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写作不仅是一种记录，更是一种创造，它让我们能够捕捉那些稍纵即逝的灵感，将它们永久地定格在纸上。下面是小编精心整理的12篇儒家文化论文，希望这些内容能成为您创作过程中的良师益友，陪伴您不断探索和进步。
一、隋抱朴儒家性格的形成因素与时代的关系
二、隋抱朴的儒家思想与自己的深刻的矛盾性
四、结语
作者：罗翔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而儒家文化又是其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儒家文化是前人不断积累下来的宝贵精神财富，其所包含的内容也是丰富多彩的。儒家文化中含有的人生道德修养给思想政治教育很大的源泉，我们可以从中汲取很多优秀文化。儒家文化中的仁、义、礼、智、信，都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并在社会的发展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1.儒家思想文化以仁爱为本
这种思想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正确处理产生的各种矛盾。仁爱也是其思想的核心和最高精神境界。当人与人相处时，要相互帮助，团结友爱，对于人们的立身处世会产生积极的影响。
2.儒家文化注重伦理道德中的责任和义务
父母有责任抚养自己的子女，当父母老了之后子女也有义务照顾他们。这些都是伦理道德中的重要内容，也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现代生活中依旧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3.儒家思想文化重视树立崇高的社会理想
其思想认为人生最大的快乐应该是跟随自己的心追求一种高尚的精神生活。而在精神追求当中，最重要的是道德追求。以一种高标准的理想道德来要求自己，对于培养自己的良好情操起到巨大的作用。
4.儒家文化强调对自身的道德修养
儒家文化把道德修养和教育连成一个整体，达到知行合一。儒家文化重视培养人的信念和人格，并立志向善。这些对于我们成为一个高尚的人有很大帮忙。
二、儒家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运用
我们现在所说的思想政治教育是指：“社会或社会群体用一定的思想观念、政治观点、道德规范对其成员施加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使他们形成符合一定社会或一定阶级所需要的思想品德的社会实践活动。”从内容上来看它属于文化教育的一部分，是一种文化现象。从方法上来看，它通过对人的不断引导教育使其全面发展。儒家文化自古以来就一直对人们进行熏陶以及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让人们养成伟大的仁爱精神。儒家文化的这些特点给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宝贵的借鉴资源。儒家文化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刚好实现了古为今用。这种结合方式既是对历史的一种回望，同时也是对古人带给我们的这些优秀成果的一种尊敬和佩服。
1.儒家文化是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基础
文化是一个国家不断发展的动力源泉。一项有关思想政治教育的报道中强调，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必须将继承优良传统与改进创新相结合，国民教育系统必须承担起保护和传承民族文化精神的重任，儒家传统文化教育应当而且必须成为传承中国文化的主载体、主阵地、主渠道。根据儒家文化能很好地发挥思想政治教育的教育功能，陶冶一个人的个性品德。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开办了很多私塾，让更多的人能接受教育获取知识。儒家一直秉承教书育人的宗旨，形成了中华民族的深厚传统，这也形成了现在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根基和源泉。文化是一个国家的根本。现在也有愈来愈多的国家开始拥护自己的文化，积极培养人们的文化意识。这让更多的人了解自己国家的风俗、习惯、历史等，从而激发起对本土文化的热爱和保护。儒家教育艺术的最大特点就是因材施教和启发诱导，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必须针对这种现实差异，正确引导学生走适合自己的道路，发扬儒家精神。儒家文化有几千年的文化历史，包含了传统道德和核心价值。思想政治教育应该从儒家文化出发，充分吸收其所体现的价值观、道德观和人生观，唤醒人们内心的民族精神和文化道德，给国家的发展提供动力。
2.儒家文化使思想政治教育得到提升
三、儒家文化在思想政治教育中的发展
关键词：社会保障制度；传统文化；辩证关系
一、传统儒家文化与社会保障思想形成与发展渊源
二、社会保障制度发展影响下的传统儒家文化
三、传统儒家文化影响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方向
四、社会保障制度的缺陷及改进措施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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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儒家文化古代科技古代科学家
关于中国古代是否有科学的问题,学术界至今仍有不同意见。不少学者根据卷帙浩繁的古代文献,用历史事实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甚至认为,中国古代曾有过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学技术。正如英国着名的中国科技史家李约瑟所言,古代的中国人在科学技术的许多重要方面“走在那些创造出着名的‘希腊奇迹’的传奇式人物的前面,和拥有古代西方世界全部文化财富的阿拉伯人并驾齐驱,并在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之间保持一个西方所望尘莫及的科学知识水平”,中国的科学发现和技术发明曾经“远远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是在十五世纪之前更是如此”[]。然而,也有一些学者则根据中国古代没有近代意义的“科学”,近代科学没有在中国产生,以证明中国古代没有科学。笔者持中国古代有科学的观点,并认为,中国古代的科技具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不同于近代意义的“科学”。这一看法对于理解中国古代科技曾有过辉煌但又没有能够实现向近代科学的转型,或许会有一定的帮助。
一.儒学化的中国古代科学家
从科技与社会相互关系的角度看,科学技术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孕育并得以发展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一定的文化的影响。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儒家文化对于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不可能不具有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表现为儒家文化对于古代科学家的影响,表现为大多数科学家都不同程度地与儒学有着密切的关系。
根据笔者分析,在《中国古代科学家传记》中所收录的科学家,大都与儒学有着程度不同的关系。依据这些科学家与儒学的关系的密切程度,可分为以下两个层次:
其一,在儒学发展史上具有较重要地位或撰有儒学研究着作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有:汉代的张衡、崔寔,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陆玑、虞喜、何承天、祖冲之,隋朝的刘焯,宋代的沈括、黄裳,明代的罗洪先、宋应星、张履祥,清代的朱彝尊、戴震、阮元、汪莱、李锐,等等。其中汉代的天文学家张衡着《周官训诂》;东晋时期的天文学家虞喜“释《毛诗略》,注《孝经》”[];南北朝时期的天文学家何承天对《礼论》进行整理,“删减合并,以类相从,凡为三百卷”[],数学家、天文学家祖冲之“着《易》、《老》、《庄》义,释《论语》、《孝经》”[];隋朝时期的天文学家刘焯着《五经述义》;宋代的科学家沈括撰《孟子解》,天文学家、地理学家黄裳撰《王府春秋讲义》;明清之际的科学家宋应星撰《谈天》、《论气》;清代的数学家汪莱撰有《十三经注疏正误》、《说文声类》等经学着作,数学家李锐协助阮元校勘《周易》、《谷梁》和《孟子》,并撰有《周易虞氏略例》、《召诰日名考》等等。
其二,明显受儒学影响、具有儒家理念或运用儒家经典中的知识进行科学研究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较多,比如(按年代顺序),班固、刘洪、张仲景、皇甫谧、裴秀、刘徽、郦道元、贾思勰、王孝通、贾耽、杜佑、李吉甫、陆龟蒙、韩鄂、苏颂、唐慎微、刘完素、郑樵、张从正、李杲、宋慈、李冶、秦九韶、杨辉、郭守敬、朱世杰、王祯、朱震亨、鲁明善、戴思恭、马一龙、李时珍、徐春甫、程大位、朱载堉、陈实功、徐光启、张景岳、邢云路、方以智、王锡阐、梅文鼎、杨屾、徐大椿、陈修园,等等。
这些科学家与儒学都有着密切的关系。需要指出的是,以上所罗列的这些科学家几乎囊括了古代科技体系中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五大学科的最着名的科学家,是科学史上各个时期最具代表的科学家。而且在事实上,除了以上科学家之外,还会有其他许多科学家与儒学有着直接的关系,比如,大多数官吏科学家必然要受到儒家思想的影响;一些道教、佛教科学家,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也会与儒家思想有着这样或那样的关系。
中国古代科学家在成长的过程中、在社会交往以及学术交往中,大都处于儒家文化的氛围之中,儒家文化是他们心灵、思想、学识、情感的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从而使得中国古代科学家带有明显的儒学化特征。他们大都具有儒家的价值观念和道德品质,具备深厚的儒家文化知识,对儒家经典有着浓厚的学术情趣,以至于在他们的科学研究中,或是包含着对儒学的研究,或是运用了儒家经典的知识,或是蕴涵着儒家的情怀。
二.儒学化的古代科学研究
在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不仅科学家的价值观念、人格素质、知识学问要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而且在科学研究中,科学家的科研动机、基础知识乃至科研方法,都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学的影响。
(1)儒家的价值观影响科学研究的动机
古代科学家研究科技的动机大致有三:其一,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其二,出于“仁”、“孝”之德;其三,出于经学的目的。
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以上三种动机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就是为了落实儒家的民本思想;出于“仁”、“孝”之德,就是实践儒家的仁爱理念;出于经学的目的,就是要发挥儒家之道。因此,古代科学家的研究科学的动机最终都源自儒家的价值观。
(2)儒家经典成为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
科学研究需要有相当的知识基础和专业基础,而在儒家文化占主流的背景下,大多数科学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最初都是从儒家经典中获得的。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丰富的科技知识。就古代数学、天文学、地理学、医药学和农学五大学科而言,《周易》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数学知识,《诗经》、《尚书尧典》、《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以及《春秋》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天文学的知识,《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等着作中包含有某些地理学知识,《周易》、《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了与医学有关的知识,《诗经》、《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等着作中包含有农学知识。应当说,儒家经典中具备了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所需要的基础知识以及一些专业基础知识。因此,儒家经典中的科技知识,实际上成为许多科学家的知识背景,成为他们的知识结构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古代数学家必定要讲《周易》。魏晋时期的着名数学家刘徽在为《九章算术》作注时说:“徽幼习《九章》,长再详览,观阴阳之割裂,总算术之根源。探赜之暇,遂悟其意。是以敢竭顽鲁,采其所见,为之作注。”[]也就是说,他是通过《周易》的阴阳之说“总算术之根源”,从而明白《九章算术》之意,并为《九章算术》作注。宋元时期的数学家讲河图洛书、八卦九畴。宋代着名的数学家秦九韶对《周易》揲蓍之法中的数学问题进行研究,从而引伸出一次同余组的解法,即“大衍求一术”,被认为达到了当时世界数学的最高水平;又有数学家杨辉对“洛书”的三阶纵横图进行研究,直至对十阶纵横图的研究;还有元代着名数学家朱世杰撰《四元玉鉴》,运用《周易》概念论述了多元高次方程组的求解问题,被美国科学史家乔治萨顿称为“中国数学着作中最重要的一部,同时也是中世纪最杰出的数学着作之一”[]。
古代天文学家必定要以《尚书尧典》为依据,同时结合《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诗经》、《春秋》“经传”等儒家经典中有关天象的纪录和天文知识,进行研究,同时,古代天文学家在编制历法时也经常运用《周易》中的概念。李约瑟说:“天文和历法一直是‘正统’的儒家之学。”[]充分揭示了中国古代天文学与儒学的关系。由于古代的天文历法研究需要涉及大量的儒家经典,所以,在历史上,大多数天文历法家都是饱读儒家经典的儒者,从汉唐时期的张衡、虞喜、何承天、祖冲之、刘焯到宋元时期的苏颂、沈括、黄裳、郭守敬,这些着名的天文历法家都曾经读过大量的儒家经典,他们所撰着的天文历法方面的着作采纳了儒家经典中大量的天文学知识。
古代的地理学则不可能不讲《尚书禹贡》、《周礼夏官司马职方》。东汉的班固所撰《汉书地理志》辑录了《尚书禹贡》的全文和《周礼夏官司马职方》的内容;魏晋时期的地图学家裴秀所制《禹贡地域图》主要是根据《尚书禹贡》。此后的地理学家郦道元、贾耽、杜佑、李吉甫都无不通晓《尚书禹贡》,并以此作为地理学研究的基本材料。
在农学方面,《周易》的“三才之道”是古代农学研究的思想基础。而且,以《礼记月令》为基本框架的月令式农书是古代重要的农书类型,先是有东汉的崔寔撰《四民月令》,又有唐朝韩鄂撰《四时纂要》,后来还有元朝的鲁明善撰《农桑衣食撮要》,等等。即使是其它类型的农书,其中也包含了大量从《诗经》、《尚书》、《周礼》、《礼记月令》、《尔雅》等儒家经典中引述而来的农学知识。
当然,作为科学家,他们的知识并不只是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那一部分科学知识,他们还拥有从前人的科技着作以及其它着作中获取的知识,更重要的,还有他们的经验知识以及他们通过科学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但无论如何,在他们的知识结构中,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是他们进行科学研究最基础的同时也是最重要的知识。
(3)儒家的经学方法成为重要的科学研究方法
在儒家文化的背景下,科学家在研究科学时,不仅研究动机与儒家思想有关,所运用的知识中包含着从儒家经典中所获得的知识,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与儒学的经学方法相一致。
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着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古代科学家首先必须尊崇儒家经典,尤其是包含科技知识的那些儒家经典,《诗经》、《尚书尧典》、《尚书禹贡》、《大戴礼记夏小正》、《礼记月令》、《周礼》、《周易》以及《春秋》“经传”等都是古代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经典。此外,科学中的各个学科也都有各自的经典:数学上有“算经十书”,包括《周髀算经》、《九章算术》、《海岛算经》、《五曹算经》、《孙子算经》、《夏侯阳算经》、《张丘建算经》、《五经算术》、《缀术》、《缉古算经》;天文学上有《周髀算经》、《甘石星经》等;地理学上有《山海经》、《水经》等;医学上有《黄帝内经》、《神农本草经》、《难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农学上有《泛胜之书》、《齐民要术》、《耒耜经》等等。这些经典是各学科的科学家所必须尊崇的。
由于尊崇经典,所以科学研究只是在经典所涉及的范围内展开,只是在对经典的诠释过程中有所发挥。先有《九章算术》,后有《九章算术注》;先有《水经》,后有《水经注》;先有《神农本草经》,后有《神农本草经集注》,诸如此类。这与儒学的经学方法是一致的。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三.儒家文化对古代科技特征的影响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研动机、知识基础以及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因而中国古代科技所具有的实用性、经验性和继承性的特征,事实上也与儒家文化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古代科学家进行科学研究的重要动机之一在于满足国计民生的需要,所以,大多数具有儒家价值理念的科学家在研究科技时,所注重的主要是科技的实际功用,这就决定了中国古代科技的实用特征,富有务实精神。虽然也曾有一些科学家对纯科学的问题进行过研究,但在总体上看,古代科技的实用性特征是相当明显的,是主要的。在论及中国古代数学史上最重要的经典着作《九章算术》与儒家文化的关系时,中国数学史家钱宝琮先生说:“《九章算术》的编纂者似乎认为:所有具体问题得到解答已尽‘算术’的能事,不讨论抽象的数学理论无害为‘算术’;掌握数学知识的人应该满足于能够解答生活实践中提出的应用问题,数学的理论虽属可知,但很难全部搞清楚,学者应该有适可而止的态度。这种重视感性认识而忽视理性认识的见解,虽不能证明它渊源于荀卿,但与荀卿思想十分类似。”[]如果对于中国古代数学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九章算术》,其实用性的特征是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那么,整个古代数学的发展与儒家文化的密切联系,也就不言而喻的了。除此之外,中国古代的天文学、地理学、医学和农学的实用特征在很大程度上也与儒家文化的务实精神有着直接的关系。
由于古代科学家的科学研究较多地受到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因此对科学家来说,不仅儒家思想是不可违背的,而且,各门学科的“经典”也是不可违背的。这种崇尚经典的学风使得后来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中更多的是对前人着作中的科学知识和科学理论的继承、沿袭或注疏、诠释,并在此基础上有所补充、改进。因此,古代的科学着作大都少不了引经据典,广泛吸取前人的多方面、多学科的知识,因而表现出明显的继承性。即使有所创新和发展,也主要是在既定的框架内做出适当的改变和发挥。
综上所述,在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古代的科学家大都是儒学化的科学家,中国古代的科学研究大都是儒学化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大体上带有明显的儒学特征,中国古代的科学是儒学化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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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人文奥运,儒家思想
1前言：
北京奥运会已经圆满的落下帷幕，成为了奥运历史上无与伦比的一届奥运会，给人类留下了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北京奥运会虽然已经离我们远去，但其对中国及世界的影响却是深远的。在奥运会历史上，每一届奥运会的举办国都会通过开幕式表演把本国文化思想的精髓展现给世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表演中呈现的中国文化元素，完美的诠释了儒家思想，展现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等儒家思想的精髓，充分体现出“人文奥运”的理念。儒家思想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宝贵财富，也是世界文化宝库中的一颗璀璨明珠。儒家思想与奥林匹克追求真、善、美，追求和平的精神内涵，是相互补充，相得益彰的。
2“天人合一”的思想在开幕式中的展现
“天人合一”思想最早起源于《周易》。《周易》的六十四卦是八个卦组合而成的，而每个卦是由三材组成的，“三材者，天地人”。这里讲的“三材”实际上是认为“人”和与人相对应的“天地”是统一的一体。《贲·彖传》曰：“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这里的“天”实际上指的“神”，天人关系还是一种人神关系。到了春秋时期，这一思想得到新的发展，儒家对天人合一的思想有了新的阐释。孔子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只有人才可以使“天道”发扬光大，如果人不去实践“天道”，“天道”就不会使人完美高尚。战国时期荀子对于天作出了唯物主义的解释,提出“明于天人之分”的观点,认为自然规律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为人的好恶而改变,“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他主张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关系,故而提出“制天命而用之”的思想,主张尊重自然,顺应自然规律,天人各司其职。由此形成了儒家“天人相通”、“天人合一”的人与自然相互协调观念。
北京奥运会以“击缶而歌”的表演拉开了开幕式序幕，2008名演员组成气势恢宏的缶阵，用四川方言吟诵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传达出对全世界客人的热情欢迎之情。缶，作为中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在古代原是一种瓦器，用以盛酒浆。古时候人们在席间饮酒时，特别是饮到兴起之时通常会击缶而歌。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中的缶，已经与原始的缶有了很大区别，它的原型来自湖北曾侯乙墓出土的青铜冰鉴缶。为了突显中国的传统文化，造型设计为鼎的形状。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代表统一，是国家的象征。今天，它已成为诚信、团结和统一的代表，蕴含人们对美好生活热切期盼的文化理念，与“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相契合。缶面为方形，寓意我国古代人民“天圆地方”的宇宙观。这种宇宙观是太极阴阳学说中的一种理论，蕴含古代人民对发展与稳定相协调的一种哲学观，是古人对“天人合一”的最本质的认识。缶的击打动作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演员在用双手推击缶时，身体前俯，然后一手扬天等动作，源于古人祭拜天地中的祭祀动作。古人对天地的祭拜是对自然的敬畏，渴望神灵的保佑。这种行为反映人民希望能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
开幕式上2008名太极拳演员排成巨大的圆阵，气势磅礴，令人神往。太极拳表演以“自然”为主题，演员表演时以大自然为背景，营造出生命繁茂，生生不息的美好意境。同时正中央的画卷上孩子们用画笔描绘着美丽的大自然。表达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与向往。当灯光亮起时，2008名演员组成的圆阵似“八卦”呈现,寓意天地人合。太极拳，是最有中国特色的体育项目，被世人熟知。太极拳的真谛是“天人合一”，讲究身心双修，体现太极拳拳理强调的修身养性，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相和谐的要意。太极拳拳理的形成受到天人学说、阴阳学说的影响。太极拳要求动作走“圆”，而“圆”是中国传统文化体系“天人合一”的具体表现之一；太极拳的一招一式表现刚柔相济，动静相兼，是一种阴阳平衡的运动状态，诠释事物内在矛盾的对立与转化进而达到和谐与平衡。通过太极拳的表演阐释了天地人合、平衡生存之太极最本体的和谐境界，表达了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期盼。
儒家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强调人与自然的统一，人的行为与自然的协调，开幕式通过对“天人合一”的价值观的阐释，意在告诫人们对待自然的态度，对人的关怀：人类既不是大自然的主宰,也不是大自然的奴隶，人不能违背自然规律，不能超越自然界的承受力去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破坏自然，而只能在顺从自然规律的条件下去利用自然，使之更符合人类的需要，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在当今社会，更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同时，也要达到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
3“以人为本”的思想诠释人文奥运的内涵
“以人为本”的理念，源于儒家文化的民本思想，是民本思想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荀子·哀公》在谈及民与君的关系时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大略》记“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是说天立君是为民，只有为民的君主才符合天道。孟子进一步提出“民贵君轻”的理念。同时，孟子更明确肯定人人都具有自己的价值，“人人有贵于已者”（《孟子·告子上》），他认为这固有的价值是天赋予的，是别人不能剥夺的。这是一种对人的自身价值的肯定，也是“以人为本”的观点在民本思想中的充分体现。“以人为本”是一种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作用与地位的肯定，是一种价值取向，强调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在当代构建和谐社会的发展战略下，“以人为本”应做到不断提高人的生活质量，保护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环境，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积极为人民提供充分发挥其聪明才智的社会环境，不断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协调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尊重每个群体的基本需求、合法权益和独立人格，不断实现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发展。
北京奥运会体现“以人为本”的一种内在价值，追求人的全面发展。通过体育比赛教育和鼓舞人们在各行各业中不畏艰难、勇于进取、不断创新、不断发展。让人们理解多元文化的价值和重要性，使体质、意志和精神得以全面均衡发展，形成“以人为本”的健康向上的和谐社会。同时，通过本届奥运会可以促进世界各民族间文化的相互交流与合作，促进国与国间的相互了解，加深友谊。
4“和”的理念在开幕式中的彰显
开幕式中的孔子弟子三千的吟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表达着中国人民欢迎远方的客人，欢迎志同道合的朋友。各国友人因奥运会而聚到一起，从而使多种文化得到交流，就是一种“”，一种“和而不同”。通过活字印刷术“和”字的演变，彰显了“和”字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在中国人民心中根深蒂固的情怀。北京奥运会的主题曲《我和你》，可以说极致地表达“和”的理念。本届奥运会的主题曲摒弃了往届主题曲的激情路线，没有气壮山河，没有豪情万丈，而是给世界人民一种全新的感觉。无论是从歌曲的旋律上，还是在歌词上，亦是在演唱者的表达上，都蕴含着人性与情义的哲理。从始至终都是以一种舒缓而温情的方式来演绎，都在追求一种“和为贵”的境界，与儒家思想的“和谐”观相契合。主题曲唱出了中国人民的心声，即世界各国人民不分肤色，不分种族，不分语言，都是地球村里的一员，是情意相融的朋友；各民族的文化和思想是可以和谐共存的；各国人民互相尊重、和平相处。
5结语
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彰显了儒家文化思想的精髓，把儒家文化思想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的价值观传向了世界，弘扬了中国传统文化。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重要地位，而且儒家文化中的“天人合一”、“以人为本”、“和”的价值观符合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主题，正因如此，才能体现儒家思想的现代价值与现实意义，对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促进各国文化的交流与共同发展起到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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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山东省;传统旅游目的地;逍遥游;开发策略
随着山东省旅游业的逐步发展以及游客消费经验、消费水平的迅速提高,对于旅游产品的要求出现了空前提升。为了适应历史演进的规律,逍遥游作为当前市场高层次旅游产品的设计理念,逐渐浮出水面。
一、逍遥游概念界定
逍遥游指在游客高消费能力和产品高开发能力支撑下,深入体现人本主义,充分满足旅游参与个体的基本利益,从而实现旅游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旅游设计理念。逍遥游理念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深入挖掘的基础上提出的,以充分协调满足游客、开发者、本地居民等参与个体之间利益为主要目标,最终实现旅游促经济发展、促社会和谐的目的。
二、曲阜旅游业发展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1.发展现状
(1)旅游基础设施逐渐完善,旅游产业链条逐渐增长
(2)旅游资源开发力度加大,景区类型多样化逐渐形成
经过改革开放后的多年不懈努力,曲阜在旅游景区建设方面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现在逐步形成“三孔、四山、两城”,努力改变长期以来曲阜游仅限于“三孔”游的尴尬境地。此外积极开发演艺业,编排大型歌舞《杏坛圣梦》、明故城开城仪式等,目前已经形成了“一天一场大戏(杏坛圣梦)、一周两场仪式(开城仪式)、一月八次祭孔(祭孔乐舞和鲁国古乐)、一年两度庆典(修学旅游节和孔子文化节)”的景区演艺格局。另外陆续推出了孔子家乡休学旅游、孔子周游列国游、孔庙拜师游、寻根朝敬游、孔府美食游、书法碑刻游、古典婚俗游等一批极具吸引力的旅游产品。自1984年以来,每年9月26日至10月10日举办中国曲阜国际孔子文化节,活动丰富多彩,文化品味高雅,特别是2007年孔子文化节影响力更为空前,被称为最能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旅游节庆活动。
2.存在问题
(1)旅游资源优势难以全面发挥
“三孔”是儒家文化、贵族生活、家族墓地的物质载体,其建筑、碑碣、古树、墓冢、石仪档次高、数量多、内涵丰,确系“圣洁之物、阳春白雪”。但这些“静”和“死”的圣洁之物难以与游人对接、沟通,在大众游客眼中,许多房子、碑碣、门坊雷同,且一幅冷面孔又区分不出差异,难以产生兴趣;为了保护文物,各个门窗亭阁都予以封闭或加了栏杆,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游客与游览内容之间的交流程度,对于游客理解景区,喜欢景区具有一定的阻碍作用,也造成世界级景区难以让游客得到世界级的文化享受。
(2)区域社会文化优势难以成为旅游环境优势
曲阜在近几年旅游业发展过程中,由于管理力度不够和本地居民的一些无序经济行为,以及一些媒体报道的放大作用,在社会上出现了“不堪回收再看曲阜”的舆论,使曲阜作为儒学之都所应具有的深厚文化优势难以转化成为旅游环境优势而吸引游客,也减少了游客从社会环境的角度去理解儒家文化的机会,相对较坏的社会文化环境也在游客和本地居民之间建立隔阂,对于曲阜旅游业的可持续发展提出了挑战[3]。
三、山东省传统旅游目的地―曲阜逍遥游开发策略
1.深度开发策略
2.适度有序策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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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新教传教士苏慧廉尽管十分尊重和称道中国传统儒学，但由于他受自身身份与基督思想的影响，其翻译《论语》的动机和策略以及对关键词“仁”的处理，都带有浓厚的基督教教义色彩和西方宗教哲学意识，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他者翻译风格。
一、《论语》关键词的核心思想及译者翻译理据
孔子处在重视“礼”的春秋时代，但据学者杨伯峻统计，论语中“礼”出现了75次，而“仁”却出现了109次。“仁是孔子的核心思想。根据国内学界普遍共识，“仁”在《论语》中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解释，“仁”在《论语》中有时候指的是“仁”本身，有时候指的是“仁人”，杨伯峻将“仁”本身理解为“忠恕”。他认为仁的消极面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积极面是“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
理雅阁在1861年出版的《中国经典》第一卷里的《论语》翻译中，主要用的这么几个词翻译“仁”:1.Benevolentactions，Abenevolentman;2.Virtue，(与此相近的有truevirtue，trulyvirtuous，virtuousmanners，trulyvirtuousman，Perfect街virtues或virtues，Thevirtues，Actvirtuously;Themanofperfectvirtue;3.thegood;4.humanity’s.whatmen.
理雅阁多把“仁”译作Benevolence和Virtue。在西方英语国家，benevolence被理解为仁爱、慈善、乐善好施。这在西方也是一个心理学专业词汇，美国学者安乐哲由此从社会学领域的利他主义来理解理雅阁的翻译。认为利他主义意指无私地为人服务。这种自我牺牲暗含了一种独立于他者而存在的自我观念。他认为这种译法将“仁”的“自我实现意蕴转变成自我克制”。理雅阁另外一种较普遍的译法是virtue，在这一个层面上，“仁”的含义是和“智”、“勇”等品德相并的，这是一种较普遍的美德。而当译作benevolence时，“仁”是一种更高尚、更特殊的美德。从宗教哲学来看，benevolence也是宗教中的词汇，它表达的意思是不求从对方获得任何利益，而无私地提供帮助。
英国在华新教传教士苏慧廉推崇并承袭了理雅阁对中国儒家经典中核心思想的理解，但并不完全套入理雅阁的翻译。他在自己的译文中体现的是自己对儒家核心思想的理解和解释。苏慧廉自身早年所处宗教环境、认知模式和生活阅历影响了他的《论语》翻译的最终面貌。苏慧廉的译文中对关键词的翻译要更加开放自由，但仍然带有作为一个新教传教士身份的基督教思想和教义色彩。
如果把理雅阁有关virtue的表达算作一种，那么他对“仁”有4种译法，而苏慧廉则有12种。除了有些地方沿袭理雅阁的译法，在多处理雅阁译作“virtue”的地方苏慧廉均有自己的新的解释和译法。以(论语》中第一次出现“仁”的章节为例。
(1)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苏译文:Thetruephilosopherdevoteshimselftothefundamentalc，forwhenthosehavebeenestablishedrightcoursesnaturallyevolve;andarenotfilialdevotionandrespectforelderstheveryfoundationsofunselfishlife
与理雅阁翻译的allbenevolentactions完全不同，苏慧廉将这里的“仁”理解为“不自私的生活”。这与自我修养道德最高价值的体现和实现的“仁”的本意并不贴切，但它传达了西方哲学社会和道德准则中的文化含义。在另一章节中这种翻译更为明显:
(2)宰我问日:“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日:“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闰也。”
苏慧廉将(2)中第一个仁者译成analtnvst(利他主义者)，第二个沿用理雅阁的译法用aman(而非benevolentman或Vlrtllousman)。在这里，苏慧廉的翻译更加显性地体现了他的西方哲学思维。
如果说译者对“仁”字的翻译还不能很明显地显现他们的翻译动机和策略，那么对“神”、“天”等明显涉及儒家神学宗教观念和天命观的关键词的翻译则直接反应出译者的隐藏其中的个人因素，即理雅阁和苏慧廉均以传教士和汉学家双重身份承担翻译角色，译文中不可避免地带人基督教宗教色彩以及译者对他者儒家文化的解读和态度。例如:
(3)子谓仲弓，日:“犁牛之子辞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
苏译文:TheMasterspeakingofClungKungsaid;‘Iftheoff-springofabrindledoxberuddyandclean一horned，althoughmenmaynotwishtouseit，wouldthegodsofthehillsandstreamsrejectits’
(4)中“11-f川”指的是山川之神，苏慧廉译作thegodsofthehillsandstreams，理雅阁译成thespiritsofthemountainsandrivers.理雅阁用spirits来指中国文化中的各种事物的神灵，而苏慧廉直接用god的复数形式来翻译中国的神灵，有着更加浓厚的基督教义色彩。在两位译者的译文中有着很多不同之处，这些翻译当然也有着当时来华传教士的传教背景等历史原因，在此不做深人讨论。
二、译者的宗教思想在译本中的体现
理雅阁和苏慧廉作为著名的汉学家，其汉学研究水平在东西方均被广泛认可和赞誉。然而在面对(论语》翻译时，他们作为一名传教士和虔诚的基督教徒，其根深蒂固的基督教思想及其基于西方译人语受众的考虑，使他们的译文虽力求忠实公正，但仍有隐晦的基督教色彩隐含其中。
(一)对孔子的评价
《论语》中关键词“神”一共出现六次，理雅阁一概用“Sprit或“spiritualbeings”而非直接用网或gods来翻译。这并不表示理雅阁认为中国的神与西方的上帝没关系，他从多方文献中找到证据，深信中国的神便是西方的上帝。他认为中国祭拜的多方神灵统一附属于西方的上帝。他依然相信中国儒家学说中的神还是从属于西方基督教的。
虽然作为一名汉学家，理雅阁有义务和责任将中国儒学传统和孔子形象客观公正地译介到西方世界，然而作为一名基督教传教士，本身虔诚的宗教信仰和无法改变的基督教思想使得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无法摒弃自身的意识形态，从而把自己的基督教思想加人到中国儒家思想中以给予“帮助”和“完善”。
苏慧廉在他的《论语》(1910年)译文的绪论中对中国古代史、儒家思想以及孔子作了详尽的介绍，并表明了自己的认识和态度。他指出自己作为译者，在翻译(论语》的过程中收益颇多，学到了中国经典中的精华。他这样论述自己翻译的感受:“几个月以来，我都和一位中国最伟大的君子相处，他陪伴着我不断完善我的性格，我再次发现了他富于格言的论述。在经过20年的忽视之后，这些格言从一个有思想的中国人的观点出发，揭示了人类的高贵，也更好地显现了永恒的基督真理的精髓。
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苏慧廉是尊重和推崇中国儒家文化的，并利用儒家文化宣扬基督教思想。这样看来仿佛在苏慧廉眼中儒家文化作为中国哲学思想与西方哲学、宗教思想是平等共存的，其实不然。以关键词“神”的翻译为例，6处出现“神”字的地方苏慧廉有两处是译作spirits(8.21)(11.12)，两处分别译作thespiritsofthedeparted(6.22)，spiritscelestialandterrestrial.另外两处是译作thegods(3.12)和supernatural(7.21).值得注意的是后面两种翻译，很显然，god一词明显带有基督教教义思想色彩。苏慧廉用的是gods而非God或者Gods，说明苏慧廉认为孔子所言之神并非是基督教中那个唯一的上帝，而是中国君主祭拜的各种神灵。
(二)对基督教和儒学传统地位和作用的评价
和理雅阁在他的译作绪论中体现的对中国儒学的态度一样，苏慧廉在他的译作和其他著作中均有多出明显或隐晦地提到了自己对儒学所持的真正态度。在(中国传教纪事》(AMissioninChina)(1907年)中，苏慧廉专门讲述在中国的各种宗教的发展以及他的认识。在解释儒教时，他认为:古代的儒教承认一个被称作“神”、“帝”或者称作“上帝”的超人存在。他也被称作非人格的上天。上帝或天，只能由皇帝即天子去祭祀;到了圣子耶稣时代，他们才可能真正意识到，他们也是天父的儿子，与皇帝享有平等的权力。(9]238苏慧廉认为在皇家祭祀活动中没有偶像崇拜，因为没有设置任何孔子的塑像或“神座”，但却并不是一神的。对孔子来说，需祭拜的有各路普通神灵(gods)和自己的祖先(thespiritsoftheparted)。他甚至认为儒学如此多神祭祀，以至于如果在祭祀对象里加入耶稣基督都是可被接受的。苏慧廉不仅用基督教思想来解释孔子儒学中的一些关于神灵的学说，而且举例证明基督教是优于儒学思想的，儒学必须依靠基督教的拯救才能存活和延续。他认为中国如此多神崇拜，但在最危难时刻还是为求助于“他们所不知道的天父”，如果没有基督教，中国儒家神学体系“不堪一击，必将坍塌”。
如果说这是苏慧廉早期对儒学的态度，那么在他1910年再译《论语》时，他对儒学与西方基督教哲学的比较并无多大改变。在《论语》再译本的导论中，苏慧廉虽然高度评价了孔子的思想，认为与同时代的西方哲学相比是深刻和优秀的，但是在后面的论述中，苏慧廉均用God和Heaven来表达儒家中神学论述，并且指出中国儒家思想依然是和基督教教义思想相联系的。可见苏慧廉作为一名传教士，翻译中国经典的目的并不是要宣传中国儒家思想，而是宣扬自己的基督教思想。
论文摘要：韩国影视在儒家传统文化的保存和现代化以及商业化的过程中成为重要媒质。中国是泱泱文化大国在社会的转型期传统文化却被慢慢湮没。社会文化淡漠。价值取向模糊。分析比较韩国的文化视点和文化价值总结发展经验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韩流来袭
在世纪之交的中国沧桑巨变中，“韩流”汹涌而来。“韩流”的产生绝不是平地风云，唯有在文化多元共处的框架中，谋求多元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相互学习、共同发展，才是比较理想的文化互动模式。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融合后的多元文化结构，是韩国近代历史中文化领域发展的极大成就，这种文化结构也成就了韩国的影视产业。
韩剧中有着浓厚的温情和鲜明的儒家道德，恰如其分地填补了国内目前的道德空白。韩国既有悠久的历史传承又经济发达，既古老又现代，既传统又先进，世界韩国研究者有一个共识：“儒教传统是韩国迅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儒学的“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和“学而优则仕”的为学之道，在韩国深入人心。并演化为注重教育的传统。剧中所体现的儒教传统，那种森严的长幼尊卑关系、几代同堂的生活方式以及孝顺父母、重视家庭、谦恭有礼的人生态度，让人感受到浓郁的东方文化传统。
二、韩国影视的文化视点
人性亲和力。韩剧为什么如此有生命力，不仅因为东亚文化的同质同源，还在于韩剧的叙事技巧揭示了人性中最美好的一面，体现了全人类的善世思想。每部韩剧都有一个优美动人的故事核心。无论是青春偶像剧如《蓝色生死恋》、《冬季恋歌》、《浪漫满屋》等，还是日常生活剧如《爱情是什么》、《看了又看》、《人鱼小姐》等，抑或是历史剧如《明成皇后》、《商道》等，都有一个情节曲折、细腻精致、打动人心的故事。这些故事情节中通常蕴涵着这样一些主题：亲情、爱情、友情、信义、利益、误解、宽容，情和义、恩和怨被绵密而富于技巧性地编织到日常化的真实生活场景里，既令观众感到无比亲切，又常常被其中蕴涵的戏剧元素所打动。无论故事如何发展，韩剧总有一个情节核心如影随形，紧紧扣合，这是吸引观众看下去，并被打动的核心要素。因此。很多韩剧即使长达几十上百集，观众仍是忠心耿耿、不离不弃，伴随剧情始终。比如多数韩国影视剧是以普通人的生活为描述对象，用细腻而朴素的手法再现韩国民众的精神风貌。无论轻松诙谐还是感伤忧郁，都真实而亲切。观众在观看电视剧时的感觉，仿佛剧中的人物就生活在自己的身边。
文化亲和力。韩剧在题材类型上显现出多样化，而且在内容上也很注重伦理道德的力量与人文精神的培养。从形式看。有历史剧、现代剧；从主题看，有历史题材的励志剧《大长今》、《海神》、《茶母》，也有现实题材的励志剧《明朗少女成功记》、《汉城奇缘》。主人公为了实现自己的梦想和抱负，不畏艰难、不计名利、不怕打击，历尽曲折终有所成。伦理剧《黄手帕》，反映传统文化中人性的真善美、恕道、孝道和人格救赎，《商道》旧瓶装新酒反映现代商业精神和义利之争；肥皂喜剧《爱情是什么》、《我的嫂嫂十九岁》、《我的名字叫金三顺》、《校园卧底》、《黑道千金要结婚》、《爱在哈佛》、《家族荣誉》等幽默诙谐，主人公的生活情感费尽周折而结局却皆大欢喜；爱情剧《蓝色生死恋》、《天国的阶梯》、《雏菊》，感情执著坚如磐石，悲彩凝重，让人为之扼腕悲泣，有“天地合，乃敢与君绝”的凄楚之绝美。
韩剧的文化构图从基本的生活细节铺开。以家庭为点、社会为面，辐射到各个行业、各个社会阶层，人物的情感丰富和文化的立体呈现。伦理和道德的社会约束，舆论的强大作用，再加上美丽的自然景观、寓情于景的叙事手法、悠扬哀婉的主题曲等，在一种不动声色的客观性的描述中展现人物的生活状态和心灵状态，在银幕荧屏上实现新写实小说的个人化书写。韩剧中对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人物心理的准确客观的把握。细腻细致的描摹非常深入人心。尤其深得同样面临事业和家庭等各种关系困扰的中青年女性的共鸣。工作中的竞争、同事的远近亲疏、利益分配。家庭中的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等，无论是和谐还是纷争。都有因东方文化的含蓄而有着为情义、得失难以启齿的心理较量。韩剧中的女性形象，大多感情专一，执著于理想与家庭，遇到困难隐忍坚强。一方面负有传统的家庭责任，另一方面也富有现代社会的事业女性特有的进取精神与不懈的追求和努力。演员表演真实投入，感情真挚，画面干净，色彩浓淡相宜。虽然韩剧冗长繁琐，但还是在中国大陆有很高的收视率、有很强的视听效果，很富有感染力。
三、当代韩国影视的立足点
韩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全面接受现代文明的同时，在文化层面上也较为完整地保存了本民族的精神文化传统。韩国人认为人的修养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知识，二是伦理道德水平。韩国人所信奉的共同道德就是儒家的孝悌、忠信、礼义、廉耻。近年来亚洲金融风暴过后。韩国人进行了反思，认为西方文化道德在其鼎盛期过后，已明显暴露出一系列的弊端，如“拜金主义”使人钱迷心窍，不择手段；“个人主义”涣散集体，瓦解民心；人情淡薄漠视亲情，分裂家庭。有害社会。于是韩国提出了“文化立国”的国策。主张不仅要挖掘发扬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的精髓，而且要大力发展以儒家文化道德为主体的“文化产业”，一方面可以抵制欧美颓废文化道德对传统儒家文化道德的冲击，另一方面可以成为拉动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强大动力。仅在2002年韩国就向文化产业提供资金5000亿韩元，约合4,5亿美元。同时，韩国又于1999年制定了《文化产业振兴基本法》，随后又陆续对原有的《演出法》、《唱片录像及游戏制品法》进行了修改，为文化产业的振兴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发展空间。
四、当代韩国影视的文化价值
韩剧在我们国内的流行主要是东亚文化圈共存的对儒家文化的认同感，不仅韩剧，新加坡和日本的影视剧也都同样在国内深受欢迎。这种文化的同质性是东方文化的魅力所在，也是当代文化形态及价值观念的转型期，国人的思想迷失和对传统宁静和谐文化精神的渴望。尤其是韩剧，在内容和表现手法上更为纯净、雅致、唯美。优美的画面，无论朴实还是华丽都很生动，传神的对白，悠扬动人的音乐，准确细腻的表演，细致深刻的心理刻画，东方文化特有的仁义、礼孝、含蓄、内敛，切近而遥远的熟悉，感动着世纪之交的中国在沧桑巨变中渴望亲情和谐生活的芸芸众生。
关键词：新加坡；公民教育；思想政治教育
一、新加坡公民教育的内容
“公民”从法律意义上仅仅是民主政治制度下赋予其国民的一种身份，而真正的成为“公民”，需要具备正确的公民意识，同时具有相应的公民行动，最终成为理想的公民。新加坡特别重视对公民的教育引导，它的公民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即国家意识的教育、东方价值观的教育、历史和国情的教育。
1.国家意识的教育。新加坡是个移民国家，又是个多元种族的国家，新加坡政府十分看中对公民认同国家的教育，因而新加坡政府也特别注重培植公民的国家意识，以各民族都能接受的方式向国民灌输“我是新加坡人”的国家意识，使人们产生归属感和责任感，在心理上认同一个国家，一个新加坡，并在这旗帜下为新加坡而奋斗。
2.东方价值观的教育。所谓“东方价值观”，其核心就是借鉴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古代的儒家思想文化。面对多种族的新家坡，李光耀倡导的并不是照搬照抄的中国的儒家价值观。而是进行了结合当地国情和特色的改造。李光耀认为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底蕴，是这个国家公民自信的源泉。用传统的价值观进行公民教育有助于提升公民的自信和爱国精神。他为新加坡确定的治国理念是“八德”，即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是来自于儒家的核心价值观的。新加坡又颁布了各民族的共同价值观，几乎每个民众都能背出这五个共同价值观，它们吸收了各族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合理价值。总而言之，新加坡将传统的文化进行了很好的现代化的阐释和运用，并不是直接的拿来主义，根据国家的实际情况探索出了适合国情，并得到广大人民认同的价值观，也就是现在形成的独特的东方价值观。
3.历史和国情的教育。新加坡独立的历史是一部充满艰辛的血泪史，也是生动的历史文化教材。公民必须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文化，才能有知“根”的感觉。新加坡非常重视对民众进行历史和国情的教育，通过历史和国情的教育培养民众的忧患意识。新加坡还出版了《大战前后新马史料汇编》，这本书旨在用于国民忧患意识教育，通过真实的国人的历史和经历，培育其民众的危机感和忧患意识。
二、新加坡公民教育的途径
1.学校教育。学校开设道德教育的课程，将道德教育寓于各科的教学之中。除此之外，还有丰富的课外辅导活动。2011年，新加坡教育部长王瑞杰曾表示，要推广“品德与公民教育”的课程，在公民教育方面，要做到：“第一，我们的学生应成为忠心耿耿的公民，对新加坡有很强烈的归属感，为国家利益、防卫与安全献身；第二，他们应关怀别人，愿意尽己所能改善别人的生活；第三，在一个多元种族社会里尽力促进社会凝聚力与种族和谐；最后，对社区、国家及全球课题，应有能力作出反应，并作出正确的决定。”由此可以看出，新加坡的学校教育注重培养学生的内在的品德情感，决心、责任、爱心，这些是无法测试的，但是这些却是学生在成长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能力，唯一检测的标准是如何把这些内化为学生的价值观。
3.社区教育。新加坡希望通过社区服务计划，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荣誉感，增强他们对自己国家的认同感，由小到大，由社区到国家，一点一点的形成认同。社区服务计划主要采用一些敬老，助残，募捐，睦邻友好等活动实现。社区服务作为升学的参考项，根据不同层次的学生安排不同方式的社区活动。针对西方文化的入侵，李光耀还倡导了一场“文化再生”运动。他在年国庆献辞中说：“也许我英语比华语好，因为我早年先学会英语但是即使再过一千世代，我也不会变成英国人。我心中所信守的不是西方的价值体系而是东方的价值体系”。
三、新加坡公民教育对中国的启示
借鉴新加坡公民教育中的有益因素，要以开放的态度吸收其中的新元素，给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注入新鲜的血液，在借鉴中推进我国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笔者认为，新加坡公民教育给我国有四个方面的启示。
1.要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合理成分相结合，完善充实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体系。张岱年先生曾提出了文化观的综合创新论，方克立先生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观点，提出“马魂中体西用”。这些都提示我们需要把同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有机的结合，汲取儒家文化中有益的精神力量，比如在传统教育的内容上，在人与人的关系上讲求“爱人”和“忠恕”；在个人与社会集体的关系上主导思想是重义轻利；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讲求生态伦理问题等。
2.利用国家的政策去落实价值观的教育，重视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撑。道德建设是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一环，然而道德建设的稳定性、可调控力和强制力都很弱，需要法律的支撑。新加坡的文化人认为“儒家理念本身并不能解决问题，但是给儒家理念加上制度因素，就能够把问题解决”也就是说，新加坡是用东方的理念，加上西方的手段，实现了国家价值观的落实。在实际中，新加坡把精神文明建设的许多内容都纳入了法制的轨道，以完备的立法和严格的执法为精神文明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法制保障，其公民教育集宣传说教与防范惩罚于一身，使得新加坡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楷模。新加坡政府为了推行孝，政府规定人们在购买房屋的时候，选择与父母同住会有一定的奖励，用国家政策推动孝的实行。李光耀认为，不惜任何代价，不让三代同堂的家庭分裂。孝敬父母的人才可能热爱国家。在一个家庭中，晚辈可以从长辈那里获得正确的社会价值观和优良文化传统。
3.重视实践特别是社会实践在价值观教育中所起的积极作用。新加坡重视在实践中对学生进行价值观等方面的教育，用潜移默化的方式让学生形成正确的价值观念，践行价值观。教育部规定学生必须选择参加一定的课外活动，如加入学生社团、参与社会服务等。学校也经常组织各种类型的课外实践活动，如参观禁毒展等。新加坡非常注重开设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课程，组织各种学生社团进行实践活动和服务，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思想道德情感，使之内化为道德观念，形成道德素质。我国也要重视社会实践在培养人们形成正确的价值观的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尤其要重视劳动实践的作用。劳动实践可以让人们真正的体会到劳动的艰辛与劳动的乐趣，潜移默化的使人们形成热爱劳动，珍惜劳动成果等美德，最重要的是，通过劳动可以培育人们丰厚的情感，那种对土地、对大自然、对人类社会的亲近感。
总之，新加坡公民教育的内容包括国家意识的教育、东方价值观的教育、历史和国情的教育。教育方式多种多样，包括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区教育等。新加坡的公民教育对我国思想政治教育提供了很多启示，主要包括：要与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合理成分相结合，完善充实中国特色的核心价值体系；利用国家的政策去落实价值观的教育，重视道德建设的法律支撑；重视实践特别是社会实践在价值观教育中所起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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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中的民俗有些是对民间地域生活风情的展现，如《骆驼祥子》中的北京天桥的平民生活图景，《神鞭》中富于“津味”的皇会民俗，《雅马哈鱼档》中20世纪80年代的广州市民文化景观;有的带有强烈民间色彩的文化艺术形式，如《活着》和《桃花满天红》里的皮影戏，《炮打双灯》中的民间炮竹文化，《霸王别姬》中老北京的京剧戏班，这些往往与影片的叙事情节和生活空间密切结合在一起，共同塑造被文化传统和现实事件所影响的人物命运，还有一些民俗是被作为片中极有象征意味的仪式典礼来加以强化的。这些并非社会民俗学意义上的民族志电影的故事片，往往通过对民俗仪式进行艺术化改写，突出其文化象征性。这里往往包含对以儒家文化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反思与批判。
以儒家占主导地位的祖先崇拜有自己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功能，它减弱了对祖先灵魂崇拜的神秘性质，而逐渐成为一种加强了现实功利性的礼治策略。祭祖敬祖一方面是祈求能得到先人的庇佑，另一方面也借此宣扬忠孝之道。但是在男尊女卑、提倡女性守节的封建文化的浸染下，对祖先的祭祀也有了许多严苛的要求，女性往往被排斥在这种隆重的家庭文化活动之外，尤其是守寡的女性。在影片《祝福》中，鲁四老爷旧历新年拜祭祖先的民俗刻画就是与祥林嫂的人生悲剧紧紧联系在一起的。
“祖宗”这一民俗影像中最具文化传统隐喻意味的意象在电影《祝福》中的功能是多面的。影片不仅强化了祭祖的线索，而且把祭拜祖先这一深蕴儒家伦理精神的中国家庭礼俗作为封建文化负面影响的重要象征，那原本寄寓着后人对祖先悼念之情的仪式变成了杀人无形的文化利器，把祥林嫂的个人悲剧的刻画上升到对整个封建文化进行批判的高度。而在张艺谋导演的《满城尽带黄金甲》中，皇帝胁迫皇后参加的重阳祭祖大典也带有明显的象征意味，皇帝以此警戒皇后对家法宫规等级秩序的恪守，一排排的祖宗灵位暗示了这种压抑性男权秩序的历史传承，以此表达导演对权力秩序的批判意愿，可惜的是，这一用意被过于形式化的影像造型所冲淡，其文化反思的力度没有达到50年前影片《祝福》的艺术效应。
古代社会中，没有举行婚礼仪式的婚姻不能被认为是合法婚姻。“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也。”后世百姓多遵纳采、纳征和亲迎三礼，其中迎亲仪式最为隆重。婚庆典礼的民俗演绎也是中国电影中一个颇为引人注目的民族性符号建构。在吴天明的《人生》和陈凯歌的《黄土地》中，有关婚庆民俗场景的渲染都饱含着创作者对古老民族文化的深刻反思。尤其是《黄土地》，影片开篇就把上世纪30年代末期黄土高原的一次民间婚礼展现在观众面前，“象征着一种千古不变的，近似宗教仪式的东西。没有真正的幸福和欢乐，一切都不过约定俗成而已。”[1]我们在影片中看到即便在极为贫困的黄土高坡，迎亲和婚典的形式感依旧。站礼先生的高诵吉谚、新人跪拜天地、“自古婚嫁由天定，而今贵福在命中”的门联、堆在床上的聘礼，都延续着古老婚俗的文化气息。传统婚姻家庭本位的价值观、旧俗中早婚的传统、父母之命的婚姻缔结方式等等因素决定了旧时代包办婚姻对于贫民而言是一定程度的买卖关系。
与《黄土地》相呼应的是《人生》在影片的尾段展示了一场陕北旧式的婚典，其热闹富庶程度已远非50年前的黄土地百姓所能比拟，但是女性在婚姻中的悲剧感依然浓重。导演在此用传统婚礼形式象征旧的生活方式和文明形态，突出了巧珍最终绝望地被古老乡村文化所覆盖的人生悲剧。与《黄土地》不同的是，巧珍对婚姻的选择毕竟带有一定的自主性，她不是为了钱财而嫁人，这种对土地的依恋和桎梏于土地的矛盾心态更突出了婚姻仪式所涵纳的文化反思价值。此外台湾导演李安的作品《喜宴》也借助中国传统婚宴民俗不无夸张的演绎方式，强调了中国文化中婚姻缔结中的家长意识和群体观念，显示了个人意志和愿望在中国式婚姻中的弱势地位，以此与西方文化作一参照，展示东西两种文化的冲突和最终的妥协。
阻碍菊豆和杨天青幸福的“祸根”杨金山虽然死了，可是他所代表的家族宗法文化的强大威慑力还在，高高坐在棺头的一脸威严的孩童杨天白成为父亲的人，菊豆和杨天青所追求的超越世俗伦理的生活依然无法实现。长长的送葬队伍、漫天的纸钱和两人不无表演性质的撕心裂肺的哭嚎极为仪式化地传递出张艺谋的父权文化批判立场。这种挡棺仪式和哭丧礼仪也是儒家文化中重视“礼”的一种体现，“衣衾棺椁、衰麻哭踊”等古式的丧葬仪礼演示过程在一次次的反复中，将事关生死的观念、信仰反复灌输。这种灌输不是靠外在力量的强行注入，而是逐渐地教化养成，从而使人内在地主动服陷于传统。葬礼上的挡棺仪式体现了死者虽死犹生的威严，家族长老们对杨家染坊的日后生活安排（让天青搬出院子去住），都体现了宗法制度下祖先的越超性法权。
张艺谋最善于捕捉传统民俗的典型仪式来构造电影的视觉冲击力，通过渲染民俗仪式中最具民族性的造型、色彩功能，传递出东方形式美感和文化陋习杂糅的影像奇观。他还在《大红灯笼高高挂》
的，最终传达儒家以孝为先、慎终追远的中臆造出点灯、吹灯、封灯的大院规则，模
仿皇帝后宫的妃子“听召”仪式，突出了男权社会文化下被挤压和操纵的女性命运，揭示出女性灵魂异化的文化根源。尽管这种“伪民俗”遭到很多人的批评，但不可否认的是，张艺谋所建构的民俗意象并未偏离对传统文化负面影响批判的轨道，只是比较而言，《人生》和《黄土地》对这种陋习弊端的展示和批判更为决绝。正如吴天明《老井》中对乡村宗族之间械斗习俗的刻画，对保守、狭隘、蛮性的宗族文化的展现，其本身就蕴含着编导的批判立场。
中国电影中的民俗文化博大精深，儒释道文化及其民间演变尽纳其中。不过，除了一般意义上的民俗风情展览，大部分民俗景观都被赋予了民族文化反思的象征意味，而这也往往与民俗本身所积淀的文化因子有关，尤其是第五代导演曾用仪式感极强的民俗景观创造了“民族寓言”式的影像风格。自强调写实主义的第六代导演崛起后，作为群体性的电影结构元素，渲染民俗蕴含的文化意识的艺术手段在中国电影中逐渐有所失落。
*本论文是
2013年辽宁省教育厅项目“辽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影像化研究”的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w2013168;辽宁省教育规划项目“地方高校艺术教育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编号：JG13DB246。
注释：
[1]陈凯歌.怀着深挚的赤子之爱──陈凯歌谈《黄土地》导演体会.话说《黄土地》[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86：277.
[2]转引自徐吉军.中国丧葬史[M].南昌：江西高校出版
.社，1998：420
作者：朱承学成海英舒志华
论文关键词：高校教育儒学人文精神化育之道
论文摘要：儒家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代表，以儒学人文精神的化育之道丰富高校人文教育的内涵是十分必要的。儒学人文精神的化育之道——“仁、义、礼、智、信”是人内在超越的根本之道。高校教育中应当启发学生的内在自觉，唤醒学生的内在生命意识，引导大学生进行道德践行，追求德性的圆满。
卢梭提出教育就是创造良好的环境，让人性中固有的那些美好的禀赋显现出来。这一观点指明了现代高校教育的两个基本功能：一是科学教育，引导和促进受教育者注重专业知识的获取，是开发人的智力的教育，体现的主要是以社会发展需要为标准的教育价值观；二是人文教育，使受教育者文化素质和品格得以提高，体现的主要是以个人发展需要为标准的教育价值观。高校教育要以人的发展为目的，就必须全面培养学生的科学思维能力和人文思维能力，也就是说，科学教育和人文教育在高校教育中都各自有其合理的内核与现实价值。
然而，随着市场化、经济全球化的逐步加深，我国高校教育实践中，正在经历传统的断裂和经典教育的断裂，出现了教育的功利性和传统道德教育模式的政治化倾向，使人的价值理性在实用理性的全面进攻下显得落寞而无力，人的训练取代人的生存成为高校教育的现实取向，作为人的灵魂而存在的高校人文教育处境窘迫。由此看来，中国高校人文传统基础建设迫切需要从根本上奠基。而教育只有深植于人类文明的文化灵魂与精神动力的人文传统，才能深植于人性，才能拥有真正的人文精神。儒家文化代表中国6500年的悠久文化，博大精深，以儒学为核心的儒家文化是中国人文精神的代表。在深化高校教育改革，全面推进高校素质教育的过程中，以儒学人文精神的化育之道丰富高校人文教育的内涵是值得实践和研究的。
一、人文教育研究现状
重视人文素质教育是上个世纪末全球性教育改革的热点。我国自古以来，就十分重视人文素质的培养。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社会发展的局限和教育发展的不均衡，人们对科学技术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人文学科，因而人文教育受到忽视，越来越多的社会问题暴露出来，特别是当今，这种情况更加突出。上世纪80年代，我国一些哲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家及国家教育部门，纷纷呼唤人文素质教育，并开始了人文教育地位的探讨。
二、儒学人文精神的化育之道
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而言，“‘儒学’不仅是一种‘资源’，更应理解为一教化之本或‘教养的本原’”。儒学所体现的人文精神有美学的价值、伦理学的价值、宗教哲学的价值，等等。儒学知识典范的“为己之道”是人性贯于“仁、义、礼、智、信”的五常规范，修己成仁、义在正我、以礼立人、以智育人等是不可须臾而离的“伦常日用之道”，这种“伦常日用之道”是一个人内在超越的根本之道。
1.修己成仁。
“仁”的思想和学说是儒家人文体系的价值核心，是表达人的情感活动的概念。董仲舒曰：“仁者，憯怛爱人，谨翕不争，好恶敦伦，无伤恶之心，无隐忌之志，无嫉妒之气，无感愁之欲，无险诐之事，无辟违之行。故其心舒，其志平，其气和，其欲节，其事易，其行道，故能平易和理而无争也。”
仁必须在具体清澈精诚恻怛的真实生命中表现，“为仁由己”，一切外在的戒律在很大程度上被否定了，强调知识的修养、美的修养、善的修养等都要靠“己”——主体自身完成，并由内向外发显（推己及人），以维护和建立合理的社会秩序。
《中庸》曰：“仁者，爱人也。”仁的本质性内容是爱，基于自爱、亲爱，到仁爱、博爱，仁者积极地、主动地承担起对于他人和社会的义务。仁者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临大节而不可夺也”；仁者“见利思义，见危受命”；“仁”要求将外在的社会道德内化为人的内心欲求，也就是从生物人转化为社会人。从主观的“立己”到客观的“立人”，从亲情孝悌到济助众人，从个人的主观修养到社会风气的培养……无一不包，无所不至。以修己为本，在“修己”基础上建立社会的正义和规范，促进社会稳定。从修己到济众，成就于“民兴于仁”。
2.“义”在正我。
《中庸》曰：“义者，宜也，尊贤为大。”它是针对我而言的适宜、恰当，立足点是我而不是他人。义与我之间一定存在着某种内在的、密切的关联。董仲舒说：“义者，谓宜在我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故言义者，合我与宜以为一言。以此操之，义之为言我也。故曰：有为而得义者，谓之自得。有为而失义者，谓之自失……以此参之，义，我也，明矣！”义与我不可分，义的落实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们主观的情感、意志、心理、态度的作用。在个人内在超越中，仁义是不可分的，如“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可见，仁是一种最高的精神境界，义则是仁的落实，是仁涉及存在世界后被具体化了的仁的原则规范，义是仁向外在社会存在过渡时所生发出的精神规范或道德律令，是人从内在心性领域向实践世界跨越所走的正道、正路。正如董仲舒所强调的“仁在爱人，义在正我”。
3.礼的社会担待。
“礼”是儒家思想学说的一个重要范畴。“礼”作为一种社会行为规范，其精神主要体现为“仁”、“恭”、“敬”、“让”、“情”等方面，它包含内在精神和外在形式两方面。转贴于
其内在精神是相应的各种伦理关系。“非礼，无以节事天地之神也；非礼，无以辨君臣上下长幼之位也；非礼，无以别男女父子兄弟之亲，婚姻疏数之交也”。“不知礼，无以立也”这是对人的最起码要求，是一个人道德修为的重要部分。礼起着和谐人际关系，促进社会秩序的功能。
“礼”的外在形式，包括祭祀、军旅、冠婚、丧葬、朝聘、会盟等方面的礼节仪式。“礼”的精神是调整和规范人们之间的矛盾分歧，加强外在约束，使社会生活能够有序地进行。没有“礼”的约束，社会生活就会失去平衡，就容易发生一些道德失范现象。一个人若只在学习上下功夫而不在礼仪方面加强自身修养，就不能达到完美的人生境界。
4.智的培育。
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由此可知，知识的获取是追求智的过程，是智的培育过程。
儒学的“智”不是纯粹理性的认识运动，也不是一种抽象的知识体系，而是更趋向于本体性的“智”。“智”有理有情，有知有欲，有仁有义，是包容一切的心理原真。孔子曾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戎；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仁、知、信、直、勇、刚是受教育者应具备的道德品质，智为仁、义、礼之首。求智的过程是求真、求实、求利的过程，也就是获得知识，改造客观世界的过程。它和“仁、义、礼”所指的求真、求善、求美真正整合起来，才更具体真实，不会迷失方向。人文教育在完善个体人格时既要重点强调“智”，又要不失时机、抓住一切时机地进行“仁、义、礼”的渗透，因为智是建立在“仁、义、礼”深厚的文化底蕴之上渐长而日趋完美的，呈一种“厚积薄发”之势，威力无穷，而仁、义、礼、信是“格物致知”坚厚的基石，使受教育者在“厚乎德行，博乎道术”的过程中追求自身的完善，获得“厚德载物”的人文品格。
5.“与命与仁”的生命超越。
儒家的终极关怀突出表现在“与命与仁”思想上。“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自然宇宙赋予人的生命就是性，人的生命依附于“天”的自然之性就是“道”。人通过“道”修习其身就是人性的教化、社会化、人文化。“天道”与“人性”通过“内外修为”，方达于仁、义、礼、智根于心的“修身”之本。人性的“人文化”和人性的“自然化”是儒道的终极关怀。儒家主张“天人合一”，天与人是息息相通融为一体的，人与自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和谐整体；敬畏自然，也就必须尊重自然所赋予的人性，更要珍惜人的生命。
总之，儒学本身以教化为目的，视教育比其他任何问题都重要，儒学人文精神重个体的生存品位和品质，重道德的教化，重人格理想的追求。儒学人文精神提倡的仁、义、礼、智等价值，在剔除其历史附着的负面性之后，完全可以提炼、转化、活化其合理因素，渗透到今天的高校教育中去，进而作为正面、积极、健康的力量参与高校教育，治疗现代大学生的某些病症，恢复人的尊严，重建“天、地、人、物、我”的良性互动关系。
三、高校儒学人文精神的化育之策
1.启发学生的内在自觉，唤醒学生的内在生命。
2.引导大学生进行道德践行，追求德性的圆满。
高校道德教育作为学校精神活动中的主导力量，需要为科学知识的教育提供充满张力的基础环境。从这个意义看，高校教育应立足于德，引导大学生认德、体道，充分挖掘“仁、义、礼、智、信”等传统道德的现实意义，纠正大学生形成的不正确认识，开展“仁、义、礼、智、信”传统道德的教育。应改变高校人与人之间的淡漠关系，调整抑制极端个人主义的发展；调整大学生个人利益与社会、国家利益的关系，以及个体道德行为、人格追求与对物质利益追求之间的矛盾，在义利之间，既反对“见利忘义”，又鼓励大学生追求正当合法的物质利益；提倡以文明礼貌、助人为乐、爱护公物、保护环境、遵纪守法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德；使大学生明智、明理，增强大学生对是非、善恶、美丑的判断能力，进而使高校和谐有序；使大学生有诚信的观念，养成诚信的品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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煤炭作为一种特殊的商品，和其他商品在营销理念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着本质的区别。“产品与文化一起销售，平煤与客户共同成长。”是平煤天安运销公司在长期的销售活动中，吸收中国传统文化精粹，建立人本主义的管理模式，诚信经营、情感销售的营销思路，以质量取胜，铸造名牌的战略方针，打诚信牌，走多赢路，在当前煤炭市场出现波动的情况下，为平抑市场波动，保证市场份额和售价的稳定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一、以忠诚塑造团队，与同事快乐工作，打造一流的营销团队
1大力弘扬儒家思想中物格致知、意诚、心正的核心理念，打造思想信念坚定的营销队伍。团队的战斗力是企业经营成败的关键要素。战斗力来自凝聚力，凝聚力来自认识与目标。为了统一思想，平煤集团天安公司组织员工进行大讨论活动，让大家围绕核心理念：营销管理、市场服务、做人与做事等献计献策。经过大家的广泛讨论，挖掘出了很多做人与做事的闪光理念如：诚实守信、公平公正；情感销售、阳光操作；互利互惠、合作双赢；多边联合、共同发展；做事先做人、服务无止境；以诚为本、以信为人等一系列闪烁着智慧光芒的思想。并把这些理念制成标语牌在公司文化长廊进行广泛宣传，使其“外在于形，内固于心”。最后在广泛征求大家意见的基础上提炼成了“与客户一起成长，与同事快乐工作”的运销公司核心营销理念，为塑造意诚、心正的优秀营销团队奠定了思想基础。
3创建学习型组织，强化理念，提高素质。一个组织的战斗力还取决于该组织的员工素质和学习力。为了创造学习型组织，公司特邀请国内许多著名培训师到公司授课。通过创建学习型组织的学习和指导，让大家找到“善于学习”的金钥匙，通过心智模式的修炼，开启了工作学习化，学习工作化的大门。为广大员工终身学习，全员学习，全过程学习，团体学习，不断提高学习力奠定了基础，为员工素质的不断提升安装了推进器。
4拓展训练，锤炼团队，增进互信，增强合力。团队需要忠诚，智慧来自群众，人人需要互信，成败决定合力，这是参加拓展训练的同志总结的成功秘籍。平煤运销人通过理念的融合，素质的提升，互信的加强塑造出了一支能打硬仗，善打硬仗的优秀团队。
二、以“孝道”凝聚人心，因“孝道”声名远播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祟信立孝，和谐兴企”；百行“孝”为先，孝为德之本，孝道文化在运销公司发扬光大。运销公司历届领导班子确立的孝道文化理念，推动了孝道文化建设在企业内部的深入开展，坚持每年开展评选“十名孝星”、“十佳贤内助”、“十户文明家庭”。公司成立了“孝道”协会，建立了“孝道”基金，制定了《孝敬公约》。近年来，由运销公司倡导开展的平煤运销杯“鹰城孝星”评选活动，成为展示平顶山先进文化建设的一个有力品牌，也是我们传统文化与现代企业营销文化结合的闪光亮点。在工作实践中运销公司用最朴实的“行善积德”、“尽孝报恩”来启发员工追求真、善、美的热情，引导员工强化服务意识，干好本职工作，使团队的凝聚力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在与用户的文化交流中运销公司的孝道文化建设得到了很多用户的认可，成为衡量一个人落实做事先做人，饮水常思源的试金石，成为与用户进行企业文化交流的有力接合点。
三、以诚信赢得用户，与客户一起成长
1以礼相待，以诚相交，视客户为朋友，把做事先做人的做事准则运用到运销事业中来。时刻警告直接与用户打交道的分公司的每一位同志每日“三省，”对客户省忠、省信，对自己省学习。客户与朋友一样，你对他们忠诚，他才会成为你的忠实客户，你对他讲诚信，他也会用诚信对待你。然后就是我们每天学习了吗工作有创新吗此举大大地提高了以分公司为主体的为客户服务的自觉性、主动性和创造性。为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及时反馈用户信息，随时掌握市场供求动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推动情感销售工作不断迈上新的台阶。
2情感销售诚信合作，变供需关系为资本合作关系。通过与平煤长期合作，使很多客户对平煤的营销理念得到了充分的认可。他们看到平煤是负责任的大企业，是有发展前途的合作伙伴。在运销公司领导层统揽全局、着眼长远的大营销策略方针指导下，经过不断的努力与5家电煤用户和8家精煤用户签订了资本合作协议，引进资金近50亿元。如今有用量95％以上的精煤战略客户和用量60％以上的电煤重点客户投资入股平煤，对平煤固化市场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在国内大型煤炭企业战略联盟史上也描下了重重的一笔。同时非常重视对煤炭企业战略联盟的风险及对策分析研讨，公司领导通过长期的实践和总结撰写的论文《大型煤炭企业战略联盟的风险及对策分析》荣获“中国科协年会”论文优秀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