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厂的工作模式很消耗人，除了一份体面的薪水，真的获得不了任何东西”，在沫霖看来，互联网不再有技术性革新带来的增量了，再怎么卷都是无效的。
沫霖的选择并非个例，大厂就像围城，城外翘首以盼，但城内往往苦不堪言。大厂的光环早已标好了价格：螺丝钉、高负荷、无意义感、个人生活的丧失……看清了代价，总有人会主动逃离。
今年，还有大厂陆续进入“裁员”、“缩编”模式，不少社畜被迫离开。
《财经故事荟》采访了几位从大厂出走的年轻人，有人为了更开阔的事业，有人为了有温度的生活，有人为了充盈的价值感，有人彻底离开了原来的职业路径，也有人只是换了新的环境。
主动抉择和被迫离开的背后，是他们对大厂光环的反思和“我到底想要什么”的深刻领悟。
她的理想是像匠人一样，不断打磨手艺，设计出好内容，但当她花了一个通宵，为Banner设计了精细的字体，将所有商品图重画成有趣的漫画风格时，得到的却是“非常糟糕”的反馈。
“你根本不用去设计字体，直接用看得清的字体就好了”
“商品画成漫画反而不知道是啥，直接用商品图就可以了”
初期的两个月里，类似的打击和教育每天都在重复，重塑着沫霖对设计的认知。
这种丧失感在她晋升带团队时达到了巅峰，她的职责不再像一个设计师一样埋头干活，更像一个监工。“就像机械化生产一样，有固定套路，接到一个需求，按照方法论找到相似案例，分发给团队执行就行了，每忙完一个项目，就感到人生在无效的重复，很浪费生命。”
更重要的是，沫霖有时会质疑这样的团队协作成果到底和个人有什么关系，“未来我去找工作，我甚至不想把它放进我的作品集，因为它不是我做的。”
这些经历让沫霖深刻意识到，“大厂只希望你是个螺丝钉，把事情标准化、高效率的解决好，不需要个人独特性，但这与我的价值观是相悖的。”
这让沫霖对Allin命理师后的基本生存保障有了信心，今年5月份，她全职投入，正式开启自由职业，忙的时候一天要服务12个小时的咨询。
“我转行不指望挣大钱，能糊口就行，重要的是有乐趣和价值，做咨询就像一个小侦探，帮助对方发现问题的症结点，很有价值感。”
也许命理师这个职业，因其科学性遭受质疑，但至少沫霖找到了自洽感，而且前同事得知她的新选择，纷纷表达了祝福。
在一年前的校招角逐中，她凭借优秀的本硕海外留学经历拿到上海某头部美妆公司的管培生Offer。
作为留学生，她一直对外企情有独钟，认为去外企是女生的DreamJob，此前的实习她也是在快消大厂做市场营销，通过制定市场策略，让有用的产品被消费者看见和喜爱，弗弗觉得这很有成就感。
但入职后，期待幻灭，只剩痛苦，“所谓的光环只是别人看待你的眼光，没有任何价值，大厂金玉其外，真实的工作冷暖自知”。
公司氛围亦是冷冰冰的，老板结果导向，只关心生意如何，只在意员工是否不停的在工作，不停的有进度和结果，不关心是否能适应，“我作为一个社会人的部分，完全被漠视了。”
在弗弗的观察里，她这一代年轻人非常在意工作是否有意义，可以接受加班、批评，但没办法接受冷漠，被当成机器来用，她觉得很荒谬。
但反观隔了一两代的职场老人，弗弗觉得他们被同化的厉害，令她极为震撼的是某次一位女性管理者聊天说到，作为女性，虽然可以考公务员，或者早早结婚生子，但走我们这样的职业道路才是最有成就感的。
“我觉得她是在贩卖独立女性的概念，将自己塑造成一个职场精英，但没办法客观看待其他千千万万的职场女性”，这种畸形的优越感让弗弗感到窒息，“在大厂之所以痛苦，是因为它试图将这样的价值观同化给每一个新来的人，大家最好变成同一类生物为公司利益奋斗，才能忘却丧失人性的痛苦。”
在弗弗眼里，这些所谓的职场精英只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工作机器，她不想在这待了三五年后也被同化，成为自己讨厌的人。
她决定裸辞，原因是大厂的工作强度根本不支持她在职时规划新工作。提出离职时，一位同病相怜的同事恭喜她脱离苦海，“我还可以走，但他在这个行业已经工作多年，不得不继续苦熬盼着晋升。”
曾经对快消的热爱和理想全被这份工作撕碎了，她决定换赛道，如今入职到一家规模不大的大健康领域的公司，从0到1做新产品研发，老板只负责大方向把控，给予信任和自由度让她去摸索，弗弗终于有机会施展个人的创造力。
更重要的是，她如愿以偿遇到了有温度的公司氛围，某次开会当她听到有资深同事问老板，“已经招到新人了，以后可不可以早点放我下班”时，弗弗感觉到一股暖意，在鼓励生活和工作平衡的文化里，她感觉自己又重新活过来了。
部门裁员10%的消息刚来时，大家很默契的进入了“集体表演加班”的状态，为了不成为优化对象，每个人都抢活干，即便无事可做也要熬到9点。毕竟在绩效不景气的情况下，营造努力的假象是唯一的“讨好”方式。
被裁员时平平有种终于解脱的轻松感，既然公司已无发展空间，领导也没有足够实力去力挽业务狂澜，另寻他处也好，尤其得到了还算合理的补偿。
面对处于低潮的招聘市场，他也不指望能有运气碰到更好的工作，索性也放低了期望，海投随缘找。
相比之下，一些中小公司可能更稳定，盈利状况反而受大环境波及小。
平平调整了认知，不在意公司大小，投出100家简历，接到20个面试邀请，有些又因企业突发性的缩减名额而临时取消，最后拿到3个Offer。
最终他选择了一家规模较小的互联网金融机构，且收获了意外之喜——薪资上涨了15%！
“表面上看是我运气好，但关键原因是我做选择时不受公司大小的局限，这样才会遇到更多机会”，平平感叹到。
小雨离开字节时，对公司抱有很大的感激。
他在字节做了四年销售，从底层销售顾问到销售主管，再到大客户经理，职级薪资节节攀升，生活水平也肉眼可见有了改善，每月房租从1000元提升到2500元，买衣服从不敢进大商场到只去大商场，他很享受这种奋斗就有回报的感觉。
更重要的是思维的开阔，此前他还做过房产中介、家居销售，而在字节接触到的圈子让他的眼界和人脉都有了提升，“是字节让我有机会站在这个互联网风口上。”
为此，尽管字节的工作高负荷，但小雨很能适应，一些同事扛不住业绩压力会离开，比如同期30多个人一起培训，到了下一期就只剩小雨一人了，而且与流行的年轻人躺平观点不同，小雨认为加班十分必要，“没有一起熬过十二点的团队是没有凝聚力的”。
但随着公司的业务成熟与个人的发展状态趋于稳定，小雨也遇到了职业瓶颈。
另一方面，公司运营趋于成熟，不需要太多的新晋管理者，身边优秀的同事也多，晋升机会很少。薪资虽然稳定在一个不错的区间，但长期停滞不前让小雨感到不满足。
“我的性格有点不服输，总想比身边大多数人好，做到中等偏上才行”，为了谋求更大的突破，他决定创业一搏。
基于在字节积累的抖音专业知识，他瞄向了直播与代播业务，虽然创业还没有起色，就碰到上海疫情封控，被突发状况打乱节奏，但小雨很乐观，“创业应该有长期思维，不能只看短期收益，这是我在字节接触了那么多企业老板后的深刻感触，很多公司都是前期做了很久的铺垫才会有营收，我有这个心理准备。”
小雨想通了，无论结果如何，都要一试，随着上海解封，接下来的目标是先坚持6个月，让公司活下来。
但游刃有余的另一面是缺乏新鲜，Lily越来越感到工作的单一，“总是在重复同样的内容，自己就像个螺丝钉，应该要寻求突破了”。
Lily选择的新一站是二手电商平台，作为一个创业公司，新公司的制度不像大厂那样完善，岗位功能不够细分，一人要负责很多事。Lily的主要职责是活动策划，除此外，还需要参与产品功能设计，自己找营销资源，“从单线程变成了多线程”。
前所未有的压力扑面而来，很多工作内容都需要Lily摸着石头过河，为此走了不少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