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2013年戏剧习作借助电视平台红遍全国，专家、主创解析30年发展历程
春晚小品：中国特色全民娱乐方式
1983年，央视春晚拉开了序幕。中戏表演系的一个观察生活练习《买花生仁的姑娘》被搬上了春晚舞台。同年舞台上被称作小品或者喜剧小品的还有王景愚的《吃鸡》，以及严顺开的《逛厂甸》《弹钢琴》《阿Q的独白》。尽管早期定义稍显混乱，但小品，作为一种为中国特产——“晚会”量身定制的节目形态还是赢得了一席之地，并逐渐成长为春晚这道大餐的主菜。
溯源戏剧院校的教学训练
斯坦尼斯拉夫斯基曾在《演员的自我修养》中提及“戏剧小品”的概念，将其定位为“培养演员的心理技巧和想象力的训练手段”。据中央戏剧学院戏文系副教授胡薇介绍，以戏文系教学中的写作训练为例，学生要先从散文入手，逐渐过渡到简单事件小品及复杂事件小品，之后进行几轮的短剧练习，最后才进入到毕业大戏的创作。除了戏剧领域，音乐、美术等其他艺术门类也有小品的身影，比如“器乐小品”“速写小品”等等，许多艺术大师都有过不少这样的练手之作。“小品虽小，却是五脏俱全。一部大戏所该有的起承转合它都有，只是缩小了格局，精简其过程，浓缩出精华。小品本身也并不意味着粗糙和浅薄，因为‘以小见大’是每一个好的小品必备的特征。”
成形电视媒介塑造小品形式
1984年春晚的《吃面条》，让中国观众知道了什么是“小品”。在那之前，是哑剧。王景愚的《吃鸡》，就被称之为“哑剧小品”。“哑剧是从国外传过来的，有规律性和套路可循。”陈佩斯说：“但当时我们的小品，还没有完整地在舞台上出现过，也没有现成的模式，都要自己摸索着来。戏剧在过去都是整台大戏，属于单独完整的艺术形式，可是用一个十几分钟的东西把它切分出来，穿插在晚会节目里，这种形式是我们近代没有的。”不过近些年，陈佩斯在一些古代戏剧资料里发现，最早的小品形式从汉唐时期就有，“比如唐宋的参军戏，只是到了近代，因为某种原因被淹没了。”
“早期的小品演员，随便拿一个题目，就可以演上十来分钟，即兴的内容比较多。包袱也不会卡得特别紧，后来慢慢地小品就规范化了，因为它借助了电视这个媒介，就有了各种技术上的限制，镜头、时长啊，也就有了小品编剧。”早期春晚编导组成员赵连甲称：“如果你留心观察早年春晚的报幕名单，小品相声等语言类节目都没有‘作者’或者‘编剧’的署名。因为那时的节目是集体讨论出来的，最后分工，谁写谁排，没署名一说。”
“任何样式的艺术都是生于民间、兴于民间的。电视普及在民间、小品落户电视，就兴于民间。”何庆魁认为电视让小品走向繁荣，各地小品带有明显的地方风格，如北京人艺风格的京味小品，带有相声曲艺风格的天津小品；黑色幽默风格的南方小品，以及从二人转“拉场戏”转化的东北小品等。这些小品在登上电视特别是春晚后，也一定程度上普及了地方文化，比如东北方言。
发展从戏剧出发，又回归戏剧
【30年大事记】
1983
第一届春晚首开小品先河，严顺开、王景愚登场
1984
陈佩斯、朱时茂联手登场
1987
郭达、赵丽蓉登场；首创动物小品(1992年还有一个)
1989
黄宏开始连续24年上春晚，宋丹丹亮相
1990
赵本山、巩汉林亮相
1991
蔡明登场
1992
潘长江亮相，巩汉林、赵丽蓉成搭档；观众票选开始
1993
郭冬临登场，郭达、蔡明成搭档
1995
1998
赵本山、范伟、高秀敏形成“铁三角”
1999
赵本山开始与宋丹丹合作；赵丽蓉最后一个小品，次年去世；赵本山开始连续13年成“小品王”
2004
高秀敏最后一个小品，次年去世
2006
首次出现南方小品，而且一上就是两个
2010
再次出现南方小品(《50块钱》)
2012
赵本山多年来首次未上春晚；“开心麻花”团队首次亮相
2013
黄宏24年来首次未上春晚
专题策划统筹/金秋黄维嘉
专题采写/新京报记者勾伊娜天蓝陈然刘玮
数说小品
30年(共31届)央视春晚小品总计178个，平均每年5.7个
最为普遍的情况(20届)是每届5-7个小品
演员最多的单个小品是1999年的《减肥变奏曲》(10个演员)
黄一鹤小品是增强亲和力最有效的手段
黄一鹤
1934年生，辽宁人。1949年参军，1960年转业到中央电视台，从事编导工作。1995年退休。
【历届春晚作品】
1983年、1984年、1985年、1986年、1990年五届春晚总导演。
“佩斯的基本功较强，表演的基本素质较高。他在小品中把握的是人物性格和矛盾冲突。演员吃透了戏的灵魂，每次表演就不会有太多重复，都有新鲜感。
“小品是增强春晚亲和力最有效的手段。没有语言类节目，就不能系统表达编导对整个时代声音的呼唤，小品是最能够打动人的，但它不是社论，要化解。”黄一鹤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如果认为小品的每句话都要上纲上线，这就是对小品的一种误解。“通过小品特有的艺术感染力，以合理的渠道给观众一个有哲理、有含义、有营养效果的解读。观众看罢后反复品味，二度创作，这才是最成功的小品。”
《吃面条》这样的“笑果”会不会被痛批？
由于没有任何参考案例和经验，朱时茂和陈佩斯在天坛体育宾馆的房间里憋了一个星期后，不辞而别。“他俩觉得不好意思：住宾馆，不交粮票、油票、肉票，光吃饭不干活。”前前后后二人总共跑了三次，每次黄一鹤都是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我们是为老百姓做一档好的节目，要沉得下心，吃得了苦。搞创作大家都没主意，就是要同甘共苦一块战斗！”
在这之前，陈佩斯和朱时茂曾演过一个系列小品《拍电影》，内容是两个小青年想考电影学院，向主考老师展示自己的才华。由于小品太长，黄一鹤看了之后要求他们只抓《吃面条》这一点。一个多月后，《吃面条》基本成形，“但是大家心里都没底”。为了检验效果，黄一鹤把体育界的名流庄则栋、李富荣请来看演出，大家齐聚宾馆饭堂，密密麻麻地坐在马扎上。
“朱时茂跟我说：演到一半的时候，笑声没了，一看马扎上也没人了，心里一慌。接着演下去，慢慢地笑声恢复了。地上爬起一个人，又爬起一个人，都捂着肚子，笑得上气不接下气……”“笑果”好成这样，黄一鹤却害怕了：“这么笑可以吗？这样的笑法，会不会被视为大毒草痛批一顿啊？”
播出当天没人说可以上，也没人说不能上
彼时黄一鹤为港台演员上春晚忙于特批手续的事宜，已无暇顾及《吃面条》的审查命运。腊月二十七，上级领导下批示准许张明敏登台，大家士气大振。然而除夕夜晚会开始前一刻，陈佩斯和朱时茂又一次不见了。
当兵出身、习惯在活动前视察一番的黄一鹤，在演播大厅二楼的一个幕布后面，找到了二人。“他俩情绪很低落，说到现在也不知道《吃面条》能不能上，就在这儿躲一躲。”时隔三十年，回忆起这一幕，黄一鹤仍不禁哽咽：“在那个岁月里，人们干一点破格的事，就要付出很沉重的代价。当时我思想斗争很激烈，含着泪跟他俩说：佩斯、老茂，这个节目没有人说可以上，但是也没有任何人说不能上。我是晚会的导演，我就可以做决定了：上！出了问题我负责。但你俩记住一条：表演时一定要按照审查的本子来，不要添枝加叶捅娄子。”
在确定节目单时，黄一鹤毫不犹豫让主持人姜黎黎念出：“下面，请看小品，《吃面条》”。第一个春晚小品《吃面条》就此诞生。“《吃面条》是哪个节目类型？它不是话剧，也不是微型话剧，后来干脆就按照电影学院训练表演题目，起名叫小品。一开始很多人不知道什么叫小品，但是从电影学院毕业的，话剧演员、电影演员都知道小品是怎么回事。”
《吃面条》播出后，也有人质疑那是无意义的笑，黄一鹤反唇相讥：“谁说没有社会意义？小品最后一句话画龙点睛：‘你就别考演员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你觉得做演员容易，可是连吃一碗面都吃不像，就是讽刺那些好高骛远的人。”
近几年的小品，黄一鹤最喜欢去年的《荆轲刺秦》。他评价黄宏扮演的卖盒饭大叔很有生活，“但小品反响不大，可能观众对演员盒饭生活不熟悉，感受不深。”
赵本山上台前反复交代，不要乱发挥
赵本山1990年第一次登上春晚舞台，总导演仍是黄一鹤。此前，赵本山带着茅台闯春晚的故事黄一鹤已有所耳闻。第四年，当赵本山再次于春晚编导组面前表演《老有少心》时，黄一鹤也不禁犹豫了。“当年我对他的小品也有一些看法，主要是对格调有些质疑：艺术是为谁服务的？嬉皮笑脸逗人笑，就太没价值了。《老有少心》这个名字就很不雅：这老头花心啊！”事实上，此前《老有少心》在地方已演出上百场，到最后赵本山表演得已经有些“油”——不是戏让观众笑，而是他本人在“逗”大伙乐。“人物形象不美”“情感不真实”“感觉抓得不准”是编导们看完后的普遍评价。
王景愚《吃鸡》就是幽默小品，并无讽刺之心
王景愚1936年出生，天津人。1958年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国家话剧院一级演员、编剧。1960年开始发表作品，他将哑剧带上了春晚小品的舞台，《吃鸡》更是成为不少观众心目中的经典作品。他还出演过《枫叶红了的时候》等戏剧。
【历届春晚小品】
《吃鸡》(1983年)
《电视纠纷》(1984年)
《举重》(1990年)
1983年，王景愚在第一届春晚上表演了哑剧小品《吃鸡》，节目通俗易懂、表演惟妙惟肖，他一夜成名。《吃鸡》并不是为春晚准备的新节目，早在1963年它就登上过央视的晚会舞台，并在“文革”中遭到了批判。20年后，《吃鸡》上了春晚依然遭遇批评，这让王景愚陷入了被人误解的痛苦中。他不想总当“吃鸡”的人，更想证明自己在艺术上是认真的，甚至于许多年都不怎么愿意被提起《吃鸡》这个节目。也许这正是小品所面临的问题之一：如何平衡观众的喜好和对艺术的追求。
作品诞生吃鸡真实经历激发创作灵感
《吃鸡》并不是为1983年春晚特意创作的，它“诞生”于1962年。王景愚一次受邀到广东演出，在吃罐焖鸡的时候，因为鸡不太烂，吃着有点费劲，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那时国家刚经历过三年自然灾害，粮食不够吃；到了广州，吃的东西就比较多。《吃鸡》就是在这种欢乐的氛围下创作出来的”。在1963年的元旦晚会和之后央视举办的“笑的晚会”上，王景愚曾多次登台表演《吃鸡》，周恩来和陈毅看了也笑得直流眼泪。但在随后的“文革”中，这台晚会和《吃鸡》都被批判“笑里藏刀”。
演出疑虑不怕上纲上线就怕分量不够
导演黄一鹤对王景愚这种犹豫印象很深，“但晚会就是要展现人民生活的多方面，要丰富，《吃鸡》拿掉就不合适了。”黄一鹤开始和马季、姜昆商量怎么办，“相声里有个习惯，演什么都要铺平垫稳了，演出就不会引出其他联想。我们商量了好几天，想出来一个办法，告诉王景愚：社会责任不用你承担。”
很多年以后，仍有不明真相的观众在网上发问：“姜昆把鸡吃了，是安排好的还是没忍住啊？”
登上春晚一夜成名被批评表演形式浅薄
春晚后，王景愚和《吃鸡》一夜成名。
《吃鸡》给王景愚带来巨大荣耀，也给他带来了麻烦。无论走到哪里，他都会被认出是《吃鸡》的演员，甚至有老板想让他担任鸡肉加工厂的顾问。但是，最令王景愚痛苦和不能接受的是《吃鸡》在文艺界所受到的误解和蔑视：一位老前辈在某研讨会上表示“曾在莎翁戏剧《威尼斯商人》中扮演夏洛克的王景愚同志，出人意外地演些逗人一笑的非常浅薄的小品，令人吃惊和惋惜”。
不甘心就此被定格为一个“吃鸡的”，王景愚与剧院同志搞了一台哑剧专场《讽刺与幽默》，包括《吃鸡》在内一共十六个哑剧小品，连演七十多场。1984年春晚前夕，黄一鹤又选中了哑剧小品《电视纠纷》参加演出。
“这回戏剧界前辈可以理解我了吧？我想用行动证明我在艺术上是认真严肃的，并非玩玩闹闹。”然而，这一切没有淡化人们对《吃鸡》的印象。王景愚渐渐明白，在人们的心目中已形成了一个公式：王景愚=吃鸡的，他感到耻辱。距离春晚《吃鸡》十年后，王景愚在肯德基被顾客抓拍了一张啃鸡腿的照片，他大为恼火，面对围观群众扬言“若是照片上报，要依法上告到最高人民法院”……
出国表演再演《吃鸡》化解心中多年痛苦
1997年，为庆祝香港回归，美国华人协会邀请王景愚参加一个在洛杉矶的演出。他准备了哑剧小品《走钢丝》和《幸福绳》。演出前一刻，艺术团负责人告诉王景愚很多观众希望他能演《吃鸡》，想在大洋彼岸重温八十年代初在故乡和亲人过春节的温馨。
“我在舞台上演了多半辈子，这是我有生以来演出最红火的一场。《吃鸡》又把我和观众重新融合在一起，误解、怨恨、痛苦、孤独完全化为乌有。”而这也是他最后一次演《吃鸡》。
如今，每年春节期间，中央台和北京台都会邀请他出面谈小品，他都婉拒。他始终认为，与文学和戏剧作品等艺术形式相比，小品的文化层次和品位并不高。而他自己，恰是个执着追求高层次艺术的人。1995年，王景愚退休，就此退出了戏剧界。“这二十年来，我对小品思考得很少，但近几年春晚我都看了。要说好和坏，得拎出具体作品来谈。我觉得《不差钱》还不错，《卖拐》有些争议，开心麻花的思想更活跃，我也不认为那就是玩闹。”
采访临末，他不忘强调：“任何作品都有它的时代背景，我不能说《吃鸡》就脱离了它的时代背景，但《吃鸡》就是一个幽默小品，我从没有想过去讽刺什么。”
“这二十年来，我对小品思考得很少，近几年春晚我都看了，要说好和坏，得拎出具体作品来谈。我觉得《不差钱》还不错，《卖拐》有些争议，开心麻花的思想更活跃，我也不认为那就是玩闹。”
小品就是娱乐不奢承载太多
赵本山
1957年生，辽宁铁岭人。从1990年第一次登上央视春晚舞台至2011年，除了1994年因事迟到被春晚拒绝外，赵本山共参加21次央视春晚，15次获得春晚语言类节目一等奖，有“小品王”之称。目前任本山传媒集团董事长，涉及演出、影视、教育等行业。
春晚缘起陈佩斯离开得早，我来晚了
“我挺喜欢我早期的小品。《相亲》是我在春晚第一次露面，之前我在舞台上演了两年了，是很成熟的作品。我当时头发还长，人物憨厚中带着狡诈。之后的《我想有个家》也挺好，属于老老实实演心理，那时候电视刚有相亲节目，还是台湾在做。”二十六年后，问及他最喜欢的小品，赵本山没有正面回答，却讲了上面一段话。
也是《相亲》这一年，赵本山和陈佩斯相识。两人在演播楼的走廊相遇，赵本山拉住陈佩斯照相。“当时上春晚看到谁都非常仰慕，我也非常喜欢和欣赏陈佩斯。他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艺术家，是打开小品先河的人。他的小品比其他人的好看，尤其肢体语言很好。没有语言，也能看懂，内容很高级。”赵本山并不认可外界所说他取代陈佩斯的说法。“我只是出现得稍微晚了点，陈佩斯又过早地离开了这个舞台，我觉得很可惜。我想如果有力量给陈佩斯一份坚持的话，他的风格目前没有人能突破。”
早在《相亲》时，春晚组就有意邀请宋丹丹和赵本山搭档，但宋丹丹当时已怀孕。谁料，错过与赵本山“相亲”的宋丹丹，却被黄宏挖掘。她挺着六个月的肚子在1990年元旦晚会上出演《超生游击队》，就此家喻户晓。此后，宋丹丹和黄宏成了一对黄金搭档。然而，由于塑造的小品形象太过深入人心，在北京人艺工作的宋丹丹，回到话剧舞台一演悲剧就引发笑场，也因此她于1992年暂别了小品舞台。
多年后提起这次合作缘由，赵本山也澄清自己并非“横插一杠”：“那年节目，丹丹死活不想上，黄宏换了别人。当时离春晚不到半个月，我还在想今年弄个啥。听说丹丹不上了，我就跟老何(何庆魁)，还有张惠中等几个人研究了一个《昨天·今天·明天》。拿着本子去找丹丹，她一看非常高兴立马答应了。在排练过程中，我们又碰到黄宏了，原来的搭档如今和我合作了，当然他很不得劲，心里有点凉。”
此后，赵本山和宋丹丹开辟了“黑土”“白云”的小品时代。与宋丹丹合作的几年，赵本山形容那是自己小品生涯中的一次“革命”：从由二人转过渡而来的表演形态，到递进性地表演人物，小品风格有所改变。
关于三人的是非恩怨，此前曾有报道用“冰释前嫌，友情更深”来做总结，对此赵本山也表示“我们关系一直很好”。“我和丹丹认识得比较早，还有录音带的时候，我就和她在一起录过音，包括《超生游击队》我俩都录过。说实话，丹丹来了，就好像我身边坐一个男的一样，(我们)是好哥们儿关系。黄宏更不至于(耿耿于怀)，我的媳妇儿和他的媳妇儿还是发小、同学，俩家关系很近。”
撞墙了讽刺有尺度，演起来特别累
从1995年的《牛大叔提干》开始，赵本山一改过去的温馨线路，小品矛头直对“贪污腐败”。从家庭小事到针砭时弊，小品的讽刺功能得以凸显，但讽刺力度却在春晚舞台上遇到了瓶颈。“原来的情节是老头去找乡长要玻璃，但在最后审查的时候却给毙了。我去问，台里没让我们改。和领导沟通后，说可以上，但要把乡长改成经理。要知道这个小品在当时演特别好，上下级接待的事多有意思，一改身份讽刺经理去了，可我们讽刺不着人家，力度就没了，所以改得挺不舒服。”
几经周折，“牛大叔”有惊无险地通过，但是有个“底”赵本山一直没敢露。直到直播当天，赵本山才让道具师做了一串乒乓球，最后他拎起这一串老鳖蛋说：“扯蛋扯蛋，就是打这儿来的！”这句话也成为央视春晚小品中最广泛传播的经典台词之一。
与“牛大叔”命运相同的，还有次年赞扬农村基层干部为百姓办实事的《三鞭子》。“老百姓惧怕这些当官的到地方去吃、去造(东北话，意为祸害)、去拿，当时什么山菜野货几乎都让县城拿走了。小品原来是讽刺很深的东西，后来改到积极的一面就不好玩了，演起来也特别累。”
如今说赵本山小品代表作，这两部作品很少被提及，赵本山也十分清楚。“说当官的不好，只可以演到乡长就不能演了，其实比乡长腐败的太多了！干吗不让艺术作品去讽刺呢？如果开放了让它去讽刺，可能这种社会现象就少了。我们讽刺的面太窄了。”
赵本山认为小品带有快乐的同时，必须要交织着矛盾，并且要反映社会问题。“如果完全没有矛盾，就不是小品了。小品非常难创作，你说它有没有主题呢，确实有主题的，可它又能让人不知不觉忘记了主题，感受到故事中人物的存在，看完以后哈哈一乐。如果一个作品看一遍挺逗，但是不想再看第二遍，这就证明它没有生命力。如果反复看还爱看，这里就有东西了。”
想开了让一家人坐一起乐，就是高级作品
时至今日面对这些非议，赵本山直言“别把小品承载过重的分量，其实它就是娱乐”。“能让一家老少三辈坐那儿共同娱乐，就是一个高级的作品。春晚小品是给人带去快乐的，一年就365天，老百姓已经被教育了364天，难道还要在年三十受教育吗？艺术首先要寓教于乐，有其积极的一面，只要不伤大雅，能娱乐于人，贡献就会很大。”
与审查组多年的“拉锯”大战，让赵本山早已掌握了春晚小品的创作尺度：“小品创作中间有一条红线，在这个红线当中，艺术的分寸非常难把握，这个分寸就是大众口味。小品不是独立给哪些人做的，给文化人看，也给普通人看，我们这个社会不要分得过清，谁都别认为自己是多大的人物。”
回头看，赵本山始终认为《卖拐》依旧是讽刺力度很深的作品。“他这个系列非常难演，我演一个大忽悠，居然靠一张嘴把一个健全的人说瘸了。这是一个反面人物，可大家却很接受。接受，就说明生活中确实有这种人，社会中就有这种现象。”
《相亲》(1990年)
《小九老乐》(1991年)
《我想有个家》(1992年)
《老拜年》(1993年)
《牛大叔提干》(1995年)
《三鞭子》(1996年)
《红高粱模特队》(1997年)
《拜年》(1998年)
《昨天·今天·明天》(1999年)
《钟点工》(2000年)
《卖拐》(2001年)
《卖车》(2002年)
《心病》(2003年)
《送水工》(2004年)
《功夫》(2005年)
《说事》(2006年)
《策划》(2007年)
《火炬手》(2008年)
《不差钱》(2009年)
《捐助》(2010年)
《相亲2》(辽宁卫视春晚)(2012年)
《中奖了》(辽宁卫视春晚)
《有钱了》(江苏卫视春晚)(2013年)
“让我演一个城里人，我不敢说演好演坏，但是我肯定的是，演好很难，因为我不知道这段生活。我非常清醒，我要坚持我是一个农民兄弟，永远是。
说实话，丹丹来了，就好像我身边坐一个男的一样，是好哥们儿关系。
说当官的不好，只可以演到乡长就不能演了。干吗不让艺术作品去讽刺呢？如果开放了让它去讽刺，可能这种社会现象就少了。我们讽刺的面太窄了。”
陈佩斯
“当我不愿意的时候，我就离开它，看心情吧。我上不上春晚，不是我们俩能说了算的，也不是导演能说了算的，也不是台长能说了算的，这是一个潜规则，谁都知道这事。所以呢，大家都不要揣着明白装糊涂。至于观众喜欢不喜欢，需要不需要，其实都不重要。”
2008年，北京台春晚里多了一个久违的面孔：光头、中式马褂、脚踩着布鞋……这是陈佩斯阔别春晚舞台十年后的亮相，搭档仍是老伙伴朱时茂。这个名为《陈小二乘以2》的节目运用了陈佩斯一直无法在央视春晚实现的多媒体技术，但他对小品效果并不满意，“电视台的工作人员根本没法把我的创意表现出来。”去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在东方卫视春晚上配音表演了《新警察与小偷》，尽管创意十足，可论其轰动效果，远不及十多年前的每一个除夕夜。
初上春晚头几年没剧本，多是即兴内容
在登上央视春晚舞台前，陈佩斯和朱时茂已是家喻户晓的影视演员。两人把电影拍摄过程搬上舞台重新解构，相继创作出小品《吃面条》《拍电影》《主角与配角》等。陈佩斯回忆，“那时候大家都在摸索，头几年小品没有稿子，都是我们俩你一句我一句地对台词，很多都是即兴的内容。”
1986年，赵连甲和焦乃积创作了小品《自作自受》，并找来赵丽蓉、陈裕德搭档出演，但这两人根本搭不到一块儿去，此时陈佩斯进组，副导演袁德旺拿着本子就去找了陈佩斯。陈佩斯做了个假胡子，到“动批”服装市场观察路边卖羊肉串的小贩。最后《自作自受》更名为《卖羊肉串》亮相春晚。
1989年，不满足既有表现手法的陈佩斯，创作了几乎无台词的小品《胡椒面》。1990年的《主角与配角》是导演黄一鹤当年力推的节目，但走上春晚也是一波三折。在陈佩斯看来，既然是让老百姓快乐过年，小品就不应该加入政治负担，他让自己扮演的叛徒反串演共产党员，这段情节遭到一批领导的反对，另一拨人却又力挺。在矛盾与争议中，这个节目摇摇晃晃被挤进春晚舞台，全国轰动，小品正式取代相声成为春晚的第一主角。陈佩斯和朱时茂也确立了两人的表演模式，一邪一正，一武一文。
黄一鹤与陈佩斯、朱时茂都认为，《主角与配角》代表了这两人小品的最高水平，但陈佩斯个人更偏爱《胡椒面》这个“更纯粹表现人物的作品”。“就一两句台词，但只有这样，才能克服人们对于听觉的需求，让观众专注于演员的表情，专注于角色的性格和行为。在这个小品里，两个人完全通过肢体、眼神和表演角色之间的摩擦，所以它的层面更高。”
寻求突破不想说教，只想让观众开心
《主角与配角》之后，陈佩斯却交出了《大变活人》《宇宙体操队》这种纯娱乐的作品。一直寻求突破的陈佩斯，想法发生了改变：“我的小品几乎没有重复的，都是用不同的方法，在一个方法上再进一步，再延伸出另外一个喜剧方法和套路，叠加在一起，小品越来越复杂。到后来，当我发现有方法、自己上了一个台阶后，我感觉不对。方法是末，什么是本呢？达到观众的笑。笑是什么？这下把我自己问住了。笑是什么？”
陈佩斯抛却了故事性和现实意义很强的题材。“严格地说，也是一种叛逆。(既然)要求每一个作品都承载着教化功能，我就要做非常浅层、纯滑稽的东西。我用最低端的技术，同样能使观众开心，这就够了。我不想去教育他们，不想改变意识形态，只希望能给他快乐。”
陈佩斯的这份“叛逆”，早在《主角与配角》时就已凸显。从《吃面条》开始，他的小品就不时受到“无意义的笑”等批判，到了《大变活人》时，这种争议达到了顶峰。“在别人追求高雅的时候，我就是要用大众口味告诉他，这是你的权利，我就是要让你笑，就是让你开心。跟同时期别人的小品比，我已经把给别人快乐当做一个信仰。”
《大变活人》前一年的《姐夫与小舅子》是陈佩斯最不满意的作品。“临时凑的，跟时代贴得太紧了。那个时候满大街抓开黄色录像店的人。现在的人看着就莫名其妙，怎么那时候看个片儿都不让啊！怎么说抓人就带走了？今天看它已经过时了，所以说纯娱乐的东西，反而不会过时。”
陷入矛盾提议总被拒，逐渐变成针锋相对
到了《警察与小偷》，陈佩斯再次提出单机拍摄的要求，由于那时已有电视墙，他认为单机拍摄营造的气氛会更好，结果导演还是删去了陈佩斯认为前面特别精彩的一段过场戏。1998年《王爷与邮差》，陈佩斯再次提出在小品中采用高科技，仍未予采纳。
“一年一年的，我们提出的意见总是遭到拒绝，所以矛盾就变成针锋相对了。”这也是两人最后一次参加央视春晚。1999年，陈佩斯和朱时茂因春晚小品的著作权问题将中央台下属的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告上法庭，从此二人与央视决裂，再未登上央视春晚舞台。
虽然后期与央视的矛盾越来越深，但回头看与央视合作的这十来年，陈佩斯还是充分肯定了这个平台对自己的帮助。“那时候我愿意到那儿去。因为有压力就有动力，而且也有新的探索，我可以通过它找到一些新的喜剧方法。而我的喜剧风格，喜剧面目也是通过这个平台在我的视线中逐渐清晰起来。”
陈佩斯说，有些演员一上春晚腿都会抖，但他和朱时茂几乎从没那么紧张过，“我们从没考虑晚会是什么，心里很有数，要的就是突破。所以我上春晚，都没有过激动的心情。因为我俩只想把节目做好。”
昨天今天现在很多东西经不起推敲没关系
2010年初，陈佩斯做客北京电视台《光荣绽放》，主持人问：“你现在还看春晚小品吗？”，陈佩斯答：“看，我不上了，还是要看。”
如今再提到“为什么观众对现在的春晚小品总不满意”的话题，陈佩斯很坦然：“这很正常。文化，从一出现它就会不断地变化，也有它的道理。当我们在想它应该怎样的时候，可能我们就错了。”
每年春晚期间，关于陈佩斯和朱时茂的报道屡见报端，陈佩斯说：“实际上你们也知道，有些事是不可能的。”但无论他走到哪儿，还是会有人惦记：“陈老师，您到底会不会再上春晚呢？”
《吃面条》(1984年)
《拍电影》(1985年)
《卖羊肉串》(1986年)
《狗娃与黑妞》(1988年)
《胡椒面》(1989年)
《主角与配角》(1990年)
《警察与小偷》(1991年)
《姐夫与小舅子》(1992年)
《大变活人》(1994年)
《宇宙体操队》(1997年)
《王爷与邮差》(1998年)
蔡明北京人，1961年出生，国家一级演员。
“当时很多人跟我说，你带着三个80后闯春晚了，这真的是很悬的一件事。但是我自己觉得这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任何有意义的事都是不容易的。”
1995年的《父亲》，通过一个虚荣心很重的女孩子来反映当时人们心浮气躁的心态；2008年《北京欢迎你》则围绕着北京奥运会的大背景展开，蔡明，可谓春晚小品演员中最与时俱进的一位。
而上了二十多年的春晚，蔡明的每一年角色都不一样，花样也越来越多。在接受新京报记者专访时，她说，“春晚舞台这么大，就算你把所有本事都用上，也还是会有遗憾。艺术本身就是不断地留下遗憾的，我能做的就是把遗憾降到最低，这就要求我要想尽一切办法给大家一个眼前一亮的好东西，而所有的变化都与当时的大环境有关。”
与时俱进常新常变才能征服观众
这几年，编剧束焕与蔡明合作，也曾劝她：“回回征服观众，是一件特累的事情。那么多演员多年演的几乎都是同一个角色，我觉得挺好，创作起来没那么费劲，观众一年一度看见你也像见到老朋友似的，像冯巩每次上台都‘我想死你们了’，自然就有一种亲切感。”
但蔡明不认同，她要变。
在今年春晚的小品《想跳就跳》中，那段一分多钟、和布偶娃娃配合的腹语表演，是蔡明的主意。“在美国，腹语是很普遍的，还有腹语学校。有一个朋友给我看过一个链接，哎哟喂，那个腹语大师表演得太精彩了，当时我就在想，我什么时候能学会啊。”蔡明因此特别找过一个外国腹语老师，但对方特别谦虚地拒绝了她。“既然没有人教，我就自己琢磨吧。其实这是一个多好的推广腹语的机会啊！”
很多人看过小品后，以为布娃娃里有个开关，蔡明控制它说话。但实际上，所有的台词都是蔡明“说”的。“我一开始就想用腹语，但导演不怎么支持，他们想象不出来我拿着娃娃能在台上呈现出什么画面，所以他们就让我说‘好啰’，就不再说了。后来我慢慢地挤呀练啊，挤好一句就加一句，最后加到了一分多钟。”
生活中蔡明也不敢说“我勒个去”，但她知道孩子们都爱说，“放在《想跳就跳》中就特别合适，只要合适，就没什么好担心。”
求新，同样也体现在蔡明的合作伙伴上。2011年深感压力太大身体不支的郭达退出了春晚，蔡明开始寻找新搭档。这一年，她和影视演员刘威合作了《新房》；同年10月，她在担任央视小品大赛的评委时，发现了常远、王宁、郭丰周，于是他们组成了一个全新的班子，打磨出去年春晚小品《天网恢恢》。“当时很多人跟我说，你带着三个80后闯春晚了，这真的是很悬的一件事。但是我自己觉得这是挺有意义的一件事，任何有意义的事都是不容易的。”
蔡明的果敢、求变，也鼓励了她的团队。“当观众对春晚老人产生集体性疲劳时，创新和改变就显得特别可贵。很多人开始越来越认同明姐的努力，现在看，她是对的。”束焕说。
影视之家那里面的回忆都是痛苦的
距离央视大楼10分钟车程的“影视之家”，是央视春晚的大本营。每年大部分语言类节目演员都在这里用餐和暂住，甚至谁住几号房都已固定，这一传统已延续十多年。对于常上春晚舞台的演员，“影视之家”也有了别样的含义。
“不论哪一年、哪个导演，春晚剧组每年都会住在这，像个招待所一样，高级的招待所。一个这样的地方，除了春晚，大家是不去那儿的。有一次，一个外地朋友来北京，要晚上聚聚，我说正好没事，他们说‘晚上七点，到影视之家吧’，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我不去！’那个地方，太痛苦了！能换个地方吗？为什么要去那儿？我不想再进那个楼，那里面的回忆都是痛苦的。”
“我这么说，大家就能明白，春晚对我们这些演员意味着什么。”蔡明至今记得有一年，杨少华、杨议父子俩的节目最后关头被毙，两人离开“影视之家”的那一幕：“老爷子拿着东西，拖着箱子往外走，我就难过的呀，都不敢和他的眼神对上，我不知道自己该说什么。这个时候，说什么安慰的话，都是那么苍白，几个月的辛苦排练就这样白费了。所以说春晚的演员，承受能力要极强。不到年三十晚上，谁也说不定自己一定能上春晚，包括三十晚上，靠后的节目，都是未知。”
虽然回忆是痛苦的，但蔡明从未想过放弃，“其实我挺累的。春晚是一年当中特别重要的工作，也是压力最大的一件工作，但是一切都是值得的。所以每次进春晚我都有这种心理准备，无论如何都要挺过来。”
《陌生人》(1991年)
《黄土坡》(1993年)
《父亲》(1995年)
《机器人趣话》(1996年)
《过年》(1997年)
《球迷》(1999年)
《爱笑的女孩》(2000年)
《红娘》(2001年)
《邻里之间》(2002年)
《都是亲人》(2003年)
《婚礼》(2004年)
《浪漫的事》(2005年)
《马大姐外传》(2006年)
《送礼》(2007年)
《梦幻家园》(2008年)
《北京欢迎你》(2009年)
《家有毕业生》(2010年)
《新房》(2011年)
《天网恢恢》(2012年)
《想跳就跳》(2013年)
黄宏连上24年的“小品王”
黄宏1960年生人，著名喜剧演员，总政歌舞团国家一级演员，解放军八一电影制片厂厂长。
“每个搭档身上都有自己的艺术魅力，而不同的搭档总能为我的小品带来不同的营养。在这一点上，我总是特别感谢我的搭档们。”
黄宏曾以“婚变”来形容与宋丹丹的“散伙”，甚至一度为此陷入低潮。当1993年他与魏积安合作了春晚小品《擦皮鞋》后，他找到了重新证明自己的方式。如果说黄宏的成名倚赖于与宋丹丹组成的伙伴关系，那么在1993年至今，他走出的是另一条以主导创作为核心的路。
精进创作搭档32位演员汲百家之长
创作之外，黄宏也不断丰富自己的知识储备，从二十出头到不惑之年，二十年间他陆续拿到辽宁大学哲学系函授专科、解放军艺术学院表演系本科和北京大学艺术学系硕士文凭，并出版了数十本曲艺专著，成为圈内不可多得的学者型演员。
《招聘》1989年
《难兄难弟》1990年
《手拉手》1991年
《秧歌情》1992年
《擦皮鞋》1993年
《打扑克》1994年
《找焦点》1995年
《今晚直播》1996年
《鞋钉》1997年
《回家》1998年
《打气儿》1999年
《小站故事》2000年
《家有老爸》2001年
《花盆》2002年
《足疗》2003年
《兄弟》2004年
《装修》2005年
《邻居》2006年
《考验》2007年
《开锁》2008年
《黄豆黄》2009年
《美丽的尴尬》2010年
《聪明丈夫》2011年
《荆轲刺秦》2012年
潘长江
“只能说喜剧性不如过去更直接。过去只要定好一个主题随便演，现在要顾及的东西多了，更累、更压抑。小品本身就是过年一乐，它不是报纸也不是杂志。不要把过多的重担压在一个小品身上。”
初识小品微型戏剧，搞笑是重点
潘长江最早接触到小品，是在1987年和赵本山合作《十三香》。那时候他觉得小品就是一个微型的戏剧，和现在的微电影差不多，里面也有矛盾冲突，喜剧演员想的就是如何搞笑。对于为何当时走上了“小品”这条路，潘长江也说得很简单，“80年代的时候，没有别的事情做，也没人找你，在北京漂着，不上春晚演小品去哪儿吃饭？”
将潘长江和小品紧密相连起来的，还是春晚。1992年，潘长江第一次走进春晚剧组，是借了广东同行的光。当时广东出了一个作品叫《草台班子》，刚开始时，上上下下都说这个小品特别棒，里面的广东演员可能要大“火”，然而几经周折，那个演员却离开了剧组，潘长江被临时从铁岭调到北京顶替。无心插柳出演的《草台班子》让潘长江进入到春晚小品的创作“体系”中，“最起码到春节晚会剧组走了一圈”。
随后，1996年潘长江凭借小品《过河》在春晚一炮走红。
成名之后作品不被理解最难受
春晚给潘长江带来了更大的空间，但也曾让他彻夜难眠。小品被毙，是让创作者最难受的事情，潘长江说，1997年的那届春晚他的作品《开学》在主题、立意和形式上都很好，而且他整整为了这个小品排了三个月。可最终还是没能登上春晚的舞台。“那个时候我真的不理解为什么就被毙了，他们连个理由都没有给我”，这件事情给了潘长江很大的打击。在听到自己小品被毙的那个深夜，潘长江从床上爬起来，从五棵松到中央电视台，他来来回回走了一个晚上。
在潘长江看来，小品的功能就是逗人一乐，十几年来，潘长江先后演出了《过河》《迎亲》《魔力奥运》《减肥变奏曲》《同桌的她》等小品。其中，潘长江和黄晓娟合演的《桥》也让他很难忘。“那个小品里，我们塑造了一正一邪反差特别大的两个角色，但是观众看完却说不能理解为什么黄晓娟会看上潘长江。”他直言，这个小品播出后接踵而来的种种否定一度令他无法接受，“看着这个小品被说不合理，我真的很难受。”虽然凭借小品开始被广大电视观众所喜爱，但多年下来，潘长江对春晚的心态是又爱又恨，“我是受过它N次伤害的人”。
2007年的小品《将爱情进行到底》，潘长江认为它和自己以往小品相比，在风格、样式和表演状态方面都不一样，“过去的小品比较外在，比较夸张，这个小品怎样去体现‘新’？自己怎样实现转型？这些是非常艰难的。”其实，第一次看完本子，潘长江觉得它不是喜剧，也没有语言上的包袱，后来他才觉得剧本的文学性的确非常强。
再次出山演员和观众都变化了
在这次颇具“文学性”的尝试之后，潘长江从小品中抽身出来，转攻电视剧。“我确实整整5年没登上这个舞台了，都在做看客。沉寂的5年里，我和蔡明演了多部影视剧，这些作品都在锻炼我怎么刻画人物，如何真真正正地演人物，不夸张。这5年我没白学习，表演也改变了许多。”
《想跳就跳》的灵感是民间广场舞热，在潘长江看来，这些跳舞的中老年人，不光是聚在一起跳舞——他曾参加过一个电视节目，里面的广场舞团团员几乎每个人身后都有家庭的厄运，丧偶、车祸、病死等等，聚在一起“更是抱团取暖”。
潘长江认为，小品跟相声一样，是讽刺的喜剧，没有讽刺就不是喜剧。但现在的条条框框比较多，很多重担小品也承担不了。潘长江说，观众千万不要把这事看得太重，动不动就上纲上线，小品的任务是给大家送欢乐，“你笑了，就对了；没笑，该去医院瞅瞅”。
在潘长江看来，小品历经这么多年，从演出者角度说，过去是全身心投入，现在大家不光是演小品，也会有别的工作；从观众角度来说，现在观众的口味也不一样了，以前以开心为主，现在不仅仅要乐，还要看你够不够水平，时尚不时尚，而这也是他们老一辈喜剧演员很难跨入的地方。他们不像“开心麻花”那样年轻有锐气，也没有那么“敢演敢做”。
《草台班子》(1992年)
《桥》(1993年)
《过河》(1996年)
《一张邮票》(1998年)
《减肥变奏曲》(1999年)
《同桌的她》(2000年)
《三号楼长》(2001年)
《魔力奥运》(2005年)
《将爱情进行到底》(2007年)
赵连甲认为，小品和相声跟不上，也许和高科技有一定的关系。实习生翟超摄1989年的春晚小品《懒汉相亲》。赵连甲小品没有讽刺，生命力就不强了
赵连甲
河北人，1935年生人。著名曲艺作家、表演艺术家，中国广播艺术团一级演员，收徒于海伦、牟阳。从1996年到2013年，共创作舞台小品150个。
“头一个相声不能要，这我没意见，台长绝对有权；第二个，我再看一遍再定，也对，慎重起见；第三个，要前半部，不要后半部，这我就坐不住了。人家有著作权，那是人家的劳动啊！”
从1963年开始，赵连甲任中国广播艺术团说唱团创作组组长，专门抓小品、相声等节目创作，一干就是37年。春晚的小品舞台上，他既是作者又是演员，甚至还参与过审查工作。对于近两年的小品，赵连甲不愿评价，“三十年了，春晚应该有个系统化、规律化的总结出来了，不要总看得意的一面。我感觉变化最大的就是舞美，声光色不光抢眼还抢台，演员演出的场地越来越小。也许，小品和相声跟不上，就是因为没跟高科技配合起来。”虽然这个判断，赵连甲自己也没那么笃定。
《懒汉相亲》连想带写加排练，五天
顶着巨大压力的赵连甲，初步构思了小品《电视村》。“改革开放刚刚起步，农村已经富裕，北京郊区全村都有电视了，但边远山区还没有电视。当时有个说法叫‘电视村’，村长去农民家里，批评懒汉‘咱还不是电视村，得完成任务啊！’这懒汉没完成任务，就谎称自己的村是电视村，但一检查不是那回事。”小品讽刺了形式主义，台长王锋看了后拍板“就这个了”，并提出修改建议：过年了，咱别打擦边球，改改主题，就改成懒汉相亲，宣传传统美德，勤劳致富。
再次出山一个杠杆性建议5000元
“参与审查的人有台长、总编室主任、文艺部主任、中心主任……他们提意见程序都是固定的，谁先谁后都不变，我们只能听。最后一个领导发言，很短，意见不超过十句话，但这十句话最起作用。头一个相声不能要，这我没意见，台长绝对有权；第二个，我再看一遍再定，也对，慎重起见；第三个，要前半部，不要后半部，这我就坐不住了。人家有著作权，那是人家的劳动啊！”赵连甲认为不错的，他们说不行；他们说好的，赵连甲认为不行，“很多时候，就看你赶上什么领导、什么班子，它已经不是一个艺术创作氛围了。真的很难受，我那时已经没意见，我谈什么都没用。给我的钱还不少，每月除了劳务费，还有奖金。提个杠杆性建议，5000元。什么叫杠杆性建议？小品缺一个主要东西，提一个点子就盘活了。也许一天我能提出两个，但我不知道我起什么作用，我不缺那点劳务费。”
表演手段哭是情，笑就不是情了吗？
赵连甲曾参与30多期《综艺大观》，这档央视最早的综艺节目，在开办十年后最终败在了栏目“开心一刻”上，“写不下去了，都是‘顺情说好话’的东西，就不开心了。所以说要人笑，必须是真实的。”赵连甲特别反感电视相声和小品中的“领掌”，“有导演就直接告诉我，效果你不用更担心，后期我们加。但是光有掌声没笑声，行家一听就知道，那是假的。”
《送礼》(1986年)
《拔牙》(1987年)
《懒汉相亲》(1989年)
《乡音》(1991年)
赵丽蓉与巩汉林合作的小品巩汉林好小品要“接地气”
巩汉林1957年生于沈阳，1979年调入沈阳曲艺团，从事相声及小品创作演出。1986年开始从事喜剧小品创作及表演至今。曾经多年与表演艺术家赵丽蓉在春节联欢晚会上合作，1995年在春晚上演出《如此包装》后，巩汉林与赵丽蓉的小品连续3年荣获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全国观众最喜爱的节目小品类一等奖。
参加了18届春节晚会，巩汉林虽然没得到赵本山“小品王”的美称，但是与赵丽蓉合作的那五年，成了他表演生涯的顶峰。
黄金组合
与赵丽蓉创歌舞小品
1988年，辽宁春晚邀赵本山演出一个小品叫《十三香》。赵本山演一个盲人，而小品中另一个角色——卖十三香的小贩，需要一个清瘦的形象。当时小品的作者崔凯就想到了巩汉林。虽然也有小品演出的经验，可是要做到演得准确，巩汉林还需下一番工夫。于是他特意到市场上去观察卖十三香的小贩，看他们如何吆喝，如何和顾客搭讪，如何将调料打包。人物在心中越来越清晰，这才有了之后舞台上精彩的演绎。不过令巩汉林自己也没想到的是，《十三香》不仅大获成功，同时也让赵本山和他因此受到了央视的青睐。
1991年在央视的一次晚会中，编导组为赵丽蓉排了一个名叫《母亲的心》的小品。当时剧本的定位，需要儿子会说唐山话。巩汉林在《十三香》里塑造的就是个操唐山口音的小贩。而且他精明狡黠的形象又和赵丽蓉慈眉善目的邻家大妈形象反差极大，因此立即受到节目组的邀约。就这样，台下喊着干妈的巩汉林，便一年又一年地开始了与赵丽蓉合作小品的春晚之路。《如此包装》《打工奇遇》《功夫令》，直到今天这些小品都是脍炙人口的央视热播作品，尤其是这些小品还加入了歌舞的成分，很多人便称赵丽蓉和巩汉林为歌舞小品的创始人。
寻觅出路
拒春晚邀请，选择影视
“不客气地说，纵观赵老师的作品，都是脚踏实地源于生活的。”采访中，谈到和赵丽蓉创作小品的感受，巩汉林分析道。在他看来作品如果要有经典性，就必须“接地气”，按照大众审美的取向认认真真来做，绝不可以糊弄了事。
从1990年到2010年为止，巩汉林一共为春晚奉献了18部作品。虽然“小品太后”赵丽蓉比她人气更旺，不过在角色塑造上，巩汉林则看点更多，形象上也是深入人心——精明狡黠的小贩儿；说话不着调的儿子；惟利是图、宰你没商量的酒楼经理……
赵丽蓉在2000年带着她的疑问永远离开了观众，巩汉林则还在困惑中寻找新的出路，他选择了影视。“摸着石头过河吧。”他说。巩汉林告诉记者，近三年春晚，他没有记住任何一个小品。而2013年蛇年春晚的邀请函，他也婉言拒收。采访最后，他一番语重心长的话颇具总结性，他说：“现在很多演员，包括赵本山、潘长江，都非常相信自己的能力，演喜剧的本事我们都有，应该说，这些人真的达到了一定的程度，不敢说炉火纯青，但身上真是有高深的技艺，关键是作品的质量下降了。现在我真的看不到好作品了！”
《打麻将》(1990年)
《妈妈的今天》(1992年)
《如此包装》(1995年)
《打工奇遇》(1996年)
《鞋钉》(1997年)
《功夫令》(1998年)
《老将出马》(1999年)
《动物运动会》(2001年)
《花盆儿》(2002年)
《我们都市外乡人》(2004年)
《装修》(2005年)
《邻居》(2006年)
《开锁》(2008年)
《黄豆黄》(2009年)
《美丽的尴尬》(2010年)
何庆魁没有金牌编剧，关键看谁演
何庆魁1948年生人，吉林人。国家一级编剧。
回首经典到今天也超越不了《昨天》
何庆魁给赵本山写的第一个本子，就是《红高粱模特队》。早在1994年，何庆魁就以小品《密码》，将高秀敏推上了央视舞台，之后接连两年春晚他的作品被毙，直到1997年他为高秀敏、魏积安打造了《柳暗花明》。
这一年春晚筹备期间，赵本山注意到了这个来自吉林的农民编剧，之前两人的交情仅限于彼此认识。在创作《红高粱模特队》过程中，赵本山楼上楼下找何庆魁帮他改本子。何庆魁贡献了一个包袱：“猫走不走直线，完全取决于耗子，如果耗子转弯了，猫还走直线，那就是瞎猫。”何庆魁至今仍记得，这话把赵本山和导演张惠中“乐得可床上打滚”，就此两人开始七年合作。
《昨天·今天·明天》反响大好，何庆魁收到观众来信，有一条纠错意见让他印象深刻，“有句台词‘我71属鸡，我75属虎’。有人提出71属鸡，75不可能属虎。观众看得多仔细啊，所以说写小品一丁点都不敢马虎。”
何庆魁也曾试图给《昨天·今天·明天》写个前传，但终究未成。
有趣的是，《卖拐》审查时，有人提出“北京人不懂什么叫忽悠”，但赵本山坚持使用；之后全国人民都知道了这个词。2012年，“忽悠”的衍生含义被录入《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
“铁三角”合作了三部春晚小品外加电视剧《刘老根》系列。2004年，关于“铁三角”因利闹掰的消息传出，何庆魁和高秀敏离开赵本山推出新作《圣水湖畔》。2005年高秀敏突发心脏病去世，“铁三角”不复存在。“高秀敏不在了，我就好像没有使命了，没有那种为他们写小品的心思了。”何庆魁坦承自己几年都想不出一个好主意。“小品虽小，但点子太难想了。说谁谁是金牌编剧，不能这么讲，要看这个东西谁演。”
对于“铁三角”的默契，何庆魁认为无人可以复制：“赵本山说水词儿(戏曲名词，指放在任何剧中均可使用的词)，谁能兜住了？高秀敏、范伟就能兜住，无论本山说到哪，都能把他拽回来。所以赵本山和他俩演，演得非常轻巧，撞出火花也多。那句‘脑袋大、脖子粗，不是大款就伙夫’就是赵本山现场想出来的。”
新人新作不要对小品的未来那么悲观
2010年，何庆魁与赵本山再次合作《捐助》以及辽视春晚小品《就差钱》。对于《就差钱》止步央视的命运，何庆魁深感遗憾：“当时央视有人觉得《就差钱》和《不差钱》雷同，其实不是，他俩算是姊妹篇，我不可能写出雷同的作品。第一年《不差钱》，第二年《就差钱》，多好！他们和咱想法不一样。”
至于《捐助》，何庆魁觉得只有包袱没有“底”。“底”是小品里的行话，小品到结尾处，都有一个意料之外情理之中，又令人发笑的“底”，何庆魁认为有“底”的小品才是完整的小品，这也是写小品的要领。“往往一个好作品，都是先想到结尾，情节都为这个‘底’服务。先想情节，不想底，就会陷入很痛苦的思维中。”《昨天·今天·明天》的“底”是“来时的火车票谁给报了？”《卖拐》的“底”是“找个腿脚不好的把自行车卖给他！”因为找不到《捐助》的“底”，何庆魁认为《捐助》并不成功。
这两年看春晚小品，与“小品陷入困境”的观点不同，何庆魁认为目前小品处于嬗变阶段，“创作思路很活跃，不断有新形式。像现在小孩玩的网络，我都不太懂，快成为半文盲了，新人小品在这方面体现了社会发展，这是好事。不要对小品那么悲观，好的终究会保留下来；不好的，自然就淘汰掉了。要有探索精神，小品才会发展。”
“小品，就是小小的精品，它不应该有一句废话。《昨天·今天·明天》多一句嫌多，少一句则不够。
《卖拐》在审查时，有人担心“忽悠”这个词很多人不明白，小品火了后，全国人民都懂了，此后“忽悠”的衍生含义被录入《现代汉语词典》第六版。
新人小品在往网络上靠，体现了社会发展，这是好事。好的终究会保留下来；不好的，自然就淘汰掉了。”
《密码》
《八哥来信》(1994年)
《红高粱模特队》
《柳暗花明》(1997年)
《昨天·今天·明天》
《将心比心》(1999年)
《捐助》
《就差钱》
束焕写什么才不会被网友骂
束焕编剧，中央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教师，电视剧《民兵葛二蛋》、电影《泰囧》编剧。
“现在春晚就是一种交互式的沟通，网友的意见会影响到创作者。我们经常在想：什么样的东西写出来，才不会被网友骂。这逼迫我们要尝试更多原创，更新鲜、真正好笑的东西。”
春晚规则讽刺对象没有职业属性
第二个坐标就是拼欢乐度，这是春晚的运行规则。第三，不能去伤害任何特定的群体，这是春晚不成文的规定。“不能骂医疗，不能骂教育体制，不能让农民工觉得难过……你看春晚里所有的小品，讽刺打击的对象，没有职业属性的。”第三条规定，让束焕也颇感无奈：“我不认同你的情感，我对你的窘境感到快乐，这是喜剧的前提和本质，喜剧的规则谁都没法抵挡。但现在你跟我说：我不能写人的窘境，但喜剧不就是写倒霉的吗？”
年年推新人“五大”都是钉子户
束焕从2008年第一次介入春晚开始，就听导演组说要推新人，“但后来发现推新人是一个非常艰难的事情”。
在春晚内部流传“五大”：赵本山、黄宏、冯巩、郭冬临、蔡明。曾经一位春晚导演就曾明确告诉束焕，“我们先把‘五大’保住，再弄俩相声，七个吧，再弄个南方小品，再照顾下部队或者新人，九个，这就够了。”九个，是每年春晚语言类节目数量的上限。“春晚这个舞台很欺生的，领导的判断依据是什么？观众的反应。腕一上来，效果真的很好。别管网上怎么吐槽，但坐在审查现场的观众，也都是年轻人，看见腕，高兴、欢呼、鼓掌，什么包袱都响。真能留在上面的，都是钉子户，这个说法我特别同意。”
2010年春晚前夕，束焕的本子被毙，束焕对此不愿回首，“到了后期，所有人就只有一种心理：要战到最后。曾经20多个小品，剩下这些，就是这种满足感在支撑你。”
沈腾
黑龙江人，1979年出生。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戏剧表演系，开心麻花舞台剧签约艺人。
《今天的幸福》“郝建”顶多演到3
沈腾也曾担心过“麻花”风格不会被完全接受，“我们也不希望为了符合春晚的口味把自己的风格改了，最后还是春晚领导多次与我们沟通，我们才下定决心加入的。”
去年《今天的幸福》在年轻观众中反响甚好，沈腾坦承第一年上春晚，就想着征服年轻一代的观众，“我爸妈看完也没发表太多意见。”到了今年备战《今天的幸福2》时，沈腾想着小品怎么才能被更多的、不同年龄阶段的观众接受。
很多观众期待明年春晚“郝建”能够再续《今天的幸福3》，但沈腾却觉得“郝建”这个底层小人物离自己不是很近，“底层人物的生活我不是滔滔不绝的，积淀还不够。我不会一直延续郝建的路数走下去，最多演到3，接下来我要演我熟悉的生活。”
“麻花”风格今年审查比较宽松
连续上两年春晚，沈腾感觉今年审查要比去年宽松。“第一次参加春晚，连‘死’都不让我提，‘你讨厌死了’，这种话都不能说，对我们的限制特别严格。”但到了今年，沈腾觉察到审查也在一点点打开尺度，“说实话，当我一进老板家，说的一些指向性比较强的话，比如原来你洗的是这个‘枣’啊，这些我都担心过。我跟老婆的误会就发生在这儿，如果春晚在这方面挑梗，我没法躲过。但审查时，只字未提就过了，我也挺意外。”
尽管审查宽松了，但沈腾认为上了春晚舞台的“麻花”实际上做出了让步，“麻花”风格没那么纯粹了，但沈腾并不为此拧巴：“毕竟我们上了这个舞台，而这个舞台并不是开心麻花的剧场，不是所有的东西大家都买账的。妥协、让步，这都是应该的，同时也为更多的人传递快乐，这样没什么不好。”
“第一次参加春晚，连‘死’都不让我提，‘你讨厌死了’，这种话都不能说，对我们的限制特别严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