弟慎郡王允禧曾有《随猎诗草》和《花间堂诗草》，郑板桥曾参与编纂并作跋。《清史稿》列传记载，允禧在康熙五十九年曾“从幸塞外”，可见，《随猎诗草》乃是作者随康熙御驾狩猎所作之诗。

我的意见，书名可改为《竹悟》，由读竹、画竹、咏竹而产生的感悟。虽然没标“诗”的字样，但内容已经表明，可以略去；也可改为《感竹吟》，由竹而感，由感而吟，也十分贴切。

所见未必准确，仅供参考。

2014年12月31日

注：闻世震同志退休前曾任中共辽宁省委书记、全国人大常委。

致杨利景

利景同志：

惠寄的《今日辽宁》杂志已按期收读，谢谢。我觉得这是一份宣传辽宁、讲好中国故事的质量上乘的期刊。

就办同类刊物来说，若论人文风物、文化积淀、历史地理等基础条件，我们辽宁不如江南、京津一带，也就是可供对外宣传的题材相对薄弱一些，而且，由于文科院校、社会科学研究部门较少，作者队伍也相对薄弱一些。我们的编辑同志能够奋发努力，避短扬长，挖掘潜力，勇闯新途，这是值得肯定的。反映在刊物上，题材比较丰富，基本上能够体现本省的特点；作为外宣读物，能够寓立场、观点于事实之中，通过实际事例说话，不武断，不张扬，文笔从容，使人乐于接受，这是对的；它不属于文学刊物，但有文学艺术品格，有图象，有故事，取材新颖，文字比较讲究，能够引人入胜。

希望下一步在题材方面能够进一步开拓，由表及里，深入发掘。仅举一例：风物之外，可以借鉴中央电视节目的成功经验，反映一些科学创新、技术领先方面的高端人、事。辽宁在这方面是具备一定优势的。但难度颇大，要求较高，写出来，在保密前提下，让人看得懂、又爱看，谈何容易！常常是：懂行的写不出来，文笔出众的又是门外汉，像徐迟那样写得出《哥德巴赫猜想》的作家，太少了。

所谈的都是随想，未必妥恰，只供参考。

2015年6月4日

定安先生：您好！

文中所提建议，如关于辽、金文化历史以及萧观音、耶律倍、蕯都剌、耶律楚材等人的研究、写作，我都一一记下，争取能够早日完成。

一、当时呈送给您的文本，《青灯有味忆儿时》与《我见文学多妩媚》两部分，作为上下篇，是合在一起的，前面写有一篇序言；后来，北京有两个出版社要分别出版这两部分，这样，我就各写一篇《题记》。您从《序言》中看到“三分人事七分天”这句引诗，并且加以评点，放在全文的开头；可是，《题记》中引述时是在《我见文学多妩媚》部分，所以，我就把这段文字挪到后面去了。

二、《我见文学多妩媚》部分，有两点改动：一是，关于歌德、托翁、瞿秋白和少帅、庄子的评点，您放在第五章了，现在，我按照原文的顺序，把它移到第六章里；二是最后几段，我给加了个《余论》总题，觉得这样更集中、更醒目一些，不知当否？

三、拙作第六章原题：《攀登，痛并快乐着》，作为正式文本，我已改为《攀登，乐在苦中》。但还是保留了您的批评意见，只是在后面加个附注。

敬致谢忱，并颂

暑安

充闾拜上

2015年8月3日

致原学玉

学玉同志，您好！

大作《豹隐城隅骚坛高手》，我认真拜读了，很好。对公眉先生诗作的分析、赏鉴，十分透辟，也提高了我的认识，实在提不出什么修改意见。如果求全责备的话，我倒觉得，应该说说公眉先生诗句用典问题—这是他的诗作的突出特点之一。本来，诗不同于词（如所周知，辛弃疾词用典最多），特别是七绝，没有七律那样的深度、容量、蕴涵，完全可以在典故运用上不作更多考虑；但吕先生胸中有海量的古代诗文积淀，顺手拈来，皆成妙谛，出经入史，故典层见叠出，不胜枚举。仅您所引诗中，就有“短衣”、“鸠杖”、“强项”、“蜡屐”、“鲰生”、“黄庭”、“刘郎”、“一盂饭饱”、“零涕君前”等等。此其一；

其二，展读宏文中，发现引诗有几处误植，请加改正：

引吕诗“刘郎重来兴偏豪”，应是“重到”，否则不合格律；

“连云楼阁望中迷”，“连云”误为“连去”；

“浊酒未饮心先笑”，“仄仄仄仄平平仄”，我怀疑“浊酒”应是“浊醪”；

“豪华落尽见真淳”，是元好问诗吧？“淳”误为“纯”；

龚定庵诗：“莫信诗人竟平淡”，误为“莫信陶潜竟平淡”。

上述摘误，只是根据平仄格律，未对照原文，请斟酌。

另外，拙作《柳荫絮语》，“荫”误为“阴”。

其三，由于此文要公开发表，一处小疵也应修改：在谈到吕作《杏花小记》时，说：“先生的两首小诗”，“小诗”说法欠妥，应改为“七绝”。

2015年8月6日

志坤同志：你好！

来信读悉。知近况很好，诸般顺遂，谨为祝颂。

信中提到，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包括身体、家庭等方面），你已向组织部门提出提前退出领导岗位，并办理病退手续的请求，我觉得这一选择是可行的。你素以有头脑、有思想、学有所成见称，我相信，这样做肯定是经过深思熟虑，认真权衡利弊的。按说，经过有效的治疗与调养，你已经恢复了健康，继续工作下去，当无大碍；但考虑到配偶远在厦门，长期两地分居，确实存在困难；特别是如你所说：“生病以来，上苍给我机会让我好好思考并反省，所以我愿意借此转身，在今后的时光里加倍去努力，做一个更真诚的自己，更懂得感恩生命并珍惜生活。”我相信这是你真实的心声，是你做此抉择的最终落脚点，或者说是决定提前退休的根本理由。

当然，在大多数人心目中，对于你的做法恐怕难以理解，会认为这是书生之见，“傻帽”一个。一般人往往从功利出发，存在对比、观望、计较心理，莫要说主动提出早退让位，“把到嘴的肥肉吐出去”；即便是正常到点，有些人还会徘徊瞻顾，恋栈不置；个别的甚至要改履历、延后出生年龄，无非是为了在机关里多混上几年。单就这一点来说，我也觉得你见识超拔。

现在，人的寿命很长，你还有三四十年的时光可供支配，有条件实现自我，做出许多骄人、耀眼的成绩。50几岁，开始了人生的第二黄金阶段，现在急流勇退，重新进行事业选择，尚不为晚。不过，大前提还是身体条件，无论如何，也要保证有个健康的体魄。在此基础上，从事一些自己所祈望、所追求的事业，研究也好，写作也好，都会比在职时整天呼呼啦啦、为人作嫁、毫无自我，从容得多，舒心得多。至于说到损失，不过是减少一点收入，其他什么也不少；领导并不好当，权力是双刃剑，何况，你本来就没有多大权力，更没有什么权势欲、攫取欲。这样很好，清风两袖，自在逍遥，“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切实达到了心安理得。

记得列夫·托尔斯泰曾说：“如果一个人想超出他人的财富、名望、官职，那么，无论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大人物，他将永远不会获得满足，他也将永远不会获得安宁与喜悦。如果他明白，在他身上存在着那存在于所有人身上的神圣本源，那么，无论他生活状况怎样，他立刻就会变成安宁而喜悦的人，因为他将明白，在他身上存在着那世上至高无上的东西。”书此，以为赠言。

祝你健康、快乐！

2015年9月7日

致周人

周人同志：

受挚友张恩华同志嘱托，我认真研读了您的散文作品，并记下了一些观感。

研读过程中，突出感到您有较好的艺术感受力，又具备相当的文学修养与驾驭语言文字能力；知识面宽，视野开阔，旁征博引，内涵比较丰富，特别是笔势放得开、收得拢，颇为难得。

行文叙述中，夹叙夹议，有张有弛，不拖沓，不错乱，娓娓道来，层次大体鲜明；叙述中有人物，有描写，有细部，有情节，比较生动传神，而且有时夹带着情趣、笑料。

语言较有特点，词汇比较丰富，既浸淫于通俗文言说部，又带着典型的辽西口语，且有文学色彩。

以故乡、亲情、童年为经，以社会风习、人情世故、里巷传闻为纬，织成一幅幅解放前后的辽西古城的社会风情画。有一定的地域文化传承、乡土文化发掘、传统文化积累的意义，以及社会、思想的认识价值。

看得出来，您读书甚多，长于思考，而且具有一定的艺术感受力。

应该说，达到了公开出版水准。但是，不足之处也比较明显，我想结合意见、建议来陈述一下：

一是，近十万字的长篇，您一口气写下来，虽有段落，但未分章节。我的意见是，应该按内容结构分出章节，以方便解读，彰显理路、脉络。这样，在通盘设计中，可能有些地方需要适当调整。

二是，出版前，凡有诗文引述，都要认真查对原文，务求准确无误。这是一项硬功夫，靠现有的一般编辑纠错指谬恐怕不行—他们缺乏足够的古文修养、知识积累与学术水平。以您的水准，完全可以做到；当然，也可请精通文史的老学究帮忙。

三是，要准确使用标点符号。还有个别字，如“既”、“即”如何分清，恕不一一列举。

四是，原有书名，不太理想，我看可在下面两个里任择其一：《故家门巷》、《旧时光景旧时情》。

所述意见未必得当，仅供参考。

2015年12月7日

致叶廷芳

廷芳兄，您好！

说到域外出游，确如吾兄所言，非复当年体魄矣，“欧洲还有不少地方足迹未及，总不甘心。但参加一般的旅游团，恐怕跑不过人家，得自己组团，约四五个知识相当、兴趣相投的人，慢慢悠悠地闲逛；住得体面一点，吃得好一些，目的地也由我们自己定”。不过，这样的条件，一般情况下是难以满足的。

展读大作，知吾兄乃浙西衢州人士。这里也是我的旧游之地。因为从小就熟悉白乐天《轻肥》中“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的诗句，原以为这里当是贫瘠之地，实际上非常饶富，而且人文景观甚夥。1999年踏访此间的两处著名景点，我曾顺口闲诌了几首七绝，奉上，借博一粲：

雾中访江郎山不见（四首）

千里驰驱历险艰，茫茫迷雾隐三山。

世间尤物难消受，归抱舆图纸上看。

雾锁云封迷壮观，千重素帐裹羞颜。

江郎也似新娘子，头未梳成不许看。

吟魂缭绕雾云间，妙绪幽思涌巨澜。

倩影何妨凭想像，羞花闭月美千般。

撑持天地与人看，除却江郎莫话山。［注］

今古一齐提胃口，只听吆喝不开盘。

［注］这是当地盛传的两句话。前者为辛弃疾咏江郎山名句，后者是今人的赞语。

烂柯山

烂柯山下少人行，不见王生［注］见石枰。

斧柄未留留话柄，仙凡一样重虚声。

［注］相传晋时樵夫王质入山，见两个仙人下棋，一局未了，回头发现斧柄已经烂了。烂柯山由此得名。

2015年12月1日

注：叶廷芳，著名学者、作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谢谢您的期许与青睐。

衢州之游，大体上可以敲定。我的小孙女在外地读书，原定五一回营口老家探望。这样，我可于五月三、四号，由营口直接抵京与您会合。您看妥否？

所以，咱们在那里，千万别惊动官府，也包括戚友。说句到家的话，出于钦慕，我只想听您讲讲西方文学以及其他方面的治学心得。比如，我最近在看毛姆的《月亮与六便士》；根据鲁迅先生的提示，还拟翻阅一下法朗士的《泰绮思》，很想获得您的教示。至于三衢风景，虽是旧时相识，而今也只限于“相看两不厌”吧，登山临远，由于腿关节不好，可能会受到一定限制。

大框定下之后，详细安排，届时我等候通知。

为松先生，您好！

由于我的文字沉闷（恭维我的人说是厚重），时常板着面孔；而您和晓群先生的文笔跳荡鲜活，酷似青春倩女，清新靓丽；为了调剂与补救自己的不足，所以特别喜欢二位的作品。书一到手，就看晓群的序言和您的后记，真是痛快淋漓，口角生香。当我读到《爱书人都爱黄裳》一篇，更是油然忆起我和先生沪上相聚的情景。屈指算来，已经整整十年了。您惠赠的《黄裳文集》，时时摆在案头，芸香尚在，而黄公这位文坛巨擘已身归黄土，思之黯然。

敬致谢忱，即颂

2015年12月28日

“投我以琼瑶”，我只能“报之以木桃”了。只不知是否有可能：上述各位各赠一册？如有困难，剩下的容我陆续寄送。

先致谢意。

2015年12月30日

孙先生，您好！

接读来函，至为欣慰。

近年我基本上没有外出，包括有些出国旅游和名城胜地文学采风活动，也都辞谢了。虽然身体还能支持，但心境已经有些淡漠了，一切都有“曾经沧海”的感觉。这也许就是老态吧？但是，对于旧日的师友，却充满了怀念之情。想望着能和您联床共话，促膝交谈，畅叙离衷，请益学问。

陆游咏《菊枕》有两句诗：“人间万事消磨尽，只有清香似旧时。”我借用过来，换了一个字，“只有书香似旧时”—爱书的情怀不曾稍减。在这方面，您给我做出了良好榜样。

祝身健笔健！

充闾敬复

我从《妩媚》见文学

在今天的高度，对于往昔的追忆；

在今日之文化构造中，对于往昔文化生活的“重构”；

在追忆中，评骘过去；

过去的延伸，是今日的接续：

其教育意义即寓于此。

前记

这是我拜读充闾同志的《我见文学多妩媚》时，断断续续，随手敲下的读书笔记。随读、随感、随写，有则多说、少则少说、无则不说，记录读后之感、学习心得而已，己学己用，不欲示人，更未曾设想发表。所以，随意挥洒，率性而为，长长短短，“不成体统”。读完敲完，觉得虽然无大意思，但有的地方还有点趣味，觉得也不妨发给充闾同志一阅，消遣一笑，文人作家之间，文字交往、情趣汇流吧；不意，充闾竟不仅不以为忤，还建议发表。我不好拂他的美意和鼓励，只好接受，算是把学习体会、读书笔记公开，与大家共赏，请方家指正。

《青灯有味忆儿时》读后随记

1.泥土世界

说到家乡，开篇如此写道：

“童年时节，村子留给我的鲜明印象，就是那里是个泥土世界。路是土路，墙是土墙，屋是土屋，风沙起处，灰土满天。形容长相叫做‘土头土脑的’，人们穿的、盖的是土布，过的是‘土里刨食’的日子；岁数大了叫‘土埋半截子’，伸腿瞪眼咽气了，叫‘入土为安’。那时候，住砖瓦房的全屯不过三四户，绝大多数人家都是住土房，垒土墙，土里生，土里长，风天吃土，雨天踏泥。”

回忆经过思想和情感的滤过，“泥土”成为主要的、影像深刻的形象。这是一个有意味的象征，一个附着了“意义记忆”和“情感记忆”的记忆，这以“泥土”开篇的回忆，显示作者意念的“返回”和“反刍”：不忘泥土。

出泥土而接受乡土气息与乡土文化；

中国几千年的农业生产与农业经济，产生了中国的具有特殊文化传统的“乡土社会”-“乡土文化”，它以乡土经济为基础，以儒家文化和民间文化的结合为灵魂（儒家文化以通俗形式进入社会学所说的“小传统”而深入民间，根深蒂固），对乡党加以文化养成和奠定文化心理结构的滥觞。“乡下孩子”就是这样地成长着，形成自己最初的世界观、人生观和文化心理结构。许多人日后变化了，实现了文化转换；有的人甚至背叛—我曾读到过几个犯腐败罪的省部级高官的忏悔心声录，他们出身农村，家境贫寒，应该是受过淳朴乡土文化的熏陶、至少是熏染的，但是后来背叛了；到忏悔时，痛诉往事旧情，批自己忘本。

王充闾日后亦实现了这种属于他是高层次的文化转换；但他未曾“遗忘”更没有“叛变”，心灵深处却遗存着乡土气息和乡土文化，以至现今回忆往事，仍然记忆犹新，能够栩栩如生地描述，说明历历往事，深刻记忆，保留为心中甜美的沉淀。这成为他的创作的良好传统根基和乡土情结。所以说：“乡土即人民情怀”。这是很可宝贵的的作家心态。

从“记得青山这一边”到“狐狸岗子”再到“泥土世界”，构成一个“王充闾的故乡”。每一个作家都有他的“故乡”，鲁迅有他的绍兴鲁镇，沈从文有他的湘西“边城”，萧红有她的呼兰河边的呼兰；外国作家中，列夫·托尔斯泰有他的纳斯塔法·波梁纳，福克纳有一个被他称为“邮票那么大小”的约克纳帕塔法县，马尔克斯有他的马贡多，大江健三郎有他的北方四国森林，杜拉斯有她的湄公河岸王充闾也有一个属于他的盘山县—狐狸岗子。他目前尚未创作小说，一旦写小说，“盘山县里狐狸岗子”定会出现，以它作为环境背景，以及那里的“曾经的社会和生活”。现在，虽然小说尚未出现，但散文中，已经隐然或公开存在了。

啊，作家的故乡！

这个故乡，和作家的心灵故乡是相通的。

2.母教

母亲有言：“一不当蝗虫，二不当蛆虫”。这是基本的价值观与人生观的教诲。

这一教诲具有很深的意义。“蝗虫”、“蛆虫”，都不能当，这是基本的为人标的，也可以说是一个高标准。因为在人生高层次意义上来要求，“蝗虫”和“蛆虫”，不一定就是闹得那样“邪乎”，只要无所作为，一生碌碌，就有点此“二虫”体性了。

母教是中国伦理文化中重要的内容，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宝贵财富，一是我们向来看重母教，二是传统母教起的作用特别大。这大概是因为母教与慈爱紧相连，慈爱与教诲混融一体，所以影响深远。传统母教中，流传着孟母、岳母的事迹和传说，则是“母教的母教”，对中国的传统母亲影响深远，既影响了一代代母亲，也培育了一代代有出息的子女。王充闾也是其中的一位。

而且，其延伸义，具有现代意义。现在，即使在官场，这种王氏母亲谆谆教诲儿子不要去当的“蝗虫”和“蛆虫”还少吗？

作者老而不忘慈母的幼教，足见心理刻印之深、心灵影响之大。即此一点，这位母亲就是一位可敬的孟母类型的母亲。

读他人，想自己，追忆我幼时的母教，一是母亲常常向我念叨“忠厚传家久，诗书继世长”这副家中厅堂的楹联，“忠厚”、“诗书”，在我的心灵中，刻印深沉；二是，大概因为我是幼子，有点娇生惯养，在兄弟和小朋友中，好拔个尖，母亲没有批评，却总是有意对我表扬我的二哥，称赞他是“孟尝君”，“门下能养食客数千”。第三样事情印象最深：母亲常常玩笑地说：“我仔莫不是个‘秋白梨’？”吾家南国多“秋白梨”，长相洁白秀丽，但其酸无比，不可食。母亲以此教诲其子勿沦为“秋白梨”—表面清秀内里孬。此幼教，至今铭记不忘也。

3.母系

母系有艺术素质传统；有满族文化的遗传。此亦颇可贵。

母亲很不简单，称得上是民间剪纸艺术家。你看她的剪纸艺术作品：作者有几段介绍，先是一般提示满族剪纸的艺术特色：“满族剪纸，在艺术上具有本民族特定的语言和风格，有‘无字天书’之美誉。就其文化渊源来说，它属于氏族社会未形成文字之前，远古风情的形象记忆，折射着一个民族的充满原始意味的图腾文化信息。”而后，就是母亲的剪纸艺术创作的风貌了：

她的作品里面以人物为最多，大别之有三类：一是各种神祇，有头戴尖盔、手持利斧、胸围阔大、勇武有力的天神与山神，旁边分布着熊、狼、虎、豹，衬托其威武，或者作为猎物。有的羊角、人面，头上点缀一些叫不出名字的装饰。二是千手观音，头上站着神鸦，十几只手同时举起，每只手上各托一只朱鸟，双脚踏着双头双尾的蛇轮。三是形形色色的祖神，也就是女神，或者叫母亲神。萨满文化中崇尚女神，其中有盗火女神、创生女神、百谷女神、争战女神，还有什么柳树妈妈、佛陀娘娘、泰山奶奶、蜗皇老母；而最多的是各种各样的生殖女神。有的腰围肥大，乳峰高耸，双脚叉开，旁边是九个拉手的娃娃。母亲所剪的嬷嬷人儿，都是身着旗装，头梳高髻，或者顶戴达拉翅的满族装束；人物正面站立，两手下垂，手和手相连，五官一律阴刻，鼻子为三角形。

这些作品，完全可以看作是民间剪纸艺术的优秀作品。内容和形式，有民族特色，有艺术个性，有思想寄托，有生活祝福。

这种母系的艺术秉赋，自然会遗传给后代。

从谱牒学、优生学的角度来稍稍细究，王充闾的父系与母系，均是“颇有来头”的。

仅从母系说，爱新觉罗皇族，满族世家、大家闺秀、家传黄马褂、顶戴雕翎，还有八股文试帖看，皇族的世系、满族的民族性、家庭的教养、性格养成以及艺术素质的秉赋，等等，都是遗传因素和家教渊源。而且，“母亲个性刚强果断，自尊心强，端庄稳重，有一种不怒自威的气质”。这又是一种母性的人格魅力了。

一个人，或者说一个人才，就是这样从遗传因子开始，一步步这样走着、成长着。重要的是，家庭是个起跑线。很重要。“靡不有初，鲜克有终”。

4.“童年镶嵌在大自然里”

“童年镶嵌在大自然里”—自然的养育—是东北大地（狐狸岗子）特殊地域的自然养育。作家对家乡自然的印象和眷爱，是其创作活动和作品基质的重要原素。

“童年镶嵌在大自然里”，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意义重大。儿童与大自然有一种天然的契合，天然能够陶冶儿童的心性；儿童又能系童心于天然。童心天真系自然，颐养心性育真纯。山水林田，花草树木，蓝天白云，飞禽走兽，把自己的童年“镶嵌”在其中，那是怎样的一种天然情趣和氤氲气场；尤其大荒乡狐狸岗子，旷野广袤、草木繁茂、野物出入，荒僻而大气，冷峻而肃然，与我熟悉的“小桥流水人家”江南景色迥异，那对儿童心性的培养，以及对他日后的文风的影响，也都是不可忽略不计的吧。

童年镶嵌在大自然里，也是大自然镶嵌在童年中，自然环境的影响，会嵌入到思想性格之中。这与作者后来的寄情山水，写出优美山水游记散文，应该是有渊源关系的。

5.父亲

这位父亲，是很可以一写，也很有可写的。

“父亲性格外向，内心的‘风云雷电’，全都写在脸上。”

从文化的传承来说，充闾的父教属于小传统中的民间文化灌输与潜移默化，但又有中国国学的传授。这后一点更重要、更有意义。对王充闾来说，也更具文化养育的珍贵意义。应该说，王充闾的国学修养，在这时候就打下基础了。幼学渊源，源远流长，这对他日后的成长意义真是很重大的。

王充闾这样描述他亲爱的父亲：

“他除了经常吟唱一些悲凉、凄婉、感伤的子弟书段子，像《黛玉悲秋》、《忆真妃》、《周西坡》之类；还喜欢诵读杨升庵的《临江仙》词：“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再就是郑板桥的《道情十首》：

吊龙逢，哭比干，羡庄周，拜老聃；

未央宫里王孙惨；南来薏苡徒兴谤，

七尺珊瑚只自残；孔明枉作那英雄汉—

早知道茅庐高卧，省多少六出祁山！”

嗯嗯！子弟书、通俗说部、板桥道情，居然还有杨升庵的《临江仙》等等，还有庄子，等等，这是何等样的文化传输与文学训练！—民间文学、通俗文学、雅文学，国学

自从电视剧《三国演义》演出后，随着那主题曲的流行，“滚滚长江东逝水”的豪唱高歌，风靡全国，打动人心；那“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转头空，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的意境，历史感丰厚沉郁，发人深思，感动了，也启迪了多少现代人！这种蕴涵沉郁深挚历史感的诗句，幼小的充闾，就受之于父教了，即使是少不更事吧，潜移默化中，也是得其心意之蕴藉的。这与他日后的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和成就，是不是有一种渊源关系呢？研究者于蛛丝马迹中，该是可探其微的。

至于这里提到的子弟书《黛玉悲秋》、《忆真妃》，我也是很欣赏的，真是雅俗结合、情真意切、动人心扉的诗性作品。

我也很欣赏这《道情》最后的几句词：“孔明枉作那英雄汉—／早知道茅庐高卧，／省多少六出祁山！”

这里含着颇为深沉而朴素的人生哲理：“茅庐高卧”与“六出祁山”对称-对立-相比，从一位蛰居乡野的乡村知识分子的立场来说，过着耕读生活，平安度日，躬耕课子，茅庐高卧，是比争胜好强、建功立业要更具人生意义的。

读到这里，想起小结一下：

王充闾的回忆与陈述，令人想起《荒原》作者艾略特的话：“在迈向未来时，继续在精神上与自己的童年以及民族的童年保持着联系。”—这可以用以解读今日之王充闾心态及他的作品。

还有美国历史学大师、九十岁完成世界名著《从黎明到衰落》的作者雅克·巴尔赞的话：“机缘也是助我成书的一个因素：家庭背景、生活时代和出生地塑造指引了我的写作。”

这三样：家庭背景、时代和出生地塑造，也指引了王充闾的写作；也造就了他的文学成就。这里特别突出的是他的“出生地塑造”。

还有德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国际共产主义战士，工人出身的台尔曼，在希特勒制造的“议会纵火案”中，蒙冤入狱，他在法西斯的监禁中，写下了他的《台尔曼狱中遗书》，其中写道：“德国历史，童年时代的磨炼，对人们生活过程的观察，唯有这些才是我的导师。”我以为，这里提到的三条：祖国历史、童年磨炼、对人们生活过程的观察，也是适用于广泛人众的，当然也适用于王充闾。不是吗，国家历史、童年生活，还有对现实生活的观察，这样三条，影响了、塑造着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一切的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当然还包括思想和创作。王充闾少年时代，正处于上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初期，这个时期的“中国历史”，加上他自己的“童年的磨炼”，再加上他对“狐狸岗子”及其周围的“人们生活过程的观察”，唯有这些，就成为他成长的导师了。

6.老哥俩

父亲与魔怔叔，这是两位蛰居乡野的老哥俩。但绝不是普普通通的乡村野老，他们居村事农，但是知书识礼，文化修养很不一般。他们既掌握一定的民间文化，又通晓应该是属于国学统系的知识学问。这哥儿俩还加上刘老先生，可以说是在荒僻之地的狐狸岗子构筑了一个可贵的“文化岛”，它是荒野里的孤岛，但却在精神上联系着外面的世界。不过他们居乡而不羡公侯，农耕而乐为村夫。王充闾父亲的这首和前人的诗作，是颇有意境的：

不羡王公不羡侯，耕田凿井自风流。

昂头信步邯郸道，耻向仙人借枕头。

诗的后面，他还加小注云：“阮籍有言：‘布衣可终身，宠禄岂足赖’！”

可见其心地是不鄙布衣不羡宠禄，有名士气息、隐士情怀。

这种父辈的潜移默化，应该会对充闾产生影响吧。

父亲后来由于家事蹇滞，常借酒浇愁，诗作意态缱绻抑郁。我试集王国维句以赠，不晓得合不合适：

为情困酒易怅怅，

回避红尘是所长。

还有很可注意的一点，童年时，小充闾还曾经听父亲唱过一个名叫《扇坟》的子弟书段子，讲了庄子警世的“扇坟”故事，让他第一次听到庄子的名字。后来，父亲去河北大名府探亲，路过邯郸时，还买回一部扫叶山房民国十一年印行的四卷本《庄子》。他参照里面的晋人郭象的注释，读得十分认真。

这是王充闾初识庄子。于是想起他后来的名著《庄子传》，试诌几句打油咏之：

童稚得识庄，渊源久矣哉；

日后撰庄传，幼教灵犀在。

7.刘老先生也来了

请到了有“关东才子”之誉的刘璧亭先生，来教学。这是一个跃进。当时，在日伪统治下，读的是伪满皇帝康德的《即位诏书》、《回銮训民诏书》和《国民训》等伪国顺民的糟糠，思想中毒，文化上受害。而刘老先生教的却是《三字经》，接着就讲授“四书”，从《论语》开始，依次地把《孟子》、《大学》、《中庸》讲授下去。

这也非同小可呀！从消极方面说，避开了伪满洲国的教育，如果上“官学堂”，就避不开殖民教育；而师从刘老先生，却读到了《三字经》以至《论语》等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粹在养育未来的精英。

从《三字经》到《论语》是一个跳跃，从国学基础跳到国学高层，从启蒙跃到“进学”，一位学者型作家就这样在“酝酿”中，也是被塑造中，亦是被培养中。

这里，少年王充闾所学，已经涉及国学基本。这很重要、很有意义—在文化上、思想和人格的进取上的意义。我把国学（我更愿意采取“现代国学”的说法）分为高低、雅俗两个等次，高雅者，“四书”、“五经”等等，低层次、通俗者，把《三字经》、《百家姓》以及《龙文鞭影》等都算在内。少年王充闾这时所学，是“雅俗兼及”、“高低同研”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文化雅驯基础，对王充闾日后的成就具有重要的作用。

8.“童子功”

啊，了不起的“童子功”！这童子功是国学的基础功、基本功，是作者日后文学成就的基础，知识结构的基石，是它的文学成就的基本构造。不可忽视。

他这“童子功”，可是了得，六七岁、八九岁的年纪，便读《诗经》、《论语》了，还能背诵，还讲习书法，这时的传授，是比较多样的。这对后来的发展，起到了打基础的作用。作者说，儿时的他很喜欢《诗经》中的《蒹葭苍苍》，因为它“整齐协韵，诗意盎然，重章叠句，琅琅上口，颇富节奏感和音乐感”。这就是最早的文学欣赏习练和审美启迪了。对文学的兴趣，即是这样引发的吧；而审美的启迪，则是在《诗经》这样的中国传统诗歌之“祖”的高层次经典作品启动的。这都是很好的开头。

作者所说的，他这时候就喜爱《诗经》里的《蒹葭苍苍》，不知道这是不是就是他的“文学第一击”、“审美第一击”？这“第一击”很重要，很有意义。它是以后艺术觉醒与审美情趣的奠基与基点，有此和凭此，就日渐生长、发展、建设文学与审美的方向和路数。萧红小时候是从祖父那里，学来了“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她也是喜爱那音调，那音乐的美，实际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音韵美。连小说都带诗性的作家萧红，是否最初的那“审美第一击”起了作用？

我记得自己的这种“第一击”，是读了朱自清的美文《匆匆》，那里这样开头：

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青的时候；桃花谢了，有再开的时候。但是，聪明的，你告诉我，我们的日子为什么一去不复返呢？—是有人偷了他们罢：那是谁？又藏在何处呢？是他们自己逃走了罢：现在又到了哪里呢？

从现在王充闾散文的韵味和他对于古典诗歌的稔熟，说《诗经·蒹葭苍苍》是他的“文学与审美的第一击”殆可成立吧？

返观今日之王充闾，可以见到这种“童子功”的巨大深远的意义。中国传统教育中的“童子功”，讲的是死记硬背，所以记得扎实，几乎是永志不忘，至于理解，日后成长时期中，会随着人生阅历的增长和知识学问的进益，而不断扩展、不断深化，“后续劲”是很大的。王充闾今日国学修养和学术精进，得力于这种“童子功”不小。我是后进，缺乏童子功，长大以后的断断续续、零敲碎打学点东西，就支离破碎，可怜兮兮，比不得充闾了。

9.“马缨花”下：长学问、识缪斯

这一节，实际上可视为“童子功”的继续追忆与回味。

事实是，除了刘老先生之外，父亲和魔怔叔共同参与了对幼小充闾的教育。那写到的他们在一起谈诗论文，这种诗教，是颇有水平、颇具诗文意境的，虽因年小，不能完全领会，但耳食之言，也收到熏染之效。更重要的是，这时已经在念习“四书”《诗经》之后，接着，依次讲授《史记》、《左传》、《庄子》，以及《古文观止》和《古唐诗合解》了，并且强调要把其中的名篇一一背诵下来。王充闾日后的博学强记、具有令人惊佩的背诵古诗文的能力，就是在此童子功的基础上奠基的。

尔后，就练习作文和对句、写诗。直到结业前，先生出上联：“歌鼓喧阗，窗外脚高高脚脚”，他能见景生情，对出下联：“云烟吐纳，灯前头枕枕头头”。聪颖与文采已经锋芒初露了。

马樱花-对对子-童心！优美地渐入佳境！文学的意识和心境滥觞！

私塾读书苦，枯燥受拘束；但是，生灌、死记、硬背，却能接受知识与学问的远后效应。

这样的童年是枯苦的、寂寞的，但又是惬意的、幸福的，助人成长的。有这样的童年，方有后来的王充闾。

因为，教书先生很不一般，有“关东才子”之誉，国学功底深厚，还做过县里的督学和方志总纂，只是因为不愿为敌伪效劳，才困居乡村，息影山林。学问上等，经历不凡，这样的老师，同一般冬烘先生教书匠相比，是有天壤之别的。王充闾说，他从六岁到十三岁，“像顽猿箍锁、野鸟关笼一般，在私塾里整整度过了八个春秋”，“苦读”情状，难以缕述。但是，他回顾总结，说道：“经过数十载的岁月冲蚀、风霜染洗，当时的那种凄清与苦闷，于今已在记忆中消溶净尽，沉淀下来的倒是青灯有味、书卷多情了。而两位老师帮我造就的好学不倦与长于思索的良好习惯，则久久坚持，数十年如一日。”

“青灯有味，书卷多情”，这是多么令人深思而回味无穷的况味呀！难怪他以感慨无端，深情笔触，写下这样的文字，来反刍和纪念那段难忘的少年求学岁月：

“少年子弟江湖老”。六七十年过去了，无论我走到哪里，那繁英满树的马缨花，那屋檐下空灵、轻脆的风铃声，仿佛时时飘动在眼前，回响在耳际。马缨—风铃，风铃—马缨，永远守候着我的童心。

赏马樱，听风铃，读经书，习写作，童心之外，更有学识的增长，还有与缪斯神的相识。一位未来学者型作家的雏形，在此时酝酿、滥觞。

这节关于马樱花的文字，颇有散文韵味，淡雅隽永。

我在拙作《创作心理学》中，曾提出“人生三觉醒”的范畴。意思是，每个人，大体都在幼年和少年时代，先后产生三个觉醒：性觉醒；人生觉醒；艺术觉醒。而且这“人生三觉醒”，都会随着年岁的增长、社会的发展、时代的变化，而发生一再的“再觉醒”。少年王充闾这时已经产生艺术觉醒了。以后还会有多次的再觉醒。

10.魔怔叔正式登场

在前面已经多次与这位魔怔叔邂逅，现在，要正式与他相识，认识“庐山真面目”了。

这是一位大人物，一位至关重要的人物，“王充闾的诞生”，他不可或缺。最初的引路人，人生和文学的引路人。“出生地塑造”，他是主要的塑造者。

他的重要性，不仅在于使小充闾能够“多识于虫鱼草木”，更重要的是在为人处世方面的影响，可以说既是知识学问的师长，又是人生导师。刘老先生是“国学深厚”，魔怔叔则是“杂学丰富”，在知识学问方面，刘老先生略胜一筹，而在人生历练方面，魔怔叔则在刘老先生之上。不仅他们的传授使学生获益；而且在人生抉择上，也给以影响。这一切均在少年时期发生，应该说是人生的基本功，打底子的性质。影响是既深且远的。

魔怔叔可以说是翻过筋斗、经过世事的人，四十年华，在那个战乱时代，就算是一大把年纪了，他把世事看得很透，但是消极面居多，难免消沉厌世，这是消极方面，但对于少不更事的小学生晚辈来说，其渗透力是微弱，可以不计的。

他真是一位可以进入小说的人物，很有特点。

这类乡村知识分子，为传统文化所装备，生根乡村，立足乡野，文化心理上却是一种“寄寓”，他们身上有一种“乡土气息”的儒家传统，实际上在农村传播着文化，培育着后辈。王充闾与魔怔叔属于这种关系。

中国现在的农村，急剧向现代转换，已经很缺乏这样的乡村知识分子了；耕读和“茅庐高卧”，就更不可能了。在新型城镇化的过程中，需要考虑和解决这个问题。

论起魔怔叔和刘老先生，对于王充闾的成长，应该说是“有功之臣”，他们的作用，重要的是在文化传输方面，是积极作用。人品方面，总体说，也是不错的。但是用世俗的眼光来看，他们被讥评为“魔怔”，缺点问题也确实不少。刘老先生呢，不说其他，也不问原因，他确实抽抽鸦片，即吸毒。这些，又是不容于世的。人是复杂的，社会是复杂的，只用好坏两分法来论人，的确简单化了。试设想，他们若是长寿，日后的命运会怎样？

很明确地，王充闾这时已经具有明确而方向正确的人生觉醒了。

11.子弟书与“子弟书下酒”—饯别会

子弟书，雅的民间文学，民间文学的雅文化成就。它的熏陶，既是民间的、文学的，又是雅文学的，雅文化的；这个熏陶与“民间国学”的结合，构成作者的“高雅文化-民间文学”的知识结构与“文学训练”。很重要。

这个以子弟书为媒介的兄弟饯别会，是一次乡间野老的高文化的饯别，留下了文化的余香与余绪，影响及于后一代。

是乡土文化的一次有意味的展现。

子弟书是东北文学的一枝花，也是满族文学—更准确地说是满汉文学结合的一枝花。它的带着浓重的民间文学质地和气韵的艺术品性，交融着雅文学的神韵，表达顺畅而脱俗，充满民间生活和民间语言，又不乏雅致的文学语言，二者融会结合、水乳交融，特有一种韵味和引人的力量。

12.嘎子哥的影响与“影响消失”

嘎子哥，少年的朋友，淘气的伙伴，童年影响不小，后来却都消失了。那是一颗少小世界中的流星。少小友善老大离，人生途路各东西。文化的分野带来人生的殊途，人生的殊途导致文化的分置。不过，各人有各人的人生和人生意义与生命价值，不可比，让我们祝福嘎子哥！

小充闾和嘎子哥两个小兄弟、小朋友，少小友善、长大“分道扬镳”，各有前程，其中，鲜明地表现了个人心性的不同，导致发展途路和人生境况的迥异。这既透露了“七分天”的不同；又显示了“三分人事”的异途。王充闾是兴味盎然和顽强地向着文学这个他幼小心灵中、具有妩媚之丽与力的“香草美人”去了，其寄望之切，用功之勤，心力投入之深，非同一般。而嘎子哥就别有所钟，向着别样的道路去发展了。这里，有两个“选择正确与否”的问题。一个是，家长是否把握好并顺着子女的心性爱好去着意培养；一个是自己能否认准自己的心性所向，而有意努力为之。从王充闾来说，这两个方面的选择，都是正确的，所以成功了。

这种各人资质和心性不同，导致人生选择和发展道路的不同，最突出的显例，是鲁迅和胡适。说起来很有趣，我且举一二例。比如，他们两人都在十一二岁的年纪上，读了一部历史读本，鲁迅读的是《鉴略》，胡适读的是《纲鉴易知录》，鲁迅读后，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值得一说的影响；而胡适读后，却引发对历史的浓厚兴趣，接着便读《资治通鉴》，接着更在11岁的小小年纪上，就编了一个《历代帝王年号歌诀》。这个“工作”，被他自己称为“可算我‘整理国故’的破土工作”。鲁迅和胡适小时候都接触到民间迎神赛会，看过社戏《目连救母》，也都看过《玉历钞传》这本宣扬阴间鬼神和善恶报应的书，鲁迅由此在心中产生了一个自己的想象中的“鬼神世界”，从此喜爱身处阴阳两界，专管死生的、鬼而人、人而鬼、鬼而情的“无常”，更欣赏长发白衣带着恐怖之美的复仇女鬼—女吊，并在自己的作品中，深情地描述其动人形象。而胡适怎么样？他吓得疑神怕鬼，对生死产生无奈和忧虑；直到长大，读了范缜的《神灭论》，才心中有了无神论，得到精神解放。看看两人的心性有着多么大的不同。这就是作家和学者的心性的巨大差异。

现在，做父母的如何根据子女心性资质的不同，因材施教，以及每个人自己如何依据自身的条件，来选择发展路途，可以从以上王充闾和嘎子哥的实例中，以及鲁迅与胡适的突出“历史个案”中，得到启发。

13.“草根诗人”：遗传因子与后天习得

作为“草根诗人”（我更喜欢说“农民诗人”）的父亲，其父训，是双重的：文学的和为人的—包括“文学的‘为人’”。

一，以子弟书的文学质地为根基、以古代诗词为附丽，这种文学修养，既有高雅文学的熏陶，又有民间文学的灌输。其对少年王充闾的影响，是前者为主、后者为辅；但经过成长起来的王充闾日后的文学-文化进益与修为，“倒过来”了：高雅文化成为根基，民间文学则转为附丽了。这在他日后的创作中，表现出来了。

二，为人：正直、本分（身份确认）、“为创作而创作”，著述不为稻粱谋，也不为名利累，抒发襟怀而已矣。这里既有为人之道，也有为文之道。这是正确价值观的传输。以后，王充闾则在此基础上，升华了，提高了。

这里又出现庄子。看来少年充闾与庄子结缘甚早，且数度邂逅，留下了最初的也是刻印深的早期印象。这与日后的撰写庄子传，不能说没有渊源关系。

14.关于嫂嫂和碗花糕：人间挚情

这人间挚情，充满了中国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范例之一。作者为此写过挚情之文。它的意义，不仅在于文学，而且在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回溯与追忆，足可引起今日世人的警觉。—不过此处就王充闾的成长来说，就是在其心灵中种下了“真与善”的幼苗。

这种亲情之真挚与深沉，是中国伦理文化的可贵品性。中国向有长兄若父、长嫂似母之说。旧时人家，子女众多，长兄幼弟年岁之差相当大，长兄大嫂往往有这种作用。这种伦理文化是中华文化中的感人之处。

这位嫂嫂表现了中国农村妇女所葆有的传统伦理文化的美好精神与品格。她善良、质朴而重亲情，视公公、婆婆如亲生父母，故能待幼弟如亲子，呵护、照顾有加。她虽因丈夫故去而改嫁，但视婆家仍如自己家，不改旧时情。这种良好的亲情，给予小充闾是一种温馨与惬意，留在了幼小心灵中。这是他的创作心理构造中，早期的生活记忆和情感记忆，是善良、温情的幼苗。

由此才产生了作者后来的挚情抒情散文《碗花糕》。

15.《哭灵》到《文化性格》：乡土社会与乡土文化

这是从第二十四节到三十节的内容，它们反映了从狐狸岗子到盘山县以及可以望见的高升镇的乡土社会的状况和乡土文化的状貌。它们令人读起来都是很有意味的。主要是感受到了那个时代，那个历史时期的这块“冻土地带”的社会性质和文化质地。

费孝通写过《乡土中国》和《江村经济》，那都是南中国的情形；今读此处所写，则是东北地区南部荒野里开发时期不很长久，经济和文化都还带着原始蛮荒的遗存，和费孝通所写，是多么的不同啊。无论是哭灵还是猎鹰，还是土特产和“绺子”，以及押会，直至汇总性的“文化性格”。在在不同，处处相异。这里主要是反映了这块在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属于“新开垦的处女地”，也是带着蛮荒野气的乡土社会和乡土文化，如何养育他的“文学的子弟”、作家王充闾。

大概可以推断，如果没有那个由他的父母亲和魔怔叔、刘老先生以及他的有文化的亲属所构筑的荒原上的“文化岛”，在他幼小的时候，就灌输了富有高智能文化滋养的中国传统文化，其中包括高层次的国学基本经典，是不可能产生日后的作家王充闾的。产生了，也会大大不同于出身南国的学子。

我感觉，这里描写的狐狸岗子以至盘山县的乡土社会与乡土文化，虽然与以后王充闾的作品，没有直接的联系，但是，其作品的选材、风格，是潜在地有着“出生地塑造”的影响的。而更重要的则是，王充闾日后对于中国社会的了解、对于历史的掌握、对于人物性格的分析，都是与他这个时期对于故乡的乡土社会、乡土文化的理解和记忆有关，当然，它们是潜在的、隐形的、自觉或不自觉的。

那个西厢房的房客的故事和他的几块大洋的遗留以及母亲几十年的守候他来取，都是很感人的，也是那个地方的乡土社会和乡土文化的出色表现。至于那个老榆树被眼看着烧死的情景，令人深思，而作者的那段描写，颇有鲁迅的《故乡》、《风波》的风韵：白描、真实、质朴、深沉：

有一件很小的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天傍晚，“罗锅王”门前的那棵半枯的老榆树起了火，烟雾迷漫，炝得围坐在一起纳凉的人们一个劲儿地咳嗽。任谁都叨咕：这烟实在炝人，却又谁也不肯换个地方，更不想拎桶水来把它浇灭，尽管不远处就有一眼水井。

连那个说故事的，也被炝得咳嗽起来，随口插上一句：“哎呀，这棵树烧完了。”旁边有谁也接上说：“烧完了，这棵树。”

听不出是惋惜，还是惬意，直到星斗满天，各自散去。

一年三百六十天，人们就是那么因循将就，得过且过。

对于作者来说，这件事给他留下来深刻的印象，以至现在他还记得，他还真实地活灵活现地写出来了，这正证明了前面所说，他所拥有的具体的乡土社会与乡土文化对于他与他的创作的影响。

16.艺术觉醒的开始

作品—处女作《花云》产生了。

前面说到对中国传统社会，尤其乡村社会，又尤其是东北乡土社会，以及乡土文化的了解，对于这些的了解，是一个作家成长的必备的与优厚的条件。他具备了。中国是一个乡土社会、中国的乡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根基，中国的基因，—文化的DNA。

现在，他是要表现，要“出手”了，老师命题，学生作文。

当时，很费了一番脑筋。后来琢磨出一个思路，用现在的话讲，运用了联想（其实，这里面也有思辨）。我把郊游中看到的梨花景观，同我外祖父家的梨园作了比较。我讲，外祖父家的梨园是在平地上，我进入里面，感觉像是穿越花海；而郊游中看到的梨园，却是在一个丘陵坡地上，站在下面往上一望，仿佛是一片花的云霞浮在头上。所以，我的题目叫做“花云”，写了大约有五六百字。卷子交上去后，我就注意观察先生的表情。他细细地看了一遍，摆手让我退下。第二天，父亲请先生和“魔怔”叔吃春饼。坐定后，先生便拿出我的作文让他们看，我也凑过去，看到文中画满了圈圈，父亲现出欣慰的神色。

他运用了比较、联想、比喻等艺术手法。

这是他人生觉醒的发展；其中也包含不自觉的“艺术觉醒”的因素。

《花云》则是艺术觉醒的开始和表现。

一个未来的作家，就是这样在成长。

17.“命名”

“充闾”的由来。

这是人生之旅中的重大事件。

“命名”—可以有海德格尔关于语言是对世界的“命名”的意义。

“充闾”之名，不仅有《幼学琼林》中的“子光前曰充闾”，而且有《晋书》中的“充闾之庆”，更巧的是他家就在医巫闾山脚下。这里储存的信息多多，可以试用《易》学的推衍来予以解析。科学与不科学皆有，那会是很有趣味而又具有意义的。

18.小妤姐—“绿窗人去远”

这是本书比较少见的“情感篇”之一，写得朴素无华，情意缱绻而颇含蓄；本来就是“青山隐隐水悠悠”的事，不宜多诉明说，但少年情感的丝缕，历历可诉。

这是真实的生活，但却有似戏剧小说，两小无猜的儿女，相处了若干年，有一种朦胧的情愫，对年龄稍大而懂事了的女孩来说，意识更明朗一些，但尽在不言中，临分别，为之整理好了读过的书籍，留下了临别赠言，情真意切，却朴素无华。事情到这里，都还一般；“诡秘”而动人的是，二十多年以后，那个男孩已经由幼小无知，进到成家立业的中年岁月，才无意间打开尘封多年的书包，这才发现了那张字条！写得很朴素而又真切：

我要走了，也许以后我们再也不能见面了。

嘱咐一句话：你太淘气，闹了几次危险了。

略加品味，我觉得有点诗意。

记得年轻时读过一本艾青写的诗论著作，其中举例说，他一次在一个印刷所看到一位工人在黑板上的留言：

小伟

别忘了那自行车

艾青说，这就是日常生活中的诗。如此说，小妤姐留给王充闾的字条—临别赠言，也堪称诗，而且比那黑板上的留言，更具诗意。看了很感动人。

胡诌打油一则：

两小无猜情缘在，缘路阻塞两分开；

鸿雁纷飞各西东，雪泥鸿爪怨命乖。

“姻缘前世定”，这种迷信的天命论里，含着科学的因素：所谓命定，实际是社会-生活-时代-家庭等等因素的综合力量，形成了个体表现的“命运”；“前世”也者，“今生”的“命运”表现而已。记得鲁迅年幼时，也有与表姐的一段动人情缘，为母亲的“八字不合”而断缘，据说，表姐青春离世，诀别时喃喃哀语：“周家为何不来提亲？”

现在，这种事情已经永远结束了；在人的情感篇上，这是好还是坏？

这是一段很美好的少年记忆。少年时代的情愫、年华远去的回顾、人生际遇的刻痕，是一种生活印记和心理情结，它们都是创作心理的基因。作家情感世界和理性世界的碎片。

联系到父亲、母亲以及他们的教诲，还有嫂嫂的亲情，等等，这是一种伦理情感的积累。大凡作家在成长过程中，总要进行生活积累、知识积累、心理积累、情感积累（尤其情感积累很重要，是创作心理要素之一），即创作心理学中所谓的“作家的生活学”。王充闾在这几个方面，都是“积累丰富、准备充分”的。这是他的文学成就的基础和前提。

有朝一日王氏写小说，凭想象在事实基础上，虚构，添油加醋，定是精彩篇章。

19.“淘书”知读书

看其所淘，知其所读。其中不少国学基本。这是这位学者型作家-作家型学者的基本功，也是学养。非一般所能。现在这样的学者少，这样的作家就少而又少了，几可谓绝迹的吧？呜呼！

这时候，他已经涉猎“十三经”和《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经典了，现在，又挑选了这样一批古籍：《渊鉴类涵》、《纲鉴易知录》、《贞观政要》、《韩文起》、《朱子语类》、《涵芬楼秘笈》、《秋水轩雪鸿轩句解尺牍合璧》、《词综》、《李太白诗文集》等四十左右种，还有十二册铜版的《金玉缘》和一部《容斋随笔》。这是很丰富的国学著述，能够在这个年纪上，就阅读这些古籍，还浏览了笔记小说之类的名著，既是国学修养，又是文学修养，二者融会贯通，像阳光雨露一样，浇灌滋润着一个向学成长的少年心灵，养育他的智性成长和灵感思维，为日后的成就的取得，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章太炎有“经学即史学”、“子学即哲学”之说，据此，王充闾的经学知识，既是经学的，又是史学的，也可以归入哲学了。还有一种说法，即所谓“刚日读经，柔日读史”，这好似说的“阅读选择”吧；我现在借来一用，意思却是指经史的内涵性质。就是说，“经”是刚性的，是哲学的、理论的、理性的、说理的、论证的；“史”是柔性的，讲述性的，是讲事、说人、讲故事，是情感性的、抒发性的，但二者却又是汇融一体的。王充闾涉足经史，就二者皆获，刚柔兼得。这为他日后的为文，起到很好的作用，“经”使之具有理论、理性、哲理、分析与评骘，有“骨”；“史”使之具有史实、故事、事件、人物，有“血肉”。经纬结合，纵横捭阖。

回顾和纵观王充闾的学养基础，国学是突出的奠基石。

20.每一个人都在文化选择中成长

王充闾在淘书中，显示了他的文化兴趣和文化眼力，这是一种自觉性的文化选择。

每一个人的成长，都是在文化选择中进行的，有怎样的文化选择，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甚至应该说，整个人类也是在文化选择的途中，日渐成长的。在拙著《文化选择学》中，我从人类成长到个体（每个人）的成长，论述了这种“在文化选择中成长”的路径和规律。仅就个体来说，“首先是文化选择人，文化烙印于人的身上，从机体到心灵；然后，是人凭此以选择生活方式、生活目标、行为规范等等；正是在这种文化选择中，他进行这种自我塑造，也是为文化所塑造”。

王充闾的成长，也是循着这个路径一步步走着的。首先是他的父母和亲人、师长以“文化的眼和心”、“选择”他这个儿子和亲属、学生，这就是他的父母对他的家教和谆谆训诲，比如母亲所说的“不做蝗虫和蛆虫”就是。这种选择，客观上就是塑造。而后，就是小充闾自身的主体性文化选择，比如他记住了父母的教诲，记住了父亲所吟诵的子弟书，记住了魔怔叔和刘老先生的种种文化教诲和传授；现在，则是在淘书中的文化选择。他就是这样一步步在文化选择中成长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的这种从幼年到少年时代的文化选择，其文化性很浓重，其文化质素比较高，是在前面所说的他的家庭和师长所筑成的“文化岛”上所做的文化选择。所有这些，都成为王充闾成长的环境条件和文化境遇，唯其有这些，才有后来的王充闾。

从以上情况，可以看到，王充闾是如何一步步正确地进行了他的文化选择，因而得以一步步“胜利地前进”，一步步走向作家-学者的坦途。

21.试做小结

至此，我们可以小结一下了：

马、恩在他们早期的合著《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说过：“一个人的发展取决于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其他人的发展。”又说：“总之，我们可以看到，发展不断地进行着，单个人的历史绝不能脱离他以前的或同时代的个人的历史，而是由这种历史决定的。”这些话落实到王充闾，就可以说，他人生早期的发展，被他的父亲、母亲、嘎子哥、“魔怔”叔、刘老先生，还有嫂嫂、小妤姐等，这些和他直接或间接进行交往的人的发展所决定；他这个“单个人的历史”，取决于他的以前和现在与他是同时代的人，即父母、嘎子哥、魔怔叔和刘老先生等人的历史。至此为止，可以看到，他的周围人，他与之交往的人们和他们的历史，在他身上都是发生着好的作用、好的影响的，是今天常说的，是他的良好成长的正能量。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打了个好底子”。

幸哉，王充闾！有这样好的父母、亲人、师长和朋友。这里说的“好”，主要是指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的潜移默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的训教、传输与熏陶，还有亲情、友谊的温煦滋润。这些，都是无可选择的，是属于“七分天”中的事情，这也可以说是“命运”即中国人习惯说的“命”。父母、亲人、师长好，这就是命好。个人的发展前途，在出生和成长时期，被这种“命”所决定。这是每个人的“人生的DNA”，它既是自然的、先天的，即家族和家庭世系的；又是社会的、历史的。这些应该属于前面所说的“七分天”的系列；这一系列“好”即“命好”，是个好前提、好基础，但是，如果自己不努力，在“三分人事”上，偷懒、耍滑、疲累、不作为、没出息，那“七分天”也就白费了，糟蹋了，废弃了，好命人也就成为“一朵谎花”了。这样的事，这样的人，世上并不少哇。

前述生平，证明王充闾是“命好”的人；但是，他日后的的成就，只是在这个基础上，有了以后数十年的“三分人事”的努力修为，才得到的合理的收获。

以上这些，对于作家、学者以及一般人，都是富有启发意义和激励作用的。所以，虽说是“一个人的文学史”，但实际上也还是“人生教科书”，或者说是“生活读本”。这样说来，这部文学传记的阅读面和受益者就广泛得多了。

22.封馆与应试：新的生活与锋芒初显

进学考试，虽然是初涉“战场”，很陌生，但，知识储备充分，其机灵，更非同一般。已经初显锋芒了。遇到的老师也很出色，不愧为人师表。这也是学生的幸运。

现在，这样的学生不多了，或者说绝迹了，因为时代不同了；这样的老师也不多了，也几乎绝迹了，也因为时代不同了。但是，这种师生关系，这种中国式教育传统和师生情缘，还是应该保留和发扬的。

23.望

儿子考上中学，要离家上学，母亲倚闾而望。“以后你只能靠自己照看自己了。”这临别的赠言，表现了母亲的深深眷恋和牵挂。作者上路之后，途中神情恍惚地反复默诵着清代诗人黄景仁的《别老母》诗，心里很不是滋味：

搴帏拜母河梁去，白发愁看泪眼枯。

惨惨柴门风雪夜，此时有子不如无。

黄诗极好，尤其结尾两句，成为千古名句。记得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集唐人句的集句诗中，也引过这两句诗，我也一向极为这诗句所触动，往事件件，联想翩翩。这好像是中国人的伦理感情的重载。不过，这里所写的母亲的“望”，还不止是想念的“望”，应该还有“望子成龙”的“望”。这种性质的望，她老人家是一点也没有失望的，而是子成龙、母欣慰。母亲活到九十岁，她亲见了内心之“望”的实现。

母亲还是一位坚强的女性。两个儿子，先后离去，这是多么沉重的打击，多么深沉的伤痛。但她挺过来了，活到九十岁。这种精神品格是值得尊敬的。

24.新天地

这是学习的新天地，更是生活的新天地，同时，也是思想-文化的新天地，还是人生道途的新天地。他走出传统文化的氤氲，进入新文化天地，也是革命文化新天地。这是思想上、文学成长上的翻天覆地。

他担任班级语文课代表；他得到语文老师的赏识，而且，他从阅读和欣赏《孔雀东南飞》，“飞跃”到可听石老师的激情的朗诵《罗密欧与朱丽叶》，他谛听石老师以嘶哑的声音朗诵着罗密欧自杀前的那段话：

你无情的泥土，

吞噬了世上最可爱的人儿，

我要掰开你的馋吻，

索性让你再吃一个饱！

莎翁的这挚情的名句，对于一个青春年少的中学生来说，定会是感动非凡、触动心扉的，而且是双重的：青春的情意萌动和文学的艺术魅惑。

他走进新文学的天地，也是西方文学经典的艺苑与审美境界。

而此前，他还有幸听到代课的富老师对于冰心的《寄小读者》的倾心的介绍，而他又是那样全身心地接受，以至手抄了一本冰心的这一杰作，并装订成册，成为班上传阅的“手抄本”。更重要的是，富老师的着意的接受和评价：“爱的经典”。

爱，与情，与爱情，这些最能触动青春少年的情感世界的永恒魅力，肯定注入了求学中的青年王充闾的心间；而中国新文学和西方文学宝典，又已经注入他的“文学的心田”。那里将会培育和生长出怎样的个人情感世界的嫩苗，是可以想见的。

这不就是性觉醒、人生觉醒和艺术觉醒这样的“人生三觉醒”的同时的觉醒激起和萌发生长吗？

一个作家的心田和创作心理，其实就在这时不断地在听课和学习中成长。

接着发生的事情，是惊人的、意想不到的，但也是青年学子所无法完全理解和认识其中的深层含义与寒意的吧？—那就是石老师咯着血，倒在了“反右”的批斗场上。对此，作者没有哪怕比较详细一点的记叙，这是主观的感觉和认识，但对一个中学生来说，要能理解所有的人们都是在几十年后的历史时期才能认识的“历史事件”的含义和影响，那是不可能的。

但是，这以后的时代气候，对他的影响却是存在的。

总之，整个的“文化场地转换”，人生道路的转换，意义非凡，转换了发展道路，向新的方向发展、成长。

这个时期、他这个年岁上，步上新“征程”，进入新生活，实现文化场地的转换，真是正其时也。这是中国民族命运和历史发展，进入天翻地覆的时代，环境如此、时代如此，而传主本人又正处于成长时期、人生观最后确立时期，可以说是主观和客观，都是恰逢其时。

不过他现在，转换了，获得了，感受了，但还没有自觉意识到。

也许，这样更好些。

我读茨威格传记系列的《三作家》（写卡萨诺瓦、司汤达和托尔斯泰），得到两个传记，也许尤其是作家的传记的命题：“自我塑造”和“自我写照”。读本传至此，感觉到，王充闾此时，已经进入自觉不自觉地自我塑造的时期，但不自觉的成分大于自觉的，是处于“自在”与“自为”的路口，而以自在为主，自为则是自然地在行进。以后，就越来越增加自觉与自为的成分了。一个未来作家，就是这样地在成长的。

至于自我写照，那么，这部“一个人的文学史”—《我见文学多妩媚》，就是了。

（硌屁股事件，是一个幽默的生活-天地转换的契机和“噱头”。）

25.“年少春衫薄”

突然跳到四十三年后：中学同学，往事依依，记忆犹新，“仿佛就在昨天”。

结尾“四十三年”是一篇自然优美的散文，含着丰富但蕴蓄的人生与社会的内涵，读来感人至深。那最后的拥抱，自然而然，情真意深。—我读得泪液盈盈。

我感动于他们“老来不减少小情”—当年那种同学少年纯真的友情；一是，少小无猜，情意纯净而素朴；二是，四十三年付逝水，白发犹记少年情；三是，至今还“迸发”那份纯真。对中国人尤其是中老年人来说，那自然地一个拥抱，蕴藏着多少可贵的人间真情。这在当今社会是很可贵的。

记得我1988年访法时，在巴黎结识一位美丽的巴黎女士，博士，丈夫是华裔。我问她：“你怎么愿意嫁给一位中国人？”她回答说：“因为中国人重感情。中国人重感情，他们的大学同学、中学同学，差不多小学同学，都有来往；我们法国人，看重横向联系，一个时期，在不同地方、不同单位，有一批联系的人。”这是了解中国传统人际感情的说法。的确如此。你看，王充闾和他的小时候的同学，还这样保持着旧日的同学情，虽然各方面的差异都很大了。

但是，现在这种“传统人伦情感世界”，已经被金钱、势利所严重污染和连根毁损了。这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种损失，需要纠正、弥补，在传统的“框架”中，补充现代的情感元素，而不要完全抛弃传统。我之感动于充闾与中学同学的“老而不忘少小情”，原因也在于此。

此段文字，是本书三段“情感戏”之一，也是第三段，前两段是《嫂嫂》和《小妤姐》。这三段文字，都简练而朴素无华，但真情的史实，真情的表白，真情的流露和抒发，感人至深。我还特别“想过去，看今日”，感动于究竟“人间自有真情在”。这是人类可贵的情感质素，它可以温暖人的一辈子。这是鲁迅所说的“美上之感情”，具有这样的“美上感情”的人，才是“真人”；得到过这样的他人给予的“美上之感情”的人，应该有幸福感，是心灵中永在的温情。

现在，这样的“美上之感情”，真是少而又少了，都被金钱和权力所污染和亵渎了。唉！我们应该改变和恢复！

这里，顺便还谈一个王充闾散文的诗意问题。海德格尔说：“纯粹的散文从来就不是‘无诗意’的。”前面说到的本书的“三段情感戏”，就具有“散文的诗意”；如果充闾把它们正经写成散文，定能成为“纯粹的散文”，而具诗意。

还是回到作者的“文学成长”主题上来吧。

这时，他读到了，并且和同学们一起，朗诵了石方禹的《和平最强音》这首长诗。它是抗美援朝战事初起之时，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一首长诗，当时影响极大，全诗气势恢宏、大气磅礴、壮怀激烈。它以这样的诗句结束：

不许战争！

让无数的丹娘继续念中学第九班，

让刘胡兰活到今天成为劳动模范。

在周末晚会上，充闾和同学们还朗诵过一首《到远方去》的短诗，它则以这样的美好而自信的诗句结束：

“收拾停当我的行装，

马上要登程去远方。”

“没有的都将会有，

永远不会落空

—美好的希望。”

他说：“那时的中学生，可说是豪情激越，壮志盈怀，充满了必胜的信念。在大家的心目中，事事无不可为，一切理想都必将实现。”

这些，可是完全的“新”。不再是“诗云子曰”，不再是“是非成败转头空”，而是去战斗、去争取、去创造；也不再是杜甫、李白，而是石方禹和其他新诗人。

他由旧文学天地转入新文学天地，思想、趣味、情感、语言，都一起转换了。

现在，自我塑造的自觉性，已经大为增强了。

这里的自我写照，也是很好，很有意味的。

不过，这时，他回过一次乡里。好像是回顾过去，为了更好地走向未来。

好像是高尔基说的：感情倾向过去，理智倾向未来。他回旧乡故里，想看望魔怔叔，拜望刘老先生，但是，一个病重垂危，一个已经去了黄泉路上。多么令人伤怀感叹！但是，他们是过去的人，他们在旧社会不适应，现在，又不适应新社会。他们的已离去和要离去，也许是好事。但青年王充闾已经走出旧世界和旧生活，已经身心投入地进到新社会、新生活，并且是这个新的世界的新生力量。他的告别过去，是新的生活的彻底开始。

一切都在向他招手！

这是“自然”的文学修养与文学生活的结束。

自觉的文学生活就要开始。

附告：石方禹的长诗《和平最强音》，是抗美援朝开始时的诗，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当时产生巨大广泛的影响。作者原是新华社记者，因发表此诗，而调入文学单位，后在海燕电影制片厂主管电影文学剧本工作，再后好像在文化部电影局工作（副局长？）。

《文学自传》读后随记

《题记》

26.“三分人事七分天”

好一个“三分人事七分天”！我很被《题记》中这诗句触动。

真的，三分是人事，七分是天分、天力、天定。人的一生，就是这样过的。完全靠天？不可能，全凭己心己力，也不成；没有天分是不行的，全靠天分，自己不努力，天分也白搭。虽是大白话，却是真道理。

人的心性、天分，是有先天差别的，不承认这一点，是唯心主义；承认先天决定的因素，是唯物的。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说过，“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也就是一个“不存在”。他还接着说：“由于人的本质客观地展开的丰富性，主体的、人的感性的丰富性，如有音乐感的耳朵、能感知形式美的眼睛，总之，那些能成为人的享受的感觉，即确证自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感觉，才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在这里，马克思肯定了人的天分的差异，只有具有音乐感的耳朵，音乐才具有意义，才存在；对于美术作品的感觉，也是如此。他特别指出，个体的人，如果具有那种能够感知音乐美和绘画美的“耳朵”和“眼睛”，他的这种先天秉赋，就会使他的音乐感知能力和绘画感知能力，一部分发展起来，一部分产生出来。至此，我们还可以延伸补充说，只有具有文学感的人，文学对他才有意义，才能够存在。

这样，落实到王充闾身上，你看，他说得多么好：“我见文学多妩媚”；这就说明，他具有感知文学魅力的先天能力，文学对于他来说，不仅存在，具有意义，而且是个“香饽饽”，是美人香草，具有妩媚的魅力。这“七分天”有了；再加上他自己的“三分努力”即“三分人事”，就成全他、成就他，成为一位出色的作家了。

王充闾拿“三分人事七分天”这句诗语，来追忆、论述自己平生尤其少年时代事，看来，他就是在大体上“人事”与“天分”、“三七开”的比例上，来述说童年往事的。我很同意他这种认识和态度。当然，所谓“三七开”只是个概数，不是数学意义上的精确比例关系。而在“三七开”中，重点又在“三分人事”即自我努力上。

《第一章起步（1947—1958）》

27.一位未来作家的“胎息”

这是本章的第一节，即《文学自传》的第一节，所以，所谓“胎息”，就是一位未来作家诞生前的胎息。他实际上在自觉和不自觉地接受文学讲授和创作训练。他所接受的“胎教”，是《诗经》以及古典诗歌，还有古典文辞，但以前者为主，也是少年文学爱好者所容易接受的。这给他今后的发展，奠定了一个“艺术性基础”，既是文学和文化的基础，又是艺术趣味的基础以至创作心理的基础。古典诗词和文辞，成为他尔后的创作心理构成的强项和作品的亮点，不是偶然的，是“童子功”和“少年功-青年功”筑成的。

看他这时诵读过的书目，是相当可观的：“四书”、《诗经》之后，依次讲授了《史记》、《左传》、《庄子》，以及《古文观止》和《古唐诗合解》，而且先生要求把其中的名篇一一背诵下来。接着，就练习作文和对句、写诗。此时他十二岁。

这个童子功是相当宽泛的，文史皆备，诗歌文辞齐全。这为王充闾日后的成长，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基础。

书中还写到先生为他认真仔细地讲析《古唐诗合解》，并且具体而微地分析、诠释了杜甫的《宿府》，讲解了对仗、韵律和“诗眼”（“独宿”）。这是很有学识水平的讲析，也是文学欣赏和创作的训练。诗中“已忍伶俜十年事”句，瞿秋白在他的集唐诗句的诗作中，着重引用过。确是名句。

少年王充闾受到了严格而具有较高层次的诗学与艺术的训教。

他写了记实文《灯笼太守记》，还有纪事诗。这首诗，今天看来，也颇为可观：

声威赫赫势如狂，查夜巡更太守忙。

毕竟可怜官运短，到头富贵等黄粱！

这种“胎息”，预示了一位作家的将会诞生。

可见，起步之前，他已经筑下了比较深厚的国学基础，比一般同龄同学要高出不止“一筹”。

他的创作心理的文化构建，是以传统国学奠基的，这是他日后出色的历史文化散文之产生的滥觞与前识。这同他的同龄辈的中国作家的以五四以来产生的新文学奠基，是不仅不同，而且是一种优势。

28.“进错了门”吗？

现在，他已经走出旧的“窠臼”，从私塾进到新式学校，学习的内容，从“古典”进入“现代”，而这“现代”是“中国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这是“血与火”的战争和斗争刚刚结束，人们正开始高歌猛进建设新中国的时期，20—30年代的革命文学和30—40年代以来解放区文学，正以雷霆万钧之力，扫荡旧文学的陈迹，迎接和发展新的人民文学。他就在这个时期，接受文学洗礼，酝酿新的“胎息”。

歌德在他的《歌德谈话录》中，与门生艾克曼谈自己的“自传续编”时，指出：“一个人最有意义的是他的发展时期”。王充闾此时，正处在这样的“最有意义的时期”。他的发展是比较顺畅的，也是比较幸运的。

其实，门并没有进错，大率作家都非学文出身，大学更没有“作家系”，现在的“作家班”都是培训性质；鲁迅、郭沫若都不是文科出身。实际上，从“胎息”到师生论文、读文学名著等等，都是在“进修文学”。眼看着一位作家在“错门”里逐渐成长。

教师出身的作家也不少。

这时候虽然觉得当作家是一个好似难于实现的梦想，但写作的欲望却很强烈，“蠢蠢欲动”。这是一种潜在的“创作激起”，是创作心理的一个很好的“苗”。

书中写到《辽西文艺》，写到编辑高柏苍先生。这使我感到很亲切。那时，我是《东北日报》文艺部的编辑，曾编辑、发表过《辽西文艺》编辑、年纪略小于我的刘文玉的诗作（那是他在地区大报上发表的处女作）；高柏苍先生我也认识，年纪略大于我，后来，辽东、辽西两省合并成立辽宁省，他来到沈阳，我们时有交往。他是一位深通国学的编辑和作家。他后来的命运好像也不大顺。本书写到的情况，反映了那时刊物编辑的良好作风和文风。

作者后来果然写了作品，并在《辽西文艺》上发表了，并博得了“校园小作家”的赞誉。他已经试笔并取得成功了。一位未来的作家，悄悄地在成长。

文玉后来成为颇有成就的著名诗人。还有胡世宗同志，在小学读书时，我编发了他的诗作，“由此一发而不可收”，他后来也成为著名诗人，成就卓著。学生时代，就在省级文学刊物《辽西文艺》上发表作品，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结出了美丽的花朵。但王充闾却并没有像刘文玉、胡世宗那样沿着处女作的路子，一直发展下去，他没有沿着写通俗文学的路子继续走下去，成为通俗文学作家。这有主观和客观的许多原因，但归根结蒂，还是他本人的心性和艺术才华以及原先的学养所决定，也是他的创作心理的结构所决定的：他必然走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道路，而不可能拘守在通俗文学的格局之内。

《第二章我生不辰（1958—1977）》

29.“我生不辰”：是“生不逢辰”还是“适逢其时”？

作者的意思好像是前者，我的意思正好相反，是后者，是“适逢其时”呀。

这是上世纪50年代末期，什么批俞平伯呀、反胡风呀、反右派呀等等运动都已经过去，风头过后，天清气朗，社会主义的革命文学蓬勃兴起，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盛行神州。《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指路的明灯。文学的任务、方向、道路与创作方法，了了分明。人们的精神气质是个个意气风发，高扬理想的风帆，文学是人们最喜爱的文化骄子，作家是灵魂的工程师，地位显赫。青年学子，许许多多是文学的爱好者，自我心理上的未来的作家。前车之鉴，就在不久前，不会再重蹈覆辙。所以，一切都准备好了，都给准备齐全了，也都预示警告了，不会犯错误，沿着坦途前进吧。作为一个未来的作家，在这样的条件下起步，发展，成长，是幸运的。君不见，早些年成长起来的年轻作家，许多都“扑通－扑通”跌进了右派深渊？

当然，具体看，个人的遭际，会有些不如意。

而从历史的，尤其用年鉴学派的长时段历史观来看，更有积极的方面。不过这既是后话，又有恩格斯的明言为我们解释：凡是历史的错误，总是会有历史的进步来补偿。

这个历史的进步补偿，王充闾也赶上了；而且，他正是在这个中国人获得历史的进步补偿的时期，正式步入文坛，大显身手。

我这样来讨论，不知充闾同志是否同意？

30.“初念”意味着“转念”

我看好似是这样。当然是潜在的、隐约的、潜意识的。

上讲台，下乡，读苏联文艺作品；一方面是“自在”的工作与生活，一方面则是一个未来作家的自为的潜在成长。创作欲望越来越强烈，写了，而且写了小说。这是试笔，也是初创。没有成功。这是通例。许多中外作家起初都碰过钉子；有的大作家的名著，起初投稿时，多次被退回，有的甚至遭到出版社编辑的训斥：你不是这块料，放弃吧，但他最后却大获成功。

你的成功在后头。

文学的“初念”，是比较狭窄和“天然”的，无非是习见的生活速写、报告式的小说而已；转念则是理智而清醒的，上升性的。现在还只是练笔吧。

31.“鸬鹚的苦境”

这是普遍规律，两个方面：一，文学的路不平坦，文学史上实例多多；二，中国社会和当时的“社境”—社会、政治环境，即如此。

这是当时的政治风景线、文化风景线。

也许有这种“挫折”更好些。免得后来“少年不识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这是一种社会阅历、生活感受，都有利于创作心理的成长和发展。

这都是就“大格局”、“大形势”和长远效应说的，在当时，在那个年岁和那个具体处境来说，是很伤人的，很令人难于“下咽”的，我想对于当事人的心情的影响，是不可谓不大的。

这大概可以称之为“文人-作家的共同命运”，作为社会现象，倒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32.憧憬

美好的憧憬；实际的锻炼和练兵。走上文学道路的起点。

了解社会、认识社会，提炼思想，“培训”艺术，

许多出色作家出身“新闻门”，或记者-作家；或作家-记者；或作家兼记者。刘白羽、华山、周而复皆是。

新闻岗位锻炼文学人才。这时期，他写下了《红粱赋》、《时代的凯歌》、《春潮滚滚》等二三十篇散文、随笔、杂文，篇幅一般都在两三千字上下。写这些作品，是一种思想和文学的练笔，正是从新闻向文学的转换进程。

至于文中所做的自我总结，道出了当年的“时代气候”、“精神气质”和“文学风范”。这是任谁也逃不掉的。不过，从他的经历和阅读范围来看，既有那时的“散文三大家”刘白羽、杨朔、秦牧，却也有孙犁；既有《欧阳海之歌》，也有《红旗谱》。“时代”与“自我”、“歌颂时代”与“抒写自我”，都在心理上占据一席之地，明确的是前者，向往的是前者；但心仪散文是后者，潜伏待动的是后者。那个时期，要能够“唱出自己的歌”，也不容易，也容易“跌入歧途”。

这时的未来作家王充闾，阅读范围中，已经包括鲁（迅）、茅（盾）、冰（心）、曹（禺）四大家，甚至可称“中国现代文学四大流派”，更有苏联文学。至此，可以说，他这棵以国学为根基的树苗，已经接嫁上中国现代文学的“枝”了。以后，就是不断输送社会生活的营养和文学艺术与文化学术的修习了。

33.十年搁笔胜执笔

十年搁笔，颇为遗憾；历史结账，胜过执笔。

这是那时的中国政治生态、文化生态，也就是丹纳在《艺术哲学》里面说时代的“精神气候”。不写也罢。不写更好。

但由此识得“社会相”、“人际关系”，却是生活的积累，也是创作的准备。

不过，虽然搁笔，但历经风浪，考验了心性和人生的追求。有机遇当报社的革委会主任，一般人求之不得、梦寐以求，甚至不择手段，可他却“奉送而来的到手的瑰宝”，坚决谢绝。重要的是在一请一拒中，所表现出来的他的心态和人生价值取向：

主要是从小读《庄子》，加上父亲的影响—他很信仰道家的思想，对名利、功业一向看得比较淡，没有那么强烈的欲望。当然，对于那些造反派头头拉拉扯扯，不学无术，权欲熏天，兴风作浪，确实也看不惯，心存戒备，不想和他们混在一起，这也是重要因素。

朋友赞赏他说：“一个是淡泊名利，一个是洁身自好。具备了这两条，即便是从政，经风历浪，同样也能立于不败之地。”这话也适用于王充闾以后长时期的生活经历及其选择与心态表现。应该说，他的文学生涯的成功与成就，也是得力于这样两条。

书中还述及与评书大师袁阔成的交往、友谊，以及袁氏的艺术经验谈，很可贵。它对王充闾的艺术觉醒和尔后的创作，都有一些影响吧。

34.不是“绝望中的希望”，应是“挫折中的希望和收获”

在革文化命的“文革”这样的十年文化浩劫中，却获得了十年的潜心读书岁月；在狂风暴雨的“反修防修”斗争中，却能够得到“封资修”的书籍，而吞食解饥，这真是意外的获得，“种下的是跳蚤，收获的是龙种”。对于王充闾来说，这是偏得。这对于他文化上的发展与成长，以至成熟，至关重要，意义巨大。日后散文大家的成就，此时是关键时期。最初，他当然读的是“毛选”，但还能读到那时很少允许阅读的图书中的鲁迅的著作。他说：

我很喜欢鲁迅的小说。那种冷眼看人生的峻厉、深藏的压抑，以及广大的同情心、深刻的批判性，引起了我的共鸣。《鸭的喜剧》一开头就说：“俄国的盲诗人爱罗先珂君带了他那六弦琴到北京之后不多久，便向我诉苦说：‘寂寞呀，寂寞呀，在沙漠上似的寂寞呀！’”读到这里，我的心猛地一震。

对鲁迅对“寂寞”的描述，“心猛地一震”，这是当时心情和感受的写照；而重要的是那种对鲁迅的审美体会和心灵感应，那种可贵的“共鸣”：“冷眼看人生的峻厉”、“深藏的压抑”、“广大的同情心”、“深刻的批判性”。这是一种心灵的接受、审美的感化、思想的启迪和艺术的魅惑。这对如此感受者的影响，是巨大而意义非凡的。我们可以从中觉察到后来王充闾散文中的，这种影响的表现：那种有时的冷峻，那种广大的同情心，还有深刻的批判性。

这使我联想起歌德的读莎士比亚和对莎氏悲剧的感应，以及所受到的巨大深刻影响。歌德在他的《歌德自传》中，专设一节，以《莎士比亚的巨大影响》为题，他写道：“莎翁的超群绝伦的特长，掷地作金石声的名言佳句，恰到好处的描写，幽默的情调，无不深获我心，铭刻于我的肺腑之中。”又说：“莎士比亚像一种崇高的灵感那样吸引我和鼓舞着我。”王充闾对当时的“读鲁”感受，没有作这样的的陈述，但上述的引证，已经包含了歌德所述的内容；而且，我感到王充闾的“读鲁”陈述，其心灵感应与文学接受，超出了歌德“读莎”的感受—不限于文学手法和表述技巧的接受。这是因为，时代不同、国家不同，读书人的处境不同。这是在民族灾难、文化浩劫中的读“民族魂”的醒世惊世之作啊。

可惜作者在这里是在陈述当时的“全面状态”，而不是单述“读鲁”；如果他像歌德一样专设一节，如“鲁迅的巨大影响”，那内容定会更丰富得多。

“读鲁”之外，他还“读古”。“《庄子》和《红楼梦》这两部百科大全书，让我钻进去就不想出来，暂时竟忘却了身处逆境，今夕何夕”。“读《庄》，使我增长了人生智慧”：“‘游于世而不僻，顺人而不失己’，这是绝高的生存智慧”。他还读苏俄的小说《在人间》、《复活》、《罪与罚》，读郭沫若的《蔡文姬》，读巴金的《激流三部曲》，也读《聊斋志异》、《桃花扇》。

他读到了这样的感世咏史的语句，感受到其中的心思浩茫的情怀：

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眼看他起朱楼，眼看他宴宾客，眼看他楼塌了。这青苔碧瓦堆，俺曾睡风流觉，将五十年兴亡看饱。

他写道：“似乎从中悟出了一些神秘的奥蕴，却又说不清楚。”这暴风雨中的冷静的观世与人生体悟，他那时是感到“神秘”、“说不清楚”，但是，后来的一批批历史文化散文，通过评骘历史和历史人物，将之一一表达、诠释出来，并警惕世人了。

以后，又借着“评法批儒”的机遇，读《韩非子》，读吕不韦的《吕氏春秋》、刘安的《淮南鸿烈》和王充的《论衡》；还读郭沫若的《十批判书》、范文澜的《中国通史》、梁启超的《饮冰室合集》，而且记了几本笔记。1974年夏天，一个意外的事故，导致左脚踝骨断裂，在家休整四个月。“日长似岁，痛苦难熬，我便天天躺着读中华书局出版的十二卷本《后汉书》”，补上了以前独缺读该书的遗憾。

他还总结了读史的经验和心得：其一，“找熟人，抓线索”。其二，作由此及彼的联想，实现多光聚焦。其三，参阅多种典籍，博取诸说，撷采众长；借他山石以攻玉。

这里不仅有史实，尤其有史识和史德。

这简直可以说是他的史书大阅读、史学深研究。毫无疑义，这段史书阅读，为他以后的创作历史文化散文，打下了坚实、深厚的基础：不仅在史实的掌握上，而且是在史识的研习和增进、深化上，还有在历史性的知人论世上，在今古对照、观今思古上，均达到了厚积的程度、薄发的“态势”；从创作上说，是材料的准备和积累、思想的酝酿和锤炼、表达的研习和选取等等方面，都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

这“东风”，就是90年代的社会环境、时代需求和文化风范。

这是一位作家的充足准备期：社会体察的准备、生活的准备、知识的准备、学识的准备。其实，还可以说是一种可贵的、有用的“挫折的准备”。有这种准备，比没有这种准备要好得多，尤其对于一个未来的作家来说，更是如此。“艰难困苦，玉汝于成”，以反映社会生活为职志的作家，也是更加如此。

后边不是讲“喷涌”吗，现在是积蓄待“涌”。

35.第二章结束：作家的预备期结束

至此为止，作家的“生活积蓄”、“知识储备”、“思想积存”、“情感积累”、“心理构造”：所有创作心理形成的条件，皆已具备，在创作方面来说，只是“整装待发”了。

这位作家的创作心理构成的范型是：东北乡土社会-生活、东北乡土文化、传统文化—已经跨入国学门庭的高文化层次的传统文化、特殊时期的中国社会-政治生态、出自乡土而因社会-政治-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内心情结和心理结构。略微不足者，对外国文化的了解。而高层次的国学根底，冲击、冲淡、弱化了乡土文化的影响。只在以后的创作中，在积极方面发挥了好的作用。

这是充足准备。

《第三章劫后复苏（1978—1984）》

36.喷涌：宏才小试施展四方

上世纪80年代初，作者调入省委机关工作，三年后回营口市委担任领导职务。这不仅是工作的变动、职务的升迁，对于一个未来的作家来说，这是文化场地的转换，生活环境的改变，也是社会地位的变化。但未曾变的是作者的那颗不变的“作家的心”。

记事、记游、抒怀、思辨，四种散文，散发文坛，撒播人间，但王充闾是以领导秘书、市委领导的身份现身，作为作家尚不为世人所知。

记事、记游、抒怀、思辨，四种散文，散发文坛，撒播人间，“王充闾”暂不为世人所知，但已把文思才情撒向人间，笔锋所向，已经展示学识的积淀、表现观世的眼力，以及表述与描述的根基与功力。我向人间洒才艺，人间未识千里驹。

这是暂时的，这需要一个过程。

不过已经有眼力的识者，注意到一颗新星的冉冉然。

37.人间不乏伯乐，千里驹自奋蹄

上了台阶，打了出去，掀开了面纱，站稳了脚跟。

但这还不过是起飞前的展翅。

恳切地指出了白璧微瑕，也很准确、很到位、很有层次，可以让作者清醒：百尺竿头，还需再进。

记得梅兰芳在他的《舞台生活四十年》中，总结自己在舞台表演上的经验时，说了他体会的规律是：“少-多-少”。他说，初上舞台，手不知道往那儿放，几个动作一作，就没有了下文，呆在台上了；后来，生活经验也多了，舞台经验也丰富了，于是在台上“手舞足蹈”，花样翻新，动作越来越多，但却影响了人物形象和剧情发展，多而成灾。进而改进，精练，一招一式，有来龙去脉，有目的规范，表现了人物性格和心情。招式少了，内涵却丰富了。这可不可以移过来，考察王充闾这个时期的散文创作呢？应该还不是“少”的阶段，但也不是单纯无意识、无意义的“多”的阶段，是处于“由‘多’向‘少’”过渡的阶段吧。

38.师友唱和显性情，学养才情两优异

这个时期，喷涌的不仅是散文，而且还有诗词。他说这是新时期以来，他的文学创作的一对孪生兄弟，它们几乎是同时从蛰伏状态下复苏过来。他总结说：“把笔时的阳光心态、风发意气，作品里反映的时代气息、社会内容，二者都极其相似，都属于时代的颂歌。”

这里记叙的与沈延毅、吕公眉、陈怀等老先生的诗歌往还与忘年之交，都属文坛佳话，颇多感人之处。

在散文创作之外，还有了一部《蘧庐吟草》面世。“不论信手拈来，抑或刻意为之，其为情感的宣泄、志趣的写真，则一。展卷遐思，充盈着师友的深情、昔梦的追怀和感兴的喷薄。拂去岁月的尘沙，剩下来的多是美好的记忆”。

虽然是“散文之外”，“孪生兄弟附庸篇”，但是可作“诗的散文”、“散文的诗的表现”观；在文评的天平上，散文-诗歌是一体的。

在诗歌方面—这里指旧体诗，展现了作者的诗歌修养；其中，特别是所能背诵诗词非常多、非常熟，随时能够引用，成为他的陈述话语的“自身”。就是古诗词成为他的思想-语言的“血肉”了。

《第四章变革中的升华（1985—1995）》

39.“自觉补课”—从“传统”到“现代与西方”

这是一种自我进修，自我提升。在文化上，在传统文化的学养基础上，补上了现代文化与西方文化—主要是文史哲方面的略微欠缺。一个完整的知识储存、创作心理结构形成了。“翅膀硬了”。从此，进入一个更高层次、更高境界。

这个补课非常重要，具有重要的意义。中西结合，这是当代中国作家必备的文化修养。作者补上了这一课，就层楼更上了。

他的补课，相当自觉、相当丰富、方面相当广，钻研相当深，所获相当可观，可以说，他在思想-文学-艺术-哲学-美学-历史等等方面，都大进一步、提高很多，他的创作心理的构造进入一个新时期，进入一个高层次。一位散文大家的“阵势”已经布好了。

这种自觉补课的自觉性之高，所补方面之广，所受效果之丰厚，都是令人击掌和顿生敬意的。这里表现了作为一位作家的虚心、责任心、拳拳服膺文学与人民的良知与挚情。

他还总结了为学的经验。其一，运用“八面受敌法”，精研深读经典著作，辅之以适当的泛览（认门户、开眼界）。其二，在弄清原典上下功夫，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目的在于武装头脑，扩展思路，激活创造精神，指导并丰富相伴而行的文学创作。其三，“因为文学是人学，所以，为文学的读书、求索，应该紧密联系人生的价值，命运的参悟，道路的抉择，人性的发掘，个性与命运、个性与文化关系的探究，应该同生命体验、人生感悟结合起来。”

最后，他还述说了一个补课钻研的深刻体会：读过了西方、苏俄、印度的美学典籍，加深了对烂熟于心的中国古代经典中美的论述的理解。这属于中西比较文学的范畴，是其平行研究和主题学研究的表现和体会。以异域的美学-文学的“他山之石”，来攻中国传统文论-美学之“玉”，相反相成，所得益丰。

说这次自觉地补课很有意义，还因为这是一种文化自觉，一种人生再觉醒与艺术再觉醒的表现。作家艺术家的一生中，会有多次人生再觉醒与艺术再觉醒，这种“再觉醒”，会带来他的创作上的“变法”。齐白石就多次变法。他老年得陈师曾之指点，实现变法，乃有后来更高成就的齐白石。王充闾的这次补课与人生-艺术再觉醒，使他的创作心理构造，更加完善、更加提高了，即进入一个中西文化交汇的状态。这是他以后创作成就的基础。

这就是很自觉的自我塑造了，是很“自为”的。没有这一步，王充闾的发展，就受到限制，而且是很大的限制，也就没有以后的王充闾。

40.美的升华，又不仅是美的，而且是哲理的

这期间，他写了一大批带有哲理性的散文，“体现哲学与美学的双重意蕴，力求从哲学的智慧、美学的超拔，理性的张力与诗意的澄明中展现一己的思与悟，凭借散文文本传递自我对万象造化的审美意蕴和理性化的沉思。比较典型的要算《五岳还留一岳思》、《心中的倩影》和《追求》三篇了”。其中，《五岳还留一岳思》从友人遍游闾山之后“产生一种意兴阑珊的味道”谈起，说到旅游，说到现实生活，说到艺术创造，核心表达了“充满希望的旅游比到达目的地好”的理念，以及对于“审美距离”和“不到顶点”的体验与领悟。

此说，代表了这批哲理性散文的重要意蕴。

这是既在学识上升华，又是在艺术上升华，“由文学而哲学”，向新的境界深化、升华。但不是那么“纯粹”：哲学中有文学、文学中有哲学。“步步高升”，这是终成大器的表现。（许多作家是“到此为止”的。）

“哲学的智慧、美学的超拔，理性的张力与诗意的澄明中展现一己的思与悟，凭借散文文本传递自我对万象造化的审美意蕴和理性化的沉思”。

达此境界矣。

这使我想起古斯塔夫·缪勒在《文学的哲学》中所说的话：“艺术不应被看作是为艺术而艺术，而是为哲学而艺术”。真的，哪个作家创作，不是依据某种自己掌握了和信奉的哲学，而且将之注入自己的作品？客观上，就是在宣传一种哲学，“为哲学而艺术”。只是，自觉性的“度”，有高有低，有高度自觉，有毫无自觉（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所注入、宣传的哲学有高有低；有的达到“文学哲学”的高度；有的很低，有的简直就是胡扯。

41.游记：读山读水，内外汇融，寄情山水，抒发情怀

且先摘抄一段本人的《读书笔记》：

中国人对山水的看法和山水诗的产生、发展、写法以及意境等等

1.崇敬山，因为山高耸巍峨山是静的，仁者乐山

2.从对山水的认识与思考，进到形成‘风景的眼光’，再到对风景的寄情与描述。

3.山与水构成一个动与静结合的万古长存、千古不变的固体的稳固性与流动性并置在一起的“自然”图画，勾起人们对于暂时性与永久性的思考，产生对于山、对于水的种种情感，寄托，话语。

这里，充闾游记散文，不仅是对于山水的寄情、寄托；也不仅是传统“山水诗”的话语与思想范型。已经越过了它们，但又继承了它们、发扬了它们、提升了它们。是“传统山水诗的‘魂’，现代历史-文化散文的‘骨’”。

主要的是：充实了、注入了历史-文化内涵，有历代历朝的历史，有诸种历史英雄人物、文人学士、哲人大师，还有他们的气节、人格、风范，他们的思想、情操。但又不是就历史论历史，而是面对现实，或隐含现实，或品察现实。

中国向来有“山水诗”一说，又有“山水游记”散文一格。日本学者松浦友久在其专著《李白—诗歌及其内在心象》中说，中国在中世纪文学中，在诗歌体裁中，就有单纯表现自然界美的手法，已经形成一个独立领域，到六朝时，特称为“山水诗”。联系到李白，他写道：“复杂多变的自然呈现出丰富多彩的面貌，有的壮丽、优美，有的寂寞萧条，各地有各地的风景。眺望这些，把自己置身其中，李白的感觉，反映得尤为突出、生动。”又说：李白这些山水诗，特点是富有飞跃感和流动感。

游记散文与山水诗，在思想和艺术的韵味上，是相通的、一致的，都是寄情寄兴于自然山水间。游历自然、寓目山水、发掘历史、挥发思想、书写性情。王充闾的山水游记散文也是这样，它与古代山水诗在思想艺术上是一致的、相通的。

应该说，中国的山山水水、自然景物，早在远古时代，就不是自然的“自然”了，而是马克思所说的“人化的自然”，许许多多历史的陈迹、古人的事迹以及民间故事和传说，积尘、附着以至附会在上面。那上面，积淀着无数风云变幻的历史、发人深思的仁人志士英雄美人的故事，还有寄存着中华民族美好民间故事和传说的材料，它们既是历史的魅力，又是现实的激励。

松浦友久还有一部研究中国古代诗歌的著作《唐诗语汇意象论》。其中在论述中国古典诗歌中，作为诗歌素材的山川时，曾经指出：“作为诗歌素材的山川风土”，具有“题材的特性（或者属性）”；诗人可以“在宏伟的时空里浮想联翩”。他在论述中国古典诗词与“史”的关系时，又说：“有两个‘shi”的世界，十分显著地矗立在中国文学史上，一个是读平声的‘诗shi’的世界，另一个是读上声的‘史shi’的世界。对以五万首唐诗为代表的诗歌的爱好，和对以浩博的《二十四史》为象征的历史的珍视，这两点不仅在文学史上，即使从中国文明广阔的背景上考虑，也是非常重要的。”

我之所以引述松浦友久的这些论述，是想借此论充闾的游记散文。

在充闾游记散文中，正是具有“两个‘shi’”即“诗”和“史”的境界。

好个“山水郎”，岂止是山水郎，岂是“山水”了得？

其实，更深层次地讨论，这里更涉及作者在“自然”面前，对于自身的发现、开发、发掘。实际上也可以说是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说的，“客观的境界”与“主观的境界”的互动，而启迪了主观世界。泰特罗在《本文人类学》中说：“‘自然行迹’（course）与‘人文话语（discourse）’之间，本文与对本文的阅读之间的关系”：“旅行也是对旅行者的自我进行探索和发现的心灵历程”。他举日本天皇（曾留学英国）的例子说，天皇说他在欧洲旅行后，对日本有了更深刻的理解。—“欧洲”启发了他对自己“祖国”的理解，从而说出了一番不同于过去的“话语”。这就是“自然行迹”与“人文话语”之间的互动关系。

不过，还得说王充闾游记散文，在继承传统山水诗这一面之外，还发挥了他的现代人-现代作家的优势和特点：还有羁旅异域国外的生活经历、考察阅历以及历史与现实多方面的感受。

42.借机唠几句自然文学的写作

我觉得充闾的山水游记散文，虽非有意为之，但确实具有现正兴起的自然文学的韵味和精神，故在此一议，并借此寓提倡之意。

“自然文学（NatureWriting）”的复魅与复兴以及生态诗学-生态文学观的提出与研究，是当代世界文坛的一大喜事、也是一件大事，表明了、反映了人类的“自然觉醒”和“生态文明觉醒”。把自然纳入人类伦理范畴，人类就把自身真正作为宇宙的一分子，既不是孤儿，也不是主宰。再不会为了开发、发展而去毁坏以至毁灭自然，使自然万劫不复了。

“自然文学是源于17世纪、奠基于19世纪而形成于当代的具有美国特色的文学流派。它主要思索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认为‘自然是精神之象征’，故应培养一种‘生态良心’。其特征主要是：土地伦理（landethic）观念，放弃人类中心理念，强调人与自然平等，呼唤关爱土地并从荒原中寻求精神价值；强调位置感（senseofplace），生存位置（place），即‘地理上的支撑点’，应当在文学中占有重要地位；独特的文学形式和语言，—主要以散文、日记等形式出现，以写实方式描述，使用朴实如泥、清新如露的‘褐色的语言’。它具有一种‘荒野意识’和‘对荒野的激情、’对荒野的审美观的文化情怀，而对人类环境则怀着一种‘荒野与文明结合’的乐观态度。（以上转述与引文均据程虹著《宁静无价—英美自然文学散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自然文学的精神与意蕴，在当代，正与‘掌控经济发展态势、保护环境、拯救地球和关爱自然的’人类调整文化方向这一总体精神吻合，是人类新文明的助力、内蕴和表现。它的魅力因而复苏，并且更加发扬光大，作家们以新的生态意识更自觉地、在更高层次上从事自然文学写作。

“与自然文学‘血肉相连’的是生态诗学-生态文学观的提出、创立和开展研究。生态诗学-生态文学观认为：‘地球上所有的存在体构成一个整体的生态系统’，这是一个完整的、整体性的‘生命共同体’，号召建立所有存在体之间的休戚与共的生命关系。人类既不能把自己视为地球的唯一主宰，更不能破坏这个生命共同体、破坏完整的生态系统。‘放弃人类中心主义’，是醒世的呼号。有论者抨击说，文学长期以来充当了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共谋者’，成为‘征服自然大军’中的骑士。现在，人们应该警醒，改变这种错误的态度，纠正不正确的自然观-文学观-审美观，而重视研究-建立-发展生态诗学-生态文学观。这是人类新的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据此，我一方面感觉充闾已经写出了具有自然文学风韵的大散文；另一方面，更希望他以散文大家的身份，属意自然文学，有意识地写一些或者一批“验明正身”的自然文学的散文作品。那也许就是一个发展、一个进步、又一个层楼更上。

43.“梦幻情结”：高级创作心理结构

作家应该是“能作白日梦者”，但这种“梦”，既是具有自觉性的，又是直觉性的，梦游性的，但更主要的是，能够“自我制造”，运用联想、想象、意度【duo】、意念以至灵感，创造之。

这种梦幻创造，必须以社会经验、人生体验和丰富知识为基底。否则不能为。

作者此处的举例，已经看出这种种方面的积累与沉淀。不然，那些“想象”：在今天的现实中，幻觉出历史的人事与场面，是“作”不出来的。

梦幻情结是高层次创作心理结构的内涵。有的作家终身不具备这种高层次情结。

我在拙作《创作心理学》中，列举“创作十魔”，认为它是创作之魔力所在。它被列为第五“魔”。书中有云：“‘魔Ⅴ’：潜意识与梦／它们的作用不仅是潜在的，而且是在意识的高压浓缩状态中，‘自发’地工作的结果，是意识在潜隐状态中自动沟通各种心理‘电源’而发挥作用的，更重要的是它的作用是非逻辑、非理性、非推理演绎性的，而是跳跃的、越轨的、形象的、情绪的，往往有大量潜在的‘智力图像’在发生作用；综合这一切的能量，它是特别符合艺术创作的特性和需要的。事实上，许多成功的文学艺术创作，都是获得了无意识和梦的帮助的。这几乎成为规律性现象：凡是有无意识或有时候有梦在起作用的作品，大都是成功的或比较成功的”。“把潜意识和梦作为创作之一‘魔’，它们是当之无愧的。”

（啰唆一通，有点班门弄斧了）

44.采风：社会学家的“田野作业”，作家的体察社会民情

实际上，作家每天甚至是时时在“采风”。当然，有专门的、特意的、安排的采风，或者随遇的采风。这就是踏寻史迹、观察社会、体验生活、体惜民情。这大有益于创作。

作者所记，举例而言而已。但所得甚丰，于此可见。重要的是，作家看重这种采风，把游览当作了采风。

这就是古人所说的“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这个传统说法，是很有道理的，加以“现代诠释”，就更加有意义。

45.人生感悟与生命体验

这大约可以说是文学的基本母题和最终意义。无论现实题材还是历史题材，无论是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无论其主题、题材、体裁、创作手法如何，最终都跳不出这个基本母题的圈子。不过深浅、高下、自觉意识如何、意义挖掘和呈现如何等等，却大有差别。充闾是很自觉地如此创作和实践的，其作品均美好地体现了。这就是别林斯基所说的“思想和思想的进入文学”；他说，不在于思想进入文学而损害了艺术性，而在于思想是否是作家自己的，并且是血肉汇融的，更在于“思想如何进入文学”。思想艺术地进入文学，就不会损害艺术性，而是增强思想性和艺术性。

充闾的例举，证实了这些。比如关于爱情，这是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的基本内涵和表现。—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作者就既理性地、又感性地予以阐述，以具体事例陈述，但又不作最终结论。诸多论述，任人选择，供人体察，或结合自身的经历去体味。

作者在这里特别写了一个自己的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读书奋进与休闲娱乐的关系和生之旨趣问题。他写道：“我在《节假光阴诗卷里》一文中，描述了自己朝乾夕惕、刻苦向学的情景。然后自作问答：‘也许有人要问：这样埋头苦读，摒绝了各种娱乐活动，为什么不感到枯寂呢？’答曰：‘凡事着迷、成癖以后，就到了‘非此不乐’的程度，不仅没有厌倦情绪，有时甚至甘愿为此作出牺牲。柳永词中说的‘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正是这种境界。”

这是他钟情文学的写照和自白。正是前面说到的“自我写照”：着迷、成癖，“非此不乐”，“为伊消得人憔悴”，不悔。这可不是文学少年的“文学自诩”，这是一位散文大家的自我陈述、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

作家需要的就是这种为文学献身的精神。现今许多作家，缺乏的正是这种精神。

不过，他引述加缪所说的：“在西绪福斯身上，我们只能看到这样一幅图画：一个紧张的身体千百次地重复一个动作，搬动巨石，滚动它并把它推至山顶；我们看到的是一张痛苦扭曲的脸，看到的是紧贴在巨石上的面颊，那落满泥土、抖动的肩膀，沾满泥土的双脚，完全僵直的胳膊，以及那坚实的满是泥土的人的双手。”并作结说：“这就是一个不断追求超越的写作者的真实人生”，却难叫人完全接受。

不，他非西绪福斯；一方面，他犹如西绪福斯，不断地不辞辛劳，推石上山，不辍不止，但他不是像西绪福斯那样，巨石快到山顶，却又滚落下来，于是继续推石上山，而后又在山顶看着巨石滚下，如此循环往复，永无穷尽。王充闾不是，他推文学的巨石上山，一次次占领高地、山丘、山峰，他已经达到高峰，直到有一天还会达到光辉的顶点！

他具备西绪福斯那种推巨石上山的精神和意志；但却不是西绪福斯那种悲剧的命运。

至此，“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诞生了。

这种“大历史文化散文”，有其共同的特点，即篇幅长，有大容量，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总是就某个历史事件、历史时段、历史人物，作独到的诠释，并联系现实，品评解析，议论横生。当其时，产生了一批这种新型散文，作者蜂出。

这也有其时代与历史背景，或者说“文化语境”：改革开放以来，一方面是打开国门，大量引进异域文化，中国人大开眼界；另一方面，则是对传统文化的回眸与审视，即鲁迅所说的“稽求既往”。—前者是“希求新泉”。两者结合，形成一种新思潮，一种进步的体现现代化情结的文化心态与文化进展。

不过，大浪淘沙，潮峰过后，弄潮儿纷纷被淘洗，落荒，浅薄儿终难持久。也有个别有成就者，则每况愈下，步步下滑。唯王充闾，不仅坚持下来，而且愈战愈强，不断攀登，层楼更上又更上，在题材上不断开辟创新，在历史意蕴上，不竭地开掘深挖，既入历史的深流与潜流，又进人物的心灵与精神世界，而终成大家。也许可以说，他的历史文化散文，既是有意义的文学读物，足可供欣赏的文学作品，又是历史主义的课本，于读者之知人论世、感悟人生和智性修养，均具有意义和价值。

46.诗话人生

当时，他“围绕着人才问题、社会矛盾、生活事理和艺术规律等方面内容，总共完成了七十篇随笔、小品”，“这就是一个不断追求超越的写作者的真实人生”。

“为恋诗书断雅缘”。这是一种人生态度，也是“文学因缘”。

有一点，似应提出：作者创作这些创新性的散文及以后时，无论从社会角色（此处用社会学术语，不同于一般日常用语，无歧义贬抑）还是从心态来说，正“身处庙堂之上”，但是却能寄情山水、“诗话人生”、“品评世情”，不是一般官员的游山玩水，或“涉笔成趣”，而是“身在庙堂心在‘闲’”，既有其身在高位的立足，又有超脱-超越的心意情怀，故能为此“游记-历史文化散文”。这是超越了当时以至现今的“官场文化-心态”的。令人想起古之范仲淹等。这似乎还可以深究精研。这不同于一般作家。好像还可以加一句：“为恋文学疏官缘”。这是一种很脱俗、非一般的人能够达到的人生境界。

47.“战犹酣”：文学学术战两间，诗情学脉舞翩跹

在文学与学术两者之间，“战犹酣”、舞翩跹，挥洒笔墨，施展才情，“描龙画凤”，或披露报刊，或结集问世；同时，走进学府，登堂入室，讲坛驰骋，学识飞扬。潜在的学者型作家-作家型学者，现在由“潜龙在下”，得到实现，成为事实上的学者-作家、作家-学者。

很突出的表现是：在充实、实在、高层次的国学修养之外，也是“之内”，附丽了西学—包含哲学、美学、文艺学等等的武装，形成了一个学者-作家的知识结构和创作心理结构以及学术构造。

我敢说，至少是在他的同龄人的作家中，像他这样具有高层次国学修养的绝无仅有，或者是凤毛麟角；而在与他同龄的学者中，具有他这样的文学修养的，也是同样情况。

这是他的历史文化散文的充实内涵、广博知识、深沉蕴藏、深刻思想的渊源和根基。

我很欣赏文学与学术的联姻结缘。中国的鲁、郭、茅都是作家兼学者。充闾充分具备这种条件，而且是高层次的条件，何乐而不为？当然，事实上已经“为”，并且已经成大器，此处只是期其坚持、精进、提高，创作-学术并进。现在的中国作家群中，缺少这种“跨两界”的作家和学者。

这“战犹酣”，一战就是十年。十年行政高位，十年文学酣战。这实在是不平凡的十年岁月。战果可谓辉煌：五部散文随笔集、一部旧体诗集。但重要的不在数量，更重要的是思想和艺术上的进益、增长、提高和发展。大而言之，有两方面的拓展和升华。

第二个进展、提高，就是向学术的“倾斜”和精进，以及在这方面的“与文学并进”的态势。在这十年及以后数年间，他兼职南开大学客座教授，作了三次较为系统的专题学术研究，以准备演讲报告。2003年赴拉丁美洲访问期间，专门就魔幻现实主义的形成、发展以及对中国文学创作的影响这一课题做了调查研究。还在省内多次作学术报告或者开展对话，还撰写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历史地位》、《清文化与沈阳》、《曾（国藩）李（鸿章）异同论》、《中国传统文化与国学》、《东北地域文化的传承、重塑与创新》、《中国传统诗词的创作与欣赏》、《全球化浪潮中有关文学的几个问题》、《散文的现代化与诗性》、《探讨语言的文学性》、《楹联丛谈》、《姓名文化与称谓问题》等学术论文近二十篇。

这展示了学者-作家王充闾的学者与学术的一面。这方面的意义，在于学术推进文学创作；文学创作体现学术成就。

《第五章挑战自我（1996—2006）》

48.挑战自我

这是新篇章，进到又一个新阶段。步步进展，节节高升。不断在更上一层楼。这是最可贵的精神了。

“挑战自我”，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人生命题，也是一种价值观，不向自己挑战，至少是停步，“不进则退”，就坏了。现在有的作家就是既不挑战自己，又自我满足，以至自我膨胀，本离大师级远甚，却自认大师，令人可惜。

这是另一种自我塑造，是从“反面”，即“攻击自身”的方面，来塑造自己，你现在达不到，我就把“它”悬为目标，去攻取，去达到，“跳起来”去摘取创作的果实。

49.深度追求

是否可以说，这种深度追求，概括起来是在三个方面：哲学-美学、历史学、艺术学。

但深度的实质，则在于把三者融会贯通，彼分我合，为我所用。

这里重要的是哲学与观世、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相结合；历史学与现实相结合，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圭臬，以年鉴学派的史学理论为借鉴（现在有一种论说，认为“年鉴学派”已经消失，但不是过时了，而是它已经被广泛接受，融入整个历史观中，“大家都是年鉴学派”，它就消失了），为论史的指导，同时，又将这二者与艺术学相汇融，而成“‘哲学-历史学-艺术学’三位一体”的格局。以此，挥洒于散文，讲学于杏坛，乃得新高度、新成就，臻于新境界。

还有重要的一点：如果说前者是学养的进取和深化，这里要说的则是学养的“实践”、表现和应用—体现于创作之中的进取和深化。这也是三个方面：进取-展开-回归。向学术-艺术，向思辨和想象的结合进取，向广阔的、深入的、经过广收博取与思索求真结合的思辨，而后以呈现的进取展开；于是向历史的深流与潜流、向历史人物的思想心灵人格深处进取而后展开，而成有深度的展开；同时，又有回归，向精神家园的回归。

仰望历史的星空，俯察精神的家园。

他对“深度追求”，有一段很好的表述：

为了实现自我超越，我提出了一个深度追求的目标。面对经济全球化和由此而形成的全球化语境，加上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艺术的影响，人们的主体意识、探索意识、批判意识、超越意识大大增强，审美趣味发生变化，实现了文学自身审美原则的整合与调节，导致文学观念趋向多样与宽容，各种文学话语、理论话语众声喧哗。随之而来，作家的审美意识也发生了重大变化，逐步呈现出表现自我的自觉性。

他又进一步就文学创作来谈体会：

这些表述，体现的不仅是个人感受，而且是一种对时代精神、社会发展、文化进益的世界的与中国的总体态势与发展趋势的体察，特别是感应和回应。这种深度追求，是作家跟上时代、顺应潮流、体察文化的收获和创作基点。

50.面对历史的苍茫

这是一批成系统的历史文化散文，是集中体现王充闾散文成就的一批佳作。

这是对历史的回顾、探索、深究、品评和诠释。面对历史的苍茫，实际是从现实的立场，面对历史，感悟苍茫。

“历史的苍茫”，含有广泛的、悠长的、深刻的意义。它提供、等待人们去解读。中国历史漫长悠久，史实丰富、内涵深邃，英雄志士哲人大师文化巨人谱系长卷，可写的太多了。

此批散文，处理了相当多的历史片段、品评了一批历史人物。至此，“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已经形成；已成大器。

如何解读、诠释、理解和领悟王充闾的这批产生于90年代中后期的历史文化散文？

这可以说是一个研究课题。以我浅薄的历史知识水平和思想能力，无法做全面的评析，只可以就自己感触深的几点说一说。

（1）他瞩目于魏晋时代。

我也挺喜欢魏晋。其实，我的历史知识浅薄，说不上懂得魏晋的意义和价值。可能和鲁迅称赞魏晋是中国“文学觉醒的时代”这个论断有关，也同喜读《世说新语》有关吧。还有，就是梁启超的历史分期说。他把中国历史分为八个时期：胚胎期—春秋以前；全盛期—春秋至战国；儒学统一期—秦汉；老学期—魏晋；佛学期—南北朝；儒佛混合期—宋、元、明；衰落期—近250年。梁氏把魏晋定位“老学期”，而我喜爱老庄，这也是原因之一。记得美籍华人学者、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有一个论点，他说，中国虽然有九个统一全国的大朝代和十多二十个的小朝代，但“为研究检讨的方便起见”，无非是“三大帝国”：秦汉第一大帝国，唐宋第二大帝国，明清第三大帝国。这种“历史的大把握”，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舍去魏晋，究竟可惜得很，难于了解中国历史的全貌。

因为这些点点滴滴，所以我欣赏充闾历史文化散文的瞩目魏晋。

充闾处理、诠释魏晋时代事，并非偶然，盖因缘久矣。他说：魏晋时期可供后人咀嚼、玩味的东西太多。一方面，中华乱世，政治腐败，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但，这个时期又是如他所说：

“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最有生气、活泼爱美，美的成就极高的一个时代”（著名美学家宗白华语）。”处此乱世，“儒学独尊地位动摇，玄、名、释、道各派蜂起，人们的思想十分活跃，个性大为张扬，注重自我表现，畅抒真情实感。大批思想家、文学家生活上、人格上的自然主义、自由主义充分高涨，呈现出十分自觉自主状态和生命的独立色彩。他们有意识地在玄妙的艺术幻想之中寻求超越之路，将审美活动融入生命全过程，忧乐两忘，随遇而安，放浪形骸，任情适性，完全置身于生命过程之中，畅饮生命之泉，在本体的自觉中安顿一个逍遥的人生。一时诗人、学者辈出，留下了许多辉耀千古的诗文佳作。他们以独特方式迸射的生命光辉，以艺术风度挥洒的诗性人生，给后世的文化发展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抛出一个千古说不尽的话题，为中华民族造就了一个堪资叹息也值得骄傲的文学时代、美学时代以及生命自由的时代。”

他还说：

魏晋文化跨越两汉，直逼老庄，同时，又使生命本体在审美过程中跃动起来，自觉地把对于自由的追寻当作心灵的最高定位，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实现了生命的飞扬。当我们穿透历史的帷幕，直接与魏晋时代那些自由的灵魂对话时，更感到审美人生的建立，自由心灵的驰骋，是一个多么难以企及的诱惑啊！

这几段“魏晋颂”写得实在精彩，可圈可点，说出了“魏晋时代精神和艺术精华”之所在。在此思想与情感基础上写出的“魏晋历史文化散文”，真是选材得当，抒写得体，论述精辟，发人思索。

（2）他属意辽金。

东北作家写辽金，有责任又有便利条件，王充闾以文学形态来抒写，就更可贵了。不过，更可贵的是，他不是一般地咏史，而是以“文明的征服”为母题，来抒写、探究金的兴衰。这是很有意义的。他在文中，高调论证了文化的意义，以其为金朝之兴衰的“历史之谜的答案”。此论我特别赞同和赞赏。契丹族以游牧民族-骑射民族的骁勇善战，在耶律阿保机的统率下，建立了与宋对峙的辽朝；而同样以骁勇善战著称的女真族，又以完颜阿骨打为首，同样以游牧民族-骑射民族的骁勇，战胜了契丹族，灭辽建立了金朝。接着又更以铁马金戈、挽弓控弦之力，进而与宋争高下。终竟杀入汴京，生擒宋室徽钦二帝，结束了北宋王朝的统治，而使之偏安临安，建立南宋朝廷。如斯历史巨变，好似证明武力可以决胜历史场，落后的草原文化-骑射文化，可以灭亡先进的农业文化。但是，正如王充闾所指出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马克思所指出的这条永恒的历史规律，又一次在中国历史上得到鲜明的证实。

尔后的史实，更证明落后的征服者被较高文明的民族征服的历史规律。

要说契丹和女真，对汉人、汉文化没有戒备和压制，那是不真实的；他们的防范之心甚重，把汉人列为低等臣民，在社会等级和各种制度上，都防范、歧视、统制汉人。但是，落后总是向先进看齐，他们为了更好的生活，追求更文明的制度和更先进的文化，不得不既防又学，从平民百姓到皇室宫廷，学得很认真、很全面，特别是输入儒家经典，学习汉族礼仪，以至通婚。这样，就渐渐汉化了。对于这一点，历史学大师陈寅恪和吕思勉在他们的著述中，都有精审的考据和论证。在这方面，王充闾着重阐述的则是：金人侵宋，是以野蛮、非正义，给中原大地带来灾难，然而战争的胜利者在征服敌国的过程中，却又不得不接受新的异质的文明。这又是文明的征服。他指出：

但是，与此同时，也同前朝的契丹、身后的蒙元一样，当他们从漠北的草原跨上奔腾的骏马驰骋中原大地的时候，都在农耕文化与游猎文化的撞击与融合的浪潮中，自觉不自觉地经受着新的文明的洗礼。

当然，还需要说清楚，重要的不仅在于说出、证明结论，更重要的是说明和论证的过程，也许还需要补充，更更重要的是，以精审、严密、幽雅、笔锋含情的笔触，委婉曲折、娓娓陈述、细致描绘地、文学地来呈现和寓意于叙事状物中，就是前面说过的考据、义理、词章。

（3）他评骘徽钦二帝。

这是《土囊吟》这篇出色的历史文化散文所“处理”的一段“痛史”。徽钦二帝，主要是宋徽宗，作为亡国之君窝囊废，却又是一代杰出的艺术家，是很可以写一写的。不过向来专写他的文字并不算多。而《土囊吟》“用写意的技法，简练勾画了二帝由龙庭端坐、锦衣玉食到囚絷青城，最后被羁押到东北苦寒之地，饱遭凌辱以终的故事，并题诗以证：‘造化无情却有心，一囊吞尽宋王孙。荒边万里孤城月，曾照繁华汴水春。’”这立意，这首诗，都堪称佳作。但有意味而具有思想性之处，却在于其点睛之笔：

有趣的是，过了一百零七年，金人降元，元军亦于开封近郊的青城下寨，并把金宫室后妃皇族五百多人劫掳至此，尔后全部杀死。“兴亡谁识天公意，留着青城阅古今。”（金人元好问诗）历史潜隐着循环与因果的种子，潜隐着神秘难测的悲剧魔影，历史的公正标尺被埋藏在人类的良知的大地里。

总体上，我感受到这里有四个方面也是四个层次的确立：一，历史资料的选择；二，既有历史资料的安排组织；三，主题的确立；四，有意味、发思索、“巧思妙文”的表述。应该说，王充闾这批散文，这几点是都做到了、做得好的。这显示了他在历史知识、史学素养和文学修养以及这几个方面的综合的、汇融的状态甚为良好，是准备充分、储备丰厚，故而厚积薄发、游刃有余。

但仅此还不足以取得上述的业绩与成就。

史识和思想，是最重要的。按照法国年鉴学派的历史观来说，历史都是后人根据史料，在今日的重构。为了阐明已经提炼的主题，需要选择史料，按“己需”，即已经形成的思想主题，加以重构。这一点，王充闾做到了，他严谨地依据史料，巧思精构，重构了关于魏晋、关于辽金的一段历史，以及关于徽钦二帝命运沉浮的索隐钩沉。年鉴学派还认为，历史学的任务不是描述历史，而是解释历史，是现在的人同过去时代的人“遥相交往与理解”。王充闾的这批散文，正是做到了这一点。这些，正表现了，王充闾的创作，确如年鉴学派所说的：历史，是史学家对客体的一种有效把握，是认识主体的精神的积极创造活动。

需要说明的是：以上都是在史学范围内对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的评述；这还只是“一半”；更重要的是，他这一切“史学业绩”，都是以文学的形态表达出来、呈现出来的，是“文学的史学论文”或称“史学的文学作品”。

这批历史文化散文，处理了也是论述了一批中国历史上可论可述的历史事实、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总合起来，揭示其母题、主旨、意蕴之所在。

可能是自此时起，有“南余（秋雨）北王（充闾）”之说。记得鄙人当时即发过不同声音：窃以为此说，不是抬高竟是贬低了王氏之作及其成就。盖余氏之作，在文化尤其历史方面的硬伤颇多，学术界微词频频。而王的散文，历史考证精确，史实真确，论证过硬，陈述亦符合中国史学传统规范，又有新的历史观，经得起历史验证、学术考验。而且，文字也规范谨饬，雍容大气，有文学的史学气象。

以后及现在的发展，则是余氏几可说“跌入歧途”，每况愈下，而王氏则层楼更上了。

51.历史只有被赋予精神，才有灵魂

茫茫终古几赢家？帝业何殊镜里花。

血影啼痕留笑柄，八王堪鄙冷唇牙。

一时快欲千秋骂，民意分明未少差。

叩问沧桑天不语，邙山高处读南华。

52.王充闾这批散文产生的意义和价值

至此，应该说说王充闾这批历史文化散文的产生及其意义和价值了。

它们产生于上世纪的90年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年代呢？

王充闾历史文化散文，就产生于这样的的历史潮流中，就出现在这样的思想学术和文学艺术的状态中，也就是丹纳所说的“时代的精神气候”中。从他的创作成果来审察，这既不是随风跑的“赶浪头”，也不是浅薄的“趋时”，而是感受到“时代的精神气候”，认识到社会之所需，思想文化之大势，所做出的抉择与回应。我没有能够同充闾同志在这方面做过深入的交流，向他请教，所以说不准他在这方面的自觉程度达到了哪一步，但却可以断定，他自觉不自觉地是感受到时代的体温，内心又有自己的认识与思索、探究与追求的。这是当时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以此，他的创作这批历史文化散文，是对时代需要的思索与追求、感应与回应，或者叫“文学的应答”。我们看其结果，他的思索与应答，是具有深度的，是时代的精神产物，又反映了时代的精神，而且是有水平、有意义、有现实价值的。现在“回过头”去看，他与当时的“世弊”相反，所作是学术与思想都“上去了”，做到了“有思想的学术，有学术的思想”。不过他是以文学的形态现身。以此，该可以说是历史-学术-文学三个方面的收获和业绩了。

日本著名学者桑原武夫的《文学序说》，对文学有一些独自的见解。他有一个说法：“散文在文学的世界里带上了市民阶层的特色”。我觉得此论有道理，甚可取。黑格尔是最早论述社会现代性的学者，他认为现代化社会就是市民社会；马克思则说这种市民是“原子似的个人”。综合这些论述，就是在现代化社会里，市民这个阶层个体性、私人性增长了，个人-“我”的意识很强，这是人的进步。因此，个人的表现欲和发表欲也都增强了，也有这个自由了，—个人的自我意识增强了，自我表现和发表欲实现的客观条件也具备了。这是社会自由度增长的表现。

这在文学界的表现，就是散文的发达。我们现在正在急速现代化的进程中，“市民社会”也在“社会结构转型”的过程中，产生着、产生了，中产阶层的产生和发展，就是具体的表现。而在文学上的表现，就是写散文的人数众多。专业和“民间”的散文写作队伍，可以说是庞大无比；还有更多的网络文学的散文写作者，更是遍布华夏大地，各行各业的人都有。这是时代的文学大浪潮。有思潮和文学浪潮，即“普及”，就会产生、养育优秀的、杰出的代表和领军者，体现“提高”的作家和作品，前者是“水涨”，后者是“船高”。曲高和不寡。优秀的散文作家以至散文大家，就这样产生了。可不可以这样来论述、评价王充闾及他的散文？—他是站在国之散文大潮上的优秀代表之一；历史文化散文花园中挺立的秀丽一支。

53.“事是风云人是月”，评骘人物在见识

历史史实与历史人物的关系，“风云”与“月亮”，这一比喻所诠释的“历史观念”是很准确的。王充闾就是凭此见解，撰写一批品评古代人物的历史文化散文，其中写到李白、苏东坡、纳兰性德等名家大师。既显示了史实的精确掌握，又以高超新颖见识予以真言评骘，更以化传统文学话语与现代语言以及“输入”的“译文话语”为“三位一体”的文学话语表达，其语言风韵与处理的史实对象契合，内容与形式汇融，而成恢宏细腻、娓娓叙述、夹叙夹议的体式范文，并透着传统中国散文的骨骼与风韵。

54.女性的赞歌

赞的是女性，显示和潜隐的是对于女性、爱情、人伦的深层评析与诠释。

赞誉了中国古代苦命女性词家李清照、朱淑真，以及生平坎坷的英国勃朗特姐妹。选题、选人皆适当。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爱情离不开女性，女性也离不开爱情，爱情-女性-人生感悟-生命体验-男性世界-社会离乱等等，皆在其中。所以女性赞歌，同时也是历史-社会-人生的吟诵与思索。

历来写李清照的多，朱淑真写得很少，作者弥补了这个缺欠，为文学史补了遗缺，给朱淑真写一专论，值得，有内容，有真情深意。

这样写英国的勃朗特姐妹的也很少。只是“一夜芳邻”，就伸展开来，敷衍成文，情文并茂。

刍议：契丹的萧观音，其才、其命运、其文学成就，均颇为不凡；更因其族属契丹又属辽国，且是皇室至尊，贵为一代皇后，政事、文事两擅长，命运起伏更跌宕，豪放曾经、凄苦终结，大起大落，较之李清照、朱淑真，更具丰富复杂深邃之内蕴，还有民族性，似乎也可以一赞。

由此我还想到，作者可不可以写一组论述中国少数民族诗人的历史文化散文，他们是：辽代的萧观音，元代的萨都剌和清代的纳兰性德。他们的诗词，都很具有个性而又具高超的艺术韵味。不知是否可以大致这样地概括：萧观音的悲怆；萨都剌的沉郁；纳兰性德的情爱？

55.师徒·朋友，谠论箴言

选取“师徒”和“朋友”的角度，来审视评骘曾国藩与李鸿章和陈梦雷与李光地，很确当，很有意思，可达历史的深度、人伦的骨髓、社会的腠理。以“用破一生心”来点破曾国藩，也有同样的意义和作用，真是说到“曾剃头”的骨髓里去了。“灵魂的拷问”，拷问李光地的灵魂，也是同样的意义和作用。

读者可以从历史的评析中，听见现实的谠论与箴言。

世人-时人应该好好谛听并思索之！

56.翻开历史篇，清算帝王事

《龙墩上的悖论》，—古今多少帝王事，任人评说论当今。

这是一个很好的命题，很有思想性，也很有创意。

悖论，本来就是一个既吸引人、诱惑人的命题，又是一个令人困惑、难解、迷茫的命题。一切人间事，都存在某种悖论，而在帝王身上，就显得特别鲜明、突出、尖锐，特别纷杂、纠结。因此，拿他们来说事，就显得更加分明、更加凸显，更加令人思索。论说功名事业也好，论说人伦世故也罢，或者论述人生感悟、生命体验，拿皇上来说事，都富有尖锐性，也具有特例中的普遍性，发人深省。

帝王的，龙墩上的“悖论”，基本的大概是两个方面吧，一是，他们总希图自己的家天下，所谓帝王之业，能够传之万世，但是事实上总是历经若干世，必然终结，或长或短，终究被他人取代。他越是试图传之万世，费尽心思、绞尽脑汁、使尽手段、无所不用其极，便越是无济于事。越想长久，就越是短命。二是，他们总想长命百岁，死神不来光顾。从秦始皇开始就是如此，但是，没有一个长生不死的，倒是短命的多多，长寿的少少。

还是美国历史学家魏斐德（FredericWakeman，Jr）在《中华帝制的衰落》中，论明朝帝制的衰落时，总结的历史规律，带有普适性。他说，明帝制的衰落经过三个阶段：“政治与军事充满活力的青年时代和平与稳定的中年时代继之以孱弱，最宿命式的衰落”。所有帝王，率皆如此，概莫能外。“龙墩上的悖论”！

我这里只是概而论之，事实上，王充闾所写的这些帝王的龙墩上的悖论，无论巨细，范畴、论题、诠释，可比我这里的概括，要广泛得多、深刻得多。他对从秦始皇到清太祖努尔哈赤的诸多皇帝，多有具体而深邃的论述，对他们的王业与人生，都有箴言谠论，剖析评判，发人思索与获得启迪。

这样的系列历史文化散文，不仅很有特色，而且，非一般作家所能为。

作者总结的“五条”，是很有历史文化意义的。前述“谠论箴言”此处也深层地显示了。

57.关于作家类型

韦勒克和沃伦所著的《文学理论》中，提出了一个作家类型的划分问题；借此议题，我想自己立几个类型划分，即理性型、情感型、综合型。杜甫是理性型，李白是情感型，应该可以成立；现代作家里头，郭沫若是情感型，茅盾是理性型，也说得过去吧，鲁迅就是综合型的。《文学理论》中说：这种综合型，是“最伟大的艺术家的类型”，“这种艺术家终究能战胜心魔，使内心紧张状态达到平衡”。而歌德，以及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都属于这种类型。鲁迅也是如此。

此论，不知充闾以为然否？

58.“向内转”—“向外移”与“向内转”

这时期，作者退居二线，在职务上是“向外移”，而且，由于作者的心—“创作之心”坚定不移，所以在“二线”上，有意超脱，因而更具“向内转”的向性。“心灵化”、“主体化”、“个性化”，这个总结，很符合实际，也颇为深刻。这实际上是作者的“盛年变法”（现今，人到60不为老；作者的心态更不老，故称“盛年”）。也是作家的思想与艺术上的升华、飞跃和进入新的境界。

《第六章攀登，乐在苦中（2007—2014）》

59.杰士大师，矛盾复杂

这里提到所写的三个历史人物：德国的歌德、俄罗斯的托尔斯泰和中国的瞿秋白。写了他们的杰出，也写了他们的矛盾和复杂。从一般历史评述，到专论帝王的身处“龙墩”上的“悖论”；现在，则书写杰士大师，文化巨人。他们均属不易论的人物。歌德与托尔斯泰，论者多矣，研究者伙焉，属于难处理的论述对象。瞿秋白属个性特出、命短、事迹纷繁的历史人物，也是论来不易的。但作者抓住他们共同的特点：矛盾与复杂。这就抓住了要害关键，论旨得以独树一帜，由“局部”、“一点”而深刻。

这里又一个明显的飞跃：对俄、德文学大师的论述与评骘，笔触伸向异域，进入外国—西方文化领域，作者在知识结构上，中西文化结合，表现于论述对象和文化界域之中，“国学-西学”汇融，文化-思想-艺术均进入新境界了。

瞿秋白则完全是另一类型的人物，不同于歌德和托尔斯泰，除了矛盾和复杂的性格特征与两位外国文学大师一致以外，他就只是他了，是“这一个”。这里写烈士瞿秋白，充满了诚挚的感情，文笔也深沉蕴藉，笔锋含情。他对瞿秋白的终结性分析，是很到位和恰当的：

而他的出处、素养、个性、气质，更为这种矛盾冲突预伏下先决性因子。他是文人，却不单纯是传统的文人或现代知识分子，而是革命文化战士；他是政治家，却带有浓重的文人气质，迥异于登高一呼，叱咤风云的统帅式人物。这样，也就决定了他既能毫无保留地献身于革命事业，却又执着于批判精神、反思情结、忏悔意识、浪漫情怀等文人根性，烙印着现代知识精英的典型色彩。可以说，这是使他困扰终生的根本性矛盾。

这段论述，既是对瞿秋白的性格特征的评述，又是对于他的“绝命书”《多余的话》的精到分析。

这里也同样涉及比较文化研究的母题。西方文化的德国的歌德，不同于属于西方文化却蕴涵东方文化质素的托尔斯泰；东方之子的瞿秋白，就更不同于他们。而且，前两位是作家，后一位是革命家兼作家。他们的心态、思想、灵魂，是完全不同的，但是，他们的命运、他们的思想、他们的为民族为人民的命运的心力和献身，以至他们的文学诉求、表现和成就，都有相通之处。王充闾是揭示了他们的“复杂”和“矛盾”这样两个共同又不同的“点”，来做了分别的比较文化研究的。

恩格斯曾经揭示歌德的两重性，即“复杂”与“矛盾”，他指出“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的、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心胸狭隘的庸人。”“在他心中经常进行着天才诗人和法兰克福市议员的谨慎的儿子、可敬的魏玛的顾问之间的斗争”。关于托尔斯泰，列宁曾经说，他作为作家是伟大的，作为思想家却是渺小的。而王充闾揭示瞿秋白的复杂与矛盾，则是革命家与文人之间的困顿与纠结，就是瞿氏自我解剖的“拿了狗来耕田”。

这样三个典型的中西比较文化研究，是有内容、有思想、有意味的，很值得品味和思索。在我，尤其是注目于瞿秋白。

这种比较文化研究，虽然是对中外杰出人物的心灵解剖，但他们作为伟大的代表，其中存在作为人类共性的东西，集中、突出、尖锐、“伟大”地表现出来，这对于凡人认识和解剖自己的心灵和心之困惑，也是富有启迪意义和警醒作用的。这应该就是王充闾这些历史文化散文的更普泛的教育意义和现实价值。

60.写少帅之心，又一个升华与开辟

《成功的失败者》—这个命题非常好，准确，实在，独到，“正中鹄的”。作者此见，高于一般。

写少帅张学良者，甚多甚多，无非接班、易帜、双十二、幽囚等等大关节，以生平事迹为主；但此处是写“心”，这就大不同了；尤其如何诠释其“心“，写其“心史”，就更不同了。年鉴学派认为历史都是后人的重构；这里，立足于“心”，重构张氏的历史和其人，就“独树其帜”了。

作者还有一个天然优势：他不仅是东北佬，而且是张氏的小同乡，都是盘锦人氏，而且，两个故家相距不远。

这里除了历史见识、诠释格局、分析意域，大不同于其他写张氏之著述；还有“政见”—政治事件和政治作为的分析诠释，非一般作家所能为。这是作者的政治生涯给予的优势和识见与体察、体验。

作者的立意很明确也很正确：“为少帅写心”。所谓“写心”，也就是他所有意规划的“着眼于展现传主及有关人物的个性特征、内在质素、精神风貌、心灵境界”。记得我在东北大学张学良研究会的一次全国性研讨会上，曾经提出过“扩大张学良研究的领域”的建议，得到认同；而充闾则是“反向”而提，以研究和抒写他的内心为圭臬，这是向研究对象的深化，如果前者是“扩大的再研究”；后者就是“内涵的再研究”。这是很可取的，这就决定了这本特殊传记的“成功的一半”。至于写《张学良的人格图谱》，那就更为深入，深入到心理层面、心灵深邃处了。

在写法上，他还师法前贤，向写了论述刘邦、范增、张良、晁错、贾谊、扬雄、霍光、曹操、诸葛亮等论文的苏轼取经，学习他的笔阵纵横、语言犀利、谋篇布局的匠心独运，从而获得启迪，学到技巧，而运用于自己的写作中。

张氏一生，风雨雷电，大起大落，既是成功者，又是失败者。成功与失败纠结，荣誉与屈辱混融。既是他造就了时势，又是时势造就了他。时势造英雄，英雄造时势，对他来说均适合。张学良的性格特征极其鲜明，作者对张氏心态性格，把握仔细准确，说他属于情绪型、外向型、独立型；活泼好动，易于冲动，善良果敢、豁达粗犷，重然诺，讲信义，勇于任事，敢作敢为。在他的身上，始终有一种磅礴、喷涌的豪气在；他胸无城府，“玻璃人”般的坦诚，有时像个小孩子。历史的吊诡是，这种果敢而粗犷、豪气喷涌而无城府的“玻璃人”似的性格的人，却身居少帅之位，立足历史前端，处理民族生死攸关的鸿图伟业。这就不能不把一己的性格，深深烙印于历史的褶皱之中。

这里涉及一个“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历史学母题。论伟大人物、英雄志士，躲不过这个母题。

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的观点是：

一、承认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历史的必然性丝毫不损害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

二、历史需要有伟大人物，如果没有，它就要创造出来；

三、伟大人物英雄志士的历史行为，或者是推动历史车轮前进，或者是拉起历史车轮倒退；

四、伟大人物或志士，给历史发展以形式。比如，俄罗斯的彼得大帝的改革，是用野蛮的手段来推行文明；秦始皇是用焚书坑儒来实行统一。

以此论张学良，日本帝国主义要侵吞中国，首先是东北大地，是以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来实现其罪恶目的，在中国方面，则是以“不抵抗主义”、“中国的军队有好几十万，恭恭敬敬让出了沈阳城”这种令人心痛屈辱的方式出现，这个“历史的形式”则是张学良这个个人给予的；西安事变则是张学良以举世震惊的“兵谏捉蒋”方式出现，从而推动实现了全民抗日的民族愿望，这又是张学良给历史发展以“形式”的表现，促进了民族团结，推动了历史前进。他的成功与失败，就是这样地影响历史的进程、给历史发展以“形式”。

王充闾之论张学良的成功与失败，论他的人格与性格，对他个人和对历史与民族的功与过，是在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的这种历史观的基础上来进行的。虽然他并没有引述这些理论，但其中蕴涵着这种理论元素和批判精神。也可以说是蕴涵着这种历史哲学。当然，其中还深蕴中国丰厚的历史学遗产中的史识与史德，“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历史主义原则。

61.时代精神的产物和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

读王充闾这一成系列的历史文化散文，我想到他和他的作品与时代的关系。

我觉得，应该说他的这种文学作品，一方面是时代的精神产物，一方面又是反映时代精神的作品。时代成就了王充闾，王充闾以他的作品反映了时代。这应该看做是一位作家的可喜的成就和奉献。

文学和社会是分不开的，而社会是“时代的社会”，它和时代也是分不开的。我很奇怪的是，前几年在一家党报上，看到几位知名教授大谈什么“文学与时代没有关系”，这论调，使我惊讶不已。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和反映，这是基本常识呀，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维克勒、沃伦在美国文科的基本教科书《文学理论》中，都突出而详尽地论述过文学与时代、与社会的密不可分的关系，这是非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文艺理论家、教授的论说呢；至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就更不用说，是“历史-文化批评”，绝对地肯定文学是时代的产物和反映的这个基本论断。再说中外文学史上的事实，在文学史上留下刻痕的世界各国的著名作家及其作品，之所以流芳百世，就是因为他们的作品反映了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从古到今，概莫能外。但丁、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巴尔扎克、司汤达、雨果、普希金、果戈理、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契诃夫，等等等等，不都是如此，不都是明证吗？你听丹纳说的多么好：

这个艺术家庭还包括在一个更广大的总体之内，就是在它周围而趣味和它一致的社会。因为风俗习惯与时代精神对于群众和对于艺术家是相同的；艺术家不是孤立的人。我们隔了几个世纪只听到艺术家的声音；但在传到我们耳边来的响亮的声音之下，还能辨别出群众的复杂而无穷无尽的歌声，像一大片低沉的嗡嗡声一样，在艺术家周围合唱。

这段论述所论证的主旨就是：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同时代、同同时代的群众，是一致的、相通的。群众和艺术家的作品，在当时和几个世纪以后，都会产生共鸣，都在合唱。他们之间有着音乐中的主调与和声的密不可分的关系。

我为什么唠叨这些？也是有感而发。因为现在既有上面所说的“教授新鲜理论”；又有作家们的实践呼应。新时期以来，文坛回响着这种声音：“我写我自己”、“我的写作与时代无关”、“离时代越远越好、越高超”，还有什么“下半身写作”、“写下半身”等等；还有什么反社会、反理性、反理论、反传统、反崇高、反审美等等。其实，他们自己的这些“宏论”、“高调”，本身也是时代的产物，只不过是消极的产物而已。想想，上世纪40年代，血与火的时代，能产生你们和你们的宏论和大作吗？以后的50、60、70年代，以至80年代早期，能产生你们和你们的宏论和大作吗？产生了，你们能够存在吗？打你个什么分子之类“没商量”。说实在的，这种宏论大作，说是“脱离时代”、“与时代无关”，却正是像鲁迅所讥讽的：是自己拽着自己的耳朵要离开地球。

在这里讨论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要在大局上，肯定王充闾的创作方向及其作品的思想意义和艺术价值。作品足称“时代的精神产物”，“反映了时代精神”，这是作家的光荣和成功；他的作品，会在后世存在并谛听到群众的和声。

还是桑原武夫的话：“人类历史的发展，尽管伴随着无限多的错误与罪恶，但在此过程中，自由的人却在逐渐增多，这个事实可以称之为进步，而文学就反映了这个进步。”他举例说，拿希腊神话《达芙妮丝与库罗恩》和萨特的小说比试孰优孰劣，是愚蠢的；但是，“后者与前者相比，反映了人类社会取得了更多的自由，技巧也更进步了”。以此论，来论王充闾的散文，就能够感觉到，他的大量散文，论述、评骘了众多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并专门论及皇帝。这也不是偶然的。从大的生活环境和时代背景来说，他的这么一大批历史文化散文，正反映了历史的进步，我们的自由更多了，更重要的是，我们在思想上和文化学术、文学艺术上，也都进步了，连技巧也进步了。王充闾以他的大批历史文化散文及其达到的高度和深度这种成就，体现了这种历史的、民族的、文化的进步。他是这种进步的代表者之一。

我唠叨这些，也不知充闾同志是否认可？别人又以为如何？愿听方家指正！

62.讨论“历史意象”及其他几个问题

阅读至此，我以为可以也应该讨论一下这个属于历史哲学的问题；凭此，可更深一层地分析、理解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

德国历史哲学家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巨著《西方的没落》，起笔于1912年，初稿趋于完成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1914年，而第一卷出版于战争即将结束时的1918年。它的问世，不仅震惊当时，而且，在今天看来，更加具有现实的意义，令人瞩目和深思。因为，美国历史学大师雅克·巴尔赞的《从黎明到衰落—西方文化生活五百年，1500至今》出版了。这部巨著，出版于2000年，即20与21世纪之交。作者著此书，30岁时构思、50余年酝酿、85岁动笔、93岁出版。这部历史巨著，在《西方的没落》问世90多年后，继其余绪，又一次唱出了西方文化衰落的挽歌。—我特意把两部巨著的著述过程和起笔、完成、出版的年月标出，是想以此将之纳入时代的巨流和历史的大潮中，来思考它们的深沉的历史与哲学的意义以及现代价值，并且提供一个今天“抒写历史”或“历史抒情”的文学作品的产生背景，并试图借此来讨论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的创作大背景和现实意义。

斯宾格勒之巨著，从起笔、撰写到出版，均与“一战”之起迄叠合，这不是偶然的；它标示着“一战”之爆发，即开始显示西方文化的下落趋势；而雅克·巴尔赞之巨著，则是经过近一个世纪的观察和酝酿，切实把握了西方文化的衰落运命，才“横空出世”。这表明，西方文化的没落，从20世纪初到20与21世纪之交，历经百年风雨岁月，终竟到达末期。当然，这都是从最深层的、基质的层面上的观察和结论，而在“外层”上，西方文化虽然衰败其内，目前却依然显其辉煌于世，尤其在现代科技方面，但在人文方面，却衰相败露。

季羡林先生大概未及见到雅克·巴尔赞的原著或译本，但先生早就断言“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西方文化没落了；又说：“西方文化没落了，怎么办？有东方文化在，有中国文化在”。虽然有不同意见，他仍然坚持。我是同意季先生意见的。不过，当先生健在时，我未曾就此事发过言，以避攀附之嫌。但先生离世后，我就此问题，详细地发表了同意先生论据的意见。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即有美籍华裔学者提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的论断，但不仅遭到质疑，而且引起非议。现在，事实证明此论非虚，今日之中国在世界上举足轻重、一言九鼎，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极为重要的作用。而且，正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国际上就产生了“回眸东方”、重视中国文化的大趋势。

从广阔的视野眺望，历史文化散文的兴盛一时，就是在这种国际、国内大背景下产生的。它们在客观上，在文化底蕴上，正是对这种文化大趋势的回应；正是对“文革”历史混乱的拨乱反正，欲以正史“以正视听”，把正确的历史观输入读者群中。而且，也是在此背景下，中国人产生了文化自信与民族自豪感。作家作为时代的感应神经、民族的思考人和发言人，自觉或不自觉地，用文学的形式，作出自己或浅或深的反应与反映。

属于这一“文学兴盛”之中的王充闾系列历史文化散文的思想学术和文学意义的蛛丝马迹和深层意蕴，即在其中。

在这里，我再进一步探讨一下王充闾作品在这方面的具体表现。

斯宾格勒在他的著作中，专设第三、第四两章，来讨论“历史和历史哲学”问题，其标题分别为：《世界历史的问题（A）观相的与系统的》和《世界历史的问题（B）命运观念与因果原则》。我不可能哪怕稍微细致一点地来简述其极为丰富的内容；但为了讨论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却想借此移用三个可取的历史哲学的概念和命题。一个是“整理历史的材料”，一个是“历史的意象”，一个是“历史”与“现在”的血肉关系。

第一个是“具体的”，但有抽象的内在含义，第二个则是抽象的，但有具体的内容。第三个则是“很现代”的。

我以为，这三个寓意深刻的历史哲学命题，适用于讨论王充闾和他的“中国的历史文化散文”。

63.王充闾的三个历史哲学命题

所谓“整理历史的材料”，不是一般地盘点历史，而是有因缘、有机缘、有现实依据和紧迫性，因此也是有目的地，对历史的回顾、思索、考究，欲从“历史的考究和沉思”中，得出“现实的答案”。

还有逆反的探究心理：你们把中国历史说得那么黑，连红色三十年代的历史，甚至新中国的十七年历史，都是漆黑一团，遭到鄙弃，那么中国还有历史吗？中国历史、传统文化就那么坏到底了吗？现在，第二次解放了，且让我们翻开历史来看个究竟吧。而且，还有有识之士，要探究犹然顽固存在的封建主义的根底及其现实形态与危害。一个是逆反的心理，一个是反正的心意，合而为“整理历史材料”的思潮。

还有积极的方面，促使这种文化局面的出现。那时，所谓“亚洲四小龙”，即香港、台湾以及韩国和新加坡四个新兴经济区的兴盛发达。这四个地区，两个属中国领土，两个是深受中国文化影响的国家，它们同属于汉字文化圈，都是秉持儒家文化为根底，取得经济起飞的成效，创获了东亚现代化模式。于是，儒文化以至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阻遏现代化而是可以促进现代化的文化，这种论证，风靡全球。正在重新兴起实现四个现代化浪潮的中华民族，从中得到巨大的鼓舞，燃起了信心，因此对传统文化、对中华漫长历史，产生了了解和探究的热诚，并萌发了学习应用于当前现代化事业的思路。

“整理历史材料”，就是这样兴起的。其时代表现，除了历史研究与文化研究的学术著述不断问世，文化热热遍神州，就是历史文化散文的产生与勃兴了，当然，还有寻根文学的产生。

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就是在这种历史时期和时代要求下和氛围中，在这一历史文化热潮中出现的；不过他既不是“首义”者，也不是跟风者，他是在这种“热”的中途进入阵营的。这说明这至少是观察和思索之后的作为。文化的现象和潮流，往往是“中途进入”者，方是坚持不懈并取得真成就者。

从以上的回顾中，可以更深地体察出，历史文化散文的深沉的世界的、历史的、民族的与时代的意义和价值。

就王充闾的创作来说，如果说这是“跟”，而“跟”中有“创”；那么，下一个命题，就是“创”了。

“历史的苍茫”，具有一种迷漫隐晦而又颇具意蕴的内涵。它正是面对被搞乱了的中国历史的现状而提出的。这种“历史的苍茫”感，尤其面对漫长的中国历史更加深沉；又尤其是面对被遮掩、歪曲、涂抹、造伪的几千年漫长历史，更是这样莽苍苍，迷乱人眼惑人心，诱使人也逼迫人去一探究竟。而王充闾的一系列抒写“历史的苍茫”的历史文化散文，正是既写其苍茫，又揭示其苍茫中的意义和真谛，虽为一家之言，然而言之有理，启人思绪，抒写博雅，便招人一读为快。

“事是风云人是月”，提炼了一种有趣的历史意念：历史事实好比是风云，而人物，则是风云中的月亮，这比拟，揭示了它们之间不可分又各有风采、各具意义的血肉关系。这个历史意象，适用于许许多多“史实”与“人物”关系的认识与分析、解读。

“龙墩上的悖论”这一历史意象，就更具历史与文化的意蕴了。这“悖论”，不是发生在一般地方、一般人身上，而是在“龙墩”上，在“皇帝老子”身上，复杂、尖锐、奇特、诡异，无所不用其极；但是，这种特异、个别的悖论，其深层意蕴或曰“说到底的意思”，也有与一般人相通之处。既启人思索皇位、极权、至尊的终极意义，也可发人深思：人生与生命的真谛与价值究竟何在。它是一个既是特例又具普适性的命题。

“人格图谱”意象，应该是研究历史人物与历史的十分有趣的议题，又是可以使历史与历史人物研究深入究底、触及腠理的“切入角”。多少历史事变与事件、多少英雄的故事、多少奇人异事、多少宫廷争斗宫闱秘史，可以从人物的“人格图谱”中得到进一步的诠释与“解密”。这一“历史意象”，具有广泛而深沉的意蕴，可为一把历史“解密”、“诠释”的“个体-私人钥匙”。

至于“历史与现实的血肉关系”，斯宾格勒解释他提出的“浮士德式的历史研究”时，说道：“这样一种研究意味着我们有足够的超然去承认，任何的‘现在’都只是因为有某个特殊的一代人为参照，才成为现在的”。这意思就是，都因为有“历史”为参照，“现在”才成为“现在”。也就是说，只因为有历史的参照，现在才得以存在，“历史”是“现在”存在的前提。这不仅好像是有父祖才有子孙，而且还因为只有拿“历史”来对照，才能够认识“现在”的性质和意义。那么，上世纪80—90年代的历史文化散文的产生，回顾、述说、论列的是“历史”，诠释、反视、究诘的则是“现实”；特别是此前几十年的历史，以及被歪曲、丑化的历史，并理解、正视、重视当前的“现在”，是沿着正确方向进展的。这就是当代历史文化散文的现实的深层意义和价值。

王充闾的历史文化散文即是这种文学大潮中的一朵硕大的浪花。

64.为庄子立传—新创获、新成就、新境界

为庄子立传，本是一个难题。一是生平事迹少，文献记载有限得很；二是解读难。一般为其写文学传记的作家，难于解读，学养难达到；为其撰写学术传记的学者，文学修养不足。本书作者则二者皆具，并且，学养丰厚，文学擅长。

所以，定性：这是一部学术性文学传记，又是一部文学性学术著述。

定位：这是一部优秀的具有学术特色的庄子文学传记；也是一部具有文学性的论述庄子的学术著作。可为“庄学入门”，可做“庄子读本”。

我很欣赏作者定庄子为“性情中人”；这是学术的解读，更加是文学的解读。关于庄子的“五境”、“五界”、“五域”说这种概括，既是学术的又是文学的；关于庄子的“十大谜团”的提出和解读，也都有学术性和文学性。命题本身就如此；而陈述、解读、诠释，学术为骨，文学是血肉。尤其“‘前古典’与‘后现代’”的“首尾衔接”的提出与诠释，是颇为精彩的。这使我想起海德格尔的与老子“殊途同归”性的“学术终结”。—海德格尔说“思中持久的因素是道路。”并明言他所言“道路”，就是“老子的‘道’”：“一切是道”。

这些，都具有独到性、独创性，在学术上和文学上皆如此。所以我以为，这部论述庄子的著作、这部庄子的文学传记，可以属于目前学术界新兴的新子学的范畴。

我且尝试归纳言之，约如此数条：

一，庄子传本不好写；但王著写得很好；计有三好：第一，内容丰富。—对于写庄子来说，这是比较难的，因为生平资料少，而过多讲学术，又多“阅读障碍”；第二，诠释准确。这在学术上也是比较难，甚至可以说是相当难的；但王著写来显得雍容开阖，说理充分，诠释得体，并提炼、归纳了自己独特的“解庄”范畴、理念和概念；其中既有继承前代学者诸多研究成果的论说，又有自己的理解发挥和解读；第三，表述具有学术与文学结合融汇的特色和胜出亮点。既具学术的骨骼，又有文学的血肉，两者契合无间，是把握了“庄子精神”者，方能为之的。

二，提出了“读庄-解庄”的根本要求，就是：心灵投入；心境契合；灵魂对接。这三条提得很好，很有见地，是读庄、理解庄子的“心之钥匙”、“学术门径”，这也是王充闾的重要心得。如果没有心灵投入，读庄，就总是“隔”的，论述解说，“以学术对学术”，不关心灵，难得其神；而如果没有心境契合，则难免南辕北辙、隔靴搔痒；倘若灵魂不对接，则会在低层次上，与庄子对话，或矮化、世俗化庄子。

三，提出庄子是“性情中人”，是把握庄子精神、理解庄子思想学说的，既脱俗又抓住亮点特色、深层意蕴的提炼。他解读“性情中人”说：庄子“怀有极其鲜明的恨和爱他在‘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地抽打着生存的现时及其统治者，心中充满着愤懑、恨怨之情，冷嘲热讽，喜笑怒骂，有时还血气贲张”。这是怎样的一种“性情哲学”、“哲学性情”！如此解庄，抓住其特性特色，点其思想-学术之“穴”矣，如此，庶几可得庄子思想学术之“神韵”。

这使我想起海德格尔说的“思”与“诗”的关系，他说“思与诗不可分”、“诗是‘思’之诗，思是‘诗’之思”。海德格尔的这个概括，很符合庄子的思想学说的特色：思与诗的结合。“性情中人”，即二者会合为一了。庄子之文，虽非诗句构成，如海德格尔所论之荷尔德林，而是散文语言；然而，其文气之宏阔飞扬，其文势之恣肆汪洋，其想象之奇诡神妙，其语言之放言无忌、抑扬顿挫、陈义深邃、隐喻比譬、丰富多彩，其故事寓言之充满篇章、随遇而得且寓意奥义，如此等等，不是充满了深沉的诗意，堪称诗作吗？此其为“性情中人”也！

五，庄子“十大谜团”的归纳、提炼，实为妙文，令人击掌。而且，其解读诠释，进一步发挥、推进、演绎，颇具深度，引人入胜。以“谜团”的方式来解庄，是一种讨论的方式、研究的方式、启人思索的方式；敢于这么提出问题，是一种学术自信；能够这样解“谜”，是一种启发性、创造性的解读方式。

试看这十大谜团，一个个都挺有“味道”的，—是学术味道、思想与思索的味道，也是研究问题和解析问题的味道。《庄子传》之胜出与优异，这是一个突出表现。

试说一说这十大谜团的“味道”。

简化一些说，十大谜团是：①冷眼／热心；②有情／无情；③权变／游戏；④秕糠富贵／感叹处世；⑤“虚己”／“不失己”；⑥死／生；⑦道可言／道不可言；⑧辩无胜／却辩解；⑨鄙薄艺术／成就艺术；⑩前古典／后现代。

这十大谜团是什么？是人类在认识史上，不断遇到的“天问”即“谜”，人类永远不断地面对这些谜团、解答这些谜团，又否定答案而再续提出、又再续解答。庄子作为伟大的古代思想家，敏锐地感受到这些两相对立的矛盾，反映到他的思想中，就构成他思想上的矛盾，即“谜”；他却又试图回答这些谜团，形成“十个问题”、“十大谜”。重要的不仅在于他思想中存在这些矛盾，产生了这些“谜团“；更重要的是他在论述中提出了、反映了这些谜团。也许还应该说，更重要的是“作不是最后回答的对回答的思考”，即提出矛盾、解析矛盾、思考矛盾，留下谜团待解析。

至于王充闾解庄，一方面是继承了前辈学人的种种研究成果，汲取了他们分别提炼出的这些“庄子之谜”，又从而发挥、发展，归纳成为“十大谜团”。同样，重要的不仅在于提炼出“十大谜团”，而是对这“十大谜团”的分析与解读，前面我之所以说这部《庄子传》可视为现今兴起的新子学的一个成果，是因为传统的子学，不是全部，至少是有一部分，把子书作为一种文化化石来对待、来解读，也就是尽力弄清、解析它的“原意”。这当然是必要的、有益的，于解读子书，功不可没；但如止于此，却是很不够的。而新子学的兴起，就是要对子书进行现代诠释，发掘和创获它的现代意义及其对现代的意义。这里包含两层意思，一是现代人对子书的解读和诠释，获得现代人创获的“意义”；第二层意思则是，这种“意义”，对于现代的社会生活、经济-社会-人生的意义。王充闾的《庄子传》，其中许多新意、新义、新解读、新诠释，就具有这样两层现代意义。这不就是它具有新子学创获的意义嘛！能够做到这一点，能够达到这个水平，不是很容易的，是要具备相当的学识、相当的文学水准，才能臻其功的。

故此，我感觉这种著述，在辽宁文学界，唯王充闾能为；在全国，不敢造次，至少可说“难觅其二”。我看过一位大作家写的读庄子的著作，也看过一本大艺术家写的关于庄子的别样的著述，恕我斗胆言之，它们有点把庄子“矮化”了，浅薄化了，也世俗化了。也许于普及有功，但使人有“野狐禅”的感觉。

这部传记的学术范型很有创造性，在内容上，有独到处，对庄子思想学说的解读，令人信服。

至此，作者的创作有了一个新创获，取得了新成就，达到一个新境界。

歌德在他的《歌德自传—诗与真》的第二部的扉页，引德国流行的古语：“一个人在青春时期所企望的，到老年便得到丰收。”这话语所含的真理，颇为适合王充闾。他，确实是青春时期所企望的，到老年得到丰收了。不过，这句德国谚语，说出的是某种事实和规律，但不是普世的、必然的铁的法则。青春时期所企望的，到老年完全失望，成为泡沫，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生，世上很不少；真正得到丰收的，只有那些在“三分人事”上，尽心尽力了，付出辛劳了的人们，才会得到丰收。王充闾属于后者。他的文学自传具有教育意义和社会价值，也在于此。不仅仅是“当作家”，无论做什么，都是在“三分人事”上做得够了，才能老来丰收，否则就会是“少小不努力，老来徒伤悲”。

余论

65.浅见

说“浅见”，好像有点抬高自己；因为既谓浅见，虽说“浅”，总还有点“见”，但我这里只是说一种感觉而已，谈不上有什么“见”，所以还是说“几点感觉”比较合适。可是已经敲上“浅见”了，我也就懒得改了。说明一下就得。

这也不过是一点想法，未必可取，只是觉得如果这么做，对散文的写作，会起到一定的好作用。

也不知可不可以这样说：在充分的现实主义中，加进一定的浪漫主义的元素。王国维说中国古代的文学传统，一个是北方的《诗经》，一个是楚国的《离骚》，《诗经》很写实，《离骚》，想象飞扬，香草美人，上天下地，充满浪漫情怀。那就在《诗经》的襟怀中，加进一些《离骚》的风韵。或者换个说法，在“杜甫的风格中，加进一些李白的神韵”。这么建议充闾，能否成立？

还有一点想法，就是：何妨写一写契丹族和辽代，写一写女真族和金代，写一写满族？其实他在《龙墩上的悖论》中，已经涉及这个题材和主题。

为什么有这个想法，不妨试着申说一下。首先，宋、辽、金，是一个历史时期的中国的整体；如果抛开汉族历史观，它们三个朝代是并立于中华大地上的。美籍华人历史学家黄仁宇论赵宋时曾经说过：“我们却不能完全保持过去多数民族的观点，抹杀少数民族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一是，宋朝的发展，不能不受到契丹之辽与女真之金的影响，事实上是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宋因而分为北、南两宋，经济-社会-文化的发展，都受到消极的和积极的影响。现在，中外史学界关于宋朝都有新的研究思路和新的看法，如《另一半中国史》、《重新发现宋朝》等著作的出版，国外有的史学著作认为，宋代是世界现代化潮流的最早滥觞。其影响所及，不能不引发对于辽、金的新的研究。我想，比如一个“澶渊之盟”，就很有可写头；“靖康耻”，也可以分析探究的吧？

二是，至于辽、金本身可研究者和需要研究者，也都很丰富，有特点。拿辽来说，契丹族就很可以研究，单说胡服骑射，改变汉族的峨冠博带，就是日常而又重要的影响；人物方面，耶律阿保机很可以研究，很可以写；让国太子耶律倍可以写，耶律楚材，一代名相更可以写。女真族和金代、满族和清代，也都是如此，不一一列举了。

这种情况，对于东北人来说，就更应该写了。而且，从王充闾来说，出生地与医巫闾山的关系密切，那儿正是与耶律倍、耶律楚材有历史渊源之处。

基于这些，我觉得充闾可以考虑，写一写他们；也只有他能够写，也能够写好。对于宋史、辽金史和清史，都能写出新篇章，在王充闾的作品系列中，也能出现新篇章。

66.“攀登，苦，并快乐着”

另外，冒昧提一个不怎么有把握的意见。

攀登，并且快乐，这意思和意境都很好。但是，这一章的题目，可否不采取“苦，并快乐着”这个表述方式？我一直觉得这种表述，不够雅驯。好像是从一位中央电视台的著名主持人的一本书名开始，使用这种“把一个固有名词拆开来，‘夹馅’表述”的方式说事，如“痛，并快乐着”等等。

我觉得，以作者的高层次学术文化修养，可以有更好得多的优雅富诗意的表述，甚至可以以诗句为之。结尾很重要。

附记：接受这个意见，充闾已将第六章题目《攀登，苦，并快乐着》改为现在的：《攀登，乐在苦中》。

67.关于文学的基质和人民性问题

行文至此，我想探讨一个问题，一个文学的本性的问题以及文学的人民性问题。

一篇是长篇学术论文：《文学的三重基质与时代使命》，即论证文学的“基本质素的社会性”、“本质上的现实主义基核”和“必然具有的文化质地与文化含量”。秉此，我提出文学无论什么流派，本质上都是广义的现实主义的。就是它无论怎样脱离现实，魔幻也好，科幻也罢，还有什么什么奇谈怪论的主义也好，现代派呀、后现代呀，等等，什么只写自身、写内心、写性灵等等吧，还有脱离时代呀、“回到文学本身”呀，等等；可是本质上，客观上，却都是现实生活的本质的、正确的或者是歪曲的、变形的、侧面的、隐在的反映，都具有一个现实的基质。任何文学作者和作品的“孙悟空”，其人其文，都跳不出“社会现实”这个如来佛掌心。

还有一篇是短论：《文学的三不朽精魂》，它们是：使命感、人文关怀和良知激情。从发生学角度来认识和诠释文学，它的本质在原始人类的巫术活动中，就决定了它的本质。这种活动，为了狩猎的成功、部落械斗的胜利、驱魔除病、保佑健康和多生子女等这种生命需求的使命，而请神、通神，顶礼膜拜，祈求神灵、鬼魅、先人，福荫保佑，降祥赐福，其内涵充满人文关怀；而为此，他们迷醉狂放，歌之咏之、手之舞之、足之蹈之。其情感之激越，达于疯癫迷狂，与神共舞，与鬼同唱、与鬼神同在。自从巫术将文学、诗歌、音乐、舞蹈、戏剧以及原始科学与宗教，混合一体地创造出来之后，文学的这种基质，这样三个精魂，就一直存在并不断地发展、提高、升华、变形；但“精魂永在”，而葆其基质于体中。不变不易。若有变异、弃置，就失去文学的精灵，而沦为非文学、次文学。无魂无魄。

总之，文学的本质上的现实性和社会性，文学的三个不朽精魂，文学的人民性，三者贯通一气，是文学的生命线、存在价值、历史意义之所在，它的作者和作品的稍纵即逝还是永垂不朽，皆取决于此三者的有无、深浅与厚重、意境之高下。历数古今中外列名世界文学殿堂的作家及其作品，都是既具此三者且为杰出与伟大者。

他在前节《憧憬》中，结尾的自我总结，表露了其心声和创作的“核心理念”，已经把此处所论包含在内了，这是一段精彩的自述和表白：

好的散文应该是具备个人的眼光，心灵的自觉，精神的敏感，提高对客体对象的穿透能力、感悟能力、反诘能力，力求将深邃的思想和独特的智性，将自己的富于个性、富于新的发现和感知的因素，贯注到作品中去，努力写出个人精微独到的感觉，特殊的心灵感悟；要善于碰撞思想的火花，让知识变成生命的一部分，使理性的思考和感性的生命体验有机地结合起来；应该带着强烈的感情，心灵的颤响，呼应着一种苍凉旷远的旋律，从更广阔的背景打通抵达人性深处的路径，充满着对人的命运、人性弱点和人类处境的悲悯与关怀。

这里，文学的人民性、文学的三个不朽精魂，皆在其中了。

可议可探讨的只是“良知激情”一项。

“良知”毫无疑义地存在。那些品评历史与历史人物的历史文化篇章，都有着“良知”的意蕴，均以“良知”—人类的与中国的“良知”为底里、为内蕴、为根基。只是“激情”二字，尚可一议吧。“情”是有的，故事的述说，有情在，叙事状物，笔锋含情，寄情山水，情意在焉。那么，就在一个“激”字了。“激情”如何？—尚待增进。可不可以这么说？

深流潜在着急湍，浅水泛滥着泡沫。也许，那些历史文化散文，在历史与哲学的潜流里，隐藏着激情之流的“急湍”？我觉得，有这种存在，但不够多、不够经常。是否可以再增加、再丰富、再“激起”？可以考虑吧。但也不能太露，太“激起”，究竟不是抒情散文，究竟不是少年为文。老到、沉郁、深挚，可为“激情”的表现形式。—唉！这种“车轱辘话”，也不知是否把问题说清楚了？

只供参考吧。

68.作家-学者的研究路径与成长道路

有论者指出，王国维的研究发展路径是：哲学→文学→经史；王充闾则是文学→经史→哲学。这里反映的不仅是学者和作家-学者的不同；更主要的是起步的不同和心性的不同。君不见王充闾是“我见文学多妩媚”，他是文学心性出发、垫底，发展中，向着经史“进军”，以文学的眼与心、见识与心得，以经史为材料、对象，发而为文，知人论世，既有历史感，又有现实感；而后，更进而向哲学提升，使作品的思想深度和意蕴均得以深化和升华。我曾论鲁迅与胡适的不同心性：一个是“艺术心性战士身”，一个是“逻辑心性学者心”。虽然鲁迅同时是学者，胡适同时是作家，但归根结底，他们的身份和贡献是在不同的领域的。

这里只是讨论人的心性，对他的成长和奉献，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而绝不是拿王充闾来与鲁迅、胡适这样的大师们类比。

69.充闾的“文学城堡”

有人提出过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文学城堡”的概念，我借取这个命题，也来简单说说王充闾的“文学城堡”。

先要说一下，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可以说有自己的“文学城堡”的；作品内容的丰富程度、思想的应有高度、艺术性的成就，以及作家本身的思想修养、艺术素养、文学成就等等，都有一个数量指标和水平要求，不达标者，是不足称“文学城堡”的。

王充闾以他在上述几个方面的成就，可以说他是筑就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文学城堡”的。那么，这个王氏“文学城堡”，是什么样的？

首先是其性质吧，它的构成因素吧？王氏文学城堡，是“文学-学术”二重结构的；这是他属于“学者-作家型”作家所决定的。前面说过，他的发展系列是“文学→学术→‘学术-文学结合’”体式。因此，优游这个文学城堡的路径是先接触文学，在文学中获得学术，但又在学术中感受文学。这里的审美活动和审美愉悦，是在文学的欣赏中，既有文学的感情感受，又有学术的智性收获。而且，由于其中蕴涵着哲思和史识，并潜藏着或表现了人生感悟和生命体验，欣赏者需要一定的知识准备，学术训练，具有能够接受的接受美学所说的“接受屏幕”和“期待视野”。

行走在这个王氏“文学城堡”里，需要沉思和体悟，走马观花、匆匆而过，不行；只注重文学，所得受限。文学欣赏与思想体察与学术陶冶结合、浑融，才是“正道”。

现代派文学理论中的俄国形式主义理论家什克洛夫斯基提出过一个有趣的命题：“城堡上的旗帜”，我借用这个有趣的说法，但意思不同，来说王充闾的文学城堡上，飘扬的是什么旗帜？可不可以这样说：那里飘扬着“文学-历史-学术”并列的“三色旗”。

王充闾每天就徜徉于这个他自己所创造的“文学城堡”里。

他读书，研究，思索，写作。他是孤独而不寂寞。而这种孤独，是他的心智所求，是超脱世俗、规避世情的，有意的孤独，自我制造的孤独。这是哲学意义上的孤独。但他又并不孤立、孤寂，他通过现代科技，通过网络，与外界联系，与出版机构、新闻媒体的人们，有着密切的联系、经常的交流；他们也会向他汇报、与他沟通；当然，还有书报杂志等等的信息流通。更重要的是，他与政界、文坛、学术界、高等学府的高层知识人士和精英，保持着思想与文化的经常的、深层次的交流，等等。所有这些，使他保留着、进行着与世界、与社会、与人间的信息交流。但他在“文学城堡”里，既接触社会、“食人间烟火”，又超脱于生活，并超越生活，保持自己的独立和清醒。于是才能产生他的不断产生又不断提升的文学作品。

祝福他在自己营造的“文学城堡”里的物质与精神的生活幸福美满！

70.结语

前已述及，《从黎明到衰落》的作者雅克·巴尔赞认为，学者、作家的写作，与“出生地塑造”分不开，现在借用他的这个命题，来讨论王充闾的“出生地塑造”与他的成长和日后写作的关系。对于王充闾来说，所谓“出生地塑造”，就是“盘山县-狐狸岗子”对他的塑造。那么，这是怎样的一种塑造呢？用丹纳在《艺术哲学》中的论证来说，就是三个方面即“种族，环境，时代”。以此“代入”王充闾生平，就是东北大地的南大荒，带着浓厚茫荒气息和风土人情的、犹待开发的，上世纪40年代末期的，“盘山县-狐狸岗子”，—环境；与满族有着血缘和文化因缘的家族世系，耕读人家的家庭和对他的早期教育及其熏染的意义和作用，—家族；还有就是人民解放战争末期即人民胜利前夕的时代气候与社会环境—环境与时代。当然，不能忽视倒是应该十分重视他的父教与母教（这里有两种不同性质的教育：母教是人生哲理、价值观念的潜移默化；父教则是目标明确的国学范畴的文化传授），还有由父亲、魔怔叔、刘老先生等构成的在蛮荒包围中的一个“文化岛”。少年王充闾就成长于这个家族世系和具体家庭的，以及这座“文化岛”的养育之中。

以后，他进入新式学校，接受新式教育，接受新文学，打下了两种文化结合的知识基础，并初步形成了他的创作心理结构的雏形。

再以后，他自觉“补课”，在对西方文化、现代文化的习修方面，大有进益，并且日渐提升，完善和提高了自己的创作心理的构成和质素。

尔后，参加工作，历经变异，他在社会生活的熏染、陶冶下，也是他自己在观察、体验、思索的过程中，在他的文化选择和人生选择中，彻底形成、加固、发展了他的创作心理，形成自己的文学精神与思想体系，并在此基础上，从事创作，写出一批批历史文化散文。

在他经历了政界的“浮沉”与“平稳着陆”、文坛的“拼搏”与成绩卓著之前、之时与之后，他一直面对着三种选择也是三种考验。它们是：

1，“止步不前”还是“不断进步”？

2，“守成拘囿”还是“开拓创新”？

3，“从政升迁”还是“从文创获”？

他的选择和作为是：从未止步，而是不断进步。在作家群中，包括现今走在作家行列前排的作家在内，不少人是成名就止步了；主观的和客观的原因都有。有的成名作就是最高峰或“终止峰”，以后的作品，不断地重复自己；有的竟然倒退、下滑。而王充闾相反，是不断地进步，从未止步。只从他所说的“补课”时期开始说吧，他并没有补课之后就终止，而是不断地继续学习，进取，原有的国学基础，不断在增长、加固，西方文化的曾经的缺失，补课了，也没有结束，却是不断学习进展。这些，从他的作品的不断深化、进步上，表现出来了。至于著述和创作上，从“山水游记”，到“面对历史的苍茫”，到“龙墩上的悖论”，到“张学良人格图谱”，再到近年的《庄子传》，一步步，扎扎实实，一步一履痕，一步一提升，一步一深化，一步一升华。那种进步，从作品来看，鲜明、突出、深刻，从思想到艺术，从内容到文笔，都是如此。

在“守成拘囿”还是“开拓创新”方面，他的作品和著述，从来没有守成，在自己原有的“阶梯”上踏步，在文学创作和思想境界上，也成为拘囿原有的格局；而是不断创新，革故鼎新，开辟新格局，打开新局面。上述的“游记”→“苍茫”→“悖论”→“图谱”→“庄子传”，就是一部一个格局，一部一个提升，一部一个境界。几乎可以说，没有跌宕起伏，没有时高时低，而是“部部升”。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相当难能可贵的。

以上三项考验和选择，他都作出了自己不同一般、特立独行的、不同凡响的抉择。这是一位作家的抉择，是人生紧要关节上的表现，只有这样的抉择，才有他尔后的文学成就。

就这样，王充闾“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他的“文学城堡”坐落在政治中枢的左旁，却又与繁华闹市紧邻，同时，还接邻幽静的公园。他行走在三者之间，或通信息，或行交流，或听市声，或察民情，出而接触、理解社会生活，感受现代世情的脉搏；入则读书思考，以现实的、世界的、历史的、文化的、哲学的视野和沉思，酝酿创作的甘泉。他“心远地自偏”，既接触社会现实，又能超出而不拘泥于局部和“细小”的事实，但关怀社稷、情系苍生，从现实与历史的比照与思索、考究与诘问中，寻觅真理的端倪，揭示运行的规律、人生的真谛与生命的意义。因此，在他的“文学城堡”的城头，还飘扬着另一面“三色旗”：超然、超脱、超越。

海德格尔曾经拘守在自愿拘守的山上林中小木屋里，一支笔、一张纸，围绕着“存在”这个哲学“母题”，抒写他的旷世的静思与精思，奉献给世人。他这样深情地描写道：

南黑森林一个开阔山谷的陡峭的斜坡上，有一间滑雪小屋，海拔一千一百五十米。狭长的长谷底和对面同样陡峭的山坡上，疏疏落落地点缀着农舍，再往上是草地和牧场，一直延伸到林子，那里古老的杉树茂密参天。这一切之上，是夏日明净的天空。两只苍鹰在这片灿烂的清空里盘旋，舒缓，自在。

这里描写的不仅是自然环境，而且是海德格尔的思想和心境，也是他的哲思的境界。你听，他说：“这便是我‘工作的世界’”，他“自身的存在整个儿融入其中”。他说：“我倾听群山、森林和农田的无声的言说”，他下山到大学参加研讨和讲演，他和山民保持亲密的联系，因此他说：“这种哲学思索可不是隐士对尘世的逃遁”，而是“思深深扎根于到场的生活，二者亲密无间”。

另一种情形是亦为德国哲学家的费尔巴哈。他晚年蛰居乡村。恩格斯说他由于居住在乡间，不能同“与他才智相当或不相当的论敌论争”，并在论争中发展自己的思想，所以落伍了。

这是两种不同的情况。

我引用这些海德格尔的言说，引述海德格尔和费尔巴哈两位哲学大师的相同的生活境遇而有一进一退的不同思想状况，是想以此来启迪分析王充闾在他的“文学城堡”里的思想与写作的生活。

他虽然没有隐居，也不是蛰居乡间；但是他确实已经离职退休，居住在僻静的住宅区里，“深居简出”。他本可以在政界走动，成为二线的活跃领导，邀约也不会少，敦请也是频频，但他除了必须参加的重要会议或活动偶尔参加之外，一般都敬谢不敏，婉拒了；文界的活动、研讨，他作为领导和闻人，希望他莅临指导的邀请，自然是多多的；但他也是有选择地，或是严格筛选地偶一出席。许多娱乐休闲活动，他自然更是“出”者极少，“拒”者居多。但他不是“费尔巴哈式”，而是“海德格尔式”。因为，他保持了属于“社会交往”、“文化活动”、“学术研讨”以至“友谊聚会”的必要的参与，同时，他还保持着属于日常生活的，通过广泛深入的阅读，而谛听历史、哲学、文化的以及哲人大师们的“无声的言说”。所以，他的“思”与“文”，如海德格尔所说，“深深扎根于到场的生活”。

海德格尔引用他最赞赏的诗人荷尔德林的诗句：

人充满劳绩，

但还

诗意地安居在大地上。

然后提升为哲学的命题：“人诗意地安居”。

是的，王充闾充满劳绩和成绩、成功和胜利，但他诗意地栖居在他的“文学城堡”里。

他取得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马斯洛的人的层次性梯级心理需要，最高层的需要的实现：自我实现的需要。他已实现，在实现，将实现！

向他致敬并祝福他！

本书题名“我见文学多妩媚”，很好的书名，优雅而切实。总体读罢，感喟何限，乃不顾谫陋，无视露怯，胡诌打油四句以咏充闾同志，并为本文煞尾，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