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投资人还要紧跟新的业务模式，要么永远在学习的过程中，要么永远在饭局上，大部分投资人和投资机构工作人员的生活也都是异常忙碌。可能在这个江湖里，你永远不会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荣耀加身的，也不会知道怎么就血本无归了。
上午9点半，丁厅和合伙人紧急开了一个会，一起商量对策。
之前谈好的一个LP出了点状况，不想投了。当务之急，他们得赶紧找到替补份额的人。
“当时都谈好了，对方也有比较强烈的意向，都准备签协议了。现在只能再找新的LP，最差的情况，就是调整二期基金的盘子。”哲略资本创始合伙人丁厅告诉猎云网。
此时，距离他们新基金成立刚刚过去3个月，这是他们募集的第二期基金，二期规模不是特别大，LP的构成也相对简单，主要是少数几个企业家和个人。
一个LP的退出虽然不会影响全局，但是打乱了节奏。“这也很正常，跟我们投资一样，不到最后一刻签字打款，都会有很多变化。”
最终商量的结果是，几位合伙人春节前再各自找一下自己的资源，争取找到新的投资人填补份额。“如果春节前能敲定新LP的话，春节后我们就可以close，然后开始运作。”
丁厅2014年进入VC行业，此前他曾在一家世界500强的消费品公司工作了7年。
“我是学市场经济的，对我们八零初那一代人来讲，当时毕业没有什么选择，像今天的互联网创业公司、基金，那时候都非常稀缺，当年最好的方向就是去外资500强。”
虽然转行做投资人的时候，互联网创业的浪潮已经接近尾声，但丁厅觉得自己当初的选择还是对的。过去的五年，他曾经的一些老同事，并没有很好的跟上电商和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不管是工作还是个人，都有点停滞不前。
而相比原来的工作，投资人可以不断接触新鲜事物、新的人，他喜欢这种状态。
但是去年上半年，丁厅却感受到了强烈的挫败感。
他原来所在的机构，从2016年年初一直到2017年上半年，把很大一部分精力都放在了AI上面。这来自于他所在机构策略的调整，过去的两三年，互联网已经没有太多的机会。
虽然他们在AI上投入了很大精力，但却没有什么结果出来。“我们没有什么AI资源，在这方面的判断也不强，很多机构已经提前布局了，我们也不适合再参与。”
此外，在原来的平台，丁厅觉得有时候还是会受一些局限。“有很多项目，当时是有很好的机会可以介入的，我也坚定的想参与，但因为内部决策问题，没有参与进去，非常可惜。”
这也是投资机构里所有执行层的集体尴尬，自己看好的项目没法出手是经常的事，因为基金的风格很大程度会受创始人或控制人的影响，他们的风格往往会映射到整个团队上。
这让他有些困惑。
他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风格去组建一支基金。因此，在去年下半年，丁厅离开了原来的机构，和合伙人一起成立了哲略资本。
新基金选择了新消费作为主要投资方向，这也是丁厅所擅长的，过去他一直在这个领域。“我们的目标就是先在行业内立足，找到自己差异化的立足点，放大自己的优势。不敢说做多大，最起码做一支小而美，有温度的基金。”
从做具体业务，到运营管理，从职业转到事业，这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当然，也有更多的困难和挑战。
在原来的机构，丁厅主要负责投资业务，他的工作就是把项目投好，钱不用担心。
但现在他的角色变了，作为基金管理者，他不仅要负责投资，还要管理整个基金，包括募资，团队管理、投后、LP关系，他都要亲力亲为。
而钱，是他面临的首要问题。
对于基金来讲，资金充足是一个长期课题。即使是像红杉、IDG这样的一线基金，也面临着募资上的挑战，这是行业现状。
“任何一支基金如果说自己募资没有困难，都是瞎说。”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只不过是难易程度高低而已。
而对于他们这样一支新基金，募资压力就更大了。
如果募不到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管理费收入低，团队的薪酬待遇都会受影响。
目前，丁厅的团队有8个人，月薪开的也不高，投资总监税前只有2.5万。这在同行业中已经算是很低了，目前行业内投资总监的年薪普遍在60~100万之间。
“我们现在开不起这么高，所以我们希望找到有潜力的投资经理，把他培养成未来的合伙人。”按照丁厅的计划，如果基金能做起来，很快就需要一批合伙人来负责不同的领域。
但即使这样，团队的开销依然非常大。
最大的开销来自于团队工资和办公室，“人力成本一年两百万不到，办公室租金一年也有上百万，加上差旅以及其他开销一年几十万。”
因此，压力与焦虑，每天都存在。
募资江湖：各种坑和套路
在募资的江湖里，也有各种坑和套路。
但除了这些正规机构以外，其实在民间，还存在着大量的个人以及家族财富，其总量远远高过市场上的正规机构。
在中国的东南沿海，江浙以及福建一带，民间所蕴藏的财富数量是惊人的，但这些地区的民间财富更多的是通过同乡以及圈子之间的信任关系，来进行民间借贷或互相拆借。
而随着股权投资的兴起，这些巨量的民间财富也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进入到风险投资领域，但他们往往不按套路出牌。
“他们进来后会有很多不合理的要求，比如要求拿掉五个点的管理费，相当于两年半白干了，而且未来的投资收益他们还要参与分成。”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这样的要求，会动摇VC的商业模式，包括投资策略、回报，都会受很大影响。而管理费和收益分成，是基金的生存之道。
因此，他选择先从身边有信任关系的企业家入手。“有一些LP愿意信任我们，那我们先拿可以确定的钱。”
“我们跟金主之间也存在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我们不知道他们在哪，他们也不知道我们在哪。”名川资本创始合伙人王求乐讲道，王求乐此前曾任职赛富，2016年从赛富离开后，成立了名川资本。
在王求乐看来，国内的LP其实是蛮新的一群人，并且数量还在不断增加，但是还并不成熟。对大多数LP来说，市场上的一线基金很难投进去，那除了这些还有哪些人可以投？需要一个建立信任的过程。
而业绩是取得LP信任的重要前提，也是决定一个基金能否长青最重要的因素。
据硅谷的统计，80%的基金只能做1期，90%的基金超不过3期，超过3期的只要不出意外，这个品牌就长青了。
“我们最多只能犯一支基金的错误，要是犯两次以上，就消失了。”与原来在赛富的时候不同，王求乐觉得现在要做一个狙击手，每打一颗子弹，都要尽可能有效。
在丁厅看来，GP最重要的职责就是帮LP把钱保管好，同时还要尽可能投中那些高成长、高回报的项目。
“首先要让现有的LP满意，对我们放心，这个钱对他们来讲，只是很小一部分，他们其实可以拿出更多的钱来参与，关键是能不能取得他们的信任。另外我也需要他帮我们背书，去介绍更多好的LP进来。”
作为一支新基金，他们需要快速的证明自己，这个压力其实非常大，“我们真的害怕，错过一个机会。”丁厅说。
如果没有好项目，一切都是空的，回报不可能完成。
怕投错，也怕错过
其实对于大部分中小基金而言，最大的挑战来自于同行业的竞争。
在一个行业里，真正好的项目凤毛麟角。好项目往往是BAT抢完了，才轮到红杉和IDG等一线基金，其次才是市场上的其他基金。
不仅如此，投资圈的圈层化也越来越明显，一些机构之间正在形成更深层次的信任关系，并且这种关系还在不断强化，令圈子外的人很难插手。
有一些好项目不是你看不看得懂，而是你拿不拿得到，并且这些项目有不少都是明摆着可以赚钱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面临与大基金的直接竞争，别人也想投，我们是不是有机会投进去，人家是不是愿意让我们参与？”丁厅说。
在原来的机构，有几次丁厅与对方谈得都挺好，但是对方很直接的告诉他，“他们正在等某知名机构的TS，如果对方出了，那就确定要他们的钱，不要你们的，如果他们还在磨蹭，我就考虑你。”
这种情况，在他的新基金，不会更好，只会更差。
“我们现在更务实一点，不一定要领投或者董事席位，如果创始人认可我们的专业性，觉得我们对他有帮助，我们可以用合投或跟投的方式。”
这也是小基金的生存之道。
但事实上，不仅是新基金，即使是一些经验丰富、曾经投出过明星项目的投资人和机构，也面临着如何投出下一个独角兽级企业的压力。投资的路，远没有尽头。
“我现在拿的TS已经非常多了，首先我要涨价，其次我干脆把账号给你们，你们把钱打给我，打完了我们再谈。”一位创业者直截了当的告诉联想之星合伙人李明。
“我们肯定不会投这样的项目”，李明觉得还是要把事情看清楚一点。
但据说有些机构就立刻把钱打给了对方，“这个行业竞争非常激烈，那么多聪明人，那么多新基金，而优质项目的稀缺，更加剧了这种竞争。”一位业内人士表示。
大基金的钱越来越多，新机构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大家都睁大了眼睛，想要投出下一个独角兽企业。
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年中，在基金业协会备案的创业投资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达到11251家，管理基金数量达到23473支，基金实缴规模5.83万亿元。
另有数据显示，目前国内的股权投资从业者已经达20~30万人，其中6万人持有基金从业资格证。
这么多的钱也需要有去处，而找不到好项目，几乎是所有财富持有者共同的一个困惑。很多机构拿着钱着急找项目，也造成了某些项目的估值虚高。
“莫名其妙地贵，天使项目很少5000万以下的，创始团队对估值的预期都非常高。”谈及过去一年的感受，国宏嘉信创始合伙人马志强觉得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快，还有贵。
估值已经很贵了，这一轮要不要接？接了会不会成为最后一轮？下一轮找谁呢？什么时候能退？这都是问题。
但对方告诉他，另一家机构给了同样的估值，不过是按美元。
“我们在这里面是付出了心血的，按照法律效力也该我们来投，但我也不能把他强按在地上，说你就得按这个价格拿我的钱。其实按照协议是可以的，因为我们TS里签了排他协议。”说起这件事，胡翔有些郁闷。
“如果这个创业者有感恩的心，他可以先拿我们的钱，然后再快速的拿下一轮。”但胡翔放弃了，他觉得心不在一起就很难。“我认了。”他说。
李明觉得，创业者有感恩的心很重要。曾经某个知名项目的创始人找到他，说能不能一起把前面的投资人坑一下，但他拒绝了。“跟我们的价值观不太一致，有一天我们也会成为前面的人，我觉得这是杀鸡取卵的做法。”
“你要不要投？不投还有投资人在后面等着。”一位创始人跟何绍钧讲。
何绍钧此前曾担任云脑基金管理合伙人，这是一家由田溯宁、丁健、杨元庆和李彦宏四人共同成立的基金。目前，他的身份是十方创投管理合伙人。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项目，但CEO非常骄傲，何绍钧最终还是决定不碰，但他说并不是因为对方很骄傲。
“投资是这样，没投的时候，是他追我，但投了以后就是我追你。我们需要很多交流，一起做很多重大决定，我会选择沟通比较顺畅的CEO，要不然我投进去以后，天天跟你打架，那就没意思，你辛苦我也辛苦。”
但有时遇到非常好的项目，投资人往往也不想错过，甚至还会耍“赖皮”。
“我们曾经也把创业者锁到过会议室，还不止一次。”李明笑着说，“也不是限制人家自由，就是不让人走呗，谈完了再走。”
怕投错，也怕错过，这是投资人经常矛盾与纠结的点。
但做投资，错过永远都是不可避免的主题。虽然行业永远都有新机会，但实际上每个阶段都有阶段性的大机会，如果错过了，就真的错过了。正如熊晓鸽所说：VC是一个永远都在后悔的行业。
“你们根本就没相遇过，这不叫错过；相遇过，但只是点头之交，也不叫错过；只有你跟她花前月下过，最后由于种种原因没牵手，这才叫错过。”胡翔告诉猎云网。
去年趣店上市的时候，胡翔曾写了一篇《三次错过趣店的投资是什么感受？》，一度在朋友圈刷屏。
这源自于胡翔与罗敏曾有过的一段“花前月下”，趣店的罗敏曾三次找到胡翔，问胡翔要不要投资？但由于种种原因，胡翔最终没有入局。
“会有一些后悔，尤其是看到错过的公司发展得越来越好，估值翻了很多倍，这种情绪不可避免，我们只是希望能少错过一些。”胡翔说。
错过趣店的胡翔，发了一条朋友圈“错过是投资人经常要面对的，一边送上祝福一边心如刀绞”。
不断变换的风口
所有人都想投出那种带来千百倍回报的明星项目。因为俘获一个现象级企业，不仅关乎一个投资人、一家投资机构的收益，更关乎声誉，乃至命运。
而优质项目的稀缺，则加剧了不安和焦虑的情绪。
所以，当一旦有好的项目出现时，大家便一拥而上。这个时候，风口出现了。
来不及验证对错，因为机会稍纵即逝。曾经有投资人因为晚去了几个小时，价格翻倍而错过一个好项目。
“太快了！”马志强感叹道。“所有行业都在造概念，不管是媒体、投资人还是创业者，似乎都热衷于找风口这件事。”
任何一个方向，一开始有一两个勇于尝试的团队进来，一旦这件事被认可之后，接下来的速度会快到让你叹为观止，一大批人蜂拥而至，然后就是非常简单粗暴的复制，最后就是一地鸡毛。
“如果现在还有公司等你半年的，大概率也不是个好公司，好公司等不了这么久，一个月到头了。”三千资本合伙人黄璜说。
其实就在2017年上半年，投资圈普遍还在为找不到投资主题而焦虑。
“除了共享单车和共享充电宝还能投点什么？”这是投资人上半年常问的一句话。
但是到了下半年，新零售、电动汽车、人工智能芯片以及年底的直播答题、供应链升级、区块链就开始轮番登场，而且一次比一次热闹。
这其中，有些风口生命力还比较强，有很好的持续性，有些风口纯粹就是一阵风，刮完以后什么都没有了。
投资人追风，创业者也在追风。
“曾经有一个项目，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是个一般的项目，AI火的时候，他就把公司变成了一家AI公司。前两天我见他，他跟我说，他们是一个AI+区块链的公司。”何绍钧说道。
这样的公司其实比比皆是，大多数都是为了迎合投资人，为了融资。
何绍钧认为，是追风，还是真正解决问题？这很重要！“因为你追风是为了追投资，迎合投资人，但真正创业是为了解决一个痛点。”
“我会看他新的解决方案，是否真的需要这种技术。可能他以前真的缺这个技术，现在有了新技术可以很好的弥补。比如你加区块链是否合理，还是只是为了骗投资人的钱？”
“我能判断这些技术是真需要还是假需要。”何绍钧此前曾担任亚信科技高级副总裁/系统设计专家、美国Groupon(中国)副总裁、美国VeriSign全球副总裁等职，是技术方面的专家。
见到何绍钧的当天，他早上刚刚看了8个项目，并且是8个不同领域。
在何绍钧看来，现在的创业者很聪明，很多都不是第一次见投资人，非常圆滑。“我们要从里面把那些有潜力的和只是追风的创业者区分出来。”
“风口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前期都有很长的驱动过程，只是因为某个关键点的成熟而被引爆。”李明觉得，当你看到风口起来的时候，其实已经晚了。
因此，对于大多数投资人来说，其实也并没有抓住风口的机会。与极少数人可以造风口，甚至扭转乾坤不同，更多的人只能顺势而为。
而在这种层出不穷、快速转换的风口下，想要保持独立分析，也变得越来越难得。
“投资人也是二八分，20%懂的，80%全是蹭的。天天出去酒局，你投什么哥们？我蹭一点。”一位圈内人士如此评价。
在他看来，大多数投资人都很难称得上专业。“很多人都说要投AI，但是大部分投资人真的懂AI吗？是不是都是补了一个月课，然后开始投的？大家都说要通过上市退出，请问A股和港股上市有什么区别？我敢保证80%的投资人不懂！”
“大部分投资人其实都是投机主义者。”这位人士表示。而跨越农历新年的一场区块链盛宴，则将这种投机属性和风口效应体现地淋漓尽致。
“我过去一个月赚得比过去7年都多。”PreAngel创始人王利杰说。
在这场有史以来任何金融产品都无法匹敌的数字货币的跌宕起伏中，赚钱成为了最大共识，所有人都怕错过了上车的机会。
“那这不成了发空气币了么？”
“说白了你现在就是套区块链的概念，赶紧把ICO发了，先把钱拿进来再说。”
深夜，两个创业者还在北京的办公室里激烈讨论着。
“区块链目前还处在造风阶段，需要一个市场和资本教育的过程，虽然有一定的成长性，但同时也存在一定的政策风险。”星翰资本杨歌告诉猎云网，“我们还在观望，不会完全不参与，但也不会大张旗鼓的参与。”
在这场所谓的技术革命中，不仅将投资人分成了几派，也彻底搅动了白领阶层的集体焦虑。
学习，永无止境
“你对新事物的认知，跟不上社会发展的速度，你就会焦虑。”马志强说。
为什么大家在积极拥抱区块链，为什么这两年知识付费很火？就是因为大家担心自己的认知跟不上，担心被世界抛弃。
在黄璜的书架上，摆满了关于动画和导演方面的专业书籍。
“做投资，你不能说跟人家最顶尖的人有一样的水平，但起码得有一个入门级水平，否则你去跟导演聊天，怎么判断这导演好还是不好？”黄璜说。
因此，作为投资人，总是需要快速了解市场上新的业务模式、概念和技术。行业不断推陈出新，学习，永无止境。
杨歌有一个知识图谱，他会用框架去记忆所有的东西。“我会看非常细的东西，量子技术会从头看，我可以写15种程序，人工智能代码我自己写，生物医药所有的基因技术自己学。几乎全部的4级行业以及大部分5级子行业我都看过。”
虽然做天使投资不一定要研究到这么细的程度，但这是杨歌的优势，在清华大学读书时他曾经考过全院第一，是名副其实的学霸。“我喜欢看这些东西，我的兴趣在这。”
但杨歌小时候，奶奶曾告诉他，该工作的时候就工作，该玩的时候就玩，这样才能把人生做好。“如果不给自己减压和娱乐，工作效率就会降低，而且长期聚焦在一些细节上，宏观也会缺失。”
其实不仅是基金合伙人，大部分投资机构中层的生活也都是异常忙碌。
但是与基金合伙人大多在物质上没有压力不同，中层往往还面临着物质上的压力。目前，国内的一线基金基本都在北上深，在这些城市，房价、生活成本，堪称昂贵。
而且除了物质上的压力，他们中的大多数还面临职场上的压力。
“不是所有人都能升到合伙人级别，很多人到了30多岁，依然还在中层，面临的处境也非常尴尬。”一位圈内人士表示。
既要有实力还要有运气
虽然投资人都不否认理论和逻辑框架的重要性，但他们同样也强调运气和大势。
罗振宇在跨年演讲的最后，出了一道题。“两个按钮，按下第一个，给你一百万美元；按下第二个，你有一半机会拿到一亿美元，选哪个？”
李明把题目换了下，“100%给你一百万，10%给你一个亿”。这是投资人常常要面对的选择，比罗振宇那个更难。
李明认为从投资的角度，应该选择后者。“概率论里有一个概念叫数学期望，从数学期望的角度来说，第二种的数学期望是1000万，是第一组是十倍。虽然有90%拿不到钱，但是一旦成功，能拿到一个亿。”
这也是风险投资的重要逻辑之一，就是要持续的赌小概率事件，因为只有高风险的项目，才有可能带来高回报。
在投资圈，有一种说法，作为投资人，如果你的项目死得不够多，说明你的风格不够冒险。而衡量一个投资人的好坏，不是看他投错了多少公司，而是投对了多少公司。
因此，作为投资人李明觉得还是要去投一些，看起来风险相对较高，但潜在收益更高的项目。
“如果你追求成功率，就失去了赌的机会。”但李明也强调，并不是漫无目的的赌，你要想清楚自己赌的到底是什么？
在他看来，每个人都希望项目是完美的，事好，大方向也对，团队背景非常牛，价格还非常便宜。经常说多快好省，听起来好像是对的，但实际上是矛盾的，多了就没法快，好了就不能省。如果没有一个取舍，你就会烦恼。
“其实好项目也是见仁见智。”王求乐说，以我们的经验，绝大部分后来非常好的明星项目，90%初期都是很有争议的。相反那种一开始大家都觉得好的项目，最后反而没成。
据说，当年投58的时候，赛富内部其实一直都有争议，当时的姚劲波在市场上并不受待见，也没有多少人看得懂。因此，好项目也不是第一天就特别好，一直好到上市，尤其在天使阶段，没有什么项目是完美无缺的。
而投资人恰恰就是经常要在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上面做决定，这也是风险投资的魅力所在，焦虑来自于未知，兴奋也来自于未知。
“每个公司真正扒开了跳进去看的时候，还是有很多问题，创业公司没那么美丽，有一堆坑在里面，因此尽职调查还是要好好做。我们要做的就是甄别哪些东西是可以弥补的，哪些弥补不了。”三千资本投资合伙人肖鹏表示。
除了投资人，肖鹏还有另外一个身份，就是樱果文化CEO，这是一家由三千资本参与投资的动画出品公司，肖鹏的任职相当于深度投后。“肖鹏在动画领域比较专业，我们就派他去了，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扎入这个行业。”黄璜告诉猎云网。
樱果文化创始人是一名顶尖赛车手，在日本的方程式获得过多个冠军。“他每次去赛车我都特别害怕，他们有时候发那个撞车视频，吓死了！我对他的要求就是千万别出事。”黄璜说。
这也是投资人经常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在创业过程中，核心团队出现离职、生病、离婚等意外情况，都会对项目造成很大影响。
“我之前投了一个项目，发展特别好，三个月流水一亿，突然联合创始人被查出肠癌，来北京复查后，结果是误诊，虚惊一场！”一位投资人向猎云网透露。
“你就算判断出来大方向，也判断出来这个人很牛，但你没法预测他生不生病？没法预测出不出意外，所以投资本身就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李明说。
“中国有句话叫尽人事听天命，创业本身是一个极端环境，很多非常牛的人，最后也没把这个事做成。所以，很难说这项目没给你赚到钱，就是投错了。”在李明看来，只要这个人适合，也尽了全力，但最后因为机缘巧合没成功，也是正常的，创业就是有一定的概率。
“你想得是多大的压力？”李明有些感慨。
在李明看来，创业过程肯定会遇到一些问题，有时候创业者可能会比较悲观。顶级球星也有状态不好的时候，你要去激励他，鼓励他把状态调整好，这是教练员应该做的。
“创业是一件特别苦逼的事，我们希望找到的创业者，是很乐观的，我们不能要求他们乐观，自己很悲观。”
但有时当创业者呈现出的一些状态和想法，达不到期望时。作为陪跑者的投资人也难免会陷入到焦虑的情绪中。
“创业需要有很大的决心和状态，这个过程中我们着急了，但创始人状态不够，投入度不够。我们确实很焦虑，但也无能为力。”胡翔说。
因此，在这种极端的环境以及压力下，有些人开始寻求一些逻辑方法以外的减压方式。
王求乐和朋友此前一起合投了一个项目，这个朋友是王求乐很尊敬的一名投资人，在圈内也很知名。投完后，项目的CEO告诉王求乐，“你知道吗？那谁会算卦，你还记得我之前找你要过时辰，他给你算了一卦，说你八字还不错。”
王求乐有些哭笑不得，“这是我投资生涯中第一次有人要测我八字，然后允许我入局的。”
在创投圈，这并不是个例，“我每年都会去烧一些香，还有投资人每年买几万块钱的蛇，拿到山里去放生。”一位圈内人士向猎云网透露。
在黄璜看来，做投资实力是长线，运气是短线。“既要有实力又要有运气，光有实力没运气，你根本就活不到实力展现的那一天，光有运气没实力，你可能做一两期就做不成了。”
而大部分投资人的焦虑在于，不知道运气什么时候会来？
5%的头部基金赚了80%的钱
黄璜曾经在法国波尔多读书，这座位于法国西南部的城市，因为盛产葡萄和红酒而闻名。
“红酒好不好关键在于年份，如果这个年份阳光充足，雨水充沛，气候又好，这个葡萄酿的酒，味道就会特别好。”
在黄璜看来，投资也一样，周期性非常明显。
“你做基金的时候，是行业里的低谷，你就能捡漏，几年后行业涨起来的时候，你肯定挣钱。如果在行业最好的时候，比如14或15年，你做一个VR基金，现在要不亏死都见鬼。”
所以一支基金赌出一个高回报其实不难，难的是如何能够跨越经济周期，持续的产生高回报。
VC跟其他行业一样，也是二八分，只有少数优秀的团队才能获得那部分最高的收益。
据美国50年来的数据统计，5%的头部基金最终赚了80%的钱。“这个市场，不可能所有基金都挣钱，我们也无法违背这样的大规律，我们要做的就是努力成为某些领域的前5%。”丁厅表示。
在基金内部，收益也遵循二八定律，80%的收益通常只来自20%的项目。《从0到1》的作者彼得蒂尔一次来清华讲课时讲道，FoundersFund基金中的3个项目，最终赚了整个基金92%的收益。
事实上，即便是一些做得非常好的一线基金，也经常会看走眼。对于未来，没有人能把握准确。
但尽管如此，投资圈却从来不缺少获得千百倍的神话以及独具慧眼的故事。
人们总是很容易看到这样的神话，但实际情况是，绝大多数人都是交了学费，甚至血本无归。
“很多人亏死了，你也不知道。”一位业内人士表示。尤其是很多新进来的天使机构，几乎全军覆没。
“我觉得真正赚到钱一定是藏不住的，谁也做不到3到5倍，如果按5倍的话，年化收益率要在50%以上，中国历史上就没有一支基金能够坚持五年以上，并且年化收益率在50%以上的。”该人士向猎云网透露。
由于风险投资本身的高风险和不确定性，即便是一些知名机构的回报率、退出情况、IPO数量，其实也远没有想象中高。大多数优秀基金的退出率不超过10%，甚至不超过5%，收益只是账面上的。
尤其是早期投资，就算投中了，什么时候能退也是个问题。
“为什么大家会在意退出？在黄璜看来，就是因为一堆人投了一堆不好不坏的公司，感觉能退出，但似乎又很难。”
退出难，一方面与项目本身质量有关，但另一方面，也与政策因素以及退出渠道有直接关系。
去年年初，证监会收紧了影视、娱乐、文化类项目的再融资，并购重组项目也纷纷被劝退。这直接影响了文娱资产的资本化能力。
“监管层希望避虚就实，引导资金往实业上走。”一位业内人士表示。但过去几年由于中国经济正在经历转型时的阵痛期，实业并没有太多机会，因此导致大批资金涌向虚拟经济。而文娱由于毛利率较高，且具有抗周期性，所以在短期内吸引了大量热钱。
“国内的政策往往都是这样，一刀切。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行业的波峰波谷特别明显，好的时候，所有热钱都挤进去，不好的时候，泡沫破裂，一地鸡毛。”该人士表示。
这就造成投资机构在做判断的时候，也会跟着摇摆。
“有一些不是我们投的不好退不掉，而是因为涉及到行业政策，导致即使上市也不能全部变现。”王求乐说。
在王求乐看来，国内的退出渠道确实受政策影响比较大，一会儿开一会儿关。“但不管开也好，关也好，监管层的目的不是为了把市场搞坏，而是为了搞好，但这需要一个调整的过程，我们坚信市场最终能变好！”
虽然政策因素使得国内文娱资产的并购变得较为谨慎，但一些好的公司，还是有上市公司愿意以全现金的方式来收购。
并购是目前互联网阶段最主要的退出方式之一。从10年到15年，互联网并购的比例非常大，但是在互联网浪潮过了之后，由于对流量需求的下降，并购的需求也在减少。
黄璜认为，如果是好公司，也不一定非要绑死在一棵树。现在港股和美股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虽然收益没有国内强，但条件也挺优越。
目前，国内的IPO在加速了一两年之后，已经消化得差不多了。这也为创业公司提供了更多的选择，创业公司可以选择A股、港股和美股，还有新三板。
“我们现在基本不会选择新三板，因为流动性太差了。”一位投资人讲道，他说有些企业本身已经发展的非常好了，但就是因为新三板流动性太差，退不出来，搞得特别辛苦。
“我现在希望阿里巴巴能回到香港上市。”今年1月，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在与马云对话时，表达了香港渴望“拥抱”阿里巴巴的心愿。
4年前，因无法接受阿里的不同投票权架构，港交所错失了阿里巴巴。去年12月，港交所通过了同股不同权的改革措施，将允许不同投票权架构的高增长及创新产业公司在主板上市，这主要就是针对内地的新兴企业所做的改变。
此外，二手基金的快速出现，也给一些项目多了一种退出的渠道。目前，国内的大部分基金都是在2010年前后成立的，基本都快到期。虽然通过这种方式退出收益会减少，但至少能帮GP解除一些负担。
这也是国内风险投资所面临的问题之一，由于过去中国经济一直处于高速增长的周期，所以大家对于回报的预期都非常高。
“但是随着社会财富总量越来越大之后，所有财富都追求高回报，是不现实的。而掌握财富的人，也会逐步回归理性。”马志强讲道。
王家卫的《一代宗师》中有一个镜头，是赵本山饰演的丁连山在熬蛇羹。
赵本山告诉他师弟，蛇羹最重要的是火候，火候过了不行，不到也不行，就是要刚刚好！
“投资也是一样，项目投完需要一个过程，有些项目三五年甚至十几年都很正常。中国有句话叫瓜熟蒂落，有些东西你着急是没用的。”李明说。
“所以做投资要有长期心态，你总想投了就立刻看到钱，肯定就会焦虑。”
后记
春节过后，丁厅的二期基金很快就要close了，与合作伙伴共同发起成立的新基金也开始投项目了。眼下，丁厅觉得最重要的是先把这两期基金做好。如果前面两期就搞砸的话，后续就很难再募资了，圈内的口碑也会受到影响。
过去的一年，对他来讲，正在经历从比较失落迷茫到目标比较清晰的过程。
两位创业者最终讨论的结果是，春节后发ICO。“过年韭菜们都回家了，会形成一定的宣传与示范效应，年后会有新的韭菜入场。”其中一位讲道。
很多人说，如果几年前买了比特币现在就会赚多少，但胡翔认为这样的假设没有意义。“我没有对比特币、区块链做过研究，这也不在我的能力圈范围，每个人都只能专注自己的领域，有很多项目不是我们考虑的范围，尽管发展很好，但跟我没关系。”
过去的一两年，以比特币为代表的数字货币创造了成百上千倍的收益神话。
“但问题是你是不是每年都能这么高？”李明说。
“巴菲特的收益其实并不高，每年只有百分之十几，但可怕的是几十年都能保持这样的收益，这才是做投资最难的。”