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的基本意思是生态学，是英文术语ecology的翻译。究竟是哪位学者最早做出此翻译，今天已很难确定，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翻译非常出色，从某个侧面展现了中国传统的生态观念和生态意识，对于大众理解生态审美的深层内涵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
生态的含义
在中国传统文化典籍中，“生态”是一个不算生僻的词语，基本义项有两个：一个是动宾词组，“生”的意思是“生长”或“生出”，“态”的意思则是“样态”或“情态”，所以“生态”的意思就是“事物生长出样态或情态”；另外一个是偏正词组，“生”为形容词，意思是“活生生的”或“生机勃勃的”，“生态”的意思就是“事物生机勃勃的样态或情态”。这两种意义上的“生态”之所以都具有一定的生态意蕴，是因为它们传达出了一种自然生命观。这种自然生命观与今天的生态观念基本相通。
首先看第一种含义。明人顾璘曾经写过如下诗句：“层岩叠嶂通幽冥，草木生态俱含情。”（《顾璘诗文全集》）诗歌描绘了在幽静的深山里，繁盛的草木无不生长出动人的情态。另一位明人杭淮则写道：“浮云生态自朝暮，碧草余葩满郊甸。”（《双溪集》）这是描写天上云朵从早到晚不停变幻的样态或情态，容易让人联想到“二八月看巧云”这样的俗语。
以“良知”观生态
其实，“生态”的上述含义可以合在一起，将之理解为“事物生长出来的生机勃勃的样态或情态”。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事物的那种“生机勃勃的样态或情态”并非现成的、凝固的、具体的东西，而是由人的“灵明”来感应和呈现。明代心学大师王阳明对此体会最深。
从王阳明这个典型例证可以说，没有人的“良知”，就不会发现万物的“生态”。包括王阳明在内的中国古代圣贤一贯强调“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孟子·梁惠王》）这既是他们对于万物呈现各自“生态”的前提条件的体认，也是对于人的使命的倡导。宋徽宗尽管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但其绘画“寓物赋形，随意以得，笔驱造化，发于毫端，万物各得全其生理。”（《广川画跋》）“万物各得全其生理”这个命题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一个角度是万物：天地万物都应该全面地展现与生俱来的生命之理，其“生理”来自道的大化流行；另外一个角度是人，人的使命就是“赞天地之化育”（《中庸》），帮助天地万物各得其所，全其生理。
万物皆有生命
德国哲学家康德在美学名著《判断力批判》中曾经提到“生命感”，主要指人在进行审美判断后的愉悦感以及人类两种先验能力（即想象力与理解力）之间的自由游戏所带来的自由感。遗憾的是，康德受时代局限，将自然视为完全由因果律控制的机器，自然事物基本都是没有生命和灵性的物质，因此，他的“生命感”与人类之外的自然事物无关。
中国传统的生态言说表明：中国古人认为不但人有生命，自然事物包括花鸟虫鱼同样也有生命，其生命的样态和情态也展现着生命的神奇和魅力。所以，在中国传统美学中，引发人们审美感情的不是物理学意义上的“物质”，而是审美意义上的“物色”或“物性”。前者如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所写，是自然事物那种富有生命感的形态；后者则是郭象哲学所表达的天地万物各自具有的“自性”，也就是事物自身具有的天然本性。
生生之道
中国传统生态言说背后隐含着“生生本体论”。《易传》明确提出：“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这种哲学观念认为，宇宙中有一种神奇力量，一直不停地化生、孕育着天地万物，中国古人将这种力量称为“道”。就生生特性来说，这种道也就是“生生之道”。从最终本源来讲，包括花鸟虫鱼在内的天地万物都是生生之道的产物。中国艺术家即使在描绘最细微的事物比如草虫的时候，也总是试图呈现其“生机”或“化机”，也就是生生之道化生万物的那种神妙的机制或机理。生生之道化生万物的基质（或材质）被古人称为“气”。“气韵生动”由此成为中国艺术美学的最高追求。而这些美学术语或命题，都与“生态”有着内在的密切联系。
在生态学诞生之前，人们只是朴素地认识到有机体与环境之间有着一定的关系。生态学之所以能够成为一种科学范式，是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有机体与环境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人类是地球生态圈（即生物圈）中的成员之一，理应与生态圈中的其他成员发展一种共存、共生、互惠、互益的关系，共同构建生态命运共同体。要做到这一点，人类必须首先改变自己对待自然事物的观念和态度。中国传统的生态言说告诉今人，自然事物可以“生长出生机勃勃的样态、情态、神态和意态”。种意义上的“生态”，正是自然万物各种生命样态与生命价值的具体体现，人类理应对之尊重和欣赏。程相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