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作为清代乾嘉之际扬州学派代表人物,作为著名易学家,焦循不仅以精研《周易》著称,而且以易学的理论,对传统堪舆学进行了认真的考辨和分析,语多精谛。特别是对明清两代广泛流行的堪舆之学,从学理上作了深入的批判,这在清代乾嘉之际的学术界,可谓空谷足音,对我们今天研究焦循的易学思想,其中不乏积极的学术启发意义。关键词：焦循易学堪舆学
焦循(1763-1820)，字理堂,一字里堂,晚号里堂老人,清代乾嘉之际的著名易学家。清代嘉庆十七年(公元1812年)十一月,焦循正在夜以继日地撰写《雕菰楼易学三书》,适逢友人汪掌廷(即汪光烜)从扬州派家人前来询问“堪舆”一事。为了答复友人之托和他周围人的请求,于是撰写了《八五偶谭》一书。据焦循《八五偶谭》卷首《自序》说：“余既病卧北湖之滨,日以注《易》为事,汪君掌庭自城中遣仆致书于余,问形法家十二长生,或主向上消纳,或主坐山消纳,争讼不能决,欲得余一言为信。余即书一纸,与使者持去。坐间适有治八五之术者,请问其义。余口说而彼笔之,遂得一卷,略加次第而系之以图,名之以‘偶谭’。所以质之能儒、能好学深思者,非术士所能知,亦不愿与迂泥者议也。”由此可知,《八五偶谭》实际就是焦循专论《周易》与堪舆学之间关系的著作。
现存《八五偶谭》一册,不分卷,系焦循手写行书稿本。封面原题“里堂先生八五偶谭”,并署“丙子秋月,得于金陵书肆,乃扬州之三余堂也”。可见焦氏生前著作,在其病逝后曾一度散失,并由后裔在南京书店出售。该书卷首附有九幅“三合宅法图”,卷末又有依《周礼占梦注》而草拟的“建厌图”若干幅,另附有“汪掌廷致刘恭甫书”信札一函。《八五偶谭》以主客设问的形式,列出二十六个专题,对当时广泛流行的以气、五阳、五行、八卦及罗盘指南针等堪舆学的理论依据和操作工具作了深入的辨析,并就堪舆学的起源、《周易》与堪舆的关系作了详细深入的阐明,尤其对当时社会上盛行的《葬书》、《青囊奥语》、《天玉经》等相宅之书作了有力的批判。由于《八五偶谭》迄今未见收录于现存焦循的各类著述,仅以孤本的形式流传于世,所以鲜为人知。然而作为焦循易学思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很有必要对它作一番剖析和评说。
一、三合与长生
“堪舆”的起源,一般认为可以推至中国的先秦时期。《周易》升卦九三爻云：“升虚邑”,《说文解字》谓：“虚,大丘也。”据高亨《周易古经今注》解释：“虚邑,邑之在丘者,故云升也。升虚邑者,不畏水患。古者洪水为灾,徙家迁国,利升虚邑。”《墨子辞过》也记载：“古之先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陵阜即指那些靠近河流的土坡。古人居处选择在土坡上,既便于人们取水捕鱼,又能够躲避经常发生的水患,故以人居高处为吉利,这也是后世堪舆家所说的“近水而居”的由来。
“堪舆”一词的本义是指天与地。《史记三王世家》：“臣请令史官择吉日,具礼仪上,御史奏舆地图,他皆如前故事。”司马贞《索隐》云：“谓地为‘舆’者,天地有覆盖之德,故谓天为‘盖’,谓地为‘舆’,故地图称‘舆地图’。疑自古有此名,非始汉也。”清代学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解释为：“盖堪为高处,舆为下处,天高地下之义。”不过,在古代,堪舆通常被理解为讲神谈怪。《汉书》引扬雄《甘泉赋》：“属堪舆以壁垒兮,梢夔魖而獝狂。”孟康注云：“堪舆,神名,造图宅书者。”可见,堪舆是中国古代人们对居住环境进行选择和处理的一种学问,其范围包括对住宅、宫室、寺观、陵墓、树落、城市等基址的布置形态和自然环境的利用与改造,并将自身和谐地统一于自然之间,从而追求一种在生理和心理上的满足与完善。然而千百年来,堪舆这一古老的学问,因其历代风水师的故弄玄虚,使它本来具有朴素科学原理的学问,变成晦涩而又神秘莫测的一种诬术。
“堪舆家”一名,最早出现汉代,但当时仅指那些通晓天文与地理知识的占候之士。如《史记日者列传》的褚先生记：“孝武帝时,聚会占家问之,某日可取妇乎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东汉时,民间风俗重视丧葬,王符《潜夫论浮侈》篇指出：“今京师贵戚,郡县豪家,生不极养,死乃崇葬。”为了寻觅理想的丧葬之地,从而导致风水观念的产生。如王充《论衡》中就介绍了当时的风水忌讳的种种情况。魏晋南北朝时,堪舆之学蔚然成风,出现一批诸如管辂、郭璞等擅长堪舆之学的大师,他们纷纷著书立说,堪舆之书层出不穷。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堪舆金匮》、《宫宅地形》到清代《四库全书》著录的《山法全书》,历代史志所著录的堪舆之作不少于二百余部。其中不仅有表、有图、有歌、有诀、有赋,而且名目也由“秘术”、“真诀”、“钩玄”到“拨雾”、“解惑”、“真机”等变得越发离奇。对此,焦循极为反感。他指出：
术士之书,丛杂不一,独三合、十二长生最为可徵。三合之名,见于《春秋谷梁传》,云：“独阴不生,独阳不生,独天不生,三合而后生。”谷梁赤乃子夏之门人,其说必有所授,是三合者,孔氏之遗言也。葬弃生气,三合而后生,舍此求生,难乎其为生矣。(《八五偶谭》)
(十二长生)即十二辟卦也。胎属子,复也。养属丑,临也。长生属寅,泰也。沐浴属卯,大壮也。冠带属辰,夬也。临官属巳,乾也。帝旺属午,姤也。衰属未,遁也。病属申,否也。死属酉,观也。墓属戌,剥也。绝属亥,坤也。复一阳生,姤一阴生,坐胎向旺,即坐复向姤也。坐则阳生,向则阴生,阴阳交媾,天地合德,葬弃生气,莫此为宜。惟坐复向姤,则复以下临、泰、大壮、夬、乾,阳长之卦,皆在来路。姤以下遁、否、观、剥、坤,阴消之卦,皆在去路。即小往大来之义。(《八五偶谭》)
十二辟卦,一称十二月卦,即除坎、震、离、兑四正卦外的六十卦,按照君、公、侯、卿、大夫五种等级,分成五组,每组十二卦,复、临、泰、大壮、夬、乾、姤、遁、否、观、剥、坤十二为第一组,故称十二辟卦。汉代易学家孟喜以此十二卦代表一年十二月,又具体代表一年中的二十四节气中的十二个中气(月首为节,月中为中),十二卦共七十二爻,又代表七十二候(每一节气分为初、次、末三候)。之所以将这十二卦来代表十二月,是因为这十二卦中刚柔二爻的变化正可体现阴阳二气的消长过程。因此,无论是“三合”,还是“十二长生”,实际上都是焦循以《周易》的理论来探讨堪舆之学的。
二、形法与术数
既然《周易》与堪舆有着密切的关系,因此易学中的一些术语也被堪舆家假借为风水相宅中的术语,如盛行于汉代的“纳甲”便是其中之一。纳甲原是汉代易学的术语,创自京房易学的积算之法。以甲为十干之首,举一干以该其余。后来三国虞翻又以八卦所属方位来推断天支的方位,如甲乾乙坤,相合为木,故甲乙处东方位；丙艮丁兑,相合为火,故丙丁处南方位；戊坎己离,相合为土,故戊己处中方位；庚震辛巽,相合为金,故庚辛处西方位；天壬地癸,相合为水,故壬癸处北方位。清人纪昀曾就《宅经》中论及阴阳八卦与相宅的关系时说：“以八卦之方位,乾、坎、艮、震及辰为阳；巽、离、坤、兑及戌为阴,阳以亥为首,巳为尾,阴以巳为首,亥为尾,而主阴阳相得,颇有义理,文辞亦皆雅训。”冯友兰在《中国哲学史》中曾给“纳甲”作了这样的定义：“以震、兑、乾、巽、艮、坤六卦,表示一月中阴阳之消长,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母,表示一月中日月之地位,所谓纳甲也。”这样,八卦、五行和干支便直接与方位、阴阳、日月方位组合在一起,成为堪舆相宅的基本理论。对此,焦循却持相反的态度。当有人询问“纳甲”之法,何以古今说法相异的原因时,焦循指出：
坎离纳壬癸,则始于虞翻。乾坤配甲乙壬癸,震巽配庚辛,坎离配戊己,艮兑配丙丁,此京房之说也。盖甲乙始壬癸,终乾坤,为天地父母包终始,六子长、中、少,自下而上缇于其中。沈括《梦溪笔谈》言之详矣。魏伯阳用为丹家修炼之诀。以月之朔望,从晦配之,已殊京氏本意,而纳法与京氏无异。虞翻生三国,时托孟氏易,造为郡吏陈桃之梦,谓《易》道在天,三爻足矣。乃以纳甲说《易》,而大紊京氏之旨。……余撰《易学图略》已详辨而深斥之。今之术士,拾虞翻之唾余而奉为异宝,不值一噱,又何足辨！(《八五偶谭》)
京房、虞翻作为汉代象数易学的代表,他们运用纳甲解释《周易》,尽管有种种缺陷,但他们创造性地开拓易学的取象方法,在中国易学史上自有其特定的历史地位。然而堪舆家将其移植并借用为堪舆相宅理论,那就失之牵强,既不符合易学的原来精神,也使堪舆相宅理论日趋繁琐与神秘。所以焦循进一步指出：
纳甲之法,不过假月出朋没之方耳。虞翻虽云坎离生冬,其称坎离,所纳仍为戊己,未尝遂以为壬癸也。今既纳壬癸,则坎离同在北矣。……此吾家延寿先生传之京房。近世用《火珠林》者,尚知宗之。乃地理不学之徒,既以坎离纳壬癸,又以三合羼之,乾坤艮巽遂不纳支,以乾坤坎离为阳,以艮震巽兑为阴,造为净阴净阳之说,彼术士不足计。特阴阳五行不外乎《易》,京氏虽及灾异,而其大旨不与《易》殊,奈何读羲、文、周、孔之书,而甘为无知妄作者所愚也,则良可恨也。(《八五偶谭》)
正是基于易学的立场,焦循又探讨了有关堪舆相宅的形法问题。所谓“形法”,顾名思义,即以考察山川地形选择有利环境的建筑理论。在堪舆家看来,选择有利的建筑环境,无非要考虑到“龙”、“穴”、“砂”、“水”、“向”等五大要点。“龙”指山脉,根据山形,即可判断其为飞龙、卧龙、降龙等,如三国时诸葛亮的住处被称为“卧龙岗”就是一例。“砂”即丘陵或高坡,它作为建筑宅基的屏护,实含有纱帐帷幕的内涵。“水”对于人的生活起居至为重要,而形法理论也每每将山与水相联系在一起,即人们常说的“水随山而行,山界水而止”。“穴”和“向”都是决定建筑的实际位置和方位。这五大要点共同组成了堪舆相宅理论的支点,一直为古代堪舆家所遵循不移。然而焦循却提出疑议,认为形法源自古代音乐。他说：
古人以律吕推测阴阳、五行,天地之气寓于声音,最为可凭。阳左旋,阴右旋,正古律吕合声之道也。张文饶云：五运六气,天之五行也。五音六律,地之五行也。纳音,人之五行也。测地之五行,而不本于音律之左旋右旋,不已傎乎！彼术士何足以知此！(《八五偶谭》)
根据北斗运行的规律与一年二十四节气的关系来说明气象与物象,并且又在古代音律的特征与相应的气候特征相通的原则上,将十二律与一年二十四个节气相配,从而认定古代堪舆学与古代音律相通,这不仅给堪舆学披上了神秘的外衣,而且也给古代音律涂上了神秘的色彩。
然而,焦循与堪舆术士不同,他并不赞同传统的堪舆形法理论,指出它是“弃生气自坐处弃之,术士不识十二辟卦,而仅知其三,则或山或向,挠挠不已者,皆盲说耳”(《八五偶谭》)。同时焦循对“三针”又作了如此界定:“中针缝针,古不必有。古人以干合支,其界限必以目力精审之,后人设此二针,以为之界限。譬如古人用算策,但纵横纪数,近世西人于筹上书写乘法,其用为便,而义则仍古之算也。正针横列为二十四山之全,中针缝针纵列于正针之夹缝间,为二十四山之半,用中缝两针,仍是用正针或欲不用缝针,或欲不用中针,皆不学也。”(《八五偶谭》)为了使堪舆更符合阴阳八卦的易学思想,焦循将罗盘三针的顺序改造为如下的图式:
在焦循看来,三针的转向是有规律可循的,他在《八五偶谭》曾详载其说。”为了进一步论证其三针指向,焦循认为,就申而言,它近庚,而用庚为申,是以申合庚,此用缝针之支,申合中针之干,庚而为正针，庚申合半。丑近癸,而用癸为丑,是以丑合癸,此用中针之支,丑合缝针之干,癸丙为正针,丑癸各半。以申可合庚,例诸丑则亦可合艮,以丑可合癸,例诸申则亦可合坤。其实,焦循所说的无论是罗盘还是三针,都是从《周易》中演化而出的。清代学者认为:“术数之兴,多在秦汉以后。要其旨,不出乎阴阳五行、生克制化,实皆《易》之支派,傅以杂说耳。”(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术数类一》)总之,上述罗盘三针之间的相互搭配,也就是八卦与天干地支之间的相互沟通。这种搭配与沟通,形成了一幅天、地、人与气、理、数之间的协调和融合的图式,而这种图式也恰恰是中国哲学中的阴阳思想、五行思想、天人合一思想、理气观念在堪舆学中的体现。所以焦循颇有感慨地说:“术士之书,故为奥秘以售其术,不知古今止此,八卦五行,伏羲、文王、周公、孔子说之已明。本如布帛菽粟,无甚难解,无所为秘诀也。凡称秘诀，不轻语人,皆妄也。”
三、堪舆学批判
辰戌丑未,土也,万物所藏,故为墓。支之有辰戌丑未,犹干之有戊己也，分金之法,避戊己不用,《葬》曰:不用戊己，不用辰戌丑未,此古今无异议者也。《葬》曰:且不用辰戌丑未，定立向而可不用辰戌丑未乎知《葬》曰不可用辰戌丑未,则知坐向不可用辰戌丑未矣，选择安葬,不用辰戌丑未,而立向乃用之,亦愚极矣。夫立向与择日,一以贯之者也。(《八五偶谭》)
我们知道，中国古代的丧葬极为讲究择时与墓穴所处的地理环境,方位的确立和选择良辰吉日,它是堪舆学的重要内容和环节，俗谚说“不得真龙得年月”,“地贵平夷”,说的就是这个道理。然而辰、戌、丑、未原是十二地支中的四支,而古代的年月是以十天干与十二地支循环配合来表示的。既然《葬书》反复强调择时的重要,但是在具体操作中,却不考虑方位与年月的一致性,所以焦循批评其“愚极”。这种对《葬书》的质疑,实际上否定了当时堪舆家将郭璞《葬书》视为堪舆学的权威经典的作法。
与批评《葬书》一样,焦循还对以杨筠松、曾文迪师徒为代表的堪舆术作了严厉的批判。杨、曾二人曾合作编撰过《青囊奥语》,此书一直被理气派堪舆家奉为经典。据托名明初刘基所作的序言介绍,该书的内容不外乎嗜谈阴阳顺逆、九星化曜、辨析山水、贵贱吉凶。《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其中多引而不发之语,如坤壬乙巨门从头一节,历来注家,罕能详其例。至序内二十四山分逆顺一条,则大致以木、火、金、水分属甲丙、庚申,乙丁、辛癸互起长生。如甲木生于亥,库于未,乙木生于午,库于戌之类，因以亥卯未、寅午戌、巳酉丑、申子辰为四局,反复衍之,得四十八局。阳用左旋,阴从右转,盖本之《说卦》阳顺阴逆之例,为地学理气家之权舆。”所以当有人问及如何理解杨筠松,曾文迪所著《青囊奥语》所言九星是否就是北斗时，焦循明确指出这是欺人之谈:
北斗七星，一天、二地、三火、四水、五土、六木,七金,今以贪为一,巨为二,禄为三,文为四,廉为五,武为六,破为七,与北斗七星既不合,而辅弼二星本在七星之外,是为九星,挨星者,或用七,或用八,或以贪、巨、禄、文、廉、武、破、辅为序,或以辅、武、破、廉、贪、巨、禄、文为序,参差不一,全无理义。近又见一说,以贪、廉、武、文、禄、巨、破、辅为序,而以《天玉)为附会,不知皆不必者也。杨筠松《撼龙》第取比九星为罔峦之形而已。（《八五偶谭》)
所谓九星，《素问天元纪大论》:“九星悬朗,七曜周旋。”即北斗七星加上辅、弼二星。堪舆家曾将八卦的每卦三爻的变化与五行相配比附为九星,并以此推演出八种形式的术语:一为贪狼木、二为武曲金、三为巨门十、四为左辅木、五为破军金、六为廉贞火、七为禄存水。《汉书翼奉传》说:北主贪狼,申子主之,南方廉贞,寅午主之,而以贪狼为忌,以廉贞为吉,故忌子卯而贵庚午。贪狼属水,不属木,亦非天星北斗之名。干宝解《易噬嗑》云:初居刚燥之家,礼贪狼之性。《噬嗑初九》属震,此以震为贪狼，似为贪狼属木之本。然已非古义。所以焦循讥其为“如稍能读读书,知古之称贪狼并不作此解,则纷纷者可尽削矣”,“杨、曾术士,未能知其原也”(《八五偶谭》)。
总之,堪舆之学,在明清两代广泛流行,成为封建社会知识阶层中的一个重要行当,社会影响很大，在所谓的三教九流之中,堪舆位列第四(俗称“一流举子二流医,三流丹青四地理,五星六爻,七僧八道九行棋”),仅次于读书人、医生和画师，足见其地位和公众重视的程度之高。然而堪舆学所带有迷信色彩的内容繁复驳杂,玄之又玄,它所能起到的实际作用应该说主要是心理方面的。就信奉者而言,它不外乎填补人的特殊心理,寻求一种难以解脱的精神慰藉而已。就中国儒家文化及其古代辉煌的建筑文化遗产而言,它的影响也是极其有限的。然而,焦循从易学的角度对堪舆学的阐明与批判,这在清代乾嘉之际的学术界,可谓空谷足音。这对我们今天研究焦循的易学思想,其中不乏积极的学术启发意义,值得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