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夏间，上海某书肆中把我们辨论古史的文字编成了《古史讨论集》出版了。社中同人都来埋怨我，说：“为什么你要一再迁延，以致给别人家抢了去。”我对于这事，当然对社中抱歉，并且看上海印本错字很多，印刷很粗劣，也不爽快，就答应道：“我立刻编印就是了！“哪知一经着手编篆，材料又苦于太多了，只得分册出版。现在第一册业已印刷就绪，我很快乐，我几年来的工([说明]此《自序》写于1926年。《古史辨》第一册于同年11月由北平朴社出版。此序后收入1935年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周作人编选之《散文一集》(《中国新文学大系》第六集)。1988年5月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之《顾颉刚选集》、1988年11月中华书局出版之《顾领刚古文论文集》第一册都曾收入。又台湾远流出版事业公司1989年11月出版，改题《定在历史的路上》。1931年，荷兰莱顿的布利尔出版公司出版美国学者恒菇义(A.W.Hummel)的英文译本，题为《一位中国历史学家的自传——中国古代史论文集(古文辨)序》。1940年6月，曰本创元社出版平冈武夫的日文译本；经译音改译后，1953年9月由岩波书店出版，题为《ぁる历史家の生ぃ立ち——古史辨自序》，1987年6月再版。作得到一度的整理了。
这第一册分做三编。上编是在《读书杂志》中作辨论以前与适之、玄同两先生往返讨论的信札，是全没有发表过的。这些信札只就手头保存的写录，当然遗失的还有许多。在这一编里、可以知道《杂志》中文字的由来和我对于怀疑古史一件事所以有明了的意识的缘故。中编所录全是在《读书杂志》中发表的。其中许多问题虽都没有讨论出结果来，但是我们将来继续研究的骨干却已在这几篇文字中建立起来了。下编除首二篇外全是《读书杂志》停刊以后的通信及论文，有一部分是没有发表过的。在这一编里，可以见出我现在对于研究古史所走的路途的趋向。
以后我的环境如果不至迫逼我废学，我的胸中所积蓄而且渴望解决的问题正多，自当陆续研究，作文发表，第三册以下也尽有出版的希望。但不知道我的为生活而奋斗的能力能打出一个境界，完成这个志愿与否。
现在辑成的两册，范围并不限于亩史。所以仍用古史署名之故，只因我的研究的目的总在古史一方面，一切的研究都是要归结于古史的。(例如辨论《诗经》与歌谣的文字虽与古史无直接关系，但此文既为辨明《诗经》之性质，而《诗经》中有古史材料，《诗经》的考定即可辅助古史的考定，故仍收入。)没有枝叶固然可以把本干看得清楚，但有了枝叶也更可以把本干的地位衬托出来，所以我不想把枝叶删芟了。
这几年中，常有人问我，“你们讨论古史的结果怎样”我屡次老实答道：“现在没有结果。因为这是一个大问题，它的事实在二三千年以前，又经了二三千年来的乱说和伪造，哪里是一次的辩论所能弄清楚的！我们现在的讨论只是一个研究的开头呢，说不定我们一生的讨论也只是一个研究的开头咧!”
也有人对我说：“你为什么不把几年来的讨论的文字重做一番系统的整理，作成一篇齐整的论文呢”这话固然是好意，但我决不敢答应。我现在在研究上所走的路途的短，成绩的少，是大家看得见的，实在没有把这种一目可尽的东西再做一番系统的整理的必要。况且我所提出的论题全没有讨论出结果来，也无从加以断定。我并不是没有把我的研究构成一个系统的野心；如果我的境遇真能允许我作继续不断的研究，我到老年时一定要把自己的创见见和考定的他人之说建立一个清楚的系统。但现在还谈不到此，还只能见到一点写一点，做零碎的发表和涸杂的编集。
我非常地感谢适之守玄同两先生，他们给我各颁的启发和鼓励，使我敢于把违背旧说的种种意见发表出来，引起许多同志的讨论。这个讨论无论如何没有结果，总算已向学术界提了出来，成为学术界上的公同的问题了。我又非常地感谢刘楚贤(掞藜)、胡堇人、柳翼谋(詒徵)诸先生，他们肯尽情地驳诘问我，逼得我愈进愈深，不停歇于浮浅的想象之下就算是满足了。我永远要求得到的幸运，就是常有人出来把我痛驳，使得我无论哪个小地方都会亲自走到，使得我常感到自己的学力不足而勉力寻求智识。我在生活上虽是祈祷着安定，但在学问上则深知道这是没有止境的、如果得到了止境即是自己的堕落，所以愿意终身在彷徨觅路之中，不希望有一天高兴地呼喊道：“真理已给我找到了，从此没有事了！”
我读别人做的书籍时，最喜欢看他们带有传记性的序跋，因为看了可以了解这一部书和这一种主张的由来，从此可以判定它们在历史上占有的地位。现在我自己有了主张了，有了出版的书籍了，我当然也愿意这样做，好使读者了解我，不致惊诧我的主张的断面。
因为这样，所以现在就借了这一册的自序，约略做成一部分的自传。我很惭愧，我的学问还没有成熟，就贸贸然来做这种自传性的序文，实在免不了狂妄之罪。但社会上已经等不到我的学问的成熟而逼迫我发表学术上的主张了，已经等不到我的主张的讨论出结果来而逼迫我出书了，我为求得读者对于我的出版物的了解，还顾忌着什么呢。
我是一八九三年生的。当我出生的时候，我的家中已经久不听见小孩子的声息了，我是我的祖父母的长孙，受到他们极浓挚的慈爱。我家是一个很老的读书人家，他们酷望我从读书上求上进。在提抱中的我，我的祖父就教令识字。听说我坐在“连抬交椅”(未能步行的小孩所坐)里已经识得许多字了；老妈子抱上街去，我尽指着招牌认字，店铺中人诧异道：“这怕是前世带来的字吧!”因为如此，所以我了解书义甚早，六七岁时已能读些唱本小说和简明的古书。但也因为如此，弄得我游戏的事情太少，手足很不灵敏，言语非常钝拙，一切的技能我都不会。这种的状态，从前固然可以加上“弱不好弄”的美名，但在现在看来，只是遏抑性灵，逼作畸形的发展而已。
在这种沉闷和呆滞的空气之中，有一件事足以打破这寂寥而直到近数年来才从回忆中认识的，就是民间的故事传说的接近。我的本生祖父和嗣祖母都是极能讲故事的：祖父所讲大都属于滑稽一方面，如“诸福宝(苏州的徐文长)”之类；祖母所讲则大都属于神话一方面，如“老虎外婆”之类。除了我的祖父母之外，我家的几个老仆和老女仆也都擅长这种讲话，我坐在门槛上听他们讲“山海经”的趣味，到现在还是一种很可眷恋的温煦。我虽因言语的钝拙，从未复述过，到后来几乎完全忘记了，但那种风趣却永远保存着，有人提起时总觉得是很亲切的。祖父带我上街，或和我扫墓，看见了一块匾额，一个牌楼，一座桥梁，必把它的历史讲给我听，回家后再按着看见的次序写成一个单子。因此，我的意识中发生了历史的意味，我得到了最低的历史的认识：知道凡是眼前所见的东西都是慢慢儿地积起来的，不是在古代已尽有，也不是到了现在刚有。这是使我毕生受用的。
当我读《论语》的时候，《孟子》已买在旁边；我随手翻着。我在《论语》中虽已知道了许多古人的名字，但这是很零碎的，不容易连接。自从看了《孟子》，便从他叙述道统的说话中分出了他们的先后，我初得到这一个历史的系统，高兴极了，很想替它做一个清楚的叙述。以前曾在祖父的讲话中，知道有盘古氏拿了斧头开天辟地的故事，有老妪和犬生出人类的故事；到这时就把这些故事和书本上的尧、舜、禹的记载联串了起来了。我记得那时先着一家起了几个早晨，在朝暾初照的窗下写成一篇古史，起自开辟，讫于《滕文公》篇的“孔子没，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不可”的一段事。孟子叙述道统到孔子为止，我作历史也到孔子没后为止，这是很分明的承受了孟子的历史观了。这篇古史约有五页，那时还没有练习过小楷，衬了红格纸写得蝇头般的细字，写好了放在母亲的镜匣里。从我所读的书和母亲的病状推来，那时我是七岁(依旧法算应是八岁)。可惜后来母亲死了，这篇东西就失去了。
就是这一年的冬天，我读完了《孟子》。我的父亲命我读《左传》，取其文理在《五经》中最易解，要我先打好了根抵然后再读深的。我读着非常感受兴趣，仿佛已置身于春秋时的社会中了。从此鲁隐公和郑庄公一班人的影子常在我的脑海里活跃。但我的祖父不以为然，他说，“经书是要从难的读起的；《诗经》和《礼记》中生字最多，若不把这两部书先读，将来大了就要记不清了。”
所以在一九○一年的春天，命我改从一位老先生读《诗经》。《左传》只读了一册，就搁下了。
翻出幼时所读的《四书》，经文和注文上就有许多批抹。例如《告子上》篇《天爵》章末有“终亦必亡而已矣”句，《仁之胜不仁》章末又有“亦终必亡而已矣”句，我便剔去了中间《欲贵》章首的“○”号，批道：“不应有○，下文有‘亦终必亡而已矣’之语，可见两段相连。”又如《离娄下》篇《逢蒙学射》章“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仪曰：‘宜苦无罪焉’”，我疑心“羿”与“宜”因同音而致误，就批道：“宜，当作羿。”这一类的批抹，在现在看来确是极度的武断，但我幼年读书就不肯盲从前人之说，也觉得是不该妄自菲薄的。约在十一岁时，我初读《纲鉴易知录》，对于历史的系统更能明白认识。那时，我便自立义法，加上许多圈点和批评。我最厌恶《纲目》的地方，就是它的势利。例如张良和荆轲一样的谋刺秦始皇，也一样的没有成功，但张良书为“韩人张良”，荆轲便书为“盗”。推它的原因，只因荆轲的主人燕太子丹是斩首的，而张良的主人刘邦乃是做成皇帝的。我对于这种不公平的记载非常痛恨，要用我自己的意见把它改了。可惜我读的一部《易知录》是石印小字本，上边写不多字，只得写上小纸，夹在书里。前年理书时检得一纸条，是那时的笔迹，写道：
书“秋，秦王稷薨，太子柱立。”至明年冬，又书“秦王薨，子楚立。”。下《目》
书曰：“孝文王即位，三日而薨。”夫秋立而至明冬薨，亦十七八月矣，何《目》书“三
日而薨”耶
现在知道，这个批评错了，因为孝文王的即位在他的除丧之后，和上一年秋的“立”是不冲突的。只是我敢于写出疑问。也算值得纪念。
儿时的佚事，现在还记得几桩。有一次，看见一个饭碗，上面画着许多小孩，有的放纸鸢，有的舞龙灯，有的点爆竹，题为“百子图”。我知道文王是有一百个儿子的，以为这一幅图一定是画的文王的家庭了，就想把文王的儿子考上一考。可是很失望，从习见的书中只得到武王、周公、管叔、蔡叔、康叔数人；《左传》上较多些，但也只有“文昭”十六国。我在那时很奇怪：为什么这样一个大名人的儿子竞如此的难考后来知道文王百子之说是从《诗经》的“太姒嗣微音，则百斯男”来的，而“百斯男”的话正与“千秋万岁”，“干仓万箱”相类，只是一种谀颂之词，并非实事；心始释然。
又有一次，不知在什么地方见到孔子有师七人的话，替他一考居然如数得到。但现在想得起的只有老聃、师襄、苌弘、郯子、项橐五人，尚有二人反而查不出了。又因谥法的解释不同，想做一种《谥法考》，把《左传》上的谥法抄集起来，比较看着。结果，使我知道“灵、幽、厉”诸谥未必是恶谥，孟子所说“孝子顺孙百世不能改”的话并不十分可靠。有一回偶然在《汉书》上看到汉高祖为赤帝子，斩白帝子，心想赤帝、白帝不是和黄帝一样的吗，为什么黄帝为人而赤帝、白帝为神？又在某书上看见三皇五帝的名号和《易知录》上所载的不一致，考查之后，始知三皇五帝的次序原来有好几种不同的说法。那时见到的书甚少，这种考据之业现在竞想不起是怎样地做成的。
我们顾家是吴中的著姓，自汉以下的世系大都可以稽考。但我们一支的家谱只始于明代成化中，又标上唯亭的地名。我的十一世祖大来公(其蕴)序道：
人各有所自，必自其所自而后即安。苟忽其所自而妄萌一焜耀之思，指前之一二显人曰：“吾所自者某某也”，则世之人亦因其所自而自之矣。然反之心究有所不安。以己之不安而知祖先之必不安，且念子孙之亦未必安也，何可以焜耀之思累先后之不安乎！……此尼备从侄(嗣曾)之近谱所以不宗鹿城(昆山)而宗维亭也。维亭距鹿城不数十里，有农家者流繁衍于上二十一都之乡，地名顾港，此吾支之所自。乡之先达巳蒙称述，信为文康公(顾鼎臣)之支矣。而尼备以宗其所疑不若宗其所信，宗其所信而苟有一毫之可疑无庸宗也，所以宁维亭而不敢曰鹿城，重原本也。
这种信信疑疑的态度，在现在看来固是非常正当，但幼年的我哪里能懂得呢。我只觉得他们的胸襟太窄隘了：我们和昆山一支既经是—族，为什么定要分成两族？偶然见到一部别宗的谱牒，以西汉封顾余侯的定为始祖；又列一世系表，起于禹、启、少康，中经无馀、勾践，讫于东海王摇和他的儿子顾余侯期视，约有三十余代。(这个表不知道从哪里抄来的，现在遍查各种古书竞查不到。)我快乐极了，心想我家的谱牒可以自禹讫身写成一个清楚整齐的系统来了！又想禹不是祖黄帝的吗，黄帝又不是少典氏之子吗，那么，岂不是又可以推算自己是少典氏的几百几十世孙了！我真高兴，对着我的同学夸口道：“我要刻三方图章：一是‘勾践后人’，一是‘大禹子孙’，一是‘少典云礽’。”这位同学也赞叹道：“你家真是一个古远的世家!”于是我援笔在谱上批道：
甚哉谱必以大宗言也！不以之言，则昧于得姓传递之迹而徒见十数世而已。吾族之谱始自允斋公，遂谓允斋公为始祖。夫公非始得顾姓者，而曰始祖，亦太隘矣！
一个人的思想真是会得变迁的：想不到从前喜欢夸大的我现在竟变得这般严谨，要把甘心认为祖先的禹回复到他的神话中的地位，要把尼备公创立家谱的法子来重修国史了！
在小学时曾经生了两个月的病，病中以石印本《二十二子》和《汉魏丛书》自遣，使我对于古书得到一个浮浅的印象。又在报纸上见到《国粹学报》的目录，里面有许多新奇可喜的文题；要去买时可惜苏州的书肆里没有。直到进了中学堂，始托人到上海去买了一个全份。翻读之下，颇惊骇刘申叔、章太炎诸先生的博洽；但是他们的专门色彩太浓重了，有许多地方是看不懂的。在这个报里，除了种族革命的意义以外，它给与我一个清楚的提示，就是：过去的中国学问界里是有这许多纷歧的派别的。
十六岁那一年，我在中学二年级，我的祖父对我说：“《五经》是总该读全的。你因进了新法学堂，只读得《诗经》、《左传》和半部《礼记》。我现在自己来教你罢。”于是我每晚从学校里归来，便向祖父受课。他先教我《尚书》，再教我《周易》。《周易》我不感到什么趣味。《尚书》的文句虽古奥，但我已经有了理解力，能够勉强读懂，对于春秋以前的社会状况得到了一点粗疏的认识，非常高兴。祖父教我时，是今古文一起读的。我本不知道今古文是怎样一个重大的讼案，也就随着读。后来感到古文很平顺，它的文字自成一派，不免引起了些微的怀疑。偶然翻览《先正事略》，从阎若遽的传状里知道他已把《古文尚书》辨得很明白，是魏、晋间人伪造的。一时就想读他所做的《尚书古文疏证》，但觅不到。为安慰自己的渴望计，即从各家《书》说中辑出驳辨《伪古文》的议论若干条，寻绎他们的说法。哪知一经寻绎之后，不但魏、晋间的古文成问题，就是汉代的古文也成了问题了。那年上海开江苏学校成绩展览会，我和许多同学前往参观，就独到国学保存会的藏书楼上看了两种书：一是龚自珍的《泰誓答问》，一是胡秉虔的《尚书叙录》。
我既约略知道了这一些问题，我的勇往的兴致又要逼迫我佚出前人的论辨之外了。我感到《今文尚书》中《尧典》、《皋陶谟》诸篇的平易的程度并不比《伪古文》差了多少，我又感到汉人《尚书》注的不通，都想由我辨去。十七岁时，江苏存古学堂招生，我知道里面很有几位博学的教员，也报名应考。出的题目是《尧典》上的，现在已记不起了，只记得我的文字中把郑玄的注痛驳了一回。发榜不取；领落卷出来，签条上面批着：“斥郑说，谬”四个大字。我得到了这回教训，方始知道学术界上的权威是惹不得的。
要是我能够从此继续用功，到现在也许可以做成一个专门的经学家了。但我的祖父逝世之后，经学方面既少了一个诱导的人，文学方面的吸引力又很大，我不自觉的对于经书渐渐地疏远了下去。
我的祖父一生欢喜金石和小学，终日的工作只是钩模古铭，椎拓古器，或替人家书写篆隶的屏联。我父和我叔则喜治文学和史学。所以我幼时看见的书籍，接近的作品，都是多方面的，使我在学问上也有多方面的认识。可是我对于语言文字之学是不近情的，我的祖父的工作虽给我瞧见了许多，总没有引起我的模仿的热枕；我自己最感兴味的是文学，其次是经学(直到后来才知道我所爱好的经学也即是史学)，我购买书籍就向那两方面进行。买书这一件事，在我十一二岁时已成了习惯，但那时只买新书；自从进了中学，交到了几个爱收旧书的朋友，就把这个兴致转向旧书方面去了。每天一下课，立刻向书肆里跑。这时的苏州还保留着一个文化中心的残状，观前街一带新旧书肆约有二十余家，旧书的价钱很便宜。我虽是一个学生，只能向祖母和父亲乞得几个钱，但也有力量常日和他们往来。我去了，不是翻看他们架上的书，便是向掌柜们讨教版本的知识。所见的书籍既多，自然引诱我去研究目录学。《四库总目》、《汇刻书目》、《书目答问》一类书那时都翻得熟极了。到现在，虽已荒废了十余年，但随便拿起一册书来，何时何地刻的还可以估得一个约略。
中学校时代，实在是我的情感最放纵的时代，书籍的嗜好在我的生活中虽占着很重要的一部分，但并不能制伏我的他方面的生活。我爱好山水，爱好文学，爱好政治活动。
游览的嗜好似乎在我很幼的时候已经发端，记得那时看扫墓是一件趣味最丰富的乐事。我家的坟墓不在一处，有的地方要三天才来回，我坐在船里，只觉得望见的东西都新鲜得可爱。有时候走近一座山，要拉了老妈子一同上去，哪知山基还远着，久久走不到，船已将开了。自从进了中学，旅行的地方远了一点，有时出府境，有时出省境，我高兴极了，无论到什么地方总要尽了我的脚力走。别人厌倦思归了，我还是精神奋发，痛骂他们阻住了我的兴致。每星期日，几乎必约了同学到郊夕远足去，苏州城外的山径都给我们踏遍了。我在那时，爱好自然，为自然的美所吸引的一种情趣，在现在的回忆中更觉得可以珍重。
叶圣陶先生(绍钧)是我的老朋友，从私塾到小学和中学都是同学。他是一个富于文艺天才的人，诗词篆刻无一不能；没有一件艺术用过苦功，但没有一种作品不饶于天趣。我在中学里颇受到他的同化，想致力于文学，请他教我作诗填词。我们的同志三四人又立了一个诗社，推他做盟主。我起先做不好，只以为自己的工夫浅。后来永远不得进步，无论我的情感像火一般的旺烈，像浪一般的激涌，但是表现出来的作品终是软弱无力的。有时也偶然得到几句佳句，但要全篇的力量足以相副就很困难。有许多形式，我已学像了，但自省到底没有“烟士披里纯”——文艺品的魂灵。怀了创作的迷梦约有十年，经过了多少次的失败，方始认识了自己的才性，恍然知道我的思想是很质直的，描写力是极薄弱的，轻茜美妙的篇章和嵌奇豪壮的作品本来都没有我的份儿，从此不再妄想“吃天鹅肉”了。
(1)薛仁贵和薛平贵的姓名和事迹都极相像。仁贵见于史；平贵不见，而其遇合更为奇诡。直从叫化子做到皇帝。可见平贵的故事是从仁贵的故事中分化出来的，因为仁贵的故事还不淋漓尽致。所以造出一个平贵来，替他弥补了。
(2)戏剧的本事取于小说，但很有许多是和小说不相应的。例如《黄鹤楼》是“三国”戏，但不见于《三国演义》；《打渔杀家》是“水浒”戏(萧恩即是阮小五)，但不见于《水浒传》；《盗魂铃》是“西游”戏，但不见于《西游记》。可见戏剧除小说之外必另有取材的地方，或者戏剧与小说同是直接取材于民间的传说而各不相谋。
(3)《宇宙疯》又名《一口剑》，什么缘故，大家不知道，有人说，赵高的女儿装疯时说要上天，要入地，宇宙即天地之谓。但戏中凡是遇到装疯时总要说这两句，未必此戏独据了此句命题。后来看见梆子班中演的全本，方知戏名应是《宇宙锋》，宇宙锋就是一口剑的名字。戏中情节，是赵高之女嫁与邝洪之子；邝洪疾恶如仇，不为赵高所容；赵高就与李斯同谋害他，派刺客到邝家盗取了他们世传的宝剑，投入秦皇宫中；邝家既破，赵高之女遂大归(尚有下半本，未见)。这出戏不知道根据的是什么小说，也许并没有小说。皮黄班中不演全本，只截取了装疯的一段，于是戏名的解释就变成了猜谜了。
(4)《小上坟》中的刘禄敬夫妇在剧本里原是很贞洁的，情节亦与《雪杯圆》相同，应当由老生与青衣串演。不知何故，改用小丑与花旦演了，作尽了淫荡的态度，但唱的依旧是贞洁的字句。唱的字句给演的态度遮掩了，听客对于戏中人的观念也就变成了小丑与花旦的调情了。
(5)《草桥关》与《上天台》同是姚刚击死国丈的事，又同是皮黄班中的戏。但《草桥关》是光武命斩姚期父子，马武闻信，强迫光武赦免的；《上天台》是姚期请罪时，光武启动的赦免，并没有马武救援之事。
(6)《杨家将》小说中只有八妹，并无八郎。但戏剧中的《雁门关》则系八郎之事，八郎亦是辽国驸马，尚二公主。其他表述杨门功绩的戏词也都以“四、八郎”并称。看来八郎是从四郎分化的。
(7)《辕门斩子》一剧，在皮黄班中，一挂斩杀剑，佘太君即出帐；一斩马蹄，八贤王亦即出帐。在梆子班中，则挂剑后佘太君跪在帐前，六郎出而陪礼；及将斩马蹄，八贤王与之争辨，六郎献印求免官，始无精打采而去。在这种地方，可见编戏者看描写人物的个性比保存故事的原状为重要。因为各就想象中描写，所以各班的戏本不必一律。
(8)司马懿在《逍遥津》中是老生，因为他的一方面的人，曹操是净，华歆是小丑；且他在三人中比较是好人。但到了《空城计》中，与老生诸葛亮对阵时，他便是净了。曹操在别的戏中都是净，但在谋刺董卓的《献剑》中却是生。可见戏中人的面目不但表示其个性，亦且表示其地位。
在北京大学的同学中，毛子水先生(准)是我最敬爱的。他是一个严正的学者，处处依了秩序而读书；又服膺太炎先生的学说，受了他的指导而读书。我每次到他斋舍里去，他的书桌上总只放着一种书，这一种书或是《毛诗》和《仪礼》的注疏，或是数学和物理的课本。我是向来只知道翻书的，桌子上什么书都乱放。“汗漫掇拾，茫无所归”，这八个字是我的最确当的评语。那时看见了这种严正的态度，心中不住地说着惭愧。我很想学他；适在读《庄子》，就用红圈的戳子打着断句。想勉力把这部书圈完。可是我再不能按着篇次读下，高兴圈那一篇或那一页时便圈到那篇那页。经过了多少天的努力，总算把《庄子》的白文圈完了。这是我做有始有终的工作的第一次，实在是子水在无形中给我的恩惠。白文圈完之后，又想把郭象注和陆德明音义继续点读。但这个工作太繁重了，仅仅点得《追逐游》的半篇已经不胜任了。
民国二年的冬天，太炎先生在化石桥共和党本部开国学会讲学，子水邀我同往报名听讲。我领受了他的好意，与他同冒了雪夜的寒风而去。讲学次序，星期一至三讲文科的小学，星期四讲文科的文学，星期五讲史科，星期六讲玄科。我从蒙学到大学，一向是把教师瞧不上限的，所以上了一二百个教师的课，总没有一个能够完全摄住我的心神。到这时听了太炎先生的演讲，觉得他的话既是渊博，又有系统，又有宗旨和批评，我从来没有碰见过这样的教师，我佩服极了。子水对我说：“他这种话只是给初学的人说的，是最浅近的一个门径呢”，这便使我更醉心了。我自愿实心实意地做他的学徒，从他的言论中认识学问的伟大。
那时袁世凯存心做皇帝，很奖励复古思想，孔教的声势浩大得很。有一夜，我们到会时看见壁上粘着一张通告，上面写道：
余主讲国学会，碴门来学之士亦云不少。本会本以开通智识，昌大国性为宗，与宗教绝对不能相混。其已入孔教会而复愿入本会者，须先脱离孔教会，庶免薰获杂揉之病。章炳麟白。
我初见这个通告，一时摸不着头路，心想太炎先生既讲国学，孔教原是国学中的一部分，他为什么竞要这样的深恶痛绝停了一刻，他演讲了：先说宗教和学问的地位的冲突，又说现在提倡孔教的人是别有用心的；又举了王闿运、廖平、康有为等今文家所发的种种怪诞不经之说，他们如何解“耶稣”为父亲复生，如何解“墨者巨子”即十字架，如何解“君子之道斯为美”为俄罗斯一变至美利坚；他们的思想如何起原于董仲舒，如何想通经致用，又如何妄造了孔子的奇迹，硬捧他做教主。我听了这些话真气极了，想不到今文家竟是这类的妄人！我以前在书本里虽已晓得经学上有今古文之争，但总以为这是过去的事情，哪里知道这个问题依然活跃于当世的学术界上！我真不明白，为什么到了现在科学昌明的时代，还有这一班无聊的今文家敢出来兴妖作怪古文家主张《六经》皆史，把孔子当作哲学家和史学家看待，我深信这是极合理的。我愿意随从太炎先生之风，用了看史书的眼光去认识《六经》，用了看哲人和学者的眼光去认识孔子。
我当时愿意在经学上做一个古文家，只因听了太炎先生的话，以为古文家是合理的，今文家则全是些妄人。但我改不掉的博览的习性总想寻找今文家的著述，看它如何坏法。果然，《新学伪经考》买到了。翻览一过，知道它的论辨的基础完全建立于历史的证据上，要是古文的来历确有可疑之点，那么，康长素先生把这些疑点列举出来也是应有之事。因此，使我对于今文家平心了不少。后来又从《不忍杂志》上读到《孔子改制考》，第一篇论上古事茫昧无稽，说孔子时夏、殷的文献已苦于不足，何况三皇五帝的史事，此说即极惬心餍理。下面汇集诸子托古改制的事实，很清楚地把战国时的学风叙述出来，更是一部绝好的学术史。虽则他所说的孔子作《六经》的话我永不能信服，但《六经》中参杂了许多儒家的托古改制的思想是不容否认的。我对于长素先生这般的锐敏的观察力，不禁表示十分的敬意。我始知道古文家的话毁今文家大都不过为了党见，这种事情原是经师做的而不是学者做的。我觉得在我没有能力去判断他们的是非之前，最好对于任何一方面也不要帮助。于是我把今古文的问题暂时搁起了。
又过了数年，我对于太炎先生的爱敬之心更低落了。他薄致用而重求是，这个主义我始终信守，但他自己却不胜正统观念的压迫而屡屡动摇了这个基本信念。他在经学上，是一个纯粹的古文家，所以有许多在现在已经站不住的汉代古文家之说，也还要替他们弥缝。他在历史上，宁可相信《世本》的《居》篇、《作》篇，却鄙薄彝器钱物诸谱为琐屑短书；更一笔抹杀殷虚甲骨文字，说全是刘鹗假造的。他说汉、唐的衣服车驾的制度都无可考了，不知道这些东西在图画与明器中还保存得不少。在文学上，他虽是标明“修辞立诚”，但一定要把魏、晋文作为文体的正宗。在小学上，他虽是看言语重于文字，但声音却要把唐韵为主。在这许多地方，都可证明他的信古之情比较求是的信念强烈得多；所以他看家派重于真理，看书本重于实物。他只是一个从经师改装的学者2
我的幼年，最没有恒心。十余岁时即想记日记，但每次写不到五六天就丢了。笔记亦然，总没有一册笔记簿是写完的。自从看戏成了癖好，作《论剧记》，居然有始有终地写了好几册。后来读书方面的兴致渐渐超过了看戏的兴致了，又在《论剧记》外立《读书记》。《读书记》的第一册上有这样一段小叙：
余读书最恶附会，更恶胸无所见，作吠声之犬。而古今书籍犯此非鲜，每怫然有所非议。苟自见于同辈，或将诮我为狂，……吾今有宏愿在：他日读书通博，必举一切附会影响之谈悉揭破之，使无边形，庶几为学术之豸。
以前我弄目录学时，很不满意前人目录书的分类，例如《四库全书总目》为要整齐书籍的量，把篇帙无多的墨家和纵横家一起并入了杂家。我的意思，很想先分时代，再分部类，因为书籍的部类是依着各时代的风尚走的。换句话说，我就是想用了学术史的分类来定书籍的分类。大概的分法，是周、秦为一时代，两汉为一时代，六朗又为一时代……；再从周、秦的时代中分为经(如《诗》、《书》)，传(如《易传》)，记(如《礼记》)，纬(如《乾凿度》)，别经(如《仪礼》)，别传(如《子夏易传》)，别记(如《孔子家语》)，别纬(如《乾坤凿度》)等。又分别白文于注释之外，使得白文与注释可以各从其时，不相牵累，例如《诗经》就可不必因为有了《毛传》而称为《毛诗》。这些见解固然到现在已经迁变了许多(各时代的中心虽各有显著的差异，至于各时代的两端乃是互相衔接的，必不能划分清楚)，但中国的学问是向来只有一尊观念而没有分科观念的，用历史上的趋势来分似乎比较定了一种划一的门类而使古今观点不同的书籍悉受同一的轨范的可以好一点。
民国四年，我病了，休学回家。用时代分目录的计划到这时很想把它实现，就先从材料最丰富的清代做起。《书目答问》的《国朝著述诸家姓名略》是一个很好的底子，又补加了若干家，依学术的派别分作者，在作者的名下列著述，按著述的版本见存佚，并集录作者的自序及他人的批评，名为《清代著述考》(即本册上编第一篇中所说的《清籍考》)。弄了几个月，粗粗地成了二十册。同时在《著述考》外列表五种：(1)《年表》，(2)《师友表》，(3)《籍望表》，(4)《出处表》，(5)《著述分类表》，用来说明清代学者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但编成的只有《籍望表》一种。从这种种的辑录里，使我对于清代的学术得有深入的领会。我爱好他们的治学方法的精密，爱好他们的搜寻证据的勤苦，爱好他们的实事求是而不想致用的精神。以前我曾经听得几个今文家的说话，以为清代的经学是“支离、琐屑、短订”的，是“束发就博，皓首难穷”的，到这时明白知道，学问必须在繁乱中求得的简单才是真实的纲领；若没有许多繁乱的材料作基本，所定的简单的纲领便终是靠不住的东西。今文家要从简单中寻见学问的真相，徒然成其浅陋而已。
那时的笔记中写有几段《学览》的序意，抄录于此，以见我当日治学的态度：
此书拟名《学览》。凡名览者，如《吕览》、《皇览》、《御览》，皆汇集众言以为一书，非自成者也。其义则在博学明辨，故不以家派限。章先生曰：“史之于美恶，若镜之照形，不因美而显，因恶而隐。”吾辑此书，比于学术之史，故是非兼收，争论并列。老子曰：“善人者不善人之师；不善人者善人之资。”
故有害求是，正可为求是之资，况是与非有难以遽断者乎！古来诸学，大都崇经而黜子于，崇儒学而黜八家，以至今古文有争，汉、宋学有争，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欲为调人，终于朋党。盖不明统系而争，则争之者无有底，解之者无可藉。
使其明之，则经者古史耳，儒者九流之一家耳，今古文者立学官异耳，汉、宋学者立观点异耳，各有其心思，各有其面目，不必己学而外无他学也，不必尊则如天帝而黜则如罪囚也。韩愈之《原道》，苏轼之《荀卿论》，一人倡之，千万人和之，虽绝无根据，反若极有力之学说，不可磨灭之铁案。圣’哲复生，亦不敢昌言驳斥。盖事理之害，莫甚于习非胜是矣。章先生曰：“古之学者观世文质而已矣；今之学者必有规矩绳墨，模形，惟肖，审谛如帝，用弥天地而不求是则绝之。”予谓虽绝之于心，必存之于书；绝之为是非也，存之为所以是非也。故虽韩、苏之谬说，亦在写录。
有友人过我，见案头文庙典礼之书，叱嗟曰：“乌用此!是与人生无关系者，而前代学者斤斤然奉之以为大宝，不可解甚也！”予谓不然。前代学者之误在执旧说为演绎之资，以新为不可知，以旧为不可易，称述圣贤而徒得其影响，依附前人而不能有所抉择，所以起人厌恶。苟其不有主奴之见，长立于第三者之地位，则虽在矢溺，亦资妙观；况典礼之制为宗法所存，可考见社会心象者乎！子前称为学，始观终化：观者，任物自形而我知之，为内届之法；化者，我有所主而以择物，为外届之法。本此以治学，虽委巷小说极鄙滥者亦不能绝去之矣。
旧时士夫之学，动称经史词章。此其所谓统系乃经籍之统系，非科学之统系也。惟其不明于科学之统系，故鄙视比较会合之事，以为浅人之见，各守其家学之壁垒而不肯察事物之会通。夫学术者与天下共之，不可以一国一家自私。几以国与家标识其学者，止可谓之学史，不可谓之学。执学史而以为学，则其心志囚拘于古书，古书不变，学亦不进矣。为家学者未尝不曰家学所以求一贯，为学而不一贯是滋其纷乱也。然一贯者当于事实求之，不当于一家之言求之。今以家学相高，有化而无观，徒今后生择学莫知所从，以为师之所言即理之所在，至于宁违理而不敢背师。是故，学术之不明，经籍之不理，皆家学为之也。今既有科学之成法矣，则此后之学术应直接取材于事物，岂犹有家学为之障乎！敢告为家学者：学所以辨于然否也，既知其非理而仍坚守其家说，则狂妄之流耳；若家说为当理，则虽舍其家派而仍必为不可夺之公言，又何必自缚而不肯观其通也。
是书之辑，意在止所谓之争，舍主奴之见，屏家学之习，使前人之所谓学皆成为学史，自今以后不复以学史之问题为及身之问题，而一归于科学。此则余之志也。这几段文字的意思，我至今还觉得大体不错。因为我有了这一种见解，所以我常常自以为我的观物是很平恕的。
我有了这一个觉悟，知道过去的哲学的基础是建设于玄想上的，其中虽有许多精美的言论，但实际上只是解颐之语而已，终不成以此为论定。科学的哲学，现在正在发端，也无从预测它的结果。我们要有真实的哲学，只有先从科学做起，大家择取了一小部分的学问而努力；等到各科平均发展之后，自然会有人出来从事于会通的工作而建设新的哲学的。所以我们在现在时候，再不当宣传玄想的哲学，以致阻碍了纯正科学的发展。
那时大学中宋代理学的空气极重。我对于它向来不感兴味，这时略略得了一些心理伦理的常识之后再去看它，更觉得触处都是误谬。例如他们既说性善情恶，又说性未发情已发，那么，照着他们的话讲，善只在未发，等到发出来时就成了恶了，天下哪里有见诸行事的善呢！又如他们既说喜怒哀乐之情要在已发后求其中，但是又说动而未形曰几，几是适善适恶的分点，已形则有善恶，有善恶就有过不及，不是中，那么，照着他们的话讲，所谓中者又只能在未发中去求了，天下又哪里有得其中的喜怒哀乐之情呢！称他们的心，求至于圣人的一境，必有性而无情，有未发而无已发，养其几而不见其形。如此，非不作一事，如白云观桥洞中蚨坐的老道士，未见其可。但若竞如槁木死灰，他们便又可以用了“虚冥流入仙释”的话相诋了；他们要把必不可能之事归之于圣人，见得圣人的可望而不可即；更用迷离倘恍的字句来摇乱学者的眼光，使得他们捉摸不着可走的道路，只以为高妙的境界必不是庸愚之质所可企及：这真是骗人的伎俩了!我对于这种昏乱的思想，可以不神秘而竞神秘的滑头话，因课业的必修而憎恨到了极点，一心想打破它。
即在这个时候，蔡孑民先生任了北京大学校长，努力破除学校中的陈腐空气。陈独秀先生办的《新青年杂志》以思想革命为主旨，也渐渐地得到国民的注意。又有黄远庸先生在《东方杂志》上发表《国人之公毒》一文，指斥中国思想界学术界的病根非常痛切。我的一向隐藏着的傲慢的见解屡屡得到了不期而遇的同调，使我胆壮了不少。以前我虽敢作批评，但不胜传统思想的压迫，心想前人的话或者没有我所见的简单，或者我的观察也确有误谬。即如以前考存古学堂时，给试官批了“斥郑说，谬”四字，我虽在读书时依旧只见到郑玄的谬处，但总想以清代学者治学的精密。而对于他还是如此恭敬，或者他自有可以佩服之点，不过这一点尚不曾给我发见罢了。到这时、大家提倡思想革新，我始有打破旧思想的明了的意识，知道清代学者正因束缚于信古尊闻则日思想之下，所以他们的学问虽比郑玄好了千百倍，但终究不敢打破他的偶像，以致为他的偶像所牵绊而妨碍了自己的求真的工作。于是我更敢作大胆的批评了。
很不幸的，就是这一年(民国六年)，先妻吴夫人得了肺病；我的心绪不好，也成了极度的神经衰弱，彻夜不眠。明年，我休学回家；不久她就死了。以前我对于学问何等的猛进，但到了这时候，既困于疾病，复伤于悲哀，读书和寻思的工作—时完全停止，坐候着一天一天的昼夜的推移，就是不愿意颓废也只得颓废了。恰巧那时北京大学中搜集歌谣，由刘半农先生(复)主持其事，每天在《北大日刊》上发表一二首。《日刊》天天寄来。我看着很感受趣味，心想这种东西是我幼时很多听得的，但哪里想得到可以形诸笔墨呢。因想，我现在既不能读书，何妨弄弄这些玩意儿，聊以遣日。想得高兴，就从家中的小孩的口中搜集起，渐渐推到别人。很奇怪的，搜集的结果使我知道歌谣也和小说戏剧中的故事一样，会得随时随地变化。同是一首歌，两个人唱着便有不同。就是一个人唱的歌，也许有把一首分成大同小异的两首的。有的歌因为形式的改变以至连意义也随着改变了。试举一例：
(一)
忽然想起皱眉头，自叹青春枉少年。
“想前世拆散双飞鸟，断头香点在佛门前。
今世夫妻成何比，细丝白发垂绵绵。
怨爹娘得了花银子；可恨大娘凶似虎。
日间弗有真心话；夜间寂寞到五更天。
推开纱窗只看得凄凉月；拨转头来只看得一盏孤灯陪我眠。
今日大娘到了娘家去，结发偷情此刻间。”
急忙移步进房门，只见老相公盖了红绫被，花花被褥香微微。
还叫三声“老相公!你心中记着奴情意”
抬起头来点三点，“吾终记着你情意。”
拔金钗，掠鬓边，三寸弓鞋脱床边。
“吾是紫藤花盘缠你枯树上；秋海棠斜插在你老人头。
花开花落年年有；陈老之人不吾再少年!”
(二)
“佳人姐妮锁眉尖，自叹青春枉少年。
“想起前生修不得，断头香点在佛门前，
故此姻缘来作配，派奴奴正身作偏配。
上不怨天来下不怨地，只怨爹娘贪了钱。
可恨大娘多利害，不许冤家一刻见。
口口口口口口口，梦里偷情此刻间。”
抬转身，到床檐：只听丈夫昏昏能，背脊呼呼向里眠。
三寸金莲登拉踏板上颤。
抬转身，到窗前：手托香腮眼看天。
抬头只见清凉月；夜来只怕静房间。
好比那木犀花种在冷坑边；好比那紫藤花盘缠在枯树中；
狮子抛球无着落，口口口口口口口
这二首都是小老婆怨命的歌，都是从一个地方采集来的；又都以皱眉起，而自叹青春，而推想前生，而埋怨爹娘，而咒诅大娘，而伺得偷情的机会，末尾也都以紫藤花盘缠枯树作比喻：可见是从一首歌词分化的。但中间主要的一段便不同了：上首是老相公承受了她的情意而她登床；下首是丈夫酣睡未醒而她孤身独立，看月自悲。究竟这首歌的原词是得恋呢，还是失恋呢，我们哪里能知道。我们只能从许多类似的字句里知道这两歌是一歌的分化，我们只能从两歌的不同的境界里知道这是分化的改变意义。
我为要搜集歌谣，并明了它的意义，自然地把范围扩张得很大：方言、谚语、谜语、唱本、风俗、宗教各种材料都着手搜集起来。我对于民众的东西，除了戏剧之外，向来没有注意过，总以为是极简单的；到了这时，竞愈弄愈觉得里面有复杂的情状，非经过长期的研究不易知道得清楚了。这种的搜集和研究，差不多全是开创的事业，无论哪降条都是新路，使我在寂寞独征之中更激起拓地万里的雄心。
那时我排列过几个表。一个是依了从前人的方法编排史目，看书上说的什么时代就放在什么时代，例如置《三五历年记》、《春秋命历序》于太古，置《尧典》、《舜典》、《皋陶漠》于唐、虞，置《逸周书》、《穆天子传》于西周。一个是依了我们现在的眼光编排史目，看它们在什么时代起来的就放在什么时代，例如置《虞夏书》于东周，置《易传》、《竹书纪年》、《胠箧》篇于战国、秦、汉间，置《命历序》、《五帝德》于汉，置《帝王世纪》、《伪古文尚
那时又起了一个问题：上古史既茫味无征，这些相传的四千或五千的年数是从什么地方出来的呢光复时，不是大街小巷中都张贴着“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的告示吗，这个历历可数的年岁是依据的什么书我很想考出它的来历，可惜这方面的工作至今没有做完，不能把结果发表。就抄出来的看，例如夏代的年数，最长的是《路史》，凡四百九十年；最短的是《今本竹书纪年》，只有三百六十五年多(内有未详的数年)；最普通的是《古今纪要》，为四百三十九年。其余四百七十一年，四百四十一年，四百三十二年的都有。各个编纂古史的人的闭着眼睛的杜造，到此完全证实。
崔述的《东壁遗书》整理古代史实，列落百家谬妄，这是我以前读《先正事略》时知道的，但这部书却没有见过。十年一月中，适之先生买到了，送给我看。我读了大痛快。尤其使我惊诧的，是他在《提要》中引的“打碎沙锅纹到底”一句谚语。“你又要‘打碎乌盆问到底’了2”这是我的祖母常常用来禁止我发言的一句话；想不到这种“过细而问多”的毛病，我竟与崔先生同样地犯着。我弄了几时辨伪的工作，很有许多是自以为创获的，但他的书里已经辨证得明明白白了，我真想不到有这样一部规模弘大而议论精锐的辨伪的大著作已先我而存在!我高兴极了，立志把它标点印行。可是我们对于崔述，见了他的伟大，同时也见到他的缺陷。他信仰经书和孔、孟的气味都嫌太重，揉杂了许多先入为主的成见。这也难怪他，他生长在理学的家庭里，他的著书的目的在于驱除妨碍圣道的东西，辨伪也只是他的手段。但我们现在要比他进一步，推翻他的目的，作彻底的整理，是不很难的；所难的只在许多制度名物及细碎的事迹的研究上。在这上面，他已经给与我们许多精详的考证了，我们对于他应该是怎样地感谢呢！
玄同先生，我虽在《新青年》上久读他的文字，又同处在一校，可是没有认识；自与适之先生计划《辨伪丛刊》之后，始因他的表示赞同而相见面。在九年冬间，我初作辨伪工作的时候，原是专注目于伪史和伪书上；玄同先生却屡屡说起经书的本身和注解中有许多应辨的地方，使我感到经部方面也有可以扩充的境界。但我虽读过几部经书，也略略知道些经学的历史，并且痛恨经师的曲解已历多年，只因从来没有把经书专心研究过一种，所以对于他所说的话终有些隔膜。到这时，在《诗经》上用力了半年多，灼然知道从前人所作的经解真是昏乱割裂到了万分，在现在时候决不能再让这班经学上的偶像占据着地位和威权，因此，我立志要澄清谬妄的经说。数年来，对于《诗经》的注解方面作了几篇批评，对于《诗经》的真相方面也提出了几个原则。现在都编集在本书第二册里。
自从《读书杂志》上发表了我和玄同先生两篇文字之后，刘楚贤、胡堇人二先生就来书痛驳。我很高兴地收受；我觉得这是给与我修正自己思想和增进自己学问的一个好机会，只当作好意的商榷而不当以盛气相胜的。因为在家养病，所以容我徐徐草答。可惜文字未完，四个月的生计负担已压迫我回复馆职了，一篇答复的长文只作成了一半。
二年以来，我对于古史研究的进行可以分了三方面作叙述。
其一，是考古学方面。十二年秋间，我到北京来，地质调查所的陈列室已经开放；我进去参观，始见石器时代的遗物，使我知道古代的玉器和铜器原是由石器时代的东西演化而成的：圭和璋就是石刀的变相，壁和瑗就是石环的变相，铜鼎和铜鬲也就是陶鼎和陶鬲的变相。那时河南仰韶村新石器时代的遗物发见不久；灿然陈列，更使我对于周代以前的中国文化作了许多冥想。
就在这年八月，河南新郑县发见大批古物，江苏教育厅委托我和陈万里先生前往调查。我们在开封见到出土古物的全份。器物的丰富，雕镂的精工，使我看了十分惊诧，心想掘到一个古墓就有这许多，若能再发见若干，从器物的铭文里漏出古代的事迹，从器物的图画里漏出古人的想象，在古史的研究上真不知道可以获得多少的裨益。我们又顺道游洛阳，到魏故城(通称金塘城)中，随便用脚踢着，就可以拾得古代的瓦当。心想自周代建了东都以后，累代宅京于此，如果能作大规模的发掘，当可分出清楚的层次，发见整批的古物。去年，万里游敦煌归来，说起陕西、甘肃一带有许多整个埋在地下的古城，正待我们去发掘，使我更为神往。
近数年来，国立学校经费愈窘；研究所中考古学会在十分困难里勉强进行，时有创获，孟津出土的车饰数百种尤为巨观。我虽没有余力加入研究，但向往之情是极热烈的，倘使在五六年前见了，我一定要沈溺在里边了。现在既深感研究学问的困难，又甚悲人生寿命的短促，知道自己在研究古史上原有专门的一小部分工作——辨伪史——可做，不该把范围屡屡放宽，以致—无所成。至于许多实物，自当有人作全力的研究，我只希望从他们的研究的结果里得到些常识而已。在研究古代实物的人，我也希望他们肯涉猎到辨伪方面。例如章演群先生(鸿钊)所著的《石雅》，不愧为近年的一部大著作，但里边对于伪书伪史不加别择，实是一个大缺点。他据了《拾遗记》的“神农采峻璦之铜以为器”，《史记》的“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说中国在神农、黄帝时已入铜器时代；又据了《禹贡》的“厥贡理铁银镂”，《山海经》的禹曰：出铁之山三干六百九十”，说三代之初已知用铁。这种见
解，很能妨碍真确的史实的领受。若能知道神农、黄帝不过是想象中的人物，《禹贡》和《山海经》都是战国时的著作，那么，在实证上就可以剔出许多伪妄的证据，不使它选乱了真确的史实的地位了。
其二，是辨证伪古史方面。这二年中，除了承受崔述的辨证以外，这方面的工作做得很少，就发表的说，曾经考了商王纣和宋王偃的故事，略见积毁之下的恶人模样和诋毁恶人的方式；又用了白话翻译了几篇《尚书》，使人把商、周间的圣君照相的真面目瞧一下，知道后世儒者想象中的古圣贤原不是那一回事。没有发表的，就笔记上归并起来，有以下许多题目：
春秋、战国时的神祗和宗教活动(如郊祀、祈望、封禅等)。
古代的智识阶级(如巫、史、士大夫)的实况。
秦、汉以后的知识阶级的古史(承认的古代传说)和非知识
阶级的古史(民间自由发展的传说)。
春秋、战国间的人才(如圣贤、游侠、说客、儒生等)和因
了这班人才而生来的古史。
春秋、战国、秦、汉间的中心问题(如王霸、帝王、五行、德
化等)和因了这种中心问题而生出来的古史。
春秋、战国、秦、汉间的制度(如尊号、官名、正朔、服色、
宗法、阶级等)和因了这种制度而生出来的古史。
春秋时各民族的祖先的传说和战国以后归并为一系的记载。
春秋、战国、秦、汉人想象中的太古(如开辟、洪水及各种
神话)。
战国、秦、汉时开拓的疆土和想象的地域(如昆仑、弱水及
《山海经》所记)。
战国、秦、汉人造伪的供状。
汉代人为了“整齐故事”而造出的古史。
春秋、战国时的书籍(著作、典藏、传布、格式等)。
汉初的经书和经师。
《尚书》各篇的著作时代和著作背景。
孔子何以成为圣人和何以不成为神人。
古史中人物的张扬的等次。
古史与故事的比较。
以上许多题目，有的是已经聚集了许多材料，有的还不过刚立起几条假设。如果让我从容地做去，想来平均每个题目经过半年的研究总可以得到一些结果。我对于这项研究有一个清楚的自觉，就是：我们要辨明伪古史必须先认识真古史。我的目的既在辨论东周、秦、汉间发生的伪史，所以对于东周、秦、汉间的时势、思想、制度、史迹等等急要研究出一个真相来。前年作的《研究古文的计划》要在这六年中细读《左传》、《史记》、《两汉书》等，就为了这个原因。但是很可悲的，荏苒两载，《左传》还没有好好地点读过一页，虽则为了作文的参考每星期总要翻上几回。这种不切实的读书，我一想着便心痛！我很知道，以前开首发表主张的时候尽不妨大刀阔斧，作粗疏的裁断；但一层一层地迈进去时，便不得不作细针密缕的工作，写一个字也应该想几遍了。为我自己的学问计，为对于学问界作真实的贡献计，最好暂时只读书，不作文；等到将来读出了结果之后，再“水到渠成”般写出来。但这个境界哪里许我踏到呢，社会上正要把我使用得筋疲力尽咧!
这二年中。继续搜得的材料颇发见我前半文中的讹误，但也颇增加我前半文中的证据。试举禹为社神的一例。我前因《尚书吕刑》说禹“主名山川”，疑禹是穆王时的山川之神。又因《小雅甫田》与《大雅云汉》皆言祀社，《大、小雅》为宣王前后时诗，疑社祀是西周后期起来的。《鲁语》说“后土能平九土；故祀以为社”，禹绩正与之同，疑禹是社神。综合以上三说，下一假设云：“西周中期，禹为山川之神；后来有了社祭，又为社神。”这句话在去年发见了错误了。《召诰》云：
越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
如果我不能发见《召诰》在时代上的疑窦，则社把起于西周后期之说当然由我自己推翻。至禹为社神之说，当时因古书中常以“禹、稷”连称，疑与“设计”的连称有关系；又《周语》把共工氏放在伯禹的上面，和《鲁语》把烈山氏放在周弃的上面正同，那么《鲁语》说后土是共工氏之子，后土当即是禹。刘楚贤先生看了，斥为“少见多怪而臆测的牵强附会”。但近来收得的几条新证据则颇足以助成我的主张：
今世之祭井、灶、门、户、箕、帚、臼、杵者，非以其神为能飨之也，恃赖其德烦苦之无已也。是以时见其德，所以不忘其功也。……故炎帝于火而死为灶，禹劳天下而死为社，后稷作稼穑而死为稷，并除天下之害而死为宗布。此鬼神之所以立。(《淮南子泛论训》)
自禹兴而修社祀，后稷稼穑故有稷祠，郊社所从来尚矣(《史记封禅书》)。
圣汉兴，礼仪稍定，已有官社，未立官稷；遂于官社后立官稷。以夏禹配食官社；后稷配食官稷。(《汉书郊祀志》引王莽奏文)
汉初，除秦社稷，立汉社稷。其后又立官社，配以夏禹。(《三辅黄图》卷五)
上面所举，前二条明白说禹为社，后二条又说禹配食官社，可见汉代人确以禹为社神。读者不要以为这些话全是后起之说，须知越是配享越见得是先前的正祀。《左传》上不说吗：
共工氏有子曰勾龙，为后土；……后土为社。……周弃……为稷。(昭二十九年)
可是到了后来就不然了：
后魏天兴二年，置太社、太稷；……勾龙配社，周弃配税。(《通典》卷四十五)
仲春仲秋上戊，祀太社、太稷，配以后土勾龙氏、后稷氏，以祈报。(《大清会典》卷五十三)
太社、太稷姓甚名谁，没有人能回答；但以前正任社稷的勾龙和周弃却退而为配享了，这是很显著的。所以如此之故，只四日说旧祀到没有权威的时候自然大家忘怀了，一个新朝起来，就随顺了民众的新偶像而建立国家的新祀典；可是旧说旧祀在书本上还瞧得见，于是只得屈抑已倒的偶像作为配享。这种“新鬼大而故鬼小”的现象，实亦适用古史系统的成例，是积薪般层累起来的。禹既在汉配社，当然是汉以前的正社神(说不定即是勾龙)。推其他是社神，所以土地所在就是他的权力所在：南山、梁山是他所甸，丰水是他所注，洪水是他所湮，宋国人说下土是他所敷，秦国人说宅居所在是他的迹，鲁国人说后稷奄有下土是缵它的绪，齐
国人说成汤咸有九州是处在他的堵，王朝人说方行天下至于海表都是涉他的迹。
因为神人不分，所以神人可以互变。我们知道，关羽、华陀、包拯、张三丰、卜将军是由人变神的。我们又知道，文昌本是北斗旁的星，但到后来变成了晋将蜀人张恶子了；湘君、湘夫人本是湘水的神，但后来也变成了尧的二女了。可见从神变人和从人变神是同样的通行，我们不能取了人的一方面就丢了神的一方面，我们只能就当时人的心目中的观念断说他的地位而已。禹尽可以是一个历史上的人物，但从春秋上溯到西周，就所见的材料而论，他确是一个神性的人物。更古的材料，我们大家见不到，如何可以断说他的究竟。至于春秋以下的材料，我早已说过，他确是人了。
总之，我在辨证伪古史上，有很清楚的自觉心，有极坚强的自信力，我的眼底有许多可走的道路，我的心中常悬着许多待解的问题；我深信这一方面如能容我发展，我自能餍人之心而不但胜人之口。至于现在这一点已发表的东西，本来不算什么。画家作画，自有见不得人的“粉本”。“良工不示人以朴”，也是一句可以玩味的古语。我现在在学力未充足时发表这种新创的主张，有许多错误浅薄的地方乃是当然的，只要读者用了粉本的眼光看而不用名画的眼光看，用了朴的眼光看而不用精品的眼光看，就可以见出这本书的实际。至于将来能否使它成为名画或精品，这是全赖于我自己的努力和社会上给与我的帮助，现在是不能预断的。
其三，是民俗学方面。以前我爱听戏，又曾搜集过歌谣，又曾从戏剧和歌谣中得到研究古史的方法，这都已在上面说过了。但我原来单想用了民俗学的材料去印证古史，并不希望即向这一方面着手研究。事有出于意料之外的，十年冬间，我辑集郑樵的《诗》说，在《通志乐略》中读到他论《琴操》的—段话：
《琴操》所言者何尝有是事！琴之始也，有声无辞，但善音之人欲写其幽怀隐思而无所凭依，故取古之人悲忧不遇之事而以命操：或有其人而无其事，或有其事而非其人，或得古人之影响从而滋蔓之。君子之所取者但取其声而已。……又如稗官之流，其理只在唇舌间，而其事亦有记载。虞舜之父，杞梁之妻，于经传所言者不过数十言耳，彼则演成万千言……
杞梁之妻即孟姜女，孟姜女有送寒衣和哭长城的故事，这是我一向听得的，但没有想到从经传的数十言中会得演成了稗官的万千言。我读了这一段，使我对于她的故事起了一回注意。过了一年多，点读姚际恒的《诗经通论》，在《郑风有女同车》篇下见到他的一段注释：
《序》……谓“孟姜”为文姜。文姜淫乱杀夫，几亡鲁国，何以赞其“德音不忘”乎！……诗人之辞有相同者，如《采唐》曰“美孟姜矣”，岂亦文姜乎!是必当时齐国有长女美而贤，故诗人多以“孟姜”称之耳。
研究孟姜女故事的结果，使我亲切知道一件故事虽是微小，但一样地随顺了文化中心而迁流，承受了各地的时势和风俗而改变，凭借了民众的情感和想象而发展。又使我亲切知道，它变成的各种不同的面目，有的是单纯地随着说者的意念的，有的是随着说者的解释故事节目的要求的。更就这件故事的意义上看去，又使我明了它的背景和替它立出主张的各种社会。
上面一段话，没有举出证据，说得太空洞了。现在我试把这件故事比拟传说中的古史。江、浙人说孟姜女生在葫芦、冬瓜或南瓜中，这不像伊尹的生于空桑中吗？广西唱本说范杞郎是火德星转世，死后归复仙班，这不像傅说的“乘东维骑箕尾而比于列星”吗？厦门唱本说孟姜女升天后把秦始皇骂得两脚浮浮，落在东海里做春牛，这不像“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吗厦门唱本说范杞郎死后化为凤凰，这也不像女娃溺死而化为精卫(帝女雀)吗广西唱本说孟姜女寻夫经过饿虎、毒蛇、雨雪诸村，这也不像《山海经》上有食人的契窳的少咸之山，有攫人的孰湖的崦嵫之山，冬夏有雪的申首之山吗(用《楚辞》中的《招魂》和《大招》看更像。)读者不要疑惑我专就神话方面说，以为古史中原没有神话的意味，神话乃是小说不经之言；须知现在没有神话意味的古史却是从神话的古史中筛滤出来的。我们试退让一百步，把流行于民众间的孟姜女故事的唱本小说等抛开，只就士人的著述中看这件故事的情状：
杞梁之妻……就其夫之尸于城下而哭之。内*（喊去口左加言）感人，道路过者莫不为之陨涕。十日而城为之崩(汉刘向《列女传》)。
良已死，并筑城中。仲姿既知，悲咽而往，向城号哭，其城当面一时崩倒。死人白骨交横，莫知孰是。仲姿乃刺指血以滴白骨，云：“若是把良骨者，血可流入！”……果至良骸，血径流入。(唐人《雕玉集》引《同贤记》)
姜女……归三日而范郎赴长城之役；其后赍寒衣至城所，寻问范郎，已埋版筑中矣。女乃绕城哭，城隅为隳。隳所，范郎见像；女即其处求骸，……遂负之归。……夫长白其事，主将命追之。女至宜君山同官界所，登山，渴甚，痛哭，地涌甘泉；今其地名曰哭泉。时女倦甚，不能奔，而追将及，忽山峰转移，若无径然；追者乃返。(明马理《姜女诗序》)
以上数则，神话的意味何等丰富。但试看清刘开的《广列女传》：
杞植之妻孟姜。植婚三日，即被调至长城；久役而死。姜往哭之，城为之崩。遂负骨归葬而死。
这不但把民间的种种有趣味的传说删去了，就是刘向、马理一班士大夫承认的一小部分神话性的故事也删去了，剩下来的只有一个无关痛痒的轮廓，除了“崩城”——这件故事的中心——之外确是毫没有神话的意味了。更进一步，就是崩城的神话也何尝不可作为非神话的解释，有如王充所云“或时城适自崩，杞梁妻适哭下”(《论衡感虚》涪)呢。所以若把《广列女传》叙述的看作孟姜的真事实，把唱本、小说、戏本……中所说的看作怪诞不经之谈，固然是去伪存真的一团好意，但在实际上却本末倒置了。我们若能了解这一个意思，就可历历看出传说中的古史的真相，而不至再为学者们编定的古史所迷误。
我很想俟孟姜女故事考明之后，再着手考舜的故事。这一件故事是战国时的最大的故事(战国以前以禹的故事为最大，可惜材料很少，无从详考)，许多古史上的故事都以它为中心而联结起来了。后世儒者把其中的神话部分删去，把人事部分保存，就成了极盛的唐、虞之治。这件故事又是古代最有趣味的故事。宋芜子先生(育仁)在《虞初小说序例》上说：
帝舜之贤，则行为大孝，德为圣人；帝舜之才，则自耕稼陶渔，所在成都成邑。其初遭遇之厄，则不得于亲，至于捐阶掩井；其后遭遇之隆，则先得于君，至于登庸在位。妃匹之爱，则二妃皆帝女；风云之会，则五臣皆圣贤。成治水之大功；狩苍梧而仙去。实古今中外环球五洲空前绝后所绝无仅有，说部家所穷思极想而万难虚构者，乃于命之实事得之!
他虽不知道帝舜的故事所以能成为“古今中外环球五洲空前绝后所绝无仅有”的故事原由于“说部家所穷思极想”的“虚构”，但他对于它发生惊怖之情确是不错。这件故事如果能研究明白，一方面必可对于故事的性质更得许多了解，一方面也可以对于伪古史作一个大体的整理。本书第二册中的《虞初小说回目考释》一篇，就是想把它作一回鸟瞰的。
民俗学方面，除了故事以外，这二年中着手的工作又有三事：神道、社会和歌谣。我在《研究古史的计划》中，把民俗学的研究放在最后，—希望先辩明了外表，然后再去探求内部的意义。现在我的环境是适于研究民俗学的，。我只得先从此好了。
研究神道的兴趣，是给东岳庙引起的。我游了苏州和北京两处的东岳庙，见到许多不同的神名，知道各地方的神道虽同属于道教之下，但并没有统一。从这种不统一的神道上，可以窥见各地方的民众的信仰。更看道教里受进的佛教的影响，以至佛教自身所受的影响，也可以明白宗教的激荡的势力。例如东岳，本来是齐国的上帝(《汉书郊祀志》云：“八神，或云太公以来作之齐”，又云：“天主祀天齐”)，只因齐国的文化发达，声望甚高，没有被别国的上帝压倒；汉以后，他的势力依旧存在，掌管生杀之权。自佛教侵入，它自有一个东岳——阎罗王。因为中国人并不抵抗佛教，所以东岳大帝与阎罗王可以并存，死人受着二重的管束。寝假而道教的东岳庙中也雕塑十殿阎罗，把他们压做了岳帝的属吏。便阎罗王也不是印度所固有，乃是受的埃及的影响。阎罗王大约即是尼罗河(Nile)之神乌悉立斯(Osiris)。看“阎罗”与“尼罗”的声音相合，甚为可信。埃及人承认一个人死了之后，须受尼罗河神的裁判，随着生前行事的善恶判定赏罚，坏人就罚变为畜类，愈坏的便变得愈低下，等到罚尽之后再变做人。这些原则到了中国阎罗王法典《玉历钞传》里还没有变。我们如果能
搜集许多材料作研究，一定可以得着许多想不到的创见。(一部《道藏》，用实用的眼光看固然十之八九都是荒谬话，但若拿它作研究时，便是一个无尽的宝藏；我们如果要知道我们民族的信仰与思想，这种书比了儒学正统的《十三经》重要得多。)
歌谣方面，因《歌谣周刊》的撰稿的要求，研究《诗经》的比较的需要，以及搜集孟姜女故事的联带关系，曾发表了多少篇文字。七八年前笔受的苏州歌谣，也先写定了一百首，如上了注释，编成，《吴歌甲集》一种。只因校中经费支细，至今尚未出版。我很感谢玄同先生和魏建功先生，他们为了这一本歌谣集，用精密的方法整理出苏州方音的声韵的部类，在方音的研究上开了一个新纪元。
因为我在歌谣方面发表的文字较多，所以知道我研究歌谣的人也最多，常有人称我为歌谣专家。这种不期之誉我很不愿承受。我的搜集歌谣的动机是由于养病的消遣，其后作了些研究是为了读《诗经》的比较；至于我搜集苏州歌谣而编刊出来，乃是正要供给歌谣专家以研究的材料，并不是公布我的研究歌谣的结果。数年以来，北京大学的歌谣研究会收到了各地的歌谣、谚语、谜语等二万余首，真是—个民众文艺的宝库；可是我诸事乱忙，也没有翻览过多少。我自己知道，我的研究文学的兴味远不及我的研究历史的兴味来得浓厚；我也不能在文学上有所主张，使得歌谣在文学的领土里占得它应有的地位：我只想把歌谣作我的历史的研究的辅助。这个态度，希望大家能够了解，不要敦促我做非分的工作。
我这几年中的工作范围和将来的进行计划，大致如此。
从以上所写的看来，我的时势、个性、境遇，都可以得到一个结论了。
再从个性上看。我是一个桀骜不驯的人，不肯随便听信他人的话，受他人的管束。我又是一个历史兴味极浓重的人，欢喜把一件事情考证得明明白白，看出它的来踪和去迹。我又是一个好奇心极发达的人，会得随处生出了问题而要求解答，在不曾得到解答的时候只觉得胸中烦闷的不可耐。因为有了这几项基本的性质，所以我敢于怀疑古书古史而把它作深入的研究，敢于推倒数千年的偶像而不稍吝惜，敢于在向来不发生问题的地方发生出问题而不丧气于他人的攻击。倘使我早生了若干年，处于不许批评又没有研究方法的学术社会中，或者竟要成了一个公认的妄人，如以前人对于刘知几、郑樵们的看法。但现在是不必过虑的了！
我能承受我的时势，我敢随顺我的个性，我肯不错过我的境遇：由这三者的凑合，所以我会得建立这一种主张。
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初进学问界的人。初进学问界的人固然免不了浅陋，但也自有他的骄傲。第一，他能在别人不注意的地方注意，在别人不审量的地方审量。好像一个旅行的人，刚到一处地方，满目是新境界，就容易随处激起兴味，生出问题来。至于那地的土著，他们对于一切的东西都接触惯了，仿佛见闻所及尽是天造地设的一般，什么也引不起他的思索力了。第二，他敢于用直觉作判断而不受传统学说的命令。他因为对于所见的东西感到兴味，所以要随处讨一个了断；不像学术湛深的人，他知道了种种难处，不敢为了立一异议，害得自己成了众矢之的。初生之犊为什么不畏虎正因它初生，还没有养成畏虎的观念之故。这固然是不量力，但这一点童稚的勇气终究是可爱的。我真快乐：我成了一个旅行的人，一头初生之犊，有我的新鲜的见解和天真的胆量。我希望自己时时磨炼，使得这一点锐猛的精神可以永永保留下去。如果将来我有了丰富的学问之后，还有许多新问题在我的胸中鼓荡，还有独立的勇气做我的判断力的后盾，那么我才是一个真有成功的人了！
说了上面一段话，或者读者诸君要疑我是一个傲睨万状的人，自满到极度的。其实我的心中只压着沉重的痛苦和悲哀。我的个性固然适于研究学问，我的环境固然已经指给我一个研究的新方向，但个性和环境原只是学问的凭借而不即是学问的实质。譬如造屋，个性是基础，环境是梁柱，实质是砖石。虽则有了基础和梁柱可说具备了屋子的规模，但尤要紧的是砌成墙壁的砖石。倘使四壁洞然，这空架子要它干么，翻不如穴居巢处的可以得到简陋的实用了！我对于实质的要求渴热已极，可是数年以来只有得到失望。每一回失望之后，心中便留着刀刺一般的痛苦；日子愈久创伤也愈深。我自己知道，我没有辜负我的个性，只是我的环境太不帮助我了。它只替我开了一个头，给了我一点鲜味，从此便任我流浪了，饥饿了！
上条所述的不能分工治学的烦闷，原是现在中国许多有志学问的人所公同受到的。至于在生活上，我所受的痛苦也特多，约略可作下列的叙述。
我的第二种痛苦是常识的不充足和方法的不熟练。我幼年在翻书中过日子，以为书多自然学富，心中很自满。二十后读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在《横通》篇中见到以下一节议论：
老贾善于贩书，旧家富于藏书。好事勇于刻书，皆博雅名流所与把臂入林者也。……然其人不过琴工碑匠，艺术之得接于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习闻清言名论，而胸无智珠，则道听途说，根底之浅陋亦不难窥。周学士长发以此辈人谓之“横通”，其言奇而确也。……学者陋于见闻，接横通之议论，已如疾雷之破山，遂使鱼目混珠，清浊无别，而其人亦嚣然自命，不知其通之出于横也！……
读了这一段，自想我的学问正是横通之流，不觉得汗流浃背。从此想好好地读书，但我这时只把目录平议一类书算作我的学问的标的。过了几年，又使我羞愧了。民国五年的笔记中有一则道：
自章实斋以来，学者好言校雠，以为为学始于目录，故家派流变，区以别矣。然目录者，为学之途径，非其向往之地也。今得其途径而止，遂谓纲目条最之事足以尽学，而忘其原本，此则犹诵食谱而废庖厨矣。太炎先生与人书云：“往见乡先生谭仲修，有子已冠，未通文义，遽以《文史》、《校雠》二种教之。其后抵掌说《庄子天下》篇，刘教《诸子略》；然不知其义云何。”按：此即任目录而废学之弊也。予初诵实斋《通义》，即奋力求目录书；得其一勺，以为知味。自受业于伯弢先生，颇愿为根本之学，以执简御繁，不因陋就简。乃校课逼迫，不得专攻；所可致力，仍继前轨。思之辄汗颜不止。
到这时，我才真想读原本书而不再满足于目录平议所载的纲要了。但我的心中还没有生出问题，以为整理国故只要专读故书好了，若与世界学问打通研究，恐有“古今中外派”的附会的危险。直到近数年，胸中有了无数问题，并且有了研究问题的工作，方始知道学问是没有界限的，实物和书籍，新学和故书，外国著作和中国撰述，在研究上是不能不打通的。无论研究的问题怎样微细，总须到浑茫的学海里去捞摸，而不是浮沉于断港绝潢之中所可穷其究竟。于是我需要的基本的知识和应用的方法乃大感不足！
我虽有这样的渴望，可是我很明白，这仅仅是我的“单相思”，社会上是不能容许我的。他们只有勒逼我出货，并不希望我进货。更质直地说，他们并不是有爱于我，乃是有利于我。他们觉得我到了大学毕业，已经教养得很足够了，可以供他们的驱使了。一头骡子，到它长成的时候，就可由蓄养它的主人把它驾到大车上，拖煤、拖米、拖砖石，不管有多少重量，只是死命地堆积上去。堆积得太多到拖不动了，也惟有尽力鞭扑；至于它的毛尽见皮，皮开见血，这是使用它的人不瞧见的。直到用尽了它的气力而倒毙时，才算完了它的任务。啊！现在的我真成了一头拖大车的骡子了吗就是不要说得这样的惨酷，只说社会上推重我，切望我做出些成绩来，也好有一比。好比我要从西伯利亚铁道到欧洲去，在海参崴起程时，长途万里，满怀的高兴，只觉得层云积雪的壮观，巴黎、伦敦的繁华，都将直奔我的眼底来了。车到赤塔，忽然有许多人蜂拥上车，乱嚷乱挽道：“你的目的地已达到了，请下车罢！”我正要分辨我的行程发轫不久时，已经七手八脚地拖我下去了。我向他们陈述旅行的目的和打断兴趣的烦闷，大家笑道：“你已经出了国了，路走得很远了，很劳顿了，还是将就些罢！”在这时，试问我的心要悲苦到怎样
年来称我为“学者”的很多。我对于这个称谓决不辞让，因为它可以用来称有学的人，也可以用来称初学的人：初学是我的现在，有学是我的希望中的将来，他们用了这个名词来称我，确是我的知己(纵然在现今看学者与名流政客等字样同为含有贬意的时候)。但他们称赞我的学问已经成就，这便使我起了芒刺在背的不安，身被文绣而牵入太庙的觳觫。我知道，若把我与汉代经师相较，我的学问确已比了他们高出了若干倍。可是小学的及格不即是大学的及格，我们正要把一时代的人物还给一时代，犹之应把某等学校的学生还给某等学校，不该摊平了看。汉代的刘向、郑玄一流人，现在看来固甚浅陋，而在当时的极浅陋的学术社会中确可以算做成就了。至于在二十世纪的学问界上，则自有二十世纪的成就的水平线，决不是像我这样的人所能滥竽充数。惟其我要努力达到水平线上，所以我希望打好我的知识的根底而从事于正式的研究。若在现在时候即说我已经成就，固然是一番奖励的好意，但阻止我的发展，其结果将与使用我拖大车的相同，所以这个好意我是不愿领受的。
我在幼时，读了孔孟书和《新民丛报》一类文字，很期望自己作一个政治家；后来又因兴趣的扩张和变迁而想治文学和哲学。哪里知道到了近数年，会得发见我的性情竞与科学最近!我最是自己奇怪的，是我的爱好真理的热心和对于工作的不厌不倦的兴味。中国的学问虽说积了二三干年没有断，可是棼乱万状，要得到确实的认识非常困难。我今日从事研究整理，好似到了造纸厂中做拣理破布败纸的工作，又多，又臭，又脏，又乱，又因拣理的家伙不完备，到处劳着一双手。但是我决不厌恶，也决不灰心，我只照准了我的理想的计划而进行。所吃亏的，只是自己的技能不充足，才力受限制，常感到眼高手低的痛苦。如果我的技能能够修习得好。使得它可以和我的才力相应合，我自信我的成就是决不会浅薄的。
我的第三件痛苦是生计的艰窘。我没有金钱的癖好，薪金的数目本来不放在我的心上。我到北京来任事，也明知在欠薪局面之下，生计是不安的；只为要满足我的学问的嗜好，所以宁可投入淡泊的生活。但近年以来，中央政府的财政已陷绝境，政费屡屡数月不发，就是发出也是“一成二、二成三”这般敷衍，连淡泊的生活也维持不下了。以前学生时代，我向祖母和父亲乞得些钱钞；常常到书肆里翻弄；哪知道现在自己有了职业，反而失去了这个福分。在研究上，有许多应备的参考书，但没有法子可以得到。例如《二十四史》，是研究历史的人何等切要的工具，以前我不能买全部，尚可搜罗些零种，现在连零种也不许问津了。有许多急需的书，熬到不可熬时，也只有托人去买。因为免得见了他种可爱的书而不能买时，害苦了我的心。有许多地方，在研究上是应该去的，但也没有旅行的能力。不必说辽远的长安、敦煌、于阗诸处，就是我研究孟姜女故事，山海关和徐水县两处都是近畿的这件故事的中心，并且是京奉、京汉两线经过的，大约有了四五十元也尽够作调查费了，可怜想了一年半，还只是一个空想！
为了生计的不安定，要什么没有什么，一方面又受家人的谴谪，逼得极好学的我也不能安心治学。有时到了十分困苦之境，不免想作了文稿出卖，因为我年来得了些虚名，稿子确也卖得出去，在这一方面未始不可救一点急。但一动笔时，又使我懊丧了：我觉得学问原是我的嗜好，我应当尊重它，不该把它压做了我的生计的奴仆，以至有不忠实的倾向而生内疚。然而学问的忠实谈何容易，哪能限定了一天写几千字，把生计靠在上面。与其对于学问负疚，还不如熬着困苦：这是我的意志的最后的决定。所以我虽困穷到了极端，卖稿的事情却始终没有做过几回。卖稿且如此，要我去讲敷衍应酬，钻营职务，当然益发没有这种的兴会了。来日大难，或者要“索我于枯鱼之肆”吧
我记得我的幼年，因顽强而为长者所斥责，他们常说：“你现在的脾气这等不好，将来大了，看你如何可以吃人家的饭！”到二十岁左右时，我初见到社会上种种杌陧不安的现象，初知道个人的适存于社会的艰难，又读了些《老》、《庄》的书，知道天真与人事的不相容，就很肯屈抑自己，对人装像一个乡愿。向来说我固执的亲族长者一时也称誉道：“颉刚很随俗了!”哪知道现在又抑不住我的本性了，只觉得必须从我的才性上建设的事业才是我的真实的事业，我只应当受自己的支配于事业的工作上，若迁就了别人就是自己的堕落。无论怎样受生计的逼迫，只是不能溶解我的坚硬的癖性。看来我的长者斥责我的话是要应验的了!
我的第四件痛苦是生活的枯燥。我在社会里面，自己知道是一个很枯燥的人，既不能和人敷衍，也不能和人争斗。又感到人事的复杂，自己知识的渺小，觉得对于任何事件都不配作批评，因此我处处不敢发表自己的主张。要我呼斥一个仆人，和强迫我信从一个古人—样的困难。到了交际场中，又因与日常的生活不同，感到四围空气的紧张，自己既局促若辕下之驹，又怕他人因了我的局促而有杀风景之感。看着许多人在我的面前活动，只觉得他们的漂亮、伶俐、劈脱、强健、豪爽的可羡，更感到自己的干枯、寂寞、沉郁、拘谨的可厌，像一枚烂柿子的可厌。我自己知道，我的处世的才能是愈弄愈薄弱了。这种在旧教育之下和长日的书房生活之中压迫而成的习惯，恐怕已是改不掉的；并且这种习惯和我的学问事业不生关系，也没有立志痛改的必要。我所悲感的，是我的内心生活也渐渐地有干涸的倾向了。
许多人看了我的外表，以为我是一个没有嗜欲的人，每每戏以“道学家”相呼。但我自己认识自己，我是一个多欲的人，而且是一个敢于纵欲的人。我对于自然之美和人为之美没有一种不爱好，我的工作跟着我的兴味走，我的兴味又跟着我所受的美感走。我所以特别爱好学问，只因学问中有真实的美感，可以生出我的丰富的兴味之故。反过来说，我的不信任教师和古代的偶像，也就因为他们的本身不能给我以美感，从真理的爱好上不觉地激发了我的攻击的勇气。但一株树木的荣茂，须有蔓延广远的根英。以前我对于山水、书画、文辞、音乐、戏剧、屋宇的装饰等等的嗜好，就是许多条根荄，滋养着我的学问生活的本干的。我对于民俗的理解力固然甚浅，但在向来没有人理会之中能够辟出这一条新路，实在就是无意中培养出来的一点成绩。我说这句话，并不是说凡是我所欣赏的都要在里边得到实效，我很知道挟了受用的心思而作的欣赏决不能成为真的欣赏。我的意思，不过要借此说明不求实效的结果自能酝酿出一些成绩来，这些成绩便不是在实效的目标之下所能得到的而已。所以我们若要有伟大精美的创造，必须任着作者随了自己的嗜欲和兴会而发展，愈不求实效愈可得着料想不到的实效。
以上几种痛苦，时时侵袭我的心，掣住我的肘，我真是十分的怨望。我要忠实于自己的生命，则为社会所不容；若要改作委蛇的生存，又为内心所不许：这真是无可奈何的了！我自己觉得，我有这一点粗略的科学观念，有这一点坚定的志愿和不畏难的勇气，我的眼下有许多新问题，我的胸中没有一个偶像，在现在轻忽学问的中国社会上，我已是一个很难得的人，我所负的责任是很重的。社会上固然给我以种种的挫折，但是我竟不能用了我的热情打出一个学问的地位来吗2我将用尽我的力量于挣扎奋斗之中，为后来人开出一条大道！就是用尽了我的力量而到底打不出一条小径，也要终其身于呼号之中，希望激起后来人的同情而有奋斗的继续者！
这册书于去年九月中付印。本来在一二个月内可以出版，只为临时增加了些篇幅，延至本年二月中方将本文印完。又因等待这篇序文，再延了两个月。假使没有朴社同人的宽容，是决不会听我如此纤徐的。我敬对于社中同人致谢！
末了，我再向读者诸君唠叨几句话。第一，这书的性质是讨论的而不是论定的，里面尽多错误的议论(例如《古今伪书考：跋》中说清代无疑《仪礼》者，又如与玄同先生信中讥今文家，谓依了章学诚《易教》的话，孔子若制礼便为僭窃王章)。现在为保存讨论的真相计，不加改正。希望出版之后，大家切切实实地给以批判，不要轻易见信。第二，古史的研究现在刚才开头，要得到一个总结论不知在何年。我个人的工作，不过在辨证伪古史方面有些主张，并不是把古史作全盘的整理，更不是已把古史讨论出结果来。希望大家对于我，能够知道我的学问的实际，不要作过度的责望。第三，我这本书和这篇序文中提出了多少待解决的问题。像我这般事忙学浅的人，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把这些问题得到一个约略的解决，说不定到我的生命终止时还有许多现在提出的问题不曾着手。读者诸君中如有和我表同情，感到这些问题确有研究的价值的，请便自己动手做去。总结一句话，我不愿意在一种学问主张草创的时候收得许多盲从的信徒，我只愿意因了这书的出版而得到许多忠实于自己的思想，敢用自力去进展的诤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